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is999磁力链接:“客观性”和“有立场”——读胡兴荣《新闻哲学》杂感之三

“客观性”和“有立场”

胡兴荣《新闻哲学》第三章为《客观报道》（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发表时的题目改为《客观报道理论依据及其实践》）。我觉得此章是写得比较好的。一、材料丰富，观点明确，论证严密，道理说得比较透彻；二、论述了“客观性”这个新闻学上基本原则是怎样确立的，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从而说明它之所以被确立为基本原则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增强了此章的说服力；三、写出了客观报道的操作方式、需要注意的事项和影响客观报道的各种因素，从而使此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读胡兴荣此书此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刘少奇同志关于“客观性”的几段话。１９５６年，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刘少奇连续听取几十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其中包括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５月２８日，他在听取了新华社负责人的汇报后指出：“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的工厂要接收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也要接收下来。”“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是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讲坏的，不是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是客观主义，是有闻必录。要经过思考和观察，有自己的见解。要做到对当前斗争有利，不被敌人和反动派利用。”“新闻记者第一要有老实态度，第二要深入观察问题，不是皮毛地而是系统地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看出事物的本质。”（据人民网《领袖人物资料库》）５０年前刘少奇关于“客观性”的意见，具有新闻改革的性质，在当时还只是一种设想，而在５０年后的今天，已基本上成为现实，虽然还有许多地方还待完善。对于我们新闻理论工作者来说，特别是搞新闻哲学的人，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强调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同时，是否能做到有立场”？或是“在强调有立场的同时，是否能做到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能否把这两个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西方新闻学（包括胡兴荣在此书中转述的观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要有立场，就不可能客观、真实、公正、全面，并且进一步推论，新闻不应该为政治服务。但我们认为，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的，这是我们在新闻实践中所证实了的。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新闻本身就是主客体矛盾的产物。既有主体认识一定要符合客体信息的一面，也有客体信息要符合主体需要的一面。这样就把两个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形而上学学者是无法理解的。（参见拙作《新闻本质论——新闻定义之争和新闻内在的主客体矛盾结构》）

       胡兴荣在此章中叙述了客观性被确立为新闻学的基本原则的起因和过程，依据的是美国的材料，也可以说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我们中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诞生和成长的环境和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基本上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诞生和成长的，他们强调客观性和他们的和平环境有关，当然也和它的社会制度有关；而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则是在激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成长的。革命斗争有严格的纪律，其中有新闻纪律。在新闻纪律中，一方面要保证新闻一定要真实，不许造假；另一方面新闻工作从业者要确保有鲜明的党性，要政治家办报，也就是说要有立场。正如陆定一同志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一节中所说“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我们之所以能做到两者兼顾，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党及其喉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二节中，陆定一同志又说：“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作出“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构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明确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为民所谋”，提出“八荣八耻”道德规范，这样就使我们的报道在“有立场”与“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结合上更加契合，更容易理解和掌握。

       其实美国人并不是只讲客观真实，而不讲“有立场”的。有人做过统计，发现《华盛顿邮报》从２００２年８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伊拉克战争打响前的２２０余篇头版文章中，至少有１４０多篇旗帜鲜明地倒向布什政府。虽然美国媒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注重职业操守、坚持新闻客观真实原则的看门狗，但是他们或是在媒体内部受到封杀、压制、排斥，甚至丢掉饭碗；或是被官方列入黑名单，而从此无法接触到那些能成就自己新闻生涯的内部官方信息。（以上材料引自人民网·传媒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文章《６６位伊拉克遇难记者与美国新闻控制》）这里我还想举一个我们中国人在外国通讯社工作的例子，徐铸成同志在《新闻艺术》一书中记述了一段往事：“有个老新闻记者叫赵敏恒，他当时是路透社中国分社的主任。……１９４３年，他到伦敦总社请示工作，回来路过开罗，看到飞机场停了很多小汽车，就向总社发了一条新闻，说开罗有迹象说明正举行一个重要会议。他是用无线电发给总社的内参电。实际上，的确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正在开极其秘密的开罗会议。希特勒的无线电收到路透社的这条消息，就提高了警惕，知道几个国家在联合对付他，就准备了一套军事上、政治上的应付措施。事后，罗斯福跳起来向丘吉尔提抗议，丘吉尔大光其火，责问路透社，路透社就把赵敏恒免职了。”

胡兴荣在此书此章中曾多次引用了《权力的媒介》一书作者赫伯特·阿特休尔的观点，但《权力的媒介》最后一章里的“新闻学的七项归纳”说：“⒈ 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它们只是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⒉。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3。所有新闻体系无不以信仰言论自由为基础，但是各自解释言论自由的方法不一。4。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他们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⒌。在所有的三种新闻模式中，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6。新闻院系传播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最终无不帮助当政者维持他们对新闻媒介的控制。7。新闻实践往往背离新闻理论。”（《权力的媒介》第３３６页－３３７页，华夏出版社）　

与“客观性”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倾向性”。“倾向性”不同于“主观性”，主观性往往不顾真实性的原则，对客观事实进行随心所欲的改动。而“倾向性”则是以真实性为前提，对同一事实的不同态度和评价。“倾向性”也不同于“党性”，“党性”是一个政治性的术语，而“倾向性”不仅包括政治倾向，也包括不同的需要和兴趣爱好。１９８９年，吴昊在《中国记者》该年的第４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一条新闻导语谈起》的短文，是专门谈“倾向性”问题的，也是对“倾向性”做了一次实验。这篇短文从《中国体育报》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报道中国女排在香港参加超霸杯赛的一条导语谈起，接着他又根据“不违反‘新闻真实’这一铁原则”，“而且都是以‘自己人’的立场来写”的要求，另外撰写了４条导语，来具体说明即使是体育新闻，也存在着不同倾向性的观点。下面对这几条导语分别编号介绍：

⑴“中国女子排球队１０月２９日和３０日晚在香港苦战１０局，以２比３分别负于苏联队和古巴队，一胜两负，获得这次超级女排赛的第三名。”（本条为《中国体育报》的导语，下面４条是吴昊另拟的。）

⑵“曾经获得‘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在以一球优势赢了秘鲁队以后，连吃败仗，２９日晚输给苏联队，３０日晚输给古巴队。结果，在这次超霸赛中，中国女排成了倒数第二。”

⑶“在汉城奥运会上严重受挫的中国女排，在香港举行的超霸杯赛中，鏖战秘鲁队之后，又连战苏联队和古巴队，不是前两天勉强（３﹕２）胜了秘鲁队，险些成了倒数第一。”

⑷“曾经轰动世界体坛的中国女排，雄风不减，斗志不衰，在香港举行的超霸杯赛中鏖战秘鲁队之后，又连战苏联队和古巴队，虽然后两场稍有失利，但却战胜了世界劲旅之一的秘鲁队，证明中国女排实力雄厚，战术超常，仍是世界女排中不可低估的强队。”

⑸“历来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原则的中国女子排球队，虽然在汉城奥运会上吃了败仗，但在精神上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在日前举行的女排超霸杯赛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为什么对同一事实会有不同的看法？吴昊的回答是：“对于新闻记者，只讲真实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讲倾向性；只讲客体的选择是不够的，还必须讲主体的端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对于同一个事实，是可以有不同的声音的。这种不同的声音就是舆论。根据“客观性”的要求，对各种舆论都应该无选择地报道出来 ；而对于“有立场”来说，则应有所选择。也就是说“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在吴昊所列的这五条导语中，我认为还是《中国体育报》原来的导语比较好，这条导语的好处主要表现在“苦战”二字上，说明了中国女排虽然没有取得好成绩，但还是作了拼搏的，反映了作为国家体委机关报的《中国体育报》对此事的积极而又审慎态度。

毛泽东同志曾把辩证法称为“两点论”，就是要善于把两个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在新闻报道中，也有“两点论”，既要有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全面性，又要有立场，就是其中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