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636多少钱:媒介发展对民主政治生活的影响（资料）（一）

[学子论文]浅析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
——以人为本的视角
郭毅
[中文摘要] 在西方，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十分暧昧。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相制衡的“第四权力”。在媒体迅猛发展、国际政治风云剧变的全球化背景下，研究西方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探讨西方新闻媒介与政治的关系，特别着重研究新闻媒体如何影响并作用于政治。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媒体参与影响政治的模型”。最后从批判的视角，指出了西方新闻媒介与政治互动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关键词] 　西方　新闻媒体　民主政治
2009年奥斯卡提名影片《换子疑云》（the Doubt）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这样的美国社会缩影：警察局通过新闻媒体成功制造了警方帮助普通市民找到失踪儿子的“事实”，尽管找回的孩子并非原先丢失的那个孩子，但警察局确实通过媒体提升了自己的威信。后来，安吉丽娜?茱莉饰演的母亲又在牧师的帮助下，借助媒体揭露警察局的骗局，尽管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无疑产生了社会哄动，对政府施加了压力，令警方惶恐不已。在西方，大众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相当暧昧。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已经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相制衡的“第四权力”。在媒体迅猛发展以及国际政治风云剧变的全球政治环境下，研究西方新闻媒介参与影响政治的作用机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媒体参与和影响政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tion）是哈贝马斯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它是大多数人对支配他们的一个政府、政治系统或法律系统的普遍接受。马克思?韦伯与对哈贝马斯来说非常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尼克劳斯·卢曼都认为，如果人们事实上接受了权力的运用，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安德鲁?埃德加，2009，98）①。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媒体参与和影响政治根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常识。这个常识，几乎是从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开始就深入人心。“新闻自由”成为各个国家的新闻出版法甚至宪法的重要原则。依据围绕这一原则的相关条款和既往判例，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各个国家也都相继确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确保新闻自由。特别是在像英美等海洋法系国家，法律直接地保护了新闻自由，同时作为结果，又间接地促使媒介“合法地”参与和影响政治议程②。在美国，自1791年颁布了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第一部新闻法的《第一修正案》后，又相继制定了《信息自由法》、《阳光法案》、《公开会议记录》等。这些制度，为媒体参与政治提供了法理上的合法性。在历史沿袭中，“新闻自由”成为优良传统一脉相传，人们对媒体参与和影响政治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并在心理上和事实上认同、接受了这种权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媒体参与政治的合理性。
二、媒体参与和影响政治的模型
媒介与社会有着深刻的关联。现代传播的三个阶段，分别与资本主义的古典时期、垄断时期和现在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垄断时期三个阶段相吻合（李欣，2008）③。我们看到，无论在哪个时期，媒介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政治中，似乎媒介就是天然为政治服务的。这种存在的合理性，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在媒介参与影响政治的过程中，“人”是核心因素。
为什么说媒介参与影响政治过程中，本质和核心是人呢？
汉娜·阿伦特认为“人是政治动物”，人天生就有政治方面的倾向。从大量媒体与政治互动的案例分析，“人”作为最核心的要素贯穿整个过程始终。可以说大众媒介参与政治，本质上是人参与政治。其次，媒介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中，主客体都是人并依赖于人的意识和行动。第三，在技术层面上，人类技术为媒体参与影响政治提供了可能性。基于这种立场，笔者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媒体参与影响政治模型”：
媒介对政治发挥作用，依赖于人的参与。这种参与既仰仗形而上的观念，又必须借助形而下的工具，并在宏观的社会背景下得以实现。（如图1）

（图1）
在这里，“人”是一个核心概念。依据数量的多寡和权利的分层，它包括了主导者、执行者、公众三个成分（如图2）。

主导者是一部分精英群体，他们的意志往往最接近意识形态。他们虽然占据很小的数目，但往往具有政治中最高最大或最集中的权力和权威。
与之相对的是公众。他们数量庞大，但分散。因此，他们处在权力分层的最底层。在媒介与政治的两种极端化状态下，他们表现出不同的姿态。在媒体政治化中，他们以客体的身份出现，而在政治媒体化中，他们又努力扮演主人翁的角色。
这里主导者和执行者是较为广义的概念。他们各自表示一个权力的集合，但通常主导者和执行者会表现为个体的人或几个人。从狭义的角度上说，主导者可以理解成某一群体中的领袖或决策中心④。因此，主导者是分层的，这种分层与主导者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是同构的。国家有主导者、州（市或郡）有主导者，社会、政治团体（如党派、协会等）也都有主导者。如果把办公室、家庭、沙龙等作为较小的政治圈子来看待，这之中也有主导者。
同样地从狭义角度来看，执行者可以是媒介内容的生产者、发行者或者媒介的管理经营者。可以细化为编辑、记者、甚至列宁《火星报》时期的代办员。他们构成一个执行整体，并以传媒寡头为合法代表呈现出来。
主导者与执行者往往存在互相利用的空间，利益是双方互为对象存在物的最重要基础。执行者为主导者效力，从而获得某些特权，但与此同时，又成为主导者限制的对象；主导者依赖执行者制造和传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但同时也受到执行者的监督。在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与各传媒寡头（如古辛斯基等）的关系，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在这个模型中还有三个辅助因素：意识形态、工具和社会因子。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它服务于统治阶级的规则的维持和合法化（安德鲁·埃德加，2009，76）。作为综合性的概念，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和哲学意识形态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或多或少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联系（袁兵，2005，16）。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在这个模型中，意识形态可以借以表述观念的集合。
工具是载体，也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实现媒体参与影响政治的必要条件。社会因子则体现环境的影响，每个因子都可以看成是社会政治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一种权力的实现是可以脱离权力主体和客体所在的社会环境的。
英国学者格雷姆·伯顿（Graeme Burton）在一个具体而微观的侧面给出了“媒体参与影响政治模型”一个恰到好处的例证。他认为“媒体权利是通过文本及其对受众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出来的”。因而这种既“潜在”又“实际存在”的权力，就媒体生产而言，在物质性的层面上，权力是通过新技术及其使用者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得以表现出来的；而在概念的层面上，权力也表现在媒体工作者所具有的专业主义的观念上（格雷姆·伯顿，2007，25）。
三、媒体参与和影响政治方式
1、设置议程影响决策
海德格尔指出，“当我们反思现时代的本质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追问现时代的世界图画”（海德格尔，2002，135）。他同时指出“世界成为图画，人成为主体，现时代这两种决定性事件交相为用，同时也向现时代最根本性的事件投去了一束亮光”（海德格尔，2002，120）。
关于公共事务，公民处于一个不间断的学习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发挥着影响，它们不断建构并呈现着“世界图画”，有意无意地通过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可以说媒介影响政治，最根本是通过设置议程实现的。
这种参与影响政治方式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也即“有时，总统能够将新闻媒介的注意力转到具体议题上，从而设置媒介与公众议题。有时，总统追随媒介与舆论”（马克斯韦尔，2008，124）。
自上而下的方式在政治生活中常常看到，比如一场竞选中的宣传战、领导人颁布施政纲领以及战时宣传等。这种极具功利性的行为显得无比赤裸，但人们大多见怪不怪。媒体更是巧妙地通过新闻的涵化，使得统治者的意志潜藏在新闻报道之中。“当人们依照一种主流的政治画面来作出判断的时候，这种画面本身就会自我放大”，这样“新闻的幻象就变成了一种政治现实”（班尼特，2005，40）。于是，哪怕对远方敌人的一句不恰当描述，也有可能引起一场不必要的纷争。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近代世界史上英法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当代美国对伊拉克的“石油”战争就是举手可陈的例子。
在政治家们雇佣传播专家，增加“民主的成本”进行政治宣传时，另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也同步展开。这使得“媒介议题的大量报道影响超过总统的权威”（马克斯韦尔，2008，142）。
媒体通过报道影响政府决策的例子也不在少数。环境问题、艾滋病、吸毒乃至近几年饱受关注的校园暴力等议题都可以通过媒体报道直接或间接成为政治家们关注的话题，直至上升为政治议题。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英国媒体的反战情绪使得伊拉克战争在英国民众中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37%”（数据：明安香，2006，169）。这样令人垂头丧气的案例几乎与美国退出越战如出一辙。任何一种大众媒体在议程设置上都有其独特之处。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兴”⑤的媒介并不意味着具有更大的效力将媒介议程转化为公众议程。美国学者斯维泽（Kaye D. Sweetser）等人对2004年小布什和克里在美国总统竞选宣传战役中的大量案例分析得出结论：博客在影响议程设置并最终影响公众选票方面具有比电视广告宣传更强大的效力（Kaye D. Sweetser; Guy J. Golan& Wayne Wanta, 2008）。如果仅凭这样的例证就能说明新兴媒介比前一代媒介具有在议程设置上的更大优势未免武断。对于“议程设置”理论早期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尔（Maxwell Mccombs）来说，他有足够的理由说明“日报与电视新闻相比拥有更大的容量，这意味着受众通常有更长的时间去学习报纸的议程”（马克斯韦尔，2008）。
2、辅助政治派别斗争
党派轮流执政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在野党之间、甚至党派内部都存在着斗争。这种斗争更多的体现为相互监督，从而迫使被监督一方在政治上不断取得成果。
在西方世界，党派政治与媒介有着天然联系。在德国传媒界，无论是媒体集团还是具体的媒体机构都有党派倾向。他们或是迎合主张社会平等、财富平均的左派，或是倾向强调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的右派。比如原基尔希集团（KirchGruppe）倾向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CDU），而贝塔斯曼（Bertelsmann）则更倾向左的社会民主党（SPD）。
辅助政治派别斗争是媒介参与影响政治的又一种重要方式。它也是通过议程设置实现的。
竞选是政治派别斗争的典型方式之一，而竞选宣传战（Campaign）是西方政治与媒体互动的一大特色。
1796年，美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有相对对立的两个政党参加的总统大选。其中一方是以亚当斯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另一方是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在这场激烈“战斗”中，双方借助的主要武器就是在华盛顿后期开始成长起来的政党报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民主政治大国的大大小小的竞选（特别是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都有媒体的参与。
在英国布莱尔政府时期，新兴政党博客为英国政治带来了新的变化，其对政党竞争和传统政治媒体的影响不容小视。有学者认为，1997年至2005年，布莱尔政府的三届成功连任，与布莱尔政府采取的正确的传媒战略密切相关（王晓静，2008，11）。
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媒介辅助政治派别斗争是通过议程设置实现的。在竞选中，媒体对政治的参与突出表现为描述政治候选人的图画。马克斯韦尔用图3概括了议程设置的两个层面：
这里，传统议程设置的意义在于政治候选人在相当程度上获得公众注意。属性议程设置的意义则在于使候选人在公众中取得“显要性” （马克斯韦尔，2008，84）⑥。这也就是说，媒体的议程设置不仅可以指导人们想什么，更可以告诉人们怎样想。因此对于政治候选人来说，谁掌握了媒体的制高点，谁就更接近最终的政治目的。
媒体辅助党派政治斗争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媒体对于丑闻的报道。一个党派有时会紧抓住另一个与之对立的党派的政治丑闻不放。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水门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基于东部政要对西部政要的敌视态度，一个微小版面的消息就足以使得尼克松失去一场比赛。在人们日常接触到的政治丑闻中，无论是克林顿时期的“拉链门”还是小布什时期的“情报门”、“虐囚门”，表面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其实其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政治利益，其本质都是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
上面说到，政治派别斗争的最终结果导致被监督一方不断取得政治成果。因此对执政党而言，大众媒介往往成为其施政的辅助工具。影响新闻报道的关注点日益成为了总统的重要任务，这是一种塑造舆论支持的方式。反过来，舆论支持又可以被他用来影响国会。
《今日美国》曾报道白宫曾为一位著名的非洲裔电视节目主持人支付了一笔资金，要求他向电视观众兜售布什总统的教育改革计划NCLB。后来《华盛顿邮报》也揭露了另一专栏作家、知名婚姻顾问玛姬?盖乐格收取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1万美元，在为全美75家报纸撰写的专栏中推广布什总统提出的“健康婚姻”观念。
四、批判的视角：公众——缺失的要素
上面我们举出两种媒体参与影响政治最主要的方式，旨在具体说明以人为中心的媒介参与影响政治机制。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公众作为“人”的一部分在实践中的缺失。
公众究竟有没有广泛地参与到媒介与政治的互动中？美国学者班尼特在《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中提出了一宗悖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权力的理想模式和现实形式（如图4、图5）：
在理想模式中，我们看到了动态的信息传递环。环是无端的结构。这种畅通的信息传播模式，强调了反馈和互动。公众、领导者和记者这三者之间被信息紧紧地串连起来，从而形成了权力的平衡和良性互动（如图4）。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媒体是政治的传导线，把信号传递给人民，而公众几乎处于被动的角色（如图5）。
班尼特指出的这宗悖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后工业社会以来，精英始终主导政治议程，而公众则在政治系统中式微。在当下的西方社会，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政治，即便看似最为民主的总统直选制度，也不过是公众的无奈参与，因为他们必须而且只能从媒体“指定”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个。“公众的式微实质是受众在政治传播中政治反馈的失败”（唐海江，2003，92）。政治被极少数精英把玩于股掌之间，于是公众渐渐失去了参与政治的热情。尽管很多电视节目相当注重“互动”，重视公众的态度而时常以“讨论话题”的方式鼓励公众参与话题讨论，但这些话题的设置依旧不能由公众自己来决定，这就使一些与政治无关痛痒的话题成为政治讨论餐桌上的“必点菜”。在商业化媒体市场导向和政治传播的双重视阈下，受众消费政治，但并不一定进行真正的政治参与。
公众深陷在虚幻的政治参与的泡影里自得其乐，却忽视了这样的现实：以人为中心的媒体参与影响政治机制并非广泛的。
[注释]
1． 本文注释采用国际通行的引文标注法。括号内第一项为引文责任者名；第二项为出版年份，第三项为引文所在页数。引文出处见[参考文献]。
2． 当然，任何国家的“新闻自由”都不是毫无限制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事后追惩制度就使得新闻媒体不得不带着镣铐跳舞。这也就是我们会经常看到，诸如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因为抨击小布什政府的言论而遭到压制甚至解雇。
3． 在这个过程中更经历了从媒体政治化到政治媒体化的演变。
4．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领袖”并不单单指舆论领袖，而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
5． “新兴媒体”是普遍概念。相对于报纸，广播是新兴媒体；相对于广播，电视是新兴媒体。而近些年走入学界视野的网络、手机等，又是相对于前三者的“新兴媒体”。
6． 马克斯韦尔同时指出，这两种层面上显要性的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时发生。关于“议程设置的两个层面”可以参见参考文献[7]、[17]。
[参考文献]
1． 明安香.《全球传播格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江鸿.《跟总统较劲：美国总统与传媒》[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3． 钟静.《政治网络中的“无冕之王”——解析美国媒体与政治的互动关系》[J].《今传媒》，2008，（4）：59~60
4． [英]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 唐海江.《政治媒体化：当代西方媒体与政治关系的形态分析》[J].《求索》，2003，（1）：91~92
6． 王晓静.《英国的传媒政治现象及原因分析——以布莱尔政府为例》[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8
7． [美]马克思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 李欣.《西方传媒新秩序：从独立传媒、家族传媒到公司传媒》[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
9． 袁兵.《论意识形态的特征与功能》[D].武汉：武汉大学，2005
10．[英]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1．[美]W·美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12．[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媒介发展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一、媒介与传播
1、媒介：传播大规模信息的载体，是通讯社、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的总称，一般又称为大众媒介。
2、新闻媒介：主要指报纸、新闻性杂志、广播、电视、新闻性网站。
3、媒介组织：经营媒介的机构。如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杂志社、电影制片厂等。
二、传播媒介的基本特点
1、实体性：它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比如说报纸、网络、书籍、电影等。
2、中介性：它所传播的信息并不是媒介本身所产生的，而只是作为一个中介来传达别人的信息。
3、还原性：媒介在传播信息时，其蓝本是客观事实发生的具体情形传播的过程只是将其客观发生重新向受众叙述。
4、扩张性：媒介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对客观事实本身存在缩小或夸大的描述。
三、媒介与政治相濡以沫的微妙关系
媒介对民主的社会基础的影响，即媒介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也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功能、权力监督功能、政治沟通功能、政治控制功能以及议题设置功能五个方面。
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解析媒介与政治的微妙关系。一是媒体帮助公众理解政治信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民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公民的理解能力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公众并非全部能够接受并理解政府的政策，在这方面，新闻报道可以帮助公众加深对政治事件的记忆和认识。比如说中央出台什么新的政策的时候，媒介都对会对其进行广泛的报道和解释，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的人民理解党中央的政策、法规。二是，媒介所提供的信息能够影响公众的政策偏好，比如说我们的央视作为我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作为政府的喉舌，其舆论导向始终是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标准。因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三是，媒介的影响可以使舆论的议题得以设定，媒介可以决定公众的政治选择，促使他们在更重要的政策问题上做出决定。对于这一观点，美国的盖洛普公司的一项长期调查为其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佐证。盖洛普公司是全球知名的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与咨询公司。盖洛普公司的一次问卷调查的题目是：“美国当今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被访者的回答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内容，但有两个问题始终成为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外交政策，另一个是经济发展。调查显示，20世纪40年代以来，外交政策一直是公众的主导性意见，而这些正是媒体经常报道的内容。
媒介对民主政治的推动。
媒体可以影响我们的舆论，从而可以形成多数统治的民主前提，在现代社会，我们的媒介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民主参与途径，媒体传播信息的及时性和无限性，为公民的民主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一个规模巨大的民主政治系统中，要使每个公民能够充分、有效、理性地参与政治，信息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我们的媒体在这一方面可以发挥其巨大的作用。比如说我国在每年举行两会期间，媒体都会对其进行详尽的报道，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公众知道我们国家政策的具体走向，让会议透明化，提高公众参与的热情，让公民通过各种途径为政府建言献策。
大众媒介的力量是强大的，因此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用大众媒介进行宣传。今天，大众媒介发展到了电视和电脑网络的阶段，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现代政党政治严重依赖电视等传媒，使得大众媒介被人称之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国家“第四权力”。大众媒介日益介入政治生活，并对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而政治体系和政治价值的变更，也日益体现出大众媒介的影响痕迹。可以说，社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大众媒体开始与政治生活走向一体化并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导力量。
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政治性最强的莫过于现代政党政治下的竞争性选举。如在美国，大众媒介的艺术和策略在总统选举中可以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总统竞选运动日益成为了一种极为典型的媒介事件。从其自身的发展历史看，大众媒介的演进与政治社会的发展是互动的。
大众传播媒介的“解释”和“扩音”作用，是树立良好政府形象的宣传平台。在朝核六方会谈中，通过媒体对中国积极斡旋，促进和平的宣传，树立起了中国作为一个热爱和平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大众媒介积极宣传政府的有力措施及其果断决策，扭转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正如李普曼所言，我们生活在大众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中，公众获知外界事物都是通过大众媒介的。作为“把关人”，大众媒介如同“沙漏”过滤和筛选信息，因此媒介的作用至关重要。充分借助大众传播，构建并传播与国家本体相互支撑的国家形象，已成为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环节，也成为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制胜的有效策略。
在网络舆论迅速崛起的今天，我们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主要是在网络上拥有充分新闻自由的传统舆论空间，以释放民意及实现舆论监督，网络提供了自由表达的机会平等和自由。同样网络对民主的影响也是极其广泛的，网络促进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为公众的政治参与营造了新的公共空间；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
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培育了公众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但是网络对民主也有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网民结构的局限可能导致公众政治参与的不均衡；网络信息的非规范性可能导致民主的非理性。
其中刘涌案－－汹涌的民意与司法公正就是一个典型的舆论与法律的对决。再者网络文化霸权可能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国家作用的弱化。
同样，媒介在对政治事件或政治丑闻的报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监督作用。在传媒业相对发达的西方，其传媒的政治立场可以概括为政治中立原则，客观性原则。他们在对政治事件报道时，一般会采用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两种方法，而调查性报道则类似于“黑幕揭发”。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政府无能、商业腐败、官商勾结，极大损害了公众利益。新闻记者对各种社会黑暗面积极展开调查，揭发各种腐败现象。
通过对某一政治事件或丑闻的连续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形成社会舆论，使公众采取政治行动，决策者改变立场。如美国1986年的销售税法案，最后放弃就是舆论监督强有力的结果。

当媒介“娱乐”了政治
——以《全民大闷锅》为例探析媒介政治娱乐化倾向
● 汤铭明
媒介泛娱乐化时代的到来，使媒介的娱乐属性无限地扩张和深化，事事都在娱乐的进程中进入公众的视野，甚至一度有掩盖其他媒介属性之意。而政治娱乐化作为媒介泛娱乐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子现象也已经成为必然。当原本严肃复杂的政治问题遇到了带有戏谑、把玩意味的大众传媒，政治这一公共话语便脱去了沉重的外衣，换成丑角儿的戏服幽默夸张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具体到电视综艺节目这一形态中，就诞生了诸如台湾中天娱乐台《全民大闷锅》这样的政治讽刺性节目。
《全民大闷锅》的政治娱乐化表征
《全民乱讲之全民大闷锅》（现名改为《全民最大党》）是台湾中天娱乐台一档具有娱乐性质的模仿秀节目，它让到场嘉宾模仿台湾的政治人物，以台湾地区每天发生的政治事件为议题展开热火朝天的讨论。从节目的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极强的政治娱乐化表征：
从节目的名称——“全民大闷锅”来看，“全民”意在表达这是一个全民皆可参与的综艺节目，不仅达到了受众定位多元化的效果，还充分反映了媒介和民众的政治民主主张。“闷锅”，有“郁闷、烦闷”的意思。台湾独特的政治环境，每天都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政治秀和政治丑闻，用“闷”这个词无疑透露出传媒从大众的心理层面解读台湾当前的政治状况。
从节目的口号——“解闷，救台湾！”来看，以嘲弄般的娱乐精神解政坛之闷气，这样的口号体现的节目宗旨就是要以其新颖活泼的政治模仿秀，给观众提供一个释放闷气的渠道。或许“救台湾“的目标难以实现，但至少作为政治模仿秀，它的的确确在以自嘲者的立场丝丝入扣地剖析着台湾的政治格局。
从节目的对白来看，《全民大闷锅》的对白时而排比，时而押韵，风趣间流露出讽刺和劝诫。虽都是幕后精心设计的，但幽默风趣的争吵中处处充斥着针砭时弊的内容。这些看似平民化的语言，事实上是对政治威权的重新解构和颠覆，是对政治本身二次编码解码的过程，是政治娱乐化的有效手段。
从节目形式来看——娱乐大于政治的游戏化特征。唱歌、评论、跳舞、幽默短剧是整个秀的构成形式，也是《全民大闷锅》这个娱乐节目的内核。①戏剧式的讽刺表面上是在谈论政治，事实上娱乐性恰恰胜过了政治性，政治此时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充满感性的笑声消解了对政治本质问题的理性思考，这样的节目样式符合了节目的宗旨和口号。
《全民大闷锅》政治娱乐化倾向的原因探究
《全民大闷锅》的“政治娱乐化”是台湾 “政治媒体化和媒体政治化”高度融合的产物。民主政治赋予的自由言论给了媒介政治娱乐化极大的话语空间。反之，媒介呈现出的政治娱乐大秀场，又对民主政治的推进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政治为何能被娱乐
相对宽松民主的政治背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政府宣布解除“党禁”和“报禁”，②政党数量日益增多，不同派系之间日趋激烈的利益争夺，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同时，政治的解禁带来了媒体的解禁，电视媒体有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多家电视台群雄逐鹿，开始了媒介与政治的互动。
复杂混乱的政治环境：民进党大选胜出之后，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出现了政党的轮替。民进党执政经验不足，打破了台湾政坛的格局，丑闻弊案层出不穷。新的法律规定台湾领导人禁止对传媒管理和运作施加影响和干涉。政治人物和支持者们纷纷利用大众传媒费尽心机地制造各种吹捧自己、诋毁对手的噱头。层出不穷的社会乱象，无止境地为综艺节目的政治娱乐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2.媒介为何娱乐政治
从根本上说，媒介的泛娱乐化倾向是商业利益的驱动。③台湾的综艺节目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下，把受众当做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政治舞台上的名人在媒介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为逗人开心的玩偶，它们象征着一种符号、一种价值取向，且以产品的形式根植于大众的脑中，受众无形之间消费了媒介提供的这一产品。此外，台湾领导人选举之后，数量繁多的台湾政论节目开始大肆谈论政治的沉闷，传统严肃的叙事风格不仅没有太多的新意，也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而此时，《全民大闷锅》跳出以往政论节目的窠臼，将传统政治性节目中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以娱乐的方式化解，《全民大闷锅》不求结果只重过程的“差异化生存”模式给台湾沉闷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一丝清新。
3.受众的“心理诉求”
首先，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受众的娱乐需求开始释放并膨胀。猎奇、偷窥、追求感官刺激等心理，成为传媒泛娱乐化倾向的受众心理基础。《全民大闷锅》的策划者就是把受众的娱乐诉求细分，通过分析发现，男性观众和中老年观众爱看政治节目，女性观众和青少年观众喜欢娱乐节目，而实现两者的有效嫁接，可以实现政治娱乐化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其次，社会乱象和政治沉闷造成台湾民众厌恶了政党之争、族群对立等问题，他们企图寻找一个调节情绪的出口，而这样的心理诉求就成为《全民大闷锅》这样的综艺节目政治娱乐化的又一受众心理基础。
对媒介政治娱乐化倾向的思考
大众传媒的政治娱乐化基于社会政治制度、受众心理、媒介心态这三个方面，由此看来，电视综艺节目的政治娱乐化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这三个方面任何一方出现了问题都会造成政治娱乐化的不良倾向。
1.游戏的狂欢=现实的狂欢？
不可否认，《全民大闷锅》是媒介和受众的娱乐盛宴，观众在媒介提供的舞台中找到了游戏的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打破禁忌、常规和现实。政治在这个游戏中只扮演了提供素材的小角色，至于如何加工政治素材，全靠媒介和观众一手炮制。这种政治娱乐化的游戏手段，实质上是普通观众反权威、反精英的精神实质。但这种精神实质长期作用于节目，观众就会将节目重塑后的夸张、变形的政治人物形象强加到现实生活中。当现实政治出现的时候，观众对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判断会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一种合乎游戏规则、却不合乎现实情理的非理性判断。隐性的游戏规则规范了对真实的伪装。因此，当观众下意识地把自己置身于游戏设定的话语背景当中，不再挑剔除话语以外的一切节目场景和摆设时，观众就会模糊“游戏”和“现实”之间的判断。④因此，媒介和政治在进行互动的过程当中，一味地追求娱乐属性和商业价值，忽视娱乐对政治原貌的强大削弱力，必然会使政治娱乐化在媒介生产中带来负面的社会效果。
2.政治外衣=全盘接收？
在政治娱乐化的综艺节目中我们看到，社会乱象客观上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在全民大闷锅》中，几乎所有岛内的政治敏感事件和焦点人物都成为节目提供笑料的数落对象。而且在素材的选择上，越来越倾向于政治事件中的尖锐交锋，停留在表层的争闹当中。事实上，媒介对于政治题材的选择不仅会对节目最终呈现的效果产生影响，更多的会对现实生活中政治议题的决策和政治人物的命运产生影响。因此，政治的敏感议题如何通过媒介的二次加工将其有效地内化为娱乐议题，而不至于对政治决策造成负面的媒介干预，就成为媒介担当社会责任的关键。媒介在选择具有卖点的政治素材时，要充分考虑观众的心理感受，要将政治在媒介娱乐化的手段中加以取舍和转化。
注释：
①张轶帆：《浅析台湾电视节目〈全民大闷锅〉的综艺形态》，《中国电视》，2007年第12期
②刘琦婧：《从〈全民大闷锅〉看台湾综艺节目中的政治元素》，《东南传播》，2008年第3期
③赵悦：《审视传媒泛娱乐化倾向》，《东南传播》，2007年第8期
④米若羲：《台湾电视综艺节目中政治娱乐化现象之动因分析》，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