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平板电脑排行榜: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下)

2．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平等与贫困的增长效应 
 
　　在讨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经济学家始终坚持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思路，因此在分析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时，必然要分析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即有必要考虑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无内在联系?特别是需要回答在那些初始的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趋势是比那些初始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越来越低还是越来越高?收入和支出以及财富等分配变量是否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呢?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领域讨论的又一个重点和热点。 

 
　　大量的研究和事实证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确在90年代中后期已经成为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重大热点之一.Person以及Tabellini、Alesina和Roddk都提出了几乎相同的观点：即初始的不平等与较低的经济增长之间似乎有着紧密的一致性关系。他们根据许多数据和资料，如通过对初始收入、学校教育以及物质资本投资等进行分析时，他们都发现，不平等的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极强的负相关关系。1996年Benabou又根据其他许多国家的资料进行验证分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国家的分析都具有上述相同的结论。另外，Birdsall和Londono运用对落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的资产概念进行分析；也发现了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也有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运用Deininger-Squire数据库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土地和人力资本初始分配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消极的影响。
 
　　总之，这些观点和分析实际上已经表明，收入分配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而且实际上在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从有关的讨论可以看出，大多数人们已经接受了初始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反方向关系的观点；特别是一旦将财富这些变量考虑进来的话，资产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消极或负相关的关系就更为明显。这就说明，无论如何，过度的不平等以及收入分配贫困化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和作用，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
 
　　四、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一步的讨论与分析
 
　　分析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机制就是从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效应、资本市场效应以及社会冲突效应入手进行分析的。这些分析分别由Alesina和Rodnk，Bertola以及Person和Tabellini来完成的。
 
　　1．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效应
 
　　任何政府有关收入分配的决策一般是在选举过程中由各种政策变量如税收等进行政治交易的结果。从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中间投票人定理”；简单来说就是，如果(A)，假定一些特定政策变量的优先权比如税率大小在某些特定的人口中间的分配发生随意变动；(B)，假定每一个人有一个选票，那末这个处在收入分配中间位置的选举人的优先权就会决定选举的最后结果。这时，如果假定该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是属于再分配性质的，那么作为选民的政策优先权重要工具——税率评价，就会对收入分配发生影响。例如，如果认为不平等是中等收入选民和低收入选民之间的差距的话，那末在给定的一个低收入条件下，这种低收入者会面临由于更多的不平等而导致较高的税率选择，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税收的扭曲效应，如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和工作的努力程度，这可以从下面的模型中看出：“高度的不平等——更穷的选民——更高的税率——税收的扭曲——较低的经济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探讨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从分析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意义开始的，而且是作为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的核心和重点来展开的。因为在一个民主体制下不平等和选民以及政府的税收政策之间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以上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分析无疑就是这种现实情况的反应和要求。另外，收入分配不仅通过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和作用，也会对政治不稳定和整体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所以从1996年开始，Alesina和Perottio的研究标志着人们对收入分配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的研究重点和核心已经从上述讨论的税收选择开始转向对不平等的政治不稳定性以及它对整体投资行为的影响的研究。
 
　　2．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与不平等和增长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还会通过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而发生作用。这方面的分析分别由Galor和Aghion、Bohon、Galor和Zeim；Banexiee以及Newman以及PikeRy等通过各种模型和工具进行分析。他们分别从不完善的信用市场和保险市场以及对产出和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作用的政府再分配政策、选举体制等角度来系统分析和解释财富或资产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利影响。他们指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经济机制就是不平等和经济机会之间有内在关系，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一个基本的渠道是，生产机会随着财富分配而发生变化。穷人和富人一般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因此他们从来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全部生产潜力。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和富人一样多的高质量的教育或者因为政府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社会保险和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穷人的收入分配或者不平等的分配机会都可能会使他们潜在的生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从静态意义来说，这会产生低效率以及更低的生产可能性目标；而从动态意义来看，这可能会使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Galor和Aghion、Bolton等人的论文分析中指出，任何生产只需存在一个进入初始生产活动的较小固定成本的投资。这就意味着他们仅仅需要最少的初始投资资本。但是对穷人来说可能需要负债；而在资本市场尤其是信用市场欠缺或者不完善的情况下，穷人偿还债务的代价就会很高；他们经常会伴随其他的间接要求或额外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穷人虽然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但却无法选择从事最具生产率的经济活动；因为不完善的信息和不完善的契约导致信用市场失效，缺乏一个高效的贷款者的同时，借款者却被迫处在更加贫困的境地。
 
　　Ferreira也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论证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存在以及极度的不平等会导致经济增长的低效率。他认为，政府在过去只是通过将公共资本引进私人生产中，结果导致经济低效和各种扭曲；其实政府应当注意发挥它的公共开支的积极作用。根据该理论模型，因为富人能够用私人选择代替公共资本，而穷人则更倾向于依靠政府的各种服务产品的公共开支，如健康，教育，公共交通以及基础设施等，因此公共开支能够发挥一个促进公平并且提升效率的积极作用。Benabou也认为政府干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收益而不只是扭曲经济增长。他结合资本市场失效以及政治经济背景，指出政治体制会形成多种多样的均衡力量；如果税收和支出对经济效率有积极影响，那么会存在这样两种情况：一是高度不平等、低水平再分配能力、低效率均衡；二是低度不平等、高度再分配能力、高效率均衡。
 
　　同时，一些学者则从“努力生产的道德风险”角度出发，认为由于信用市场是不完善的，贷款一方的“努力程度”不能完全被观察到；而且“努力程度”还要依赖于企业家一方项目收益增加的多少。因此借款一方初始收入越低，贷款方提供贷款的努力程度有可能越少；这会导致借款人员形成它的最小贷款规模，但是往往那些低于最小贷款规模的穷人就无法获得贷款从而不能从事有潜在利润的经济活动。
 
　　由此可见，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演进到金融与证券市场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本身的完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性质。
 
　　3．收入分配的增长效应：社会冲突与增长
 
　　分析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第三条思路就是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最近大量的研究文献进一步强调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这一点现在来看越来越重要。Alesina和Perotti提出不平等会导致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从而会导致最佳投资水平的下降。Rodrik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他认为较大程度的不平等会增加社会政治体制的压力并降低政治体制对外部冲突的有效反应能力，同时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暴力。Fajnzylber et al分析认为，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往往和社会暴力程度之间有着极为显著的内在关系。Bourguigon和其他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认为，急剧上升的社会暴力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经济和发展的负担；这些暴力中绝大多数来自因为生活费用、医疗条件无法得到基本满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犯罪。，因此社会暴力和犯罪都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基本结论与思考：分配和增长的关系以及其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而又复杂的发展和争论过程；但是无论怎样，理论研究的逻辑与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谋而合，走向理论与历史的统一，最终形成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现代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
 
　　第一，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理论演进实际上已经表明，作为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思路，“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点：经济增长一定会影响收入分配，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贫困化加剧，但也有可能减少不平等和贫困化，这要受到具体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反过来，收入分配也一定会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会影响消费、投资等因素；甚至不平等和贫困化会直接损坏社会环境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收入分配一般会通过社会政治经济决策途径、社会政治稳定途径以及资本市场途径影响经济增长。所以，包括对上述基本要点在内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分析和研究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
 
　　第二，上述研究以及理论争论都表明，不平等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重要；而对收入分配以及不平等的任何分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经济增长本身而进行；相反分析收入分配必需从经济增长入手，以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或降低经济增长效率为依据判定收入分配的现实格局与不平等的程度。所以，从方法论说，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还是要重新回到古典主义学派开辟的“分配—增长”的分析框架和轨道上来。
 
　　第三，Kuznets提出的反映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倒U型关系”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设，并非是一种成熟的或者准确的理论，不能也不应当将这个假说作为一种定论的理论依据直接分析一国的现实收入分配关系；对这个“曲线”的分析和评价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假设”的分析范畴；既然是一种假设，就有可能是“实”，也可能是“伪”，因此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判断。
 
　　第四，从上述的分析和争论中还可以看出，曾经作为反映主流的所谓的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倒U型”关系的假设实际上受到了许多国家实践经验的挑战；相当多的实证分析实际上不能有效地支持这个假说，所以，有必要从现实出发，紧密联系一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客观实际，对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平等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并且是有效的解释。
 
　　第五，主流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因果关系”理论实际上已经逐渐被所谓“不平等会妨碍和阻止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的观点所代替。收入分配再也不能被视为只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自然均衡的结果。实际上，收入分配通过资本市场、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对资源配置过程以及经济增长的各个环节产生制约和影响作用。一个越不平等的社会往往越容易使许多人员和团体丧失更多更重要的发展机会，如优良的教育机会、贷款机会、保险等；因此他们的生产潜力和积极性得不到完全和充分的发挥，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潜力。
 
　　第六，“分配—增长”现代分析框架对分析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关系及其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可解释性。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格局实际上绝对不是单一的收入分配本身的问题，其中的城乡不平等、地区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缺乏透明度的政治体制以及不完善的市场竞争等机制和渠道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冲突以及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已经构成影响中国目前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和影响无疑构成对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增长的最主要障碍。所以从促进经济高效持续稳定增长的角度来说，应当对这个问题予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