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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论坛 » 健康话题 » 中国传统文化常识集锦 槛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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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跳转到 » 发表于 2009-2-18 10:00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DBSoft 于 2-18 09:55 发表


致槛儿：

    这帖是专门为你找的，知道你是性情中人，喜欢读。从28页开始。你忙，别落下。

谢谢D老师,槛儿喜欢,有时忙没看到,但是俺将它们打印了,放在床头慢慢看 京华论坛版主制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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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发表于 2009-2-18 11:54 | 只看该作者 老D辛苦了 利用空间相册发图片帖 不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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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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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发表于 2009-2-18 12:24 | 只看该作者 结语

　　徽宗宣和末年，金兵入侵，中断了宋代社会缓慢演变、发展、腐朽的过程，迫使一个朝代的崩溃提前到来。宋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从此被分成两段：北宋与南宋。

　　北宋与南宋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北宋是从分裂走向大一统，社会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这种“太平盛世”的观念一直顽固地延续到北宋末年。北宋词人生活得安逸，生活得有朝气，生活得有追求。南宋则由统一走向分裂，始终苟全于北方强大的军事胁迫之下，一直承受着异族随时入侵的巨大精神压力。南宋词人生活得窘迫，生活得忧愤，甚至生活得失去希望。所以，南北宋词人的创作内容、创作心态、创作风格都发生了诸多变异。宋代词史也因此分成两段：北宋与南宋。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词坛上崛起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都以南宋词人为创作之圭臬，南宋词受到空前的尊崇。朱彝尊《词综发凡》第三条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突出。”宗尚南宋词，以姜夔、张炎词风为正，是朱彝尊的一贯审美追求，也是浙西词派的创作圭臬。朱彝尊在《水村琴趣序》中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鱼计庄词序》又说：“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持论似乎南北兼顾。然而，在创作过程中，朱彝尊偏好南宋词的趣味就明显地流露出来，他自言：“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词综发凡》所揭示的编纂宗旨，明确体现出朱彝尊偏尚南宋词的爱好。朱彝尊推尊南宋词，除了时代、身世、审美趣好等复杂因素以外，还有其明确的理论目的，这就是要倡导南宋词的“辞微旨远”，以推尊词体，达到救明词之弊的目的。吴衡照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乎北宋也。苏（轼）之大、张（先）之秀、柳（永）之艳、秦（观）之韵、周（邦彦）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莲子居词话》卷四）

　　北宋词多娱宾遣兴之作，自然感发，托意确实不高。这本是由词的文体特征所限定，未可论优劣。南宋词适逢时代风云际会，词人极尽安排之能事，其词旨若隐若现，别有寄托。好之者便可将其上接《风》、《骚》，归之诗教，通过“香草美人”的喻托传统，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朱彝尊《红盐词序》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彝尊特别赏识姜夔和张炎的词作。宋翔凤《乐府余论》剖析说：“词家有姜白石，犹诗家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而辞益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指出白石词的特点是“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张炎词的特色也在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提要》说：“炎生于淳祐戊申，当宋邦沦复，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易代之际的词人有许多身世家国感受，都属难言之隐，只能托物寓意，借水怨山。姜夔、张炎寄托幽隐的表现方法，非常投合朱彝尊等浙西词派的脾胃。清人郭麐对此解释并告戒说：“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然必得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灵氛馆词话》卷二）

　　仅仅着眼于南宋词的思想内容，时代所赋予南宋词的，当然要远远超过北宋词。《莲子居词话·序》称：“王少寇述庵先生尝言：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这也是清代众多词人推尊南宋词的重要原因。清代中叶，词坛创作甚至是“家白石而户梅溪”（《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南宋词人之影响几乎一统天下。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推尊南宋词，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理论立场。离开这种理论上的有意识倡导，立足于感性的体悟，即使派中代表人物，仍然抑制不住自己对北宋词的特殊喜爱。如周济是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通过上文引述的周济话语，可以看出周济在强调南宋词的比兴寄托之同时，却表现出对北宋词的更多爱好，甚至有隐隐贬低南宋词的倾向。陈廷焯作《白雨斋词话·自序》称：“伊古词章，不外比兴。”因此对南宋词人推崇备至，声称：“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白雨斋词话》卷一）然代表他早年词学观点的《词坛丛话》，则明显流露出偏颇北宋词的倾向，说：“词至于宋，声色大开，八音俱备，论词者以北宋为最。竹垞独推南宋，洵独得之境，后人往往宗其说。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且要言不烦，以少胜多，南宋诸家，或未之闻焉。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而后，况周颐以“重、拙、大”论词，夏敬观据此评价南北宋词，说：“北宋词较南宋为多朴拙之气，南宋词能朴拙者方为名家。概论南宋，则纤巧者多於北宋。况氏言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稍欠分别。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其意以大字则在以下所说各条间。余谓重拙大三字相连系，不重则无拙大之可言，不拙则无重大之可言，不大则无重拙之可言，析言为三名辞，实则一贯之道也。王半塘谓‘国初诸老拙处，亦不可及’。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二家之词，微论其词之多涉轻巧小，即其所赋之题，已多喜为小巧者。盖其时视词为小道，不惜以轻巧小见长。初为词者，断不可学，切毋为半塘一语所误。余以为初学为词者，不可先看清词，欲以词名家者，不可先读南宋词。”（《蕙风词话诠评》）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以“境界说”论词，《人间词话》开卷明宗：“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基于这样的立场，王国维一反清代浙西与常州两派观点，抑南宋而扬北宋。他指责朱彝尊推尊南宋，以及“后此词人，群奉其说”。“境界”之表现，王国维认为有“隔与不隔”之区分。南宋词人的经意安排，便比北宋词人的“自然感发”隔了一层。《人间词话》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而且，“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南北宋词的优劣高下自此判然有别。王国维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观察南北宋词，指出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盛衰变化，“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人间词话删稿》）甚至，进一步认为南宋“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同前）

　　三、南北宋词平议后人读词、论词，总体上来看是推尊北宋者居多。大约是北宋词的“自然感发”更能打动后代阅读者，引起直接的情感共鸣。南宋词的刻意安排，需要沉吟其中，精心品味，反复咀嚼，才能有所心得、有所感悟。尤其是乐谱失传之后的大量歌词作者，更能从南宋词中体会出句法、章法之妙。吴文英的词，甚至连一部分文化修养极高的专业词人也难以回味其妙处之所在，更不用说广大的普通读者。前面引述《人间词话》“隔”与“不隔”的讨论，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阅读中的限制，使人们更加喜爱发展阶段的北宋词，而冷落鼎盛阶段的南宋词。

　　北宋词的率情，使之容易走向艳情，更多“性”之描写，失之肤浅；南宋词的推敲，使之容易走向雕琢，人工痕迹过浓，因而显示其俗态。但是，北宋词的肤浅是创作环境所必然导致的，带有文体本身的必然性。读者阅读“艳词”，就有这种“猎艳”的心理期待。所以，北宋词写艳情之肤浅，并不招引读者的反感。《人间词话删稿》从这个角度评价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後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这应该也是人们对两宋词有所取舍的一个原因。

　　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清人对此亦颇多公允之见。《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转述王时翔词论说：“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艺概》卷四《词曲概》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两宋词在抒情手段、风格表现、意境构造等诸多方面，自具特色。读者可以有喜好之选择，论者却不可不一视同仁。

　　清代陈廷焯对两宋词各有推崇与批评，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他是主张两宋词并重的。《白雨斋词话》卷三针对当时尊奉南宋的词坛风气说：“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废。南宋白石、梅溪、梦窗、碧山、玉田辈，固是高绝，北宋如东坡、少游、方回、美成诸公，亦岂易及耶。况周、秦两家，实为南宋导其先路。数典忘祖，其谓之何。”卷八又说：“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词坛丛话》直接用比喻说明问题：“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不可偏废。世人亦何必妄为轩轾。”具体而言，北宋词处于歌词的兴起、发展、逐渐走向全盛的时代，在歌词之题材、体式、风格等多重角度做了诸多的尝试与开拓，为后代歌词之创作开启了无数法门。后起作者，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沿着北宋词开拓的某一途径，继续深入下去，如辛弃疾之于苏轼、姜夔之于周邦彦等等。南宋词则承继其后，最终将歌词引导向全面鼎盛的阶段。南宋词人，于题材方面，艳情与社会政治并重；于体式方面，令、慢并举，引、近穿插其间；于风格方面，优美与崇高并存，且渐渐发展出清醇和雅的新风貌。尤其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南宋词千变万化，穷极工巧。“词至南宋，奥窔尽辟，亦其气运使然。”（《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所谓“气运”，就是词史发展的必然。《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凌廷堪论词观点说：词“具于北宋，盛于南宋”，最是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四、北宋词的贡献与词史地位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它前承唐、五代词的传统，后开南宋词风，甚至对宋以后词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总结北宋词概貌与渊源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後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然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秦观为苏门四子之一，而其为词，则不与晁、黄同赓苏调，妍雅婉约，卓然正宗。贺铸洗炼之工，运化之妙，实周、吴所自出。小令一道，又为百余年结响。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自有三变，格调始成。之四人者，皆为周所取则，学者所应致力也。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几道莫属。由是以上稽李煜、冯延巳，而至於韦庄、温庭筠，薪尽火传，渊源易溯。”陈氏的归纳，以标举重要作家为支撑点，将整个北宋词联系起来评论。然所论表现出显著的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不免有过度揄扬周邦彦之处。本书通过北宋词的全面讨论，可以看出北宋词在词史上的如下贡献，其词史地位也因此奠定：

　　第一，在词体形式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北宋早期词人多数致力于小令的创作，小令的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创作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水平。同时，慢词形式也正逐渐引起柳永、张先等文人的注意，声势浩大地登上词坛，并迅速为词人们所熟练掌握。北宋中期，慢词已经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成为词人抒情达意的主要方式。到了大晟词人手中，令、引、近、慢诸体具备，声韵格律变化繁多而又规范整饰。这一切都为南宋词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没有这样的准备，南宋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二，婉约词的纵深发展与豪放词风的创立是北宋词坛的重要建树之一。北宋词继承“花间”、南唐的传统，使婉约词的创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繁荣景象，从秦观到周邦彦，婉约词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它始终左右着北宋词坛的创作，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倾向。与此同时，苏轼又以他博大的襟怀、雄放的词笔，把词引向抒写个人豪情与面向社会现实的广阔道路，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鲜血液。北宋中后期的词人不同程度地、悄悄地接受着苏轼新词风的影响，词坛风气正在缓慢地改变。宋室南渡以后，爱国豪放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由此而形成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建立是从北宋开始的。

　　第三，歌词“雅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树立了典雅精美的审美风范。宋初词人晏殊、欧阳修等承继南唐词风，其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使歌词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苏轼则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大晟词人在前辈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歌词字面、句法、布局、修辞、音韵等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细琢、“深加锻炼”之上；他们广泛地吸取了前辈婉约词人的种种长处，促使宋词朝着精致工整的醇雅方向发展；他们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从唐代到北宋末众多词人的“雅化”努力，已经为南宋风雅词创作之风起云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柳永以市井生活与俚俗语言入词，有意识地将词拉回到民间通俗浅易的创作道路上来，从而开创了俗词流派。柳永以后的词人，虽然都自觉地抵制、批判柳永的“词语尘下”，但是在创作中却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出现出雅俗并举的风貌。至徽宗年间，由于宫廷的倡导与社会风气的改变，更使俗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形成庞大的创作流派。南宋词人时而以戏谑俗词批判现实政治，就是承继了北宋末年俗词的优良传统。

　　第五，百花齐放的词坛与批评空气的形成。尽管北宋时期出现过“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也出现因填词而仕途上备受打击之事。但就整体看来，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甚高，待遇也优于历代，文学创作空气比较自由。所以，北宋词也是在比较自由的空气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才能出现多种流派与多种风格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文艺批评也比较活跃。这种批评不仅表现为不同流派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师生之间。如苏轼批评过秦观，而苏轼的门生晁补之、张耒却褒秦而对苏则有所贬抑，陈师道甚至说苏词“要非本色”，而苏轼却不以为是忤己。这种文学创作讨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批评是很有利于词创作发展的。正是在这种自由批评的空气中才出现了李清照的《词论》，敢于对成名的男性词人一一加以批评。南宋词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风格流派的众多以及词论的大量涌现，都与北宋这种健康的、活跃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词史的结束，就是南宋词史的开端，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不可断然分裂之处，如对“南渡词人”创作的讨论等。与南宋词史关联更大的诸多问题，将放到南宋词史中去讨论，本书即以此“结束语”以为南宋词史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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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发表于 2009-2-18 12:24 | 只看该作者 被中国人误传了数千年的七句话


　　在中国崇尚权威的文化氛围中，名人名言占的地位是很重的，很多名家说的话，往往被人民当成指导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不二准则，但这些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名言中，也有一些话被人刻意或无知地曲解，背离了话语者本身的意旨与初衷，迷惑了天下万千受众。

　　 1、以德抱怨

　　 原句：“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 宪问》

　　 以德抱怨，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了，人们通常理解的“以德抱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老夫子教我们，别人欺负你了，你要忍，被打碎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吞，别人来欺负你，你反而应该对他更好，要用你的爱心去感化他，用你的胸怀去感动他。这就让人感觉很有点肃然了。想想看，如果我一巴掌呼过去那个被打的人还笑笑说打得好啊，你越打我我就要对你越好……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感动到傻眼，这多好一孩子，多伟大的情操啊……

　　 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曲解了孔子的原意，我当初，也万万没想到原来在孔子这句“以德抱怨”的后边还跟着另外一段话，什么话呢？子曰：“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看完以后，幡然醒悟，原来我们都被某个断章取义的孔子FANS给玩了一把！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说：师傅，别人打我了，我不打他，我反而要对他好，用我的道德和教养羞死他，让他悔悟，好不好？孔子就说了，你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别人以德来待你的时候，你才需要以德来回报别人。可是现在别人打了你，你就应该“以直抱怨”，拿起板砖飞他！看！就因为被人故意省略了一句话，刚烈如火的孔老夫子一下就被扭曲成了现在这个温婉的受气包形象。

　　 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明一向被认为是谦逊坚忍的，同样是被人欺负，西方的带头大哥耶稣在圣经里就叫嚣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小弟们！别人瞪了你一眼，你就要瞪回去，别人咬了你一口，你就要咬回来！而东方呢？佛家的精神领袖释迦牟尼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而且他可不是说说而已的，大鹰来欺负他，要吃他的肉，他也真从自己身上一刀刀帮大鹰割下肉来，这就伟大得有点近乎BT了。说完了国外的几位大领导，再回到中国，孔老宗师的这句话为什么会被别人有意地曲解呢？根源还是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心思，无外乎就是要信仰孔子的万千民众成为“以德抱怨”的顺民，只有“以德抱怨”的民众，才会老老实实地服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再来看看影响吧，孔老先生这句被曲解了的“以德抱怨”，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的压迫作用，可真是大到了天上。皇帝残暴，我们要“以德抱怨”，地主剥削，我们要“以德抱怨”，八国联军都打到北京了，还是要“以德抱怨”，要卑躬屈膝，要割地称臣，要想尽一切办法彰现自己的“德”，要“量中华之物力，结大国之欢心”……就是没想过反抗。试想，如果中国的文化里，没有这种把正确的思想东篡西改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恶习，如果孔子这句原话没有被刻意地曲解成这样子，我们中国人会养成这样一种懦弱的思维惯性吗？有人说西方人的骨子里本性是狼性，而东方人的骨子里的本性是羊性，这里如月影倒想问问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了这样？如果我们从古以来信奉的是西方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训诫，近代史上的中国，会给世界留下那么一个任人鱼肉的印象吗？

　　 以德抱怨。

　　 原句：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秦伯》


　　 又是孔老先生的话，小小景仰一下下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这句话在现在看来，绝对很明显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几千年来一直在玩弄的愚民权术，小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昏昏噩噩，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句训诫不可谓不恶毒，它被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小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抹杀了多少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但同时，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样的一条愚民之术，真是孔子这位致力于教化人民的教育家的本意吗？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后人要研读那时侯的文章，便要再经过一个“句断”的过程，即是根据上下文意思自己在句子的适当地方加上标点和停顿，这样才能得出一句句意通顺而连贯的话。在这里插一句，孔子的文章为什么被后人引用得非常多呢？这其一当然是孔子本身的名望使然，其二，则是因为他的语录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来，后来的人无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都可以从孔子的话中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相关部分，再加以自己个人倾向的理解和句断，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方说现在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前文来看，我们孔老先生前边一直在讨论诗礼乐这三种东东的教育问题，可怎么后边一下子就变成去教帝王权术的训诫了呢？原来，这又是后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刻意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断”使这句话产生了歧义的缘故。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很容易就能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好，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玩不来这些东东，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你看，这才是“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孔老先生的本意嘛。好好的一句话，硬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混蛋生生地坳成了孔子要愚弄人民，要阻挠人民知书答理寻求知识的愚民之术。真不知道那些曲解这话的NB怎么想的，你要说这种P话是教育家孔子说出来的，谁信啊？都把人民当白痴来忽悠了？

　　 有人说古时候的中国人民是不幸的，即便是在物质丰富的盛世，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贫乏得可怜，到了中近代，西方的思想领域渐渐迎来了文艺复兴，迎来了民主共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推动世界的发明进步与思想启蒙，而聪明的中华民族呢？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伟大的四大发明，走在了世界的前边，可为什么就是这么好的基础，到了近代我们反而远远于西方这些小字辈的民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多恶毒的训诫啊！它象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大蛇，狠狠地缠在中华民族的身上，泯灭了多少先进的思维火花，束缚了多少应有所作为的苗子。但反过来看看，故意曲解这句话的封建统治者固然可恨，但我们能完全把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吗？这本身就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就没想想，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一个用一生置身于教化天下民众的孔子，又怎么会说出“民不可使知之”的蠢话来？更可笑的是，这句话我们竟然就这样相信了几千年膜拜了几千年，这最后该伤心的，是孔老先生呢？还是我们呢？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民间谚语联对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句话绝对是中国众多以讹传讹的话中最搞笑的一个例子之一，就算是刚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生，也能轻易看出这其中的不妥之处，首先，这无毒不丈夫，就跟我们认识的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说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人，什么时候恶毒阴损，暗箭伤人这种前缀也能放在前边来形容大丈夫了？

　　 原来，这句来自民间的谚语本来应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句子，里边充分运用了对仗。显示出了一份阳刚有力的气魄，一个胸怀坦荡的男人形象就跃然于纸上，可惜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这一句话，到了朝廷上那些所谓的学高八斗的“君子”嘴里就变了个味。为什么呢？这要从古时候文人的习性说起，在这副对联式的谚语里，“度”为仄声字，犯了孤平，念着别扭，很容易读为平声字“毒”，那些对音律美感要求甚高的学者们某天吃饱了没事儿干，便发挥他们的专长自做主张，把这句改为“无毒不丈夫”了，于是这句话，终于成了典型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例句，成了迂腐文人的笔下的又一个牺牲品，“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原话里一个君子对一个丈夫，一个度对另一个量，本来是很完美的一个句子，可经过上千年的以讹传讹，竟成了“无毒不丈夫”这句现在我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这句话的整个演变过程，我宁可相信是无意的，否则也太缺德了，这不故意往咱男人身上抹黑么？但就是这无意的一个讹传，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先入为主，潜移默化。无毒不丈夫，我们天天在耳濡目染这个被篡改了的男人形象之际，心里的价值观人生观，难免也会受到些不良影响，天天看着电视里奸人怂恿主角干坏事的时候都用这句：“干吧！无毒不丈夫！”然后主角想想也对，于是五指并拢手掌上举，狠狠地做一个切的动作：“无毒不丈夫，干！”你能说同样作为一个男人，这东西看久了你的思维能不收到一丁点儿的影响么？关于这种语言的影响力量，我再举个例子，比如隔壁顶撞了我一下，这时候我朋友张三来了：用的是原版的好话劝我：“老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大如啊你是个男人，就别跟他一般计较了。”张三这样说，我这个大丈夫当然再拉不下面子去计较这种小事，可如果另一种情况，张三来和我这么说：“这老话怎么说的？无毒不丈夫！大如，你是男人，不能怂啊！给你刀，去做了他！” 看看，我听到他这话，除了接过刀速度冲出去乱砍以证明自己是个男人之外，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你说对不对？

　　 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

4、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现今女权主义抬头，孔老夫子的这一句话便立时变成了女权精英批判者们群起而攻之的绝好靶子，看看，这就是你们中国男人歧视咱女性的最初起源，孔夫子这老混蛋啊！害我们女性被压迫了几千年啊几千年，好不容易翻身做主人哪，我们要顶上半边天再抢他们的半边~~天！一时间，群情激愤，凶狠异常，热闹非凡。但各位姐姐们阿姨们姑奶奶们，且听如月影说两句话，你们把这罪过都推到孔老人家身上，却是大大地冤枉了他了。

　　 先根据当年老孔的处境，提出一个疑问：“孔老先生当时，为什么要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样的话？任何人说话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当然，除了疯子，而我们的孔老先生应该不是疯子吧？而且这位孔老先生受《诗经》的影响很深，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他认为《诗经》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我们再来看看这部孔子都很推崇的巨著，里边倒有很大一部分歌颂了女子的活泼美丽，大方善良，歌颂了当时男女平等的浪漫爱情氛围，事实也是这样，在春秋时代，男女间是相当平等的，而孔夫子本人更是曾反复多次以诗经里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来表达了自己对婚姻和女子的平等看待观点。所以，说孔子歧视妇女，不仅和孔子的思想不符，更与当时的民间社会整个大环境对不上号，因此这个说法，实在是大大地有待商榷。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孔子当初是在什么一种环境下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的？这话又是对谁说的？他一宗师级别的身份，不可能在路边想着想着突然心情烦躁就开骂一八杆子打不着的妇女同志吧？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提到了孔子之前的卫国之行，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我来大致翻译一下这段话，当代全国教育劳模孔老先生受卫国国君的邀请，来到了卫国参观学习休养，但在这期间，孔老先生突然发现自己被涮了，人家根本是拿他的身份来炫耀自己抬高自己而已，并不是真正支持他来这教化卫国民众的，尤其是那个卫灵公的老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望，公开炫耀，贬低了孔子，孔老先生那个郁闷啊，你卫灵公到底是喜欢德才多些，还是喜欢女色多些？在你心里我和你老婆哪个重要？干醋自己吃完，依然没人鸟他，孔子怒了，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GO，GO，GO！”收拾行李就离开了卫国，离开之后，心情平复了，想起卫国公老婆那种仗着得宠，骄横跋扈乱政扰民的烂事儿，就发了感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你看，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和人生经历，孔子这话就很好理解了。我们知道，他骂的人是那种“被养”的女人和小人，女子还好说，可想想什么人才能养小人？君主啊！再看看孔子的卫国之行，一切都明白了，他这话断不是发神经突然开骂起包括自己老妈在内的所有女人，而是有一个特指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卫灵公那位老婆南子，就是那些“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宫廷女权，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后一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君主，对那些后宫的女人和没什么本事的拍马小人太亲近了，她们就会得意忘形，忘了自己的身份，开始用你的权力胡做非为，而你疏远她们吧，她们又要埋怨，总之是非常麻烦。此前没见过什么宫廷里女人之间的斗争的孔子说出这话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孔子之前，妲己误国，烽火戏诸侯，这些事例还少吗？孔子之后，宦官小人当道，皇后外戚乱政的桥段更是屡屡上演，不可枚数。所以我们的女性同胞们，你们要清楚，孔子当时没发神经把你们全天下的女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一通，别再憋屈他老人家了~~

　　 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是谁误传了这句话，让我们可爱的女性同胞被压迫了几千年之久呢？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月影要帮孔老夫子平反，自然也要再帮你们找到一个真正的罪魁祸首，让你们发泄出那几千年积下的怨恨（怎么说着说着象鬼片了-_-!），好了，拉回正题，西汉的时候有一位所谓的“大儒”董仲舒，此人大力主张“夫为妻纲”，就是这个家伙，借孔子的一句话断章取义，给广大的中华妇女头上戴上了千年的枷锁。看看这家伙在《基义》一书里提出的“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这东西就是一为讨好历任统治者的马屁之作。“君为臣纲”，为历代皇帝所接受，渐渐形成了封建统治的一套准则，而“夫为妻纲”，则为历代男人所推崇。这“纲”是什么意思？君为臣纲，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这个“纲”的厉害了吧？你想想，各位苦命的女子没嫁人前都一可人的窈窕淑女，本来身份平等，嫁了人，就得时刻提心吊胆地按着老公的这个“纲”过日子，这三纲五常，束缚了中国多少年，害了多少代人啊！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5、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原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庄子·养生主》

　　 这句话是庄子说的，八卦一下，庄子此人，实在是如月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他的思想和性情，都非常十分很特别对我胃口，什么大家不爱听这些？那算了，本来想抖点猛料让大家深入了解一下我这个好同志的……好了好了别扔鸡蛋，我说正事还不行吗？好，先来看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我们在什么地方见得最多呢？第一，是图书馆，第二，是全国各个小学的后墙上，按照现在人们的普遍理解，这句话实在是学习励志类的不二明言警句，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多崇高的目标啊，这比什么孔老夫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都来得有气势多了，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学子在这句话的激励下凿壁偷光闻鸡起舞奋发图强追求上进读那些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动力啊，偶像啊，庄子七老八十还能说出这么振奋人心的话，咱年轻的小辈正当青春，怎么能输给他老人家？不狠狠地读书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

　　 但真相说出来，往往会让人哭笑不得，庄子的这句话其实是这样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我庄子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面对的知识是无限的，要我以本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种永远看不到边的尽头，你当我是NB吗？这样会搞死自己的捏~~庄子是一个追崇顺其自然，清净无为的洒脱人物，他认为人吃个饭，饱了就行，没什么必要追求奢华，穿个衣，别冻着就行，实在不需与什么人攀比。同样，学问也是如此，学够了就行，学以致用，学问学来就是为了用，你一个人再牛B，还能全部用到这世间所有的学问？既然不能用到，那你老学老学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拿来学这是干啥呢？时间都被你拿来学习了，还怎么有时间把学到的东西拿来用呢？这不就跟吃饭是为了炫耀穿衣是为了攀比的人一样，完全本末倒置了吗？所以他老人家就在《养生主》一书中给后世陷入这个怪圈的书呆子们提了个醒，你们这样苦学盲学乱学通学，对身体不好滴，会搞死自己滴~~

　　 当然，庄子的这句被人误解的话，其实并没有以上那些例子引起的反面作用那么大，读书是必须的，掌握一定的知识也是必须的，但咱们要记得自己把握好，有个度。你就算用半辈子武装得自己学富五车，却发现很多知识你根本用不上，这不浪费了么？庄子从来都不认为一个人能比自然更大，这是他所有的话中唯一的主题思想，实际上，就算我们拿现在的世界观来衡量一部《庄子》，仍能发现他的学说里，有许多是符合辨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可叹的是，就是这么一位崇尚自然的思想家，他一句劝解读书人适可而止循序渐进的话却被一些叫嚷着“人定胜天”的人当成了激励年轻人拼命读书的名言来供着，科举改成了高考，八股改成了应试教育，于是大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可素质却一年比一年低下，最后整黄了吧？你看现在大学文凭都和废纸没什么两样了，这帮人还不醒悟，还是继续读，读完大学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读博士后……读完出来一看，嘿，好象我已经老了捏，很多知识也用不着捏，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么？最后再说一句私人的牢骚话，最近我去图书馆，总看见一帮老头老太太天天在那侯着，一见有啥免费的学习班就往里钻，也根本不管别人老师是教着什么，各位老爷爷老奶奶们，听我这个后辈说句话，您们这不瞎捣蛋么？赶时髦啊？摆个性哪？想让我们称赞下您啊？还是真打算活到老学到老啊？自个儿细细思量一下有什么意义么？能不能腾些地方给些真正需要的人进去？M的连“量子力学基础浅谈”都有街道的老大妈在里边占着位置，我真是无语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原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6、相濡以沫

　　 原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


　　 沿着伟大的思想家庄老爷子的足迹，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咱们耳熟能详的名句：“相濡以沫”。

　　 说起这句话，其实大有来头，我想大家都听过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吧？江湖，这个“江湖”是从哪儿出来的呢？很多人以为最初是古龙小说里的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不然，江湖这个词最早的出处，便是在庄子说“相濡以沫”的这句话中。在《大宗师》篇中，庄子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说的是有一天，一眼泉水干了，两条小鱼被困在了一个小水洼，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彼此从嘴中吐出泡泡，用自己的湿气来湿润对方的身体，互相扶持，互相依赖。但，与其在死亡边缘才这样互相扶持，还不如大家找到一条水路，开开心心地回到广阔的江河湖海，回到各自的天地，彼此相忘，自由自在。



相濡以沫，多美的情景，虽然这并不是爱情最理想的状态。当年街道居委会的老大妈就算再没文化，这句话肯定是会说的，在我们的父辈那个婚姻靠组织介绍的年代，这句话支撑了多少性格各异，却本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夫妻一直走到了今天，相濡以沫，多好的一个榜样啊，只是当年没曾想，只是当年不知道，既然需要相濡以沫才能支撑，为什么却不干脆洒脱地放手，把自己，也把对方放开去找各自的幸福，去找各自的江湖呢？

　　 相濡以沫，这句话的全部意思，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我有个大学的同学，是个陕西的女孩子，她在上学时找了个陕西的男朋友，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当然包括了身体，可是那个懒惰的男朋友对她很不好，常打她骂她象佣人一样地指使她，却又根本离不开她，我们惊奇的是，她竟然一直默默忍受了下来，一忍就是四年，我们忍不住问她，你们过得这么辛苦这么难受，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她却这样回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虽然在一起不是很快乐，但这不就是相濡以沫吗？”

　　 我无言，这能算是相濡以沫吗？为什么明明外边有更大的江湖，更宽广的天地，为什么明明知道知道自己有更好的未来，却要把双方都绑在一起，不开心地继续过下去呢？我们都身处一个传统思维占据非常强势地位的社会，一句相濡以沫，不知道让多少爱情做了这种传统思维的牺牲品。其实想一想，如果自己都不开心，别人的称赞又能怎么样？如果自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天地，别人的指责又能怎么样？唉，说大了，有点没边没际，父母也教育过我劝合不劝分的道理，这话题也到此为止吧，劝合不劝分，相濡以沫啊，原来我也不能免俗。

　　 只是叹息一声，我们都没曾想到，除了一句相濡以沫，原来后边，还可以相忘于江湖。

　　 相濡以沫

　　 原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7：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原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

　　 要说起这句话，大半的愤青都会告诉你，这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残暴不仁，把万物都当成低贱的猪狗来看待，而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圣人们也没两样，还不是把我们老百姓也当成猪狗不如的东西！”标准的无go-vern-ment主义宣言，标准的对社会不满。这句话在各种愤青的文章中，在当前下三流的网络YY小说里那是随处可见，主角通常是弱小无助，饱受压迫和不公，于是有一天突然醒悟，大喊一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立时或悟道飞升，或肉身成佛，或从一个人人可以欺负的小瘪三变成一方霸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基本上，这些孩子的思维都可以总结为一种抑郁太久的被压迫感大爆发，就好象连老天都欠了他们个十万八万似的。可是呢？另一方面这帮无go-vern-ment主义的家伙又没胆子喊出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更牛B的话，更不敢扯出个大旗子大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最后，只好喊一喊这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表达一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憋屈。说实话，其实我挺同情这些人的，无go-vern-ment主义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没有经历过无go-vern-ment主义的阶段，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没有青春，我也经历过那种思想特别冲动觉得这世界上谁都跟自己过不去的时代，不同的是现在我知道了怨天尤人一点用都没有，社会是不公平，社会就是这么吊不公平，如果你觉得社会不公平，你只有自己努力去改变这一切。

　　 但就算我非常理解他们的青春年少，我还是有必要得跟这些后辈们说一句，你们这句话，其实恰好用错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根本不是你们从字面上理解的，说天地残暴不仁，把世间万物都看成猪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猪狗，也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说所谓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把百姓看得低微卑贱。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你们推崇的这句话，它的原意中根本没有你们所需要的压迫与歧视，却恰恰相反，它说的是一个公平的道理，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在天地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为什么现在你啃着干面包，别人却吃着海鲜大餐？孩子，在大叫不公平之前，为什么你不想想你是否和他流过一样的汗水？如果想不通，也行，那就别想了，为什么你不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稍微扭转一下这样的“不公”？只是大叫着不公平大叫着没天理大叫着等着天上掉个馅饼下来补偿你的委屈你的遗憾你正损失着的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有用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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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发表于 2009-2-18 22:48 | 只看该作者 好一部中国民俗百科大全.
拜读! 讲你又不听,
听你又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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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你又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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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你又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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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发表于 2009-2-18 23:16 | 只看该作者 吹水是稀客，欢迎常来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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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发表于 2009-2-19 08:27 | 只看该作者 有关中国文化的趣味问题

为什么常常称创始人为“鼻祖”？这跟鼻子有关系吗？

要解释“鼻祖”的来历，首先还得从“鼻”字说起。“鼻”的本字是“自”。在上古时代，“自”就是鼻子的意思。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自”的写法都很像人的鼻子的模样，那时候，“自”的读音和“鼻”的读音是一样的，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自，读若鼻。”

应该说，“自”的本义就是鼻子，人们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因此“自”又有了“自己”的意思，成了第一人称代词。“自”的这个意思后来被广泛运用，结果反而不方便指它的本义——鼻子了。因此人们另外造了一个形声字：在“自”之下加了一个声符“畀”，形成了一个新字“鼻”，从此，“自”和“鼻”就有了分工，各指各的意思。因为“自”的引申义有“从”的意思，再引申为“开始”的意思，所以“鼻”也继承了创始、开始的意思。《汉制考·说文》里有“今以始生子为鼻子”的说法，意思是把第一个出生的儿子称为“鼻子”，用的就是“初始”的意思。因此，最早的祖先、创始人就被称为“鼻祖”。


为什么骂人时一般说“不要脸”而不说“不要面”？古代的“脸”与“面”是指人体的同一个部位吗？

为了宣泄对某人的愤怒不满之情，常会骂“不要脸”，意思是说这人不顾颜面，不知羞耻。但却不会骂“不要面”，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书面语和口语的不同。“面”属于书面用语，多用于文学作品之中；相对而言，“脸”是口语，时常出现在口头对话之中。比如我们在日常对话中会说洗脸、擦脸，却很少说洗面、擦面。俗语说某人脸比城墙还厚，如果说成面比城墙还厚，便失去了口语生动活泼的效果。口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可在书面中采用文学化的语言表达：比如不要脸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成不顾颜面；洗脸亦可说成净面等等。另外，“不要脸”在发音上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比“不要面”硬朗得多。

其实，脸最早并不完全是口头用语。明代之前的“脸”和“面”都是书面用语，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唐代诗人岑参有诗：“岸花仍自羞红脸”，李清照词云：“香脸半开娇旖旎”，白居易“犹抱琵琶半遮面”以及崔护“人面桃花相映红”都将脸、面用进了文学词句。后世才逐渐有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

脸和面现在的意思差不多，但在以前的意思却是有差异的。脸是晚出的字，大约是魏晋以后才产生的，最初的意思就是颊，常常指妇女目下颊上可以施粉的部位。如白居易的《昭君怨》“眉销残黛脸销红”，指的就是这个部位。除此之外，“脸”在古代还有“睑”的意思，也就是眼皮。南朝梁武帝《代苏属国妇》诗：“帛上看未终，脸下泪如丝。”这里的“脸”就指眼皮。而面的范围要比脸大，包括整个头的前部，脸只是面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演进，脸的语义逐渐扩大，跟面的意思基本一致了。


勾手指表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那么勾手指是怎么来的？

小孩子喜欢勾手指发誓，他们常常勾着手指，同时一本正经地念道：“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郑重其事地表示信守诺言，说话算数。情侣间耳鬓厮磨，浪漫之余，也喜欢勾着手指说一番山盟海誓，以见证忠贞不渝的感情。

这种勾手指发誓的来历并没有确切可信的资料，以至有人以为，勾手指是从西方引进的，源于西方一个男女双方勾手指所引发的爱情传说。这个说法看似确凿，却因为缺少事实依据而很难使人完全信服。

推敲勾手指的来历，可能与手指的作用有关。指，具有“旨”的含义，代表着个人的内心想法和意旨，手指相勾就有交流内心想法的意味。再加上国人有指天为誓的发誓形式，所以“指”便在盟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盟誓中，手指既要郑重其事的签名画押，有时还要割破手指，歃血为盟。有鉴于此，人们便简单地以勾手指表示约誓，同时借手指沟通表达互相心意的印可，有时还将两人的大拇指相摩击当作盖章签名并以此为证。


手的第二个指头为什么叫“食指”？

大家都知道手的第二个指头叫“食指”，这和拇指、小指、中指的命名似乎有些区别，与食指的大小、位置无关，却从字面上看来与食物有关，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食指最早还真的和吃有关，但可不是吃手指的意思。古人习惯用这个指头试探汤水、食物的冷热、味道，然后放到嘴里吮一下——古人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上古时代的人们可是用手直接抓起东西来吃的——因此，古人专门将这个手指称作食指。之所以选择食指来做这个工作，也许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手指来说，食指较为灵活，尝起食物来非常方便的缘故吧。

说起食指，还有段有趣的故事。春秋时期，郑国贵戚子公（公子宋的字）的食指每次若有跳动，第二天必尝异味。他出使晋国，食指大动，便吃到了石花鱼；出使楚国，食指大动，就吃到了天鹅肉；后来吃到合欢橘之前，也是食指大动，屡试不爽。依此看来，食指与食物之间还真是有着深厚的渊源。


我们今天说荷包很鼓，就是很有钱的意思。古人随身带的荷包就是钱袋的意思吗？

常说某人荷包鼓了，是指钱袋满了（发财）的意思，荷包的这种意思与其功能有关。

荷包，是指佩于腰间的一些囊、带或装饰小品，原来是宫廷贵族佩戴的饰物。因其色泽鲜丽，加上刺绣精致美丽，博得了人们的喜爱。一件精美的荷包，从形式、纹样、绣工到配线、布色，都经过了精心构思、精心施艺，倾注了制作者的情感和心血。后来荷包还成为身份、荣耀的标志，清代皇帝曾以绣荷包为奖品颁赐群臣、侍从，以示恩宠。

随着民间刺绣艺术的发展，荷包逐步向民间普及，主要功能是在喜庆之时作为礼品馈赠亲朋好友，或是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再者就是敬献神佛以表虔诚之心。

荷包不仅是艺术品，还具有实用功能。主要是盛储随身使用的小物件和香料。根据内盛物的不同，演变出了很多种荷包，如钱荷包、香荷包（又称香囊或香筒子）、针线荷包、烟荷包、扇袋、眼镜袋、搬指袋、钥匙袋、手帕袋及其他刺绣佩饰等。钱荷包的功能跟现在的钱包很类似，因此用荷包很鼓来比喻有钱是很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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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发表于 2009-2-19 08:27 | 只看该作者 《老子》中水的四种美德


　　老子的思想学说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和实践性，五千字的玄言虽然精深玄妙，却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在教导人如何为人处世上，他给出了很多重要而又朴素的方略，那些看似很矛盾、看似很愚蠢的观点，揭示了人如何在一个纷繁动荡的社会中保全性命、立身立德的真理。而水本来只是自然界一个常见的自然物，在《老子》的文中，水由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在文中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喻体，老子曾经在书中多次提到水、甘露、江海、川谷等水的意象，以水为喻，来论述其处柔、守雌、虚静的人生观，水几乎承载了所有老子所要表达的美德，所以他才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大致来说水的美德有如下四种：

　　首先是水对于人类具有至善之功：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说：“上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对于世界上的生命的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据说人不吃饭可以活七天，但不喝水只能坚持不到三天。水不但为我们直接日常饮用，而且滋养万物、灌溉良田，有了水植物可以生长、有了水动物得以繁衍、有了水世界才变得生机勃勃、气象万千。水不但滋养了人类的生命而且还作为重要的能源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水电作为新一代的环保能源正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水还以千变万化的姿态，或为飞泉、或为小溪、或为湖泊、或为大海，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审美享受。可以说水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实在是非常巨大。

　　但是水虽然有至善之功，却默默无闻的流向低处，甘愿处在一个谦卑的地位，所以说水的第二种美德就是至谦之德。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就是说：“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停留在大家厌恶的地方，所以这样最接近于道”。 本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只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这个自然现象却揭示一个重要的美德，那就是一个人虽然居功至伟却仍然要保持至善至谦品行。老子认识到，处于高位、尊位的重要人物，自我意识强，容易产生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等不良心态，但是往往也是这些人容易为人所嫉妒、所攻击，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象水一样守虚谦下是十分重要。虽然有时有的人可能对于世界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巨大，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养光韬晦，一味的夸耀自己的成绩，这样就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憎恨和厌恶。最后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所以《老子》将“谦下”作为一条重要的处世原则，特别强调：“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是说“圣人要领导人民，必须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所以，有道的圣人虽然地位居于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负担沉重；居于人民之前，而人民并不感到受害。天下的人民都乐意推戴而不感到厌倦。因为他不与人民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争。”可见这样的理论不但适用做人，也适用于政治。善于用人的为官者是礼贤下士的，善于听取属下的意见的，谦下不骄的。而独尊、独断则是非常有害的。他告诫人们“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我表扬，反能显明；不自以为是，反能是非彰明。守虚戒盈，甘处柔弱，才能保持常德，立于不败之地；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才能够明察事物。

　　第三是水有至大之量，所谓“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为百谷王”，就是说“江海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河流所汇往的地方，乃是由于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方，所以能够成为百川之王。”老子喜欢用江海来比喻人的处下居后, 同时也以江海象征人博大包容之气度,一滴水可以说是非常渺小的，只要阳光一出来，它就马上会蒸发，但是由于水的谦卑，永远往低处流，不断的汇集承接终于变成海，但是纵然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海洋也永远不会拒绝其他的水滴的加入，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包容，成就了海洋的浩瀚，而人就是应该学习这种包容的气度和涵养，自古以来多少的历史无数次的证明，只有那些善于吸纳人才、宽容异己的帝王将相，才能有所作为，比如三国的曹操、汉朝的刘秀就是这样的例子。

　　最后是水德中的至柔之刚，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就是说“遍天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了，而攻坚克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胜过水。弱胜过强，柔胜过刚，遍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能实行。”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水是天下最柔软的东西，但同时又是天下最能攻坚克强的，一滴水不断的坚持就可以凿穿金石，即使是最锋利的宝剑，不管怎么砍也砍不断水流，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就是这个道理，这根源就在于水的坚持和汇集，一滴水，只要坚持就能洞穿石头，一滴水，只要坚持就能锈蚀宝剑，一滴水，只要不断汇集就能集聚强大的力量无坚不摧。

　　回顾刚才所说的水的四种美德，可以发现一个逻辑的上的联系，那就是先要努力创建于社会有用的功德，施行至善，但是有了功德却不能高高在上，得意洋洋，而是保持谦卑的低调姿态，继而有了这样的谦虚恭谨的态度，就会有一个宽容的开阔的心胸，继而又在这样海纳百川的肚量中不断积累知识能量，最后这样不断的积累汇集终于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而任何的人经过这样的一个人生修炼过程，不但可以安生立命，而且必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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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发表于 2009-2-19 08:53 | 只看该作者 ◇北宋词史◇


　本书是一本介绍北宋诗词的书。从词的出现、兴起、鼎盛到逐渐走向衰落讲述了北宋诗词的历史和发展。全书共分“晏欧词风与令词创作群体”、“柳永词风与慢词的兴盛”、“苏轼词风与苏门创作群体”等五章内容。

引言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河流里，追溯本源，诗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假设原始人“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如果将这种“杭育杭育”的节奏，配上有意义的文字，作为一种号子来喊叫，那就是原始诗歌。流传至今的上古诗《弹歌》，两个字一节拍，就是这种伴随劳动过程的产物。

　　到了春秋时代，作诗、言诗蔚然成风。经过系统整理，汇集成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古老的楚国，楚辞作为一种别具地方语言特色的诗歌体式也在悄悄萌芽、发生、发展。屈原和他的巨作《离骚》的出现，宣告楚辞体式的完全成熟，并走向鼎盛。从此，《诗经》和《楚辞》就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文学源头。

　　中国古代诗歌，不仅有悠远绵长的历史，而且，历代都有出类拔萃的诗人或诗篇涌现。《诗经》、《楚辞》之后，有汉代的乐府、汉代的文人五言诗、魏晋的拟古乐府、南北朝的民歌、南朝的新体诗等等，等等。从诗歌形式上来说，变四言为五言、七言，且辅之以杂言；变随意而发为讲究声律音韵，且趋于格律化，纷繁复杂，五彩缤纷。唐代，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全盛时期：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贺等等，群星闪烁，光彩耀人；古体诗、格律诗，诸体俱备；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诗境全面拓展；诗风或飘逸奔放，或沉郁顿挫，或秾丽凄清，或绵邈绮艳，或奇崛险怪，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清人编纂的《全唐诗》，共收录二千二百余位作家的诗歌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中国古代堪称泱泱诗歌大国。

　　在这一片灿烂辉煌的诗的百花园里，宋词是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它悄悄在民间萌芽生成，于花前月下汲取着芬芳的养分，日益滋润成熟，终于成为一种可以与唐诗分庭抗礼的新的抒情格律诗体。它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侧重于个人的享乐私生活，突出表现抒情主体享受人生过程中的细腻感官感受、幽隐心灵体验、曲折情感历程，形成"言情"与"侧艳"的文学特征。其间，又不乏天才作家“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随意挥洒淋漓。他们可以咏叹历史古迹，寓意深邃；可以感慨现实人生，视野开阔；可以关切国家命运，慷慨激昂。宋词的抒情功能在他们手中有了极致的表现和复杂的变化。词的风格表现更是多姿多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晏殊的温润秀洁、柳永的靡曼谐俗、苏轼的清雄旷逸、周邦彦的精美典丽、李清照的清新流畅、姜夔的清空骚雅、辛弃疾的沉郁顿挫、吴文英的密丽幽邃、王沂孙的晦隐缠绵等等，名花异卉，绚丽缤纷。历代有无数读者为之折腰倾倒，“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沈增植《菌阁琐谈》），各取所爱，各得其所。唐圭章先生编纂的《全宋词》共辑录两宋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作品约二万首。孔凡礼先生又编得《全宋词补辑》，增收词人一百余家，作品四百三十余首。

　　从全部中国词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兴起期（唐五代北宋）、高峰期（南宋）、衰落期（元明）、复兴期（清）四个不同历史阶段。北宋词正处于词之兴起的重要阶段，歌词之丰富多样的体式句式、声韵格律、风格题材，都酝酿乃至成熟于这一阶段，它为南宋词之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进入北宋词的讨论以前，首先对词与音乐之关系、词的起源、词的审美风貌之演化以及词在北宋以前的发展情况，作一个必要的介绍。

　　当然，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是有个过程的。它的发展、繁荣和宋代的政治、历史、时代风尚、思想感情以及美学情趣的变化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就北宋词发展过程来看，依据创作模式的转移与词风的嬗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创作时期。即：晏欧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柳永词风崛起的慢词兴起期；苏轼词风崭露头角的豪放词创制期；清真词风风靡一时的词律规范期。经过这四个阶段词体、词风、词品的演进，歌词的诸多令慢近引长短形式、婉转或奔放的创作风格、美人江山等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已经大致具备。这就为南宋词的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就一个时期的主要创作特点（不管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而言的，其中有许多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并不是短短几个字可以完全概括得了的。此外，还有别具一格的李清照创作，不是那一种创作倾向可以简单归纳得了。

　　下面就准备按照上述四个阶段对北宋词的发展过程和重要作家作品进行必要的分析和阐述，以梳理和描绘出北宋词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和轮廓。



第一章　晏欧词风与令词创作群体

　　燕乐作为一种新兴的音乐体系，人们对其必须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尤其是燕乐中相当部分来自外域，即所谓的“胡乐”，与中原文人的创作也有一个逐渐适应配合的过程。在这初始的熟悉、适应阶段，文人的创作也遵循着从易到难的原则，最先引起人们注意并得到广泛喜爱的是那些篇幅短小、精练含蓄的小词，就是“小令”体式。

　　小令首先获得广泛喜爱，还与它的特殊创作环境有密切关系。据夏承焘先生考证：唐代小令出于酒令。作为酒宴之中演唱的歌辞韵语之特殊称呼的“小令”，最早见于白居易的《就花枝诗》：“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这句诗涉及两种酒令形式：抛打令与骰盘令，再加上律令，这是唐代酒令的三种基本形式。酒令是用来侑酒助觞的，酒令的语辞内容如果陈陈相因，失去新鲜感，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为了酒宴之间的助兴取乐，文人们往往喜欢各显才能，争奇斗艳，不断地为旧的酒令形式填写新的内容。文人的这些即席创作当然要交给歌舞乐妓当宴表演，才能获取预料中的侑酒助觞之效果。而这种创作趋势的出现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宫廷的教坊歌舞声乐逐渐被各类官家与私人的宴席妓乐所代替，在这种酒宴游戏之中文人的即席创作与乐妓的即席歌舞演唱相结合，就促使普泛的酒令向专门化的小令演变。酒令的目的既然落实在“侑酒助觞”之上，因此必须选择“短歌悦耳，无致人厌”（清张荩《彷园酒评·酒德》）的篇幅短小的歌舞形式，于是，酒令中具有宣腾急促音乐风格的酒令形式首先获得文人的青睐，如《回波乐》、《倾杯乐》、《三台》、《抛球乐》、《荷叶杯》、《上行杯》、《酒泉子》等等，这就奠定了小令精练含蓄的形式特征。曲子词的兴盛，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适应了人们对生活享乐的追求。由酒宴上游戏之作的酒令演变而来的小令，当然首先引起文人的注意，很快在文人中寻觅到众多的知音。

　　北宋前期，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交织。太祖朝，既要平定国家内部后周遗留势力与跋扈军人的不满与反叛，又要抗击契丹入侵、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太宗朝，国家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付外族契丹，太宗企图凭借武力收复五代时候割让给契丹的失地，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却以宋廷的大败告终。太宗朝对契丹的战争，改变了宋、辽之间军事力量的强弱之势，真宗朝前期北宋就始终处于契丹的军事威胁之下，一直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北宋才相对获得国际与国内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北宋建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还没有充裕的时间、闲暇的精力，去彻底享受生活，从容领略醇酒、美女、歌舞。这一时期，词坛上的创作也是相对孤寂的，只有个别作家的零星创作。

　　然而，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动荡混乱的政治局面，全国除西、北部分地区外，实现了统一，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社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日益兴盛，商业经济空前兴隆，大城市也随之兴起，市民阶层也因之不断壮大。这些，都是宋词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说，北宋前期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太平盛世”社会局面的逐渐形成，为宋词的兴盛做好了准备。当宋词全面的繁荣局面到来时，已经是仁宗（1023-1063）朝的事情了①。仁宗在位期间，励精图强，致力于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之治理，社会的繁荣因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仁宗在位42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一《财总论》）。就是在这样一种“太平盛世”的社会环境中，流行于酒宴之间的小令再次受到广泛阶层的关注，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浓厚创作兴趣，北宋词创作的第一个春天也就来到了。

　　由于时代动乱、改朝换代对词的创作形成冲击的缘故，北宋初期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更多地积累多少词的创作经验，对北宋前期词人来说，依然存在一个着熟悉燕乐、熟悉长短句形式、努力做好音乐与歌辞相配合的过程，所以，他们最初选择并喜爱上的也就仍然是短小精悍、易于驾驭的小令形式。就内容与风格看，这一时期的词人词作，大体上是继承“花间”、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词风。其中，受冯延巳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们所写的，仍不外是春恨秋愁，伤离念远，恋情相思或咏物酬唱，但是，比起唐五代词来，已有很大的发展。北宋前期的文人士大夫大都高官厚禄，生活舒适，如寇准、晏殊官至宰相，范仲淹、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等等。他们没有唐末五代文人之家国濒临困境的压抑和绝望，而是以一种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对待现实生活。政事闲暇，则又从容不迫、理所当然地享受生活。所以，北宋前期小令就没有了唐末五代的及时行乐、惟恐时日无多的急迫感和看不到国家与个人出路时的绝望感，而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这一时期的小令创作尽管在内容上和唐五代小令相比没有大的突破，但词的风貌、词的艺术手法已与唐五代有所不同，尤其是两者在气质上呈现出显然不同的风貌。北宋前期的小令作家，社会地位不同、个性互有差异、爱好各自异趣，他们的创作也表现得千差万别，词坛上呈现出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小令创作在此一时期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在小令创作方面给后人留下典范性的启示，在艺术上为宋词的高度繁荣做了充分准备。

　　这一时期小令作者为数众多，主要有王禹偁、潘阆、林逋、宋祁、范仲淹、晏殊、欧阳修、张先等等。晏几道的创作时代较晚，但他的成绩依然是在小令方面，与北宋前期的小令创作联系密切，所以也将他的创作集中到这一章节里面讨论。这一时期小令创作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晏殊和欧阳修，他们的作品比较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晏欧词风”是这一时期的小令创作的典范性代表。

　　第一节　北宋早期的小令这是指晏殊登上词坛之前或者开始创作不久的一个时期，大约在真宗朝的后期与仁宗朝的前期（大约为公元1040年之前）。在两宋三百六十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约占五分之一，流传至今的作品则仅仅只有十几位作家的数十首小令。即使是将创作时间较早的柳永与晏殊的部分作品也核计在内，也超不过一二百篇，与《全宋词》收录的二万余首作品相比，是很不成比例的。这一时期作家流传至今的作品大都只有一篇或三五篇，他们仅仅是偶尔为之。从宋人的史料、笔记等记载来看，这一阶段词的创作现状就是如此。这是宋词创作的一个萧条冷落期，或者称之为宋词创作的序幕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有特色的作家有王禹偁、寇准、潘阆、林逋、宋祁、范仲淹等人。以下分别加以介绍，并做一归纳总结。

　　一、王禹偁王禹偁（945-1001），字元之，巨野（今山东巨野）人。“世为农家，九岁能文”（《宋史·王禹偁传》）。据说少年时得济州从事毕士安的赏识，“留于子弟中讲学”。济州太守在某次筵席上出上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中无人能对，毕士安“写之屏间”，苦思对句，王禹偁某日书其下说：“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因此称赞他有“经纶之才也”（详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主簿，次年移知长洲。端拱元年（988）被召赴京，任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年轻得志，对赵宋王朝充满感激之情。他的报国方式就是直言敢谏，先后向太宗献《端拱箴》和《御戎十策》，得太宗赞赏，迁左司谏、知制诰。然而，王禹偁终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二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最后一次是咸平元年（998）贬知黄州，故世称王黄州。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咸平四年（1001）年徙知蕲州，到任后未逾月去世。王禹偁一生创作十分丰富，现存《小畜集》30卷，后来曾孙王汾又收集其逸文遗篇，编为《小畜外集》13卷。两集共存诗500余首，文200余篇。

　　王禹偁是北宋最早改革华靡文风的诗文家，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和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后人据《宋诗钞·王禹偁小传》的舛误，说王禹偁反对过“西昆”形式主义诗风。其实，王禹偁比“西昆”著名诗人杨亿年长二十岁，王禹偁去世时杨亿才二十八岁。《西昆酬唱集》编成于景德年间（1005-1008），此时，王已去世六、七年之久，他不曾见过这部诗集，更谈不上反对和批判这本诗集了。王禹偁以诗文名世，“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吴之振《宋诗钞·小畜集钞序》）。但他又是北宋初年较早的填词者之一，传世的作品只有《点绛唇》一首，在词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位置：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积极用世的政治抱负，具有清新旷远的风格，与五代、宋初剪红刻翠、遣兴娱宾的作品截然不同。词的上片借细雨浓云来抒写离愁别恨，既描画出江南多雨多云的特点，又写出了词人对水乡的喜悦之情。词一开始就捕捉住江南水乡的特异风光，突出了多云多雨这一地区性和季节性特点。尽管这“雨”使人添“恨”，这“云”使人生“愁”，但在作者眼里却仍然感到这一切都有迷人的魅力。所以，下面禁不住用赞美的语气写道：“江南依旧称佳丽”。“佳丽”，讲的是风景优美宜人。南齐诗人谢朓《入朝曲》中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句。那么，这“佳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下面“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对此作了形象的补充和描绘。“孤烟”一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王维的“大漠孤烟直”（《使至塞上》）。作者把王维的诗句略加改造，并使之与遍布江南的“水村渔市”相结合，江南水乡的特异风光便跃然纸上了。当然，作者并不只着眼于“水村渔市”的刻画，他内心想的是更加远大的事情。所以，下片宕开一笔，以“征鸿”做旁衬，暗写滞留异乡不能振翼高飞的感慨。当“征鸿”从“天际”掠过之时，作者便止不住产生了振翼搏斗的遐想。《史记·陈涉世家》载：“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作者以鸿雁奋飞来跟自己“平生事”相对照，于是便“凝睇”注视，免不了发出世无知音，“谁会凭栏意”的深长慨叹。

　　品词中之味，这首词应该是作于贬谪期间。王禹偁曾三度被贬，第一次贬为商州（今属陕西）团练副使，第二次出知滁州、改知扬州，第三次出知黄州（今属湖北）。宋代设“江南东西路”，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二省，滁州、扬州皆在其辖境之内。况且，古人诗文中有以“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所以，这首词最有可能作于第二次贬官期间。宋代文人士大夫甚得皇帝尊宠，待遇优厚，政治环境宽松。象王禹偁这样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阶层，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何况，宽松的环境使他们敢于有所作为，皇帝的尊宠使他们勇于有所作为。这就使得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宋代士大夫贬居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是王禹偁作此词时的特定心理背景。因此，即使被贬出京，词人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心情去欣赏“江南”的佳丽风光。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对鸿雁振翼的遐想，词的格调因此也不会显得悲苦沉闷，而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

　　宋初小令大都作于酒宴之间，多是遣兴娱宾、风月留连之作，即使个别作品含有伤时感怀的内容，风格也大都雍容典雅、柔靡无力。王禹偁此词即事即目，登览抒怀，寓情于景，格调深沉，雄浑有力，艺术上完全臻至成熟，在宋初小令中是别开生面的。具体地说，这首词在宋初词坛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在秾丽的氛围中以清丽取胜；在狭窄的词境中以开阔见长。过去，人们一般只注意了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其实，不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就艺术风格讲，这首词都很具特色，从柳永的《雪梅香》（“景萧索”）、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和姜夔的《点绛唇》（“燕雁无心”）等诸名作中，均可看出受王禹偁这首词影响的某种痕迹。因此，王禹偁这首《点绛唇》应当被视为掀开两宋词坛帷幕的重要词篇。王弈清称赞此词“清丽可爱”，并因此推崇王禹偁“岂止以诗擅名”（《历代词话》卷四转引）。王禹偁是开北宋词坛创作风气的重要作家。

　　二、潘阆潘阆（？──1009），字逍遥，或谓自号逍遥子，大名（今河北大名）人。早年在京师卖药为生，宋太宗至道元年（995）经宦官王继恩推荐，赐进士及第，授四门国子博士。继恩犯罪下狱，潘阆受牵连逃匿中条山。真宗后来释其罪，除滁州参军。晚年潘阆遨游大江南北，“放怀湖山，随意吟咏”（《咸淳临安志》卷六十五），过着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存《逍遥集》一卷。

　　潘阆为人浪漫，性格豪纵，不拘一格。他的诗也多浪漫色彩，有诗句云：“散曳醉僧来蹴鞠，乱拖游女上秋千。”狂篇醉吟，于此可见。存《酒泉子》10首，最享盛名，均为回忆杭州湖山胜景之作，所以又名《忆余杭》、《忆西湖》。据说苏轼曾亲书于玉堂屏风之上，石曼卿使画师为之绘图。其十咏钱塘江潮说：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这首词描写钱塘江潮水雄伟壮丽的景色与弄潮儿英勇善泅的无畏气概，激荡着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感情。首二句夸张潮水到来之前的气氛，用“满郭人争江上望”来描绘倾城出动、万人空巷的宏伟场面，为潮水的到来烘托环境，制造气氛，做好铺垫。后两句摹写潮水到来时的巨大声势和无穷威力。“来疑沧海尽成空”，是何等壮观！潮水奔腾澎湃，汹涌而至。这时，映入观潮者眼帘的是：万丈怒潮卷起无数冰峰雪壁，直向岸边扑来；又仿佛是把东海之水尽皆卷起，直向岸边抖落，一泻而光。这是写所见。“万面鼓声中”则是所闻，由于声速大大落后于光速，所以当人们眼见潮水奔腾跳跃而来之后才能听见那有如“万面鼓声”的轰然巨响。这气势再加上这巨响，不禁使人目夺神骇，心惊骨折。下片前两句写弄潮儿劈潮斩浪、英勇善泅的无畏气概。词人顺应观潮者目睹耳闻的自然进程，采取由远至近、由大及小的手法，逐次写来，终于把笔墨集中在挺立的“弄潮儿”身上。由于“弄潮儿”经过很好的训练，游泳的技艺十分高强，他们摸清了潮水的规律，所以，即使潮水汹涌，声势逼人，也休想把“弄潮儿”吞没。他们挺立潮头，如履平地，手中红旗招展。这磅礴的气势与宏伟的场面之中，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色彩鲜明，对比强烈。结尾写梦中的回忆与感受，又是潮水的巨大声势和无穷威力的继续和延伸，是全词主题的进一步深化。

　　钱塘江潮是世界著名三大涌潮之一。古代记录钱塘江潮的散文和歌咏钱塘江潮水的诗词为数甚多。白居易《忆江南》中就有“郡亭枕上看潮头”之句。柳永《望海潮》中“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写得很有气势。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也有“万人鼓嗓慑吴侬”与“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诸句。当然，上引诸诗词虽均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比较起来却不如潘阆此词笔墨集中而气势磅礴。这首词字句不多，词语有限，但却能大笔浓墨，挥洒淋漓，把钱塘江潮水写得有声有色，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之感。

　　这首词的主要特点是恰当地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艺术夸张运用得适当，不仅可以充分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而且还可以使读者深刻感受到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上册229页中说：“在这类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他自己和他的内心生活。”诗歌创作以夸张而著名的作品甚多，但是在词里，潘阆以前使用夸张手法特别出名的作品并不多见。这首《酒泉子》成功地使用了夸张手法，把潮水描绘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例如：“满郭人争江上望”是从气氛上进行夸张；“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是从气势、场面和声响诸方面来加以夸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是从“弄潮儿”的英雄气概方面加以夸张；“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是从潮水的影响与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方面来夸张的。而这一切都是写人，写“弄潮儿”与他自己，突出人定胜天的精神。由于有以上这一系列夸张手法的使用，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李白在自然山水诗中所使用的夸张手法。在北宋早期，小令当中，这首词是颇具浪漫特色的，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潘阆另一首《酒泉子》描写杭州西湖，艺术上也别饶韵致：

　　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

　　这首词是通过回忆的手法来写西湖美景的。回忆，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就是经过时间的冲刷和记忆的筛选，把过去所历所见中的无关紧要的细微末节冲刷并筛选掉了，而那些感人最深的事物，却因此显得更加清晰、集中，同时也更加突出了。诗人感受最深的东西，一般说来，只要艺术表现得好，读者也自然会受到感染。这首词集中描绘了四个画面：一是湖面上来往垂钓的小船；二是岛屿上的秋光；三是芦苇丛；四是成群的惊飞而起的白鸟。这后两个画面又是和笛声交织在一起的。全词有完整的构思，而不是画面的机械罗列。其中“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是串起全词的关键句，反映了作者对西湖的向往与爱恋。全词纯用白描，不饰彩绘，清幽而又淡远，是一幅淡墨勾勒的山水画。

　　潘阆虽然曾经一度出仕，但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相当一部分生活经历，使他的身份更加类似于一位处士或隐士。在日常生活中潘阆追求逍遥自在的境界，在文学创作中也处处体现他的随意、淡泊、超脱。流传的这一组《酒泉子》，是他的生活方式、态度、经历的一种表现。他善于去发现湖山景色之美，除上述二词外，还有：“僧房四面向湖开，轻棹去还来”、“白猿时见攀高树，长啸一声何处去”、“举头咫尺疑天汉，星斗分明在身畔”、“庙前江水怒为涛，千古恨犹高”等等。这样的词，与那些雕缋满眼、剪红刻翠的作品相比较，的确给人一种清新明快的感受，在宋初词坛上仿佛是吹进一股新鲜的晨风，情调是优美的，健康的，说明宋初令词创作，在意境上、题材上的扩大和演进。三、林逋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杭州市）人。少孤力学，恬淡好古，不慕荣华富贵。他曾在江淮一带漫游，后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足不到城市。转运使陈尧佐以其名闻，真宗诏赐粟帛，长吏随时劳问。他终身未婚娶，喜欢种梅养鹤，人们说他“梅妻鹤子”。死后，宋仁宗赠给他谥号为“和靖先生”。存《林和靖诗集》四卷，《补遗》一卷，《全宋词》辑录其词三首。他的诗清淡高远，以《山园小梅》之咏梅最为有名，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家喻户晓的名句。这首七律还被当作《瑞鹧鸪》词来传唱。林逋存词中也有一首咏梅词，名《霜天晓角》：

　　冰清霜洁，昨夜梅花发。甚处玉龙三弄，声摇动、枝头月。梦绝，金兽爇。晓寒兰烬灭。要卷珠帘清赏，且莫扫、阶前雪。

　　这是一首抒情词，侧重于写词人对梅花的赏爱。上片头两句用“冰清霜洁”形容梅花的品格。“冰清霜洁”四个字，现在看来已经有些俗滥不堪了，但在当时第一个用来形容梅花时，却是很有创造性的，因为这四个字形象地刻画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一特点。后三句写笛声，通过“玉龙三弄”写人对梅花的赏爱和赞美。“玉龙三弄”即“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梅花曲》、《玉妃引》等。传说此曲即根据晋桓伊笛曲改编而成，内容写傲雪的梅花。“玉龙”，是笛子的美称。全曲主调出现三次，故曰“三弄”。由于笛声嘹亮，连枝头的明月都被笛声打动，似乎要翩翩起舞了。下片写词人对梅花的情感，他珍视梅花的开放，从入夜直至天明，始终伴随着梅花，不肯稍离一步。为了欣赏银白世界里的梅花，拂晓以后，词人急不可耐地卷起珠帘，并叮嘱家人不要扫去阶前的积雪，而要这白雪与红梅相映成趣，构成一个“冰清霜洁”的琉璃世界。词写雪中的梅花，实际上歌咏的却是词人自己所怀有的那种梅花般高洁的品格。

　　林逋还有一首更加脍炙人口的《长相思》，流传甚广：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林逋终身未婚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经历过男女情爱，这首词体验之真切、构思之新颖，确实是有感而发。词写两情相悦的男女双方难舍难分的送别以及别后的刻骨相思。上片写行人坐船离去，一程又一程，两岸青青山色在迎接着离人，它们那里知道这对情人内心的离别之情呢？敦煌曲子词中有《浪淘沙》写别情说：“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此词的构思从中脱胎而出，却更加含蓄精练，气质文雅。下片写分别时刻终于来到了，两人再也忍不住咽下无数次的泪水。“罗带同心结未成”，写美满的爱情终于落了空。罗带，是丝织的带子；同心结，指罗带打成结，象征定情，结成婚姻。潮平，指潮水涨满，正待开船，暗示不得不从此分别。词以抒情为主，词中的山水在词里只起比兴与暗示作用，并不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对象。词中叠句的节奏、比兴手法的运用、构思的巧妙，都汲取了民歌的风韵。这样的作品，在格调上与中唐以来文人学习民间所填写的小令相近，而与“花间”香软作风异趣。白居易也有一首传播人口的《长相思》，词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两相对比，可以清楚看出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

　　四、寇准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巴东县。累迁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真宗时官至宰相。因鲠直敢言，个性张扬，多次触怒皇帝，外放为地方官。又因其出色的政治才干和对赵宋王朝的忠心耿耿而两次再度入相。似寇准如此三度入相的，在宋代只有几位颇得恩宠的大臣才享有此殊荣。天禧三年（1019）封莱国公，次年遭政敌丁谓等诬陷，被贬官到相州、安州、道州和雷州，天圣元年（1023）卒于贬所，仁宗时谥忠愍。寇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擅长处理中央政府繁剧的政务事务。景德初曾力劝真宗亲征以阻止契丹（辽国）的入侵。以后对付契丹的整个战争过程，以至签订“澶渊之盟”，都是在寇准的调度、领导之下完成的。所以，寇准遭贬谪后，当时京城民谣说：“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著有《寇莱公集》七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全宋词补辑》另从《诗渊》辑得一首。其中《阳关引》较有特色：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这是送别词，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意，但词人结合自身体验，将情景打并在一起，宛同己出。开篇把视线引向“故人”远去的边塞，并通过“渭水波声咽”从侧面加以烘托。中间改写王维诗语，错落起伏，跌宕有致。最后又用“共明月”一句，把相隔两地的真挚友情绾结在一起，构思较新颖，境界也较豪放开阔。词人以友人为思念的对象，情调凄悲但不哀艳，这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上是比较少见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九称此词“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就是因为送别思念的对象不同带来的词风转移。经寇准的改写，王维的诗歌以长短句的形式出现，更易于合拍歌唱。此外，这首词不作代言体，直抒胸臆，近似南唐风格。寇准另外一首《甘草子》叹息年光流逝说：“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也是直抒胸臆、率情自然之作。

　　五、钱惟演钱惟演（977-1034），字希圣，钱塘（今杭州市）人。为吴越王钱俶次子，随父归宋，授右屯卫将军。真宗召试学士院，改太仆少卿，命直秘阁，预修《册府元龟》，除知制诰。仁宗时官至枢密使。攀附垂帘的太后，仁宗亲政后遭贬，谪居汉东。卒谥文僖。著有《金坡遗事》、《玉堂逢辰录》等，《全宋词》录其词二首。钱惟演是“西昆体”的重要作家，在宋初诗坛上举足轻重，诗风趋于清丽。其词风与诗风相近，《木兰花》说：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

　　词人晚年情怀，衰颓困苦。钱惟演对仕途有浓厚的兴趣，一生以未为宰相而遗憾。他的阿谀奉上，其效果适得其反。太后听政时，钱惟演就因与太后攀亲备受舆论攻击，被赶出朝廷，仁宗亲政后更是屡受打击。难怪词人晚年心气不顺畅。这首词就是在这样心境之下的创作，是仕途挫折时内心困苦愁怨的抒发。春天来临之后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景色，都仿佛在搅乱词人的心绪、牵引出词人的愁怨。人生得意之际，面对明媚春光，意气风发，那是一种情景，词人当年在京城高官厚禄时也曾经领略过。相形之下，人生不得意之际的春色只能牵引出对往日的回忆与留恋，当然就增加了眼前的痛苦。情急之下，词人不禁无理地责问“绿杨芳草”何时了结，也就是说恼人春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去，这一问也就问出了内心愁苦的深度。下片解释愁苦的缘由。词人将一切的根源都推托到岁月的流逝、容颜的衰疲上。每次览镜，都要为此惊叹。剩下惟一的解脱方式就是频频高举“芳尊”，借酒消愁。然而，只恐“举杯浇愁愁更愁”。依据词人眼前的心境，这是可以推想而知的。于是，语尽意未尽，绵绵愁意溢于言外。词人虽写愁苦之意，但与五代十国词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词中没有那种绝望哀痛的没落感与沉重感，钱惟演只是平常叙述而来，毕竟词人生活在一个平和的年代。

　　六、范仲淹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二岁而孤，母亲改嫁朱氏，从其姓。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次年复范姓。仁宗朝以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带兵同拒西夏，保证了国家西北边疆的安宁。庆历三年（1043）又与韩琦同时被召回朝廷，拜枢密副使，改任参知政事。范仲淹因此提出过许多改革政治的措施，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变革。后迅即被守旧派排斥出朝廷，历任各地方官。卒于徐州，谥文正。有《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全宋词》录其词五首。

　　范仲淹是北宋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兼通文武，这在当时文人士大夫中极为罕见。尤其是范仲淹以名节自励，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一种新写照。他不辞艰险困苦，在西北边地抵御西夏入侵先后达四年之久，就是他这种“先忧后乐”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范仲淹就对边地生活有了亲身体验与真实感受，他治军也很有成效，当地民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段军旅生活，进入了他的长短句创作，留下了千古名篇《渔家傲》，词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中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和作者坚持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上片写边地风光，以边地的景象之荒凉烘托守边之艰辛。首句通过一个“异”字领起全篇，点出“塞下”地域性特征，为思乡怀归之情埋下伏笔。“衡阳雁去”是“塞下秋来”的客观现实，“无留意”也是北雁南飞的季节性自然规律，然而，词人却已经将守边将士思乡怀归的愁绪寄寓其中。雁归而人不得归，其情何以堪！在这些有着浓郁思乡情绪的将士们眼中，周围塞外之景色也就失去了宽广的气魄、欢愉的气氛，听到的是凄凉的边声四起，牧马悲吟；看到的是千山耸立，孤城紧闭，荒僻萧条之景象历历在目，画面上笼罩着一种旷远雄浑、苍凉悲壮的气氛。上片以写景为主，人物的主观情绪隐含其中。下片转而直接写将士厌战思归的心情。“浊酒一杯”，无法排遣思乡的愁苦；“燕然未勒”，归家更是遥遥无期。在白霜满地与“羌管悠悠”声中，将军与士兵都难以入眠，在边塞熬白黑发、滴尽思乡泪，却又不能抛开国事不顾。就是在这样的悲苦声中结束了全文。

　　范仲淹虽然守边颇见成效，然而，北宋长期“积弱”、“积贫”，不是一二个人能扭转如此大局，当时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北宋处于下风，只能保持守势。范仲淹守边的全部功绩都体现在“能够维持住守势”这样一个局面上，时而还有疲于奔命之感。这对有远大政治志向的范仲淹来说肯定是不能满足的，但又是十分无奈的。所以，体现在词中的格调就不会是昂扬慷慨的，与唐人边塞诗“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的豪迈气概与乐观精神迥然有别。在范仲淹以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写边塞生活。唐代韦应物的《调笑》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少真实的生活基础。所以，范仲淹这首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与爱国词的创作。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说：“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即欧阳修）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遗憾的是范仲淹的边塞词均已散佚，只剩下这一首。然而正是这首词却成为词史上的重要词篇，它继王禹偁《点绛唇》之后，把词的创作引向多方面反映现实生活这一广阔的道路，使酒宴歌席上传唱的曲词，有了强烈的抒情性、形象性和现实性，对词的题材与内容的开拓有着积极意义。

　　范仲淹的另外四首词，也非常有特色，姿态各异。与宋代其他士大夫一样，出入歌楼妓馆，偎红倚翠，也是范仲淹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方面。姚宽《西溪丛话》卷下载：“范文正守鄱阳，喜乐籍，未几召还，作诗寄后政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著成离恨，只托春风管领来。’到京，以绵胭脂寄其人，题诗云：‘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夫家。”这种经历，使范仲淹对男女的相思恋情有了十分深入细腻的体会，所以，他的两首写男女恋情相思的作品，也特别真挚动人。《苏幕遮》说：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词写旅次乡愁与儿女之情、相思之恨。上片写景。开篇“碧云天，黄叶地”上下辉映，写出了秋日的天高气爽，渲染了澄碧的秋色。以如此广袤无垠的天地作为秋思乡愁的背景在宋词中比较少见，宽大深远的境界中所烘托出来的情感也显得格外深沉浑厚。《西厢记》“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一段，明显地由此脱胎而来。秋色的渲染，已经融入了“悲秋”的情绪。秋色渗透了天地之间，那浩浩淼淼的秋水，带着无休无尽的秋意悠悠远去；秋江之上笼罩着一层翠色的“寒烟”，这是秋日特有的景象。词人由上而下、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写出一派俊爽空灵的境界。歇拍宕开一笔：登高视野所及，都是凄凄连绵的“无情芳草”，这“芳草”阻碍了行人的视线、阻挡了游子的归程，铺天盖地，蔓延无边。这句从李煜《清平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中化出，抒情更加含蓄化。下片言情。过片两句承上启下，言相思愁苦都是因为离乡背井所导致的。以下句句用映衬手法：“好梦留人睡”，则除酣梦之外，整日为相思别情所困扰；“明月楼高”，则以美好景色反衬眼下的孤寂，所以自我劝告“休独倚”；结尾推进一层，暗用“举杯浇愁愁更愁”诗意。词人从“酒”联想到“泪”，并通过“愁肠”将二者做巧妙转化，构思新颖别致。这种“相思泪”中，一位佳人的倩影呼之欲出。《西厢记》“长亭送别”之“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曲词，就是从这里再度化出。该词格调绵丽细密，通篇即景生情，融情入景，并以丰富的联想烘托离愁别况，有时化用前人诗句却不露痕迹，是宋人写别情的名篇。

　　范仲淹另一首《御街行》写相思别情也很著名，词说：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这首词写秋夜怀人。秋日里的落叶、银河、月光，构成一幅凄清、冷落、衰飒的画面，无不引起对千里之外的人儿的思念。“年年今夜”，从现在出发将相思时间推向无限；“人千里”，又将空间无限拓展。在如此巨大的时空阻隔中，注定相见无日，相思永远。下片，无论是醉中还是睡中，这种相思之情都无法摆脱。“酒未到，先成泪”，是词人经过多少次“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之后得出的铭心刻骨的经验。末尾三句秉笔直书，用平易浅近的口语诉说深婉曲折的恋情相思，具体而形象。李清照《一剪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明显受此词影响。

　　此外，范仲淹有《剔银灯》咏史，嘲笑三国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显然是在倾诉自己仕途一再遭受挫折的牢骚愤懑。有《定风波》抒怀，“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试图回到大自然中寻求抚慰。范仲淹存词数量虽然不多，视野却十分开阔，各类题材都可以入词，没有其他词人“诗言志词言情”的斤斤计较，是苏轼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先声。所以，不论就词境、词风的开创，还是就艺术表现而言，范仲淹在词史上均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介绍了北宋前期六位重要小令作家以后，可以对他们创作方面的大致共同点做一归纳。首先，这些词人的视野都比较开阔，多种题材都可以入词。其次，就沿袭发展而言，从直抒胸臆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多地接受了“南唐词人”的影响；从题材的活跃、语言风格的清丽平易来看，他们又接受了中唐文人词乃至敦煌词的影响，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再次，小令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情景交融形式，缅邈深婉的抒情风格，含蓄精练的表达方式，在这一时期都臻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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