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环有贴膜吗:沙尚之：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女市委书记陈修良

沙尚之：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女市委书记陈修良  

2010-06-28 03:17:44|  分类： 人物纪事 |  标签：反右  冤假错案  地下党  坎坷人生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陈修良（1907.7-1998.11）又名陈秀霞，陈逸仙，陈逸，道希，莫湮，葛覃，阿纳。

少年时在宁波女子师范就学，大革命时期党员，1925年入团1927年在武汉任向警予秘书时转党。1927年11月-1930年7月莫斯科共产党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1931年全国海员工会赤海报编辑，为接上党的关系和躲避叛徒的追踪，1933年初流亡日本，为远东国际情报局工作（主要是收集并分析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战略情报），1935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和妇女工作。1937年上海党组织恢复时在群众委员会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妇委和学委工作。1942年随省委撤退到到新四军根据地以后，做过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编辑，华中建设大学财经系付主任和党的书记，华中局城市工部南京工作部长等职。1946年4月到解放，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解放后历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妇联副书记兼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和高等学校党委副书记等职。1955年初到杭州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

因1956年曾在党代会发言要求党内民主，对知识分子政策与苏联肃反提出质疑等问题于1957年下半年被错划为极右派。1958年以后在加兴和杭州大学外语系劳动。1979年平反回到上海，在市政协文史委工作，1983年1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党委顾问，党史研究员，于1988年离休。她专注于研究党史，撰写了几百万字的文章和回忆录,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关心。1998年11月6日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

生乱世, 秋风秋雨愁煞人

1907年7月11日陈修良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呼童巷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大家庭中。父亲陈宝善在她周岁时便逝世,留下母亲及一个孪生姐姐，陈维真（陈逸僧）。

由于异母兄弟与族人勾结争财产，使孤儿寡母在封建大家庭中遭到无情排斥。母陈馥（原名：袁玉英）是一位识大体有智慧的妇女，具有很强的反封建专制的意识，在大革命时期，她长期从经济上生活上帮助宁波早期党组织，被宁波党员誉为“众家姆妈”。陈修良姐妹出生之时正是辛亥革命的“鉴湖女侠”秋瑾遇害之际，秋瑾的英勇气概深深震撼了陈馥的心灵，她决心把自己的女儿也培养成这样有骨气的人，从小就将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诗句诵读给孩子们听，产生了陈修良终生以国家民族的兴亡为己任的最早影响。

为摆脱旧家庭，争取独立的生活，1922年陈馥送陈修良去宁波女子师范（现为月湖的宁波二中）。因她自幼聪慧，擅长古文和书法，在学校任班长。经同学介绍，与当时正在上海蔡家执教的沙孟海通信，并拜师接受文章与书法指导。沙孟海为这位书法与写文章方面很有发展前途的女弟子起名为陈道希。

道希深受孙中山革命影响，又为自己改名陈逸仙，姐姐改名为逸僧。1925年春孙中山逝世，不久“五卅”运动爆发中国进入大革命时期。宁波四中是最早发起学生运动的学校，沙孟海兄弟的老四沙文威是四中学生，他到女师宣传还批评女师太“落后”了，这给陈修良很大刺激，随后她即积极组织女师响应，被学生选举出来担任女师的学生会主席、女师的宁波学联代表和学联秘书参加宁波的大革命时期学生运动。1925年7月她撰写“救时刍议”，号召市民起来反帝反军阀。她因此被学校作为“过激分子”开除.1925年10月转至杭州女中继续求学至毕业。在大革命的浪潮强烈影响下，她不得不违背了沙孟海老师的期望，放弃了成为书法家的打算。1926年2月进上海国民大学文科学习。在校期间由徐玮（烈士）和孙鸿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从事学生会和沪西工人学校的活动，从此走上不归的革命路。

       1926年8月在北伐大革命高潮中她与沙文求 （沙孟海兄弟老二）结伴赴广州中山大学，同时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团的组长，广东青年团宣传部委员至同年12月。1927年1月至4月随少共中央书记李求实（烈士）赴湖南长沙。在团湖南省委宣传部做干部训练和学校支部的领导工作。

1927年4月至10月调往湖北汉口，担任向警予（烈士）的秘书并由向警予介绍转为正式党员。七月 “宁汉合流”汪精卫公开叛变，大革命失败，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以书记张太雷为首的湖北省委为了保存党革命力量，安排一批青年干部撤出汉 口，到上海集合赴苏联莫斯科学习。从上海港出发至海篸威。

遭挫折，辗转异国他乡

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陈修良（当时名陈逸）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又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策略。在莫斯科她遇到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赤色职工国际负责人余飞，此人隐瞒了在老家已有家室的事实,与当时才二十一岁的陈逸于1928年秋结婚，1929年6月在苏联生有一女（留在苏联，作为苏籍公民1955年秋第一次到中国）。

这年夏秋之际，以王明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支部局”的宗派小集团加剧了与大多数学员的矛盾，当时苏联“反托派”，“清党”开始，残酷迫害大批与他们不同意见的人，因未与王明小集团合作,致使无法继续学习。1930年7月陆定一，邓中夏，余飞，陈修良一起离苏回国，10月回到上海。

上海时值“立三路线”盲动主义，在党团组织合一的“行动委员会”指派下陈修良曾在上海丝厂工作委员会工作。1930年11月调至全国海员总工会任秘书和代理宣传部长,并负责“赤海”周刊的编辑。1931年1月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在上海利用六届四中全会篡权。广大党员对王明一伙的行为强烈反对，在全国海员总工会书记陈郁支持下，由陈修良起草不同意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意见向中央报告。3月主持中央组织工作的康生（赵容）等人代表王明为首的中央宣布陈修良为“右倾”，“反党”而停止工作。

余飞回国后,继续欺骗陈修良与原妻联系, 1932年初,他索性称病离沪回到安庆老家.同年9月余飞在安庆被捕，当即向当局告密了正在安庆教育厅工作的沙文汉（化名沙房山）。沙文汉闻讯逃离安庆到上海,并以急电通知在上海的陈修良，使她得以迅速转移而未遭牵连。余飞是要犯，很快便从安庆解往南京，在“中央日报”公开发表叛党声明后亲自到上海，宁波等地帮助国民党当局追捕陈修良。沙文汉通过在上海美专学习的弟弟沙季同再找到躲藏中的陈修良.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母亲陈馥和沙孟海又一次成为她和沙文汉的保护人。在陈馥帮助下，她和从安庆逃脱到上海的沙文汉躲进了租界并不断搬家。陈修良得知余叛变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书面声明，正式与余飞断绝一切关系，此举得到党内通报嘉勉。1944年整风时潘汉年出面正式为陈修良证明了这一段历史。

沙文汉得知他的一位老同学汪孝达在日本东京有党的关系。陈修良与沙文汉决定去日本,以躲避叛徒追踪和寻找党的关系。两人于1932年末结婚,并由大哥沙孟海帮助从教育部办好两人去日本留学的必要文件，1933年2月出发到日本。

他们在东京通过汪孝达认识陆久之，陆久之在日本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工作，通过他与上海党中央特科接上了组织关系。陈修良以早稻田大学学生为身份掩护，学习日语，沙文汉进了东京铁道学院，收集关于日本准备侵略战争与国内政治经济的情况。1935年，由于错误路线和党内的叛变活动，上海国际情报组织又遭重大破坏，党的关系再次失去。为找到组织关系陈修良夫妇于1935年10月回到上海。

孤岛抗日，根据地整风获解脱
         
 1935年秋的上海，党中央已撤离，组织遭重大破坏。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只有不到一百位党员分散在各处进行自觉斗争。陈修良一面找组织，一面以“莫湮”，“葛覃“等笔名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参加抗日救亡文化运动。1936年通过姐夫徐诚志找到季步飞（季明）和尚未破坏的中央情报系统的高原接上党组织关系。陈修良被派到救国会工作，从事上层妇女界的抗日活动，联系妇女生活社的一些女作家。

   1937年初党中央派冯雪峰同志了解上海党的情况，建立“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5－6月，中央又派刘晓到上海恢复组织。“临委“期间,王尧山为书记成立了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有彭柏山，王翰，王洞若，陈修良。陈修良负责妇女，文化，夜校等工作。“八。一三”后，日军全面入侵上海，租界成为“孤岛”。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翻开了上海和江南一带白区地下党斗争新的一页。残留下来的少数党员重新组织，坚持在上海孤岛的斗争。中共江苏省委以刘晓为书记，委员有王尧山，张爱萍，沙文汉。下设文委，学委，妇委等等陈修良担任妇委书记，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活动，为抗日将士义买募捐等。1938年陈修良转向领导学生和青年运动，首次在上海开辟了基督教青年会工作，通过青年会学生团契组织将抗日斗争的影响扩大到国际上；通过女青年会的劳工教育活动，大办女工夜校，宣传抗日、普及文化；她还组织孤岛学生的反对汪精卫叛国的斗争与反奴化教育运动，培育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和工人，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在这一时期，她在党内“真理”和“党的生活”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1939年陈修良根据省委要求，以母亲陈馥出面在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租赁一栋房子作为中共江苏省委秘密活动机关。

1940年王明小集团得知陈修良沙文汉，孙冶方在上海负责工作，博古即通知他们均须到延安去审查历史，因为凡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六届四中全会等问题上不同意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意见者都被他们认定为有“反党历史问题”。由于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路途不通陈修良推迟到年末出发。1942年初在陈修良北上延安途中经过新四军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是盐阜区停翅港,她遇刘少奇，陈毅，曾山，饶漱石等。正值刘少奇同志将赴延安，他们在武汉大革命时期已认识，陈修良提出同行去延安。当刘少奇同志问明情况后说：“此去路途艰险,你一个女同志没有必要去延安，华中局也是中央局,你可以在这里参加整风”。她被留在军部工作。1942年4月至11月受陈毅同志的委派办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任总编辑。

1943年1月盐阜地区日军大扫荡开始，华中局曾决定沙文汉和陈修良去浙江四明山浙东地区党委工作，当陈修良从苏北先回到上海，在等待办理“良民证”的手续期间刘晓，刘长胜也从根据地到上海，传达华中局指示：浙东新四军支队要北撤，沙文汉和陈修良重回淮南工作，取消了到浙东的计划。

1943年9月陈修良与王尧山夫人赵先再赴根据地。 为彻底解决自己的所谓历史上反王明的“反党”问题，陈修良要求到新铺镇的华中局党校参加整风，党校校长是彭康。由于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并有许多人为她的历史作了重要证明，这次整风对陈修良参加革命20年的历史和表现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肯定，澄请了是非，使她放下了自二十年代以来反对王明路线的所谓“反对党”有“历史问题”等包袱，终于使她获得解脱，更加激发了她的斗争意志。

入虎穴，战斗在敌人心脏

1945年10月华中分局谭震林付书记派陈修良到华中分局城工部任南京工作部长，先设在六合城内， 由于国民党撕毁国共谈判协定停战1946年初攻占六合，南京工作部被迫撤至天长县。根据这一形势，经华中分局党委和城工部长沙文汉同意，准备直接进入南京打开局面。3月，中央城工部刘晓从延安到带来指示：“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南京，上海加强党的建设”,决定成立中共南京市委,陈修良担任南京市委书记。1946年4月，她在淮南离别了丈夫沙文汉，也是她直接领导人，远离在上海的母亲和幼女，只身潜入被称为“虎穴”的南京。这里是国民党的心脏，不仅布满军警特务，而且还有大批当年同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叛变革命后留在国民党政府任要职并专门辨认和追捕共产党人。此前南京党已遭八次大破坏，牺牲了大批同志,陈修良是第九任市委书记.她是准备也上雨花台的。因此,临行时低吟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诗句丈夫作别，沙文汉遂写诗一首以壮行色，题为：“丙戍春送陈修良主持南京地下党工作，赠诗以壮其行”：

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

欲得虎子须入穴，今日虎穴是南京！

在南京，陈修良以“姑妈”、“张太太”等变换着身份的家庭妇女面目出现，昼伏夜出，单线联系。已化名为张登的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1946年秋奉令调入上海，担任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与张执一同志一起负责领导统战和策反委员会，直接分管领导南京市委的工作。作为南京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多次秘密到上海接受指令。 刘晓说:党要求她在南京这个虎穴作好5－15年的长期埋伏，坚持到最后胜利，她庄重地允诺了。

1947年四月，中央上海局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和陈修良在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陈馥家中一个亭子间开会，策划了不久后在南京爆发、影响全国的“五。二O”学生运动， 陈修良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利用抗战后全国人民厌恶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形势，通过南京地下党的学生运动委员会在南京中央大学首先发动，上海立即组织响应，由交大、复旦、暨南、同济等十多所学校到南京声援，运动波及到全国几十个城市，从政治上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的大后方开辟第二战场，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在1948年到1949年，根据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以陈修良为首的南京市委接受了上海局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情报与策反工作上，加紧准备迎接解放，严防组织的破坏，训练骨干等工作。上海局向南京派出史永(沙文威)负责策反,卢伯明负责情报,这两人由市委书记陈修良直接领导,向上海局负责.1948年底主管南京工作的沙文汉从上海来到南京，代表中共中央上海局检查步署了各项工作。此后，南京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1948年12月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俞渤驾B24型重型轰炸机起义，把炸弹扔向总统府（后因机械故障落到燕子矶）；

1949年2月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从南京开到上海后在吴凇口起义北上根据地；

 陈修良通过南京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的司长、检察长杨兆龙说服李宗仁总统释放南京和全国一大批政治犯，救出许多被捕的同志；

同年初，蒋介石的警卫师97师师长王宴清，在南京地下党的策划下渡江起义，交出许多重要江防军事情报。由于通过策反和获取绝密的江防信息，解放军三野先头部队八兵团司令陈士榘决定改变原来准备炮轰南京机场等重要地区的计划，避免了解放南京时大量的生命财产和古迹建筑的损失；

1949年春在国民党溃退以前，南京市委组织了地下党员和群众参加国民党的“应变会”利用合法手段维持工厂、学校、机关的秩序，保护财产和档案、阻止了国民党对重要部门和设施的破坏，使南京的水电供应到解放为止一直保持正常；

渡江前夕，南京地下党发动群众、动员和组织了火车轮渡和私营轮船公司的各种机动船只，保证三野35军在4月23日夜顺利渡江，24日和平地解放了南京，大批群众集合在长江边敲锣打鼓地迎接解放军进城。陈修良胜利完成了党组织交给她领导南京地下党的任务，于1950年在市委组织部长任上离开了南京，重回上海。

历坎坷，矢志坚贞写信史

五十年代初期陈修良在上海先担任上海市委基层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华东局妇联任副主任和副书记。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暨上海高等学校党委副付书记等工作.1955年初，因沙文汉已经调至浙江省任省长，陈修良随之调往杭州担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

1956年在浙江省第二届一次省党代大会上，她代表宣传口同志的意见，直言批评党内存在的不民主现象和部分省委领导人的一言堂作风、党政不分、对知识分子她认为是“士可杀不可辱”,还批评斯大林肃反错杀好人、并提出应按“八大”方针加强经济建设等问题。一年后的1957年秋,她因此竟被定为“极右派”。经过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1979年获得彻底平反。反右后陈修良曾到嘉兴劳动，与当地人民一起经历了“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体质羸弱的她带着一身严重的肠胃病，顽强地渡过了食不果腹的困难时期，但她把这一切视作生活的考验。六十年代初她曾在杭州大学外语系管过图书、编写日语教材。“文革”开始以后，再度受到隔离审。这位曾长期叱咤风云在白色恐怖下的女革命家，孤独地在杭州大学拖着病体，克服重重困难，承受着亲人沙文汉和母亲陈馥先后逝世的沉重打击，过着 “牛鬼蛇神”的非人生活。但意志坚定的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即使在“改造”中也从不间断学习和思索中国革命和党史中的许多问题。

1977年末陈修良被宣布摘去帽子。她要求回到上海。1978年1月，71岁的陈修良，历尽坎坷而毫不气馁，心中怀抱着历史的责任感与凝重的使命感重回上海。1979年正式平反后在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1983年1月出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党史研究员,1988年离休。从1978年到1998年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是陈修良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她全身心投入党史的研究，积极参加了各种党史问题的研讨会，写下大量文字材料。多次到全国各地参加党史研讨会议,多次回到宁波家乡参观沙文求烈士故居和樟村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陈修良在这一时期除了撰写人物传记外，还着重研究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关于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和前苏联对中共的影响、探究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关于党的城市斗争对中国革命的作用与影响、关于极“左”路线和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积极提出对于中共党史和人物的写作的意见,她说一定要将信史留给后人。

   1994年5月和1998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曾两次到华东医院看望陈修良，对这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表示了敬意，并与她讨论了对党史问题、反腐败等重要问题。

   1998年11月6日在留下了数百万字的遗作之后，九十二岁的陈修良平静地走完了坎坷的生命之路，与沙文汉一起走进了中国二十世纪悲壮的革命历史之中。她的主要著作收集在1999年出版的”陈修良文选”,为后人留下了一生的思想和经历.按照她的意愿和沙文汉一同安息在宁波东钱湖畔沙孟海书学院后面的万柳园。两人又得以相聚并且重新回了到哺育过他们的家乡的土地和人民的怀抱之中。  她的诗句被镌刻在墓前，向后人诉说着自己的生平和志向：

  “只因梗直访事功，凿枘方圆屡不同”

“谁怜冠盖锦衣梦，留得清名我不穷”

（沙尚之 2004年9月）
五柳村2010年6月28日收到
本文曾于2004年12月刊于  文化鄞州丛书：《名人之乡塘溪》，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号ISBN 7-80107-481-5
发表时名为：“巾帼英雄陈修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