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术与制度之别

双典批判 刘再复猛批《水浒》《三国》 指其荼毒中国人

　　本书上部已说明，《水浒传》是中国的一扇地狱之门，那么，下部将说明，《三国演义》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最黑暗的地狱在哪里？最黑暗的地狱不在牢房里，不在战场里，而在人心中。《三国演义》显露的正是最黑暗的人心，它是中国人心全面变质的集中信号。也就是说，以《山海经》为标志的中国童年时代那种单纯的人心，发展到《三国演义》已全面变质变态，彻底地伪形化。《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

　　《三国演义》展示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一个人心险恶的时代；是一个各路战旗飞扬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数人头落地的时代；是一个智慧发展到最高峰的时代，又是一个阴谋发展到最成熟的时代；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亮的时代，又是一个人性最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人心愈险恶、面具愈精致、伪装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这个时代是战乱的时代，其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关键不在于身具万夫不当之勇，而是身戴无人可比的面具。面具决定一切。一九一七年李宗吾先生（1879-1944）的奇书《厚黑学》出版。他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三国演义》的总效果是不断制造出没有心灵却有心计的“三国中人”。当今有些政治人与经济人，虽不知李宗吾先生的感愤之言，却记得厚黑二字的深意，并变形为新厚黑学，鼓吹要在政坛上与商场上成功，就要具备厚脸皮与黑心肠两样东西。这些被欲望所主宰的厚黑“学人”，倘若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说不定也会把鲁迅揭露中国旧文化“吃人”理解为要得到荣华富贵就该去“吃人”。李宗吾先生用彻底的语言说明《三国演义》中二雄的本质，倒是说到要害上了。这部经典所集中的诡术、权术、心术，真是又黑又厚。

　　本书上部对《水浒传》进行文化批判，要点是对暴力崇拜、暴力趣味的批判；而对《三国演义》的批判，重点则在于揭示权术游戏的真面目。在对《水浒传》的批判中，笔者批评了李卓吾赞美“第一活佛”李逵，竟然沉浸在暴力趣味的品赏中。对于李卓吾先生这位异端思想家，笔者即使在批评他的暴力趣味时，也充分理解他的本真性格。他是“童心说”的草创者，自己想当“真人”，也崇尚“真人”。而真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丧失人性本真本然的权术、心术、诡术等。他欣赏李逵，就是把李逵当作“真人”的典范，而李逵的砍杀，也被他视为是孩子的游戏。他忘记真人可以有真性情，但不可以有真残暴。“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语），这不可以当作儿戏。在对李卓吾的批评中，笔者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经典的根本区别也更为明晰了。我想，李卓吾可以赞美李逵，但不会赞美刘备与曹操。这就是说，《水浒传》尽管充满暴力的血腥味，但没有《三国演义》那一整套的权术与心术。尽管《水浒传》中也有吴用施行的诡计，但与《三国演义》那种厚脸黑心的权术体系相比，那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吴用的计谋只能算小策略，不能算大骗术。而《三国演义》则充满大骗术。

　　中国的民间智慧产生了一个既朴素又深刻的劝诫：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一民间真理启迪我们，人进入成年之后，不可走向《三国》。这是一种教人自救的智慧。中国文化系统虽有《三国演义》，但也有《道德经》，前者引导人们走向成熟的圆滑、成熟的世故，让你赢得全套的生存技巧与生存策略；后者呼唤你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让你拒绝世故与圆滑，放下一切心术与面具。两种文化，两种人生方向。民间智慧关于“老不看三国”的提醒，实际上是心灵大方向的提示。本书不过是在发挥民间智者早已揭示的真理。

　　中国这一民间智慧产生于何时何地何人，笔者无从考证。但是，这种提醒在知识人士的层面上也早已有之。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就提到陆祁孙的警告：

　　……尚乔客《持雅堂文集》卷二《关庙碑辨》记许昌关庙有碑谓庙即“秉烛达旦”故址，因叹“好观小说”之误人。《水浒》、《封神》中人物多不见经传，事迹亦奇谲荒唐，士大夫鲜以为信史。《三国志》则不然，弥近似而大乱真，读者忘其不实无稽，误以野语为雅驯之言。故陆祁孙《合肥学舍札记》卷一：“余深恶演义《三国志》，子弟慎不可阅。尝见京朝官论蜀汉事，有误引演义者，颇遭讪笑。甚至裒然大集，其中咏古之作，用及挑袍等事，笑枋流传。”章实斋《丙辰劄记》谓周仓见《三国演义》，“儒者所弗道；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而其《外集》卷二《华陀墓》七律二首即用《演义》七十八回、二十三回事，又以吉平误为华陀，正复躬自蹈之，岂非《演义》浸染之深哉。严元照《蕙櫋杂记》：“王文简《雍益集》有《落凤坡吊庞士元》诗；元人撰汉寿庙碑云：‘乘赤兔兮从周仓。’皆出《三国演义》。”……

　　（《谈艺录》第71节，引自《钱锺书集·谈艺录》下卷第690页，北京三联，2001年版）

　　陆祁孙在《合肥学舍札记》中警告：对于《三国演义》，“子弟慎不可阅”，用的是决断的语言，毫不含糊。而史学家章学诚则认为《三国演义》只可作故事看，而“儒者弗道”。知识人的心灵切勿向它靠近，这也是笔者的意思。从文学批评角度上说，应肯定《三国演义》是文学杰作，但对其精神内涵，则须警惕，勿被浸染。与章学诚同时，清代顾家相在他的《王余读书廛随笔》中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此说极是。《三国演义》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实在太深太大。

　　一、权术与制度之别

　　《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但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负责的政策与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宋代叶适所作的《宝漠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写道：“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项，十分准确，权术的主要特点正是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叶适这句话的重要性还在于说明，中国汤尧禹舜时代的上古原形文化，没有权术，只有真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等著作出现，中国文化才发生巨大的伪形，出现权术政治游戏的第一个高潮。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代，则出现第二次高潮，后一次高潮，其规模之大、谋略之深、诡计之细密，是第一次高潮无法可比的。

　　倘若如叶适所言，“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那么，《三国演义》中的权人权术家们则相反，可谓“三国诸王有权术而无至诚”，个个都极会伪装、极善于耍弄阴谋诡计。被《三国演义》捧为正面形象的仁君刘备，其特点也是只有权术而无至诚，或者说，只在拜把兄弟的小圈子内有真诚而在圈子之外则无真诚。刘备的胜利，乃是伪装的胜利。

　　权术归根结底是种手段和技巧。“术”本来是与“道”相对立的概念。世无道，术便勃兴。中国文化以诚为本，诚能通神，诚即道，因此，世无诚时术也勃兴。三国时代是个战乱时代，中国文化中的“道”到了此时已全面崩溃，权术家们口中念念有辞的道，只不过是“术”的面具。曹操对皇帝早已失去忠诚，但还需要皇帝做招牌，“挟天子以令诸侯”，此时维护天子，不是道，而是术。

　　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讲的道，在现代文化中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如果我们暂且悬搁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表达，那么，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的道，主要应当是指制度。而权术恰恰是制度崩溃后的产物，中国的权术那么发达，就因为制度无效，反而是权术机谋有效，生存技巧有效。钱穆先生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得其要点，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特别指出“制度与法术”的对立，两者此起彼伏，制度衰则权术兴。分清“制度”与“法术”这两个基本概念极为重要。他说：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件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界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呢？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引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五讲“清代”，

　　台北大中国印刷厂，1966年版）

　　钱穆先生说，有些朝代有制度，如西汉、唐代；有些朝代则空有制度之名，实际上只有法术，如东汉、清代。东汉的第一位皇帝刘秀就开始露出术的端倪，到了汉末，则完全是权术的天下。当时政治大舞台，成了一个傀儡皇帝（汉献帝）当看守的权术较量的大擂台。各种制度只是一张废纸，连圣旨也是废纸（只有密旨密诏在求诸于人），那么，要存活就只能靠玩手段与玩技巧了。谁玩得好，谁就是胜利者。钱穆先生在论述制度与法术的区别时还指出关键性的一点，就是凡热衷于法术者都有私心，这一意思实际上是说，凡玩弄权术者都是心术不正者。品端心正的大公无私者依仗健全的制度，无须依靠政治技巧和其他生存技巧。制度应体现社会公众的利益，权术家们一旦确认制度的权威，必定会损害自己的私利。《三国演义》中诸方的首领，从曹操到刘备、孙权，从曹丕到司马懿，哪一个不是私心当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