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a2手环使用说明:吴敬琏VS厉以宁

吴敬琏VS厉以宁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学界标志人物的PK：吴敬琏VS厉以宁

　　提要：吴敬琏与厉以宁是同庚、同乡、同学、同事。厉以宁曾经说过：“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

　　文/本刊记者 康棵

　　提语：企业改制与价格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侧面。熟轻熟重，是两个经济理论派别争论的焦点，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价格改革主线派，为此唇枪舌剑，各执一词

　　提语：股市、收入差距、教育产业、重型化经济……，吴敬琏和厉以宁两位杰出的中国经济学人代表，就一个个具体经济问题争论不休。每一次争论，都是改革开放推进的关键时刻。厉以宁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学术观点的分歧，是社会的福祉

　　提语：“争论”与“和谐”，学术思想的“殊”与“同”，争锋相对抑或互相理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吴敬琏与厉以宁一路走来，互相鞭策，又惺惺相惜

　　名片：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1930年1月24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1979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1979－1983年任副研究员；1983年至今，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1984年，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4年至今，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8年任常务干事；1986－1987年，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1994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1996年，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1999年，为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s Budapest）研究员等。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吴敬琏的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等。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十年纷纭话股市》等。

　　1984－1992年，吴敬琏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1930年11月生于江苏省仪征市；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中日关系学史学会会长。1998年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厉以宁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其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它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

　　厉以宁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等，并被多次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吴敬琏与厉以宁的“殊同”

　　吴敬琏与厉以宁是同庚、同乡、同学、同事，厉以宁曾经说过：“我和吴敬琏有过几次争论，其实我们俩关系挺好的。我们俩是高中同学，我们俩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

　　同生于1930年的吴敬琏和厉以宁都是江苏人，吴敬琏祖籍江苏武进，厉以宁则是江苏仪征人。在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时，二人都是刻苦用功的“小眼镜”、聪明绝顶的好学生；在金陵中学的校史馆中，吴与厉的照片同悬于一室。

　　中学时期，两人的性情、爱好就颇有差异。吴敬琏热爱古典音乐，喜欢将闹钟、收音机拆拆装装。能成为长江对岸南京化工厂的一名工程师，是他的向往；而厉以宁自幼爱好诗词歌赋，具有诗才文气的浪漫气质。

　　高中毕业后，“厉同学”与“吴同学”各奔南北，厉以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师从于哈佛博士陈岱孙等多位名家教授，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功底；而吴敬琏则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分配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孙冶方领导下从事研究，并曾与顾准“亦师亦友”。

　　两位老同学也许没有料到，多年后，他们会殊途而同归、同行却异见，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不同理论声音的代言人。

　　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最早发生于80年代中后期，当时厉以宁认为企业改制势在必行，吴敬琏则认为应优先考虑价格改革。因为二者的主张鲜明，分别被戏称为“厉股份”和“吴市场”。

　　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一直不休，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如果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话，以价格为信号、调节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

　　而在吴敬琏看来，改革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并全面推进。

　　有学者认为，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也因此，吴、厉二人虽各执一词，却“在改革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

　　尽管大方向一致，针对具体的社会现象，两位学者的分歧却是难以避免的。2001年2月，由于对股票市场的状况和发展看法不同，两人的公开矛盾白热化，引发了一场为国人所瞩目的争论。自此，两人之间争论不断，甚至鲜少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

　　2008年1月12日，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齐聚“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吴敬琏与厉以宁的同台演讲及切磋。会上，主持人将吴敬琏与厉以宁同时请上讲台，共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得失。座谈很快就要开始了，工作人员一转眼，却发现吴敬琏不见了。

　　“吴老呢，吴老哪儿去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一阵紧张与忙乱。吴老很快回来了，手里拿着自己新版的专著。原来，吴敬琏特意去取书并题字，亲手送给厉以宁：“请君指正！”

　　在座谈中，吴敬琏与厉以宁尽管观点有所不同，而双方的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吴敬琏说：“我们要提倡一种风气，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所以应该要形成一种氛围，使得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推进改革，为了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为了振兴中华。”这番话，赢得了满场热烈的掌声。

　　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院长表示：“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在改革方向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

　　曾经以“特约记者”身份分别采访过吴、厉两人的潘福祥，对厉、吴的学术观点均颇有研究，他表示：“吴、厉两人关系和谐，是经济学界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其实，这两位经济学前辈在各自的观点上始终是一贯的，在改革的方向上又是一致的。他们能联手迎接深化改革的艰巨挑战，是一件好事。”

　　从剑拔弩张的争论，到一笑泯恩仇的和谐；中国经济学界两位最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改革开放的数十年中，一路相伴而行。他们理论、思想发展的足迹，可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他们的每一次分歧，都是经济前行中的关键时刻。

　　争论的回顾：

　　关于股市——最白热化的争论

　　2001年1月，上一次牛市崩盘前夜，吴敬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炮轰股市，直言自己对股市的一些认识和看法，其主要内容：一是“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二是“全民炒股”；三是“中国股市目前的平均市盈率已高达60—80倍，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长期支持这么高的市盈率”。

　　没想到，吴敬琏的一番言论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股市的大辩论。

　　一个月后，在一个研讨会上，厉以宁带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等四位经济学家，就资本市场的种种问题，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五位学者认为：中国资本市场虽然弊端不少，很不规范，但在运作十年中，成绩显著，不可抹煞；应该正确理解投机，合理的投机应鼓励而非击，赌场与资本市场有本质不同，在所有特质上均不同；“全民炒股”是件大好事，表明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公众的意愿；对中国股市的发展现阶段来说，市盈率并不高。

　　在此之前，这些经济专家都是零星接受舆论界的采访时发表过一些观点，所有问题都尚在“商榷”。但这次的聚首，则是集体表态，阐述基本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而吴敬琏先生的看法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并表示，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进而提高财富创造能力的作用不能抹杀。

　　3月，吴敬琏就中国股市的前景表示：“中国股市会不会崩盘，要看采取什么政策。如果说让股市泡沫吹起来，那么我说它会崩盘。为什么会崩盘？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泡沫会永远地膨胀下去。”

　　之后，关于股市的辩论不断地升级，许多经济界人士、市场人士纷纷参与进来。伴随着股市的大幅下跌，争论也进行了近一年的时间，临近年终才稍有平息。

　　这次争论是吴敬琏与厉以宁最白热化的一次针锋相对，也被视为二人数年辩争的开端。

　　关于收入差距——隔空交战的争论

　　对于股市的争论尚未平息，就“收入差距”的争论就又拉起了帷幕。

　　2001年中，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论坛”会上，厉以宁针对中国创业投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表看法。他呼吁，我国创业投资事业在发展中存在着亟待解决的思想障碍，如果思想上的障碍不扫除，创业投资事业就很难在我国健康开展。

　　厉以宁认为，首先是认识收入差距的问题。他说，过去由于体制的原因，在一般的老百姓心目中总是认为吃大锅饭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最好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大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但现在大家心里为什么感到不平衡呢？最主要的就是一点，从前跟自己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今天吃的不一样了。同时一条街道的人，一个学校的人，一个村庄的人，过去的收入都差不多，现在收入差距悬殊了。

　　而这种心理状态会阻碍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也会阻碍中国创业投资事业的发展。搞创业投资者本身的确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但是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和社会；因为创业投资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腾飞以及人才的利用。总之，厉以宁认为收入差距可以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上，厉以宁明显偏重效率。

　　而几乎同时，吴敬琏在应邀参加中国科学院创新战略论坛上做了《当前经济形势》主题演讲。他在谈到平等和效率的权衡时说，平等分为机会的平等与结果的平等两种，机会的平等又称起点的平等。机会的不平等为不正常收入、腐败收入提供了来源，如腐败过程中的寻租活动，就是利用权力创造收入，最突出地表现在许可证、调拨物资、上市指标等审批制度方面。在国有资产重新界定的过程当中，利用机会的不平等，掌权者也可以方便地蚕食、侵吞公共财产。

　　吴敬琏指出，中国当前最穷的人是农民，农民的问题在于农村人口太多，需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来解决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结果的不平等也使收入差距拉大。吴敬琏表示，知识经济时代，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竞争中肯定处于劣势，这就需要国家在改革税制的同时，还应加强教育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等建设。在吴敬琏看来，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灰色的，并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在提倡效率的同时，要重视公平。

　　关于“收入差距”的争论，是改革发展中效率与公平博弈的缩影，吴、厉二位学者虽未正面交锋；其带有鲜明分歧的观点，也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引起不小的回声。

　　关于教育产业——欲说还休的争论

　　2002年，“教育产业化”成为当时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被广泛地提起和认可。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产业化就是商业化，就是只顾赢利。”这方面最权威的说法正是来自于吴敬琏。

　　吴敬链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教育机构本来就和服务业乃至行政机构一样，属于第三产业，不需要再来一个‘产业化’。看来人们之所以要强调实行‘教育产业化’，无非是要把教育机构办成赢利性的事业。对于这种要把所有的教育活动一概变成赢利性活动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教育分为许多不同的门类，其中一部分提供一般的技能训练，是可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例如基础教育，具有经济学所谓‘外部性’，就是说它提供给行为者本身的效益远远小于提供给社会的效益，这类教育活动就不应当由市场导向。”

　　那么，教育是不是产业？教育产业的运作是否要遵循经济规律？教育产业化是否就等同于以赢利为目的？教育产业可不可以赢利？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似乎也一直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

　　在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厉以宁是对此持肯定态度的突出代表。厉以宁曾指出，“如果经营得法而有了‘赢余或利润’，不仅进一步发展教育的资金有了部分的保证，而且可以使投资者得到一定的回报。既然存在着教育投资可以得到一定回报的例子，会不会使那些不准备投资于教育的人也产生投资于教育的愿望与行动呢？这样，教育的发展不就会加快吗？”

　　究竟是“教育产业化”会因为偏重赢利而忽视了教育的精髓，还是适当的赢利可刺激教育的发展？这场世纪争论依然在进行，而且难有定论。

　　关于重型化经济——最沉“重”的争论

　　我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始终是中国经济学界学者讨论的永恒话题。两大经济学家的观点迥异，争论激烈。

　　2003年开始，抑制过热成为了中国经济的第一关键词，而导致过热的正是钢铁、建材等重工业的过度投资。在这个背景下，吴敬琏在2004年岁末的一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中央2004年宏观调控的一次有益建言。吴敬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上发表了署名文章，题目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几千字的长文中，吴敬琏呼吁：“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

　　而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论坛上明确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虽然重化工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耗问题不容忽视，但厉以宁认为，“重化工的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技术的跳跃性发展仍可实现。”他建言，在重化工的发展过程中加强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旨在节约能源的“循环经济”模式首次被提到了明年的中国经济战略上。

　　在世纪之初的几年中，中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部分居民已经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巨大需求，如汽车、住房等。另外，中国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大量的长期建设国债，建成了一大批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为相当一段时期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也为新一轮的GDP增长期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取得一系列成功的同时，产业结构过度重型化对能源的巨大消耗已渐渐显见。能源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如何扭转目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如何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利用少、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道路，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课题。

　　关于改革开放——最“和谐”的争论

　　现场争锋

　　主持人：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让你们感觉到最满意或者最成功的改革有哪三项？

　　吴敬琏：第一就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第二件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全面改革；第三个就是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所谓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它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第二个大成绩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中国有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吴敬琏：对厉老师来说，他选的第一条其实我是同意的，但是我不认为承包制，承包制的作用是非常的大，而且进行得应该说也很快，虽然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的支持，所以进行得也比较顺利，可是它与其说是一个改革还不如说是它回到了原来农民所喜欢的一种体制，所以我没有把它列在里面。

　　主持人：厉老，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吴老对您的选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也确实，你们二老刚才所选择的答案确实有些不同，您怎么评价对方的答案？

　　厉以宁：我是从这个角度讲，要使改革有不可逆转性，改革走上这一步就不能再后退了，农业承包制，农民搞了承包让他再过人民公社生活他不干了，国有企业已经改成股份制企业了，股票人家已经买了，你叫他再退回去就不行了，民营企业已经搞了，也不能再退回去，就像三个丢到大湖上的石头一样溅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经济再也不能平静下去了。

　　主持人：好像您只是坚持了自己的看法。

　　厉以宁：因为我不愿意去评论人家的，因为经济学家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刚才讲过了，每人从每人自己经历的角度讲。

　　主持人：这点您就不如吴老，吴老就很大胆地评价了您的(观点)。

　　厉以宁：你让我真正评价一句，我说他讲的也有道理，这就行了。

　　主持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吴老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厉老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并且在频频点头。能不能说说不一样的地方？

　　厉以宁：不一样的地方要说的话，坦白说对于宏观政策层面的几个改革，我们没有谈这个，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的。

　　主持人：吴老，您觉得厉老能说服您吗？

　　吴敬琏：真正的区别可能还是在刚才厉教授讲的。他认为股份制改革，特别是我们股票市场的改革是很成功的。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说来话长，所以就不能够(展开说了)。

　　主持人：虽然话长，但我们还是非常想听。

　　吴敬琏：我跟老厉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很长的时间了。我们要提倡一种风气，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所以应该要形成一种氛围，使得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推进改革，为了建立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为了振兴中华。这个目标是一致的，观点应该要进行讨论。

　　主持人：我想吴老的这番话厉老一定会同意的。

　　厉以宁：同意同意。

　　主持人：30年来，在你们的心目当中，觉得最遗憾或者说没有达到预期的三个问题是什么？

　　厉以宁：第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第二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当中也存在着问题，比如行业垄断；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种种原因，推行得极慢。

　　吴敬琏：我有一点和厉教授是一致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太迟缓了。还有，我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比如农地的产权问题，所以资产无法变成流动的资本；另外一个是法治建设缓慢，《物权法》搞了13年还差点儿黄了，《反垄断法》也是搞了13年，通过了，可是它里面还是留下了一些大的漏洞。

　　主持人：今后你们认为什么问题亟须解决？

　　厉以宁：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这是第一个，从国家层面讲。从企业方面做的，应该尽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从另一方面讲，企业应该更多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帮助社区，帮助贫困地区，帮助周围的那些穷人。对个人来说，我认为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设，因为如果是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主持人：吴老怎么看我们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吴敬琏：我认为……当然千头万绪，这中间我还是愿意指出一点：我认为这里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那么就两个方面了。一个方面就是不该做的事，要赶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或者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你必须管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法制环境的建立，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努力去做的事。

　　记者旁听有感：

　　殊途同归话改革

　　吴敬琏和厉以宁，这两位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界泰斗级人物，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亲历者、推动者。在经济领域，两位学者的理论和看法对决策层都起到智囊的作用，他们的经济思想影响着许多人。

　　因为秉持不同的经济观点，吴敬琏和厉以宁争论和“对立”了多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两位学者首次同台面对记者、面对大众，在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坛上正面“交手”；而这一次会面，却成为二人论争史上，气氛最为“和谐”的一次。

　　一个依然是“吴市场”，一个依然是“厉股份”，事实证明，无论是市场体制或者是股份制改革都是不可缺少的，二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可以说，两位学者多年的争论和观点，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面对面时，吴敬琏与厉以宁两位学者都和颜悦色、面带笑容地回答问题，甚至针对二者长期争论的敏感问题都言辞温和，相互理解、敬重；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30年改革成功方面的不同认识和缺憾方面的共同观点。

　　厉以宁先生说到30年改革成功三个方面时认为，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是成功之一。吴敬琏说：“真正的区别可能还是在刚才厉教授讲的，他认为股份制改革，特别是我们股票市场的改革是很成功的，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说来话长……”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不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是成功的。可见，关于证券市场问题，吴敬琏的一贯观点并没有改变，“赌场论”的观点虽然在话语、策略上有所变化，但本质上没有改变。

　　而谈及谈到30年来改革上的遗憾时，两位经济学家共同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是最大的遗憾。两位学者对于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的共识，比他们之间的争论更加令人注目、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