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古文字

相传汉字是黄帝时一个叫做仓颉的史官发明的。现代的学者已经没有人相信汉字由一个圣人发明的说法了。汉字是汉民族的祖先应记录和交际的需要集体发明并且在长期的使用中完善起来的一个符号体系。

考古工作者在距今八千年至六千年的出土文物上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刻划符号，有些符号与后代的文字相似，汉字应当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产生的。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是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的殷墟甲骨文。稍晚有殷商与西周时期的金文，再晚一些的有战国文字。

小篆又叫篆书，本来也是战国文字的一种，但是它被延用到秦汉时代。

隶书出现于战国晚期的秦国，秦汉时期延用下来，汉代成为一种普遍应用的主要书体。

秦汉统一以后，汉字由隶书发展出草书、行书，汉魏之际产生了楷书。直到今天，楷书是我们使用的主要书体。

学术界所称的“古文字”，指的是“先秦古文字”，即秦代以前的所有文字。以前有人分析历史上汉字的构形特点，认为隶书表现出明显的符号化特征，由篆到隶的变化过程称为“隶变”，隶变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相传隶书是秦始皇时程邈发明的，那么秦代就是古今文字转变的时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从战国时期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的隶书竹简，还有几件写着隶书的木牍，表明战国时秦国人广泛使用隶书抄写公文、著书立说、写书信。这一发现不仅证明了程邈造隶传说的不可信，还使古文字研究中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战国秦隶研究。

小篆的形体后来是被归入古文字中的，现在看到的小篆，除了少量的战国和秦代器物上的篆文外，汉代碑刻中的篆文也为古文字研究者所关注。大量的小篆字形是通过传抄、传刻途径传下来的，集中地收录在汉代人的著作《说文解字》里。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它存在和应用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当年的商王十分迷信，相信天上主宰万物的神（称为“帝”）和冥冥之中自己的祖先随时都在监督和干预着人世的各种活动。因此，无论是战争、祭祀、农业生产，还是狩猎、王子王孙出生、商王患病、风云雨雪等自然界变化，甚至商王做梦，都要向鬼神征询，征询的主要手段就是占卜。

商代人占卜的方法是通过烧灼使龟甲和兽骨上显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的形状来判断吉凶。占卜的目的是要预测一些事情的发展结果，预知一些做法的妥当与否。为了在事后对占卜的准确性进行验证，商人便在甲骨上的裂纹（称为“兆”）旁边刻上文字，记录下这次占卜的时间、主持者、占卜内容等。由于商人占卜的内容十分广泛，这些为验证占卜而刻写的“卜辞”就记录了当年人们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保留到三千多年以后被发现并挖掘出来，就成为人们研究当年的社会状态的珍贵文字材料。

这些商代人占卜用过并刻写了文字的甲骨埋藏在地下，直到十九世纪末年才被学术界发现。清朝末年，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的王懿荣是一位在小学和金石学方面有着很高造诣的学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年），王懿荣在一个古董商人手中的古物中见到了甲骨，看到上面刻写的文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些非常古老的文字，并试着认出了其中的一些字。于是尽数地收购所见的甲骨，又嘱咐古董商人继续为他搜求。经过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等学者不懈地搜集、收藏，并把这些珍贵的材料印刷成书，甲骨材料终于成为了可以被学术界用来进行多领域研究的文献。

从 1899年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甲骨经历了从私人盗掘到国家组织的科学发掘，甲骨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市的小屯村也已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出土的甲骨计有十几万件。人们利用甲骨上面的文字记载进行研究，在历史学、文字学、语言学等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经研究，甲骨文中出现的古汉字有单字大约 4500个，其中约三分之一已经认识。甲骨文字的构形基础是对客观事物形象的描绘和对其特征的表现，例如：“ ”象太阳形，“ ”象月牙形，“ ”象细身长尾之狗，“ ”象四蹄有鬃的马，“ ”象牛头，表现直角的特征，“ ”象羊头，表现弯角的特征。甲骨文字正、反写无别，“合文”是甲骨文字的又一特点。

但是，甲骨文仅仅是当年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使用的一种字体，当年普遍使用的是用毛笔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尚书·多士》记载周成王告诫殷商旧有的官员说：“惟尔知，惟尔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明商代已经有了“册”和“典”。甲骨文中的册作 ，象用绳索编联的竹简形，“典”作 ，象双手捧着编联成册的竹简。这些简册上的字是用毛笔书写的。人们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已经见到了用毛笔书写的字。商代金文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当年人们用毛笔书写的文字的状态，用甲骨文字与商代的金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甲骨文是当年人们在长期的契刻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适于用刀子刻写的字体。其特点是：

1、 变圆弧形笔画为方折形笔画

2、 变块形结构为线形结构；

3、 尽量简化字的结构。

因此，有的学者称甲骨文为当年的一种俗体字。

二、金文

“金”指的是青铜，“金文”就是铸造或者刻写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世界上各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大都经历过青铜时代。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青铜器开始发达起来，考古所见的青铜器，从商代、西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时代都有大量的使用。但就器型的豪华、纹饰的精美而言，商代晚期至西周是其极盛时代。贵族使用的青铜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和筵享的场合，称为“礼器”。常见的礼器有钟、鼎、簋、鬲、甗、盨、簠、豆、盘、匜、壶、卣、觚、角、觥、铙、钲、镈等。铭文大多数是铸刻在这些礼器上，因礼器以钟和鼎为代表，所以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旧时称作“钟鼎文”。其实，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除了见于礼器以外，还见于兵器、车马器、量器以及其他杂器，以“钟鼎文”为名难以概括所有的青铜器铭文（考古发现的古器物文字，还有金器、银器、铁器上的铭文），因此，近代学术界把这些主要见于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

现在所见到的金文，最早的是商代晚期铜器上的铭文，这些商代的铭文往往比较简单，至西周时期，青铜器上所铸的铭文达到了全盛，可以见到不少长篇巨制，降至战国时期，铜器铭文逐渐衰落。因此，通常所说的金文往往是西周时期的文字，比殷墟甲骨文略晚一些。

青铜礼器上所铸刻的铭文的内容，最多见的是有关祭祀的，如“作××宝尊彝”，意思是制作祭祀××用的珍贵器皿，这表明了古代礼器的最主要功能。也有一些铭文记载了作器的日期（某年、某日），作器的缘由（或受周王的封赏，或在战争中有所俘获），还有一些铭文记载了一些作器者认为值得纪念的事（交易、诉讼、参与重大活动，接受赏赐奴隶、土地，踏勘得到的土地等）。因此，金文所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丰富，运用金文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古代的语言文字，比运用甲骨文更方便、直接一些。

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少者一字，多者可以是几百字的长文。著名的大盂鼎铭文 291字，而毛公鼎有铭文 497字，是迄今所见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不断有铸有重要铭文的铜器出土。例如， 1976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的墙盘，铭文 284字，作器者历数自己的高祖在武王时，乙祖在成王、康王时，及亚祖和父亲的事迹，对于西周早期的历史和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再如 1980年陕西省长安县出土的多友鼎，铭文 278字，记载夷王时代一次抗击 狁进犯的战争。而 1978年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鼎有铭文 469字，文辞优美，史料重要，是迄今所见最长的战国时期铭文。

从字形看，周代的金文继承了商代甲骨文字的体系：也是以描摹事物的形象和表现其特征作为构形的基本原则，字形也是正反无别，“合文”现象比甲骨文减少了许多。金文多数是当年人们用毛笔写出底本，照样制成泥范再翻铸出来的，反映的是当年毛笔书写的字形状态，笔画丰满，块面形结构和笔画的粗细变化都是当年人们用毛笔写字的习惯。

《金文编》正编收有 2420个单字，晚出的《金文形义通解》收有 2655个单字。由于新发现铜器的出土和考释研究的进展，现在人们所知道的金文早已超过了这个数目。

三、 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指的是上起春秋末年，下迄秦统一中国这一历史时期内所有的出土或传世古器物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分类标准是文字依存的材料，而战国文字的分类标准是时代。因此，从逻辑上看，战国文字所概括的内容与甲骨文和金文有重合之处。实际情况是，战国文字这一概念中也包含有战国时代的金文。

战国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人们为了研读古文写本的儒家经典，便开始了对战国文字的研究，所谓“古文”就是战国文字中的一种。但是，与考古学相结合，对战国文字进行科学的研究，是晚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的。

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创立的时候，学者们面临着几个大的问题。一是战国文字所依存的材料种类繁多。由于时代相对较近和战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出土的战国时期遗物的种类比起商周遗址所出古物要多得多。战国文字或写，或刻，或铸，或嵌印，载于众多品类的古物上。常见的有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玉器、石器、陶器、木器、漆器、竹简、木牍、绢帛、货币、玺印、封泥等。二是战国文字材料多比较零碎，往往是几个字的题识，因此对战国文字的研究又被称作“题铭学”。三是从字形来看，战国时期的文字大多比较潦草。这是因为从春秋末年开始兴起的平民教育使读书写字之事走出了贵族的圈子，使用汉字的人数空前增加，平民书写汉字往往更重实用的缘故。四是战国文字的形体并不统一。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写法可能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影响了文化的交流，同出一源的汉字到战国时期已经发生了形体分化。

以上四种情况使得战国文字的研究比起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来更加困难。一些战国文字材料虽然早就出土传世，却长时期无人问津。

二十世纪初叶，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一篇文章中将战国文字分为两部分：西土文字与东土文字。后来， 唐兰先生表达了相同的主张，将战国文字分为秦文字和六国文字。战国文字二分法使人们对战国文字的认识得到深化，直到今天仍有它的应用价值。五十年代末， 李学勤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将战国文字分为五种类型，每种类型以一个国家代表。这种划分方法后来被学术界接受并改进，形成“战国文字五系说”：秦系、楚系、齐系、晋系、燕系。比起“二分法”来，“五系说”对战国文字的分析更为精密科学。“五系说”的提出，不仅为战国文字的考释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战国时期文化分布的认识。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战国文字材料都已经得到释读。九十年代发生的一件大事是新的战国文字材料的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1993年 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中，发掘出一批战国时代竹简，共 800多枚。经整理，知道有包括《老子》、《太一生水》在内的十四种儒家、道家著作。这些著作，有的与传世著作相合，有的是已佚失多年的古书。在此之前人们见到的楚简大多是遗策（即随葬物品清单），而郭店楚简使世人第一次见到了二千多年前人们阅读的古书。丰富的字形材料、长篇的论述，与传世典籍相同的章节都给古文字的考释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不仅如此，这些二千多年前古书的再现使人们对古代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讨论，战国文字研究牵动了多种学科研究的蓬勃发展。郭店楚简之后，一批又一批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的楚简、秦简被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