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星九月天霸道公主:中国传统文化常识集锦 37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3:45:39
六、风俗礼仪

【春节】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此节乃一岁之首。古人又称元日、元旦、元正、新春、新正等，而今人称春节，是在采用公历纪元后。古代“春节”与“春季”为同义词。春节习俗一方面是庆贺过去的一年，一方面又祈祝新年快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多与农事有关。迎龙舞龙为取悦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镇慑糟蹋庄稼、残害人畜之怪兽的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接神、敬天等活动已逐渐淘汰，燃鞭炮、贴春联、挂年画、耍龙灯、舞狮子、拜年贺喜等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
　　【元宵】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元宵习俗有赏花灯、包饺子、闹年鼓、迎厕神、猜灯谜等。宋代始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即圆子，用糯米粉做成实心的或带馅的圆子，可带汤吃，也可炒吃、蒸吃。
　　【寒食】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节日里严禁烟火，只能吃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或一百零六天，在清明前一、二日。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大臣介子推曾割股啖之。重耳做国君后，大封功臣，独未赏介子推。子推便隐居山中。重耳闻之甚愧，为逼他出山受赏，放火烧山。子推抱木不出而被烧死。重耳遂令每年此日不得生火做饭，追念子推，表示对自己过失的谴责。蚝秤肭迕魇奔湎嘟笕吮憬车姆缢资游迕飨八字弧?
　　【清明】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按农历算在三月上半月，按阳历算则在每年四月五日或六日。此时天气转暖，风和日丽，“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清明节由此得名。其习俗有扫墓、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插柳戴花等。历代文人都有以清明为题材入诗的。
　　【端午】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端阳、重午、重五。端午原是月初午日的仪式，因“五”与“午”同音，农历五月初五遂成端午节。一般认为，该节与纪念屈原有关。屈原忠而被黜，投水自尽，于是人们以吃粽子、赛龙舟等来悼念他。端午习俗有喝雄黄酒、挂香袋、吃粽子、插花和菖蒲、斗百草、驱“五毒”等。
　　【乞巧】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少女节或七夕。相传，天河东岸的织女嫁给河西的牛郎后，云锦织作稍慢，天帝大怒，将织女逐回，只许两人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夜晚在鹊鸟搭成的桥上相会。或说：天上的织女嫁给了地上的牛郎，王母娘娘将织女抓回天庭，只许两人一年一度鹊桥相会。每年七月初七晚上，妇女们趁织女与牛郎团圆之际，摆设香案，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织布绣花的技巧。在葡萄架下，静听牛郎织女的谈话，也是七月七的一大趣事。
　　【中秋】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团圆节。农历八月在秋季之中，八月十五又在八月之中，故称中秋。秋高气爽，明月当空，故有赏月与祭月之俗。圆月带来的团圆的联想，使中秋节更加深入人心。唐代将嫦娥奔月与中秋赏月联系起来后，更富浪漫色彩。历代诗人以中秋为题材作诗的很多。中秋节的主要习俗有赏月、祭月、观潮、吃月饼等。
　　【重阳】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故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重阳时节，秋高气爽，风清月洁，故有登高望远、赏菊赋诗、喝菊花酒、插茱萸等习俗。唐人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句。
　　【腊日】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这是古代岁末祭祀祖先、祭拜众神、庆祝丰收的节日。腊日通常在每年的最后——个月(腊月)举行，南北朝时腊日已固定在农历十二月初八。有吃赤豆粥、祭拜祖先等习俗。佛教的腊八粥后也渗入腊日习俗。
　　【除夕】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晚，家家在打扫一清的屋里，摆上丰盛的菜肴，全家团聚吃“年饭”。此夜大家通宵不眠，或喝酒聊天，或猜谜下棋，嬉戏游乐，谓之“守岁”。零点时，众人争相奔出，在庭前拢火燃烧(古称“庭燎”，取其兴旺之意)，并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之时抢先放出三个“冲天炮”，以求首先发达，大吉大利。此时，爆竹声、欢叫声响成一片，一派“爆竹声中除旧岁”的景象。
　　【伯(孟)仲叔季】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序。伯(孟)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古代贵族男子的字前常加伯(孟)、仲、叔、季表示排行，字的后面加“父”或“甫”字表示男性，构成男子字的全称，如伯禽父、仲尼父、叔兴父等。
　　【十二生肖】又称属相。古代术数家拿十二种动物来配十二地支，子为鼠，丑为牛，寅为虎，卯为兔，辰为龙，巳为蛇，午为马，未为羊，申为猴，酉为鸡，戌为狗，亥为猪。后以为某人生在某年就肖某物，如子年生的肖鼠，亥年生的肖猪，称为十二生肖。在古代，十二生肖常被涂上迷信色彩，一遇休戚祸福，往往牵扯起来，特别是在婚配中男女属相很有讲究，有所谓“鸡狗断头婚”、“龙虎不相容”等说法。
　　【生辰八字】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有天干、地支相配，每项两个字，四项共八个字。根据这八个字，可推算出一个人的命运。遇有大事，都需推算八字。旧俗订婚时，男女双方互换庚帖，上有生辰八字。双方各自卜问对方的生辰八字命相阴阳，以确定能否成婚，吉凶如何。
　　【孝悌】孝，指对父母要孝顺、服从；悌，指对兄长要敬重、顺从。孔子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孝悌主张。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儒家提倡孝悌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秩序。
　　【牺牲】古代祭祀用的牲畜，色纯为“牺”，体全为“牲”。《左传•曹刿论战》中有这样的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三牲】一指古代用于祭祀的牛、羊、猪，后来也称鸡、鱼、猪为三牲。一指夏、商、周三代所用牺牲的总称。
　　【太牢、少牢】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豕(shi，猪)三牲全备为“太牢”。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又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少牢只有羊、豕，没有牛。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所区别：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　　
　　【家祭】古人在家庙内祭祀祖先或家族守护神的礼仪。唐代即有专人制订家祭礼仪，相沿施行。宋代陆游《示儿》诗中有这么两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朝仪】古代帝王临朝的典礼。按规定：天子面向南，三公面向北以东为上，孤面向东以北为上，卿大夫面向西以北为上，王族在路门右侧，面向南以东为上，大仆大右及大仆的属官在路门左侧，面向南以西为上。朝仪之位已定，天子和臣子行揖礼，礼毕退朝。后世也称人臣朝君之礼仪为“朝仪”。
　　【朝聘】古代宾礼之一。为诸侯定期朝见天子的礼制。诸侯朝见天子有三种形式：每年派大夫朝见天子称为“小聘”；每隔三年派卿朝见天子为“大聘”；每隔五年亲自朝见天子为“朝”。
　　【朝觐】古代宾礼之一。为周代诸侯朝见天子的礼制。诸侯朝见天子，“春见曰朝，秋见曰觐”，此为定期朝见。春秋两季朝见天子，合称为朝觐。
　　【揖让】一指古代宾主相见的礼节。揖让之礼按尊卑分为三种，称为三揖：一为土揖，专用于没有婚姻关系的异姓，行礼时推手微向下；二为时揖，专用于有婚姻关系的异姓，行礼时推手平而致于前；三为天揖，专用于同姓宾客，行礼时推手微向上。一指禅让，即让位于比自己更贤能的人。
　　【长揖】这是古时不分尊卑的相见礼，拱手高举，自上而下。
　　【拱】古代的一种相见礼，两手在胸前相合表示敬意。《论语•微子》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路拱而立。”
　　【顿首】古时一种拜礼，为“九拜”之一，俗称叩头。行礼时，头碰地即起。因其头接触地面时间短暂，故称顿首。通常用于下对上及平辈间的敬礼，如官僚间的拜迎、拜送，民间的拜贺、拜望、拜别等。也常用于书信中的起头或末尾，如丘迟《与陈伯之书》：“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丘迟顿首。”
　　【稽首】古代的拜礼，为“九拜”之一。行礼时，施礼者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拱手于地，头也缓缓至于地。头至地须停留一段时间，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隆重的拜礼，常为臣子拜见君王时所用。后来，子拜父，拜天拜神，新婚夫妇拜天地父母，拜祖拜庙，拜师，拜墓等，也都用此大礼。
　　【九拜】我国古代特有的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的跪拜礼。《周礼》谓“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日空首，四曰振动，五日吉拜，六日凶拜，七日奇拜，八日褒拜，九曰肃拜。”这是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在不同场合所使用的规定礼仪。
　　【跪】两膝着地，挺直身子，臀不沾脚跟，以示庄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于是相如前进瓿，因跪请秦王。”
　　【坐】古代席地而坐，坐时两膝着地，臀部贴于脚跟。为了表示对人尊重，坐法颇有讲究：“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尽后”是尽量让身体坐后一点，以表谦恭；“尽前”是尽量把身体往前挪，以免饮食污染坐席而对人不敬。
　　【座次】古时官场座次尊卑有别，十分严格。官高为尊居上位，官低为卑处下位。古人尚右，以右为尊，“左迁”即表示贬官。《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古代建筑通常是堂室结构，前堂后室。在堂上举行的礼节活动是南向为尊。皇帝聚会群臣，他的座位一定是坐北向南的。因此，古人常把称王称帝叫做“南面”，称臣叫做“北面”。室东西长而南北窄，因此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最卑是坐东面西。《鸿门宴》中有这样几句：“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项王座次最尊，张良座次最卑。
　　【席次】古代宴会席次，尊卑很有讲究。一般筵席用的是八仙桌，桌朝大门，其位次如下：位尊者居前，8是主人席位。如果客多，可设两桌、三桌或更多，有上桌与散座的区别：上桌与单席的位次相同，散座则不分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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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二十岁)加冠的礼节。冠礼在宗庙中进行，由父亲主持，并由指定的贵宾给行冠礼的青年加冠三次，先后加缁布冠、皮弁、爵弁，分别表示有治人、为国出力、参加祭祀的权力。加冠后，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辞，并给起一个与俊士德行相当的美“字”，使他成为受人尊敬的贵族成员。因为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所以后世将二十岁称作“弱冠”。
　　【婚冠礼】古代嘉礼之一。《周礼》：“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古代贵族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后即可成婚，并享受成人待遇，女子十五岁行笄礼(笄：束发用的簪子。古时女子满十五岁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后也可结婚。所以把婚礼、冠礼合称为婚冠礼。
　　【祖道】古代为出行者祭祀路神和设宴送行的礼仪。《汉书》载，西汉将领李广利率军队出击匈奴之前，“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荆轲刺秦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文中的“祖”就是“祖道”，临行祭路神，引申为饯行送别。
　　【斋戒】古代祭祀或重大事件，事先要沐浴、更衣、独居，戒其嗜欲，以示心地诚敬，这些活动叫“斋戒”。“斋”又称“致斋”，致斋三日，宿于内室，要求“五思”(思其居处、笑语、志意、所乐、所嗜)，这主要是为了使思想集中、统一。“戒”又称“散斋”，散斋七日，宿于外室，停止参加一切娱乐活动，也不参加哀吊丧礼，以防“失正”、“散思”。古人斋戒时忌荤，但并非忌食鱼肉荤腥，而是忌食有辛味臭气的食物如葱、蒜等，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祭祀时口中发出的臭气，对神灵、祖先有所亵渎。
　　【虚左】古代座次以左为尊，空着左边的位置以待宾客称“虚左”。《信陵君窃符救赵》：“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足见信陵君对侯生之尊敬。今人有“虚左以待”一语。
　　【再拜】先后拜两次，表示礼节之隆重。旧时书信末尾也常用“再拜”，以表示敬意。
　　【膜拜】古代的拜礼。行礼时，两手放在额上，长时间下跪叩头。原专指礼拜神佛时的一种敬礼，后泛指表示极端恭敬或畏服的行礼方式。今人多用“顶礼膜拜”形容对某人崇拜得五体投地。
　　【折腰】即拜揖。鞠躬下拜，表示屈辱之意。《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州郡派督邮巡视至县，县吏劝陶束带迎见，他感叹地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后来引申为倾倒、崇拜，如毛泽东《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六礼】中国古代婚姻的六种手续和礼仪，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秦晋之好】春秋时，秦、晋两国国君几代都互相通婚，后称两姓联姻为“秦晋之好”。
　　【举案齐眉】古代妻子为丈夫捧膳食时要举案于眉，表示相敬。
　　【以文会友】古代文人交往、交友的礼俗。文人相交轻财物而重情谊、才学，故多以诗文相赠答，扬才露己，以表心态。唱酬是通行的方式，即以诗词相酬答。在宴饮等聚会时，更是不可有酒无诗，流行尽觞赋诗之俗。
　　【讳称】古人对“死”有许多讳称，主要的有：
　　(1)天子、太后、公卿王侯之死称：薨、崩、百岁、千秋、晏驾、山陵崩等。
　　(2)父母之死称：见背、孤露、弃养等。
　　(3)佛道徒之死称：涅檠、圆寂、坐化、羽化、仙游、仙逝等。“仙逝”现也用于称被人尊敬的人物的死。
　　(4)一般人的死称：亡故、长眠、长逝、过世、谢世、寿终、殒命、捐生、就木、溘逝、老、故、逝、终等。




七、饮食器用

【五谷】古代所指的五种谷物。“五谷”，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有稻无麻，后者有麻无稻。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而北方种稻有限，所以“五谷”中最初无稻。
　　【五牲】五种动物，具体所指说法不一：一种指牛、羊、猪、犬、鸡；一种指麋、鹿、磨、狼、兔；还有一种指磨、鹿、熊、狼、野猪。第一种说法流传较广。
　　【五味】指酸、咸、甜(甘)、苦、辣(辛)五种味道。烹调上讲究“五味调和”。
　　【六畜】指六种家畜：马、牛、羊、猪、狗、鸡。
　　【八珍】指古代八种珍贵的食品。其具体所指随时代和地域而不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云：“所谓八珍，则醍醐、麝沆、野驼蹄、鹿唇、驼乳麋、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也。”后世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鴞炙、猩唇、熊掌、酥酪蝉为八珍。
　　【古代食器】古代食器种类很多，主要的有：簋(gui)，形似大碗，人们从甗(yan)中盛出食物放在簋中再食用。簠(fu)，是一种长方形的盛装食物的器具，用途与簋相同，故有“簠簋对举”的说法。豆，像高脚盘，本用来盛黍稷，供祭祀茫蠼ソビ美词⑷饨从肴飧恕Ｃ螅⒎故车挠镁撸奖哂卸Ｓ郏⒁鳎冢罡梗卸掠性残沃恪Ｅ栌郏⑽镏鳌０福殖剖嘲福墙秤玫耐信蹋翁宀淮螅兴淖慊蛉悖愫馨湃私呈背！熬侔钙朊肌保允揪匆狻９湃耸橙獬Ｓ秘鞍讯χ腥馊〕觯糜谫奚希缓笥玫陡钭懦浴Ｘ埃浅け莱祝毁蓿浅し叫握璋澹蕉擞凶阒У亍９湃顺Ｒ缘敦啊⒌顿薏⒕伲⒁浴百奚先狻北扔魇苋似哿琛⑷稳嗽赘畹木秤觥！逗杳叛纭分杏姓饷匆痪洌骸叭宋顿蓿椅闳猓未俏?”说的就是这种境遇。箸，夹食的用具，与“住”谐音，含有停步之意，因避讳故取反义为“快”，又因以竹制成，故加个“竹”字头为“筷”，沿用至今。以上食器的质料均可选用竹、木、陶、青铜等。一般百姓大多用竹、木、陶制成，贵族的食器则以青铜居多。古代统治者所用的筷子，有的用金、银或象牙制成。
　　【古代炊具】我国古代炊具有鼎、镬(huo)、甑(zeng)、甗(yan)、鬲(li)等。鼎，最早是陶制的，殷周以后开始用青铜制作。鼎腹一般呈圆形，下有三足，故有“三足鼎立”之说；鼎的上沿有两耳，可穿进棍棒抬举。可在鼎腹下面烧烤。鼎的大小因用途不同而差别较大。古代常将整个动物放在鼎中烹煮，可见其容积较大。夏禹时的九鼎，经殷代传至周朝，象征国家最高权力，只有得到九鼎才能成为天子，可见它是传国之宝。镬是无足的鼎，与现在的大锅相仿，主要用来烹煮鱼肉之类的食物；后来它又发展成对犯人施行酷刑的工具，即将人投入镬中活活煮死。甑，是蒸饭的用具，与今之蒸笼、笼屉相似，最早用陶制成，后用青铜制作，其形直口立耳，底部有许多孔眼，置于鬲或釜上，甑里装上要蒸的食物，水煮开后，蒸气透过孔眼将食物蒸熟。鬲与鼎相近，但足空，且与腹相通，这是为了更大范围地接受传热，使食物尽快烂熟。鬲与甑合成一套使用称为“甗”。鬲只用作炊具，故体积比鼎小。炊具可分为陶制、青铜制两大类。一般百姓多用陶制，青铜炊具为贵族所用。
　　【古代酒器】尊，是古代酒器的通称，作为专名是一种盛酒器，敞口，高颈，圈足。尊上常饰有动物形象。壶，是一种长颈、大腹、圆足的盛酒器，不仅装酒，还能装水，故后代用“箪食壶浆”指犒劳军旅。彝、卣(you)、纍(lei)、缶(fou)，都是形状不一的盛酒器。爵，古代饮酒器的总称，作为专名是用来温酒的，下有三足，可升火温酒。角，口呈两尖角形的饮酒器。觥(gong)，是一种盛酒、饮酒兼用的器具，像一只横放的牛角，长方圈足，有盖，多作兽形，觥常被用作罚酒，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杯，椭圆形，是用来盛羹汤、酒、水的器物。杯的质料有玉、铜、银、瓷器，小杯为盏、盅。卮，也是一种盛酒器，《鸿门宴》中有“卮酒安足辞”之句。
　　【羹】即肉汁。有两种：一种是纯肉汁，供食饮；另一种是肉羹，制成五味调和的浓肉汤，后泛指煮或蒸成的汁状、糊状、冻状的食品。在古代，肉是“肉食者”才能吃到的，贫苦百姓只能用白水煮菜为羹，这就是所谓的菜羹。
　　【脍炙】脍，切细的鱼、肉；炙，烤肉。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羊肉串；干肉则用火烤。“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可见古代脍食需要很高的刀工技法。脍炙，是人们所共同喜好的，后来把诗文为人所称颂叫做“脍炙人口”。
　　【古代家具】我国古代家具主要有席、床、屏风、镜台、桌、椅、柜等。席子，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具，最早由树叶编织而成，后来大都由芦苇、竹篾编成。古人常“席地而坐”，足见席子的应用是很广泛的。床，是席子以后最早出现的家具。一开始，床极矮，古人读书、写字、饮食、睡觉几乎都在床上进行。《孔雀东南飞》：“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诗中的“床”指的是坐具。和这种矮床配合用的家具有几、案、屏风等。还有一种矮榻常与床并用，故有“床榻”之称。魏晋南北朝以后，床的高度与今天的床差不多，成为专供睡觉的家具。唐宋以来，高型家具广泛普及，有床、桌、椅、凳、高几、长案、柜、衣架、巾架、屏风、盆架、镜台等，种类繁多，品种齐全。各个朝代的家具，都讲究工艺手法，力求图案丰富、雕刻精美，表现出浓厚的中国传统气派，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独特风格与样式，对世界不少国家产生过深远影响。 京华论坛版主制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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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发表于 2010-8-12 12:37 | 只看该作者 八、音乐文娱

　【五声】也称“五音”，即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宫、商、角、徵(zhi)、羽五个音级。五声与古代的所谓阴阳五行、五味、五色、五官，、五谷等朴素的理论形式一样，是我国早期整体化的美学观，被西方人看作是整个东方音乐的基本形态。《战国策•荆轲刺秦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文中的“变徵”是角、徵二音之间接近徵音的声音，声调悲凉。
　　【宫调】音乐术语。古代称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为七声，其中以任何一声为音阶的起点，均可构成一种调式。凡以宫声为音阶的起点的调式称“宫”，即宫调式，而以其他各声为主者则称“调”，如商调、角调等，统称为“宫调”。
　　【十二律】古代乐律学名词，是古代的定音方法。即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的一种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种、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二律又分为阴阳两类，凡属奇数的六种律称阳律，属偶数的六种律称阴律。另外，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又简称“律吕”。
　　【俗乐】古代各种民间音乐的泛称。宫廷中宴会时所用的俗乐，称为“燕乐”。“雅乐”是统治阶级制定的典礼乐舞，寻根究底，几乎都来自民间音乐，只不过改变了它的内容和情调而已。有著名琴曲《广陵散》《酒狂》《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等，琵琶曲《阳春古曲》《平沙落雁》《霓裳曲》，丝竹曲《春江花月夜》《老八板》，广东音乐《旱天雷》《雨打芭蕉》等，以及大量的寺院音乐、各地各种乐曲，其中不少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珍宝。
　　【雅乐】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等大典时所用的乐舞。周代雅乐是指“六舞”(云门、咸池、大磬、大夏、大镬、大武，前四种属文舞，后两种属武舞)。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把这奉为乐舞的最高典范，认为它的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故称之为“雅乐”。各个朝代均循礼作乐，歌功颂德，此类乐舞统称为“雅乐”。
　　【春江花月夜】乐府《吴声歌曲》名。相传为陈后主(陈叔宝)所创，原词已佚。隋炀帝、温庭筠等都曾作有此曲。唐代张若虚所作的《春江花月夜》最为出名。
　　【霓裳羽衣舞】即《霓裳羽衣曲》，简称《霓裳》。唐代宫廷乐舞。其由来传说不一：有的说，唐玄宗登三乡驿，望见女儿山，归而作之；有的说，此曲是《婆罗门曲》之别名；有的说，唐玄宗凭幻想写成前半曲，又将西凉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改编成后半曲合而制之。白居易有首诗，对此曲的演唱作了详尽的描述。
　　【十面埋伏】琵琶大曲。明代后期已在民间流传。乐曲描写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在垓下最后决战之情景，运用了琵琶特有的表现技巧，表现古代战争中干军万马冲锋陷阵之势，十分生动。此曲是传统琵琶曲的代表作品之一。
　　【五射】古代的五种射技。这五种射技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
　　【文房四宝】旧时对笔、墨、纸、砚四种文具的总称。文房，即书房。北宋苏易简著有《文房四谱》一书，叙述了四种文具的品类及故实等。这些文具，制作历史悠久，名手辈出，且品类丰富，风格独特。著名的有：安徽泾县的宣纸、安徽歙县的歙墨、广东端州的端砚、浙江吴兴的湖笔。
　　【书法】中国传统艺术之一，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以毛笔为表现工具的一种线条造型艺术。汉字经历了篆、隶、楷等发展阶段，技法日精，在文字书写的点画篇章之间，表达出作者的性格、情感、意趣、素养、气质等精神因素，遂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用笔、结构、章法为书法之大要。从商周甲骨文、两周金文、秦篆、汉隶，以及魏晋到唐宋楷、行、草，书体繁复，流派众多，涌现了王羲之、颜真卿、怀素等伟大的书法家，留下了《兰亭序》《自叙帖》等珍贵书法遗产。
　　【六书】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今人一般认为后两种与造字无关。象形即描摹事物形状的造字法，如“日、月、山、羊、马”等，象形字全是独体字。指事是以象征性的符号来表示意义的造字法，如“上、下、本、末、中、甘、刃”等，指事字也全是独体字。会意是由两个或多个字合起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法，如“明、旦、采、休”等。形声是意符和声符并用的造字法，形声字占汉字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永字八法】“永”字具有汉字的八种基本笔画：点、横、竖、撇、捺、折、钩、提。
　　【阳文阴文】我国古代刻在器物上的文字，笔画凸起的叫阳文，凹下的叫阴文。
　　【岁寒三友】指古诗文中经常提到的松、竹、梅。松，是耐寒树木，经冬不凋，常被看作刚正节操的象征。竹，也经冬不凋，且自成美景，它刚直、谦逊，不亢不卑，潇洒处世，常被看作不同流俗的高雅之士的象征。梅，迎寒而开，美丽绝俗，是坚韧不拔的人格的象征。
　　【花中四君子】古诗文中常提到的梅、竹、兰、菊。兰，一则花朵色淡香清，二则多生于幽僻之处，故常被看作是谦谦君子的象征。菊，它不仅清丽淡雅、芳香袭人，而且具有傲霜斗雪的特征；它艳于百花凋后，不与群芳争列，故历来被用来象征恬然自处、傲然不屈的高尚品格。“梅、竹”见上条。



九、文史典籍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人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此后，“四书”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封建时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
　　【六经】指的是六部儒家经典，即在“五经”外，另加《乐经》。也有称“六经”为“六艺”的，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六经”。
　　【十三经】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三字经】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撰，明清学者陆续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一千一百四十字。内容从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进而依次讲述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知识及古人勤学的故事等。全部用三言韵语，便于儿童诵读。句法灵活丰富，语言通俗易懂。自编成后广为流传，一直使用至清末民初。
　　【千字文】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南朝梁代周兴嗣编，梁武帝大同年间编成。全书将一千个字，编为四字一句的韵语，介绍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无重复的字。自隋代开始流行，至清末一直被广泛用作儿童识字课本。宋代以后，有种种续编和改编本，但都没有旧本流传得广泛、长久。
　　【千家诗】旧时蒙学读物。有《新镌五言干家诗》《重订千家诗》两种，前者题王相选注，后者题谢枋得选、王相注，所选均七言诗。两种选本都分绝句、律诗两部分，大都为唐、五代、宋作品，宋诗尤多。因入选之诗浅近易解，所以流传较广。
　　【唐诗三百首】诗歌总集。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编，实选唐诗三百十首，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及乐府诸体排列。选编的原意，本作为家塾课本。所选诗作大都艺术性较高，便于吟诵，是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
　　【文选】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编选，世称《昭明文选》。选录自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共一百二十九家，七百余篇，分三十八类。选者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故不选经子，史书也仅取论赞，入选作品大多为骈文。该书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编选的一部历代文章总集，共十二卷。全书收录自东周至明末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以朝代为序排列。选文多慷慨悲愤之作，语言琅琅上口。每篇的简要评注，颇有见解。是清代以后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
　　【古文辞类纂】清代姚鼐编的各类文章总集。全书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所选作品主要是《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八大家及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等的古文。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其义例。
　　【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被称为“正史”，清代乾隆年间编定。全书总计三干二百二十九卷，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余年的史事，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常以之代称中国历史。其中《史记》是通史，其余的都是断代史。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全书一百三十篇，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作者所创的纪传体例为历代著正史者所遵循取法。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取材广泛，除历朝正史外，尚有野史、实录、谱牒、行状、文集等三百余种。剪裁精审，严谨清晰，功力极深，是一部对后代产生很深影响的编年体通史。
　　【太平广记】著名类书，由北宋李防等奉敕编辑。因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故名。全书五百卷，另目录十卷，按题材性质分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余小类，收录上迄先秦两汉，下及北宋初年的作品约七千则。采录汉代至宋初的小说、笔记、稗史等五百余种，保存了今已亡佚的大量古小说资料。
　　【诗文集的命名方式】古人为诗文集命名的方式，主要的有：
　　(1)以作者姓名命名。如《孟浩然集》、《李清照集》、《陶渊明集》。
　　(2)以官爵命名。如《王右丞集》(王维)、《杜工部集》(杜甫)。
　　(3)以谥号命名。如《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欧阳文忠公集》(欧阳修)。
　　(4)以书斋命名。如《七录斋集》(张溥)、《饮冰室合集》(梁启超)、《惜抱轩文集》(姚鼐)。
　　(5)以作者字、号命名。如《李太白全集》、《文山先生全集》、《王子安集》(王勃)、《苏东坡全集》、《稼轩长短句》(辛弃疾)、《徐霞客游记》(徐宏祖)。
　　(6)以居官地或居住地命名。如《樊川文集》(杜牧)、《贾长沙集》(贾谊)、《长江集》(贾岛)、《梦溪笔谈》(沈括)。
　　(7)以出生地命名。如《临川先生文集》(王安石)、《柳河东集》(柳宗元)。
　　(8)以帝王年号命名。如《白氏长庆集》(白居易)、《嘉祜集》(苏洵)。
　【史书编写方式】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种。
　　(1)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线索来编写的史书体裁，由司马迁首创。《二十四史》全是纪传体。
　　(2)编年体是按年月日先后顺序来记述史实的史书体裁，如《左传》、《资治通鉴》。
　　(3)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线索来编写的史书体裁。这种体裁在南宋时才出现，如《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 利用空间相册发图片帖 不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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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发表于 2010-8-12 12:38 | 只看该作者 宋朝一代才女李清照



贵族世家 一代才女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生于北宋神宗元丰四年，是历史上一位卓越的女性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她最大的成就在于诗词，是宋代著名的 女词人。

    李清照是山东济南人，父亲李格非，曾官礼部侍郎，提点京东刑狱，是一位能文的官员。清照的母亲王氏，是王拱辰的孙女，王拱辰是状元，家学渊源。因此 生长在贵族书香世家的李清照，自幼天资聪颖，小小年纪不到十一岁的她，诗文已被父辈晁补之等人所称赏，她的作品更是传遍了乡里，博得了许多的好评。

    李清照非常喜欢阅读，因此学问渊博。她经常手不释卷，不论是书桌上及枕头上，到处都是书，每天沉醉于书本之中，所作诗词文章出类拔萃。她不仅能做 诗、词、散文、骈文且工于书法、绘画。她在词坛获得极高的荣誉。四库全书提要云：‘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保而存之，为词家 一大宗矣。’

闺房之乐 乐在治学

    李清照成为一代词人，除得力于家学之外，她有一个好丈夫，也极为重要。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德甫），对考古学下了极大功夫，以‘金石录’一书名满天 下。赵明诚是山东诸诚人，父亲赵挺之曾作宰相。赵明诚和李清照同年，他们是二十岁结婚的。那时，赵明诚还是太学生，虽父亲贵为宰相，但无不良习气，他们结 婚之后，闺房之乐，在于学问方面的共同研究。

    他们夫妇每夜以点完一支蜡烛为限，有时整理书籍，加以题签，有时相互批评前代书画彝鼎。工作中经常作某种竞赛。譬如：某ㄧ件事出在某书某页甚至某 行，如果谁说对，便是胜利者，失败者要煮茶奉茶，这种赌赛有时会把茶水倾倒于怀中，然后彼此相互大笑而更衣，这是别有风趣的闺中乐事。

    有一年的重九，李清照填了一阕‘醉花阴’词，寄给丈夫。赵明诚接到这阕词，穷三日夜之力，填了十五阕，把妻子的那一阕也抄杂在里面，不标明作者，拿 去给内行朋友们品评，哪一阕最好。朋友们仔细推敲，然后指下面那阕：‘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昨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朋友们不但说这阕最好，而且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为名句。这正是李清照所 作，赵明诚自此之后，对妻子便甘拜下风了。

    赵明诚在婚后曾做几个地方的长吏，曾知莱淄两州（山东）及湖州太守（浙江。但未到任），他家原相当富有，而明诚服官职，收入亦相当可观。但赵明诚把 钱都用在搜集金石书画。编著及刻印‘金石录’一书，大约耗掉了他们财产的大半。由于服官，赵明诚和妻子经常两地相思，她曾写过不少词给丈夫。

颠沛流离 丧夫失所

    李清照在年轻时，北宋皇朝已濒临末日，北方的金人日强，汴京却还在歌舞升平之中，当金人南侵，皇帝投降之后，中原局面日非，他们夫妇在山东无法安居 了。建炎元年，他们流亡到南京。他们由山东入苏北，渡江到金陵。这时，宋高宗已在南京登基，赵明诚是有官守的，他一到金陵，便向政府报到，后来，高宗委他 为湖州太守。多次流亡，对赵明诚的健康威胁甚大，他到南京的次年，就病倒了。李清照看守他、照料他，放眼四周，触目所及，山河变异，心情的低沉与愁苦，难 以言表，建炎三年，赵明诚一病不起。享年只四十九岁。湖州太守，也迄未到任。

    明诚死后，清照陷入悲苦的困境中，而且，就在赵明诚死的那一年，江南局面也起了大变，金兀术引大兵南侵，于建炎三年有月攻南京，清照又仓皇走上流亡 之途。李清照在浙东走了不少地方，她到绍兴、金华、到宁波，又到温州等地，后来临安（杭州）光复，她才回到临安居住。

    在颠沛流亡中，清照的所有几乎折损，从山东带来的十五车古器书物，珍藏的金石书画丧失殆尽，然而这些损失清照并不重视，她抱憾终身的便是在流亡途中 损失了她最知心的丈夫，以后那些年，她魂牵梦萦的便是死去的丈夫。

一代词宗 行吟双溪

    她晚年的生活非常凄苦，其居住的地区也动荡不安，大致在金华的时间为多，她的祖父、丈夫及家翁等均是名人，她自已，也负一时重誉。但她的暮年是孤独 的，南渡君臣，在绍兴之后已逐渐安定下来，大家在山明水丽的临安享乐，我们的女词人行吟双溪，不与当时的权贵同调。

    李清照饱尝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丈夫过世后，一直都在孤苦伶仃的生活里煎熬。在封建社会中饱经忧患，晚年孤苦无依的寡妇，在她的词中，她吐露了种种难 以言传的哀愁，诗人秋窗听雨的愁怀，情感的哀伤与作者国破家亡的不幸遭遇是紧密相依的。

注:李清照脍炙人口的名作“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潜力股”的新作《【召集】相约大年初三 第十一届“北京洋庙会”外》已被围观高达8143 次，刚刚“actiontao”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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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发表于 2010-8-12 13:02 | 只看该作者 这个帖子就作为三班的教材吧，钦此～　 年华似水,匆匆一瞥
  多少岁月,轻描淡写 “落红”的新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 年味越来越重——预祝各位新春》已被围观高达6031 次，刚刚“周锦聚”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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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 发表于 2010-8-13 15:44 | 只看该作者 这要从三班毕业了，那都是博士后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阿拉蕾妹妹”的新作《手机微博退出后回复流量“与己无关”》已被围观高达3661 次，刚刚“付卉”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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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发表于 2010-8-13 17:51 | 只看该作者 很全面  谢谢了 “yuandama”的新作《去天津之—品尝天津味儿！》已被围观高达2084 次，刚刚“yuandama”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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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发表于 2010-8-18 11:10 | 只看该作者 牛郎织女传说的生成过程



关于牵牛织女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岐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睕彼牵牛，不以报箱。

《大东》篇原是一首表现西周时代东方诸侯国臣民怨刺周王室的诗。这一节大意是说：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牵牛星，尽管有其名，却不会织布，不能拉车；当今的统治者也是如此，虽身居高位，却无恤民之行，不过徒有其名而已。这里，对织女、牵牛二星仅是作为自然星辰形象引出一种隐喻式的联想，并无任何故事情节。此时，它们只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开始进入文学这个大系统之中。正是这种“因子”，为这个传说的生成准备了潜在的文化条件。

到西汉时期，织女、牵牛已被传为两位神人，而且有塑像，面面相对。班固《西都赋》有句：“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像。”都明确指出在昆明湖畔的左右两侧分别塑有牵牛、织女像。他们已从天上来到人间被远远地隔离在湖的两边。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因素同牵牛、织女传说的结合日见明显。《古诗十九首》首先透露了这一信息。其中的《迢迢牵牛星》吟道：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灌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问，脉脉不得语。

这里的牵牛、织女二星已具人物形象——弄机织布，思念流泪；并且开始被编织为一幕恩爱夫妻受着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诗中虽然没有直言牵牛、织女是夫妻，但织女终日思念牵牛，渴望相见，而又“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节则是十分清楚的。

进一步说明问题的，是东汉人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其中有一段记载：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见《岁华纪丽》)

这表明，在当时，不仅牵牛、织女为夫妻之说已被普遍认可，而且他们每年以喜鹊为桥，七夕相会的情节，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融入风俗之中了。发展到这一步显然是要经过相当长期并且是十分积极活跃的演进过程的。

稍后的三国时期，更有不少诗文反映了这一内容。如唐代李善为《文选》魏文帝《燕歌行》作注时引了曹植《九咏注》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可见牵牛、织女已经成为诗人们表现爱恋和思念之苦的一种突出和常用的意象。 “天眼摄郎”的新作《【原创】节日西单不夜城》已被围观高达1969 次，刚刚“水云阁”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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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 发表于 2010-8-18 11:16 | 只看该作者 红军长征

[attach]992226[/attach]


      长征 Long Marches：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我想真正值得记忆的，能矢志不忘的都已经融汇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我们的基因遗传代代相延。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纯朴敦厚……，“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联系呢？直接查证“长征精神“是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组成部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找出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确是现在就可以作的工作。

　　惠于中华文明熏陶的华夏儿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除了作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外，还作为一种传统、一种信念存在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力量。
　　
　　　　之一 人本精神
　　
　　“人本精神”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信，相信人类有把握自己、把握历史和命运的能力。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对于超出人类的虚构存在“存而不论”，但是对于人间世界却充注了极大的热情，用他一生的心血建立起了自己严密而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孔子哲学体系中，人学位居中心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学说是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自春秋以降，人类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但是却一直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即使是国民党政府，也是为了某些特定人群，或者说是小部分人服务的政体。所以孔孟学说的仁义道德都还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人自身力量的重视并未得以执政者的真正实践，而只是道德教化的宣传内容。

　　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于自身命运及其全人类历史进程的把握。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努力斗争去争取权力才能够显示人类生存的价值。这点在我党长期的斗争史里面显现的酣畅淋漓，“不自由，毋宁死”，被剥削、被压迫不是老百姓“天赐”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鉴于此，以色列军人伍大卫曾经评价长征，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身后有飞机大炮追着，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圆满完成了。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为中国百姓谋幸福的崇高精神，从中闪现的对于人类自身力量的确认：人是万物之至尊。

　　长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战略转移，还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的倡导和践行。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走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斗争。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不仅仅要贡献义务，还要获得自身生存繁衍的条件，在当时内外夹击、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人要想想获得真正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生活，就必须斗争。长征和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就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追求传统的外在体现。

　　之二 君子之勇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发展历史上一次自我批判、自我检讨的勇敢尝试。在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同错误同逆流的斗争不止这一次。真正的共产党人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命战斗形势的正确把握，一次次，不断的进行着向着正确道路的努力和前进。正是如此真诚和自觉的检讨才使得长征路成为一条走向队伍壮大和胜利的路。所以长征精神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君子之勇。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敢做出这样的内省和自查。

　　“君正，莫不正”。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在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而人民也因此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们。儒家精神的传统践行者大多对于“君子之勇”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和践行者个体行动的证实上，而共产党作为以谋全人类幸福为主旨的政党，却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际中，超出从个体上升到到整体中。所以是君子之勇的传统的最好体现。

　　之三 进取精神

　　《易经·象辞上传》中《乾卦》第一句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讲出了什么？讲出了“天”与“人”的关系，讲出了人的自觉和努力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时候，所要做的就是“自强不息”，而不是怨天尤人。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之一，是我们炎黄子孙生存、发展、壮大历史的最好概括。

　　所以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们党在七十多年前所进行的长征也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为了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奋斗历史。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最终选择了战略转移，保存更多的有生力量以和敌人进行日后的战斗。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实现理想的可能。庄子曾说“哀大莫过于心死”，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破灭，哪怕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小，也终能在时间的历练下成为燎原之火。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他们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用百折不挠的意志，战胜了无数困难，许多长征的路途都是在红军走过以后才第一次有了人的足迹，变成了“路”。衣衫单薄、空腹赤脚的红军却一步一步的丈量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许多人会对此大惑不解。我想到了孔子对于他的学生颜回的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难道是颜回喜欢过简陋的生活吗？那为什么在“人不堪其 忧”的时候，颜回还能乐在其中呢？是因为他心中有“义”，有更高的理想。同理，红军正是崇高理想追求的支持下创造了活生生的人间奇迹。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来源。共产党在历史赋予的重任面前，义无反顾，卧薪尝胆，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走完了充满艰辛坎坷的漫漫长征路，带领中国革命和社会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历史上无数鲜活的例子也一次次的证明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强大和重要。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运用这个法宝取得胜利的典范，并以其穿越时空的魅力鼓舞着新时代的建设者为了民族繁荣强盛的理想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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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红军将领长征时的职位及年龄
一． 中央红军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27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41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48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36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刘少奇 36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发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凯丰 28岁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1． 军委纵队
司令员叶剑英37岁
政委陈云29岁
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彭雪枫27岁
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
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
第四梯队司令员 陈赓31岁
政委宋任穷25岁
2． 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28岁
政委聂荣臻35岁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
参谋长左权29岁
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
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
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
第1团团长杨得志24岁
第2团政委邓发24岁
第2师政委刘亚楼23岁
第4团团长耿飙24岁
政委杨成武20岁
第5团政委赖传珠24岁
第1 5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
政委 肖华1 8岁
3红三军团
军团长彭德怀36岁
政委杨尚昆27岁
李富春34岁
参谋长邓萍26岁
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
政委黄克诚32岁
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
政委钟赤兵20岁
第1 O团政委杨勇22岁
第11团政委张爱萍24岁
政治部主任王平27岁
第1 2团政委苏振华22岁
4,红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39岁
政委李卓然35岁
参谋长陈伯钧24岁
第1 3师政委朱良才34岁
5．红八军团
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
团长周昆32岁
政委黄苏26岁
参谋长张云逸42岁
6．红九军团
军团长罗炳辉31岁
政委蔡树藩29岁
参谋长郭天民29岁
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38岁
副总指挥 肖克26岁
总政委任弼时30岁
副总政委关向应32岁
参谋长李达29岁
7红二军团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1岁
第5师师长贺炳炎21岁
第6师政委廖汉生23岁
第1 8团政委余秋里20岁
8．红六军团
军团长 肖克26岁
政委王震26岁
参谋长谭家述25岁
三，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
总指挥徐向前33岁
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
政委陈昌浩28岁
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4岁
9．红四军
军长王宏坤25岁
副军长许世友29岁
政委周纯全29岁
第1 1师师长陈再道25岁
第1 2师师长张才千23岁
10红三十军
军长程世才22岁
政委李先念 25岁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11．红三十一军
军长王树声(兼)29岁
12．红九军
政委詹才芳27岁
政治部主任王新亭28岁
1 3．红三十三军
军长王维舟47岁
四，红二十五军
军长程子华29岁
副军长徐海东34岁
政委吴焕先27岁

注：红军时期，这里专指1933年6月全军整编后的各部队里．将领中有几个职务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包括军事正职、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供给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参谋长一职相对偏弱．但也很重要。军事副职和副政治委员也有·但不是很多．倒是一般兼．代军政正职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是根据当时的战争条件和红军的具体实际情况而定的。 “捕风捉影”的新作《【原创】北京举行首轮购车摇号外场亲历记》已被围观高达1923 次，刚刚“spsx”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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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发表于 2010-8-18 11:19 | 只看该作者 促使红军决定长征的绝密情报

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
　　
　　1934年秋，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形势变得十分严峻。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极为严密，内容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为防止泄密，蒋介石命令在每份文件上都打上“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都必须按编号签字领取文件。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并很快送到了中央苏区。
　　
　　莫雄冒险提供情报
　　
　　送出这一“天”字号机密情报的人就是与我党有密切联系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暑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1891~1980），广东英德县人。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在赴上海时巧遇部下中共党员刘亚佛，经刘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经党组织的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1934年1月，莫雄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铁桶计划”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莫雄经过反复思考，毅然决定甘冒杀身之险将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了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莫雄焦急地对项与年说：“你赶快想办法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激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项与年智送军情
　　
　　项与年拿到情报后立即与地下党员刘亚佛、卢志英商量。商量结果是：由于情报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闪失，决定由项与年亲自将情报送出去。
　　
　　三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要点逐一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接着又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就这样，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
　　
　　项与年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多天艰难跋涉，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时机。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心急如焚的项与年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敲下了自己的4颗门牙。
　　
　　第二天，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与年，头发蓬乱，衣服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上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将4本字典亲自交到了周恩来和李克农的手上。
　　
　　毛泽东称赞莫雄、项与年
　　
　　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仓促作出决定，以中央军 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命令。红军由此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
　　
　　由于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当年就连毛泽东等领导人也不清楚。毛泽东后来知道此事时，曾称赞莫雄、项与年两人的功绩是巨大的。
　　
　　解放后，莫雄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80年2月病逝。项与年后随军长征，途中受党派遣前往香港、上海从事情报工作。1978年10月病逝。


红军长征中的重大战役


喋血湘江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 ，中央红军在全州（今广西全州县）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浴血奋战。湘江战役，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一次大战役，也是红军长征经历的第一场恶战。蒋介石投入嫡系部队和湘、粤、桂三省地方军阀部队近30万人的兵力，妄图全歼我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又给红军造成了全盘被动，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红军还是突破了湘江。然而，这是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的一场血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

详细：湘江战役

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个决定性战役。1935年1月29日～3月22日，毛泽东以自己特有的伟大战略眼光，灵活指挥3万余人的红军，与10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周旋，东西驰骋千里，南北往返数次，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屡用奇兵，调动敌人，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在四渡赤水作战中，红军进行了大小40余次战斗，共歼敌1.8万余人。中央红军从此一反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1日，中央红军从冕宁泸沽地区分左右两路北进。5月24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夜袭安顺场（在四川石棉县境内），消灭守敌两个连，夺得渡船1只。5月25日 ，红一团一营二连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乘木船战胜激流骇浪，冲过敌人的重重火网，强行渡过了大渡河。红军从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杀出一条生路。尽管红军大部队没有全部从这里渡河，但这一英雄壮举震撼了敌人，也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北上夹击泸定桥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对红军夺取整个大渡河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飞夺泸定桥

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三十八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1935年5月29日, 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一营二连22名英雄，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红军后续部队跟进，迅速击溃守敌一个团，占领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这样，蒋介石企图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

嘉陵江战役

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起并成功地进行了强渡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共歼敌1万余人。相继攻克9座县城。这次渡江作战，红军强渡的江河之宽，渡过的人数之多，取得的战果之大，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是空前的，在整个红军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次战役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策应了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

包座战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北部，地势险要，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1935年8月29日，红三十军向上包座守敌发起攻击，8月31日，攻占上包座。与此同时，第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守敌攻击。此役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敌援军第四十九师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包座战役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大门。

攻占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素有天险之称。腊子口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惟一通道。敌人在这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防守，严密封锁红军北上的道路。1935年9月1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攻占腊子口天险，突破敌人封锁线，粉碎了敌人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计划。

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毛泽东、彭德怀决定在直罗镇（在今陕西富县境内）发起歼灭战。11月21日～24日，红军围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共计俘虏敌人5300多人，打死敌师长牛元峰以下1000多人。这次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以后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党中央奠基西北打开了新局面。


长征揭密：红军长征后到底还剩多少人？


70年后重解长征之谜


　　 三万还是八万？ 长征之后还有多少红军

　　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转战，自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出发时8.6万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当时，由师长改任由原三军团第十三团编成的第十三大队大队长的陈赓回忆说：“我当大队长，骑着马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因为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周恩来面对部队严重的减员，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都会师陕甘宁，经历了长征的红军还剩多少人呢？

　　长征出发一个半月，人员损失大半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队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也是蒋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头号目标，加上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部队减员最为严重。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色掩护下，中央红军从赣南的于都县突破敌军包围圈开始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做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里面分别统计了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共计86789人。上述人员中除了红军部队外，还有中央纵队中的少量政府机关人员和几千名临时召集来搬运物资的民夫。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全军共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只有十几发子弹，轻机枪才有百余发子弹。中央机关的许多人手里只有刀矛，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出发时58岁）为自卫，手里拿着一支红缨枪，有时还当拐棍用。

　　突围西进之初，由于领导人过分强调保密，事先没有做好动员，广大干部战士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对于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士来说，坚决服从命令已成习惯。刚动员参军的一些新战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远，却出现思想波动，加上行军疲惫，陆续出现一些掉队落伍。

　　在赣南、粤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激烈，却减员1.3万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即湘粤交界的郴县至宜章一线时，发生了激烈战斗，减员8600余人。由于红军在经过粤汉铁路时动员了部分工人入伍，部队略有补充，接近湘江前还有近7万人。

　　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至位于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锁线，经九天血战才杀出一条通道，减员高达3万多人。特别是多由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下属两个师基本被打散，全军团仅剩1000余人。许多领导人后来感慨，长征前匆忙组建这种新部队，虽名义上增加了番号却缺乏战斗力，还不如把这些新成分用来充实久经战斗锻炼的老部队。

　　6000中央红军到陕北，迅速恢复发展

　　与张国焘南下错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一方面军在北方却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会合了在当地的红军7000余人，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当时陕北人少地贫，发展红军困难，于是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扩大了红军8000人。

　　据彭德怀回忆，新参军的大都是由河南、山东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队经过长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个团不过几百人，打仗缴获了枪还要请老百姓帮助扛。这时部队充实起来，红一军团就有1万余人，加上红十五军团，野战部队发展到1.7万人。此外，毛泽东还将中央红军的许多干部派到陕甘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地方红军也发展到近万人。至同年秋，在陕甘宁地区的中央 军 委 直属队、红一方面军和地方红军相加，总数发展到3万余人。有了根据地依托之后，红军又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得知红一方面军在北方的发展后，纷纷议论说：“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对的！”由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要求北上，红二方面军领导也坚决主张北上同中央会合，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会师。

　　过草地，红一方面军5000人编入红四方面军

　　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多人，不过大都是意志坚强的骨干力量。通过惨痛损失的教训，全军认识到错误指挥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随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转战途中虽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然而这些新成分没有经过远途行军锻炼，在急行军中大都很快掉队。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时减至2.4万人左右，6月间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减至约1.8万人，重新改称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刚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因刚刚离开根据地，又在川北开辟新区得到补充，部队有8万多人，显得兵强马壮。8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通过水草地。当时红一方面军因远征疲惫，指战员多体质衰弱，加上草地环境恶劣，减员很大。通过草地后，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此时改称三十二军）约5000人。

　　9月因张国焘分裂红军，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到达陕北只剩6000人，而左路军约5000人的原红一方面军部队编入红四方面军系列，随同再过草地南下。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8万部队在川西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川军的联合进攻，经血战后仍站不住脚，被迫于1936年初翻越雪山进入西康藏区。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补充粮食极为困难，因战斗、病饿和逃亡减员一半，到1936年夏天只剩4万人。

　　长征后人数“3万”和“8万”两说是由不同统计方法造成的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红军经历过万里长征，虽然有严重减员，保存下来的人却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对于长征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从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全体人数统计看，西北红军超过8万人。军 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

　　红一方面军和军 委 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

　　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

　　红二方面军1.1万人；

　　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结果于1937年春基本失败，只剩千余人到达新疆或潜回陕甘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军在陕甘地区又扩大了一些兵员。至1937年夏，军委统计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总计为7.4万人，其中总部为4000人，野战部队为4.2万人。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编制4.5万人。

　　经历过长征的一些领导人讲话，又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一数字也有其依据，讲的只是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计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人；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

　　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

　　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从不同角度统计，才出现这两种不同说法。事实证明，经过长征考验的指战员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又有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多数战士都可以带兵当干部。红军人数虽减少，革命力量却增强，并终将发展成一支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

　　点评：军队有“根” 损失才少

　　红军长征中出现数量减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发展壮大，离不开革命根据地。

　　红军离开根据地远征陷入无后方依托作战，除牺牲外，会经受缺粮和病饿的折磨，伤病员难以随军和妥善安置，这都会造成较大损失，而且难以有效补充。

　　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少，主要是采取了走一段路休整一段，并在途中建立根据地进行补充的方式。中央红军长征在毛泽东领导下到达陕北后获得大发展，更是显示出正确路线的威力。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1935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泽东根据什么说红一方面军长征有二万余里？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老红军李中权将军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

　　1937年2月编好的《二万五千里》一书有5个附录，前面提到的《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后专门有说明，说明指出一军团直属队：“除休息外，行军作战时间，1934年10月12天，11月24天，12月24天，1935年1月22天，2月26天，3月24天，4月30天，5月27天，6月23天，7月10天，8月14天，9月16天，10月19天。”作战的时间加起来共271天。如果以每天红军行军70里，271天应走18900里，可是编者却将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在长征中并不是天天行军。如红军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中央在此停了12天。红军7月底到达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离开北上过草地，停留了近1个月的时间。这是两次大的停留，仅这两次有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对此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计算里程时没有将此天数扣除？

　　毛泽东在计算里数时，为什么不扣除休息的天数呢？因为他知道中央机关是红军中走路最少的单位。作战部队除行军外还要打仗，打仗要占领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灭敌人，就要不断奔袭、迂回。作战部队走的路常常是机关、后勤部队的几倍。

　　这里仅举一例：红军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三军团四师和先头部队十一团占领古陂圩后，敌人撤退逃跑，十一团和十二团乘胜追击，张爱萍回忆：“敌人不顾命地逃跑着，我们也不顾一切地勇猛跟着追。”“一口气追了七十余里，终于追到安息圩。”敌人缴械后，他们再返回追红军大部队，一去一回起码140里。

　　部队的这些行动都是奉军委之令，毛泽东对此一清二楚。他知道在中央停留时，作战部队一直在运动，作战部队行军的里数路线远远超过中央直属队。所以他在计算红军长征里数时，没有扣除中央机关停留的时间。

　　最早进入陕北的斯诺，于1936年秋采访了许多长征干部，看到《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他说：“红军自己普遍总说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连所有的转折和走回头路都算起来，从福建最远的一点到陕西的西北隅，长征军中的某一些部队所走的路程无疑地要超过上述的数字。照第一军团所记的一个准确的，一段一段的旅程计，显示了全部路程两倍于美国大陆的宽度——而且这还是主力红军中的最小的里程。我们必须记着，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步行的，他们这样地跨过了世界最难走的通道，爬越了几个最高的山岭，横渡了亚洲最大的河流，而且从头到底就是一个长久的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的最后胜利。就在这时，蔡威领导的二台通过侦听敌方的电台获知，10月16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了江西瑞金根据地，在敌人疯狂的追击和堵截下，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离开瑞金根据地时没有告知川陕根据地。瑞金是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的驻地，红色首都的放弃，说明局势危急的程度。此时，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一度在万县奉节活动，有同四方面军会合的迹象，但在敌人的堵截下，又转战至湘鄂川黔边，继续同“围剿”的敌军苦斗；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形势相当严峻。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时局的变化立即召集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会议，认为下一步应主动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求向外发展。1934年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部队通过一段休整后即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和甘南发展，主要打击胡宗南部，使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同时“会议着重指出，中央红军的大举西进，我们应积极配合其行动”。明确地表明了对转战中的中央红军的关注与战略策应。

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电台跟踪侦听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电台联络，破译后经红四方面军首长确认再发给中央红军，在军事情报上对中央红军予以援助。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在《忆无名英雄蔡威同志》一文中写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我们电台的工作就更繁重了，既要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又要向他们提供有关敌军的情报。”中央红军退到贵州境内，中央从红四方面军那里获取的重要情报表明，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途中，蒋介石已经埋伏了重兵。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作出了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重大军事决定。

1935年1月4日，蔡威领导的二台破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围部署的情报，迅速向中央发报：“廖泽之援黔所谓模范师第三旅及穆瀛洲旅共6个团，原集中泸州拟取道南川、正安入黔。刘湘约5师，陈鸣谦部及田中毅旅共约9团在川南，陈之达在石柱、黔江，袁旅在涪陵、彭水，田旅在酉阳、秀山正赶筑碉堡，取守势，咸丰为渝团，来凤为潘旅，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肖、贺已占慈利，徐源泉一部开往剿肖、贺。吴焕先同志所率领之红二十五军约3000人，现已到商南一带。刘湘60团在绥、宣、城口，李、罗、杨森共约30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陇前方至新政坝线，田敌颂尧30团在阆、苍、南嘉陵江两岸。邓锡侯敌15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线，胡宗南师之丁旅到广元，余部在碧口、略阳一带。陕南敌约17团，集中南郑6团，肖之楚部约9团白河到郧西一带，荣景芳师在竹山、竹溪一带，上官云相之四十六、七十六两师有开安康进万源之说，敌正赶筑碉堡。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这份电报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分布情况较为详细地报告了中央，此时正值中央黎平会议以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正处在敌人围追堵截最困难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电报对于正在艰苦转战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说太有价值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2月28日，中央向红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通报了遵义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连续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为中央红军进军川西北打开了道路。1935年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一、四方面军主力终于会师。

关键的电文，在中央红军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蔡威为领军人物的红四方面军无线电技侦队伍，正如毛泽东赞誉的那样，是茫茫黑夜里行军的灯笼，帮助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四渡赤水出奇兵”是长征组歌中人们所熟知的歌词，四渡赤水毛泽东本人称为平生的得意之笔。那么此战“奇”在什么地方？红军能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10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之外，还得益于什么呢？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3万多人仍处在敌150个团30多万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从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1月19日至2月10日，红军最初的打算是从重庆上游北渡长江，但遭到川军顽强拦截后，证明原定计划不易实现，于是一渡赤水西进，在川、滇、黔边寻求机会。2月11日至3月1日，红军二渡赤水，出敌意料，杀了一个回马枪，取得了第二次攻占遵义的胜利，一方面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一方面使红军获得相对宽广的活动空间。之后，红军故意在川、滇、黔边徘徊，迷惑敌人。3月16日至17日在茅台附近向西第三次渡过赤水，使敌人的判断错误，吸引敌人向赤水两岸围拢。正当国民党各路“追剿”大军奔向川南时，毛泽东又率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秘密回师黔北，然后一举强渡乌江，把大部分敌人抛在乌江北岸。4月1日至5月9日，此间毛泽东继续以疑兵干扰敌人的视线，先在乌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东返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架式，后在贵阳城下示威，诱使蒋介石将滇军东调。红军由黔西南兼程前进，进入云南后日行百里，如入无人之境，从容渡过金沙江，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圈套。

从四渡赤水每个重要转折点来分析，其背后都有准确的情报支撑，从而演绎了这一世界经典战役。

《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一书中提到：“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有一位电讯专家叫蔡威，居然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电报密码。从电讯侦知：中央红军已经剩下不到3万，而且陷入四面围剿之中，在黔、滇山区飘忽，方向不定。”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回忆说，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使之能清楚地了解周围的敌情，蔡威和他等人开始以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码。蒋军的密码十分难猜，开始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能译出一部分字，经过逐步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军的密码。并将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敌军的部署、兵力、行动方向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总指挥部，经分析整理后，由方面军领导人审阅，再用电报拍发给中央红军。由于中央红军的电台处在行军状态，方位不断变化，因此蔡威带领电台全体同志坚持全天守听，定时呼叫联络。只要中央红军一宿营，昼夜立即通报。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录》中对此是这样描写的：“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察电台，日夜不停地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察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察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方向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报，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也这样提到：“我军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

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由于敌人的疯狂围追堵截，迫使中央红军天天行军作战，电台无法停下来与各地红军联络，更无暇侦听敌军的电台。此时，红四方面军以蔡威为主的二台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红一方面军到宿营地，红四方面军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在一次与宋侃夫的谈话中说道：“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这些史实都充分映证了蔡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二台，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所作的重大贡献。

--截自《蔡威：为红军长征“打灯笼”的人》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情报工作，在一些著作当中，特别是回忆录当中，有不少零星的说法，但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客观、全面地研究还很少见。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尤其是信息战已经成为战场主宰之时，显然有必要做这项工作，看看当年的情报工作究竟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关节点与情报工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情报工作与中央红军作出长征决定的关系。对中央红军的长征事先究竟有没有准备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莫衷一是。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有准备，但准备不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非常突然。现在看来，当年的这种情况实在与情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据当事人莫雄在《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央》的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9月底，他奉蒋介石命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获得了一两公斤关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文件，他立刻组织人一面紧急密电党中央，一面“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

有了这一史料就容易理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军步步紧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转移已是势在必然，当然得有所准备，但在获得情报后必须于10月中旬趁“铁桶”尚未合围，就紧急转移，则显然准备是不充分的。

中央红军长征后，第一个重要决定是通道转兵，不按照原计划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折向贵州。据伍修权回忆这是因为生死攸关的情报：“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于是红军领导层对行军路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对这一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有回忆，她这样写道：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王稼祥点头说道：“这个情报我也知道了。”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也是以情报为依据的。

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但对在敌人围追堵截之下，遵义会议为何还能开得如此从容，却至今几乎无人提出疑问。通道转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全面。可以说，情报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据当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从（负责侦听敌台的）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实在是因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据杨尚昆回忆，在战斗打响后几小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的准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红军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

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行动计划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显然对红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而南下贵阳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作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到达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行，很快就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以”护驾“。在电台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云南。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时是这样写的：“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在渡金沙江时，情报也起了关键作用。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前面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6天，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从这一情况来看，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了解得如此清楚，国民党军队确实是无密可保。

红军侦听对手电台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而被国民党军发现。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红军到了云南后，一个参谋被敌俘去，他带有一些被我们破译出来的敌军电报底稿。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电称'在草街拿获共军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但也都被红军猜出来了。

红四方面军情报的大力支持

中央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在情报信息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期，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讯联络，更别说耐心细致地侦听敌情。在强渡湘江后过老山界时，据李维汉回忆：“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的确，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就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敌人信息，整理汇总后电告中央红军，帮助其迅速掌握周围敌情以争取主动。在双方会师后，朱德对红四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宋侃夫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黔、川、滇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曾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军报》上撰文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徐帅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谈。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着落叶步入徐帅的小院。徐帅精神矍铄，坐在藤椅上等候着我。我向徐帅稍致问候之后，徐帅就跟我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红军侦听人员的重大贡献

在以往对长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红军电台技术人员对决策所起的基础和关键作用。处于今天日益了解信息作用和日益重视信息人才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要取得长征的胜利，红军电台的侦听技术人员默默地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贡献。

在长征途中，红军领导层与情报部门往往是形影相随。据吕黎平回忆，长征中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

据胡立教回忆：“在长征途中，我在红军总部二局，专注于监听、截获、破译敌方电讯的工作，供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敌情，有时几天几夜睡不上一个安心觉。”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这些回忆清楚地表明当年红军电台的侦听工作是多么紧张，多么严密地监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他们白天要行军，晚上要工作，无法睡觉成为家常便饭，以至经常出现边走边睡的情形，就如前文李维汉的回忆那样。

由于他们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因此也就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而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的肉眼侦察，非但像雾里看花，更要命的是往往被早已胸有成竹的红军略施小计就上当受骗，使侦察的结果帮了红军的大忙。如为了欺骗敌机的空中侦察，红军在这些日子里发明了一些简单而又实用的绝招，如行军途中敌机突然飞临而来不及隐蔽时，部队就在统一号令下来个全体向后转，给敌机造成错觉。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闭目塞听处处被动，纵然人多装备好也只能束手缚脚穷于应付。

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我强敌弱的形势实在是显而易见的。而取得这一关键成果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双方电台极少数的技术人员在交战中红军技高一筹，真是战场决战岂止在将军。

当然，情报信息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是明证。在一年多时间里，尽管军委二局先后破译敌人密电也是数量众多，如果用来指导战争肯定能打出许多漂亮的运动战。但很可惜，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依然不得不打死守硬拼的阵地攻防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为表彰情报工作的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这些题词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情报工作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以及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至于对长征中红军总部曾希圣领导的负责侦听破译敌军电报的二局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毛泽东更是做了高度的评价。据曾经担任曾希圣秘书多年的邓伟志回忆，毛泽东曾发过这样的感慨：“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除了目前人所共知的原因外，实在是与情报工作分不开的。对此，刘伯承曾经打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也有类似的比喻：“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隔着'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红军长征期间实力统计


红军长征期间实力统计

中央红军（第1方面军）实力统计

   年   月                              兵力数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                  86,000余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                   37,000余人
1935年6月同第4方面军会师时            20,000余人
1935年9月第1、第3军编为陕甘支队北上时 14,000余人
（不包括第5、第32军人数在内）
1935年10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          7,000余人
1936年10月红军3大主力会师时           30,000余人

红军第2、6军团（第2方面军）实力统计

年 月                                   兵力数

1934年8月第6军团西征时                9,700余人
1934年10月第6军团同第2军团会师时      3,300余人
1934年10月第2军团同第6军团会师时      4,400余人
1935年11月第2、6军团长征时            17,000余人
1936年7月第2方面军同第4方面军会师时   14,300余人
1936年10月红军3大主力会师时           13,300余人

红军第4方面军实力统计

年 月                                   兵力数

1935年5月嘉陵江战役后                 80,000余人
1935年6月同中央红军会师时             80,000余人
1936年4月在甘孜地区整嗍?              40,000余人
1936年10月红军3大主力会师时           33,000余人

红军第25军实力统计

年 月                                    兵力数

1934年11月长征开始时                   2,980余人
1935年7月由鄂豫陕苏区北上时            4,000余人
1935年9月到达陕甘苏区时                3,4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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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雨”的新作《剪纸村里品年味》已被围观高达1535 次，刚刚“yuan780302”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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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 发表于 2010-8-18 22:31 | 只看该作者 D老师辛苦了,比历史书还全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下岗职工苦呀”的新作《超火爆机枪扫射》已被围观高达1482 次，刚刚“净月坛”又去顶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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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发表于 2010-8-19 09:09 | 只看该作者 红军将领们真年轻啊*-001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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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发表于 2010-8-20 12:10 | 只看该作者 描写秋天的古诗和描写秋天的名句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袅袅：形容微风吹拂。洞庭：洞庭湖，在今湖南省北部。波：微波泛动。木叶：枯黄的树叶。
战国楚·屈原《九歌·湘夫人》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萧瑟：寂寞萧条的样子。燎栗：凄凉。若在远行：好象人在远行之中。
战国楚·宋玉《九辩》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汉·刘彻《秋风辞》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三国魏·曹丕《燕歌行》

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
榈庭：榈巷庭院。
晋·陶渊明《酬刘柴桑》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
迢迢：形容夜长。亭亭：远貌。
晋·陶渊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
芙蓉：荷花。
南朝齐·萧悫《秋思》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
寒城：寒意已侵城关。眺：远望。平楚：平野。苍然：草木茂盛的样子。两句写初秋之景。
南朝齐·谢朓《宣城郡内登望》

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
亭皋：水边平地。木叶：树叶。陇首：山名，在今陕西、甘肃之间。
南朝梁·柳浑《捣衣诗》

草低金城雾，木下玉门风
草低：衰草枯萎。木下：树叶落下。金城：古郡名，在今甘肃榆中与青海西宁之间。玉门：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两句写西北寒秋之景。
南朝梁·范云《别诗》

树树秋声，山山寒色
秋声：秋天西风作，草木零落，多肃杀之声。
北周·庾信《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维：语助词，无义。序：时节。
唐·王勃《秋日登洪府膝王阁饯别序》

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骛：鸟名，野鸭。齐飞：落霞从天而下，孤骛由下而上，高下齐飞。一色：秋水碧而连天，长空蓝而映水，形成一色。
唐·王勃《秋日登洪府膝王阁饯别序》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唐·王绩《野望》

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
唐·宋之问《始安秋日》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潺湲：流水声。
唐·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这两句写深秋景色：溪水下降，白石露出，红叶飘零，所余不多。
唐·王维《阙题二首·山中》

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
唐·李颀《望秦川》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
唐·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

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
唐·刘长卿《游休禅师双峰寺》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
唐·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

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
唐·李白《赠庐司户》

雨色秋来寒，风严清江爽
唐·李白《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酣：尽情饮酒。
唐·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人烟：人家炊烟。寒橘柚：秋日寒烟使橘袖也带有寒意。两句写人家缕缕炊烟，橘柚一片深碧，梧桐已显微黄，呈现一片深秋景色。
唐·李白《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高鸟黄云暮，寒蝉碧树秋
唐·杜甫《晚秋长沙蔡五侍御饮筵送殷六参军归沣州觐省》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信宿：连宿两夜。故：仍然。
唐·杜甫《秋兴八首》

翟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
唐·杜甫《秋兴八首》

远岸秋沙白，连山晚照红
唐·杜甫《秋野五首》

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
唐·杜甫《月》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
白茅；茅草。描写深秋原野的景象：大风吹卷着原野上的茅草，野火烧着枯萎的桑树。
唐·岑参《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唐·岑参《巩北秋兴寄崔明允》

返照乱流明，寒空千嶂净
返照：晚照，夕照。乱流：纵横错杂的河水。嶂：陡立的山峰。
唐·钱起《杪秋南山西峰题准上人兰若》

万叶秋声里，千家落照时
落照：夕阳西下。
唐·钱起《题苏公林亭》

宿雨朝来歇，空山秋气清
宿雨：昨夜的雨。
唐·李端《茂陵山行陪韦金部》

雨径绿芜合，霜园红叶多
绿芜：绿草。合：长满。意谓雨后庭中小径长满绿草，霜后花园中落满红叶，庭院一片荒凉寂寞景象。
唐·白居易《司马宅》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唐·刘禹锡《秋词二首》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
清入骨：秋天的景色清澈入骨。嗾：怂恿。
刘禹锡《秋词二首》

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
描写荷叶在秋风中向东倾斜，暗寓伤秋的情绪。
府·杜牧《 齐安郡中偶题二首》

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轻罗小扇：轻薄的丝制团扇。这两句描写红烛在秋夜中发出寒光，照着画屏，女郎手持精致的团扇追扑萤火山。
唐·杜牧《秋夕》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天阶：宫中的台阶。
唐·杜牧《秋夕》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秋阴不散：虽已是秋天，但连日阴云漠漠，故不见严霜降落。下旬的枯荷也由此出。听雨吉：雨打枯荷，单调、凄凉。
唐·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秋山野客醉醒时，百尺老松衔半月
唐·施肩吾《秋夜山居》：“去雁声遥人语绝，谁家素机织新雪。秋山野客醉醒时，百尺老松衔半月。”

老树呈秋色，空池浸月华
唐·刘得仁《池上宿》

秋宵月色胜春宵，万里霜天静寂寥
唐·戎昱《戏题秋月》（又作：秋宵月色胜春宵，万里天涯静寂寥）

一夜绿荷霜剪破，赚他秋雨不成珠
飞霜使荷叶破碎，秋雨落在破叶上再也无法形成水珠了。
唐·来鹄《偶题二首》

夜半酒醒人不觉，满池荷叶动秋风
不觉；不睡。
唐·窦巩《秋夕》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菡萏：荷花的别称。
南唐·李璟《浣溪沙》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宋·范仲淹《苏幕遮》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橙黄橘绿时：指秋冬之交的时节。
宋·苏轼《赠刘景文》

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明日黄花：指重阳过后菊花逐渐枯萎。蝶也愁：菊花枯萎，蝴蝶无处寻花，故曰“愁”。
宋·苏轼《九日次韵王巩》

萧萧远树流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宋·寇准《书河上亭壁》

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
宋·林速《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潇潇：小雨降落的样子。
宋·柳永《八声甘州》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搂
霜风：秋风。关河：关塞河流。残照：夕阳的余晖。
宋·柳永《八声甘州》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是处：到处。红衰翠减：花谢叶落。苒苒：渐渐。物华：美好的景物。
宋·柳永《八声甘州》

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
断虹：残余的彩虹。霁雨：雨停了。修眉：形容山如美人的长眉。
宋·黄庭坚《念奴娇》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
无赖：百无聊赖。穷秋：深秋。
宋·秦观《浣溪沙》

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
小轩；有窗槛的小室。
宋·秦观《秋日》

秋容老尽芙蓉院，草上霜花匀似翦
秋容：秋色。老：深。
宋·秦观《木兰花》

绿荷多少夕阳中。知为阿谁凝恨、背西风
阿谁；何人。背西风：背向秋风。
指荷叶被秋风吹得叶梗都弯了。
宋·秦观《虞美人》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声断谯门
衰草：枯草。画角：军中用的号角。断：尽。谯门：城上鼓楼，用以了望敌情。
三句写孤城秋景。
宋·秦观《满庭芳》

落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
宋·辛弃疾《昭君怨》

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宋·辛弃疾《满江红·游南岩和范廓之韵》

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绿池落尽红蕖却，落叶犹开最小钱
可人：合人意。红蕖（音同“渠”）：荷花。却：开尽。最小钱：新出荷叶才象小铜钱那么大。
宋·杨万里《秋凉晚步》

园翁莫把秋荷折，因与游鱼盖夕阳
宋·周密《西塍废园》（又《西塍废圃》。塍：田间的土梗子。）

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
染就：染成。
宋·周密《闻鹊喜·吴山观涛》

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
宋·张炎《清平乐》

万壑泉声松外去，数行秋色雁边来
壑（音同“贺”）：山谷。
元·萨都刺《梦登高山得诗二首》

秋风吹白波，秋雨呜败荷。平湖三十里，过客感秋多
败荷：残荷。
元·萨都刺《过高邮射阳湖杂咏九首》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
残霞：晚霞。寒鸦：天寒归林的乌鸦。飞鸿：大雁。
元·白朴《天净沙·秋》

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
清·王士祯《江上》

山色浅深随夕照，江流日夜变秋声
变秋声：江流随着夏去秋来而改变声响。
清·宋碗《九日同姜如龙、王西樵、程穆情诸君登慧光阁饮于竹圃分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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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发表于 2010-8-20 15:59 | 只看该作者 秋天又到了 有人欢喜 因为丰收 有人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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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发表于 2010-8-25 12:25 | 只看该作者 “天高皇帝远”说的是哪个皇帝？



    “天高皇帝远”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口语，出自明朝人黄溥编纂的《闲中今古录摘抄》，原文为“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显然，这是一次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武力抗争。那么，“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指的是谁呢？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皇帝”并非针对某一个皇帝，而是对所有封建昏庸皇帝的泛称。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单纯从语法角度上来看，“天高皇帝远”和“民少相公多”是一组极其工整的对偶句。句中，“天”对“民”“皇帝”对“相公”，丝毫不乱。其中，“民”是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穷苦百姓，“相公”是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的蔑称，两个词语对应的分别是两类群体；而“天”是对苍天的专称，所以按照对偶规则，“皇帝”也应该是专指某一个皇帝，而不是多个皇帝。

    黄溥是明朝人，其《闲中今古录摘抄》是以杨讷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为蓝本的。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杨讷，亲历元亡明兴的朝代更替，目睹农民起义的反抗怒潮，其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据《元代农民战争史料》记载：元朝至正八年（1348年），浙江台州、温州百姓树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反抗旗帜，首义反元。从这首《台温处树旗谣》产生的时间来看，“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应该专指元顺帝。

    元朝统一中国后，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个等次，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并规定这四等人在做官、科举和打官司等诸多方面享受不同等次的待遇，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步加剧。到了元顺帝的时候，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将士堕落，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虽然元顺帝曾以脱脱为相，以图刷新政治，帝国中兴，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

    脱脱遭馋退位后，国事日非，元顺帝本人却“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一味地沉湎于享乐和女色，纪纲废弛，官吏贪蠹，财政窘迫，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元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元顺帝宁可专心致志地学“行房中运气之术”，也不处理朝政；宁可别出心裁地设计船舶、制造宫漏，也不关心国计民生。1368年，朱元璋攻破通州后，直逼元大都。看到元朝大势已去，元顺帝索性逃回漠北老家。

在上都喘息期间，朱元璋派使者前去招降，元顺帝让使者给朱元璋带去了一首诗：

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

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在这首《答明主》中，元顺帝承认元朝气数已尽，但却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禅让的诚意。本来是自己走投无路、仓皇北顾，反倒被他说成皇恩浩荡、完璧归赵，从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元顺帝的麻木不仁和荒唐可笑。

    洪武二年六月，元顺帝逃奔应昌（今内蒙古克什腾旗西北），次年四月，因“痢疾”死于应昌，庙号“思宗”。朱元璋因其在国破家亡之际，没有背城一战，而是选择了逃窜漠北，是“知顺天命，退避而去”，故称其为“顺帝”。曾经横扫中原、所向披靡的蒙古帝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声讨中土崩瓦解，沉寂为短命王朝；而这位名叫脱欢贴睦尔的乌哈图可汗，则在“天高皇帝远，不反待如何”的呐喊中狼狈逃窜，沦落为亡国之君。朱元璋把他称作“顺帝”，不能不说是对他的莫大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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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发表于 2010-8-26 12:03 | 只看该作者 说古道今侃“籍贯”


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都从出生那天起便需要填写无数份表格，其中“籍贯”常常是必填的项目。

到底什么是籍贯？

中国权威的百度百科说：

词目：籍贯

　　拼音：jíguàn

　　英文：[the place of one’s birth or origin;native place]

　　解释：


　　祖居或本人出生的地方

　　籍贯就是指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18周岁以前的户籍所在地。

　　基本解释：

　　[the place of one’s birth or origin;native place] 祖居或本人出生的地方

    籍贯是祖籍的一种表述。而“祖籍”要追述到哪一代，一般是祖父辈。举个例子，张三此前户口在四川，出生地是湖北，祖籍（祖父辈）是湖南，现在户口迁到了北京。他的籍贯准确说是湖南。 由于籍贯的定义存在很大争议，祖孙两人的籍贯不同经常出现。

　

    到底是祖父的出生还是本人的出生地？不知大家明白没有，反正本人是一头雾水。在人口流动频繁的现代社会，孙子出生地不同于祖父出生地太平常了。何况还牵涉到中国特色“户口”问题。

    拿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为例。他的简历清楚地表明：胡锦涛，安徽省绩溪县人。于是很多资料便想当然的注明：胡锦涛出生于安徽绩溪。

    可是另有不少学者探究到了真相：胡出生于安徽茶商世家，他的曾祖父便离开安徽迁居到江苏泰州。他的父亲在泰州和上海两地经营茶叶，胡锦涛在泰州出生。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档案局1991年颁布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中规定：籍贯填写本人的祖居地（指祖父的长期居住地）。看来这才是中国最权威的“籍贯”定义。

    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除了目前的中国大陆，英国管制时期的香港和1980年以前的台湾，“籍贯”也是填报个人信息的必要项目。

    而我们知道，西方国家都只有“出生地”为最重要的个人信息之一，至于祖先来源地，恐怕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名人传记中一段，无人过于重视。

中国政治文化重视“籍贯”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呢？

    原来在中国古代，“籍”和“贯”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明显区别的重要个人身份概念。“籍”是指家庭的职业，如“盐户”，世代以制盐为业。“军户”以从军为业，例如著名的花木兰家族。这个与他们的徭（赋税等）役（兵役，劳役等）直接相关，在户口统计中极为重要。

    贯才是一个人及其家族生长的所在地，如“乡贯”、“里贯”。籍贯合在一起，指一个人的生长的地点（贯），与徭役种类（籍）的登记文件。据考证，中国古代自魏晋时期开始，朝廷和各级政府便对籍贯严加管理，防止徭役流失。

“籍贯”概念的强化很可能还与绵延1300年的国家根本的教育与人事制度-科举制度密切相关。

在科举制度的历史上，多次发生“冒籍”的案件。

    何谓“冒籍”？顾名思义就是考生冒充籍贯，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按照县为单位展开第一轮录取的。从宋朝开始，朝廷为了照顾边远和文化落后地区的发展，在科举录取名额上向这些地区倾斜，给予它们更高的录取比例。其他地区一些“聪明”的考生就以各种名义“移民”到这些容易被录取的地区参加科举，像候鸟一样逢考即来，考后即走。此举引发了当地考生的不满，也违背了政策的本意，因此“冒籍”现象一萌芽就受到了严厉打击。冒籍的考生会被剥夺考试资格；即使考中了被发现也要取消功名，再行治罪。

     看来今日中国的“高考移民”也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根溯源呢！

    此外“籍”也与科举有关。例如“乐”籍家系的子孙，便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如今的港台当局都已废弃了中国经典的“籍贯”概念。他们已经认识到籍贯本身就是一个世世代代被限制永居一处的农耕经济的概念，在现代含义含糊不清。他们现在使用“祖籍”，出生地，现居地等概念，籍贯便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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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发表于 2010-8-26 12:15 | 只看该作者
说古道今侃“籍贯”


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都从出生那天起便需要填写无数份表格，其中“籍贯”常常是必填 ...
DBSoft 发表于 2010-8-26 12:03


俺的籍贯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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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 发表于 2010-8-27 01:30 | 只看该作者 俺同上~~ 纵使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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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发表于 2010-10-21 12:21 | 只看该作者 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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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 发表于 2010-10-21 12:22 | 只看该作者 国学最低书目


列出一国学最低书目，或者说列出适合喜欢国学者的国学书目，许有必要。

关于国学知识系统论述，有钱穆先生《国学概论》、章太炎先生《国学演讲录》（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一书因篇幅短小，且有重复之处，故不提）二书，但《国学演讲录》是以文言文书写的，《国学概论》好读一些，但是繁体竖版。现代版白话有两本书应较适合我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荟要》（吉林人民出版社），一是《国学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较不错。

上面四本只是国学的总体大致轮廓，真正深入还需读古书原著。《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书目已在《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中提到，在此便不再赘叙。

如果要将《四库全书》中书目一一读遍，实在较为困难。 　　

也因此，近代梁启超先生曾将国学入门书目最低限度列为——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梁任公并认为："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为中国学人矣。"

只是如今现代快节奏式的生活潮流，要一一去阅读这些古文，恐也不是易事。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钱穆先生所说前五书，是为国人学子必读书，深表赞成，想来这也便是国学最低书目吧。

有鉴于欣赏国学而被古书之浩瀚惊呆的朋友，我觉得有必要将国学入门书目再调整一下，浓缩到底。把一些对我们来说苦涩死板又诘屈聱牙的古书（如《尚书》、《易经》、《诗经》）先放一边，先选读一些较富趣味性的古书。

　　经部：一般来说，现代政界与学术界反孔非儒的神经已经疲软，因而现在通行的四书五经里很少再有扭曲儒学的歪解，四书五经的版本很多，都还可以。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与《孟子旁通》（这两本较有意思，在领悟圣人微言大义时，或犹能会心一笑）当足一读。宋代学者兼儒家大师二程曾说："学者须先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其它经则省力也"（《近思录》）。二程甚至认为，《论语》和《孟子》学好了，其它经也可以不学。在此，姑不论学好《论》、《孟》是否便不必再学其它儒家经典这一问题，于中可见《论》、《孟》之要。

史部：太史公的《史记》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读过。其他史籍凭各人爱好，我们要是喜欢历史，大可读遍《二十四史》。不过便是不喜欢历史，那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是要读的吧？

子部：《庄子》一书走笔峋丽，其文恣肆，应可助长我们的文采，五四前后，著名教授兼作家施蛰存还建议青年读《庄子》（和《文选》），可见其要；《墨子》虽也有点难懂，不过墨子是位杰出的思想家，要了解墨家学说，请读《墨子》；读《韩非子》一书，可以了解法家之八九；当然还有道家著作《老子》。

集部：首推《文选》；其次所谓文尊韩柳，诗推李杜，所以《韩昌黎集》、《柳河东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自当读读。但既是国学最低书目，那韩、柳、李、杜任选两本也便是了。

一言以蔽之，《论语》（必读）、《孟子》（必读）、《史记》（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汉书》（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后汉书（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三国志》（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庄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老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墨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韩非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文选》（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韩昌黎集》（或选《柳河东集》，当读，可选读章节）、《李太白集》（或选《杜工部集》，当读，可选读章节）。

至于近、当代学术论文，可先不读。若不曾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史家著作，便去看那学术论文，无疑较难明了。只因涉猎不广的话，既难以读懂书中所论之要，又有先入为主之误。是以可等有些基础后，再读不迟。

不才窃以为读书求学总会有益于已，诚如古人所云——"人之有学，如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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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 发表于 2010-10-21 12:22 | 只看该作者 国学入门--儒家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的起源——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有人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

儒家创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
《史记·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儒家的发展——
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而且，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便是所谓的"焚书坑儒"。再至汉代，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由于宗经而尊儒，这也是儒家交上好运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古，"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这便是先秦儒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先有今文经学为官方经学。《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此后，便有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古文经学家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我注六经"，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今文经学家也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六经注我"，借助经典来阐述时代精神或者发挥自已的新见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便是沿着这一路数下来的。之后古文经学一代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纳今文经学，结束了相争两百年的今古文之争，"郑学"而后延绵。除汉代今古文经学外，魏晋南北朝时有"南学"与"北学"；唐朝又有融"南学"和"北学"于一炉的义疏之学，这便是汉唐经学……
至北宋，儒家学者为应付佛老的挑战，便抛开了汉唐儒家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接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讨论人性、人心、天命、理气等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这便是"理学"。但理学也包括了明清两代的理学和心学，所以又称"宋明理学"，其派别很多，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朱熹"闽学"，陆王"心学"等……
到五四时期，虽然儒学遭到空前大难，但现代新儒家已经萌发。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在儒学受到空前挫折的背景下，梁漱溟挺身而出，为孔子辩护，揭举儒学复兴的旗帜，成为新儒家的前驱。
广泛意义上的新儒家有：第一期主要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第二期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第三期杜维明、刘述先，第四期也已出现，但还未经学术界定论。从那时到现在的80多年中，以此为志业者大有人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新儒学已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一是马克思主义派，一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
现代新儒家有"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预言二十一世纪，儒家将在继秦汉儒学、宋明理学后，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迎来第三次辉煌的大发展。

儒家在近代的没落——
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权威丧失。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国们时，近代便开始了反孔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八十多年前，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运动员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发起后至今，其间又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其中不乏文育）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至此，历五四，经文革后的儒家所有学说，似乎全是恶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于一些人一听说是"儒学"、"孔孟之道"，就怒斥为"腐儒"、"孔老二"，神经紧张地象似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天红皂白大加诋毁。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九渊、王守仁。

儒家的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儒家思想鉴借——
如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等等等。

儒家余话——
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儒学有二千多年历史，至今海外犹有传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梁任公曾指出："......所以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饮冰室书话》〈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任公所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这话或者稍过了点，但中国几千年文化史是以儒学为主流则无庸置疑。"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
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主体这问题，本来可以不提。但五四运动以来，今人对儒家已是疏远地厉害，且有着一种莫名的反感，一些偏激谬论充斥于世并混淆视听，在社会上也渐趋形成了一种影响。
事实上，肯定儒家是国学主体，决不是只凭现代新儒家、某些学者的主观情感，而是有着客观依据的。儒家之所以是为国学主体，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定的，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
因此，再兴国学，可以说便是重振儒学。而重振儒学却绝不是某些人所误解的"复古"，更不是什么开倒车，而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对待古代学说"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去理性地解剖它，应用它。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扬弃、赋予新解。中国现代化还需要儒学，之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它之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干；其次，我们今天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当然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色彩。
一般来说，儒学既将复兴或是时势所然，但儒学复兴恐也已很难再成为今日中国“唯一的”文化信仰，今日国人“唯一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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