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工装载机型号: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失去原因揭秘

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失去原因揭秘

 毛泽东一生对接班人的问题非常重视。尤其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更使他高度警惕。晚年中的他，时刻防止修正主义式的人物混进党内，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就逐步掌握了苏联的最高权力，经过不断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斯大林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独断的地位。从二十年代中担任党的总书记到1953年去世，斯大林执政近三十年。直到去世前夕，斯大林才匆忙指定马林科夫为接班人。由于马林科夫被指定为接班人的时间太过短暂，所以他既无法在苏联民众中产生巨大的威望，又缺乏在苏联党政高层中建立稳固的执政基础，因而斯大林逝世后不久，马林科夫就被赫鲁晓夫等人推翻了。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改斯大林过去实行的方针和路线，尤其是1956年斯大林逝世六年后，赫鲁晓夫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秘密报告”，更是控诉了斯大林个人独断、背离党的集体的行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斯大林的教训，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他开始思考：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4年，毛泽东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但是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这五项关于接班人的条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中国社会刚刚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过渡而来，其思维、习惯、体制等无法不受旧有习惯的影响。本该集体选举的“接班人”事实上成了由最高领导人指定。

 在几十年的执政生涯中，毛泽东曾先后选定过五位接班人。

  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曾问起毛泽东关于继承人的问题。蒙哥马利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当时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但是，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完这番话后五年，他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刘少奇打倒。

毛泽东还对蒙哥马利谈起斯大林的教训，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

但事实上，毛泽东选定最后一个接班人时也十分匆忙。1976年4月7日，他在提议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后，深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必须具备极高的声望。华国锋虽然为人忠厚，但是作为领袖资历尚浅。因而在他病重之际，曾作过这样的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从他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到他去世，时间只有五个多月。 

毛泽东究竟选定了哪几个接班人，他们又是因何获得毛泽东的器重？

刘少奇是如何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

     

  刘少奇是湖南人，他不仅和毛泽东是老乡，而且很早就有渊源。

  刘少奇和毛泽东最早的合作大概要算早期的安源大罢工时期。

  1922年初，担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毛泽东派刘少奇等到安源从事工人工作。刘少奇从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着手，逐步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5月，刘少奇领导建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9月，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安源路矿大罢工坚持时间最长、成绩也最为显著。刘少奇出色的宣传组织才能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而刘少奇则长期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成为中共在白区斗争的出色领导人。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担任当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是政治局委员，而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彪当时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军团军团长，邓小平则是总政治部秘书长兼《红星报》总编。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参加了，其他人的职务没变，只是邓小平此时担任了中共秘书长。

  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回忆遵义会议时，曾对斯诺说：“他（指刘少奇）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1936年10月，长征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刘少奇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主力红军的组织序列里，而毛泽东、林彪、邓小平的职务都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林  彪：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

  邓小平：中国工农红军红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长征结束后，刘少奇继续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直到1941年，他的名字才又一次被国内外所关注。这年1月6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队九倍兵力的围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突围时被叛徒杀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这是刘少奇短暂军事生涯的开始。

 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回到延安，参与了整风运动，毛泽东正是在此时进一步了解到刘少奇过人的能力。

  在1945年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正式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层。在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毛泽东思想被第一次正式的提出。

 当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不仅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且名次还排在周恩来前面。须知，周恩来从二十年代起就是中共的重量级领导人物。排名的变化标志着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形成。多年以后，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元帅说：“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了，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

  毛泽东所说的“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当时已经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了。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蒋介石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而中央的日常工作则委托刘少奇和朱德处理。从这几点上看，毛泽东确实是把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尽管在中共七大和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朱德排名都在刘少奇之前，但很显然，接班人是刘少奇。因为从年龄上看，朱德比毛泽东大七岁，而刘少奇和毛泽东虽属同龄人，但比毛泽东小五岁。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在大会选出的几位副主席中，刘少奇排在第一位。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也就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专心研究全局性的工作，而一线工作则由刘少奇来主持。刘少奇此时不仅稳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而其接班人的地位也为国人所共知。所以当蒙哥马利1961年访华问起谁是毛主席的继承人时，毛泽东毫不犹豫的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毛泽东的话清楚的表明了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而这一地位从1945年延安时期起就形成了，直到“文革”被打倒，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保持了整整二十一年之久。

 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是如何失去的？

    

 1966年8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丧失。

 全会开幕前，刘少奇在五位副主席中排名第一（其他四位副主席分别是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文革开始时，刘少奇还奉命主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系列工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从二号人物的位置降至第八位，当时的排名顺序是这样的：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

排名顺序的变化已清楚的表明：刘少奇已不再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取而代之的是林彪。此后，刘少奇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头衔不仅被人忘记，而且很快的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1969年被折磨致死。

刘少奇究竟因何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1961年，毛泽东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还说道在他死后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为何短短五年时间，刘少奇就被迅速的打倒？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后，着重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批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重。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上，毛泽东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主要是指刘少奇，并且提出了中央另外存在一个“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它表明毛泽东已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那么究竟在什么时候又是何故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呢？在这张举世闻名的大字报中，毛泽东提到了1962年和1964年，那么这两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毛泽东这样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1962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大跃进”遭到了严重挫折，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也才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发展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在边境，中国和印度之间进行了一场战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此前还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只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浪子回头。但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叛徒。对赫鲁晓夫的失望，使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有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这年1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

“……改正错误的办法，就是要经常保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坦率的承认了中央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强调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他的这番讲话并没有使毛泽东舒服。而相反，林彪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让毛泽东感到了一丝宽慰。

 林彪在讲话中说：“目前，我们在物质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

 自从“大跃进”遭受重大挫折以来，毛泽东一直感到压抑。林彪的这个讲话，使他倍感欣慰。林彪的讲话整理出来后，毛泽东写道：“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细读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历史的某些巧合感到震惊。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中都坚定的支持了毛泽东，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刘少奇被确定为接班人，时光过去了十年。

 林彪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也都坚定的支持了毛泽东。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到1969年林彪被正式确定接班人，时光也正好是十年。

 从种种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正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当年7月25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工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包括包产到户在内。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突出地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形式和矛盾。

刘少奇当时是支持包产到户的，而毛泽东则主张还是搞集体化。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些的分歧。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

 时光到了1964年，随着中苏论战的日益升级，毛泽东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中国会不会修正主义的问题上。这年5月15日至6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毛泽东、刘少奇都作出了这样的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毛泽东在16日的一次讲话中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刘少奇在三届人大上继续被选为国家主席，与此同时，他与毛泽东的分歧也日益公开化了。

 这年的12月15日到28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上明显地表现出分歧。当时的“四清”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这一点上两人没有分歧。但对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矛盾的性质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运动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体现了毛泽东的主张，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以后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把文件补充修改成二十三条。

参加了这两次会议的薄一波回忆道：“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泽东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回答说：“就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回顾1964年，还有两件事情非常值得叙述。这一年的10月16日，在中国和苏联各发生一件震动世界的事件。这一天，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同一天，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赫鲁晓夫的最高领导人职务。当时有人曾开玩笑说赫鲁晓夫是被中国的原子弹震下了台。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曾试图借此改善中苏关系，派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11月5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第二天，周恩来分别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表达了中苏团结的意愿。但没想到，就在11月7日晚上的庆祝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却挑起事端。对周恩来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妨碍我们的关系。”对于这种严重的挑衅，周恩来当即向苏共领导人提出抗议，但双方会谈几日却毫无结果，中苏关系由此彻底破裂。

这件事情发生一个多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四清”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样，国内和国外各种因素迭加在一起终于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