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丽奇葩——无锡博物院历史文物精品展
历史文物精品展是无锡博物院开院大展中最为精彩的一个，为了更为全面的展现中国5000年历史发展脉络，2008年9月，无锡博物院开院慕名向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发出借展邀请，双方达成协议后，32件青铜器在两名特警和十多名安保员的护卫下前往无锡，由此拉开了陈仓瑰宝唱响江浙的序幕。精品展汇集了近200件各个类别的文物精品，可以让参观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来一次直观而深刻的了解。
这场展览器物的精美珍贵程度，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其中32件西周青铜器，代表了中华青铜文化的缩影，展品器型规整、文饰精美、保存完好，大部分为国家一级文物，堪称青铜重器在无锡的首度集中亮相。
30件精美的西汉玉器，包括了银缕玉衣、玉枕、玉璧等珍贵玉器，足以让玉器爱好者激动万分。
无锡博物院馆藏的金器精品器形虽小，但像金丝发罩、金镶玉发簪、水晶嵌宝金耳环、招财童子金耳坠等。古代的金饰工艺已很高超。此外还有杨芝山核雕和吴王僚剑等稀世珍品亮相。因此，在无锡博物院众多展览中，这个临时展览的规模和质量都是独一无二的。
青玉雕松鹤蝠山水人物纹三镶如意 清代
螭纹玉镯 南宋
红木镶玉片臂搁 战国
青瓷铺首四系尊 西晋
金丝束发冠 明代
金镶玉人物纹嵌宝如意云形花簪 明代
编镈 西周
逨鼎 西周 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出土
2003年元月19日下午，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村民王宁贤等5人在村北砖厂的北崖，距地面十多米的半坡上取土。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照耀着黄土高原。4 时许，王拉乾正在抡镐挖土，挖着挖着，一镐下去，突然出现一个拳头大的洞，他以为是个墓葬，往里一望，一片青光，觉得好像是个棺材。王明贤上前趴在洞口往里看，仔细端详着青光的“东西”，看到了4个大铜鼎，他说：“这东西和电视上宣传《文物法》时的青铜器一样，这都是文物，多得很，能拉一汽车。”五位农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发现了文物，紧张的是怕这事被其他人知道，传出去发生哄抢。85年这里出土编钟的时候，就有村民哄抢、藏匿。5人商议：这事要保密，就咱们5人知道，不能再让别的人知道。我们不能随便动，要赶快报告政府。于是用土块将洞口封住，王拉乾等4人在现场守候，王宁贤的家离这里最近，回家打电话。
下午5时半，宝鸡市文物局值班人员接到发现文物的报告电话，马上叮嘱一定要保护好现场，不要动，等待文物专业人员到来。不到6点，眉县文化局、文化馆的专业人员赶到现场。经初步勘察，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青铜器窖藏，青铜器大鼎套小鼎，铜鬲挤在鼎之间，粗粗一数就见到鼎有10件，鬲有5、6件，整个地窖可能有20多件器物。杨家村五十、七十、八十年代相继出土过重要青铜器，专业人员凭着职业的敏感预感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立即向眉县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进行了汇报。宝鸡市文物局领导得到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由于情况紧急，迟则怕生变，详细考察、绘图已经来不及，要靠摄像机、照相机的拍摄来弥补，于是县电视台的记者也来到现场。
晚上8时许，由公安干警维持现场秩序，文物抢救清理工作开始了。现场的村干部和县里、市里的干部又组织了自愿参加的18位村民组成从上到下的传送队伍，其中就有发现者王宁贤等5人。从已打开的洞口看，椭圆形的窖洞里满满一洞青铜器，在电灯光线的照耀下是如此地瑰丽壮观、震撼人心。每搬运出一件文物，先摄像拍照、测量记录，然后再往下传递。大件物器一件鼎约有五六十斤或七八十斤重，专业人员一再提醒小心，器物的耳、足等部位不能太着力。第一个接器物的村民叫王永刚，他激动地说，我们庄稼汉有的是劲，再重也不要紧，一定要安全地转运下去。18个人，从上到下，每两人接送一件，向下传递，一一传话小心再小心。从晚上8时开始，到10时许，先后出土的物件编了28个号，因为其中一件铜壶出土时，壶盖和壶身分开了，按发掘规律要分别记号，所以实际上一共是27件文物。统计后分别为铜鼎12件，铜鬲9件，铜壶2件，匜、盘、盂、盉各一件。
文物装车后，市里和县里的领导向杨家村的村干部和群众表示了祝贺和感谢，并承诺政府有关部门一定会对保护文物有功的人给予奖励，然后车队立即前往眉县文化馆。晚10时半，车队抵达县文化馆，县领导亲自在门口迎接大家，随即开始将出土文物登记入库。11时，27件文物完整登记入库。至此虽然大家连续紧张工作已经3个小时了，但身体的疲惫不堪完全被这次重大发现的喜悦所驱散。
器物上有没有铭文，铭文字数多少，内容如何，是判断一个器物历史、科学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文物入库时，已经知道27件器物上24件有铭文，这在窖藏文物出土史上已经是很高的比率了，这批文物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匆匆吃过晚餐，每个人都精神振奋、激情四溢、毫无倦怠之意。大家来到文物库房值班室，开始简单的除锈，寻找、辨识器物上的铭文，以便对这批器物有个初步认识。大鼎上的锈蚀不严重，轻轻擦拭即显字迹，“唯四十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官王呼史或（应有部首三点水）……”。就在工作人员大致释读并录写完长达 300多字的铜鼎铭文时，旁边的发现让大家更加兴奋。“三足附耳铜盘上有字！”，粗粗一数，竟有350字左右，这比1976年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史墙盘” 还要多70多个字，而且它比史墙盘大，形制更美观。用食醋浸泡一个小时后，字迹更加清晰，铭文已能释读出大半了，“来（部首应为走之底）曰朕皇高祖单公不显文王、武王…甫有四方…成王…康王…昭王…穆王…龚王…懿王…孝王。”已经有9代周天子年号了，比“史墙盘”就多3代了，肯定能定为国宝了！再后来，文化馆文物组长刘怀军突然高兴地哈哈大笑说：“27件全有字啊！太让人高兴了！”他笑得弯了腰，瘫坐在地上，这位有20多年经验的文物工作者，是这样为重大发现而欣喜若狂，是这样地挚爱文物事业。
秦公镈 春秋
尺寸：通高73公分，最大径28.4×24公分。
出土地点：陕西省宝鸡县太宫庙村。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乐器,是从钟发展来的形式。一般器形较大,上方无长柄,却有扁环或兽形钮,钟口平坦。将其悬挂,以槌叩击而鸣。1978年1月下旬,宝鸡县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社员在村中取土时,于一个窖穴内发现了八件铜器,计有钟五件,鎛三件,均保存完好。窖穴距地表深3米。五件铜钟在窖内呈一字形排列,三件铜鎛围绕铜钟作半圆状,坑内尚有炭灰及少量兽骨。
秦公镈造型雄伟，鼓部齐平，中起四道飞棱，侧旁的两道飞棱，形状是九条蟠曲的飞龙，前后两条则是五条飞龙和一只凤鸟。舞部各有一龙一凤，背对背，向后回首。纽上有环。镈身上下各有一条带状花纹，由变形的蝉纹与窃曲纹组成。秦公镈上有铭文，记载了秦早期的世系，对研究秦代先祖的历史极为重要，也有助于了解春秋早期秦地的青铜铸冶技术，以及音乐文化。
这套编钟是秦国早期有铭文的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因此被定为国宝，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馆。8件乐器上分铸5套铭文，内容完全一致，3件镈上各铸一套，3件秦公钟上分铸两套，但其中较小的3件钟上范铸的铭文缺少一段，说明这套乐器尚少一件。因这套编钟并非科学发掘出土，是由村民挖土时挖出，当时挖出后也并未及时报告文物部门，农民将镈装到架子车内用土掩盖准备拉回家，由于镈体太大，舞钮部分露出，被人发现，于是才报告了文物部门。后经做工作，器物才被文物部门收回。因此，缺失的那一件是原来就缺失还是后来缺失？这始终是一个谜。
铭文长达135字，铭文中的“先祖既受天命”又“赏宅受国”则非秦襄公莫属。先祖之下紧接文公亦与秦世系相合。铭只叙到宪公，则作器者当宪公之子。宪公有三子，三子曾均即位，多数认为作器者当为乃东伐彭戎氏而至华山，诛三父夷三族，西伐邽、冀之戎、县杜、郑、灭小虢的秦武公。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出子为作器者的可能也不能排除，这是其二。
这套秦公编钟的发现对于确定秦早期徙都平阳意义重大，它的出土地太公庙一带应当是平阳故址所在地，这一点已被学术界所接受。有专家推测，太公庙这套编钟不应当是一个窖藏，应当是一个乐器坑。在其边可能有秦公大墓。惜那里为现代民宅，无法作进一步确定。这是其三。
国家博物馆梁云先生依据礼县发现的这套编钟铭文中的“秦子××在位”推测认为，此秦子非秦宪公子出子莫属。这就有了故事：太公庙出土的那套编钟，也有学者认为当是秦宪公之子出子所作。因为时代相近，都涉及到秦宪公，且学界对史载秦宪公葬西山的理解也意见不一。可秦宪公的墓葬只会是一处，不可能是两处。这就给这套编钟又增加了一个难解之谜。
单五父壶 西周
壶亦为中国古代酒器。这件西周单五父，长颈，垂腹，椭圆形。长方形子口盖，两侧附龙首衔环耳。颈部饰环带纹及凸弦纹，腹部以突起的双向龙首为主，辅以数条身躯相交的龙纹。圈足上为变体龙纹，器盖装饰环带纹，顶内凹，内饰两条交龙。铭文铸于壶口内壁及其盖上，口内铭文4行，19字，含2重文符。盖上铭文4行，盖、器同铭，17字。
铜壶造型优美，纹饰缛丽，铸工精湛，堪称精品。此壶2003年元月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
铭文释文为:
单五父乍（作）朕皇考□（尊）壶，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吴王僚剑 春秋
2008年12月，无锡博物院从宜兴市民间藏家手中征集到一把吴王剑。该剑通长41厘米、最宽2.7厘米、茎长9.5厘米。窄长扁条形，无格无首，前锋尖锐，两刃近锋略内收，向后渐宽，剑身中线起脊，直通茎末。茎作梯形，前宽后窄，中部有一小孔。剑身饰“王”字形暗纹。两纵靠近茎的地方铸铭文12字。从形制上看，此剑具有春秋晚期的特点，但是其确切身世一直是个谜。此次考证结果对于研究吴国的青铜器以及吴越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吴镇烽，上海博物馆陈佩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丁孟等专家，现场对江苏省无锡市博物院馆藏的吴王剑剑身12个字铭文等反复考证，最终确定其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把吴王僚剑。
刖刑奴隶守门方鼎 西周
刖刑，中国古代刑法之一，又称剕刑，中国古代一种酷刑，指砍去受罚者左脚、右脚或双脚。
1976年陕西扶风窖藏出土的这件刖刑人守门鼎，终于为中国刑史找到了一件重要的物证。在奴隶社会，青铜鼎不仅仅是体现礼仪的饪食器，它除了被当作“明尊卑，别上下”，即体现统治阶级等级制度的权力标志之外，还作为西周统治者维护其统治、昭明其刑法的工具。这些以刖刑作题材的青铜器的出土，是对中国古代奴隶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1976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1号西周青铜器窖藏中出土的一件刖人守门方鼎颇具特点。这件方鼎通高17.7厘米，口横11.9厘米，口纵9.2厘米，腹深6.3厘米，重1.6公斤。双附耳，器口为钝角长方形。四角各有一个立体卷尾龙。全器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口沿下装饰云雷纹衬底的窃曲纹。下层是一炉体，左右两侧开小方窗。正面为可以开合的两扇小门，一门上饰一兽钮，另一门侧键部是一刖刑奴隶作守门状。炉底镂有5个小方孔，可以从左、右、背后、下4个方向出烟。背面是镂空窃曲纹，可以通风助燃。炉内可烧木炭，使鼎内的食物保持温度。四个鼎足为四兽足，下部四角饰立体隼鸟。此鼎造型奇妙，装饰和实用相结合，颇具匠心，既是一件实用器，也是一件艺术品。
申父盉 西周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井姬盂鏙 西周中期
1976年宝鸡茹家庄(弓鱼)国墓地二号墓出土，通高18.6厘米，首至尾长30.8厘米，腹深9.7厘米，重3.25公斤。盂鏙形似貘，顶端有方形流口，圆目有神，两卷角倒竖，四兽形蹄足较短，盂鏙中空，背部开阔，上有方形尊口，口上有四角椭圆的方盖，盖与体以环相连。盖上立一老虎，虎头前伸，双目直视，旁若无人，似在缓步前行；虎背微屈，长尾拖地，全身强健，充满力量。盂鏙两肩胛及后臀处饰四组卷体简化凤纹。方盖内壁铸铭两行八字：(弓鱼)白（伯）匄井姬用盂鏙。盂鏙于墓主右侧棺椁之间空当处与盘叠放在一起，推测应是水器，功能类似盉、匜等器，而其自铭盂鏙，是否是新类型的铜器有待进一步探讨。动物造型的青铜器在(弓鱼)国墓地比较常见，其造型纹饰很有特点，这是(弓鱼)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又一大特色。
南宫乎钟 西周晚期
通高五四，铣间二八.七，鼓间一九.八厘米
一九七九年六月陕西扶风豹子溝出土
这是一件装饰华丽的甬钟，甬饰波曲纹，旋饰龙纹，斡和篆间均饰兽目交连纹，鼓部饰鸟体花冠龙纹，两大一小。甬上，钲间及右鼓铸有铭文，共六十八字，互不连贯，大意是说司徒南宫乎铸造了一套大林钟，此钟名叫“无斁”，用以祭祀先祖父考，祈求长寿，从铭文上下文未完看，这是一套编钟中的一件。
伯格卣 西周
伯格卣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精品，其纹饰追求复杂多变，外形讲究对称。卣是当时是用来盛酒的容器。伯格卣器内有铭文共6个字：“伯格作宝尊彝”。因而推断是当时的一位名叫伯格的工匠所做。此物是1981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出土品。整个器物为扁圆体，高提梁，在提梁的两侧各饰有一个羊头，在提梁与卣身相交处各有一个牛头作为装饰。器物分器身和盖两部分，分别装饰有饕餮纹和夔纹，饕餮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可以避邪。
“西园雅集”核雕 清代
核雕为胡桃核质，外形为椭圆球形，通体赭红色，中间纵贯圆孔状，左右两侧皱脊雕成树木花叶。所雕人物以西园雅集为题材，人物二十个，形态各异，施以镂、深、浅及阴刻等多种雕琢工艺。背面和下部右侧山石上阴刻楷书铭款：星槎四兄雅玩芝山
这件核雕画面上山石嶙峋，松柏葱茏，一条溪水潺潺流过，在树木掩映间共雕刻文人学士、侍女、书童三组19人。核雕正面上方东坡正执笔题诗，气度非凡，西园主人王诜站在他身后拱手凝视，左边是诗人蔡肇，他手捋胡须，若有所思，他是在推敲苏轼的诗文吗？旁边的侍女披巾飘拂，神态和装束显得颇有富贵风韵，想来应该是王驸马都尉的家姬。右下方的浓荫下有一条石案，案上放着书籍笔筒，方斗盖碗中泡着热气腾腾的茶水，原来是大散文家苏辙执卷读书，书童正准备从炉上提壶沏茶。左下方崖壁边，书画家米芾挥笔疾书，侍童抬着头正捧着砚台侍侯。另一面的方几上，画家李公麟正泼墨挥毫作画，书法家黄庭坚手摇芭蕉扇看得全神贯注。右边的怪石上，身着袈裟的圆通法师盘坐在蒲团上讲经，诗人刘泾静心谛听。下面虬曲的古树下，道士陈景元抚琴弹拨，词人秦观在一旁袖手聆听。作者将西园胜景与惟妙惟肖的人物活动交融在一起，充分表现了宋代文人向往的清幽仙境。
戗金漆奁 明正统
无锡长安乡黎光村明墓出土
明代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都很发达，明代永乐年间，还专设“果园厂”作为官办漆器生产场所。这时期漆器品种增多，名工巧匠辈出。我国现存惟一的一部古代漆工专著是黄成所著的《鬃漆录》，成书于明代，它是一部漆器各门类之集大成者。明代漆器装饰技法达到了漆工艺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堪称“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其纹样多以花卉、动物和山水人物等为题材，作为象征帝王贵族的吉祥龙风图案多用别彩，其技艺十分精湛。
1962年，在无锡北乡长安桥明墓中出土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件戗金锦地开光人物山水纹奁十分精美。西汉中晚期以后，人们在锥画的花纹中再填人金彩，这种锥画填金续的漆器到后来发展到填银、披彩膝等，成为后世十分盛行的戗金银漆器。所谓“戗金”、 “戗银”，是先在器物面上用刀刻划出阴文，然后将花纹路内填漆，最后将金箔或银箔粘着上去，成为金色或银色的花纹。
明中期的漆器在明初期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总的来说正处于一个发展和变化时期，也就是从初期简练朴实、大方的风格逐渐向纤巧细腻转变的过程。这件漆奁，纹饰戗划流畅，纤细清晰，图案层次分明，人物服饰飘逸，姿态生动，老者、中年男子、侍童身份和年龄表现明确，背景花卉山石在云气的衬托下，时代特征明显，图案布局紧凑，整体显得富丽堂皇，为明代中期漆器中难得的精品。
无锡博物院藏钱裕墓出土文物展
无锡博物院成立于2007年10月15日，由原无锡博物馆、无锡革命陈列馆和无锡科普馆“三馆合一”组建而成，位于无锡城市客厅——太湖广场，建筑面积71000平方米，分地下二层，地面五层，建设规模居全国同类城市之首，是无锡市目前最大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整个建筑采用现代化全钢架结构，造型厚重，兼具吴地的水文化灵性，体现了“水光石色”的设计理念，是无锡的标志性建筑。整个展区分为紫砂艺术展、无锡城市故事、惠山泥人艺术等7个展览，而钱裕墓出土文物展作为无锡博物院的常设展览之一，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1960年，在无锡军将山尧歌里，发现一男女合葬古墓，墓主名钱裕。钱裕（1247-1320），字宽父，江苏无锡人，系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后裔。元代时期无锡的豪门富户，葬于至治元年（1321年）。其随葬品包括金器、银器、玉器、水晶、玛瑙、琥珀、丝绸服饰、漆器、纸币、木、核器和铜镜等共154件，具有较大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工艺美术价值。其中，鎏金花瓣式银托盏，犹如盛开的牡丹，生机勃勃，是我国出土元代银器中极富特色的一件。
宋元时期，我国的金银器制作已经非常商品化，不光是皇室宫廷、王公大臣、富商巨贾在享用着大量金银器。甚至上层庶民和酒肆妓馆的饰品和饮食器皿都使用金银器，而且随着金银器的商品化、社会化，宋元时期的金银器无沦在造型上和纹饰上都与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一反唐代的富丽之风而变得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许多金银器以素雅大方的造型取胜。元代金银器在宋代的基础上，其形制、品种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时代风格。与宋代和明代相比，迄今为止见到的元代金银器为数不多。因而，1960年4月，无锡市郊窑窝里元代钱裕墓内出土的金银器物就显得非常珍贵和具有研究价值。
“邓万四郎”款连生贵子纹高足金杯 元代
金杯经锤打而成，上部呈圆形奢口鼓腹，下部呈喇叭形高圈足，两者焊接而成。口沿内侧和圈足均錾刻有卷草纹，其空隙处以密集点状点缀。杯内底部錾刻一蹲状童子，身穿刻有米字纹菱边圆领窄袖短衫和长裤，两手执荷花。杯口外沿压印阴文“邓万四郎 十口口金”。
无锡元代钱裕墓内出土了一貘纹金带扣，通长8厘米，宽5．5厘米，厚0．8厘米，重84．9克，器型呈四曲海棠形，中间是空心的，正面锤出较小的海棠形凸弦纹，形成内外边框间内凹的宽边，内圈海棠形框内下凹，用钢模锤出一个高浮雕瑞兽。鼻子圆凸，竖耳瞪目，身躯肥硕，全身刻兽毛纹，矮足翘尾，作正在行进中回首反顾后方的瞬间状态，形象颇为生动。带扣背面中心镂刻六朵花瓣相互连结组成的图案，图案内花瓣相交以外处作镂空状，中心刻漩涡纹。花结右侧有一横长方形镂空，旁边嵌刻两行楷书铭文：“十分赤金陈铺造”，背面左侧焊接一突出于海棠形边框外的略呈长方形的环扣。
带扣是中国古代男子腰带上的带具，属于古代的一种服御器。这件金带扣正面动物形象较为奇特，从其形体特征看，应为貘。貘是我国古代曾经生存的一种野兽，河南安阳殷墟出土过商代晚期貘的残骨，与现代生长在东南亚一带的马来貘极为相似。唐代白居易曾经写过《貘屏赞》，在序里他写道：“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这个描述与元墓金带扣上的貘纹极为相似。古代“貘”字异体作“貊”，唐代又称为“貊泽”或“白泽”，将貘视为一种神兽。白居易《貘屏赞》序内说道：“寝其皮避瘟，图其形避邪。”《新唐书·五行志》也记载貘有避邪功能，“韦后妹尝以豹头枕以避邪，白泽枕以避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可见唐人认为貘能避邪，元代在金带扣上刻以貘纹为图像，当也带有避邪的意思在其中。
钱裕墓出土春水玉带扣。在钱裕墓出土玉器中，以“春水玉”尤为瞩目。“春水玉”为椭圆形，长8.3厘米，宽6.5厘米，厚1.9厘米，带扣长7.3厘米，宽2厘米。此器玉质温润，设计巧妙，主体突出，线条流畅，雕工精细，层次丰富，富有立体感。其雕刻对象的瞬间情态惟妙惟肖，可谓形神兼备。 器身遍布黄土沁及灰斑，正面呈弧形隆起，采用镂空透雕制作，雕刻的是当时常见的鹘攫天鹅题材。整件作品以水、荷花、芦苇等为背景，荷叶上方有一只细身长尾的鹘，目光炯炯正回首寻觅，伺机攫捕天鹅，一只天鹅张口嘶鸣，正惊惶失措地展翅潜入荷丛之中隐藏，显然是在躲避突如其来的危险，这种体量上的反差颇具戏剧性。“春水玉”的纹饰非常爽利，它的花草用阴刻、浮雕、深刻、镂雕等不同的技法来表现，莲花花瓣简练厚实，边缘为连弧形齿状，中心向下凹，整个荷叶似欲折合，周围水草弯曲自如，荷叶与水草翻转交搭，出入穿插，前后掩映、错落有致，非常生动；其层次也非常丰富，多达四层，鹘跟天鹅的羽毛都用不同的线条来表现，天鹅的线条比较长比较细，鹘羽毛的线条比较短直，比较粗，非常有力度。玉工抓住了对象最佳的瞬间情态，把对象的特征惟妙惟肖，可谓形神兼备。由于“春水玉”在江南地区首次发现，再加上它的工艺相当精湛，所以在学术界一直倍受关注。
在公元8世纪至14世纪的辽、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乃至后来建立清王朝的满州人都用鹘作为猎鹰。“春水玉”主要流行于辽、金、元时期，反映的是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在每年冬春之际的大型狩猎活动，史称：春捺钵。一般都由皇帝亲率群臣进行，以鹘一类的猎鹰猎取大型候鸟，以示一年狩猎季节的开始，因而场面欢庆而隆重。金灭辽后，这一活动又被称为“如春水”，并一直保留到元代。玉工在制作这件“春水玉”时，为了渲染气氛，除了水草与芦苇外，还刻了只有夏天才有的荷花、荷叶，体现了玉工浪漫、虚拟的创作思想。与“春捺钵”相对应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在秋天的一种猎取山林虎狼的狩猎活动，而反映这一题材的玉器被称为“秋山玉”，它与“春水玉”同为这一时期玉器的典型器物。
丝绸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中国古老的丝绸业为中华民族文化织绣了光辉的篇章，对促进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丝绸以其卓越的品质、精美的花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钱裕墓中还出土有许多丝织品服饰，它们多已腐朽，一碰即破，当时抢救出一些袍、背心、裙、裤、鞋等，钱裕生活在南宋末至元前半期，他率乡人效顺元政府，又和地方官交好，其服饰也必受蒙古人的影响。
元代服饰名目繁多，元明之际通俗读物《碎金》记载，男服有深衣、袄子、褡护、貂鼠皮裘、罗衫、布衫、汗衫、锦袄、披袄、团袄、夹袄、毡衫、油衣、遭褶、胯褶、板褶、腰线、辫线等。朝鲜汉语会话教材《老乞大》中多有提及：春间好青罗衣撒，白罗大搭胡，柳绿罗细褶儿。到夏间，好极细的毛施布布衫，上头绣银条纱搭胡鸭绿纱直身。到秋间是罗衣裳。到冬间，界地纻丝袄子，绿绸袄子，织金膝栏（襕）袄子，茶褐水波浪地儿四花袄子，青六云袄子，茜红毡段蓝绫子裤儿，白绢汗衫，银褐纻丝板褶儿，短袄子，黑绿纻丝比甲。这般按四时穿衣裳。
生于江南——无锡历史陈列展区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这片濒临太湖的土地变得更加活跃。良渚文化高城墩遗址与马桥文化佘城遗址的发现表明，无锡是以一种宏阔的气度进入文明时代的。及至周代，泰伯兄弟落户梅里，不仅为社会经济的开发建立了制度框架，而且开创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吴文化。秦汉以来，这里经历了由粗陋而精雅，从尚武到崇文的巨大转变，并在唐宋时期发展成中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然而，无锡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还是明清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百年繁华。滨江临湖、通达四方的区位优势，披荆斩棘、务实创新的文化基因与人们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不懈的探索与开拓汇聚一道，孕育出近代中国最绚丽的工商文化之花，并使无锡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
无锡历史文化陈列作为无锡博物院展区最大的一个常规展览，从无锡城市发展的脉络作为主线，虽然其中没有太多高规格的文物，但是也不乏著名的鸿山文化玉器和礼器，早期江南吴越文化遗存等对于研究江南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物，无锡自古以来名人辈出，可谓江南风水宝地，人杰地灵，例如阿炳，钱钟书,何振梁,蔡振华,丁骏辉,薛富成,荣毅仁,等等。
青瓷带把罐 春秋 阖闾城遗址出土
圆涡纹筒形器 春秋
陶脊首 唐代
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 春秋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鸿山镇开发区范围内的土墩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结果是惊人的，１５个土墩中有７座墓葬是战国早期的越国贵族墓，这７座贵族墓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墓，并以丘承墩特大型墓为核心，呈扇形分布。根据随葬品的等级和规模，专家又确定了越国贵族的五个等级。这是我国第一次较完整地揭示越国贵族墓葬在同一墓地中的分布规律。
在７个墓葬中，丘承墩是惟一一个特大型贵族墓葬，并且是目前已知的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墓的越国第二大墓，封土为长方形覆斗状，墓坑平面为“中”字形，长５７米。根据墓葬的规模、形制和在墓地中的位置，以及随葬器物的数量、种类和等级推测，丘承墩墓主的等级应为仅次于越王的越国大夫，此墓主室和后室总长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墓，远高于其他中小型越国贵族墓。让专家感到惊喜的是，７个墓葬中共出土了２０００余件随葬器物，其中丘承墩出土随葬器物１１００余件，玉器４０余件。“鸿山越墓出土的随葬器物是目前已发掘的越国墓葬中等级最高、质地最好且器类最为齐全的。”项目考古领队、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表示。
丘承墩出土的４０件玉器中葬玉有覆面和带钩，佩玉有龙形佩、双龙佩、龙凤佩、龙首珩、璧形佩、环、瑗和动物造型的凤鸟、奔兔等。玉覆面以条带分为四区，每区各雕一浅浮雕龙纹；玉带钩以四条长蛇为饰，蛇身穿过中心的圆环并盘绕四周，钩作蛇首状，均为罕见的越国贵族葬玉。
“这些精美绝伦的玉器都彰显了墓主的显赫身份。”张敏介绍说，只有诸侯才能用玉覆面，而“四龙四蛇”更是最高级别的纹饰组合。随葬的佩玉中有五璜，这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诸侯随葬品。这些都标明墓主的身份与诸侯相当或略低于诸侯。
丘承墩出土的玉器中不少使用了微雕工艺，这可能是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微雕玉器。最突出的是一件玉凤，长仅３．３厘米，凤身饰以精美微雕，在放大镜下方清晰可见。这件玉凤体态优雅饱满，厚重又不失轻盈，造型既平衡又有不对称的张力，体现了工匠丰富的想像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说：“浙江印山越王墓虽然规模宏伟，结构独特，但由于被盗掘，随葬品所剩无几，使学术界对越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鸿山越墓未遭盗掘，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保存完好，有助于全面了解战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建国以来吴越考古最重大的发现。”
鸿山越墓向世人展示了种类齐全的庞大越国地下乐器库。墓葬群共出土乐器５００余件，其数量和品类都堪称我国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乐器中有成套的仿中原青铜乐器的编钟、甬钟和石磬，亦有越式的缶、錞于、丁宁、铃形器、钮铎、句鑃、钮镈、鼓座等，其种类远远多于曾侯乙墓。
缶、铎和鼓座是首次发现的越国乐器和乐器部件。《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曾有记载，渑池会上蔺相如请秦王为赵王击缶，但长期以来，人们对“缶”只闻其名，未见其形，且一直认为缶是瓦器。鸿山越墓出土的３件青瓷三足缶使其得以正名，它们与其他乐器同出土于壁龛中，口径达４０厘米，作深腹盆形，内外施青黄色釉，口沿和上腹部饰细蟠虺纹，有两个兽首状宽耳，另两侧有一对称的蜥蜴匍匐在口沿，蜥蜴的两前肢攀在沿上，而口衔缶沿，造型夸张生动。
青瓷鼓座是首次发现的越国青瓷乐器部件，即悬鼓的座基，因同时出土４件，并与钟、镈、铎、錞于、丁宁、句鑃共出，故将其定为鼓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鼓座上部有６条堆塑的双头蛇，蛇身饰鳞纹，弯曲作游动状，头向上昂，两蛇相交，栩栩如生。
民族音乐专家、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伍国栋教授表示，中国先秦音乐史研究大多是以中原音乐为中心而展开的，对吴越地区的音乐文化提及不多，实证材料不足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次越国随葬青瓷乐器如此大量集中出土，十分罕见，这庞大的地下乐器库也体现了当时音乐生活的丰富多彩，填补了东南地区古代音乐文化史料不足的遗憾。
在鸿山越墓考古之前，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出现在东汉时期。此次鸿山越墓出土的近千件青瓷器中，发现了极少量的高等级瓷器，质地坚硬，胎色发白，釉色泛绿且成玻璃状，厚薄均匀，而且胎釉结合好，与六朝时期最高等级的青瓷器相当。张敏说，这一发现将我国成熟青瓷出现的年代向前推了６００年左右，为研究和探讨我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
丘承墩还出土了４件琉璃釉盘蛇玲珑球形陶器，８条蛇盘成圆圈状，一蛇口衔另一蛇尾部，红、蓝、白三彩相间。玲珑球形器是首次发现的最高规格的越国随葬器物，专家认为它是象征王权或神权的神器。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战国早期的低温琉璃釉陶器，对研究我国的陶瓷史弥足珍贵。
随葬品的独一无二自然意味着墓主身份的独一无二。人们最想知道的是，鸿山越国贵族墓中的特大型墓丘成墩的墓主是何许人也？张敏认为，墓主应该是仅次于越王的某一个功高权重的大夫。但也有专家认为，墓主就是越王，或者是王室成员。由于没有出土带文字的随葬品，丘承墩墓主之争尚难有定论。
双龙佩 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
战国玉龙形象可谓千姿百态，争芳斗艳，它在造型上冲破了前代规整拘谨的束缚，显得活泼灵巧，玲珑有致，给人一种清纯自然的全新感受。在技艺上也更为娴熟圆畅、精湛，给古代玉雕史增添了绚丽的篇章。战国以后，这种充满内在活力和艺术魅力的玉龙作品就比较少见了。鸿山双龙佩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器形，目前所知仅此一例，是一件极为难得的珍品。两条“S”形龙攀沿在一柱两边，柱身以云纹、斜线纹和细方格纹。青白玉龙形佩，大部分呈鸡骨白，整器为“S”形龙，虬曲生动，态势均衡。其上阴刻谷纹、局部边缘间弧线纹和绞丝纹，龙身正中一穿孔、器身多处镂空。S形龙也是战国时期玉龙造型的一种新形式，龙形转折流利，龙角似耳，龙头象马头，上唇长大，下唇短小，非常生动活泼。墓中出土的玉器，可以说代表了战国琢玉的最高工艺，说明当时镂雕工艺已非常发达和精湛。
玉飞凤 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
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2000余件文物中，精美绝伦的44件玉器引人注目。尤其是大小造型各异的3件玉飞凤，工艺水平极高，体态优雅饱满，栩栩如生，展翅欲飞，是难得一见的精美宝玉。战国时盛行佩组玉，即将数件玉器组合在一起加以悬佩，玉凤和玉龙就多是此种佩饰中的组件。鸿山出土的三件玉凤，其中最小的一件约3．3厘米。青白玉或鸡骨白，局部白化，伴有黄褐沁，两面用微雕工艺阴刻细密的鳞形纹和羽线纹，呈展翅欲飞状，动感十足，给人以自由灵动清新而活泼的感觉。身体中部有一孔贯穿，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微雕工艺。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虽出土过一件玉飞凤，但无锡鸿山出土的精美微雕玉飞凤还是首次看到，代表战国早期极高的工艺水平。这次考古重大发现，说明无锡是吴文化的发源地，更是吴越文化交融的发展地。
真子飞霜镜 唐代
文臣俑 唐代
四神博钜镜 汉代
无锡市博物馆藏四神规矩镜，直径18．85厘米，是汉代王莽统治时期出现的一个新镜种，流行于王莽至东汉前期。镜背纹饰中除设置了四神纹饰外，还有“T”“V”“l”符号纹饰，这三种符号一般称规矩纹，也有人称博局纹。从四神规矩镜的镜背布局看，充分体现了道家的思维。
贵溪五十两银锭 宋代
至元宝钞五百文 元代 钱裕墓出土
影青划花盖碗 宋代
龙泉窑鬲式炉 宋代
琵琶砚 宋代
汉代刘熙《释名》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使用研墨器研制颜料，绘制图案。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过调色器。这些研磨器和调色器，应算是砚的雏形。1972年在湖北云梦秦墓中发现的砚和研墨，可以认为是最早的书写砚了，其形制已经和汉砚大致相同。西汉时制砚有了显著的发展，砚的种类增多，有石砚、陶砚、铜砚、漆砚等。汉至魏晋的石砚，盛行圆形三足式，雕刻风格浑朴，造型生动。魏晋时还出现了瓷砚，砚堂无釉，以利研磨，其形多为圆形蹄足。隋唐以后，由于造墨技术的发展，墨质渐优，可不用研石，对砚的要求相应提高。到唐代，砚质、砚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名砚石相继发现，如广东肇庆的端石，安徽婺源的歙石、山东的红丝石、甘肃临洮的洮石等。这些砚石坚实细腻，滋润发墨，具有美丽的纹理。到宋代，士人更重石砚，陶砚逐渐为石砚所取代，宋砚自成朴素大方，实用雅观的风格。
无锡杨湾南宋墓出土一件明山石琵琶砚，略呈长方梯形，长21.7厘米，宽8.4—9.5厘米，厚1.65厘米。因明山石常杂有紫绿两色，通长被施作巧雕，此石即以绿色琢成四弦琵琶形砚池，紫石留作底板，线条流畅，色彩分明，整体形制规整秀丽，独具匠心。因其为宋墓出土，不仅为宋砚珍品，而且也为我国古代音乐史的重要发现。
明山石又称“紫袍玉带”，产于湖南省芷江县明山，该石质地均匀细腻，色彩纷呈，文理清晰，软硬适度，曾被定为贡石送往朝廷。据记载，在南宋高宗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明山石制砚。明山石砚，具南北各砚之优点，集观赏实用和收藏于一体，因其石质地坚细适度，磨墨不费时，磨出的墨汁细腻均匀且用时不伤笔、不干墨，深受历代文人墨客之喜爱。
山形石笔架 元代
夫字鱼鳞图册 明万历
石质观音像 唐代
花卉纹犀角杯 明代
沉香木松石纹杯 清代
清醴陵釉下五彩龙凤纹瓶
无锡市博物馆藏醴陵釉下五彩龙凤纹瓶，造型恭正挺秀，精工制造。胎子极细极白，瓷化程度很高，胎轻体薄，非常匀称；釉面匀薄，颜色很白很亮，高度玻璃化。因是现代化生产，胎体很规整，其胎体选料上乘，胎壁轻薄均匀，坯釉结合好，烧结程度较高，叩击声音清脆。它集胎质美、釉色美、工艺美、器形美、彩饰美于一体。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
醴陵釉下彩的色线画法，是分墨线和色线。墨色烧制在一定的温度下消失，呈现空白的效果，画面轮廓清晰，龙凤纹呼之欲出，活灵活现。由于墨线挥发消失，花、茎、叶层次分明，可见花瓣叶片有正反面的区别，表现出灵动鲜活真实的质感。这是醴陵釉下五彩所特有的工艺。色线是根据预设的颜色，烧成后呈现的各种鲜亮柔美的色调。整个画面虽然主题是刻板的龙凤纹图案，但是画面清雅、温润、素洁、静美，与挺拔的器型相得益彰。清未民初，由于新创制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器产量极少，同时时局动荡，作品覆盖面不宽。
金五梁冠 明代 1979年征集
八仙庆寿纹包金木梳 明代 1976年荡口出土
蟠桃会 清代 周阿生
周阿生［清］江苏无锡人，为同治（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四）年间惠山泥塑老艺人。能用“揑段镶手”法捏制戏文，所塑“蟠桃会”在二尺见方范围内塑造王母、八仙等二十七耸立体像，神态生动，色彩和谐明显，推为杰作。作有《民间艺人录、文物一九五九年四期》。
道光、嘉庆之际，昆腔戏、徽班戏和一种称作“草台戏”的民间戏曲在江南地区十分兴盛，后来京剧也流传至南方，惠山彩塑艺人以这些戏曲为题材，用“捏段镶手”(先捏头，然后捏身、手、脚，再将头与手脚镶在身上)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手捏戏文”泥人，周阿生就是惠山“手捏戏文”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传世作品有《凤仪亭》(无锡市泥人博物馆藏)和大型彩塑《蟠桃大会》(无锡市博物馆藏)等。五十年代初，江苏省惠山泥塑创作研究所曾从民间搜集到一批周阿生创作的泥人陶模，这批头模刻画的人物形象、性格、身份、年龄各异，其中有老生、小生、美女、武将、寿星等。周阿生塑造的女性形象端庄善良而秀美，武将面貌和蔼的特点，技艺水平很高。其代表作《蟠桃大会》制作于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作品内容是各路神仙贺西王母寿。周阿生早年曾结识有名的佛塑艺人朱谷生为友，故他的很多作品带有佛塑的惯用手法，以假山为背景，层层迭迭，共布置了二十七个人物，四匹坐骑，气势宏大，场面热闹。任务的位置错落有致，相互呼应，布局紧凑，结构完整统一。作品中的人物又各具神情动态，或举目远眺，或低首凝思，或娓娓清谈，或手舞足蹈，衣纹简练，形神生动，富有装饰趣味。除了捏制戏文外，周阿生也致力于塑作儿童耍货，对惠山的传统彩塑品种《大阿福》、《小花囡》、《小如意》等，都曾作过精心修改，以提高其艺术性。他还曾创作过《小玩意》、《老寿星》、《小鞑子》、《刘海》等十几种儿童耍货，丰富了惠山彩塑的品种。
紫玉凝香——无锡博物院珍藏紫砂艺术展
2011-07-28 15:52: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博物馆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朱泥壶 民国 顾景舟制
紫砂陶艺是一门点石成金的艺术。传说中有异僧呼卖“富贵土”，让当地人发现使用了紫砂陶土。千百年来，他们用粘土来制陶器，到了明代，他们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生坯强度更高，烧成收缩率更小的紫砂泥来制陶，并独创性地使用打身筒和镶身筒的手法来成型制壶，可以说，陶瓷艺术发展至明代紫砂器的出现，无论是在原料、造型、成型手法还是实用性、观赏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另一方面，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连带起茶具的不断更新，明代饮茶方式有了变化，变煮茶为沏泡茶，正是这种新形式饮茶方式的呼唤导致了紫砂壶的出现和风靡一时，而紫砂陶的良材也使茶叶的天然美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紫砂壶是陶文化、壶文化、茶文化高度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陶器发展史上的总结性产物，紫砂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制陶业巅峰时代的到来。
提梁壶 明 陈用卿
紫砂壶，曾是中国特有的手工制造陶土工艺品，现也有机器大批量制造的。制作原料为紫砂泥，原产地在江苏宜兴，又名宜兴紫砂壶。其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越国大夫范蠡，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从明武宗正德年间以来紫砂开始制成壶，名家辈出，500年间不断有精品传世。据说紫砂壶的创始人是中国明朝的供春。紫砂壶的特点是不夺茶香气又无熟汤气，壶壁吸附茶气，日久使用空壶里注入沸水也有茶香。
井栏壶 清 邵景南制，陈曼生刻
梅尧臣、蔡襄、苏东坡这些大文豪都留下了一些咏茶名篇、名句。其中梅尧臣的“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堪称千古绝唱，讲的就是用紫砂陶壶烹茶。当然最讲究、最有创造精神的要数苏东坡了。他总结出“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情。”用活水、江流深水煎茶道会不同凡响，更加清醇清远。 到了明代饮茶的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595年张源撰写的《茶录》对沏茶的程序，做了详尽的介绍： “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汤冷气，倾出，然后投茶，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两壶后又用冷水汤涤，使壶凉洁，不则减茶香矣。” 这与今天的沏茶方法没有什么不同。 烹茶演变为沏茶，对茶壶的质地要求就相对高了，通过千百年来的实践，人们发现，用紫砂壶泡茶，茶味隽永醇厚，由于紫砂壶能吸收茶叶汁，用的时间愈长，泡出的茶水味道就愈好。 于是，紫砂壶也就应运而生，制作紫砂壶的高手、名家、大师也就一个个走到历史的前台，他们的名字和业绩与紫砂壶的兴衰交织在一起。
通常的说法，紫砂壶的创始人是明代正德——嘉靖时的龚春（供春）。 “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缸，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所谓供春壶也。”（吴梅鼎：《阳羡瓷壶赋·序》） 供春壶，当时人称赞“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短短12个字，令人如见其壶。 可惜供春壶已不得见，现在流传的供春壶多是仿品。当代宜兴紫砂大师顾景舟先生的一件仿品，价格也在60万港币左右，足见供春壶的艺术价值多么珍贵。
点彩大壶 清乾隆
龚春传时大彬、李仲芬。二人与时大彬的弟子徐有泉并称为万历以后的明代三大紫砂“妙手”。 时大彬的紫砂壶风格高雅脱俗，造型流畅灵活，虽不追求工巧雕琢，但匠心独运，朴雅坚致，妙不可思。他的高足徐友泉晚年自叹：“吾之精，终不及时（时大彬）之粗也。” 徐友泉，手工精细，擅长将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做成紫砂壶，古拙庄重，质朴浑厚。传说，徐友泉幼年拜时大彬为师学艺，恳求老师为他捏一头泥牛，时不允。此时一真牛从屋外经过，徐急中生智抢过一把泥料，跑到屋外，对着真牛捏了起来，时大加赞赏，认为他很有才华，于是欣然授其全部绝活，后来果然自成一家。 以上四人为第一期时代的紫砂壶大师。 第二期紫砂壶大师为清初人陈鸣远、惠孟辰。 陈鸣远以生活中常见的栗子、核桃、花生、菱角、慈姑、荸荠、荷花等的造型入壶，工艺精雕细镂，善于堆花积泥，使紫砂壶的造型更加生动、形象、活泼，使传统的紫砂壶变成了有生命力的雕塑艺术品，充满了生气与活动。同时，他还发明在壶底书款，壶盖内盖印的形式，到清代形成固定的工艺程序，对紫砂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陈鸣远的作品出神入化，名震一时，故仿品、赝品大量出现。顾景舟先生说，从少年习艺，直至暮年，半个多世纪中他也只见到几件真品，收藏家要特别小心以防走眼。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的惠孟臣，长于制作小壶，以小胜大。孟臣壶以竹刀划款，以器盖内有“永林”篆书小印者为精品。 第三期紫砂壶大师是清代中叶嘉庆、道光年间的陈鸿寿和杨彭年。
陈洪绶，是清代中期的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艺术主张创新，他倡导“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须要见“天趣”。他把这一艺术主张，付诸紫砂陶艺。第一大贡献，是把诗文书画与紫砂壶陶艺结合起来，在壶上用竹刀题写诗文，雕刻绘画。第二大贡献，他凭着天赋，随心所欲地即兴设计了诸多新奇款式的紫砂壶，为紫砂壶创新带来了勃勃生机。他与杨彭年的合作，堪称典范。现在我们见到的嘉庆年间制作的紫砂壶，壶把、壶底有“彭年”二字印，或“阿曼陀室”印的，都是由陈鸿寿设计、杨彭年制作的，后人称之为“曼生壶”。陈洪绶使紫砂陶艺更加文人化，制作技术虽不如明代中期精妙，但对后世影响很大。 杨彭年首创捏嘴新工艺，他不用模子，信手捏来，随意而成，颇具天趣。乾隆以后，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颓势，紫砂壶的制作也愈来愈不景气。 值得一提的是嘉道年间的邵大亨，他为陈鸣远以后的一代高手，其它如邵友兰、邵友廷、蒋德休、黄玉麟、程寿珍诸人，则一代不如一代。更多的是因循守旧，很少创新，制作工艺也日渐草率荒疏。 当代的紫砂大师，首推顾景舟老先生，顾老潜心紫砂陶艺六十余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名传遐迩。建国后七老艺人：任淦庭、吴云根、朱可心、顾景舟、蒋蓉，现当代紫砂代表人物：高海庚、徐秀棠、徐汉棠、汪寅仙、周桂珍、李昌鸿、鲍志强、何道洪等也各自身怀绝技，各有专长，皆为一时俊才。
柿蒂纹三足壶 明 时大彬制
紫砂壶可分五大类：光身壶、花果型、方壶、筋纹型、陶艺装饰壶。光壶是以圆为主，它的造型是在圆型的基础上加以演变，用线条、描绘、铭刻等多种手法来制作。满足於不同藏家的爱好。花壶是以瓜、果、树、竹等自然界的物种来作题材，加以艺术创作，使其充分表现出自然美和反朴归真的原理。方壶是以点、线、面相结合的造型。来源於器皿和建筑等题材，以书画，铭刻，印板，绘塑等当作装饰手段。壶体壮重稳健。最近方壶创作中更注 意到方圆的结合，刚柔相间，更能体现人体美学。筋纹菱花壶俗称“筋瓤壶”，是以壶顶中心向外围射有规则线条之壶，竖直线条叫筋，横线称纹，故也称“筋纹器”。
梅花周盘壶 民国 王寅春制
陶艺壶是一种是圆非圆，是方非方，是花非花，是筋非筋的一种较抽象形体的壶，可采用油画，国画之图案和色彩来装饰，有传统又非传统的陶瓷艺术。紫砂壶分类方法主要有三种，可以按造型分、是否有扭捏装饰等装饰手段、是否出自工艺师之手来分。比如按造型分可分为几何形体、自然形体和筋纹形体三大家族；按是否有扭捏等装饰手段又可分为花货和光货。如此繁多的分类，如今的玩家多是选择某一类来收藏、把玩、品味。一般的玩家都以几何形体和出自一般工艺师之手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收藏重点。
八卦捆竹壶 清 邵大亨制
竹顶壶 民国 朱可心制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