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净化器连接不上:曾国藩：慈禧太后才地平常 见面无一要语

原标题：光绪皇帝向左 明治天皇往右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风雨如晦，杀气阴森。戊戌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这里引颈就戮。

刽子手的屠刀，寒光雪亮。临近午时，行刑时间到了。“六君子”被推上刑场强按在地。谭嗣同大叫：“某有一言！”监斩官军机大臣刚毅扭头不理。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仰天长啸：“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刚毅提起朱笔，将六人名字全部钩掉，掷笔于地。六名刽子手同时抡起钢刀，六颗头颅同时跌落尘埃。红雨纷飞，遮天敝日，菜市口一片血腥。其时，杨锐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尸身不倒，观者惊惧不已。

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落下苍凉的帷幕。当“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人心！”看热闹有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当六君子被逮捕审判时，许多此前与他们有来往的京官噤若寒蝉，多所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株连自己，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红墙内的慈禧太后微笑了，她把这场喋血的表演精心安排在菜市口，就是要公开告诉人们，这六个家伙实是罪不可赦，而大清子民们也欣然认同了这一判决。

谭嗣同被捕前慷慨吟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是，他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连他们死后的尸体也无人敢来收殓，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乡。从上层顽固官僚，到下层普通百姓，在苍茫的中国大地共同结成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哪怕是石破天惊的狮子吼，一进入这个“黑洞”就变得杳无踪影。他们想代表人民说话，可人民好象并不需要他们代表。行走在这个昏睡的帝国，他们的背影显得那么孤独凄凉。

而此时在日本进行的明治维新，“臣民一心并力”，全民族都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形成巨大的改革合力，勤奋进取，矢志向前。日本发展变化速度之快，简直是一日千里，令人眼花缭乱，仅仅只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国家一两个世纪的行程，跻身列强的行列，令世界震惊，刮目相看。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访问日本后，也不禁惊叹：“在东方日本已经走在最前面，它已经给全亚洲之心灌注了希望。”他甚至热情洋溢地把日本比做东方地平线上破晓升起的太阳，“势必重新照亮全世界！”

是非成败，实有缘由。先秦时期中国的先贤就说过“千乘之国，有争臣五人，则社稷不危也。”在近代化过程中，领导集团的群体智慧和主导力量至关重要。光绪和明治领导集团的悬殊实力，识见本领，直接导致了中日两国变法的不同命运。光绪阵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是一伙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既“迂”且“狂”；而明治阵营以伊藤博文为先锋的改革人士，既“深”且“博”。光绪集团闭门造车，进行的是一场纸上的变革，明治政府则大张旗鼓地除旧布新，以催枯拉朽的气势推动了一场革命。

风云际会，大浪淘沙。腥风血雨，高下立见。

堂弟康广仁对他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评价其老师更是一语中的：“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

康有为之所以“迂”，是因为他的脑袋虽然进入了新时代，脚却留在旧时代拔不出来。他也曾力主要“通世界之识，养有用人才”，但他本人得遇圣主、感恩保皇的思想终生根深蒂固。个人际遇的宠辱悲欢，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甚至遮蔽了他对国家前途、民族大义的视野。辛亥革命后，他宣扬尊孔复辟，还与军阀张勋拥清废帝溥仪登基。直到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还亲往天津觐见探望。溥仪赐礼贺寿，他受宠若惊，伏地痛哭，在《七十赐寿谢恩折》感激涕零地说：

“臣海滨鄙人，文质无底，虽十三世为士，而门非华腴，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谕臣专折奏事，由是感激，竭尽愚忠。”

言行作派，完全仿效诸葛亮《出师表》，散发出封建愚忠的陈腐气息。此后当梁启超试图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怒发冲冠，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断然与之分道扬镳。当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叫嚣“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由于他身体里始终流淌着旧时代君臣一体的血液，注定了他只能用儒家的孔教传统嫁接西方的立宪主义，采用传统的变法理念搞一场划时代的改革，而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君主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康有为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的层面，犹如在传统长袍马褂上套了一件西装，失败的命运在所难免。况且权力从来就是自私自利的，从本质上讲，王权与民主永远是不相容的。民主宪政是争取得来的，而不能靠施舍赠予。康梁集团寄希望于皇帝登高一呼，万事俱备，发布几道诏书，就能大功告成。这与空想社会主义企图在世界各地悬挂“慈善箱”，让天下富人捐出多余财产，就能实现天下大同一样渺茫。更何况他们寄予厚望的皇帝本身已是一位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康有为的“狂”，更显得矛盾复杂。他既敢于挺身国难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不善权变通融，做事往往过于理想，当时代需要他担起扭转乾坤的大任时，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古人云“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他不是法国的拿破仑，手中无一兵一卒，却幻想走极端路线“诛禄围园”，发动宫廷政变，废除太后，捕杀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那一套程式，殊不知这在精明干练、深谙政治动作的宫廷阴谋的慈禧眼中，他无异于是一个舞台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他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却在初得光绪的一点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打草惊蛇，四面树敌，杀气腾腾地向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荣禄贸然挑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试想荣禄何许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场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这般威胁，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无比的宰相地位，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敢于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终仍然归于惨败，遑论康有为一个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

光绪推进变法的心情实在是太急迫了，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看得真切，他虽然也支持变法，但对光绪所用非人的缺点洞若观火，苦心劝谏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变，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一腔热血，满怀激情的改良派，始终迷信于走贤人政治路子，而不积极谋求唤醒广大民众。他们虽然在维新变法的思想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然而无论公车上书也罢，建立学社也罢，都主要是在发表言论、提供方案的范围，积极呼应的只是廖廖可数的一些地方督抚，开明官僚。相反，他们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以前，剥夺了太多人的利益。仅废除八股文一项，就使读书人恨入骨髓，因为这等于把他们全体活埋。北京的大街小巷愤怒充塞，象煮沸的开水。而开国会、设制度局、精减机构撤销六部则使一些老臣的职权被剥夺，又没有安排措施，他们当然坚决反对，官员士大夫阶层像被挑了剿的蚂蚁一样，惊恐失措，骇叫奔走，乱成一团。这些被目为“守旧”的官员，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到慈禧而前去痛哭告状，如丧考妣。顽固派的宰相徐桐，竟连从洋楼前走过都不肯，坚持“宁可亡国，也不改革”，他们誓言：“宁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与家奴（汉人）”。

守旧党的势力远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而维新党人不知避其锋锐，韬光养晦，一味急进蛮干。身处一线的光绪日益遇到更多的阻力，“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甲午战争后，光绪在朝中的的支持者相继被慈禧除去：志锐被发遣、文廷式遭革职、翁同龢被逐出宫……当决战关头逼近，两派人马短刀相接时，维新派已是穷途末路，由于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只能一厢情愿地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秘泄事败，只能或瀛台被禁，或京华喋血，徒唤奈何！

《晏子春秋》说“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由皇帝带领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施行的。在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界精英们，拥簇着一个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在日本，则是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改革派武士精英把明治天皇隆重推到历史的前台，以实现强国抱负。然而两个集团的实际地位作用，却有天壤之别。从大清的“军机四卿”和日本“维新三杰”的命运不同，就可窥豹一斑。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不久，光绪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康有为大喜过望，四处炫耀四章京“实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折，令四人阅看拟旨……”而实际上他们的职责仅是处理一般官员士民上奏的时务条陈，拟写签语以便皇帝阅读，并不能接触原先由军机大臣处理的日常朝务，谭嗣同、刘光第直到被捕为止，甚至连光绪皇帝的面也没有见到。三个月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尽管言词峻切，催迫甚急，却遭到多方抵制，大多数诏令一出宫门便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应。其实他们依靠的光绪皇帝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慈禧规定：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

在中国实行变法的祖宗商秧曾说“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大清的顽固派一个反扑，轻易就把改良派打压殆尽，光绪被囚，谭嗣同等人被杀，新政失败。

翻开一部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主导改革的武士阶层可谓英才辈出，群星灿烂。他们以对上影响天皇、对下动员全民的积极姿态，把明治维新变成了一场全民族的革命。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他们在关键时刻引领日本校正航向，乘风破浪地勇往直前。

只有精神站起来的民族，才有可能真正强大。即先秦《左传》所言：“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仅就维新变革的思想启蒙和理论准备而言，中日双方认识上的差距就存在天壤之别。在日本今天流通的1万日元的纸币上，赫然印着一位目光如炬的男人头像。他就是带来启蒙曙光的“日本伏尔泰”福泽渝吉。他那句发聋震聩的名言“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1872年，他发表了轰动全日本的《劝学篇》。福泽渝吉毫不留情地给日本人以当头棒喝：“试看今天日本的情形，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精神”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他猛烈批判旧道德伦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把个人的独立看作是国家独立的基础，认为只有具备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关怀国事，承担国家兴亡之责。这本书创造了当时的日本罕有的发行量，并成为学校的教材。他后来的另一本书《文明论概略》，则系统论述西方文明的先进，日本文明的落后，号召日本向近代文明进军。这些启蒙思想被日本民众所信奉，在以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思想推动力。这些思想，其实与中国《老子》一书中“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是一脉相承的，可惜大清的维新派并没有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中国改良派在理论指导上的局限，从康有为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可见一斑，他没有提出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就连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康有为虽然也深知“民智愈开者，则国势力愈强”的道理，但他并没有循序渐进进行启蒙，维新派一些激进的宣传，不但没有唤醒民众，相反还令他们心存疑惧，增加了社会阻力。作为旁观者的美国人看得很清楚。1900年12月23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以《缺乏民意支持导致维新运动失败》为题报道：

“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明治倚重的“维新三杰”都是极具胆略和丰富实践的政治家，他们在推翻封建幕府的“开港倒幕”、“王政复古”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建立了崇高的威信，为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制度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立国目标和基本方针。他们目光远大、学识广博、知行合一，远非光绪集团那些来自书斋、边学连干的改良派们可比。

岩仓使团在德国访问期间，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宴会上对他们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团副团长大久保利通感同身受，对这种强权政治说心悦诚服，决心做日本的俾斯麦。同时他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要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回国后，意志坚毅的大久保受命于危难之际。这位掌握了明治政府实权的铁腕人物，带领日本只争朝夕地进行现代化急行军。按照他的殖产兴业计划，政府直接从西方拿来了法国式的缫丝厂、德国式的矿山冶炼厂、英国式的军工厂。此外还大力扶持民间企业，今天著名的三菱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强硬的大久保被反对派刺杀，接过他接力棒的伊藤博文更加卓绝超群，堪称一代雄才。他在制定帝国宪法、发展资本主义、推进文明开化中的巨大作用，用日本人的话说：“足以遮敝维新以后明治年间的一切政治、文化史，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均由他创始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中坚人物，力图使日本“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妆舞会，自己装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大多数都曾经留学或考察过欧美，是经验丰富且足踏实地的实干家。如1885年12月组成的首届伊藤内阁，文相森有礼憎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上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而日本“近代实业界日本之父”涩泽荣王一更是弃官从商，以身作则，改变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以及鄙视商人的旧风气，毕生不懈地提倡“论语加算盘”的“义利两全”思想，参与创建了500多家企业。这种“异体同心”的领导集团自然能使明治推选的政治主张顺利进行。

而中国清政府即使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也没有一位实授尚书和督抚以上的官员跨出国门一步，少数号称开通的大员，对近代政治原理也几乎是一无所知。“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点。”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发表述评说：

“在大清国，没有任何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访问过欧洲。因此，也就无法给大清国的政治带来现代气息。大清国派驻国外的公使们在国内一点地位也没有，而外交使节的委派则完全是通过循私舞弊的方法完成的。”

而这些人到了国外后，“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全部认识也只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然而他们对西方世界更加侈奢的生活方式却大加推崇。当他们回到国内并获得官职后，他们的侈奢倾向几乎意是毫无例外地诱使他们做出更具欺诈性的劣行。”

1861年，咸丰驾崩后，慈禧垂帘听政，帝弱母强，对于当时实际主政的中枢决策层的能力素质，曾国潘初次与慈禧会面后，失望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两宫（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龄，亦无从测之。”而执掌重权的军机处诸大臣中，曾国藩认为恭亲王奕訢人虽然极为聪明，但受慈禧猜忌，“晃荡不能立足”；文祥人很正派，“而规模狭隘”，不知道广纳贤良辅助自己；倭仁操行尚好，特立独行，“然才薄识短”，其余的人就更是庸碌不值一提了。真个是应证了“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的老话。

西汉的桓谭说“王者易辅，霸者难佐”。在同、光两朝里，“才地平常”的慈禧太后一直重权在握，她有玩弄权术之才，却无兴邦定国之谋，人称“其残忍酷妒，奢骄褊狠，诸恶德具备，才亦足济之。”她不以一人劳天下，而以天下奉一人。光绪登极，不过是皇帝由一个傀儡换成了另一个傀儡，大清皇帝乾纲独断的雄风劲气已灰飞烟灭，一去不返了。主导“时局”的军机大臣虽一换再换，但却一任不如一任。恭亲王奕訢主持中枢时，勇于任事，倡导变革，国家一度大有起色，但威高震主，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慈禧太后多次打击奕訢，并于1884年将恭亲王奕訢等人逐出军机。奕訢赋闲十年，锐气尽磨，忧郁满怀地叹道：“千古是非输蝶梦，到头难与运相争”。随后秉性庸弱、不明事理的醇亲王奕譞、礼王世铎取而代之，走上前台。。在他们的操纵下，“时局日非，遂如江河之日下矣”。中枢决策者根本没有运筹帷幄的魄力和胆识。加上他们囿于深宫，对民情、国情尚不甚了了，更谈不上了解支持西学了。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这样的决策层，即使天下太平之日，也断难有所作为，何况让他们来应付千年未有之变局？

天朝残局与大风雄风，过程已注定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