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西真理惠 无码磁力:中国的科学发展方式决定中国必然超越美国

        1、以人为本思考经济发展的源泉哪里来
　　经济为什么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经济发展的源泉哪里来？
　　有人说，是资源。可是，远古的人均资源那么多，为什么他们还是赤贫？因为他们不会用。为什么他们不会用？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技术。没有知识与技术，任何资源都不具有价值。
　　远古时期野生资源多，对于远古人，即使是捕获野生动物，也需要捕猎的经验知识与技术。即怎么捕，用什么捕的问题。虽然简单，那也是知识与技术。再简单一些，比如说采果子，也需要采果子的经验知识。比如，什么果子有毒，什么果子可以吃。如果什么果子有毒的知识不能被人记忆和传播，那人类祖先早已被毒死光了，还谈什么经济发展？
　　资源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存在，而是在于能否被人利用和人怎样利用。没有知识与技术，任何资源都没有价值，或者说它们不被认为是资源（资源：可以供人使用并产生正效用的东西，它之所以被成为资源是因为它可以供人使用并产生正效用，包括实体的和非实体的，一般人的观点是实体的）。而且资源的这种价值，也是知识与技术赋予的，它自身并不具有任何价值。
　　有人说，是资本。如果仅给原始人一大笔资本，他们会发展吗？如果突然现在知识与技术不在进步了，资本还能让经济发展吗？皆不能！况且，资本又哪里来？来自人的生产劳动剩余。为什么古人没有那么多的生产劳动剩余？因为他们生产力水平低。为什么他们生产力水平低？因为他们的知识与技术水平低。资本，只不过是帮助人释放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力潜能。资本就像润滑剂，是润滑知识与技术向生产转变。没有知识与技术，资本这瓶润滑油有什么用？没有知识与技术的进步，没有还没被开发的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力潜能，资本就没有作为的余地！况且，资本发展也是知识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资本只不过是知识与技术所产生的并用于自身潜能释放的润滑油。
　　有人说，是制度。他们说：“看，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的多快！”可是，如果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前没有农业技术进步，小岗村能很快翻身吗？要知道，在1955-1956年之前，那也是各家各户独自生产经营的。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知识与技术，如果没有来自自身的知识与技术发展，即使中国再改革再开放，也不会有发展。制度与资本类似，只不过是释放了人的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力潜能。况且，制度也是人创造的，制度只不过是人创造的集体游戏规则。没有知识与技术，制度还能释放什么？
　　这时，你恍然一亮，你说：“是知识与技术！”可是，知识与技术也不是天上掉馅饼啊？他们又哪里来？
　　“人！”对！完全正确，就是人！
　　资源是被人利用的，资本是被人创造和使用的，制度是被人创造和使用的，知识与技术也是被人创造和使用的。只有人，才是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只有人，才是宇宙间最伟大最可贵的。对于人类的文明，人是一切之本，人是一切之根，人是一切之源。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的一切！
　　所以说经济的问题，或者说一切的问题，都有人口这个根源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要理解人类的历史，就要了解人口。要理解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就要了解民族与国家的人口变化。要了解经济的问题，寻根究底就要问问人出了什么问题。
　　纵观人类五六百万年的历史，人类文明有两次跳跃。第一次是从原始社会-采猎文明过渡到农业社会-农业手工业文明的跳跃，第二次是从农业社会-农业手工业文明过渡到近现代社会-高智力文明的跳跃。完成第二次跳跃以后，人类逐步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为完成第一次跳跃，人类花费了五六百万年。那时由于人太少，又太分散，导致智力成果的积累也即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极其极其缓慢。为完成第二次跳跃，人类用了约一万年。在农业社会，由于食物供应增多且更加稳定，人类繁育加快，人口增多，人口密度增大。这时期，由于人口增多，智力成果创造增加；由于人口密度提高，社会发展，智力成果的交流增加；由于人口增多，密度增加，和文字纸张印刷术等的发明，导致智力成果保存的几率大增。相对于第一次跳跃，人类为完成第二次跳跃的时间缩短了五六百倍。完成了第二次跳跃后，人类智力成果的创造大大加速了，人的价值大幅提升，知识与技术进入了爆炸时代。
　　通观人类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人类发展过程的本质就是人的智力不断应用于改造自然界，改造人类社会，改造人自身的过程，是人的智力不断积累、实践和发展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智力创造和智力积累的历史，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
　　2、中国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
　　二战后，全球步入生育高峰。1949年，占世界1/4的中国人占起来了，中国也随世界人口的潮流出现了生育高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和平的环境之下，出现了持续的较高人口增长。由于人口再生产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新出生的孩子和由孩子高峰带来的人口增长并不能立即转换为劳动力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但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基础。就像一个家庭，在孩子还未长大的前20年，孩子不能为家庭立即带来财富增长。但20年后，当孩子开始进行财富创造时，家庭的财富就大幅增加了。这就是人口再生产发展对物质再生产发展的滞后性。人口再生产就像是爸爸妈妈种上小树苗，但必须等到20后才能成材。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繁育了6亿青壮年劳动力。正是建国后这20多年的人口再生产贡献，让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爆发出强大的能量。1979-2009，中国以全球1/4的劳动力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推进宏大的场面。1979-2009，中国以全球1/4的劳动力创造了世界上最壮观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但现在中国的孩子已经不足世界的10%。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是昨天的孩子变成的。今天的孩子少了，那明天中国财富的创造者也就少了。面对不断下降的孩子，面对不断下降的年轻劳动力——年轻创造者，中国的明天还能像今天一样腾飞吗？与中国人口再生产急剧下滑的势头相反，印度和美国的人口再生产实力却不断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承接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而当时的印度，还未改革。中国先行一步，“先下手为强”，率先形成强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力，结果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逐步占据世界市场。虽然印度从1991年也开始改革，但中国已经形成强烈的经济上升漩涡，且已经集聚了东亚及发达世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浪潮。在这时期，印度的改革被中国淹没了。在这时期的这场竞争中，中国发展的势场和要素集聚的势场也就干扰了世界向印度的产业转移和印度向发达世界进军的速度。自然，在这段时期，在这场经济竞争中，相比于印度，中国赢了，把印度抛在了后面。但风水轮流转，中国的这一步能赢并不代表中国的下一步还能赢。事实上，中国下一步能赢的机会被自己严重剥夺，并被中国自己严重浪费！
　　从2003年开始，正当计生委专家声称中国的劳动力依然总量巨大、人口红利还将持续20年时，令无数专家始料未及的是，一场席卷沿海和大中城市的民工荒愈演愈烈，曾经被人们认为无限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出现了短缺。虽然眼下大学生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劳动力供求矛盾转变的真相，而且总有人相信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无论人口专家如何解释，事实却将证明：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
　　从2003年开始，中国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并向福建、浙江蔓延，很多企业无正常开工或是扩大经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弱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开始丧失。2008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世界明显加速了向印度的转移：工厂向印度迁移，订单向印度转移。为什么印度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加速了？这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渐失而印度优势渐长和印度发展势能集聚的结果。产业的转移，取决于：1、劳动力的价格、素质和优势的持续前景；2、市场的大小和前景。目前，由于中国的一胎政策，印度正在这方面加速形成对中国的优势。首先，计划生育大大加速了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如果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赶不上中国人口形势变化的速度和世界对中国经济竞争要求的速度，中国的计划生育甚至会造成中国的产业升级断裂。其次，计划生育大大恶化了中国的远期发展前景，让中国未来蒙上重老龄化的阴影。中国的计划生育无疑削弱了中国对印度的经济竞争优势，等于帮助印度在经济上侵蚀中国。目前，印度正在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力势场和要素集聚力的势场。一旦印度发展的势头形成，印度将加速吞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世界市场，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丧失。这种加速，不仅在2008年，在此之前就悄悄开始了，只不过是2008年比较明显而已。
　　对于印度的追赶，如果中国可以及时的强有力的进行产业升级，可以把印度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挑战和吞食变成中国向上发展的动力。由经济发展的供应和需求两方面所决定，居民购买力的升级和劳动者素质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前提。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实施低工资，贫富差距太大，居民消费不足。并且中国对教育的投入长期严重低下，低工资又导致劳动者对自己和孩子的教育培训投入不足。而由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年轻劳动力大幅减少，又严重妨碍中国劳动者素质的升级。众所周知，劳动者的升级，尤其是代际间劳动者素质相差太大的劳动者升级，年轻人的更新最关键。像中国这样父母是小学而儿子是大学生的代际间文化水平相差太大的国家，年轻人就决定中国劳动者升级的命运。可想而知，年轻人的快速减少对中国劳动者升级换代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必将严重阻碍中国产业升级。
　　而相对于印度，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很不乐观：中国年轻劳动者持续快速减少，必将造成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动力萎缩和发展活力下降，而印度年轻劳动者却持续增加（新生人口是中国的二倍），发展动力与活力不断上升；老龄化、未来人口快速减少和由人口结构决定的房地产、汽车、教育等等许多行业的消费需求萎缩致使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必将大幅下跌，发展的产业动力大幅下滑，而印度却相反在变好；中国劳动者收入比例太低（印度工资占GDP的50%左右，而中国2009年中国工资竟然降到只占GDP的8%），内需不足，对外依赖严重；投资效益低下，经济增长严重依赖高投资；民企发展的不够充分，且成长的环境差；外资的控制力不断提高，埋下长期发展的隐患。相对世界，中国的创新制度和创新氛围又比较差，市场中的政府影子又太多，导致经济的自发成长性不足，进而又使经济更依赖于政府推动的投资。就像父母管孩子管的太多，什么都替孩子办了，导致孩子的成长性差。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决定，面对即将不断下滑的劳动力，中国又必须尽快进行产业升级。但中国年轻人口的减少又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少生孩子必将使中国未来发展艰难，但这却是我们中国自己选择的。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错误的发展观的指导和快速实现现代化急迫心情，中国出现了以少生孩子加速物质资本积累和减少人口分母提高人均收入的错误发展思想，而这种错误的发展思想又导致长期的低教育投入、长期的低工资制度和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实行。而这独生子女政策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20年后大幅度减少了劳动力的供应,但由于大规模的退休潮还没有来临,加上以前尚有一定的劳动力储备，并且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又使用于人口再生产的劳动者——尤其是妈妈——变成了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所以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滞后5－10年才显现出来。由于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前提，最低工资的标准是可以维持人口再生产的平衡或扩大，否则就会造成人口再生产的萎缩。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如果工资的支付低于这个价值标准，就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萎缩。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这笔费用包括维持现在劳动者生存发展和劳动者更新——劳动者子女的生存发展费用之和。由于有的人不生孩子，有的人只生一个，需要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整个国家劳动力再生产的世代更替（在过去时代和最落后国家要比这更高），才能保证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所以，最低工资的最低标准是可以维持劳动者及其三个子女生存发展的最低需要，如果是扩大劳动力再生产的话则需要更高。但由于国家只规定生一个孩子，劳动者（尤其是城市居民）需要支付的劳动力更新（劳动者子女）费用就降低了许多，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需求降低。否则，如果允许城市居民养三个孩子的话，城市劳动者就会因这么低的工资而养不活自己和孩子，但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只能提高城市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结果，独生子女政策使原本已经很低的工资可以更低——这实质是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来降低工资，把原本用于人口再生产的费用变成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利润、出口产品的廉价和政府财政收入（还有腐败成本和行政浪费）。由于资本所有者属于少数人，这等于是把中国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变成国内外富人的财富，加大贫富差距，使穷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反而很红火。由于由此造成出口产品廉价，这等于是把中国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变成外国居民的消费。由此增加财政收入就等于是把中国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成政府的财政来源（和行政浪费及一些官员腐败的资本）。这本质是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而获取一时的物质再生产的红火发展、通过透支劳动力再生产补贴资本方、通过挪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补贴国外消费获取外汇收入增长和通过转移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变成政府财力的暂时快速增长（也包括腐败成本和行政浪费）。城市人的最低工资降低了，跟着农民工的最低工资也就会降低。由于长期低工资和独生子女政策挪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结果全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就非常低了。一般发达国家工资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连印度也达到50%左右，而中国2009年工资仅占GDP的8%，世界倒数第一。而超低工资的结果，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太强，使那些老板们赚钱来的太容易，根本进行产业升级的动力。低工资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过于红火，加上劳动力短缺的滞后，让中国人形成盲目乐观的心态，导致中国产业升级的动力严重不足。而外资企业在看到中国的低工资后，期望再次降低人工成本——结果加重了外资对中国的剥削。由于由此造成劳动力太低廉，外资根本没有使用昂贵技术的动力，反而使中国陷入低技术陷阱，妨碍中国产业升级。而外资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通过用来再投资又增加对中国的剥削和控制中国的产业（外资赚的越多外资越有钱越有动力去控制中国的产业）。而产品的大量廉价外销，又换来大量外汇，使中国政府有依赖廉价劳动力获取外汇的惰性，使中国产业升级的外部压力很低，继而又形成中国产业升级的惰性。但外汇只能用来购买外国产品或投资国外。由于中国工资太低，缺乏消费能力，外汇又只好投资国外——为国外发展注入资本。但劳动密集型产业红火后不久，由于低工资和透支人口再生产造成的消费不足（由于人口再生产的花费是最终消费，透支人口再生产也就是透支消费），产业利润终于因为生产消费的系统性失衡而降低了下来。这时，低利润和实业的辛苦（由低工资、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所最终造成的消费不足使老板们赚钱辛苦。而美国恰相反，高工资、高人力资本投入和高人口再生产使赚钱容易，印度也类似于美国），让老板们不想做实业了，加上宏观经济火热的时缘和第三次婴儿潮——80后进入结婚买房的年龄——预期房地产永远升值，结果老板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赚的钱大量投入房地产和股市，造成中国2000-2010楼市股市比较火爆。在中国企业利润低和把资金投入楼市股市之际，外国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趁机收购中国企业，加剧控制中国产业（并再次危害中国产业发展），并且通过楼市股市再在中国赚一把。而楼市股市的火爆又吸引老板们把钱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结果让房地产和股市又大量抽走了中国产业用于产业升级的支持资金。由于投机造成房价高涨，结果中国的中低收入民众又被本国富人和外国资本重重剥削一次，中国的消费和内需反而更不足，继而又危害中国产业升级。而股市与房地产的投机和房地产的暴利，及做实业的低利润和辛苦，又让许多中国企业无心做实业。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是日本人收入大幅提高导致需求不断升级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共同结果。但现实的中国，由于低工资和贫富差距导致需求升级不足，由于长期低教育投入和年轻劳动者的萎缩导致劳动力升级不足。低工资会导致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而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又造成低工资。低教育投入就无法让每个孩子接受良好而又公平的教育，加上竞争机制的不公平，就导致了贫富差距和财富过度集中——只有人人公平的接受良好教育和公平的竞争机制才能让人人富裕。由于贫富差距和低工资制度，使消费升级不足、产品相对过剩、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和人口再生产萎缩，而消费的升级不足、产品相对过剩、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和因人口再生产萎缩造成的劳动力更新换代不足和老龄化又导致产业升级乏力和利润下滑，并再次导致低工资、贫富差距和财富过渡集中。而面对内需的不足和继续发展动力的不足，中国又只好依赖投资和出口，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但这种投资多数又只能惠及少数人，如相关官员、资本方、国有企业人员。依赖国企投资又强化国企的垄断问题及其相应造成的贫富差距，比如2008年垄断行业以占全国8%的员工却获得了全国工资总额的50%。并且大量投资本身又加剧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并且通货膨胀又通过通货膨胀的财富分配效应把普通民众的财富转移给少数富人。而政府投资基础社会主导的经济又容易造成官员腐败和少数富人从国家工程建设中受益最大。依赖出口则只能是有出口能力企业的事，多数为大多数中国人创造就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创造大量就业的许多服务业是无法出口的，依赖出口又只能惠及少部分人口，并且依赖出口又很容易被跨国公司剥削，而依赖内需可以惠及所有的人并大幅降低跨国公司剥削的可能。结果，依赖投资和出口反而使中国贫富差距更大，居民消费增长能力再次降低，接着又危害长期发展。结果，错误的发展观和发展方式使中国陷入：为了加速物质资本积累和通过减少人口分母提高人均收入——实施低工资、低教育投入和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低消费、低人力资本投资和低人口再生产——导致需求层次低，内需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慢、贫富差距和低生育率——进而低产业、低利润、低技术、低工资、低劳动力更新和老龄化——再次低消费，低人力资本投资、低人口再生产投入、被迫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发展及外资对中国的产业控制和对中国的剥削问题加深——再次导致需求层次低，内需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慢、贫富差距、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及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严峻——再次危害中国未来的发展。结果，这种错误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和发展政策使中国自己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发展陷阱。这就是中国30年来发展问题积累的实质和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实质，最根本的是错在了这种以物为本的机械主义发展观和由这种错误发展观引发的不可持续不科学的发展战略。
　　但是印度和美国却没有这样选择，他们做出了相反的发展战略。非常典型的是美国。美国高工资、高人力资本投入和高人口再生产，结果是使美国消费旺盛，并且由高教育投入与高人口再生产投入使美国的人力资本生产兴旺发达。而人力资本的兴旺发达使知识技术兴旺发达，高人口再生产使美国保持年轻和人口结构的健康活力。而消费的旺盛、人口结构的年轻健康活力和知识技术的兴旺发达使美国经济发展充满力量和活力，产业升级也为此迅速。最终结果美国人收入很高，赚钱很容易，就业较充分，生活较轻松，发展较迅速，更爱生孩子（在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高）。那最终结果就是，美国的人口实力和科技经济实力继续较快增长，综合国力继续提高。而印度，现在的发展模式也类似于美国。而我们自己，却陷入了比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更恶劣的一种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衰落循环，那我们怎么面对未来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