小米5root软件:奴性意识与回归自由

一、人性与人格的关系

中国古代对人性的思考,孔子提出“中性”说,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只是由于受后天的影响而不同,即“性相近,习相远也”,以及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论”。这种看似矛盾的探讨使人们意识到认识人的本性的艰巨性。《现代汉语大词典》对“人性”的解释是:①人的本性或曰人的本能。②人所具有的正常情感、理性。基于对人性的变与不变的矛盾理解,马克思以其严密的辩证逻辑思维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在社会关系层面上的人才具有人格。

《现代汉语大词典》对人格的解释是:①人的性情、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②人的道德品质。③人按照法律、道德或其他社会准则应享有的权利或资格。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阶级的出现,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站在主体的角度制订法律、道德规范、社会准则。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所实行的法律,道德准则制约下的人多具有奴性,等级森严的体制下的人格也具有等级性;民主社会的人格多宽容,人格是彼此平等的。②奴性会逐渐演变为一种奴性意识。在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看来,人作为存在物,本身就受存在的奴役;当人在存在中受奴役的时候便去信奉上帝,上帝是人奴隶般的敬拜的对象,人又受上帝的奴役;面对广阔无垠的空间产生了阵阵的敬畏感,而空间对人及其命运完全是冷淡的,人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是宇宙等级有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人受自然界的奴役;人是在几千年的文明时期内被社会化了的存在物,社会要求个人的服从,人仿佛生活在社会的催眠状态之中,只会感到自己是受奴役的;人创造了文明,为的是摆脱自然界自发力量的统治,结果却恰恰相反,文明使人的生存客体化,又成为文明的奴隶;最后,人受自己的奴役。“人的奴役不但在于外在力量在奴役他,而且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还在于它同意成为奴隶,在于它奴隶般地接受奴役他的力量的作用……在集权国家里,所有的人都是奴隶。”③正因为人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尼古拉在追求一种个性“,人是迷,不是因为它是动物,不是因为它是社会存在物,而是因为他是个性,而且只因为他是个性。”④他试图从精神个性出发来寻求真正的自由,“对自由的爱,对解放的渴望,已经是人的某种高度的标志,并证明着,这个人内在的已经不是奴隶。”⑤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一种范式:人受奴役(人不再是人)———个性(人的觉醒)———自由(人的追求)。历史的发展总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人去思考人类自身及其生存的状态,经过这种反思,人才会意识到对现状的困惑,从而去改变这种现状,促进人自身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奴性人格的根源及其历史轨迹

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这种经济形态的极端稳定性造成人们思想的保守性,这是奴性意识的经济根源。马克思对小农经济作过具体而形象地说明:“小农是一个广大的群众,其成员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但是彼此并不发生繁杂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它们相互交往,而是使它们相互隔离。……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群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群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州区。”⑥正是这种相互隔离,减少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使得人们大多安于现状。即使是偶然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也动摇不了自然经济的基础。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历史无非是在两种时代循环: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从专制体制来看,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专制主义,并且将其上升为意识形态从而控制整个社会。专制主义首先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最高权力集中在“执长策以御天下”的皇帝一身,地方行执政长官都由中央派出,层层节制,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张严密的网络体系,除了皇帝之外,每个人在这个严密的网络体系中是找不到“自我”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虽然居于统治阶级“金字塔”的顶端,但仍然是“天之子”,这样,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这种被动性的日益作用,使所有的人都趋向于一种意识中的奴性,从而失去了对自由意识的追求。

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为统治阶级的“软工具”。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发生了改变。儒家学说注重的是对基本人际关系的思考,孟子的“五伦说”认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礼仪》宣称:“父至尊也”“君至尊也”“夫至尊也”。这种对人际关系的定位,就表现了尊卑和贵贱的区别。很显然,卑者、贱者必然具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奴性。到了西汉末年,《礼纬·含义嘉》中则明确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不仅是一种道德原则,也是政治原则,将政治原则上升为“天的意志”,从而也就体现了该原则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神圣性。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将这种关系扩展到整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充满了奴性意识。

从宋代起在思想领域大力宏扬儒学,广兴教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空前兴盛起来。在思想文化的高度树立一种道德规范,但这种努力又恰恰走向了极端, “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很好的证明。这种思想抹杀了人的本性中的本能部分,人只能成为道德教化的牺牲品。

主奴意识绝对化,神圣化,成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⑦君、父、夫的权威性是不可辩驳的;臣、子、妻只能成为附属品,后者对前者的奴性服从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人不但受外在思想的奴役,更重要的是受内在意识的奴役。将这种错误的观念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加以肯定、弘扬,当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时,超越了人所能承受的界限时,这种奴性意识恰恰又会成为渴望自由的渊源,希望得到精神上的解脱。

三、奴性意识的初步瓦解、死灰复燃和人的回归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将“民主”与“科学”引入中国作为启蒙的旗帜。民主的宽容和平等解除了人格上的不平等;科学的理性避免了沉迷于奴性意识之中。新文化运动具有启蒙的性质在于民主和科学的目的是要追求自由精神。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将“自主自由之人格”列为六大启蒙主题之首位,并将“人权”与“科学”并归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⑧在此基础上的“五四”运动是在中国历史上对奴性意识最直接、最彻底的反抗,提倡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介绍近代西方的个性主义思潮以及人道主义。“五四”运动颠覆了儒家文化的理论体系,却未能建立起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其根本原因在于“五四”运动的启蒙只是一种“工具理性”,未能上升为“价值理性”。民主和自由本身已经成为社会追求的价值本身,是基本的和最高的价值,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的现代性意义的重要标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原因是价值理性的缺失,“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就在于人们以一种狂热的心态将奴性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上层领导者使得个人专制倾向变本加厉,党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一片混乱;下层民众陷入了盲目的个人崇拜,领袖被不正常的神圣化,奴性意识泛滥。再完美的口号和理想,一旦缺失“自我”的根基,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当这种幻想作为权力者的工具时,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奴性意识没有被正确的引导,却使其走向了极端———人性被扭曲、人格被错位,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就是不健康的、病态的。

从奴性意识回归自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自由意识的重新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传统文化的惯性一时难以从根本上克服,当前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没有达到“真”的水平,传统文化本身的“真”的水平。必须找到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切合点,这种切合点不应该带有意识形态的成分。这个切合点无疑是“人”,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价值的重新审视,是构建自由的基础。其次,不能忽视物质的东西。任何毫无理由的蔑视物质的态度都是错误的,也是违反人的本性的。在当今时代,更应该关注对待物质的态度,也就是说,物质概念下的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物质占有上的相对公平才能真正消除人格意义上的不平等,如果撇开了这一点,所有的理论都是空谈,社会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必将导致人们思想意识的歪曲和裂变。当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总量上的优势使我们意识到构建自由意识已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基础。第三,精神自由。精神自由往往表现为一种高雅和品位,对自己存在价值满足之后的幸福感,扩展开来,其表现就是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以及整个社会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