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k23 小米专用xposed:与李纪周同学 周彦文忆红卫兵大学生时代

与李纪周同学 周彦文忆红卫兵大学生时代

人物：周彦文，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处长，广州出版社副总编现书商

　　时间：2004年9月21日地点：广州市帽峰山凤凰庐1号

　　周彦文：我与贪官李纪周是同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总觉得这句老话有点别扭。如果把量词“十”和“百”倒换一下，十年树人，百年树木，还似乎接近真实。

　　十年是一代。应该是准确的。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总有差异和不同的痕迹，西方人在六十年代称之为“代沟”。按照专家的说法，两代人由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差别而在价值观、行为趋向、兴趣爱好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形成的差异和隔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为界，这一年是牛年，往上属半打，往下属半打，正好包括了中国的12个属相。1943年到1954年，恰好一代人，其中有一半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还有一半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已进入高等学府或准备跨进高等学府的青年人，因为一场文化大革命，被赋予了两个清晰的时代概念，一被称作红卫兵大学生，二被称作老三届。
　　那个年代，不但中国处于乱的旋涡中，整个世界都处于乱、动荡、摇摆颠覆的状态，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是一名人类学教授，他在《代沟》一书中写到：从1964年美国各大学第一次发生暴乱到1968年5月巴黎的暴乱以及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使许多人都以为世界的末日到了。人们对问题的解释是五花八门的：美国面临着越战问题；法国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而闹得不可开交；资本主义的没落；共产主义的兴起；毒品的影响；二次大战的后果，它在德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一代人；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启示录式的希望的幻灭而产生的沮丧情绪。人们又周期性地提到了“代沟”。

　　而在这场大晃动、大摇摆、大交锋、大痉挛的时代，踏进求学阶段的中国年青人，也受到了同样的挣抹、刺激、打拢和膨胀。
　　学者张永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是在一个独立的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了，他们的青年阶段就跨过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他们的代特征涂抹上了色彩，都对他们今天的生活产生着影响，使他们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抱着极不相同的两种以上的态度。复杂的经历，使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充满了矛盾。在行为方式上，他们表现出行为选择的多原则性，早晨他们可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中午，他们会象第二代人那样谨小慎微，而到晚上，他们也许会象第一代人那样，堕入对传统的留恋。在思维方式上，他们表现为多重思维方式冲突的妥协性，对未来的选择，他们可能是出于现代观念；对等现实的问题，他们可能最遵循传统；对历史的反思，又总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们是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他们成长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此他们善于在矛盾中妥协，在妥协中保持平衡。
　我相信，任何的结论式的概说都是模糊的，富有弹性和张力的。

　　周彦文是那代人中的一个。他是1944年出生，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从事了秘书、编辑、研究员、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出版社副总编、书商，从北到南，一路狂奔，一路高歌，一颗沧桑的脑袋下有一颗永不寂寞的心。他是典型的红卫兵大学生，二年半读书，三年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他和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是大学同届同学，和李纪周的太太是同班同学。
　　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接受高等教育前，看到了中国知识界中一场近乎浩劫的“右派”运动。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了理科、工科、农科，而很少选择文科、史科、哲科。命运似乎专和有准备的人开玩笑，一场文革，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冲荡下，每个人都变成了口诛笔伐的文科生。

　　时代的缺陷和遗憾，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更多的缺陷和遗憾。

　　和周彦文交谈，谈起这段往事，我相信不是夸耀，也不是吹牛，这更不是趋炎附势。但也不是落井下石，不是锦上添花，也不是雪中送炭，只是一种过程，一种存在，一种事实和一种大浪淘沙后的静思和回望。

　　田炳信：你和李纪周怎么认识的？

　　周彦文：准确地说，我和李纪周的太太程辛联是大学同班同学，李纪周和我是同届同学。1966年，原本高干子女本想垄断红卫兵组织，就像我们从鲁迅的《阿Q正传》中读到，有人想垄断革命一样。不过也太异想天开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学校冒出了满地的红卫兵组织。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有的学生一个人就宣布成立了一个组织，自封司令——光杆儿司令。就跟现在多如牛毛的公司一样。我当时也狂热地想参加红卫兵。全校的学生一下狂热起来，像一群发现了火焰的飞蛾。年轻的生命犹如优质的劈柴，总希望在燃烧中显示自己的价值。也像山村里一群没见过世面，却精力充沛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团体性疯狂。

　　那时，能参加红卫兵，首先是高干子女，就跟改革初期，在双轨制时，能卖个批文，那个批条的也是有点背景的人干的事。我那时真羡慕程辛联，1966年8月18日，最高统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支持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程辛联作为我校为数很少的代表之一，受到接见，荣幸地握了一下毛泽东那巨大的手。那也许是程辛联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最为风光。她从天安门回校，我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全班专门召集会议，听她传达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当时称“最高指示”），并列队挨个儿和她握手。同学们的目光羡慕地盯着她那双手。但是，好景不长，犹如昙花一现。
　　“他们把地球转动起来，自己却摔倒了。”这就是那些老红卫兵命运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父母很快被一个个地打倒。真像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的红笔杆子们写的：一顶顶王冠落地，一把把交椅拆除。程辛联的父亲也被打倒，更惨的是程辛联的母亲自缢身亡。从此，高干子女在学校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不仅让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把握，也难以承受。

　　我第一次知道李纪周是在1968年，我碰到了程辛联，她身后跟着一位拐腿的男同学。他叫李纪周，和我们同年级，在计划统计系读书。一年前的夏天，我们五个人在北海玩时，就是他划的船。他划船的高超技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次，是我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期间，那是在公安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召开的一次“扫黄打非”会议的下午，早己担任公安部治安局局长的李纪周，从容自若地坐在了我的对面。他依然像在大学时那样年轻英俊。尤其是他的皮肤特别白，容易让姑娘产生错觉，以为这样的男人就一定是干净的。时值深秋，我穿一件红色的羊毛衫，没穿外套。而我看到李纪周满脸的温和与安详，是那么温文尔雅，儒气十足。你看不出他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那时候社会上已经有这样的民谚：“从前土匪在西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坐在李纪周对面，你立即就会感到，这样的说法纯属诬蔑。李纪周非常随意地告诉我，他很喜欢文化。他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每到一地，就注意考察那里的文化。这话一下说到我的心坎儿上。因为我一向认为，警察既是国家暴力的象征，也应该是国家文明的象征。只有这样的警察才能和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相匹配。李纪周侃侃而谈，向我描绘出一幅中国未来民主、法制、文明、理性的天堂胜景。可以说，这次谈话，李纪周没动一刀一枪，就使我彻底缴械投降。我内心潜藏的那种对高干子弟的隔膜和成见顷刻间烟消冰释，仿佛过去发生的—切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本来就是老同学，老朋友嘛。当晚的中央台《新闻联播》中报道了这次会议。居然给了我一个半特写镜头。也许是因为整个会场上　　只有我一个人穿着红色的上衣，摄像记者为给画面增加亮色；也许是李纪周在审查毛片时有意为之。

　　再就是几年前，一天，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消息灵通的同学打来的，他说：“李纪周被抓起来了，程辛联也被抓起来了……厦门远华集团走私大案……贪污受贿。”我一下惊呆了。那刻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到李纪周、程辛联跑得太快了，一直到我望不见他们的身影，栽入万丈深渊……他们也许被臆想中的天堂吸引，却迅速坠入地狱。正如苏格拉底说的：“逃避死亡并不难，要逃避堕落才是最难的，因为堕落比死亡跑得更快。”我们的有些天堂建造者确实在为挖掘地狱而整天忙碌着。他们劲头十足，执拗的性格就像吸食鸦片者那样让我们难以阻挡。金钱的魅力被夸张到全国为之风靡的程度。在金钱的海洋中，道德淡化成孤悬海外的小岛。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后，成为奴隶主者正是原来那些大大小小的酋长。他们害怕自己及子女沦为奴隶，才在侵吞钱财时表现出不顾一切的疯狂。有的人就成功了，当了奴隶主——这地狱的阎王：有的人则作为牺牲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田炳信：你怎么看这件事？

　　周彦文：以前还吃惊，现在听多了，见多了，有点麻木。中国有句老话，“当一个人得势时，对其竭尽阿谀溢美之辞；失势时，则恶语相加，落井下石”。做得好些的，是从此对其闭口不谈，而先前却总是将这种同学的名字挂在唇边。

　　我与辛联、纪周从人大毕业已过三十多年。漫长的岁月确实改变了许多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但时间无法抹去记忆深深的烙印。尤其是青春少年时发生在心灵深处的那些悸动。当我们过了一把年纪，回首往事时，才觉得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值得珍惜。青春、理想、奋斗和拼搏，甚至我们怀着真诚的心所犯的那些幼稚的错误。可是，一旦我们失足深渊，所有美好的东西复存在，惟有深深的悔恨。

　　时间，像一条长长的毒蛇，张着狰狞血红的大口将我们的一生慢慢地吞噬着，也正是靠我们的血肉养肥而长生不老，乃至永恒。相反，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却如此短暂。短暂中的那些故事让人无限慨叹。

　　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出现纯属偶然，彼此相识也是再偶然不过的事。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无法割断历史也无法告别历史。当我们分手后，又各自走着那必然属于自己的道路。我们共同丰富了历史，也仿佛在合力上演着永无终了的人间悲喜剧。

　　当今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莫不与千年封建社会的积弊有关，更与刚刚过去的“文革”有关。凡此种种，我们确实有必要从容冷静地坐下来细细盘点。

　　人类社会的竞争，说到底是混乱渴望着秩序。大部分人都愿意在公平、明朗和有序的环境中竞争。即使竞争失败得头破血流也心甘情愿。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苏东坡的这首诗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回味的。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社会普遍的人们能够劝自己即将当官的同学说：“你不一定当官，也许去做学问、搞技术，或经商更适合些。”到那时，一个为官廉洁的社会才算形成了，人们再不用经常担心这个或那个同学变成贪官了。

　　田炳信：一个人走到这份上，是偶然还必然？

　　周彦文：人们往往成功用主观原因来解释，对失败往往用社会原因来解释。因为涉及到李纪周，他成为罪犯，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从大的时代来考虑，主观和客观都有。

　　田炳信：主观有什么？

　　周彦文：主观就是人格的缺陷，性格的缺陷。平时胆小如鼠，谨小慎微，怕树叶掉下来砸了脑袋，一旦有一种机遇，有一种风吹草动，再干就很过，把握不住方寸，有这种问题。

　　田炳信：你觉得他这种人格缺陷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茬人，这茬学生出生都在哪一年？

　　周彦文：不要说像李纪周这样的高干子弟，就是像我这种从穷苦的农村考大学，进入名校的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才华出众，以为自己是时代的宠儿，因为当时一百名同龄人中只能一个人到大学里念书，这是我统计的，百里挑一。这样的话，进去以后，就戴上了校徽，我第一年从北京回包头，我在大街上走的时候，成群结队的小孩围着我，看着我的校徽，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可是你想想，我小的时候在伊盟，初中到包头市玩，当时我还穿得破破烂烂，孩子们都往我身上扔石头，打我，认为你是一个乞丐一样的人物。但是大学第一个学期放假路过包头市，一下子是这么一个情形，这就是一个暴发户。暴发户不是说经济上是暴发户或者政治上是暴发户，这是情感上的，自我感觉的一种暴发户。他是这种历史转化的过程中没有找准原因，是你自己真有才能考到这个大学里的吗？未必，是这种历史机遇。比如说你出身好，出身好就容易到人民大学，出身不好，资本家的儿女或大学者的儿女都容易到北大去，当时社会就是这样；但是一个地主的孩子，富农的孩子很难考到这个学校来。他是一个社会，一百个里头选一个，不仅仅是看中你的才能、品德，好多事情与你个人无关，而是这种社会机遇造成的。但是从我们自己来讲，那么年轻的小孩来讲，意识不到这些，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一下子这么多的孩子围着看，分不清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一般社会上的人分不清，尤其是孩子根本分不清。他一看那校徽，很漂亮，白色的校徽，然后那个字，他以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围着看。包头的那个小贩，你也知道，他好事，他见一个什么奇怪的事，他都追着看，结果聚了一大群人。我都是这样了，像李纪周、成克杰更是如此。
　　田炳信：他们不但有大学校徽的光环，还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所谓红色贵族。这两种感觉加在一起，会不会产生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

　　周彦文：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这样。1964年，中国的经济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低谷，呈现出复苏后的繁荣景象。但是，在这所曾经设想办成中国的莫斯科大学的校园里，依然保留着她的前身——民族危亡关头，延安陕北公学的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