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小瞧了5块钱一碗的馄饨和拌面，因为全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店一年营业额能够超过40亿元。40亿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全聚德2010年全年营业收入的3倍，小肥羊2010年全年营业收入的2倍。

　　“全民小吃”是如何炼成的

　　对于无处不在的沙县小吃，网上曾经流传一个著名的段子，“沙县小吃不是为了挣钱才开遍全国的，是特设的特别行动机构，同属于情报部门的还有无处不在的兰州拉面和绝味鸭脖。”

　　据沙县当地政府统计，目前全县外出经营小吃的人数达5万余人，每10个农村劳动力中，就有7个在做小吃。沙县县政府甚至专门成立了科级单位——小吃办，重点支持小吃行业的发展。

　　在北京经营沙县小吃的女老板林文姬看来，和南方市场不同，北方市场对沙县小吃的接受程度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前几年一个亲戚在北京开小吃店，投了七八万结果血本无归。”林文姬告诉记者，北方接受沙县小吃是从这两年才开始的，她把这归功于政府部门的宣传到位，“中央台国际频道曾经播放过沙县小吃的专题，同一首歌也在沙县举办过。”

　　事实上，沙县小吃的遍地开花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不无关系。早在1998年，沙县政府就成立了“小吃办”，为推广沙县小吃，县政府先后组织到上海、杭州等各地开推介会，2004年沙县小吃刚打入上海市场时，业主开一家店县政府补贴1000元。而到了2007年，沙县小吃打入北京市场时，前100家店的补贴提升到了每家3000元。

　　沙县小吃与标会的“纠缠”

　　如果说，政府部门的参与推动了沙县的“全民皆小吃”，民间融资崩盘则是沙县小吃兴起最初的推手。

　　事实上，沙县小吃的兴起来自于20年前当地民间融资崩盘。林文姬告诉记者，标会在沙县当地有着几百年的历史，“谁家做生意没本钱，都会靠标会来融资，而把钱放进标会还能收到不少的利息，互惠互利。”

　　这种互惠互利也有靠不住的时候，1991年沙县八大标会的会头集体出逃，当地民间融资体系瞬间崩盘，背上债务的人只能“出逃”。而当年为了躲避债务离乡背井的沙县人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做小吃，因为成本低廉、操作简单，众多“出逃”的沙县人开始一一复制，沙县小吃像星星之火一样，燃遍大江南北，造就了年营业额40亿的奇迹。

　　如今标会仍与沙县小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手握着充裕现金流的小吃业主，除了购置房子和车子，又将大部分收入投入标会。而林文姬每年都会将自己赚的钱投入大大小小的标会，在她看来，这比存银行要划算多了，“投入五万，一年能赚个一万，哪家银行会有这么高的利息。”

　　这些将辛苦劳动所得投入标会的小吃业主，并不担心20年前标会“倒会”的梦魇再度重演。林文姬表示，她参加的标会组成人员都是当地有稳定生意的人或是公职人员，根本不用担心对方跑路，“我们都知根知底，他们家的亲戚有哪些都一清二楚”，在林文姬看来，只要标来的钱是用于做生意，而不是赌博和放贷，就“没什么好担心的”。晨报记者 陈琼

　　沙县小吃店主林文姬：

　　“回去买均价一万的楼房没问题”

　　“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坐在收银台前收银”

　　傍晚时分，林文姬端坐在自己的店里，看着店里人来人往。她是通州云景东路一家沙县小吃店的主人，和部分门面狭小的沙县小吃店不同，林文姬的沙县小吃不仅拥有40平方米的店面，还有明黄色店面招牌、统一菜单以及开放式厨房。

　　这种“洋快餐”化的管理模式让林文姬的沙县小吃在一片小吃店中“鹤立鸡群”，也招揽了大批顾客。林文姬的沙县小吃店早就脱离了沙县惯常的夫妻店经营模式，目前她店里聘用了两位员工，丈夫则负责原材料的采购，而她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坐在收银台前收银。

　　从起早贪黑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林文姬有了大把的闲暇时间，“我们沙县现在正在举办小吃节，有三百多种小吃”，她对着店内一对前来就餐的老年夫妻说道，她甚至会和店内的客人谈论沙县的上市消息，“听说沙县小吃要上市了，应该是'小吃办’在操作，具体什么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福建人都喜欢出来闯荡，做小吃、木材、瓷器的都有”，她喜欢向顾客传播家乡的一切消息，时而露出爽朗的笑容。

　　和沙县许多的小吃业主一样，林文姬和丈夫经营沙县小吃也是受到亲戚朋友的带动，“我丈夫的弟弟很早就出来做小吃了，每年的收入都不错”，这引发了林文姬和丈夫做小吃的念想，而丈夫的弟弟则被弟媳一家带出来，也做小吃。

　　正是这种亲戚朋友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使得沙县小吃业主们尽管相隔数千里，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即使林文姬和丈夫很多年都没回过家乡，却对来自家乡的沙县小吃办的每个举动都一清二楚。

　　“凡是有城市的地方，就有沙县小吃”

　　身为沙县小吃大军中的一员，林文姬和丈夫的足迹遍布厦门、广州和北京，而他们的轨迹也几乎是沙县在全国市场发展轨迹的缩影——先是福建省内，接着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最后才是北方市场，现在的沙县小吃遍布海内外每个角落，“凡是有城市的地方，就有沙县小吃”。

　　每个沙县小吃业主都有自己的辛酸史，林文姬和丈夫最初在广州经营小吃店，每天都起早贪黑，“广州人习惯吃夜宵，我们的店都是24小时营业，睡觉都得轮着来”，如今，苦尽甘来的林文姬每天只需要坐在收银台前，就有不菲的入账。对于店内的流水，她莞尔一笑，“我们不习惯谈这些”，但她同时表示，如果要回家乡买均价一万的楼房也不是问题，“只是我们家自己就有三层的小楼，没有买房的必要。”晨报记者 陈琼

“沙县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做小吃的人买的，两年前有个楼盘专门挑正月开盘，两三天就卖完了，被回来过年的小吃业主抢购一空。”

　　沙县人庄亮如今在厦门一家房地产企业工作，他亲眼看着自己家乡的房价被一步步推高，“2005年，沙县新盘的价格是每平方米2000多元，现在有的都过万了，快赶上厦门的房价了。”

　　全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店一年营业额能够超过40亿元，净利润超过8亿元，这些钱的一部分又辗转回到了沙县。沙县小吃直接改变了这个气候温和的福建中部偏北的小县城的经济形态，在沙县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中，房地产税收和地皮交易的钱占到了县里财政收入的60%以上，这其中，小吃业主的贡献“居功至伟”。

　　除了回乡买房置业这种最原始的需求，沙县小吃业主的另一大爱好是买车。“县城现在开始堵车了，新车牌号不够还从别的县调来”，庄亮对记者表示。而小吃业主林文姬则骄傲地向顾客描述其自己家乡的富饶，“在我们沙县，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汽车，小汽车和自行车一样普遍”。

　　除此之外，被小吃改变的还有当地的物价，所有外出的沙县人都对沙县目前的高物价“咋舌”，“现在沙县菜价比厦门还贵。”庄亮向记者抱怨。

　　小吃正深刻地影响着沙县当地的经济形态。“我们店里炖罐的药草和辣酱都来自于沙县。”沙县小吃业主林先生告诉记者，做出正宗的沙县小吃不仅需要传统的手艺，原材料也至关重要。而小吃的繁荣不仅仅带动了桌椅、调料、物流等相关产业发展，还拉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一些小吃业主在挖到“第一桶金”后转向其他产业，而水电、矿山、房地产是发了财的沙县人最为集中的领域。

　　沙县人的生存状态也被改变了，“沙县过春节时，街上人特别多，春节过后人相对就少了”，在庄亮的眼中，沙县的青壮年都出去经营小吃了，留下的都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也催生了当地托管所的壮大，不过，更多的小吃业主选择将小孩带在身边。

　　晨报记者 陈琼

野蛮生长的后遗症：沙县小吃的未来在哪里

　　和所有的草根快餐品牌一样，行业标准缺失、管理匮乏以及整合困难是阻碍沙县小吃做大做强的最大障碍。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沙县小吃几乎全部沿袭了“夫妻店”的经营模式，这种灵活的经营模式有利于沙县小吃遍地开花，另一方面，这种野蛮生长也使得沙县小吃的发展缺乏约束和制衡。尽管都打着沙县小吃的名号，小吃的内容也都几乎相同，却因为经营者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状态，“两家沙县小吃相差不过数百米，口味却千差万别”，家住后现代城的吴女士对记者表示。

　　这些早就被沙县政府看在眼里。早在1997年，沙县政府就成立了小吃办，组织了同业公会，设计了统一商标，引进了洋快餐的装修和管理模式。为了吸引沙县小吃业主，小吃办后来陆续在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大城市设立联络处。在一些地方，沙县小吃办的管理已见雏形，一些沙县小吃店已经成为沙县小吃同业公会的会员。按照沙县小吃办的设想，会员店面有统一的招牌、商标和餐具，许多店面的原料都是从指定的食品公司配送，且每年会组织一至两次的培训会议。但目前的现状是，更多的沙县小吃仍是单兵作战。“我们对现在的生意很满意”，一些沙县小吃业主对记者表示，找不到加入的理由。如何让众多小吃业主心甘情愿地加入小吃办的阵营中来，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更为严峻的是，沙县小吃的传承将遇到“断层”，如今的年轻人正急着疏远父辈们赖以谋生的小吃业。目前沙县外出经营小吃人员达5万余人，而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沙县的年轻人对父辈们经营的小吃却提不起兴趣。“最忙时，曾叫女儿过来北京帮忙，呆了一个月后就回沙县了”，在北京经营沙县小吃的林文姬表示。不过，林文姬的儿子被带在了身边，尽管这位19岁的年轻人掌握了制作沙县小吃的技术，但他却对这种简单重复劳动十分厌倦，“他宁愿每天在家睡觉和上网，也不愿意来店里”。林文姬也不希望子承父业，她和丈夫已经在沙县为儿子留了一栋三层的楼房，“年轻人有自己的梦想，做小吃太累没前途，希望他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和林文姬一样，众多的沙县小吃经营者都怀揣着这样的想法，自己辛苦大半辈子做小吃正是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远离小吃，因为“做这行太累，赚的都是辛苦钱”。

　　晨报记者 陈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