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售后服务线刷工具:“复关”——新的挑战和机遇

作者: 龙永图（关贸总协定中国谈判代表团秘书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司司长） 2011-11-11 08:20:18

关于公开发表1993年写的“‘复关’——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文的几句话

2011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不少媒体都要采访我，我一般都要提到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加入世贸组织（1995年前称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简称“复关”），复关和入世对我们有哪些机遇和挑战。虽然是些老问题，但准确回答还是必要的。

距1986年提出“复关”已二十五年，“入世”也十年了，以今天的眼光来回答这些问题，有时总有些“添油加醋”的嫌疑，有时还可能“古”为今用，牵强附会。前些日子，我参加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的“龙行天下，风起南方”的中国入世十周年总论坛，应邀在会上讲话，引用了几段我在1993年一本内部刊物上写的文章。近二十年了，那时写的关于“复关”的文章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况且是为了一个内部刊物所写，可以更坦诚一些。于是我想起把这篇文章首次公开发表，纪念入世十周年，同时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当年谈判的一段历史，并从中得到一些宝贵启示。

——龙永图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达成协议。这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就此正式结束双边谈判。 （IC/图）

2009年4月，海南博鳌，时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 （IC/图）

“复关”，这是人们对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高度概括而形象的一种说法，极其生动地赋予了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深刻含意——那种中华民族迎接巨大挑战的勇气和决心。正因为它的简明和深刻，近年来几乎街头巷尾、大小报端都在谈论“复关”。

谈到“复关”，人们自然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胜利进行的一场外交攻坚战。这场斗争历经数年，排除万难，终于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中国掀起了一股“联合国热”，世界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政治外交舞台，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随后，我们陆续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系统内十几个国际经济组织和专门机构的合法席位。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闭关自守，发展经济也没有置于国家工作的中心地位，我国进入世界各经济组织的工作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1986年起，我们开始寻求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那时，恢复谈判主要作为一场外交斗争在进行，目的是中国重返最后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由于是外交斗争，谈判由很小一个班子在日内瓦进行，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进程鲜为人知。

谈判的前几年，我们在日内瓦的谈判班子，面临极其困难的形势。最大的困难是关贸总协定把市场经济奉为这个国际组织及其制定的一整套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最高准则；而我们对于市场经济则讳莫如深，谈虎色变。由于在市场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上无法突破，谈判只能局限于研究策略的变化，推敲措词的应用，这就注定了谈判僵持局面的持续。

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打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英明论断，这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不仅打破了传统中国经济体制的精神枷锁，同时解放了我们在日内瓦关贸大楼的谈判者们。中国的谈判者和他们的外国对手终于在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谈判开始进入真正的对话。

与此同时，我国的谈判者们意识到，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将对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为了做好恢复总协定地位的工作，对外谈判必须与国内的准备密切配合。于是，我们经贸战线的同志以及研究关贸总协定的专家们，在丢掉了“莫谈市场经济”的包袱以后，大胆走向社会，全力宣传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实质上就是要使中国的市场与世界的市场逐步融合，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逐步接轨，而这个“融合”和“接轨”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之后，人们更加关心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热烈地讨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迎接世界市场挑战的重大问题。在探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大题目下，人们逐步认识到：如果把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说成“复关”，那么这个关就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大关。由于邓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巨大影响，使我国重返国际经济贸易组织这样一个政治外交课题，同时变成了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经济问题，使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工作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不仅给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工作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斗争为经济这个中心服务方面，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

复关的挑战——中国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加入关贸总协定，首先要接受关贸总协定对于它的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这是因为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带有强烈契约性质的组织，它的成员不叫“成员国”，而称“缔约方”——签定合同的一方。这个“合同”就是关贸总协定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制定的管理和调节国际经济贸易运作的一整套国际规则。由于它的契约性质，关贸总协定在接受新的缔约方时，就要认定申请国是否具有履行这一套国际规则的基本条件。对于关贸总协定来说，这个基本条件就是申请方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因为几乎所有的缔约方都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规则运行。如果申请方不实行市场经济，这个新的缔约方将会游离于关贸总协定管理的世界市场之外，成为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义缔约方。

为了认定中国复关的资格，关贸总协定在1987年11月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组”，着手审议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

按我们过去的观念，中国不能在国际组织接受其他国家对于自己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因为那将意味着对于我们“内政的干涉”。然而，1987年的中国毕竟已经对外开放近十年，我们逐渐认识到要对外开放，就要外界了解中国，包括了解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何况实施对缔约方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机制，是关贸总协定的国际惯例。于是中国的谈判班子开始在日内瓦接受“审议”，面对一百来个缔约方铺天盖地而来的问题，“审议”的过程始终是艰苦的。

中国谈判者的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怎样解释清楚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能说我们是搞市场经济的，又要说明我们现行的经济制度使我们有能力履行关贸总协定这一套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规则，因此应该尽早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

当时，我们把中国的经济体制说成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一提法引发了无数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运行时，有时以计划为主，有时以市场为主，这就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基本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与市场不可能结合，不是计划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面对这些质疑，中国的谈判者试图说明计划与市场是可以结合的，但同时又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整个经济运行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这个规律所决定的基本运行机制又是什么？

关贸总协定的许多缔约方指出，在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今天的世界经济，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市场法则、价值规律，因此经济运行的机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中国不应该是例外，否则中国的经济就在按另一套规则在运行，因而难于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

这的确是对中国经济体制一针见血的“审议”。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无法接受这一判断。直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我们才逐步认识到：作为经济的基本运行体制来说，我们必须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进行选择，而选择的标准是我们是否应该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我们还认识到：无论在什么国家，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经济运作的市场法则、价值规律、竞争机制等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属于客观范畴的规律；而计划只是国家用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属于主观范畴的行为。如果计划要和什么结合的话，它应该和国家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结合，成为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体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相提并论。

由于这一认识上的重要突破，我们的谈判者在去年十四大以后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下，都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是一次经济理论上的突破，在关贸总协定这个当今信奉市场经济为经典的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不仅使中国在重返关贸总协定这个国际组织方面，而且在走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我们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在理论上、观念上的障碍已经扫除，“接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