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我禁锢

 啊ha@ yeeyan.com 

简介

21世纪属于哪个国家——美国还是中国？
对数学和科学的强调的确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注入了力量，不过其创造性思维的欠缺或许会令其丧失革新优势。

对数学和科学的强调的确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注入了力量，不过其创造性思维的欠缺或许会令其丧失革新优势。


21世纪属于哪个国家——美国还是中国？

前不久奥巴马总统呼吁美国青年人“成为物品（things）的制造者”并应专注于科学或工程学这样的学科。这一呼吁部分算是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肯定。但如果他和我一样，在过去的两年零九个月里，在中国生活、教课和顾问，他大概会敦促美国学生照着他的路先去学习文科。只有当技术知识和出色的怀疑精神以及创造性思维融为一体，才能为我们国家重新赢得革新优势。而中国教育在这方面传统性的薄弱，会破坏其经济向创新层面发展的努力。

有一次，我给中国的MBA学生布置了一项艰难的头脑风暴任务——“两小时创业计划”。我将他们分成六个小组，给他们做了详细的指导并举了一家连锁餐厅的例子。而且我强调，计划越具有原创性越好，而且我们会选出一组优胜者，并给予奖励。“奖励”一词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笔记本纷纷打开，手指在键盘上敲打，人声鼎沸。其间，几包饼干被打开分食，没有一个人在用即时通讯，这情景让我有点感动。

最后，有五个小组的计划都是——你猜得没错——连锁餐厅。第六个小组的是餐饮服务（catering service）。老师既然已经透露了他喜欢餐饮业，何苦去提独特的方案呢？

虽然我承认时间限制是个挑战，我还是表达了不满，并重申了我的期待——原创性——及为什么这么期待。但他们那么热心的准备，我还必须要选出一个优胜者。经过彬彬有礼地讨论各自方案的优点，最后将优胜奖，不无争议地，颁给了哈根达斯礼券的方案。未获奖的同学后来抱怨说前一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模一样的礼券方案。

我的学生并非新近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国有企业或跨国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财经分析人员以及营销人员。关于中国这个成长中的经济体，一些文章评论其“缺乏顶尖人才”，而上述人员正是这个经济体的组成部分。他们聪明，有风度，不乏才华与见解，却都在一个不重视不欣赏怀疑精神和创新思想的教育体制中被定了型。

类似的情况在我授课的两年中变着花样地反复出现。论文常常是从网上拷贝，或抄袭自哈佛商业评论。本应是即兴的案例讨论，却事先被观点相左的几方共同商定，然后照本宣科。学生习惯性地指出抄袭是迈向发明和创新的一条高级商业战略。当他们考虑到中国工业在如此短的时间积累了极大的财富，你很难让他们相信还有别的路可走。

几个学期下来，他们一心想要知道的就是需要背下什么以应付期中期末考试。和别处的学生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想想我自己花了一个星期才记住几个中文词语，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这种能力。

尽管如此，我还是提醒他们，考试内容需要分析能力，可往往我还得再跟他们解释所谓分析和总结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我那些接受西方教育的同事，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常会讲述类似的故事。并不是西方的大学生就不需要学习怀疑精神，至少他们不会如此盲目的将自己禁锢在一个看似即成的方式中间。而且，更帮不上忙的是，在我的中国课堂上，我必须回避某些有关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话题。

讽刺的是，政府施加了种种限制，使学校过分专注于数学及自然科学，如今，似乎意识到这一努力有点过头了。公路、桥梁、大坝、机场，通通建造起来，所有可能的商品都能生产并且卖掉。但是却没培养出几个成熟的营销和管理人才，短期内恐怕不会出现一个全世界多数人都能叫得出来的中国品牌。

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很多与国外学院合作的本地机构被建立起来，合作的学院包括南加州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等等。中国尽管不打算培养太有个性的文学和电影人才，但也已清楚地认识到，它需要各种各样的创新型人才来开发新产品，然后销往全世界。

于是中国政府制定出台了一个“千人计划”，用丰厚的薪金和优厚的待遇吸引国外受训的顶尖科学家（不限定是华人）来华，以此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

官员和教授们酝酿出这一“计划”，试图解决由教育体制产生的问题，然而他们自己可能就是这体制的产品。他们自信满满，野心勃勃，愿望推动中国前进。可是中国的研究环境并不长于独立开放思维的培养，这一点可能会令其所提供的丰厚薪金黯然失色。

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李占清，今年一月在Nature.com（《科学》杂志网站）上说：“钱对现实问题很重要，但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在中国能否和在美国一样容易出成果”

最终，对中国来说，要成为世界上一只主要的革新力量——并进一步，成为经济强国——仅仅和西方顶尖的大学建立起合作关系，或是将精英们圈起来告诉他们去创造性地思考，这样是不够的。中国需要为年轻的头脑建立起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要吸取一切从农贸市场到三流企业家的创新能量并将其投放到学校中去。

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昂贵的“转会”科学家，而是一套新的耕作系统——以及大约1000万名文科教授。

作者Randy Pollock，前南加州大学讲师，在中国作为企业内部的沟通管理方面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