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平板怎么清理内存:“西部牛仔”康巴人

“西部牛仔”康巴人(图)

　　康巴人是人们对藏族感到迷惑的原因之一,同时又成为西藏的活力和创造之源,屡屡吸引世界的目光。

　　　　　　　　　　　


　　生活和居住在康区大地上的康巴人,由于横断山的千沟万壑和艰苦环境的磨练,他们不仅拥有了自己的康方言,还更多地保留了西北羌人那奔腾地血液—作为藏B型藏族地故乡,他们拥有武士般地剽悍和山一般伟岸地身躯.同时,同是横断山的千沟万壑和独特区位使他们没有成为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类,而×以开放的心态游走四方.他们当中产生了大量×和英军对阵的勇士和刺杀吐蕃赞普的侠客,更有横扫高原的起义斗士,因此被人赞誉为以勇武闻名的“哥萨克人”.他们不仅有外在的强悍,也有精明的头脑,有时他们像噶玛拔希开创活佛转世那样充满创意,从近代邦达昌的赫赫威名到如今八角街的经商群落,又有人称他们是“西藏的犹太人”.在朝圣路上,他们时而像吉卜赛人那样的自由不羁,时而又像圣徒一样的执着和虔诚--还有更多的人称他们为中国的“西部牛仔”,在中国西部辽阔的大地上,在青藏高原的历史大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

　　亚历山大留下的足迹

　　只要你进入康区,首先让你惊奇的一定是康巴人:康巴汉子往往盘头结辫,挂银带金,脸黑亮得如同墨玉,无头饰者头戴威武得毡帽,各式腰刀或横挎或斜插,两眼看人,目光直且深邃,拒人千里之外。个头大多在一米八左右,走在街道上,像山峰一样移过来,稳重且深邃.说话大声，手势较少,目不旁视,不苟言笑,一幅男子阳刚之气,咄咄逼人.而女人则身体健壮,身材婀娜,长长的辫子上一串红珊瑚早早映入眼帘.她们穿金戴银,风吹银饰和着略带野性的爽朗笑声,很远就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和目光--康巴男子过来是一座冷竣的山峰,女人过来是一座金银的宝库.

　　其实,康巴汉子的声名远播不只在今日,他们历来广受关注并名扬四方.

　　据说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军队东征,用短短4年时间就征服了叙利亚、埃及和整个波斯.公元前326年,他又挥鞭直指印度.铁骑越过印度河,大败波罗斯携带象群的军队.数次征服马其顿的军队抵达印度最富蔗的恒河流域.这时热带的潮湿闷热、毒蛇蚊虫,使远离家乡的马其顿战士吃尽了苦头.怨声载道的士兵拒绝东进,而此时亚历山大的斗志亦锐减.想当初,他征服了埃及,欲往东去,是漫无边际的沙漠;向南,又是浩瀚的大海;现在东征印度,虽然一路所向披靡,但高耸如云的喜马拉雅山脉却又横亘在眼前.伟大的亚历山大竟然以为自己已征服了人类居住的所有地区,遂寂寞地抚鞭而叹: “世界怎么就如此之小呢?”

　　据说马其顿大军西撤时,在印度的北部山区留下了一支纯种的雅利安人,他们后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留在了恒河平原,一部分北上,在克什米尔地区定居,现在那里的米拉罗部落的人,还保留着马其顿人古老的生活习俗;还有一部分随着季节,沿喜马拉雅远徙,在西藏东部的横断山区定居下来,渐渐演变成现在的康巴人.

　　又据说,当年以亚历山大自居的希特勒,认为除了他的日耳曼人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之外,还有另一支人种可以与之媲美,那就是康巴人.后来,野心勃勃的希特勒竟想到绝招,派遣党卫军专程到喜马拉雅山区寻找纯种的雅利安人后裔,准备从的克什米尔的米纳罗人和康巴人中选择部分英俊魁梧的男子,带到德国与金发碧眼的雅利安女子结合,培养最优秀的雅利安人种,以满足法西斯德国统治全世界的需要``````

　　此说法自然是野史的穿凿附会.史载,19338年前后,德国的一名叫沙佛的博士确曾在希特勒作后台的基金会的资助下,带人在西藏和康区等地进行了数次考察,并和西藏地方当局建立了联系……上述传闻广为流传,以至于直到当代都有人言之凿凿的声称,他们见到年轻美丽地欧洲女人类学家或风流热烈、金发碧眼的时髦女郎们到康区寻觅 “夫婿”.

　　“藏B型”的英武轮廓

　　　　　　　　　　


　　从民族学上讲,由于青藏高原的地质变迁,远古的人类很可×形成并集中在青藏高原的南部、西北部和东部,其中,由于丰茂的草场和较低的海拔又使西北部的藏北和甘青草原最可×成为源源不断地产生游牧民族的摇篮。在人类由氏族社会向具有较强组织和攻击性的奴隶社会进化时，由于农耕文化的出现，西北的羌人在和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西北游牧和农耕民族的互动中，别无选择地走上了一条向南——中国西部游牧走廊迁徙的道路。在勇往直前、前仆后继的漫长迁徙并独创的“半月形文化带”中，一方面是不断向当地民族输送新鲜血液，实现着民族的多元互动和一体化过程，一方面在横断山脉的千山万壑里，由于地理的阻隔，也开出了西南乃至南亚的众多绮丽的民族之花。

　　当西部山谷中的“西山八国”酋长们还沉侵在“女儿国”的瑰丽梦幻中，怀揣着新创制的文字和佛教经书的吐蕃铁骑正翻山越岭，从群山的台阶上逐级而下。在两百年里，他们实现了吐蕃人的英雄梦想，并在其征服的辽阔大地上逐步形成了藏民族——这个多元一体的产儿。尽管来自藏南谷地的吐蕃部落和游牧走廊的英雄儿女都有着西北羌人那奔腾的血液——这从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孙新甫和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红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研究也可以看出，藏民族属于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此外，从染色体或人体骨骼来进一步研究人类血缘关系，北方汉民族和藏民族的血缘关系比南方部分地区汉民族之间的血缘更为接近。

　　但是，我们认为卫藏地区的藏人和东部康区乃至安多的藏人在民族人类学上是有差区别的。中外人类学家的研究也表明，从人种上说，西藏人属于不同的种族类型，即藏A型和藏B型，康区是藏B型的故乡，藏A型则遍布于整个藏区。藏A型又称僧侣型，属于蒙古人种的南蒙分支，居住于中国南部、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等地，其特征为头颅较宽，面孔较宽阔和身材较矮。藏B型又称“武士型”或“康区型”，属于中蒙古人种支系，居住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汉族及朝鲜人等蒹此等人种，其特征为头颅较低，面孔较宽阔，身材较高，有蒙古皱襞但不明显——这种结论我们已有直观的感觉——为什么康巴汉子乃至彝族的“黑彝”都有着高大魁梧的身材？我们想，这是横断山的高山峡谷保持了较多他们从北方来的祖先血统的缘故。

　　“康区”的地理文化范畴

　　在公元7世纪之前，他们在自己氏族首领的带领下，进行了数千年的征战和迁徙。在吐蕃统治的两百年间，吐蕃对所征服的西部部落的统治也往往未打乱其内部的社会结构，他们或被整体迁徙，或以部落为主成建制随吐蕃大军征战——毕竟两百年的时间在民族发展历史上的时间不算太长。至今，在这一地区“同而未化”的部落还有不少——如今阿坝汶川一带的羌族就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祖先地文化，还有嘉绒藏族、木雅藏族、霍尔藏族等，同吐蕃同化地其他藏区在语言和习俗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差异。元朝势力进入青藏高原后，中央统治者对藏区实行了不同的统治模式。对卫藏地区，中央王朝的控制和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的管理使这一地区的社会形态和其它地区有着巨大的区别——公共权力的确立与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过渡是文明时代区别于氏族社会的两大标志。而对游牧走廊的这一辽阔地域，中央政府则采取一种更多的是依靠当地部落首领（血缘组织为主）的土司制度，这些世代相传的“土皇帝”们，他们尽可以利用统治者的懒散腐败和自己的阳奉阴违为自己争取较大的自由空间——尽管这种自由多是由土司们享受的。

　　吐蕃在强盛时，除了它的本土卫藏地区外，还控制了阿里和西部游牧走廊的地区，根据地理方位和当时的行政隶属，分为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和下朵藏六岗。在卫藏地区的人看来，他们居于高原的低处和河流的下部，因此称该地为“康”。最初，在吐蕃征服者看来，游牧走廊的地理特征都是差不多的。但没有想到，在横断山脉之间，还“横”着一座阿尼玛卿山和一条黄河，地理的阻隔和原来部落语言的差异使这一地区将吐蕃统治者带来的藏语变了样——形成了安多腔和康巴腔，加之出产和文化的各有侧重，于是卫藏、安多和康区这三个地理和族群概念产生了。相应的，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又有不同的称谓：阿里人称“兑巴”，后藏人称“藏巴”，前藏人称“卫巴”，丹达山以东人称“康巴”，川西北部甘南青海地区的人称为“安多巴”。现在我们叫康区为康巴地区，“巴”是藏语“人”的意思，“康巴”是“康区之人”的意思，而有时也以“康区”指称“康”这一地理区域，则是汉人不知其意而约定俗成的称谓了。

　　由于这一历史、文化、地理和语言形成的概念根深蒂固，后世的统治者也大多据此确定行政区划和政治版图：

　　元代设置了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乌斯藏”管辖今卫藏地区；“朵甘思”（“朵康”的异译，大概由于对朵康六岗的概念已发生分化没有弄清，以后也有误用者）管辖今康区，大体相当于“六岗”的范围；“脱思麻”（“多麦”的异译）管辖安多地区。

　　明朝因袭元制，设朵甘卫行都指挥使司管辖康区；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管辖元时的安多地。由于当时的管理方式落后，加之地域辽阔，其分界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固使汗挥兵南下，击灭康区最强大的白利土司，占有全康，派营官多人分驻于芒康、昌都、甘孜、理塘、康定等处，监督土司，征收赋税“以养青海之众”，使得康区的行政区划被打破。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和硕特部驻康定的营官杀死明正土司，清廷派四川提督进剿，攻占康定，杀营官昌侧集烈，乘势招降 江以东的木雅、瞻对等土头，将雅磐 江以东纳入四川势力范围，称为“炉边”地区。康熙五十八年（1719）以后，清朝在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部和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的过程中，相继招降了康区个土司，整个康区基本纳入四川的范围。但由于行政区划尚未明确，达赖和云南都提出对理塘等地的要求，故雍正三年（1725年），川陕总督岳钟琪提出“将距打箭炉甚远，难以遥制”的昌都、洛隆、桑昂曲（察隅）等地赏给达赖喇嘛管理，将中甸、德钦等地划归云南管辖，将巴、理塘等仍归四川管属的建议。清廷批准了这一意见，次年川、滇、藏三方派员在四川提督周瑛的主持下据此会勘了地界，在宁静山山头竖立了界碑。这样，元明时的康区被划成了三部分。属川的称为“炉边”地区，属藏的部分统称为“喀木”（“康”的异译），云南部分称为“建塘”。

　　清末，由于西方势力加紧对西藏的侵略步伐，加之土司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清廷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同时设立川滇边务大臣，以加强对康区的治理，建衙门于巴塘。原拟将云南藏区一并纳入，后由于形势的发展未实现。在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锐意经营下，“川边”辖境又恢复到了元明时的康区范围（云南除外），甚至收复了原来一直属于几不管的地区，如三岩、波密等地，东边直到今工布江达（太昭）。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决定以边务大臣所辖地建立“西康省”，“康”即指原地名，“西”指在国家版图之西。西康省的辖境“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顶止，计3000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4000余里”。

　　明国初，藏局动荡，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1918年藏族侵占了康区甘孜、新龙以西的地区，当时由于辛亥革命，内地无暇顾及，经英国人台克曼“调停”，将康区的邓科、德格、昌都、类乌齐等13县划归西藏暂管。1930年，康区发生“大白事件”，川军二十四军与藏军发生冲突，打败藏军，达成以金沙江为界的《岗拖协议》。1939年，国民党恢复西康建省时，辖宁（西昌）、雅（雅安）、康三地，其中的康，只达金沙江岸边。

　　尽管行政区划几经变更，但其传统的地理和文化概念并未改变。就以中原人的习惯称谓看；清代对西藏地方称“图伯特”——由“吐蕃”二字演变而来；对川康一带的藏族称未“番”；称甘青一带的藏族为“唐古特”。

　　解放后，沿袭清末以来的政治格局，自元到清末沿袭近千年的传统的安多和康区地域被分归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5个省区，建立了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和1个自治乡，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10%。

　　“康区”是一个包含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在内的综合性的概念。它在吐蕃统治时期就已形成（最初笼统指东部地区，后由于地理、语言、出产和风俗的差异又将其分为安多和康区），元以后的统治者在这一概念基础上设置了不同的行政区划和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又强化了这一概念的人文内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区域和文化范畴。后由于明末以来这一地区行政区划几经变动，加之过去中央统治者对这一地区实施松散的土司统治，一些地区之间的发展和交流程度也不一致，所以造成现在人们对康区的范围理解存在差异。如有的以行政区划概念谈，认为在主要指民国后建立西康省的康属部分，即金沙江以东地区；也有的根据藏文史籍记载将朵康认为是康区的范围，而仅把安多作为一个方言地区。

　　文化是比行政区划远为丰富和有生命力的东西。康区这一文化（含语言、地域和历史等）概念的形成有数千年的历史，研究其形成、组成和特点具有历史、民族、民俗、政治、语言、区域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意义，因此，根据其地理单元的相对独立性、语言的共同性、民族起源和发展历史的一致性、宗教民俗习惯饿相似性、政治管理模式及元明川边较长时期都属于同一行政区划等特点，今天属于康区范围的地区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加上原属康区范围的四川阿坝自治州的金川、小金县，五十年代后从昌都陆续划至西藏那曲地区的比如、索县、聂荣、巴青四县，林芝地区的波密和察隅两县，康区约占整个藏区面积的33%和人口53%，其中，今昌都、甘孜、玉树、迪庆地理区位和文化交流较为集中，是康区的核心地区。

　　注：本文选自王怀林先生近作《西部冲击》（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略有改动。

   在传统的服饰特点上，康巴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头上缠着一大把红色或者黑色的丝线。虽说现在年轻的藏族都穿流行的服装，但从体形特征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康巴人大都身材魁梧，面容刚毅，长发披散有如雄狮的鬃毛，是典型的美男子和天生的战士。所以你在街上看到那些神情倨傲、步履矫健的藏族人，十有八九就是康巴人。

藏东地区的藏族人几乎统称康巴，见到气宇轩昂的藏族人后你再一打听，他们多半都是康巴人，你接着再细看他们的脸膛、肩膀、躯干以及四肢，就会越发觉得是这样，因为这已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了。但康巴人中也不乏精瘦之人，见到他们你又如何猜度呢？这就得靠看精神。无论面部表情还是体态，康巴人都是严肃而沉着的，少有言语，但他们的眼睛里却满是精气神，一个个内心都炽烈着，仿佛有压抑不住的激情。

    康巴人都是天生的商人，有经商世风，大商家层出不穷。往往是很年轻的几个朋友结伴，用各自家里资助的本钱（通常是玉石、玛瑙、九眼石及钱财等）换购货物，雇上人力畜力（现在当然是汽车火车甚至飞机等了），长途跋涉另地，出手后再购货物于各地贩卖，如此往复，利润多多。几乎所有康巴人家里都有沾亲带故的生意人，他们彼此提携互通有无，很容易便结成强大的经营联合体。加上他们世代的精明利落，重信守义，肯冒险，又出手阔绰，独垄某行某业并进而成就为左右一方经济的巨富的不计其数。古董、工艺品、羊绒卡垫以及毛皮、药材是康巴人的传统经营项目，如今多的是汽车贸易、酒类、饮食、娱乐以及文化等行业。 弥伴传奇》）康巴人是各藏区中最为执着的藏传佛教徒。这种执着中揉合着他们性格的因素，显得坚忍了许多。康区有全藏最有力最鲜艳的风马旗，还有全藏最大最高的玛尼堆，这些像塔像城一样在康区大地上静伫的东西寄托了康巴人无比的虔诚。康区还有全藏最执着的朝圣者，他们结着伴，磕着等身长头，在远如云南到阿里的众多神山圣湖间坚毅向前，殉生半途者尤多。康区自古都是藏传佛教兴盛的地方，名寺遍布，如强巴林寺、竹庆寺、理塘寺、类乌齐寺等，名僧大德甚至包括几世达赖喇嘛、班禅以及噶玛巴等辈出。正是凭籍着这种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康区的藏族才积累出这世代的虔诚。

    因商而富的康巴人不会被人认为吝啬。说好多康巴人的钱都是为朋友而挣的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们终究是更爱喝酒作乐，即便生意场上被骗被抢被坑，数度沉浮之后仍是痴心不改。这些外表俊朗十分尊严自信的康巴汉子们是离不开朋友的，发达时他可以在酒场上千金不惜，飞来飞去地玩乐，受穷至连坐三轮的钱也掰着用时，他也会豪爽地坐在桌旁请你为他买单。除及时行乐逍遥快活外，康巴商人也是乐善好施的大好人，家乡的寺庙办法会，同根的乡亲受了灾时，他们义无反顾，大把大把地施舍绝无收回之念。乐观、真诚并深具善心是康巴人的一大性格牲。

    更多康巴人“游牧”一生。如今，不过“游”的范围及时间相对小而短了些罢。一首名叫“康巴汉子”的歌中写到：

    “额头上写满祖先的故事，云彩托起欢笑，胸膛是野性和爱的草原，任随女人恨我自由飞翔。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眼里是圣洁的太阳，当青稞酒在心里歌唱的时候，世界就在手上。”

    康巴人酷爱马，马代表一种生存状态上的自由，还代表了一种驰骋着强悍的力量。刀和枪也是康巴汉子的珍爱之物。最纯粹的康巴人爱这三样东西胜过爱自己的女人。康巴人以强悍不畏死为荣，当年全藏抗击英国等侵略军时，康区的战士最令敌人胆寒，即使出家为僧者也是不惜性命奋勇杀敌。那些斩敌无数并幸存至今的康巴将军的大刀长可及人，沉重无比，隐有森森的刀芒，常人无胆把拭。

    贡觉、芒康一带的康巴人尤其如此。贡觉三岩一带在旧时是全藏最穷最僻的地方，非强悍者不能存活，生为男人不会打家劫舍会被视为无能。必须坚守“病死为辱，刀死为荣”过一生。这一点可以从康巴人的《强盗歌》中略窥一二：

    我骑在马上无忧无愁，

    宝座上的头人可曾享受？

    我漂泊无定浪迹天涯，

    蓝天下大地便是我家。

    我两袖清风从不痛苦，

    早跟财神爷交上朋友；

    从不计较命长命短，

    世上没有什么可以留恋。

    岩石山洞是我的帐篷，

    从来不用学拉扯帐篷

    凶猛野牛是我的家畜，

    也不必拴牛羊在家门口。

    因独自喝惯了大碗酒，

    对头人从不会用敬语，

    因独自吃惯了大块肉，

    从不会用指甲扯肉丝。

    我虽不是喇嘛和头人，

    谁的宝座都想去坐坐，

    我虽不是高飞的大鹏鸟，

    哪有高山就想歇歇脚。

    我侠义从不想找靠山，

    双权长枪为我壮了胆，

    我侠义是没有帮手的，

    快马快刀是我的伙伴。

    我侠客从不愿拜头人，

    高高蓝天是我的主宰，

    我侠客从不去点香火，

    太阳月亮是我的保护神。

    旧时的三岩还盛行决斗。所谓决斗肯定就是拳脚对拳脚刀枪对刀枪，绝无半点暗算，也绝无半点逃避。以往，决斗是检验是否真男人的方式，这种习俗不但为三岩人信奉，整个康区的血性汉子都是这样，一旦反目，生死相见，所以其他藏区的人特别是如拉萨、日喀则等地的城里人都不敢轻易地招惹康巴人。

    好强斗狠和仇杀远非康巴人一生的内容。康巴人对爱情的热烈以及对信仰的执着也远非其他地区的人能比。在康区广大的农村和牧场里，男男女女们都爱得洒脱大方，从不见什么“单相思”。爱情对于优秀的男女来说就像财富一样多多宜善，无人会为此感到恼火，以固定的婚姻形式相约束的男女在旧时的康区并不多见。当然，康巴人是会珍惜真正值得去爱的对方的，而且这种珍惜来得尤其感人。一些被视为一乡一村英雄的男人，向来游踪不定，敢作敢为，却又不愿被婚姻形式所缚，而那些独哺儿女的单身母亲仍会敬慕他们，她们无微不至地打理着没有父亲的家庭，全心维护心爱之人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的所谓“劣迹”，危急之时还必会挺身相助，哪怕是死也无所畏惧。这样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故事你随处可听到。

    “然而在西藏，人间的恋爱其实并不算一回事，群众们所崇拜的唯一英雄事业，乃是在灵性方面的。”（摘自云丹喜措之《五世喇嘛》）

    康巴人是额头与眼睛纯净而明亮的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信仰、爱情与幸福，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在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拼搏中体现出来，因而来得热烈粗犷，来得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