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sm卡怎么换:伟大的思想到哪里去了？

伟大的思想到哪里去了？
作者： NEAL GABLER。
来源：果壳网

被今年7、8月号的《大西洋月刊》标榜为年度最有价值的14大思想排名第一的是（屏住呼吸听好了）——“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崛起”（是不是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且不论价值与否，“思想”已经沦落到形容这等概念，时代真是不同了。

过去，思想能引起人们辩论，激发新的灵感，导致社会变革，甚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伟大的思想能在广大民众中激起强烈反响，让伟大的思想家成为社会名流——爱因斯坦、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神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社会学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女权运动代表）、卡尔·萨根（天文学家和作家）和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古生物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等等。

比这些巨匠名气更大的，是他们提出的开创性理论：“意识形态的终结”、 “媒介即信息”、“女性的奥秘”、“大爆炸理论”、“历史终结论”。伟大的思想能登上各大杂志的封面——“上帝已死？”而像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美国作家，曾两度获普利策奖）、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美国作家，政治评论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 ，美国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家）等人偶尔也会走上电视荧幕，在谈话节目中与观众交流。

而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从缺乏理性思考到缺乏思考
如果说如今的思想不如以前那么伟大，并不是因为我们变蠢了，而是因为我们不像前人那样那么重视“思想”了。其结果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后思想时代”——在这里，如果一个想法不能立即兑换成钱，哪怕它再伟大、再发人深省也无法获得重视；提出伟大思想的人越来越少，传播伟大思想的渠道越来越窄， “伟大创想”沦落为滥大街的修辞。

在美国，这种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我们正处于一个“后启蒙时代”，在社会总体以及方方面面，理性、科学、实证和逻辑辩论都已被迷信、宗教信仰、观点意见和教条主义所取代。虽然科技仍在进步，但思想却开始倒退。

后启蒙时代是指理性思考的缺失，后思想时代则干脆没有思考的过程，遑论“理性”了。大学对社会问题避而不谈，人们不敢提出更大胆的理论，真正的知识分子从社会舆论中消失，有深度的分析评论被哗众取宠的节目取代（※此处已更改），不断变得视觉化的文化在年轻一代中兴起……（更多反思，详见科学在美国的衰败）

后思想时代的到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问题的根本可能就在信息本身：信息越多，思考越少。

喧宾夺主的信息
以前，收集信息只是开始，人们会将收集到的信息加以分析，通过现象挖掘本质，将信息赋予意义——这个过程就是思想。思想关注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它的意义和本质，因此好的思想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与身边的人。

马克思提出了生产资料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试图理解人的思想与行为；爱因斯坦开创了物理学的新时代；麦克卢汉阐述了现代传播学的本质及其对生活的影响。这些伟大思想为我们提供思考的工具，并指引我们思考更重要的问题。

信息是思想的发源地。但随着近十年来的信息爆炸，我们像是有太多小麦而没时间磨面粉的农夫。每天接受了太多信息，就是想要思考也没有时间，而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想思考了。

少数人交流思想，多数人交换信息
人类天性更喜欢“知晓”而不是“思考”。知晓信息会产生更大的即时效益，譬如感到与时代接轨，与他人有共同话题。而思考则显得高端而不切实际，绞尽脑汁琢磨一个问题，却应者寥寥，典型的投入多、回报少。

伴随“后思想时代”到来的，是社交网络的崛起。纵使网上也有重于思想的网站和博客，但大行其道的还是社交网站，比如Twitter, Facebook、Myspace、Flickr 等等。社交网站的核心是让人们分享信息，满足人们的信息饥渴，但毫无启迪作用可言。（※此段已更改）

也许有人说，现在的网络社交和过去在茶馆聊天无甚区别。这个类比不完全准确。首先，对很多人来说，网络已经取代书本成为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再者，网络的快节奏也让人失去了静心思考的习惯—— 短短百多字（※此处已更改）能做什么？无非就是晒晒琐事、发表些随意的观点，发推这种行为本身是不利于思考的。

社交网络的确能拓展人的交际圈，但却不一定能扩展人的视野。思考要求人精神集中，而即使在网上泡一整天，看起来很累，大脑实际上却什么也没干。在网上社交让人的生活缩聚为一个个圈子，而斟酌后留在页面上的话语却能拓宽人的视距，网页或书页皆然。

思想和思想家：信息爆炸的受害者没有思想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思想不是智力游戏，它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一位艺术家朋友曾经抱怨说，现在搞艺术的圈子越来越浮躁了，因为现在没有像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element Greenberg）那样伟大的批评家提供宝贵意见。政坛也有人发出同样的感慨，当各党为了预算紧缩争得面红耳赤时，人们不由得怀念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这些政治家的智慧。在经济学界，人们已经围绕凯恩斯的政府注资理论争论了80年。

这并不是说大师后继无人。而是大师的晚辈生活在一个思想贫瘠的年代，不管学界还是民间，都缺乏严谨的、创新的、挑战权威的思想。缺乏思想的支持，人们很难超越大师前辈。所有的思想家都成了信息爆炸的受害者，他们的思想自然也不能幸免。这对于其中一部分科学家尤其如此——提出演化心理学和心智计算理论的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宗教、人性等方面提出了诸多争议性理论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以及发现道德观与政治立场关联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

和过去大部分在人文领域广泛涉猎并提出伟大思想的人不同，平克、道金斯这些人是科学家，依靠的是实验和科学方法。这导致他们陷入了双重困境：不但遭受了对思想的歧视，还遭受了对科学的歧视：媒体对科学的典型态度，说好听了叫故作神秘，说难听了就是完全不知所云。这些问题也是时代的产物。若是在几十年前，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应该是大众媒体的宠儿，而如今，他们只能让座于垃圾信息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人说市场会催生一些思想。但我们不能把那些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创新与纯粹的思想创新混为一谈。

史蒂夫·乔布斯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他的思想与产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他最主要的贡献还是物质上的。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却并没有对我们的思考方式产生太大影响。只要有足够自由、繁荣的市场经济，永远都会涌现出乔布斯一样的企业家，但思想家匮乏的问题却未必能由市场解决。

在信息时代，人人都是自恋狂。我们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谁去管马克思的思想或是尼采的研究取得了什么新进展？媒体也不会把篇幅留给思想家，为了争夺市场，传媒只会一味逢迎我们的自恋情结。如果对未来做一个展望，信息大概会越来越多，包罗万象，但没有人会去思考。这样的未来是福是祸？
这值得思考。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2011年8月13日评论文章，The Elusive Big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