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给父母洗脚不露脸照片:趣说孔子与《论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1:55:40
目 录
一、其人其学扬四海
1、孔子是什么人？
2、孔子处在什么样的时代？
3、孔子青少年的自学经历如何？
4、孔子成年时期深受影响的三件事是什么？
5、孔子流亡的经历是什么？
6、孔子的晚年是怎样渡过的？
7、孔子是如何被高推圣位的？
8、历代帝王是如何遵崇孔子的？
9、《论语》是一部怎么样的书？
10、《论语》是谁编纂的？
11、孔子与《论语》的魅力何在？
12、孔学是如何传到世界各地并产生巨大影响的？
13、孔子与《论语》传播有什么新动态？
14、孔学与儒学是什么关系？
15、“儒”是如何产生的？
16、什么样的思想与行为才符合“儒”的规范？
二、仁义道德圣贤经
17、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如何反映的？
18、孔子的教学内容是什么？
19、孔子对弟子的学习态度有什么要求？
20、孔子主张什么样的学习方法？
21、孔子教学方法有什么特点？
22、孔子主张什么样的学习目的？
23、孔子如何按学习态度划分人群？
24、孔子对青年人择友有何告诫？
25、孔子对青年人惜时有何告诫？
26、孔子对青年人尽孝道有何告诫？
27、孔子对青年人忠信有何告诫？
28、孔子对青年人修养要求是什么？
29、孔子对人生道德修养提出什么内容？
30、《论语》是否涉及爱情与婚姻？
31、如何理解《论语》中的“仁”？
32、如何从大的方面理解“仁”的内容？
33、如何从小的方面理解“仁”的内容？
34、如何理解杀身以成仁？
35、孔子如何践行仁德之举？
36、如何理解《论语》中的“义”？
37、如何理解《论语》中的“道”？
38、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德”？
39、孔子是如何教育弟子加强德行修养的？
40、孔子自身德行观如何？
41、如何理解《论语》中的“礼”？
42、如何理解《论语》中的“政”？
43、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士”？
44、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志”？
45、如何理解《论语》中的“智”？
三、教人处世存学问
46、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
47、如何理解《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的比较？
48、三纲五常是孔子的思想吗？
49、如何理解“学而优则仕”？
50、如何理解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51、如何理解君子三条导向的意义？
52、如何理解“文质彬彬”？
53、如何理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4、如何理解“小不忍则乱大谋”？
55、如何理解“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56、如何理解“君子三畏”？
57、孔子为什么喜欢行夏之时？
58、如何理解“不为酒困”？
59、如何理解“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60、如何欣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61、如何理解“君子不器”？
62、孔子如何观察与分析人物？
63、孔子赞扬了哪些人物？
64、孔子批评了哪些士大夫？
65、孔子批评了弟子们的哪些行为？
66、孔子的人才观有什么特点？
67、孔子是如何对待富贵的？
68、孔子是否相信鬼神？
69、孔子是否相信天命？
70、孔子是否主张对父母厚养？
71、孔子的丧葬观如何？
72、孔子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要求？
73、孔子轻视劳动吗？
74、孔子是否主张法治？
75、孔子为什么对诗与乐有浓厚的兴趣？
76、孔子对学习运用诗与乐方面有何见解？
77、《论语》中的《诗》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78、《诗》是如何编成的？
79、《诗》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80、《论语》中的《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81、《易》是如何形成的？
82、如何理解《易》中的“卜筮”？
83、《论语》中的《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84、我们学习《尚书》有什么价值？
四、师徒共铸华夏魂
85、孔子哭颜回是怎么回事？
86、子夏有什么优点？
87、如何看待子贡的精彩人生？
88、闵子骞的品行好在哪里？
89、冉有的从政才能为何受孔子器重？
90、如何看待宰予这个人？
91、“一日三省吾身”是谁的名言？
92、孔子为什么说子路是愚而肯学的人？
93、弟子们如何评价孔子？
94、隐士们如何评价孔子？
95、孔子如何评价自己？
96、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97、孔子的政治主张为什么行不通？
98、如何理解“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背景？
99、如何理解“批林批孔”的历史背景？
100、毛泽东对孔子与《论语》有哪些评说？
五、经典无声世代传
《论语》
作者：彭良武（仁化县政协主席）
本主题由 System 于 2011-6-9 05:00 撤销鉴定收藏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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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11:45 | 只看该作者
一、其人其学扬四海
1、孔子是什么人？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及著名代表。在中国封建社会被尊为“圣人”，其影响延续至今并传播到世界各地。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传说孔子父母婚后祷于当地的尼丘山而孕，孔子出生时顶如反宇，也象那中低周高的尼丘山，所以取名丘。儿子中，他排行第二，因此，字仲尼。字，是古人根据人名称的字义另起的名号，名与字统称名字。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即周王朝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其出生地是周朝诸侯鲁国（今山东）的昌平乡陬邑。孔子逝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2岁。
称孔子有两层意思：一是“古者，称师为子”，因此，孔子的学生尊称孔丘为孔子；二是古代对于普通男子的美称，类似现在称男子为先生，书中也称孔丘为夫子，当时大夫（官职）可称夫子，孔子曾任鲁国大夫。后来泛指老师为夫子。
说起孔子，人们脑海里会浮现出孔庙里或图画中的孔子形象。但孔子的形象到底如何？从有关典籍中可以看出，十八九岁的孔子身材魁梧。《荀子·非相》上记载：“仲尼长”，《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这一尺度当属周朝，周制一尺合今19.91厘米，折算下来，等于今天的191厘米。《庄子外物》上记载孔子的体型：“修上而趋下”，即上身长，胳膊长，下身短。孔子体格十分强壮，力大过人。王充《论衡·效力篇》上说：“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这与孔子从小习武，精通射、御之术有关。《吕氏春秋·慎大》上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据此可知，孔子决非文弱的书生。孔子的头部更有特点，头形中凹而四周高起，古书上称为“圩顶”。孔子有两颗像兔子的大门牙，露在外头，古书上称孔子的门牙是“骈齿”。而古书上载帝喾、周武王、南唐后主李煜都生有骈齿。于是，骈齿非但不雅观，反而成为圣人的一大特征相貌。现今所见的孔子图像、雕像中，不少作品里孔子是有骈齿的。
2、孔子处在什么样的时代？
孔子所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奴隶制国家周朝的末期，更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周王朝已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争权略地，所以，社会动荡，战乱不停。一些有作为的诸侯国君，积极改革政治，抛弃周王朝的奴隶礼教制度同时，变革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增加人口。如鲁宣公放弃了周朝的公田法，首创税亩法，实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这些诸侯国，已出现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萌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因而先后出现了几个称霸诸侯国的强国。首先是齐国称霸，维持周王朝礼仪。最后，由于秦国的改革最彻底，政治最稳定，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终于消灭了最后六个诸侯国并对周王朝取而代之，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帝国，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打下了基础。孔子就是在大动荡的年代里走过来的伟大人物。
3、孔子的青少年时期的自学经历如何？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贫且贱”。孔子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三岁时丧父，母亲把他从昌平乡下带到曲阜城里的阙里（一条小巷），靠缫蚕丝维持生活。孔母对孔子严格管教，时常背诵写在木简上和铜器上的文字（当时没发明纸张）。而这些文字内容大多是古时候的礼仪，文告，加上孔子时常在郊外看见鲁君设坛祭祀的活动，因此，对礼仪发生浓厚兴趣！时常与小朋友们一起演练，如生火炙祭肉、献爵、奠酒、跪揖、叩首、兴乐、读祭文，且神情俨然乐此不疲。因为乐是礼仪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所以孔子下功夫学乐器演奏技巧，孔母还帮他买了一只笙。
纵观孔子一生经历，因为家穷没正式入学从过师，他的知识主要靠自学。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孔子的求知欲更强烈了。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史记》说：“孔子要经”是指他随身带着书籍进行学习。当时读书人要想提高身价，首先要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在这些方面颇下了一番苦功，有较扎实的基本功，为后来从政、教育、流亡生活做好了准备。关于“六艺”有两种说法：一是《师说》里注“六艺”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经书。这六部经书，始于孔子“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二是《张衡传》中注“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学问和技能。礼，是礼节仪式；乐，是指弹奏技巧；射，是会射箭；御，是驾驶车马；书，是书写艺术（用刀在木、竹简上刻写）；数，是精于演算。无论哪种说法与内涵，这“六艺”都是古代读书人的必修课。
在母亲的安排下，孔子19岁时与亓官氏成婚，第二年生了个儿子。这时孔子在鲁国及周边的诸侯国已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鲁国的国君鲁昭公派人送来了贺礼，贺礼中有两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国君之赐，孔子深以为荣，因此给儿子取名鲤，字伯鱼。
4、孔子成年时期深受影响的三件事是什么？
当孔子20岁时谋得一职位：“委吏”，仓库管理员。孔子把出纳钱粮之事，算得准确清楚，要知道，那时还没纸张，是把数字刻在木简或竹片上。没有责任心与技巧是干不好的！因此，早起晚归是常事。第二年，孔子有了第二份职业：“乘田”，任管理牧场的小职务。所以说孔子是放牛养羊出身也有依据。孔子50岁前后有了第三份职业是担任鲁国的司空，主管建设工程的长官，算是高官了，继而任司寇，为主管刑法的官员。这些经历对孔子的思想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他的许多政治观、人生观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那期间，发生了几件有影响的大事。第一件事：孔子得到鲁国大夫孟厘子（孟僖）的关怀与推荐，并交待他的两个儿子懿子何忌、南宫敬叔向孔子学习礼仪，南宫敬叔又向鲁国国君推荐孔子去周朝国都学习礼仪。孔子在南宫敬叔陪伴下到了当时周朝的首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洛邑原是周王营建的控制东方的政治、文化中心，自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后，便成为东周王朝的统治中心。这里有大量的古代文物典籍，当时负责保管这些文献的是周朝的守藏史老聃——李耳（就是大家熟悉的博学多闻的老子，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档案馆长）。孔子拜访了老子，老子为孔子一行学习周礼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两人还进行了学术交流。离别时，老子无礼物相送而向孔子赠言，演义了“仁人者送人以言”的千古佳话。
孔子这次赴周朝首都考察，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周代许多文物典籍，从而使他对周代的文明更加神往。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到周礼，内心十分敬重老子。但并没有接受老子那种消极避世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老子比孔子年纪大，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也丰富得多，这次会见，对孔子一生极有益。这时孔子三十四岁，血气方刚，在求知与修身方面，积极热情，但不免急躁。在这方面，五十多岁的老子是他的老师，给孔子很多启发。而老子似乎缺少孔子那种入世的积极热情。孔子与老子两人的会见，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大事情。一方面，孔子入世，老子出世；孔子积极，老子消极；孔子重人事，老子重天命。另一方面，孔子是儒教的创始人之一及代表人物；老子则是道教的创始人（《道德经》之作者）。两教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显赫的地位。都曾有过政教合一的权威而成为国教，并对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的传播产生过影响。且其思想影响延续至今跨出国门，受到世人的瞩目，两教相互包容与互补，奠定了中国文化“和合”的基础。
第二件事：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盟，孔子在盟会上为鲁定公相礼。由于孔子的机智与外交才能，盟会上两次挫败齐国安排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阴谋。之后，两国按礼会盟，平等订约。齐景公敬畏孔子的能力，认为“孔子为政必霸”，于是归还了以往侵占鲁国的国土和城池。这件事，既提高了鲁国的国威，也提高了孔子的威望，更提高了孔子从政的信心。这是孔子从政以来最辉煌的时期。
第三件事：“堕三都”。夹谷会盟后，鲁定公更信任孔子，让孔子代行宰相职务。孔子立即兴改革之举，首选向掌握鲁国军政外交大权的“三桓”开刀，限制他们的权力。因为当时鲁国的大权落在“三桓”的手中，“三桓”就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庆父、叔牙、季友的后代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贵族。这三家贵族出现“三分公室”的局面，即鲁国的大权在这三家贵族手中。“堕三都”就是拆除三家在封地的城墙，取消国中之国。孔子此举的目的是要削弱“三桓”的私权，增强国君的权力。虽然有鲁定公的支持，但由于行动仓促，“三桓”与孔子派出的军队进行激战之后，夺回了鲁国军政与外交大权，“堕三都”行动告失败，孔子的相位名存实亡。此事成了孔子一生中的又一大转折。加上后来，齐国为了离间鲁定公与孔子的关系，齐国向鲁国献女乐八十人，文马三十驷进行精神侵略与贿赂。在当权者季桓子的要挟下，鲁定公抵不住诱惑，观看齐女歌舞，连续三天不主持政事，孔子大失所望，气急而出走，离开自己的祖国——鲁国，开始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这时孔子已五十六岁。
5、孔子流亡的经历是什么？
孔子出行的第一落脚地是卫国。因别人在卫灵公面前谗言挑拨，卫灵公对孔子失去信任，因此，居住十个月而离去。在去陈国的途中，有一个叫巨有的小诸侯国，孔子一行被当地人误为是坏人阳虎而围困了五天，到了缺粮断炊的困境。弟子们保卫着孔子，孔子仍谈笑风生，并带弟子们唱歌以鼓舞精神。围攻的人感到奇怪，待弄清真实情况后，就放了孔子一行人。孔子听从颜回的建议回到了卫国，这次来到卫国，得到贤达蘧伯玉的帮助，在其家安顿了孔子师生一行人。孔子仍得不到卫灵公的信任。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名声不好，她想借孔子的声誉挽回影响，用诡计骗得与孔子见面，并带孔子出车同游，招摇过市。此事，弟子子路很不高兴，向孔子提出质问。孔子觉得有口难辩，很受委屈，就指天发誓，是迫不得已才见南子的。关于孔子在卫国见南子之事，成为后人数落孔子道德的把柄。
孔子师生两次在卫国的时间达四年之久，终究没得到信任，加上孔子感到卫灵公是一个好色缺德之人，发出了“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慨，再次离开卫国。而后，孔子准备去晋国投奔赵鞅，在临近汾河时，听到赵鞅杀害了晋国两位贤大夫窦鸣犊和舜华的消息后，发出了“刳胎杀夭则麒麟不到郊”的感慨。于是转经曹国而到达宋国。在进入宋国门时，孔子看到一群人在凿一个大石椁，一打听才知道是为宋国的司马桓魋造石椁。已花了几年时间。孔子批评这种不惜财力的腐败行为，得罪了宋国掌管兵马的权臣桓魋。他就派人到孔子向弟子讲学的地方去干扰，把孔子师生常在大树下讨论的树砍伐掉，并想杀害孔子师生，于是孔子师生被迫急忙离开了宋国。
楚国的叶公，名诸梁，邀请过孔子。所以孔子安排弟子们到楚国去。走到陈国和蔡国交界处一个叫桑落镇的地方，发现吴楚两国正在交战，陈国也卷入，人民群众为避战乱早已逃亡，桑落镇已十屋九空，剩下些老人和残疾人。孔子师生被战乱困在桑落镇而得不到粮食，一连七天靠到地里采藜霍等野菜和野果充饥。但孔子仍天天读书讲课，带领弟子学习礼乐。这就是历史上孔子与弟子陈蔡受困的大事件。在这几天，孔子向弟子宣讲了许多励志的名言，如“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等等。这次吴楚之战因楚昭王病逝而班师结束战争。孔子仍去了楚国。在楚国，孔子师生一直滞留在由叶公管辖的负函一年之久，而得不到楚王的召见和重用。原来，楚惠王新立，年幼无知，在使用孔子及其弟子一事上无主见，左右一般大臣嫉才妒能，怕任用孔子师生后，自己失势而百般阻挠。
离开楚国的负函后，再次回到卫国的弟子高柴处安身。高柴是孔子居卫时收的弟子，现已做了卫国首都朝歌的司法官。这是孔子第三次到卫国。卫国新任国君辄与其父蒯聩争夺王位，因此，卫君辄请孔子在卫国从政辅国遭到孔子的拒绝，理由是卫国的“君臣”、“父子”关系“名不正”，必先正名才出来从政。
由于有孔子两高足高柴（子羔）及（子路）的辅助，卫国国君辄能容忍孔子，这次孔子在卫国一住三年。
流亡十四年后，孔子被鲁国新权贵季康子和弟子冉求接回鲁国，并在远离曲阜三十里地的地方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孔子回鲁国之前，其夫人亓官氏已逝世。孔子回到鲁国后，国君鲁哀公，大夫季康子只礼节性地见过孔子并问及从政之事，但没有真正使用孔子从政。加上这期间孔子的儿子孔鲤在五十岁去世，弟子子路在卫国的内乱中被剁成肉酱。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孔子无心问政，更无力从政，就把精力转移到整理古代典籍上来，开始了他人生最后的生活，但也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6、孔子的晚年是怎样渡过的？
孔子回到鲁国时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经过十多年的流亡生活，见到各诸侯国不守周礼，不承古仪，以强凌弱，相互攻伐与杀戮，对他提出的政治主张，各国都阳奉阴违，有的干脆拒绝，让他大失所望。经过反思与准备，孔子决定在有生之年做些更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整理古籍。于是，孔子闭门谢客，从古籍中选出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作为教科书。这六部经书后来被称为《六经》或“六艺”。孔子整理古籍的工作既保存了古代文化遗产，也为其学派——孔学的保存与发展准备了思想资源，是一件利已利人利国的大事。《六经》，在孔子之前已有这六部书，也曾列为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但那时还没加工整理，既庞杂又零乱，并且充满着“怪、力、乱、神”等荒诞迷信的内容。经过孔子之手后，排除了重巫、重祭的宗教鬼神文化的成份，注入了春秋时代人文主义的新精神，编订成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文化知识课本。经孔子整理的《六经》或“六艺”这一套教本，在中国古代的教学中，一直被使用了两千多年。这套教本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确定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是具有开创性的文化成果。有人说：“有孔子乃有中国文化”，这并非过誉之词。柳诒徵先生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中国无文化，自孔子以前之中国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之中国文化，赖孔子而开”（见《中国文化史》上册）。
孔子晚年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于其历史价值和对中化文化的贡献。
一是整理上古典籍，为传播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础。《书》（又叫《上书》、《尚书》），相传有几千篇，孔子册为百篇，上断于唐虞舜，下讫于秦缪。跨越夏、商、周三个上古朝代，为保存文字历史而立下功劳（具体内容待后专述）。
《诗》又称《诗经》。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史记·孔子世家》）《诗》的主要内容是用当时各国的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的生活习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数量多达三千余篇，孔子进行删除，最终整理成三百零五篇，一直流传至今。“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篇》）就是指编辑《诗经》的工作。
孔子在整理古籍的同时，还刻苦学习《易》（即《易经》）。由于勤于阅读，致使竹简的牛皮条断了多次。这就是“读《易》·韦编三绝”的典故。可见孔子读书用功之至。
孔子晚年另一件工作，就是以鲁国的历史为主，编写了《鲁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籍，后来列为儒家经典之一。
二是丰富了语言文字内容。《尚书》中的许多字、词保存了古义，是上古训诂的宝库。其语法特点也很独特，为后人研究上古汉字语言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诗经》后来也广为传诵，并在人们的论道说理时也常常引征为证。在诗乐分离后，《诗经》就成了中国语言的宝库，许多嘉言美词常用常新。
三是秉笔直书史实。孔子写《春秋》时坚持“笔则笔，削则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该写的一定写上去，不该写的就删削掉。“《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为后来各朝历代史官树立了榜样。有的史官不畏权贵而秉笔直书，其父被杀，儿子继续如实写，让无数权贵劣迹昭示于世人。这就是《春秋》这一史书的历史影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自觉地发扬了孔子事业的精神，编撰了自认为是第二部《春秋》的《史记》。尽管他在写作过程中遭受到“宫刑”（割去生殖器）的推残和耻辱，但他从“仲尼厄而作《春秋》”中看到榜样，忍冤衔辱，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
孔子晚年能做这些巨大的贡献，展示了他坚强的意志与崇高的人格，更展示了他广博的知识与学问。《六经》的内容上朔至夏、商、周三朝始祖，下述当朝重大事件，对于一个古稀老人，在体力不支，精神不济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文字工作量，可谓工程浩大，这其中的艰辛不难体会。我国古代文献典籍、尤其是代表二千余年前古文明的文献典籍《六经》直到今天还能保存并流传下来，这不能不归功于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文献整理家孔子。孔子被后世尊为“文圣”，除了他首创私学的伟大功绩之外，另一个伟大功绩就是他对《六经》的整理。
7、孔子是如何被高推圣位的？
孔子的学说是极重伦理道德的学说，孔子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提倡恭、宽、信、敏、惠，由孔子所创立的一系列伦理道德的观念成为一种准则，孔子的思想与学说同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已经血肉相连，构成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孔子被称为“圣人”，主要是历代对他的学说的肯定与尊崇。最初并不是由帝王或者统治者提倡起来的，而主要是由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先秦诸子的尊崇，后来又被历代文化伟人所尊崇而获得“文圣”的地位的。
孔子作为一个精神偶像，早已牢固地树立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水准和年龄层次的人们的心目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名著《史记》中专为孔子作传，并命名为《孔子世家》。“世家”是用来叙述贵族王侯历史的。孔子既非王，也非侯。当时也没被统治者所重视，是没有资格入“世家”的。司马迁却尊孔子为 “世家”，并称孔子为“至圣”，是文化伟人将孔子高推圣位的发端。
孔子的思想学说产生与流传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思想界最活跃时期之一，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的思想学说对先秦诸子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在百家争鸣中又自成一家，但都推崇孔子的思想学说。后来，到了孟子、荀子时代，他们奉孔子为圣人。孟子称孔子“大而化之谓之圣”（《孟子·尽心下》），并称孔子为“圣之时者”。荀子则称孔子是足以与九五和周公比德齐名的圣人。就连道家、墨家和法家，也无不尊孔子为圣人，如《庄子》是道家的著作，其中许多篇目中都有尊孔的话。墨子非儒者，也反对儒家的礼乐，《淮南子·要略》上称墨子也“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称《诗》、《书》，尚仁义，可见他也是上承孔子之教而来的。即使是儒家的反对派人物韩非，也称孔子为“圣人”，并说：“仲尼，天下圣人也”。可见，不只是孔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尊孔子为圣人，就是先秦诸子也同样尊孔子为圣人。
孔子被尊为“文圣”，在中国古代宗教、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均有反映。
佛教、道教在中国向来认同孔子为圣人。在中国宗教史上，外来的佛教与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争取中国民众的信服，也都先后自附于中国的儒家，尊孔子为第二圣人。佛、道、基督三教之间互相排斥，彼此视为异端邪说，而只有孔子在任何宗教中，皆居为第二位。中国的佛教徒与后来的基督教徒，各于其主之外，皆推尊孔子为“孔圣人”。巧的是，孔子的生活年代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生活年代相同，一个是没落贵族的后代，一个是王子出身，释迦牟尼被称为释迦族中的圣人。
孔子在史学上的圣人地位则始于西汉司马迁的推崇。司马迁认为孔子所修《春秋》是最成功的历史著作。司马迁之《史记》为后世史书之祖，但他自称是继承孔子作《春秋》之精神的。之后，班固则更进一步尊崇孔子，并以孔子之言，论定历史人物功过而著《汉书》。自此之后，历代史家在其史学著作中，无不以孔子之言为是非标准。
孔子在中国哲学、经学、玄学、理学诸领域中被推崇为圣人则始于西汉。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设，进一步确定了孔子在经学史上的圣人地位。这一地位到西晋时期得到巩固和发展。唐代韩愈是新儒学的先驱，他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并开创了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先河。从而将孔子的圣人崇拜揉入了“道统说”中去。到了宋、明两代，孔子已经成为一位真正从事教育的“至圣先师”，以后的明清两朝帝王都以“至圣先师”封孔子。
8、历代帝王是如何尊崇孔子的？
关于历代帝王尊崇孔子的种种政治措施，都是顺乎人心之所向。春秋时期任何一国的统治者并没有信用孔子，也没将孔子的政治主张作为治国的方针。而孔子死后，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尊严，往往借尊孔来维护统治利益。当然历代封建王朝中，也不泛某些明君贤相对孔子是真诚推崇。如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言传于后世。他们尊孔子，多少还能按照孔子思想治理国家，使得历史上的若干时期出现了国泰民安，经济富裕、文化繁荣的盛世。另一方面，因为孔子的思想学说中又有“忠君尊王”的一面，并为统治者长治久安设计了很多政治方案，这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东西及推崇孔子的真正目的所在。
孔子在世时，已有人称孔子为“圣人”，但孔子本人不接受“圣人”的称号。他说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篇》）。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鲁国国君——鲁哀公就在曲阜阙里，以孔子的故居，立以为庙，派人看守，并内藏孔子的衣冠、琴、书诸物，并命“岁时奉祀”，谥号为“至圣先师”。
历史上第一位光顾孔庙的皇帝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在做了西汉的开国皇帝之后，看到礼制儒学对他的皇位有好处，赶到曲阜“以大牢祀孔子”。这是历代帝王以最高规格之礼仪祭祀孔子的开始。在西汉的鼎盛时期已称孔子为“素王”，意即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可以说早在汉代，已为后来的历代王朝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奠定了格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动荡，但尊孔却是坚定不移的，孔庙仍不断得到整修。到隋唐时，孔子地位更加上升，隋朝开始兴科举选人才，隋文帝杨坚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唐高祖李渊赞孔子“道济生民”，唐太宗李世民尤提倡儒学，即位之初诏赞孔子“以大圣之道，天纵多能、王道借以载成，人伦资其教义”。第二年又升孔子为“先圣”，并令州县学皆建孔子庙，此为州县立孔庙之始。李世民治国颇得益于孔子倡导的“德治”，在他治理国家时，全国监狱只有罪犯五十人，被处死刑的只有四人。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立国当年即拜谒国子监孔子庙。建立横跨欧亚两洲的元朝多次修建孔庙，元成宗铁穆耳即位时诏示天下：“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有家者所当崇奉”。元武宗即位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宣王”。“大成”原是古代奏乐的用语，古乐一变为一成，九变而乐终，至九成完毕，称为大成。后来引申为集中前人的主张、学说等形成的完整体系。孟子最先用大成赞孔子，他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明太祖朱元璋即皇位后，第二年下诏以大牢之礼仪祭先师孔子于孔庙，后来还颁大成乐于天下，郡县祀孔子于是用乐。清朝是尊孔最急、祭孔活动最多的一朝。顺治二年，世祖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圣祖康熙亲自到曲阜祭祀，行九叩礼，亲题“万世师表”匾悬于大成殿，此为大成殿悬匾额之始。从此，“万世师表”四字悬于各地孔庙。后来，乾隆皇帝八次过曲阜都在孔庙、孔林祭祀孔子。
封建社会封圣是很少有的事，而谥号中称“文”实属难事。独孔子被封“至圣文宣”拥有圣与文二谥号更是希罕之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已无以复加。据记载，称文的有以下几种特殊条件：一是经天纬地；二是道德博闻；三是勤学好问；四是慈惠爱民；五是憨民惠礼；六是赐民爵位等六种。如清朝曾称曾国藩为“曾文正公”就是这个“文”。
帝王派官致祭始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代代沿袭，总计有一百九十六次之多，都为孔子的封谥选择了最高赞誉的字、词。其祭文也丝毫不掩盖其宗旨：“尚资神化，祚我皇元”，“阐我皇风，四海永清”。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
两千多年来，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包括对他的膜拜和不敬，人们写下的文章，已经很难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了。关于评价问题，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运气较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9、《论语》是一部怎么样的书？
顾名思义，《论语》是孔子的论和语。“论”就是议论，“语”就是告知，使人有所觉悟。因此，它具有学术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性质。《论语》主要内容是记言，其中也有少量内容是记事。《论语》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及其他人的提问所作的回答记录。有一部分没问，就记下孔子的言论，有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话，也有部分是孔子弟子回答别人问话的言论。全书涉及“问”内容约86处之多。主要涉及问仁、问义、问礼、问道、问政、问孝、问君子、问德、问智等内容。
《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其文字特点是短小精悍，“高论无穷如锯屑，小诗有味似联珠”。文字记载虽然简扼，但简而有趣，简而有味。其趣味是含蓄的、隽永的，耐人寻思的，因而，《论语》成书以来的二千多年畅销不衰，并流传到全世界。透过《论语》的简单记载，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志行就呈现在我们眼前，历史证明：《论语》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最成功的言论书。
《论语》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仁义道德。这也是孔子思想与学说的核心，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内容。书中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仁、义、道、德，从个人的思想修养、为人处世到国家社会治理，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还有历史上重大事件和对人物的评论。孔子一生提倡仁恕，开科授徒，周行列国，他和弟子们各人发扬自己的长处，随时随地提出问题和研讨问题，所以《论语》的内容广泛，思想博大精深。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要说明的是，今本《论语》二十篇记载不是孔子言论的全部内容。最早的《论语》达数十百篇之多，这在《孟子》书中可找到证据，《孟子》引用孔子言语有四十多条，而见于今本《论语》的不过十数条而已。还有《荀子》所引孔子言语也不见于今本《论语》，可见，今本《论语》二十篇，实属当时弟子所记载的一部分。
《论语》总共二十篇，近五百章，约一万二千七百多字。每篇的标题取各篇第一章头两个字。孔子与《论语》的关系，就象人的身体与影子的关系，影随身而立。人们一提到孔子就联想到《论语》，一接触到《论语》就看到孔子的身影。因此，孔子与《论语》、《论语》与孔子二者身价同金，煌煌生辉。《论语》一书虽有糟粕的东西，但精彩的思想是主要的。我们汲取的是其精华与智慧。这也正是《论语》二千多年来历久不衰的缘故及其魅力所在。
10、《论语》是谁编纂的？
《论语》的编纂是在孔子殁后进行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称《论语》。其记录者和编集者，究竟是孔子哪些弟子，却不易确指。有经典释文引用名家意见：论语乃仲弓、子夏、子游等所编撰。当然，《论语》中有他们三人的记录，他们三位也可能参加编撰工作，但如果必说是他们撰定的，又不足信。有研究成果认为，《论语》的成书大约在战国时期，传到汉代初年时，有三种不同的本子，这就是《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齐论语》比《鲁论语》多出“向王”、“知道”两篇而为二十二篇。《古文论语》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在曲阜孔子旧宅的壁中发现的，但没有流传。到西汉末年，汉成帝时的丞相张禹（封安昌侯）以治《论证》出名，他以《鲁论语》为基础，把《鲁论语》与《齐论语》融合为一，称《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作《论语注》而成为后世的流传本。后人为《论语》作注释的极多，但主要的有南宋的朱熹及之后的十多位代表人物。
11、孔子与《论语》的魅力何在？
从孔子诞生至今已二千五百多年，孔子及其学说历尽沧桑。由于社会政治条件不同，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毁誉褒贬也极不相同。大家所知道的《论语》经历了焚书坑儒的劫难；在“五·四”运动期间，“孔家店”遭到声讨；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反复批判孔子及《论语》。但是，历史上每经受一次大冲击，孔子及其学说的传播与影响就扩大一次，这几乎成了定律。一般说来，当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时候，孔子及其学说往往备受推崇和赞扬，而当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或面临重大变革的时候，孔子及其学说往往遭受猛烈的抨击和诋毁。
“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如今我国正逢历史上少有的治世时期，真正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孔子及其学说又一次得到推崇和弘扬。其原因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与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秩序不利，所以，孔子与《论语》的命运与每个时代的治与乱息息相关。治世尊孔，每当此时，孔子及其学说被放在应有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崇拜。特别是《论语》中的许多语录被广泛引用，上至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下到小学生的习作，还有一些来华的外国国家元首发表演讲时，都能引用孔子的话来增加说服力和感染力。现在，《论语》一书在国内国外广泛流传。《论语》是国内图书发行中版本最多的图书之一。在国外，首推邻国日本和韩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书店里，关于孔子与《论语》的书琳琅满目。在欧洲，《论语》被译成《孔子语录集》与《圣经》等书同等身份。除了传统的形式外，近年又多了一个互联网宣传形式，各种关于孔子与《论语》的网站大行其道，有中国的，还有外国的，内容已涉及457000条目，其文章数量之多完全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此外，被制作成电影与电视连续剧，通过现代音像技术塑造孔子的形象，还有连环画，把孔子与《论语》用漫画的形式生动地刻划出来……总之，对孔子与《论语》的宣传形式成了文艺创作和出版图书的不竭源泉。
“高论无穷如锯屑，小诗有味似联珠”。《论语》短小精悍的文字让人喜爱，深隧的思想内容和哲理使人明智，是一本永远有销路的书。我们阅读《论语》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孔子从二千五百多年前走到现在，并走到我们中间来，也走到外国人身边。孔子与《论语》的存在，不论你喜不喜欢，高不高兴，一直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产生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就是历史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还将延续下去。2004年9月26日，孔子家乡曲阜举办了隆重的“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宣布设立“孔子奖”。这是首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国际最高级别的奖项，主要奖励世界上在教育、文化、哲学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总统、部长和专家。该奖项每年一届，每届突出一个主题。因此，孔子与《论语》既是古代的，又是现代的，还是将来的，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历史文化之树，是使得我们引为自豪的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
12、孔学是如何传到世界各地并产生巨大影响的？
1989年10月，在儒学发源地中国首都北京和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举行孔子诞辰254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五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学者，共聚一堂，纪念这位已经逝世两千多年的思想家。可见，孔子的思想与学说对世界文明史及其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曾有人将《论语》比作西方的《圣经》，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所编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中，编入了中国的孔子、毛泽东、孟子、老子、秦始皇、成吉思汗、隋文帝、蔡伦，把孔子排在马克思及这些著名人物的前面，并高度评价：“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概括了中国人的基本思想，成为独创一套信仰体系的鼻祖。他的哲学根基于人生道德和用道德典范来教育人、管理人的政治观念，贯穿于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长达两千年之久，对世界上许多人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重视人生道德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以研究《论语》著称的美国克里尔教授与日本的和 哲郎博士把孔子称为永恒的“人类导师”。孔子的思想与学说是一笔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为全人类共享。
（1）孔学在朝鲜的影响。
孔子在世界上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早在汉唐时期，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孔子就越出国界，公元前三世纪，孔子思想与学说几乎与汉字同时传入了朝鲜半岛。到公元285年又由朝鲜宫廷向日本王子献上《论语》与《千字文》。朝鲜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以儒教为唯一正统思想，孔子被称为“素王”。在韩国，至今保存着专门从事祭孔、传授儒学礼仪的活动场所——乡校，这其实就是中国的文庙。有的乡校庙堂里供奉着大、中、小牌位199个，其中181个全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儒牌位，而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及孟子被奉为五圣。在韩国，每到中小学生的寒暑假，各地乡校都会举办“忠孝教育”讲座，向学生宣传“忠孝、礼”等传统伦理道德，如今韩国是亚洲最讲孝道的国家之一。
（2）孔学在日本的影响。
孔子思想与学说传入日本后，为日本朝野所接受，到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儒学，当时日本国内每年春秋两季开展祭孔活动。如今，日本仍是海外儒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1983年1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说：“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日本民众的精神素质形成确与中国孔子精神有密切关系，日本至今仍有247座孔庙分布在全国各地，一年四季香火不断，祭乐长鸣。日本一些学者对孔子和《论语》崇拜到五体投地的程度。日本人研究孔子和《论语》比中国人还精到，他们认为孔子的思想与学说至今没有过时，因此，在日本的书店里摆着许多研究《论语》的书籍。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七十岁才读《论语》，并为之倾倒，他认为《论语》是孔子对乱世发出的呼喊和主张，八十岁创作小说《孔子》一书，并先后六次到中国河南省考察孔子与弟子流浪被困的地方。其精神之诚，其行为之至，让人敬佩万分。日本人大多都认为他们国家的发展是因为受到中国儒学的影响。日本著名汉学家阿部吉雄先生认为：“孕育日本古文化的摇篮是孔子儒教，而儒教为培养伦理政治之基础，也是保持日本秩序之根源。”
（3）孔学在欧洲的影响。
孔子学说传入欧洲，主要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译作著述和宣传有关。1687年由意大利人利玛窦等翻译的拉丁文的《四书》、《五经》在巴黎出版。这是孔子思想学说正式传入西方的时间。当时由殷铎泽等合编的《中国之哲人孔子》一书，对欧洲文化界影响很大。书中有《孔子传》和孔子画像，在孔子画像上还题写“国学仲尼，天下先师”。此书为最初全部翻译《四书》及详细作《孔子传》之始，从此欧洲学者始尊孔子为天下先师。欧洲人的心目中从此将中国、孔子、政治道德三者合而为一。意大利学者利奥纳格兰乔蒂说：“当1687年出现了《中国的儒家哲学》后，欧洲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颂扬达到了最高峰。”
（4）孔学在美国的影响。
在美国，孔子思想与学说传入约比欧洲国家晚两个世纪。1848年，卫立畏发表的《中国总论》说：“孔子的著作同希腊和罗马哲人的训言相比，它总旨趣是良好的，在应用它所处的社会和它优越的实用性质，则超过了西方哲人，……四书五经的实质与其他著作相比，不仅在文学上兴味隽永，文字上引人入胜，而且还对千百万人的思想施加了无可比拟的影响。由此看来，这些书所造成的势力，除了《圣经》外，是任何别的书都无法与之匹敌的。”美国学者艾默生在1843年得了中国的《四书》译本，读后对中国文化及孔子十分仰慕，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是全世界各族的光荣”，“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孔子的研究有了新进展。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美国学术界对孔子思想及学说的研究形成了热点，对孔子评价越来越高，有的学者还主张用孔子的伦理思想来维护世界和平，并从孔子的思想与学说中寻找解决国际争端的智慧。目前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30余所大学设有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而儒学与孔子又是研究的内容。1982年为庆祝孔子诞辰2533周年，美国各界人士于8月27日在旧金山金门公园举行祭孔大典。由孔子77代孙孔德成主祭，美国总统里根还派代表在祭孔大典上宣读了他的贺词。为了纪念孔子，美国加利福尼亚洲议会在新世纪通过决议，将每年的9月28日定为“孔子日”。美国的孔子信徒在纽约还建有孔子公园，内有孔子铜像。美国在1985年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列出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中，孔子居首位。
（5）孔学在东南亚一带的影响。
在港澳台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他们以华裔为主，崇尚中华文化与传统道德，特别推崇孔子的思想学说与情操。在商界的人士按儒家的“仁、义、理、智、信”去经营商业并经营人生历程，为富而仁，讲求诚信，不欺不诈，发扬妇孺无欺的商业道德传统，受到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有的人经过终身不懈的努力，或富贾一方，或成为某行业的领头人，他们把大部分财富回报社会，有的还回中国投资办实业，或回乡办学办医院。人们给这种人士一个雅号——新儒商。
可见，孔子的思想与学说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既是历史的，又是新时代的。
13、孔子与《论语》传播有什么新动态？
宋朝开国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对《论语》的高度评价。《论语》在传播传统文化道德、引导人们向善行义和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确有其独特的作用，学习《论语》不是在篇章上下功夫，着重的是去实行，一个字也可以做一辈子，几百章书是“一以贯之”的所以缺这了半部也不要紧。
现在，人们深感道德缺失问题的严重性，呼吁重塑道德新风尚，一些有识之士建议在青少年中开展诵读中华文化经典，恢复与开放古代地方学宫（孔子庙）让孔子与《论语》重新传播开来，使传统的文化道德与现代文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003年7月，由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全国组委会选定的10所中华文化经典诵读示范学校在京授牌。北京市宣武区北线阁小学等全国10所学校成为首批示范学校。中华文化经典诵读的内容首选《论语》，其次是《大学》、《老子》等经典古文篇章，通过对经典篇章的反复吟诵，提高少年儿童的文化底蕴和道德修养，它会对孩子一生性格和道德养成产生促进作用。有资料称当年全国已经有100万孩子加入读经的行列。
近年，广东实施建设文化大省的举措之一是发掘和利用广东的人文历史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中包括了孔子及《论语》在内。如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前身是明清时代赫赫有名的岭南“第一学府”番禺学宫（孔子庙），2003年6月，恢复学宫部分建筑和设施后，举行了“孔子生平与儒学展”。2004年3月，在学宫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童开笔仪式。开笔是中国传统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而举办的一种仪式，俗称“破蒙”。过去开笔礼是人生的首次大礼，主要由拜、授、教、赠4部分组成，即学童敬拜孔子像，启蒙老师讲授人生最基本的道理、教读书、执笔和写字并向学童赠送纪念品。老先生还用朱砂为开笔学童“开智”，并教他们要尊师重教，孝顺父母。在此之前的2003年8月，新会在目前广东规模最大的，有1000多年历史的新会学宫（孔子庙）大成殿举行首届“新会学宫开笔礼”仪式，让即将入学的儿童接受传统文化美德教育。广东的梅州城也将孔子庙修缮一新，作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得到群众的支持。
1995年由山东曲阜、首都北京、浙江衢州等地的孔庙率先发起，成立了以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孔庙以及儒家纪念建筑，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的中国孔庙保护协会。全世界孔庙多达2000余座，国内约1600余座，广东35座，目前保存较好的约300余座，分属于各级文化保护单位，形成了一个独具文化特色的孔庙群体。这一群体满载着孔子和儒学的信息，走进了二十一世纪，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孔庙文化。2004年10月14至15日，广东德庆县举办了第九届中国孔庙保护协会年会、孔子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旅游文化节，这是自1995年中国孔庙保护协会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年会，也是德庆县代表广东省首次承办的大型国际性盛会。
2001年9月，一尊高3.3米，重1吨的孔子青铜像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落成。高校校园内竖孔子铜像，在北京尚属首次，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象征，其思想既是历史的，又是跨时代的，这些说明孔子与《论语》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刮复古之风，而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必然选择，取古圣贤的思想精华溶入现代文明中，其作用应是不可估量的。
14、孔学与儒学是什么关系？
人们一谈到“儒”、“儒学”、“儒家”、“儒教”就联想到孔子，把“儒学”等同“孔学”。其实，孔学与儒学是两个概念，二者有联系，但有很大的区别。
孔学，是孔子思想学说的简称。是指孔子本人的思想学说以及后人真正继承孔子思想学说的学问。孔学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孔子学说亦即孔子思想；二是孔学的载体，就是孔子传授“六经”，以及七十二优秀弟子后学记述孔子思想言行的其他多种文献资料。其中《论语》是孔学最主要的载体之一。
儒学，是儒家学说的简称。其特征是学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道德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以道为高，自成一家而被后人称儒家学说。因为儒家学说是以孔学为基础，“宗师仲尼”以“六经”为法的学问。而“六经”与孔子有关，“六经”都由孔子编纂而溶入了孔子的思想。但儒家学派人数众多，思想驳杂不纯，往往打着孔子的旗号，构建自己的学说。因为他们尊崇孔子，标榜“六经”，所以他们被称为儒家，他们的学问被称为儒学。
15、“儒”是如何产生的？
“儒”这一名称的最早记载见于《论语·雍也》，孔子告诉他的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见，儒名之起源应远在孔子之前。《说文解字》中经典性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术士之称”，即当时社会上与巫、史、祝、卜有关的人士。是孔子前后时代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有知识和技能，因此，社会的上层和下层有他们的活动余地。这些人的施职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助人君顺阴阳教化，就是帮助国君和国家举行大型的祭祀等礼仪活动，因而称为“君子儒”。另一类是为民间的礼仪活动诸如丧葬之类的吹打揖让之事的贱民阶层，称为“小人儒”。孔子青年时就从事过这类“小人儒”活动。他说自己“丧不敢不勉”（《子罕篇》）。意思是人家死人，他就去给人办葬礼，当吹鼓手。孔子较熟悉丧葬礼仪，并为人家操办这类事情。《论语》中记载说孔子：“乡有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傩（挪）是一种赶鬼的仪式，孔子也参加。这些“小人儒”活动让孔子感概，后来他告诫弟子们要努力学习知识，掌握技能，为提升自己、为推行礼仪制度创造条件和寻找进身上层社会的机会，去争取做“君子儒”之类的大事。
可见当时的“儒”是一种职业形成的群体，后来才发展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自成一家。
16、什么样的思想与行为才符合“儒”的规范？
孔子的回答与解释具有权威性。孔子在回答鲁哀公“敢问儒行”的问题时，从十五个方面向鲁哀公阐述了能体现“儒行”学识、道德、思想、行为及日常生活作风的内容，这是孔子在晚年对什么是“儒”所作的更具体的论说。其中心思想是强调“儒者”或“儒家”自强自立、凭学识与道德安身立命，并以自己的风范去促进和影响社会形成良好的风尚，从而维系社会进步与安稳。这十五个方面的内容概括讲有如下重点：（一）在学识方面：“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二）在道德修养方面：“儒有澡身浴德”，“怀忠信以待举”，“言必诚信，行必中正”，“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三）在为人处世方面：“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慎静尚宽，砥砺廉隅。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四）在人格方面：“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儒有委之以货财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慑”。（五）在价值取向方面：“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而多文以为富”。“……见利不亏义，见死不更其守”。（六）在对待名利方面：“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引自《孔子家语·儒行解》）。孔子所说的这些“儒行”就是“君子儒”的品行与操守，代表了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或说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所在。
由于孔子从事过“小人儒”的经历及整理“六经”的事实，后人就把孔子看成是儒学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再到后来，就把孔子的思想学说与儒学等同起来，这些都是极大的误解。虽然孔学是儒学的基础，但在孔子死后不久，儒家学派就分裂成多个派别（见《韩非子·显学篇》）。对后世影响大的是孟子和子思学派，孔子思想及学说在孟子和子思那里是被继承了的，没有太大的走样。孟子师承子思或子思弟子之门人，而子思又是师承孔学祖师爷孔子（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对孔学的发挥有巨大的贡献，他是自古迄今最了解孔子的人，他对孔子学说把握得最准确、最透彻，后世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因此，孟子被后人称为“亚圣”，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仅次于孔子的又一位圣人。后来，把二者的思想与学说称为“孔孟之道”。这一称呼虽有讽刺与贬意之嫌，但仍反映出二者其思想与学说一致性达到了极至！《孟子》一书也成为儒家学说经典之一。子思所著《中庸》一书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之作。
后来，荀子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把儒家诸子与孔子区分得十分清楚：推崇孔子和子弓者是“大儒”，较好的是有雅德的“雅儒”，对不能通变者斥为“俗儒”，对抱残守缺者称为“陋儒”、“腐儒”、“庸儒”、“小儒”、“贱儒”等。这样区分，是因为儒家学派中有些人论人品和思想学说偏离孔子很远，这些人只是利用孔子的概念、范畴、命题作文章，同时从“六经”中找根据，借以发挥自己的东西，而孔学被掩盖被扭曲了。到了宋、元两朝之后，孔学实际上已被理学取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的必读“经书”，科举考试以朱熹的注文为立论根据。相比之下“四书”的本文并不重要更不必说“六经”了。
总之，儒学源于中国，儒学与孔学有密切的联系，孔子对儒学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随儒家学说而演变的儒家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发展到今天已不是一国之学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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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11:48 | 只看该作者
二、仁义道德圣贤经
17、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如何反映的？
孔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程度是指他的教育思想的重大影响。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孔子是历史上自学成才的光辉典范，又是我国最早创办私学的开山之祖和从事简化而有效的平民教育的先驱；其二，《论语》及他所整理的典籍成为影响封建社会，特别是科举制中的金科玉律，影响长达2300年的历史。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与分析，孔子的教育思想包括全民教育、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的思想及用正确的思想舆论引导人等；教学内容主要是“六艺”；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联系实际，身体力行。
“有教无类”（《卫灵公篇》）。这一名言是举世公认的教育原则，包含着孔子伟大的博爱思想。孔子提出的这一教育思想原则，打破了夏、商、周二千多年以来“学在官府”的等级教育制度。主张受教育者不受财富多寡、不论身份贵贱、不分年龄大小、不分男女性别、不分民族与宗教信仰的限制，都可以受教育，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力。
“有教无类”这四个字对于孔子的人生经历和教育思想有承前启后的功用。既是孔子对自己青少年时代自学的经验总结，又是孔子对社会教育观念和实践的创新。孔子出生贫苦，三岁丧父，靠母亲教他识字，靠他自己常去观看官方的祭祀典礼活动，受启发而学礼、学乐、学御、学射、学书、学数。有了这些技术专长后，他就从当吹鼓手开始立足社会，后来又做管谷物和牛羊的计帐工作，直到在鲁国上层任职。他亲身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学习的重要性，所以弃官之后，他仍坚持办教育，并首开我国古代私人办学的先例。这说明孔子有着好古守旧与开拓创新二重性格。后来，教育活动成为孔子终生职业，无论从政做官，或是在外流亡，他都把招徒授业作为自己的职责承担起来。对于孔子从事教育的执着追求，当时有人赞叹：“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篇》）。史书上记载孔子弟子达三千多人，而且出类拔萃者达七十多人，为各国输送了一批如子夏等优秀从政人才，这不能不说是孔子了不起的贡献。
孔子的教育思想，还体现在通过办教育去引导人群厌恶向善，教人以道德立身。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因此，仁义道德观贯穿孔子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全过程。他对弟子说：“克已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克己复礼”这句话是孔子引用古籍记载的。孔子根据不同对象反复贯输这一思想，对当朝国君和大夫，则希望他们“克己”，克制贪欲，放弃用武力去拓疆略地，希望维护周王朝的分封局面和礼制制度。孔子要求弟子们把“克己复礼”作为个人修养，要把它贯彻到所有的视听和言行中去，从心理到行为都不能忽视。这同今天教育青少年学生远离毒品、不读黄色书刊，不看黄色影视作品的要求，道理是相同的。只是孔子那个时代与今天所要求的和提倡的道德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18、孔子的教学内容是什么？
“六艺”是指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六艺”既是当时文化品位很高的技能，又是上层人士交际的工具和内容与形式。所以，孔子教学内容以“六艺”为主。孔子特别强调弟子们尽心学习，刻苦掌握，他自己在这些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史记·孔子世家》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孔子要求弟子学习的重点内容之一是诗。因为当时诗与乐，乐与礼有密切的关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篇》）。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篇》）。在孔子看来，青少年时期不学诗，将来没法把话说好，不会表达思想感情；不学礼，就难立身处世。当然，学诗学礼的作用和意义远不止于此。他还引导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篇》）。孔子关于学诗的话很精彩，意思是说：小子们为什么不学诗！诗，可以抒发情怀，振奋精神；可观察盛衰；可以学得和人相处的道理；可以学得疾恶除邪的态度。近可以学着服侍父母，远可以学着服务君上，又可以认识许多鸟兽草木的名字。他还具体要求孔鲤学习《诗》中的《周南》、《召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篇》）。用比喻说明一个人知识不渊博，文学修养不到最高的境界，等于正面对着墙壁而立，墙外什么也看不见，背后有什么更不能判断，成了文盲和白痴了。当时，孔子特别提倡学诗，是为了引导弟子拓宽知识面，从而成为一个“君子”式的人才。
诗歌创作与艺术传播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历史上的唐诗宋词是诗歌创作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留下许多千古绝唱之篇。2002年全国高考作文写作体裁开始放开，有考生开始写诗歌答作文题。其中四川师大附中的毛敏同学的诗歌作文《选择》得了满分。这预示着诗歌创作在我国有一个新的飞跃，也说明我国诗歌创作与艺术厚重的沉淀正萌发新的生命力，这一消息可让孔子在九泉之下又一次陶醉三个月。
孔子教学的另两项内容是礼与乐。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礼是一个特定的从政条件。礼的作用主要在于：一是规定了上自天子、国君，下自平民应尽的职责；二是用于规范人的行为，如今天的公民道德规范格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身别于禽兽”，做到修身践言，礼尚往来。“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好礼，则志不慑”（《四书五经礼记》430页）。礼的作用延伸为政治制度，成为当时管理国家政务的程序、制度等，特别是国家举行的祭祀活动中的礼仪形式和内容都有具体的规定和讲究。
在当时推崇礼仪治国的时代，礼乐互为条件以配合政教，《礼记》中“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把音乐中的五个音阶与人的社会活动相类比。又提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567页）。把礼乐的协调和合喻为天地等自然规律的相协调，进而引伸到治国治民相协调。这样社会才能安祥。这在现在看起来是夸大了礼乐在当时政治制度中的作用，但毕竟是历史事实。孔子下功夫学习过音乐，精于弹琴，把音乐的原理和作用上升到政教的高度，是老先生所津津乐道的事。他认为“仁近于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礼乐表示等级与秩序的和谐，一个不仁的人就会破坏这种和谐，也就不会懂得如何行礼与作乐。乐是有教化作用的，可以陶冶情操，使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篇》。说他在齐国听了韶乐，一连学习三个月，吃饭连肉味都觉不出了。感慨地说：真没想到音乐的教化作用会使人到这个境界。孔子的日常生活没有离开音乐，即使在受困断粮的绝境，他仍弹琴放歌，一则抒怀，一则安稳大家的情绪，共度难关，也确是收到这些效果，难怪孔子如此重视乐的教学内容。
关于射：当然指射箭。孔子的父亲是武士出身，受家庭与社会环境影响，孔子自己也学会了射箭。当时，每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赛射”。赛射分军中武射和演习礼乐的礼射两类，祭祀活动赛射为礼射，其要求是“射不主皮”。即射中靶心，但不穿破皮侯。这种礼射竞技难度更大。孔子青年时非常重视参加这一竞技活动，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八佾篇》），并常取得好名次。
为什么孔子生活时代重视射技呢？一是当时赛射是一项礼仪内容，“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上层人士都重视和参与这一竞技礼仪活动。二是射技高超者可有更多机遇参加国家的祭祀活动，从而得到选拔任用的机会。为什么用这种方法选贤用能呢？因为在古人看来，“射者，仁之道也。射术正诸己，己正而后发”。“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礼记·射义》）。意思是说思想意识纯正、内心无邪念的人射出的箭命中率就高，从而可以重用。孔子自己重视射技，并教习弟子学射的道理皆在于此。
关于御：指驾驶车马的技术。古代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马车。下层民众的牛车主要用于从事农业生产。孔子流亡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一辆破牛车。孔子时代，国君，士大夫的马车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国君的车为一车驾四马，名驷，如齐国送给鲁国 “文马三十驷”，共三十辆车120匹马。车子饰以缨络，极其华丽。朝臣的车为一车驾三马，名骖（参）。另把马车用于战争就是战车，当时拥有战车的多寡体现了国力的强与弱。无论那一种车都要靠人去驾驶，所以，御者在当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大家争相学御就不足为奇了。当别人议论“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时，孔子对弟子们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篇》）。孔子与弟子商量成名之事，选择执御，古代的御者是相当有技术专长又懂礼乐的人。学好了这一专长即可立己又可立人，这就难怪孔子把御作为弟子们学习的专长之一。看来孔子非常懂得为社会培养实用人才，这也是我们今天向孔子学习教育思想的目的所在。
关于“数”、“书”的技能在当时也很实用。古代把数学称为“数术”，即计算的方法和技巧，它与当时的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祭祀礼仪息息相关，因此而得到重视，此处不赘述。而“书”是指“书写”，相当于现在的写字方法与要领。因当时还没有发明纸张和毛笔，字是刻写在木片或竹片上的（出土文物叫竹箴）。因为是刻字，当时汉字书写的字体又是古篆刻字体，要求当然特别高，难度也大，因此，古汉字写成的文章用字用词都特别简练。后来秦朝宰相李斯倡导汉字改革，并发明了隶书体，放弃了篆刻体，隶书到楷书就只一步之跨了。再后来，在发明纸和笔之后，书写技术演变成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而流传至今。又有了字如其人的说法，意即人品好的人字也写得好。所以孔子把书写也作为弟子们的一门必修课。现在的一些青年人不重视汉字的书写，实在是一大损失和遗憾！
19、孔子对弟子的学习态度有什么要求？
关于“学”与“习”的语录在《论语》中占了较大的比例，全书20篇，其中有13篇直接涉及谈学习的内容。“学”字在书中出现达到65次之多，而且把讲学的内容放在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这正是前人编《论语》时的良苦用心，也可能是《论语》吸引后来读者的魅力所在。
孔子关于学习的论说主要体现在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目的诸方面。
论学习态度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重点：
其一，把学习作为一件快乐的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篇》）。“学”与“习”是两个概念。孔子不仅重视弟子们的“学”，也十分重视弟子们的“习”，因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篇》）。在孔子看来，人的先天本性差异不大，只是后天的学习环境发生变化而使人有了差别。“学”是开始行动，“习”是巩固提高。学，是包括听、看、做等形式和方法；习，是反复这些形式和方法，重复进行练习，从而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综合起来讲，就要求人们在学习技术专长，或读书时，既要动脑又要动手，而且反复练习，真正做到“温故而知新”（《为政篇》）。后来孔子的大弟子子夏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子夏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篇》）。意思说每天学会些自己不知道的，每月不忘掉自己已经做了的，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这还不够，还要培养高度的学习兴趣，把学习作为日常生活中一件愉快的事情去享受。这正是孔子强调学习态度的高明之处。虽然提出来已二千多年了，仍没有过时，今后也不会过时。
孔子论说学习态度的重点之二是立志。孔子关于学习的论说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体会和经验，他的好学已到了“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程度（《泰伯篇》）。意思说，虽勤勉向学，好象来不及似的。只有立志于学的人才能做到这个程度。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为政篇》）。这个“志”是他成才的关键因素。经过十五年的勤奋学习之后，到三十岁时就学有所成了。孔子还有一句名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篇》）。可见，孔子把这个“志”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和物质支柱，牢固地立在了自己的灵魂深处，在求学、求知、求仁、求道、求义、求真理的过程中，无论遭受到千难万险，都矢志不渝。孔子对自己的学习态度有一个评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好学也”（《公冶长篇》）。意思是说，一个很小的地方，会有象孔丘一样守忠信的人，如果不及孔丘，他就不像孔丘那样好学。可见，孔子一生把好学放在第一位，这得益于他从小“志于学”。
什么是“志”？志，心之所之（心力所到之处），从心，之声（志的上半部作“屮”，即“之”，到达之意），意思是用心用到的地方，便是“志”。这可让我们理解到孔子说的立志的话，无疑是他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悟，也是他自学成才的宝贵经验。
清朝的曾国藩对立志读书有独到的体验和见解：“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为什么人读书可变换骨相？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原来知识可升华人的气质，而要实现此举，“须先立坚卓之志”。
20、孔子主张什么样的学习方法？
孔子主张的学习方法之一，是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学”与“思”两方面不偏废，只学不用心思索，仍然迷惘、糊涂。只思而不勤学，也会失去方向而走向危险之路，或只停留在前人的地方徘徊。孔子还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卫灵公篇》）。这说明学与思两者互为关系，但学是第一位的。孔子以下这段话对于学是第一位的认识说得很清楚：“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篇》）。孔子认为，人都是“性相近习相远”，使人原始之善的本性得到扩展的最佳途径是学习。因为好仁不好学，便会流于愚蠢；好知而不好学，便流于放荡；好信而不好学，便会流于贼害；好直不好学，便会流于绞急；好勇不好学，便会造成祸乱；好刚不好学，便会陷于狂妄。学的主要途径是读书，书读多了，知识面就宽，眼界就开阔，思维就深遂，思考问题的质量就上层次，学习的效果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当然思索是更艰苦的学习，正因为艰苦，所以有人放弃它。这也是一些人书虽读得多，但收获甚少的原因所在。相反，只挖空心思去想而不勤奋地学，结果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无获，甚至误入歧途。
孔子主张的学习方法之二，既要向书本学，也要在社会实践中学习。
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的总结，后人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知识时，又会有新的经验积累从而产生新的知识。脱离了实践“学则不固”（《学而篇》），要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篇》）。聪明好学的人，不把向别人求教当作羞耻，他的知识就巩固和提高。向社会实践学习的另一方法就是“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篇》）。意思是做学习的有心人，默记日常所见闻的知识，克服厌学情绪，积极与人交流，从而积累知识以提高水平。
之三，孔子倡导“一以贯之”的学习方法。孔子与弟子端木赐（字·子贡）有一段问话，中心是孔子说明自己的一种学习方法：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也？”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篇》）。大意是，孔子说：“赐呀！你以为我只是多见多闻并且把所闻，见的都默记在心里吗？”子贡回答说：“我是这么想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我做学问不仅靠博闻强记，而且用一个中心事物去统摄所闻见的知识”。确实如此，孔子的学问就是由仁义道德这一中心去统领全部内容的。对“一以贯之”的另一理解是先专后博！学问与知识种类繁多，人生时短，应先选择适应自己的专业与特长去突破并掌握，在这个基础上再触及其它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做到一专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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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11:49 | 只看该作者
21、孔子的教学方法有什么特点？
纵观《论语》中孔子关于教学方法的语录及事例，孔子的教学方法其特点主要是因材施教、相互交流、广泛收集民俗民歌（采风）。
因材施教是孔子教学方法的最大特色。这是由向孔子求学的弟子的结构所决定的，因为孔子招的弟子有不同年龄，如颜回父子俩同在孔门修道；不同职业，如子路原是学武走江湖的；不同国家和地域等情况。所以，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根据弟子们的具体情况来讲授内容和回答问题。如子路、冉有分别向孔请教同一性质的问题“闻斯行诸？”（《先进篇》）。这个问题是：听到应该做的事是不是立刻去做？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对冉有的回答是“闻斯行之。”同一个问题，孔子对子路回答为应听父亲兄长的意见再行事；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就立刻做！弟子们对孔子的做法不能正确理解，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说冉有生性畏缩，所以我要推推他；子路勇气过人，所以我要压压他。在孔子看来，“子路，行行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篇》）。孔子看到子路匆匆行走，心不在焉，就说：像仲由这样，不得好死啊。孔子确实看得准，后来子路在卫国的内乱中只身赴阵救主而被剁为肉酱。听到消息后，从此孔子再不吃肉酱类食物。
因材施教另一典型是孟懿子、孟武伯父子二人先后向孔子问孝，回答不一。孟懿子是鲁国大夫，做了些违礼仪的事，当他向孔子问孝时，孔子回答“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希望孟懿子不要做违逆的事。回答孟武伯时说：“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篇》）。把关心与避免父母疾病作为最大的孝心。可见孔子因材施教，说话针对性很强。
互相交流，互相启发是孔子教学方法的又一特点。
孔子的弟子由于年龄、职业、家庭环境、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方法必须灵活多样，从而使大家都受益。孔子的做法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篇》）。意思是：一个人不是到了因自己所知不足而愤懑，我是不会去开导他的；一个人没到为求知而怅恨，我是不会去启发他的。我告诉他一种道理，他不能举一反三，那我就不再教他了。
互相交流是产生和进行启发的重要途径。孔子师生之间、互相切磋，弟子与弟子之间广泛讨论。在孔子看来“三人行，必有我师”，弟子也可以对孔子的观点补充，附和或反对。如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篇》）。又如，孔子主张把读书放在第一位，而子路主张把实干放在第一位。子路认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先进篇》）。如《颜渊篇》共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先进篇》第24章孔子与弟子们直抒胸襟，各抒己见，氛围十分融洽和谐。孔子自己也说：“吾无行而不与二三者，是丘也”（《述而篇》）。意思说：我没有什么活动不是同弟子们在一起的，这就是我孔丘。同时也包含这就是孔丘传授学问之道，你们要在这些方面去了解、去学习。
孔子与弟子讨论的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历史、人物、文化等领域。内容虽然广泛，但孔子“一以贯之”地坚持用仁义道德这一中心内容去引导弟子们提高综合素质，因此，孔子与弟子们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修身立德。
孔子的第三个教学方法是引导弟子广泛接触社会，并采纳收集各国的民风民俗文化。
孔子把流亡的过程办成了流动的课堂。所到之处，认真收集各国的礼仪制度和散布于民间的歌谣。通过这一特殊方法使弟子们受教育并掌握知识。如孔子要到晋国去，途中听说晋国两位贤大夫被害，就中途而返，告诉弟子们“危邦不入”的道理。并站在黄河边上发出“逝者如斯去，不舍昼夜”的感慨！越发感到人生苦短，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如当他和弟子们听到一名隐居人士发出唉叹后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认为这句话有积极意义，用来鼓励、教育弟子们在困难时期要往前看，向积极方面着想，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绝望。
孔子还和弟子们一起收集散布于各国民间的诗歌三千余篇进行整理。《论语》中许多名句、哲言就是孔子与弟子们讨论中发表的，也有一些是从各国民间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后而形成的。孔子用广见闻、博才识来要求自己和弟子。他说“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述而篇》）。孔子的意思是：世上有些人，自己没知识，却偏要装作很有知识，我没这个毛病。一个人多听，多看而牢记在心里，那也就接近“知”了！这也是孔子引导弟子们广泛接触社会、收集政风民俗的用意所在。
22、孔子主张什么样的学习目的？
孔子主张学习的目的之一是提高弟子们做人做学问的道德水平。
孔子说他心里常常挂念四个问题：“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篇》）。在这里，道德排第一，学问排第二，这不是巧合，是必然。因为孔子讲授的主要内容和引导弟子去做的是仁义道德，所以，做人做学问这二者都必然以道德为基础，突破了道德底线，其人其学问也就不值一谈了。孔子的另一用意是要求弟子们在修德时加强学问研究，在提高学问水平时促进道德修养的升华。孔子自己也做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篇》）。这是因为孔子自己坚信“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篇》）。原来，孔子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君子”去善待别人，即使做一个普通人，也会遵守道德礼仪行事。
孔子主张学习的目的之二是为了取得个人的合法利益。
孔子在教导他的弟子们努力学习成才时，是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的。如“子张学干禄”，孔子回答后总结说“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篇》）。子张这个弟子想学求官得俸禄的办法，孔子要求他多听，多看才去说话办事，做到言论少错误，行动少悔恨。这与我们今天倡导的“少说多做”或“只做不说”的工作作风多么相似。其实孔子这一回答即包括了求职的道德问题，也包括了求职的方法问题。旧说社会分工360行，现在社会上职业达11800多行业，干哪一行都无可厚非。如大学生求职，社会成员参加公务员招聘，道德与能力兼胜就能把握住机遇。否则“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篇》）。三年学习后还没获得机会，就要认真总结和反思了！
孔子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篇》）。用今天的话讲，学习的目的有两重性：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为己，如道德修养，仁义诚信的履行等等，能行之于己；为人，如对上级负责、对同事负责、对下级负责、对社会尽义务，用自己的专长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古今同义。旧三字经讲“少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强调从青少年时期打好道德基础、掌握技术专长，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观念从古到今是一致的。
孔子还有一段话说得更明确。“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篇》）。过去对孔子这个大实话是诸多批评和指责。在中国的以往历史上，农民没有富裕过。特别是孔子时代，奴隶们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种田人挨饿是真实情况。孔子作过大夫，即使流亡到卫国时，卫灵公还给孔子年“奉粟六万”。因此，孔子直白地告诉弟子们，通过学习而提升自己的能力与社会地位，从而获得奉禄。孔子的观点没有错，社会发展到今天，仍是掌握了专业知识的高层管理人士获得高收入。不要再忌讳“学也，禄在其中矣”。
23、孔子如何按学习态度划分人群？
孔子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及观察分析后，用是否愿意学习和有学习行动把人分为四类：“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篇》）。第一类：与生俱来的聪明与好学的人，是上等人，这类人天赋好，学习时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似乎生下来就有知识。第二类：学习后知道的，是次等人。第三类：遇到难题知道自己不行而后学的，是又一次等人。第四类：遇了难题却不学习以求解决的，是最下等的了。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涉及到教育与天才的关系问题。对这四类人的划分，后三类好理解，至于第一类，孔子说这些人生而知之，是天才，上等人，可能就有争议了。的确有些人生而知之，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可以看到。如18世纪，德国数学王子高斯的导师无意中留给他一道数学题：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正17边形。当高斯苦战一个晚上解出之后，导师被惊呆了。因为这是一道有两千多年历史（连阿基米德和牛顿也没有解出）的数学难题。
对于生而知之的天才的看法，历来是难下定论。其实孔子自己也不相信生而知之的人和事，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孔子承认他的知识，是努力学习古代圣贤留下的知识而得到的收获。
孔子按学习态度给人分类的方法，可能是他的首创，是否准确，敬请观察与思考。
24、孔子对青年人择友有何告诫？
《论语》中记载孔子对他的弟子，特别是青年弟子的许多告诫。这些告诫可以说是孔子个人人生经历的体验和总结，有些内容充满智慧与哲理，有些内容更具人性与理智。虽时隔二千多年，对今天的人们仍有极强的针对性。
孔子是乐于交朋友的人，《论语》开篇就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后来，随着知名度提高和在诸侯国的影响增大，朋友就更多了，他在流亡中就得到许多新老朋友的帮助而度过难关。
在古代，“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如今天的同学、同行、同事叫朋；志同道合者为友。所以古文中“朋”与“友”是单用的，如“有朋自远方来”，“无友不如己”（《学而篇》），后来，演变成复合词而称朋友。
“无友不如己”，这是孔子告诫弟子择友的原则与价值取向。“朋友切切思思，兄弟怡怡”（《子路篇》）。即是说与有才能者多切磋，总有长进。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除了向书本学习知识外，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社会这本大书。而人既是社会的主体又是知识能力的载体，不用说隔行如隔山，就是同行者看待或处理同一个问题时，也有不同的见解和方法。因此，与比自己能力强、知识面宽的人为友，可直接获益。俗话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就是充分肯定与知识渊博的人交往的益处。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与思想品质优秀的人为友，就会走正路，健康成长，反之就走入歧途。所以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希望青少年朋友牢记孔子的话，择良师益友为伍。
如何才能做到“无友不如己”呢？孔子主张“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这句话包含了择友的形式和目的。此处的“文”是一个总要求、大范畴，包括了文化思想、文化艺术等，由此引伸出“以诗会友”、“以画会友”、“以字会友”、“以棋会友”……总之，可以是用自己的某一些技术或专长去与朋友切磋与提高。因此，一个“文”字就把人交友的品位升华到高档次了。关键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文”，有什么技艺与特长去会友。“以友辅仁”，孔子提出了交友的目的是培育仁爱之心，修身养德而成为高尚的人。庄子讲“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指出了两种人交往的目的。高尚的人交友，其目的象清水一样明洁见底，那是纯正的互惠与提高；低级趣味的人交友，其目的像浊酒那样浑，带有利己的私欲。因此，我们要学会审视自己、审视别人交友的目的，才不会误人误己。
朋友交往，贵在志同道合，患难与共。“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篇》）。孔子认为：没有择到行中庸之道的人作朋友，那就择交志高行狂的人，或者拘谨守节的人吧！因为这类人有进取的一面和不轻易行动的一面。而真有困难时，能来帮忙的朋友，不是狂之士，就是狷之士。因此，孔子告诫青年人，择友要具体把握两条：其一，与有仁德的人交往“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篇》）；其二，以交贤能的朋友为快乐，“乐多贤友”（《季氏篇》）。与朋友交往是人生的重要部分，处理好朋友关系可给人生带来益处，否则贻害无穷，孔子对此也有独到见解：“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篇》）。和正直的人、诚信的人、见识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和徒俱仪表的人、徒善颜色的人、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在与朋友交往中还要注重处理两个问题，一是言行谨慎，讲求诚信。“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篇》），一切言行应谨慎诚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篇》）。否则，“真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篇》）。因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篇》）。那种在朋友面前大言不惭的人，做起事就困难了，说话超过了自己的行动能力，这是做朋友时应引以为耻的。谨慎的言行能取信于朋友，从而使自己成为朋友双方的主动方。做到“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篇》）。这是子张谈交友的话，意思是说，我是个诚信贤德之人，就能包容别人，我如果缺德失信不贤，朋友也会拒绝我。大家将拒绝我，我怎么还能拒绝人家呢！人的一生中要与不同年龄的人发生关系，孔子的处理方法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篇》）。这里，孔子仍然把取信于朋友作为重要的处世之道，真是一以贯之。总之，以谨慎的言行取信于朋友，这也是交朋友的重要环节与必须坚持的原则。二是注重把握分寸与火候，当朋友有缺点或发生过错时，要真诚劝说和开导，帮助朋友改正缺点纠正错误。“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颜渊篇》）。如果不听劝导，也就算了，不要自取其辱。这也是一个处理朋友关系的重要方法，因为“朋友数，斯疏矣”（《里仁篇》）。意思是一个人交友，如果态度太过急切，就会被误解疏远。朋友关系处理适度，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既是交友的艺术，又是一个人成熟与练达的表现。因此，有人把这种与朋友的适当距离称为“美丽的距离！”
择友、交友，是人生不可回避的事。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门学问，请记住孔子的告诫。学点交友之道，使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在交友过程中得到有益的帮助。
25、孔子对青年人惜时有何告诫？
孔子对时间、对人生是非常珍惜的。在《论语》中，直接或间接论及惜时与珍爱人生的内容不少。在孔子看来，惜时就是爱惜生命、延续人生，他特别提醒弟子们，爱惜时间要从青少年这一黄金年华段抓起。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 （《为政篇》）。这是在人群中广流传的名言，也是孔子人生历程的精彩总结。孔子说自己十五岁时下决心要学成为有用之才，经过十五年的不懈努力，到三十岁就基本达到目的，能知书达理，立身处世了。之后，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为人处世更加准确把握分寸。当别人赞他是多才的圣人时，孔子予以否定，并谦虚地回答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篇》）。另方面，正确对待自己的处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宪问篇》）。以此说明孔子的聪明才学完全是从小时候开始刻苦求学而获得的。孔子虽然成了大学问家，仍后悔没抓住时间学习更多的知识。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篇》）。
在孔子看来，“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己”（《子罕篇》）。“后生可畏”，成为激励青年人求知上进的名言，它的主要含意是趁年轻时努力成才与成就事业。前面讲“三十而立”，这时讲“四十、五十而无闻”，往后就没有什么可让人敬畏的了。甚至是“年四十而恶焉，其终也已”（《阳货篇》）。因为四十岁是不惑之年，是人生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时候，若还遭人厌恶，人的一生也完了。孔子厌恶青少年时不努力的人，他曾用手杖敲一位朋友的脚胫，并骂他的这位朋友“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宪问篇》）。意思是批评这位朋友年轻时不努力，年纪大了也无可称述，成了白吃饭的祸害。可见，人要想在老了也有所作为而不白吃饭，就应在青少年时努力打基础和做出成绩来留给后人。
孔子从严教育弟子珍惜时间，珍惜人生，是因为孔子能看透人生的学问、事业与时间的关系。他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篇》）。把青少年比作禾苗，担心人生如禾长苗不开花，或开花不结籽，白白耗去年华。要人生能“开花结籽”，须在青少年时立志成才。
古今中外的哲人，对珍惜人生、爱惜时间有着惊人的相似看法和共同的话题。一个叫乔治·赫伯特的人是这样总结人生的：“一个人，如果二十岁不英俊，三十岁不强壮，四十岁不富有，五十岁无睿智，那么，他这辈子就别想英俊、强壮、富有和拥有智慧了”。这话与孔子二千多年前讲的那段名言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请青少年朋友们看看老人们最后悔的是什么？
72%的老人后悔年轻时努力不够，以致事业无成。
67%的老人后悔年轻时错误地选择了职业。
63%的老人后悔对子女教育不够或方法不当。
58%的老人后悔对伴侣不忠诚。
47%的老人后悔选错了终身伴侣。
36%的老人后悔自己未能周游世界。
32%的老人后悔自己一生过于平淡，缺乏刺激。
11%的老人后悔没有赚到更多的钱。
这是欧洲国家比利时《老人》杂志曾在全国范围内，对60岁以上的老人开展的“你最后悔什么”的专题调查活动得出的结果。绝大多数老人后悔年轻时努力不够，成了终身遗憾。
广西桂林漓江岸边的一座山崖上刻着一个草书体写成的“带”字，据说这个字是由一句话组成的，把这个“带”字分解开来读就成了“一代山河，少年努力。”请青少年朋友争取机会到那里去，品味这句话的意境。
26、孔子对青年人尽孝道有何告诫？
孝道与孝悌是中华文化的古老话题。《论语》开篇第二章就涉及孝悌的内容。“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说明孝是指在家里侍奉父母，包括如何善待父母的生前死后的行为。弟也作悌，指弟弟或年纪小的善待兄长。《论语》中直接或间接谈及“孝悌”的有6篇共15章，这些内容又可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孔子回答从政者或有权势的人讲如何尽孝，主要强调要按礼仪行事，从政治上考虑影响；一类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主要是告知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敬重与赡养父母。
孔子对孝悌有一个总的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学生，在家里应孝顺父母，在外要尊敬兄长；一切言行应该谨慎诚信，爱所有的人而特亲近仁者。在实践这些德行之外，又用功于书本；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孔子把孝道引申、扩充到做人做事做学问上来，这是最大的特点。
什么是孝？如何行孝？孔子认为，其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学而篇》）。这是孔子在传播传统而古老的孝道：父亲在世，观察儿女们的行为，在约三年的时间里若不改父亲的主意，便可说是孝顺了。其二“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意思是：做儿女的，不要违逆孝道和伦理要求，父母在世时，要依礼节服侍他们；父母过世后，要依礼节葬他们，祭他们。
有了孝顺的思想和意识，还必须有孝顺的行动。孔子特别引导弟子们把孝道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把赡养父母生活与敬重父母精神统一起来才算真正的尽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篇》）。意思是说，服侍父母，发现父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婉言劝谏，如果父母不听，儿女还是要尊重父母，但也不放弃我们的意见。这样，儿女们也许很辛苦，但没有怨恨在心。人总要出门在外，一旦出门就难尽孝道了。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篇》）。可见，孔子在这里是让儿女们灵活处理这个问题。关键是“游必有方”，即做好照顾父母生活的方法，也是可以出门且可以远游的。“有方”还应包含能使父母放心、自己安心去的地方。孔子更进一步对孝作了发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篇》）。把人与犬马作对比，用在说明只对父母的赡养尽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内容和形式是对父母的敬重。如果少了敬重这一最主要最具体的内容和形式，那么养父母和养犬马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何才叫敬重父母呢？就是内心和外形两方面都体现出来，做到和颜悦色就可以了。但这又是最难的事，“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篇》）。在孔子看来，这和颜悦色很难做到。有事由年纪轻的后辈去做，有好吃的，让年纪大的长辈先享用；即使这样做了，是否算孝呢？孔子没有肯定。可见，这孝道还真难为！难怪有人叹息说：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子谁见了！
伟大的思想家往往是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凡事都会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孔子也把孝道提升到从政治国的高度去论述。他引用《尚书》内容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为政篇》）。他说把孝悌这一为人处事的道德行为带到政治中去，就是参与政治了，就是从政了，我孔子就是这样行动的，谁说我这不是从政呢？当鲁国的大夫季康子向孔子问政理时，孔子说“孝慈，则忠”。意思是执政者和为官的人能够孝顺父母与关心儿童，人民就会尽忠。说到这里，我们大胆地说，孝道是真正人性化的个性行为！不受职位、身份、文化、财富等因素制约，都可尽孝道，使自己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篇》）。这正是一个人，特别是青少年修养个性、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起点。中国人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文化内容正是源于此。这一思想文化对中国人的家庭道德观念的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历代伟人和名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泽东青年时丧母，他承受着难以为母亲尽孝道的极其悲痛，写下了脱尽凡俗的《祭母文》，其中“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所表达的孝道与亲情跃然纸上。1959年，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这时他早已是享誉世界的领袖人物，仍抽时间到父母的墓地祭奠。当时没有安排花圈及任何祭物祭品，毛泽东以最传统、最朴素的三鞠躬表达了对父母的无限哀思和孝心。毛泽东深怀感情地对在场的随行人员说：生我养我者父母也，教我领我者党！这就是一个人民领袖、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坦露的孝顺之情！读到斯文、看到斯人、谁不为之动情。
由于孔学在亚洲影响深远，孝道在一些国家仍大行其道：特别是韩国，90%的国民认为，孝是人类一种生生不息的亲情之爱，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只有在家庭中尽孝，在工作上才能敬业，对国家才能尽忠。在韩国，每到中小学生的寒暑假，各地乡校（文庙或孔庙）都会举办忠孝教育讲座。现在有人提出，我们应向韩国学习，把这本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起来，而这最具体的行动就是儿女与父母一块生活，让老人生活上有依靠，精神上有寄托，这是既利于家庭又利于社会的大好事！
对于孔子所主张和传授的孝道，我们既要学习和继承其思想精华，又要刎除其糟粕，赋于新形式和内容，与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容相统一，使家庭道德建设与时俱进，让孝道这一古老话题常说常新。
27、孔子对青年人忠信有何告诫？
关于忠信话题，今天更多的是讲诚信，因为诚的本意是真心，与忠的本意诚实是相同的。忠信的内容在《论语》中占有一半的篇幅，直接涉及忠信的大约有11篇20章24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这些内容可分为孔子向弟子讲授忠信以及向当政者发表关于忠信在治理行政事务的作用和关系两大类。
多数情况下，孔子把“忠”、“信”分开讲，有时也作“忠信”讲授。“忠”，就是直心，说出的话可信！“信”由“人”、“言”组成。这意思很明确，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才有完整真实的语言。人会说话是人与人之间能沟通的重要条件，而人说话的最直接目的和作用就是表达思想与感情，所以说出的话就是“信”。含有发出信息，承诺而可信的意思。说了话不兑现，就是假信息，叫做“欺”或“奸”，是道德败坏者专干的事情；而忠信，是君子的高尚品德。所以，孔子在论及仁义道德时就把“忠”、“信”或“忠信”连在一起用。
孔子作为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其伟大之处是他把对弟子的思想品德教育放在第一位。而忠信教育就是品德教育内容之一。人的一生可以用“为人处世”四个字概括全过程，而怎样为人处世则大有学问，从而体现出人的差异和层次。不管人的层次如何不同，在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上应是共同的，这就是忠信。为人处世的内容很多，孔子要求“谨而信”，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在孔子看来“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篇》）。一切行为以忠信为主；知道什么好的道理或事情就去学和做，这就是增进德行的方法。孔子还说“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学而篇》）。对同学、朋友、同事主要讲的是忠诚和信任，但不要去结交不如自己的思想品德的人，这样，自己一旦有了过错就不难改正。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篇》）。和朋友交往，诚信不欺，一个人做到这一点，如果没读过什么书，我也把他当作读书人看。在孔子心目中，读书人应先是一个讲诚信的人。因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辄，其何以行之哉？”（《为政篇》）。没有诚信的人，就像残缺不全的车子，在为人处世之途将行走不通。孔子还批评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篇》）。意思说：狂放而不正直，幼稚而不谨慎，无知无能还不讲信用，我孔子不能理解这样的人。当孔子与弟子们一起抒怀时，子路问孔子的志愿是什么。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篇》）。把忠信作为自己人生的终身信条而坚守不逾。孔子的弟子中是有积极按忠信原则而为人处世的，曾参一日三省其身，其中忠信就占两项内容。曾参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
忠信，是个人的思想修养行为，体现的是言与行相统一的高尚人格，而对于执政做官的人来说，孔子认为那是取信于民的道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篇》）。只有执政者讲忠信，老百姓就会服从管理，“上好信，则民任焉” （《尧曰篇》）。“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篇》）。治国行政要把忠信放在重要位置，这样行政事务就不会出乱子。在孔子的观念里，忠信是比粮食、军备还重要的事情。当子贡问政于孔子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不得已情况下要在三样中去掉一样时，孔子认为先去掉军备；再在二者中去掉一样，孔子认为去掉粮食。“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颜渊篇》）。人民如果不信任政府，那么人民对政府的政令就会动摇，出现政令不通畅的危险局面。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对从政者坚守忠信的道德观有独特的见解和体验。他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篇》）。意思说：君子取得了信任后才去调用民众，没有信任就以为是折磨他们了。取得信任以后才去向君上进谏，没有信任就以为是在毁谤他了。可见，无论是对待下级或民众，还是对待上级，都必须先讲忠信，取得信任后才可从政。
总之，“信以成之”（《卫灵公篇》）。无论为人为政，不讲忠信者将功败垂成甚至一事无成。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忠信成了热门话题，用忠信道德观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教育应该是时刻不能缺少的功课之一。
28、孔子对青年人的修养要求是什么？
仁义道德内容贯穿《论语》全书，也是贯穿孔子为人处世的全过程的。孔子总结自己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也对孔子的学说作了高度的概括，“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呢？这个字又是什么呢？这是子贡先提出来的。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篇》）。全部仁义道德的内容用一个“恕”字概括；也可以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话概括！孔子的确是伟大的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学问用一个字、一句话概括，而且这个字，这句话对后世产生连续的影响，成为人们学习为人处世的准则。所以，这个“恕”可以让人们一辈子照着做，从而大有益于个人的道德修养。
这个“恕”到底指的是什么？一辈子照着什么去做？后来，孔子又进一步做了回答和解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帮无怨，在家无怨”（《颜渊篇》）。意思是说，自己所不喜欢的事，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要使人怨恨。对这个“恕”，要如何去行动呢？孔子没有直说。但他有段话确很有针对性：“君子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篇》）。意思是告诫青少年时期血气未定，要戒备喜怒哀乐益于言表；壮年则血气方刚，容易激动，要戒备争强好斗，斗则两败俱伤；到老年要戒贪得无厌。人生在三个阶段戒色戒斗戒贪，就能恕而无怨，平安度过一生。古往今来，由于放松了人生三戒警惕的人，不知导致了多少人间悲剧。有些人在悲剧清醒后才后悔，来不及了，还是奉劝青少年一辈子按孔子讲的这个“恕”去做吧！
29、孔子对人生道德修养提出什么内容？
若从总体上看，一部《论语》重点在讲道德修养，后世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立道可能源于此。孔子在《论语》中对道德修养有许多论述，概括起来讲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立于礼”是孔子最着重的道德修养之一。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篇》）。意思是说：一个人恭敬而不合礼，必是徒劳而失仪；谨慎而不合礼，往往因过分小心而畏缩不前；勇敢而不合礼，便近于暴乱；率直而不合礼，就会纠缠不清。这里孔子围绕依礼行事讲了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是主观适应客观。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既要有为社会服务的本领与专长，其思想意识又要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还要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按照这一原则去做，凡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篇》）。其意是说对自己多要求，对别人少责备，这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处理人际关系而争取好的效果。孔子自己是极看重依礼行事去修养道德的，说他自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篇》）。礼使他在社会中立身，对不合礼教的事坚决回避。他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篇》）。意思是说，处在上位的人不宽厚，行礼不认真，治丧不悲哀，我为什么还要去考究这种国家社会呢！
“礼”，在今天虽然赋予了新的思想内容，但它引导人们修养自身道德的功效是一贯的。讲礼貌是日常生活的基本要求，许多生活中的悲剧是由失去礼貌而诱发的。孔子主张依礼行事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这个“礼”就是处理主观与客观事物的重要方法。希望大家，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学会和使用这个方法。
（二）慎言行。“其言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篇》）。大言不惭的人，做起来就困难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因为说话超过自己的行动，君子引为耻辱！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篇》）。即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必然有负责任的言论，而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所以，孔子要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进篇》）。告诫为人处事时，不要乱说话，说话就应“言必有中”。古往今来，现实生活中因言语不慎，或传言走样而诱发的矛盾、事端和悲剧不胜枚举。孔子还主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篇》）。即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不凭言论去重用与提拔人，也不凭人的身份去废弃人家的话。总之，“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宪问篇》）。即使经过长期的贫困日子也要不忘平生的诺言。
（三）戒除骄傲，不争名利。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篇》）。意思说，如果有了周公那样的美才，假使他骄傲而且吝惜，其余一切就都不足观了。持才自傲者易遭人抵毁。其主要原因是由“傲”而负气，因意气用事而一事无成大有人在。“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篇》）。（泰伯，周朝祖先古公亶父的长子）。孔子推崇说：泰伯，大概可以说是有德行的了，屡次把天下让给别人，民众虽没受到他的恩德而要赞扬他。泰伯“三以天下让”真正做到“弃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将相而不为”，有一个不为名利所累的坦荡胸怀。
（四）正确对待自己的失误。“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篇》）。孔子说，犯了过失而不改，那就是真过失了。孔子的弟子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篇》）。意思说：“君子的过失，就是日蚀月蚀一样，大家都看得见；他一改过，大家都仰慕他。这段话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有了错误不要掩饰，坦诚相认，这就是君子风度。承认和改正错误也是一种勇气和道德修养，因为“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张篇》）。想要掩饰自己过失的人就成了爱虚荣的小人。所以，是闻过以喜，还是文过饰非是检验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试金石。
30、《论语》是否涉及爱情与婚姻？
《论语》中涉及爱情与婚姻的内容极少。但有两件事是按照孔子倡导的仁义道德观来行事的，即婚配嫁娶取德不取财、取才不取势。
第一件事：孔子有个学生叫公冶长曾坐过牢，“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篇》）。孔子评说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即是坐过牢，也不是他的罪，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从这件事可知孔子绝不是要选一个有财有势或有地位的人，才把女儿嫁给他。第二件事：孔子有个学生叫南容，他有洁身自爱之志，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先进篇》）。白圭是《诗经·大雅抑之》中的四句诗。其原义是歌颂白壁无瑕的美德。人有一点瑕疵，就是一生之累，正所谓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南容因为有白圭的志向和品性，孔子才把侄女嫁给他。当然，孔子平时对南容的道德文章也有观察。一次，南容向孔子提问说：“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听后当时没回答，南容走后，孔子称赞说“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篇》）。孔子为什么说南容是个君子，是个道德崇高的人呢？因为南容的提问涉及是用非常手段取胜还是用道德取胜的问题。一种人不择手段而成功，但最终还是失败；一种人则是忠实地工作，如禹和稷亲自教民耕种，两人都有了天下，取得最终的成功。这种人当然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啦！孔子对南容还有一番评价“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篇》）。在孔子看来，无论国家政治是稳定，还是动荡，南容这个人都能适应。有人评论：孔子把侄女许配给南容这样可靠的人，而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坐过牢的公冶长，这正好说明了孔子人格的高尚。
孔子主张对爱情专一与执着的追求。有一首爱情诗表其心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子罕篇》）。诗的大意是说一方思念对方，但路途遥远，思不可得。孔子幽默地说，是不能坚定地爱吧！如真爱对方，遥远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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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11:50 | 只看该作者
31、如何理解《论语》中的“仁”？
“仁”是贯穿《论语》全书最主要的内容，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论语》中涉及仁的内容的有16篇54章，共出现大约109次；从第一篇第二章提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开始，直到未尾篇的“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真正是一以贯之地传播仁。在《论语》中，“仁”与义、道、德、礼、政等字词相互联系使用。孔子极力推崇仁政，主要是针对当时诸侯国不服从周王朝的统一领导，互相攻略，天下大乱。孔子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篇》）。这是孔子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孔子希望诸侯国维护周王朝的礼制，让社会安稳发展与生存。“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从这个意义去看，“仁”是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核心。当然，在《论语》中，“仁”被孔子理想化，并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有走极端之嫌！
“仁”的核心和外延，体现的是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延伸到爱怜一切生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对于鱼鸟的生命都能珍惜，更不用说人的生命了！当有人告诉孔子马厩发生了火灾时，他老人家第一句是问伤了人没有，不问马。“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篇》）。“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篇》）。孔子和一个有丧事的人一起吃饭，从没有吃饱过。孔子在那天哭了，就不唱歌！这是真正的哀心与行为。从这些内容可看出，“仁”是孔子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核心是爱人，爱人类文明事业。
什么叫“仁”？甲骨文已有“仁”这个字，可见最迟在殷代（公元前1600——1028）就有这个字。“仁”就是“人”与 “二”，无论父子、主从、旅途邂逅的陌生旅伴，只要两个人相见，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必须相互遵循的道德规范，二者相辅相成，这就是仁的原始用义。发展到今天，所谓“仁”，就是为了让全人类幸福地生活所必要的人与人的关系。“诚实”、“真心”、“人道”、“守信”、“践诺”……叫法可以各种各样，其中心就是要人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使大家都觉得活在世上有意义。这就是孔子“仁”的思想的演义，演变为人类的博爱思想而能共同践行。
孔子讲的“仁”，分为体与用两方面的区别。即人是实施“仁”的载体，又是接受仁爱的主体。讲载体，是指人的内心修养要达到行仁义道德，培养人性光辉的爱这种高境界。用至爱至情去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篇》）。仁的用，有推己及人的精神，胸怀宽大，包容万象，能感化别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篇》）。这是仁的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贯穿在仁的体与用的全过程的主线，没有超出这条界线，你无论什么身份，你的所想、所行、所为就算符合仁的标准了。
以上是总体上对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和论说作一个粗糙的介绍。
32、如何从大的方面理解“仁”的内容？
孔子在《论语》中谈论的仁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为了有利于大家学习与讨论，这里把孔子论仁的内容作“大仁”和“小仁”两项分类来讨论。或说从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去把握。
孔子论述仁在大的方面是指国家政治稳定、国内人民安居乐业享太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要求各诸侯国坚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原则，维护和实践周朝的礼制。当他的弟子或某国君向孔子问仁时，他就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并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克己”的对象当然是奉劝各诸侯国君克制自己的权欲与贪欲。“复礼”，就是要恢复与维护原周天子分封的局面，诸侯国之间不得互相侵略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与国土。一旦恢复了周朝的礼制，政局稳定，天下太平，各国之间和平共处，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统治者施予的最大的仁爱之举。在《宪问篇》中，孔子多次高度评价管仲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看来，管仲能以礼制匡正齐国的政治，对外不以军事威胁取胜，更不发动战争，对内全国不动干戈，政局稳定，从而让人民享受了生命的幸福，这就是管仲最大的仁德。虽然管仲自身也有缺点，比较起用仁爱建立起的功德就不算什么了。孔子认为，作为治国的君臣，最大的仁德之举是克服残暴，去除杀伐。他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子路篇》）。而“胜残去杀”的前提就是维护恢复周朝礼制，实现政治上的稳定。
（二）孔子主张在日常政务中实行仁政与德治。孔子流亡到卫国时，有了经济来源，过了比较安稳的生活。但当卫灵公向孔子问布阵作战的事时，孔子不仅不认真回答，而且第二天就率弟子们离开了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录公篇》）是不是孔子真的不愿讲或不懂军政方面的知识呢？肯定不是！只是当时的战争和战事太频繁，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春秋无义战”，这些战事都是诸侯国的争权略地行为，毫无正义可言。这对于推崇仁政德治的孔子来说，当然还是避而不谈为好。因为孔子在鲁国主政时，就领导过军事行动，并以武备配合鲁齐两国国君会盟而挫败齐国阴谋。他认为国防战备非常重要，但不主张轻易用兵。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篇》）。意思是说，懂军事的人对民众做多年的培训后，也能够从军打仗；如果用未经教练的民众作战，这叫做抛弃民众。
当弟子原宪向孔子请教“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孔子回答“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篇》）。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虽然没有逞强、自夸、怨恨、贪欲这些缺点，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不是仁人则还要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这个人是否“克己复礼”。“复礼”，用周朝的礼制去治国，实现社会的大稳定才是最大的仁爱之举，才算真正的仁人。
33、如何从小的方面理解“仁”的内容？
孔子与弟子们对仁的讨论，主要体现在用仁义道德修养自己，这部分内容占绝大多数。可分为如何择家、择邻与择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仁爱之心；做到言与行相一致；并对仁者的品格作概括。在孔子看来，仁又是人的一种心态或精神状态。有仁爱之心的人才能安居乐业，增进学问。他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篇》）。意思是说，没有仁德的人不可能长久处于安乐的环境中，有仁德心的人就能安居乐业，并用智慧去增长学问与仁爱之心。如何培养个人以仁为核心的精神境界，孔子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作了议论和发挥。
一是要选择民风淳朴的环境居住，有利于培养仁德之心。“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篇》）。意思是说：住家，以选择有仁爱风气的地方为妥，远离不仁的环境；做人不选择仁，这就不算聪明人。又说：“居是帮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篇》）。意思是：与贤能的官员共事，择有仁德的人交往，从而提高自我应对为人处世的能力，成为一个有高尚道德之人，从而“德不孤，必有邻”（《里仁篇》）。自己不会孤独，会有人来作邻居。
以上说明居住环境影响人的成长和身心健康，因为环境条件主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方面又包括与人交往共事等因素，所以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告诉人们要选择好的外部条件，造成影响孩子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选居住环境自然还包括选择友善的邻居这一重要内容。当然，自己也必须坚持与邻居为善的原则方能和平共处。
二是着重引导弟子在言与行相一致方面培养仁德之心和善举。在孔子看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先做后说，多行动少怨言。如弟子司马牛是直性子，平时说话急躁，当他向孔子问仁时，孔子回答说：仁就是话不轻易说出来，不然行动起来就难了！“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谓之仁己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颜渊篇》）。又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篇》）。古人把话说出口而行动跟不上感到羞耻，另外还会惹上“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的嫌言。因为说话巧妙，脸色好看着，仁德之心就少了。当另一弟子仲弓向孔子问仁时，孔子回答说：出了大门，对人要恭谨，对老百姓的使用要敬重。凡是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不要强加到人家身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要使人怨恨。“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帮无怨，在家无怨”（《颜渊篇》）。在孔子看来，一个人事业与学问的成功贵在坚持不懈的行动，仁德之心与善举的培养也是贵在行动。当有人评价冉雍有仁德而无口才时，孔子引导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篇》）。意思是说：口才好，用歪了就遭人憎恶。不知道仁德的人只会说有什么用。况且“巧言令色鲜矣仁”。在孔子的思想里，仁的用才是目的，“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雍也篇》），意思是说，能够就身边取一些已经明白是合乎仁德的事去做，就可以说是仁人的行动方针了，强调弟子们应从身边的事去行仁德之举。
三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个人的仁德精神境界。当弟子问孔子如何培养个人的仁德之心时，孔子回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路篇》）。确实，能做到恭谨、宽厚、诚信、勤快、惠爱这五样事情，一个人就具备了仁德这一精神境界，在为人处世时就不会招来侮辱，能得到部下拥护，能得到上下一致信任，容易促成事业的成功，是可放心地使用的人才。“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篇》），在日常生活中要恭敬、办事要认真，对人忠诚，即使在文明不发达的偏僻地区，也不要丢掉这些品德。有了这种仁德精神境界，人就能适应不同的环境。主观适应客观情况，人的学问与事业才有长进！这正是孔子培养弟子建树仁德精神境界的目的所在。
四是孔子对仁德之人的品格特点作了高度的概括。“刚、毅、木、讷、近仁”（《子路篇》），意思是：刚强、果决、质直、说话不轻易出口，有这四种品格就接近仁德了。这是孔子对仁德之人的理想化，因为具备这四种个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其实，任何人具备其中一点，也都算是仁德的人物了。
总之，孔子以仁为核心，向弟子传授着个人道德修养的条件、标准、方法、内容等。重点是“能近取譬”，即贵在行动，从身边的事做起。最高境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扼守道德的底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这些思想观念，对今天人们的道德修养仍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34、如何理解杀身以成仁？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意思是说：有志之士，仁德之人，不要因为求生就损害了仁德，只有牺牲自己来成全仁德。
“不成功便成仁”就源于此话，这句话出现最多的在各类文艺作品。作品中不同的角色说这句话时所要表达的心意和目的是一样的：即以死相拼，不达目的誓不休！表现的思想精神境界则截然不同！如为反动黑暗势力效力的人说要杀身成仁时，说明他是反动透顶的顽固分子，虽然也表明了某种决心，但显然有不自量力、孤注一掷的消极心态，因而更让人鄙视其行为和形象。而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口中说出来，则代表一种正义感和英雄豪气，能给人慷慨悲壮的震憾！这种震憾使敌人心惊胆战，这种震憾使朋友或读者、观众产生敬佩之情，并由衷地从心底迸发出学习英雄、捍卫正义、追求光明与进步的激情。如陈毅元帅1930年冬在梅岭打游击时伤病缠身，在山丛草莽间受困二十余日，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诗篇。其中一章写道：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里讲的取义成仁体现了陈毅元帅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读来动人心魄。革命先烈陈觉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之前，写了感人肺腑的遗书给妻子共勉：“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陈觉烈士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这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伟人和先烈们为追求他们的信仰和正义的事业而视死如归的精神，为我们培养高尚品德和情操树立了榜样。
35、孔子如何践行仁德之举？
用今天的话讲，孔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十分明确。“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篇》）。不把追求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与命运抗争和推行仁德为重要的人生目标去追求。他知道当时的那种社会风气是无法挽救的了！可是他不因此放弃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别人评价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篇》）。他要求弟子们“当仁，不让于师”，符合仁德的事就要做在老师的前面。当别人赞扬他的精神与仁德时，他能正确评价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己矣”（《述而篇》）。意思是说：说到仁、圣，那我怎么敢当。我不过是学不厌，教不倦，只是如此罢了。这正是孔子最大的仁德之心和行动。
孔子践行仁德之举时在说与行两方面做表率。首先“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在孔子看来，谈论怪异、暴力、作乱和鬼神的事情是与仁德的要求相悖的，不利于人的成长，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法国的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比基督教高明得多，孔子不谈奇迹虚幻，而谈实际的道德行为，不借助神的力量去宣传仁德思想。
在行动方面，孔子把仁的思想和行为从爱人扩宽到爱大自然中的各种生命。一次，他送了些小米给做管家的弟子原宪，原宪辞谢而不收。孔子说，你不要，就送给你邻里缺粮食的人吧。原宪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雍也篇》）。这是孔子的诚实之心，更是仁德之举。孔子行仁德之举的事在《论语》中有许多记载。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篇》）。孔子钓鱼，但不用网罟去捕鱼；射飞鸟、不射停在鸟巢的鸟。这看起来好象是件小事，但他所蕴含的是仁德之心。现在人们捕鸟捉鱼何止是用网用箭，再加上枪击、电击、甚至投毒掏巢，用这些极端行为去向大自然索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难怪现在地球上的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过去快了一百倍以上。一只杜鹃鸟平均一天吃掉松毛虫一百多条；大山雀在育雏期间，一天可吃掉数千只害虫；一千只鸟在一个月育雏期内竟能吃食22吨之多的蝗虫……鸟是人类的朋友，而人类是如何对待这些朋友的？枪杀、药毒、网捕、掏巢取蛋……“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盼娘归”，这一赋予人性化的劝善歌早被人们遗忘了！难怪，我国海南省百余种常见鸟类40年间减少60多种！其它野生动物命运也同样令人担忧。今天，我们读读孔子的《论语》，把他老人家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仁德思想发扬起来，爱大自然中一切生命，即是爱人类自己的生命，那将是人类的一件大幸事！
36、如何理解《论语》中的“义”？
仁义道德是孔子的道德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以“仁”为核心，是我们把“仁”理解为人的道德体系和个人道德行为的指导思想。树立和明确了这个指导思想的人，就可以去从政、就是一个“君子”、一个“士”、一个讲“孝悌”的“仁人”了。可见，“义”与仁、道、德、政、士、君子这些字词可联用，也可单用。在《论语》中，“义”共涉及11篇13章内容，大约出字16次数。用字和篇数虽然较少，但仍是《论语》的重要内容和孔子的主要思想。就其内容的针对性而言，可分为三类情况去理解。
一是作道义或仁义理解。如“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篇》）。意思是：信任合乎道义，诺言就是可行的了。“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篇》）。意思是眼见合乎道义的事也不去作，就是懦弱无勇的表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篇》）。君子把道义看作是最可崇尚的，君子有勇无道义就要作乱，小人有勇无道义就要成盗贼。什么叫道义呢？在《论语》中是孔子指周朝的礼制，即先王之道（毛泽东曾说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指周文王、周武王之道），这才是正义的，凡符合正义的先王之道的事必须尽义务和责任去维护，有了这种维护正义行动就是道义了。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对天下的人和事，不论相识和适合与否，都用道义和它们密切联系起来，就是君子的品德与行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篇》）。把道义作为自己贯穿日常行为过程的主线，“义之与比”。凡事只问该不该做，为道义应做的就做，不应做的就不做。因此，在孔子的思想中，这个道义就是讲仁德的修养条件，道义要围绕仁这个核心去实施才是符合正义的，一旦这样做了，就是行仁义之举。
二是作道理或适宜的事理解。孔子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篇》）。意思是说，一切行为以忠信为主，懂得了好的道理或事情就学就做，这也是增进德行的方法。孔子曾针对弟子们存在的缺点批评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篇》）。意思是批评他们整天在一起，说话不涉及正经的道理，还喜欢耍点小聪明，难办了啊！“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这是许多青年人易患的毛病，没有着眼于大道理和长远目标。孔子认为，有这种毛病的人难成大器。
三是作为人生追求的思想境界和个人行为规范理解。当弟子子路向孔子请教怎样做个有成就的人时。孔子回答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篇》）。孔子向子路点出几个有成就的人：像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清廉不贪，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多才多艺，美中不足是这些人欠缺文采的妆点。又说，当今有成就之人何必一定要这样，能见到利益就要想想是否合乎道义，遇到危险便肯付出生命，在长期的穷困日子也不忘记平生的诺言，就很可以作为有成就的人了。这里，孔子提出了有成就的人的三个条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不忘平生之言”，把“思义”放在第一条。可见只有把“义”作为人生追求的思想境界的同时，行为才会符合社会的行为规范并因此而做出一番成就。孔子提出的这三条，是针对当时社会风气所指的，做到其中一条就算是有成就的人了。孔子也深感弟子们难以实现这些要求。又要求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篇》）。意思是要求弟子们在社会风气败坏的条件下，隐居起来以追求他的志愿，做适宜的事以贯彻他的主张。这也许是孔子对弟子们提出的道德底线！
37、如何理解《论语》中的“道”？
“道”在《论语》中共涉及17篇39章63字数，在第一篇第二章就出字，可见其重要。“道”的本义是人生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准则等含义。《论语》中的道多指“人道”这一道德范畴，即做人的最高准则。“道”在《论语》中涉及的内容较多，指向也宽。概括讲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先王之道。如“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篇》）。这个“先王之道”就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之道。他们实行礼制，倡行仁义道德，国家政治稳定。“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张篇》）。由此引申为治理、领导和引导理解，如首次出现在《学而篇》中的“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使民以时”。其它篇中有“道之以政”、“道之以德”。孔子极其崇尚周朝的礼仪政治制度，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在孔子看来，周朝几百年的天下太平时，“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篇》）。而他当时看到的是周朝末期，各诸侯国互相侵略，背道而驰！真是“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篇》）。这成何体统，他希望有天早上看到恢复周朝礼制，天下太平，就是马上死也甘心！他还教育弟子要做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意思是要坚定信念，勤于学习，用生命来促使先王之道的完善。不进入危机四伏的国家，不居住在发生祸乱的国家。社会政治清明有序，就出来从政以行道，社会政治腐败动荡就隐居到民间。国家有道而你贫贱终生，是一种耻辱。国家无道你富贵荣华，也是一种耻辱。把个人的学问、安危、荣辱、贫富与国家政治制度是否稳定相联系，可见孔子是把先王之道与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二是作孔子个人主张、理想、道德和学说理解。“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篇》）。孔子这话的意思是：我的主张能够实现的话，是命运；我的主张要是废除的话，也是命运。孔子是个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者。这正是他人格魅力所在，为了推行他那套用仁义道德治国从政的主张，他是铁了心要干下去的。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季氏篇》）。这里行不通，就乘木筏到海外去，去干什么？去“隐居以示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篇》）。正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
“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篇》）。意思是君子通过学习得出自己的学说思想。“君子之道，焉可诬也？”（《子张篇》）。君子的学说，怎么可以诬陷呢？这意思是说，君子通过学习形成自己的思想和学说观点，这些思想和学说不允许别人诬陷。“吾道一以贯之”。孔子自己总结的结论是：平时说的许多道理，是可以用一种道理来贯通的。
三是作道德行为理解。除了推崇先王之道及孔子自己的主张之外，《论语》中的“道”主要又是指道德而言。而“道”与“德”是常分开用字，“德”有专指，“道”则含有德的成分。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篇》）。意思是一个高尚品德的人能不以饱食、安居为人生目标；努力做事而谨慎说话，又能向有道德的人请教，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君子在《论语》中指品德高尚的人，使用字数占首位。君子与道德连用当然是讲与道德相关的思想和事情。孝悌是人之本，“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篇》）。孝与悌同是道德修养的内容，又孝又悌者当然是道德高尚者。
38、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德”？
“德”，在《论语》中占13篇25章内容，出字数大约32次，其内容指向也很宽泛。并与仁、与义、与道等字相互联系使用。组成“道德”词句更是广泛使用至今。
德字本作“惪”写，从心，直声，它的上半部分就是一个“直”字，心直就是德。从语源的文字上反映，在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这直字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纵观《论语》全书，德的论说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歌颂周朝的礼制与德治；二是孔子教育弟子们修明德行的言论；三是孔子阐发自己的道德观及弟子们的认同与赞扬。“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篇》）。孔子感慨说：周朝的道德，可以说是最完善和高尚的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用德行来处理政治，就象天上北极，静静地在它所在的地方而满天星斗环绕它运行。执政者之德既是个人品质又是一种公德意识，在老百姓眼里具有双重性，官德就是政治，而政风影响着民风。孔子的大弟子曾参说透了这个道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篇》）。意思是说：为官从政者慎重地考虑到为政的结局，追究它的长远影响，能这样做，民间的道德风尚就可趋于厚实而不轻薄了。孔子是最早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伟大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意思是用周朝的政教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可以苟免刑罚而没有羞愧之心。用德化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约束他们，百姓不但有羞耻心而且能改过向善。
39、孔子是如何教育弟子加强德行修养的？
在教育与引导弟子修明德行方面，孔子的论说是较多的。针对当时的风气，孔子感慨地说“由！知德者鲜矣”（《卫灵公篇》）。意思是说：由呀！懂得修德的人很少呀！对此，孔子很担忧，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篇》）。当子张、樊迟分别问孔子如何修德时，孔子回答“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篇》）。又说“先事后得，非崇德与？”（《颜渊篇》）。孔子告诉子张和樊迟，一切行为以忠信为主，知道什么好的道理或事情就马上去学，去做，做事能争先，享受得益在后，这些就是增进德行的方法。修明德行在于积极的为人处世，而为人处世的根本在于品质的正直，孔子告诉弟子：“人之生也直，惘之生也幸而免”（《雍也篇》）。意思是：人的成长在于正直、有德；歪门邪道的人的成长，在于侥幸免于祸患。如果把正直有德行的人比作君子，把歪门邪道的人比作小人，则“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孔子认为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草上吹来了风，草就必定倒下去！可知见风驶舵的人什么时候都有！这种人没有正直的品质而遭人唾弃！
在《论语》中，孔子围绕德阐发了自己的道德观。孔子的道德观首推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恐怕是极顶无尚的东西了！民间缺少它已经许久了。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观，是孔子首先提出的。后来他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书，专门阐发孔子的观点。中庸的意思为：中和可常行的态度和办法，因为不偏不倚为中，平常无奇为庸。对于中庸道德观，毛泽东曾论述过：“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儒、墨、道三大文化学派。道家和法家学派只看到对立面，强调斗争性，主张对人民实行绝对的统治。墨家学派则只看到统一面，放弃了斗争性，专讲同一性，力主兼爱尚同。以孔学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较为符合对立统一的哲学法则，主张用礼来节制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以求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一对矛盾同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所以毛泽东说中庸“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原因也在于这层文化关系。我们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即为人处世不走极端就是中庸道德观的全部内涵所在。人世间走极端而诱发的许多事端，甚至悲剧让人痛心疾首！得理饶人才是真君子。
40、孔子自身的德行观如何？
孔子自己循着中庸这一道德观做人成事。他拒绝四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篇》），即是不凭空臆测，不把事情看得绝对化，不固执己见，不事事都想着自己。孔子处在一个大动荡时代，靠什么去安身立命？他回答极精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前三项属思想道德意识，后一项是高档次的工作技术，至少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领阶层的高级管理人才相似。而道、德、仁在这里并列为第一重要的内容，缺一而不完美。想问题做事情不走极端，又能按这四项内容去做，真正是利己利人的道德行为，在动乱的年代当然也能安身立命并做成一番大学问。“据于德”就是以德服人而不是用力去征服人。“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篇》）。孔子说：千里马，不是称赞它的力量，而是称赞它的品德。孔子的中庸道德观是理性化与人性化的结合，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由这一道德观派生出的标准既高尚又严格。他告诫弟子“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篇》）。意思是，不管是读书学业，或是道德修养，都要深入求证，不相信传闻，因为道听途说是道德背弃者。所以，他的一些弟子实行起来有所感悟。子夏就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篇》），主张在为人处世方面大德大原则不要违犯和随便改变，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不要过分责备。人能做到这样当然就很好了！看来子夏学得更好些，实践中有收获才能说出这番话来。
孔子的道德观，思想底蕴深厚，是开展传统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今天对道德赋予新的内涵，提出了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道德观，大到全社会，小到单位和家庭，具体到个人，都有道德行为规范的内容，这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倡诚信为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用“德”字冠店名，严格遵守经营道德，实现了名与实相统一，所以百年老店生意长盛不衰，这难道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吗！“厚德载物”是清华大学的校训，是以德作为治校之宝的。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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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11:51 | 只看该作者
41、如何理解《论语》中的“礼”？
“礼”字在《论语》中占的篇幅较大，共17篇36章64处涉及，可见礼在孔子思想观念及日常行为中占重要地位。
“礼”到底指什么？可以肯定它不是指古代送玉帛之类的礼物。孔子所说的“礼”大致有三种含义，由此而代表三种不同的礼书。其一《礼记》一书专门研究礼的历史发展，讨论礼的性质、意义、作用，如夏礼、殷礼、周礼等。其二《周礼》一书是专讲治国之礼与各种官制。其三《仪礼》一书专讲各种典礼节仪与人的行为规范。所以，孔子所讲的“礼”阐发了他的历史观、政治观、人生观，并与上述“三礼”有密切的关系。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篇》），意思是说，礼乐并不是只限于送玉帛和歌舞之类的小事，主要是把人的文化精神升华到乐观有序的状况。孔子说：“克已复礼为仁”，意思是恢复周朝的政治制度——礼制是最大的仁政与仁德之举。为什么要“克已复礼”？因为当时周王朝已控制不了全国的局面，礼制崩溃、诸侯国各行其政，如八佾是舞于朝庭的礼仪，鲁国的大夫季氏也在家里用这样的仪式。孔子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所以孔子希望诸侯国各级统治者要克已复礼，其次是希望他培养的弟子去为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从政服务时要克已复礼。从而维护与恢复周朝的礼制。
对孔子在《论语》中论述的礼，主要从三方面去理解。
作为当时的国家政治制度理解。周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由姬旦（周公）领导而“制礼作乐”。“礼”即宗法制和等级制相结合的一套礼仪制度；“乐”则是配合“礼”，并为“礼”所用的形式。不同场合用不同的乐舞，严格地反映了奴隶社会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礼仪制度。而孔子小时候在鲁国常去观看这类活动并自己演练，对礼乐津津乐道，并对礼乐的演变历史非常熟悉。当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篇》）。这是子张向孔子问远到十个朝代后的礼制是否可知时，孔子说，殷代继承夏代的礼制，周代继承殷代的礼制，废除和增设的也都可知。孔子又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篇》）。意思是说：夏代与殷代虽然遥远，但只要文献足够，我就可把它们的礼制引证齐备。在《八佾》篇第二十二章中，孔子批评管仲在任齐桓公宰相时，在家的厅堂上建有放置具有专门设备的反坫。这是国君才享有的礼制规格，管仲享有特权而破坏了礼制，被孔子指责为小器之人。以上孔子所讲的礼，都是与周朝的政治制度有关，具体为治国之礼与各种官制。
（二）作礼仪与礼乐等关于礼节的内容理解。孔子所处的时代，周王朝中央与各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相互间要举行各种祭祀、典礼与外交活动。这些活动都按一定的程序进行，称之为礼仪，礼节就成了礼仪中的细节、也成了人与人之间（如国君与国君、大夫与大夫等）的交际内容。如孔子“享礼、有容色”（《乡党》）。讲孔子向别国国君献礼时，是一本正经的样子。礼乐是指祭祀、典礼仪式中的奏乐，礼乐和鸣，起协调融洽气氛的作用。同时，礼乐也表示等级与秩序的和谐，如现在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访问时的仪式，鸣礼炮、奏国歌、检阅仪仗队等。这些仪式表达的是“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篇》）的态度和目的。这就说明礼乐起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创造和平的氛围与环境，为国家政治服务。
（三）作礼教理解。礼教就是培养与要求人依礼制行事，循礼仪、礼乐而为人处世的礼貌和礼让行为。在《论语》中，“礼”多数与礼教有关联。主要是孔子向弟子们传授礼教知识、培养其知礼、懂礼、行礼的行为规范。如“不知礼，无以立也”，“立于礼”、“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从这些内容可看出，礼教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人要有羞耻心且改过从善。孔子认为，“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孔子强调他的弟子用礼教约束自己，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孔子为什么刻意要求弟子学礼？《泰伯篇》对孔子这一用意作了回答：“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把个人不懂礼的危害都点出来了，不合礼教则徒劳无功；因不懂礼而过分谨慎畏缩不前；或勇敢失礼而走向暴乱；或率直失礼而纠缠不清。因此，孔子得出“不学礼，无以立”的结论。
孔子所积极倡导的“礼”，是儒家礼教文明的重要内容，对我国人民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是个礼仪之邦，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礼尚往来，并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习俗和礼多人不怪的交往思维。这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也有人对礼节的过分讲究和刻意追求而走到消极的一面。如在为人处世上养成逢迎谄媚和大肆请客送礼的庸俗习气。因此，对“礼”的学习与应用也要讲究适度，过度就会产生负作用，这是需要警醒的。
42、如何理解《论语》中的“政”？
“政”是《论语》的主要内容。在第一篇中就涉及，第二篇以“为政”为篇名作重点论述。全书共涉及15篇30章约41字数的内容。反映了孔子当时治国安民、维护社会（周朝）政治稳定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回答诸侯国君主关于政事的问题，孔子与弟子们的从政及有关政事的讨论以及对一些事件发表的评说等。孔子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场合与时间背景而谈他的从政观，如他对弟子子路说：你要从政必“先之劳之”、“无倦”，对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而获得君位的卫出公辄的为政之谈是“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弟子仲弓讲为政的内容是选贤任能。孔子的一些从政观和言论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如“政者，正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
“政”在《论语》中虽然主要是指诸侯国从政及政治事务，但人们认识它的外延要比这大得多，其指向大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从政者的素质要求。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篇》）意思是说：如果自身端正了，从政有什么困难呢？自身不能端正怎能让别人端正呢？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下一句，孔子说得更简单明了：“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篇》）。即“政”就是“正”，你自己先依着正道走，那谁敢不依着正道走呢？孔子这句话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从政的根本问题和要害问题。“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篇》）就是对“子帅以正”的再解释，要求居官者不可懈怠，行事心须忠诚。当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弟子仲由（子路）、赐（子贡）、冉求（子渊）能否从政时，孔子回答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篇》）。意思是说：仲由做事果断，勇于作为；赐呀，事理通达；求呀，多才多艺，他们参政有什么不可以呢。这里孔子讲出了从政人才的三个条件：果断、通达与多才多艺。但从政者的思想品德是第一位的。所以，孔子才强调“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二）对从政者的方法及目标要求。
子路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先之劳之”，请益。子曰“无倦”（《子路篇》）。孔子的意思是，从政做官的方法就是你要身先百姓，为民表率，只要不懈怠就行了。“先之劳之”、“无倦”这六个字概括地提出了从政者的三个基本条件：即率先垂范、勤政为民、精神振奋。这三条也是对从政者的原则要求。弟子子夏做了小官后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篇》）。孔子告诫子夏：做官就是做事，但做事的方法不要图快，更不要只顾个人小利。图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顾个人小利就办不成大事。孔子的这番话又提出了一个从政者的原则与方法问题。孔子的朋友叶公向孔子问政。因为是在异国他乡，又是朋友，孔子有针对性地回答说：“近者悦，远者来”（《子路篇》）。意思是国内人民高兴，安居乐业，国外的人也投向你，应确立这一从政目标。
（三）用好的政风引导民风。孔子认为当时的一些从政者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篇》）。如鲁国的季康子继承父位仍把持朝政，向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孔子引导说，“先事从政，为什么要用杀戮？你真想把国家搞好，民众就会好起来。因为从政者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草上吹来了风，草就会安然伏下。用今天的话说，政风端正了，民风就会醇朴。在端正政风方面，孔子提倡发扬五种美德。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篇》）。意思是说：君子讲恩惠却又不耗费，让民众勤劳且无怨恨，有欲望要求但不是贪财利，安泰而无骄傲，有威严而不凶猛。孔子这些话对今天的政风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劝诫作用。
（四）评判国家的政治制度。有人对孔子热心政治之举进行规劝说，“今之从政者，殆而”（《微子篇》）。意思是劝说孔子：现在从政实在危险呀！在孔子的祖国鲁国“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季氏篇》）。鲁国的政权脱离鲁国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里已经四代了。孔子对季氏超越礼制的行为感到愤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希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制度。重新实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篇》）。就是要检验并明确度、量、衡的标准；恢复已废弃的官职和官员；振兴灭亡的诸侯国家；继承已经绝祀的后代，提拔失去爵位已成平民的人。各方政事就会通行了，天下的民众就会心悦诚服了。在孔子看来：“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季氏篇》）。国家大政方针稳定，政治上了轨道，政权就不在大夫（季氏）手中。政治上了轨道，老百姓就不会无心事业而议论纷纷，而会出现“近者悦，远者来”的太平盛世。
（五）政治是寓于从政者的日常生活行为。孔子认为，不要把政治及从政为官看得太神秘。他引《尚书》上讲的“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为政”（《为政篇》）。说明政治就寓于人的日常生活中，把对父母的孝顺与对兄弟的友爱发扬起来，带到政治中去，也就是参与政治了。因为好的政风是体现在从政者的公事与私事的全部活动中的。报载某省一位副县长为人贪且不孝，在路上见到自己母亲时竟装作是不认识的人，这种人从政而身败名裂是早晚的事。泰国总理他信的母亲在街上摆摊当小贩，他信没有感到不光彩！两个人同是从政者，反差之大，让人深思，只能从为政者的个人品德上找根源。在2003年春季抗“非典”的斗争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做出了突出贡献，当记者采访他问及抗“非典”与政治的关系时，钟南山回答说：作为一名院士，做好本职工作，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就是个人的最大政治。可见，从政也好，政治也好，不是为官者的专利，而与每一个人有关。
纵观孔子在《论语》中对“政”的论述，就是要求他的弟子以及己从政的朋友能终身学习提高学问，在家能尽孝悌，在外能守信用，思想上无邪念，学会观察人和使用人，带头举直用贤，见义勇为，见利思义，用行动感化风气，这些都是要求为政者应做到的大致内容。孔子坚信“政者，正也”。
43、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士”？
《论语》中常提及“士”这个称呼。所以有弟子向孔子问如何做个“士”？在孔子的论述中，“士”就是勤于学习和思考、有高尚道德情操、为人处世通达的人。
什么叫“士”？子路首先向孔子提出这个问题，后来子贡也向孔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孔子两次所回答的重点不同，对于子路重点讲学习，对于子贡重点讲道德修养。首先，“士”是求知者与道德增益者。子路问：“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篇》）。孔子是这样回答子路的：不断切磋，增进才能，愉快和睦之状，就可以称作士了。朋友之间不断切磋，总有长进，兄弟之间愉快和睦可增进感情。可见，孔子认为，“士”把求知与增长道德放在第一位。其次，不以物喜不为己忧的人可称为“士”。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篇》）。孔子告诉弟子：求知的人立志于仁义道德，却对恶劣的衣食引以为耻，就不值得同他谈论士了，如果留恋安定的住所，就不足以做个士了。孔子赞扬弟子子路：“衣敝温饱，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意思是说：穿了破袍子和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觉得难为情的，恐怕只有仲由了！那正是诗经上说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整天惦念着以此约束自己。
子贡向孔子请教：“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篇》）。孔子回答子贡怎样才可称作士时，主要从修养个人道德层面回答了三层意思。第一层：做人要有羞耻之心，从政者出使周边诸侯国家，不辜负国君的使命，把心用到工作上是做为士第一位的任务；第二层，讲孝悌，即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一个士应修身齐家，这样于公于私都能兼顾，家庭和睦安定，就可保证全心身投入工作，从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第三层：一个士应讲话守信用，行动有结果，不要像硁硁的击石声，听起来响亮，做起来无结果，缺乏诚信就是不道德的小人。一个人，特别是从政者，这三方面能做到就可称为士了。否则，就是器识一般的人，不值得去跟他们交流什么！
孔子反复讲如何从加强学习、增进个人道德修养两个重点要求弟子做个士。他的弟子们在这方面发挥了这些思想。曾子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泰伯篇》）。这里，曾子提及士的两个精神因素，即“弘”、“毅”。弘寓意大、远大；毅即刚强、果决。因而他认为士应抱负远大，意志坚强，把仁义道德作为自己的重大任务，到死才算停止。子张也说了类似的话而且更具体：“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篇》）。能做到这四项事情，即是道德要求，又是一种思想与行为考验。因为一个士应该见到危亡的事便肯献出生命，见到有利可得便想到是否合乎道义，祭祀想到恭敬，居丧想到哀痛。
总之，孔子及其弟子讲的士，是与《论语》中讲的君子具有相同内涵的另一种称谓，重点是提醒人们增进学业与品德修养，通过自身努力去提高综合素质，从而成为为人处世通达的人。因此，能不能成为一个士，关键是个人的主观努力程度如何。今天，我们赋予士有了新的内涵：把增进学业以及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作为青年人的重任，终身学习与实践，从而做一个高尚的人。
44、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志”？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篇》）。意思显明：三军可以被打败，统帅可以被俘虏，但常人的志愿却不可夺取。这是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写法独特：把三军之帅与匹夫之志联在一起讲，更显示出了常人立志的极端重要性。其实，要夺三军之帅谈何易，这里的“可夺”是不易夺的反衬法！产生振耳发馈的震撼效果，从而提醒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要有夺三军之帅的坚卓志愿去求知识、求生存、求发展，即使三军之帅被夺取了，匹夫的志愿仍不能放弃！
什么是“志”？志，心之所之，即心力所到之处，从心、之声。志字的上半部本作“ ”，即“之”，寓意到达，即是用心用到地方，便是志。志对于人，首先是一种思想活动和精神力量。如志气：是指求上进的决心和勇气；志向：是关于将来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样的人的意愿和决心；志士：有坚决意志和节操的人。因此，讲立志要讲先从思想和精神上确定某种目标，然后不懈地去追求和实现这一目标。如立志学成有用之才的人，就会在青少年时期发奋，在漫长的求学途中，凭着一股精神力量年复一年地去克服困难，从而实现学有所成！这种行为就是心力所到之处，也即是志的体现。可见，志如可夺就不足言志，而是无志。“博学而笃志”（《子张篇》）。子夏把求知与立志的关系言简意赅地讲清了：即没有忠实的思想、没有全心全意的精神状态是难以学成的。有句格言：志不坚者智不达，说的也是这层意思。有一位精通《论语》的人作了一副对联来附和孔子的名言，写道：“有志则进，必如川流之不已；无志则止，必如为山而弗成”。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名言，历来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斗志而成就事业。叶挺将军请郭沫若将此言书写，并张挂于室以激励自己坚卓之志。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致取决三个因素：第一，智力和特殊能力；第二，勤奋刻苦和有效的学习方法；第三，机遇和环境因素。在这三个影响人成功的因素中，第一个因素是天赋条件，占50－60%！第二个是主观努力因素，即意志力，占30－40%；第三个因素是客观条件，占10－15%。看上去天赋条件是主要因素，其实，纵观历史，绝大多数成功者是勤奋刻苦，讲究方法而意志坚卓的人。一个人的学业和事业能否成功，智力因素和客观因素，不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观因素——即意志力决定成败，有联为证：
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成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军可吞吴。
（蒲松龄名对）
45、如何理解《论语》中的“智”？
在《论语》中，“智”是用“知”字出现的。“知”与“智”通用，如“知者乐水、知者动、知者乐、知者不惑”等。
智，是《论语》的重要内容，都是指聪明、智慧而言。如《公冶长》中，孔子称赞了宁武子的聪明：“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指宁武子的处世方法， 国家政治清明时，便聪明，政治黑暗时，便装傻。在《雍也》、《颜回》两篇中，出现樊迟的两次向孔子问知的内容，第一次孔子回答：“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里孔子告诫樊迟要努力从事人民认为合理的工作，尊敬鬼神却远离它，可以算得上聪明了。第二次，孔子回答樊迟要“知人”。善于识别人与善于用人也是一种智慧和聪明。孔子从他主张的仁义道德观出发，指出要选用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做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
孔子讲智时，始终是围绕仁这个核心内容来进行的。违背仁的智孔子是不说也不干的。如阳货要孔子出来做官，孔子不理睬。在路上阳货遇到孔子时就说：“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阳货篇》）。意思是问孔子：喜欢参与政事而屡次错过时机，你可以叫做聪明吗？在孔子看来，阳货是个不仁不义的人，见都不想见他，更不要说去他那里做官。在《卫灵公》第三十三章中，孔子讲“知及之”后，强调仁、礼的作用。即用聪明取得官职之后，必须用仁德去保持它，用庄重严肃的态度去行事，用礼节去动员百姓，否则，这个官职就不完美！另外，孔子教育子路：“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阳货篇》）。意思是：一个人聪明不好学，它的弊端是容易放荡不羁，终究走不到正道上来。
总之，孔子讲的智，要求人们不做违背仁义道德的事，在选人用人方面也要坚持这一原则。真正做到这两条，才算是一个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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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11:52 | 只看该作者
三、教人处世存学问
46、如何理解《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有时指有地位和身份的人，有时指有道德修养的人，而多是指后者。全书20篇中都使用这个词，涉及80章共104字数。主要是弟子们向孔子请教什么条件下才算一个君子，一个君子如何为人处世等论述。还包括孔子夸奖的人（君子），有些句子广为流传，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等。
什么叫君子？孔子有两个定义性的论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篇》）。意思是说君子把道义作为自己的本质。依礼节来行动，用谦逊的口气出言，出真诚的态度完成事业，就是君子了。“道义”、“礼节”、“诚信”、“谦逊”四个条件是衡量君子的依据。在回答子路问怎样做一个君子时，孔子又说：“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篇》）。即修养自己，以使别人安乐；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望文生义，君子就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而达到君子境界的途径是“修己”。“修己”的目的是“安人”、“安百姓”。孔子有句名言：“君子不器”（《为政篇》）。意思是告诫弟子不能学成某个器具一般的东西；“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定型的东西而用途狭窄，要成为真正的通才而成大器，这样才能做个“修已安人”、“修已以安百姓”的君子。
纵观《论语》全书，可把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归纳为如下四种内容。
（一）形象君子。强调从个人内心加强修养，培养其正气且尔雅大方的形象。一是在文化与礼节方面加强修养，如开篇就提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篇》）。君子应广泛学习新知识，用礼节约束自己，这样的人能自爱自重。“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篇》）”。“自爱者方能为人所爱”（蒙田语），“自重是约束万恶之本”（培根语）。除此之外，还要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篇》）。能自重又兼有实质的文采，便成为一个君子了。二是在言谈举止方面加强修养，“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己矣”（《子路篇》）。意思是：一个君子对他不知道的事，是不乱说的。若用了一名词，一定能言之成理，说出的话，一定能行得通。对自己的话，要做到不随便的地步才算君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君子把说过头的话作为耻辱。因为“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篇》）。此外，孔子也强调一个人在穿着仪表方面加强修饰，这方面的内容在《乡党》篇有详细的论述。孔子的弟子中有人对君子形象的修养，有独到的见解。曾子就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信矣”（《泰伯篇》）。在曾子看来，一个君子对于道义重视的理由有三点。有所触动、就表现于容貌，就不会粗暴怠慢了；使脸色端庄，就接近诚实了，表现出言辞有气度，就不会是浅俗背礼的了。而子夏对君子的形象说得更精彩：“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篇》）。君子形象的三种变化：远看他严肃庄重，接近他温文尔雅，听他说话严厉不苟。
（二）行为君子。孔子坚持用仁义道德要求自己并约束弟子的行为，这方面的内容占论语有关君子的论述最多！一是在人生观方面加强修养：“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篇》）”。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不论适合与否，不加以否定，都用道义把它们联系起来而加比较和适从。二是在言行修养方面，把行动放在第一位。子贡问君子，孔子回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篇》）。孔子告诉子贡，一个君子应先把要说的话做到了，然后才跟着行动把话说出来。孔子还要求弟子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这与“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篇》）是一个意思。强调先做后说，不要只吹牛而不见行动。三是保持谦虚，靠知识和道德安身立命。“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篇》）。君子在人生中从三个方面把住方向，我虽然无能为力：仁者没有忧虑，智者没有疑惑，勇者没有恐惧。这里，字里行间尽显孔子的谦虚与智慧。在孔子看来“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卫灵公篇》），君子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本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篇》）。有能力和本事又谦虚的人，当然不忧不惑不惧啦！四是君子以诚信为本。“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篇》）。“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篇》）。君子忠贞如一而不是有点一般信任。“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篇》）。君子庄重而没有争执，合群而没有宗派。“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篇》）。一定要说争，那就是比射箭、互相礼让后升堂，下堂来便一起喝酒，这算争吧！是君子有礼貌而诚实之争。“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尧曰篇》）。君子无论是人多人少，无论是大人、小孩都不怠慢。“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篇》）。君子不凭言论来提拔人，也不凭人等级如何去废弃人家的话。
（三）形象与行为统一的君子。做到德才兼备、思想成熟与品德健全加上某些特长，相对说来是形象和行为相一致的君子。孔子对此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内容：“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篇》）。这九条很有针对性：看要考虑看清楚了没有，听要考虑听明白了没有，脸上的神色要考虑温和，容貌态度要考虑庄重，说话要考虑忠诚，做事要考虑认真，遇到疑问要考虑求教，发怒了要考虑后患，看到有可得的要考虑道义。这九个方面的内容是对前面讲的君子四个条件的具体化，都与思想和行为有关。一个人这九个方面都把握住了，就近乎是一个德才兼备、形象与行为相统一的君子。这还不够，孔子对德才兼备的君子还要求做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把提升人的道德与学问放在第一位，“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成了著名的人生准则与格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篇》）。一个君子能以不饱食、安居为人生的目标；努力于该做的事而言语谨慎；又能向有道德的人请教，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这两句话的意义在于：不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而重视精神生命的升华。
47、如何理解《论语》中 “君子”与“小人”的比较？
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对比用语达17处，小人单独用语不少于6处。“小人”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二是指道德品质低下的人。而多指后者，使用情况大致如下：
在择友与交往方面。“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篇》）。这是在论语中第一次把君子与小人对比用。意思是君子亲密交往，而不是勾结在一起，小人勾结在一起，却不亲密交往。
在对待道德和利益上。“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篇》）。意思是说：君子心里装着道德，小人心里想的是田宅；君子心里装着的是刑法，小人想的是恩惠。“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草上吹来了风，草必定安然倒下。
在人的心态方面。“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述而篇》）。君子心地平坦宽广，小人经常是忧愁悲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篇》）。君子宽厚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宽厚。在处理与协调人际关系方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君子跟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和谐，而不是一时苟且求同，小人则苟且求同而不是协调和谐。
在处理事务的方法上。“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篇》）。君子向上求得通达，小人向下求得通达。“上达”可理解为高明的远见；“下达”便是比较浅近，只重视现实的、眼前的一时之利。孔子对通达还有具体的论述：“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颜渊篇》）。意思是说：说到通达么，品质正直，观看人家的神色，用委屈自己、尊重别人的态度来考虑问题。这样，无论在诸侯国家那里，还是在卿大夫那里也必定显得事理通达。
在对待贫穷考验方面。“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篇》）。君子固然也有穷的时候，但不像小人穷了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在事业与胸怀方面。君子大器，小人小气，“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篇》）。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意思是君子不可以从小事情上去理解，却可以在大事业上承受；小人不可在大事业上承受，只可以从小事情上理解。歌德有句名言：“与小人为伍，只能做出小事，与大人为伍，小人也成大观”。歌德与孔子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提升学问与道德的立足点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篇》）。君子提升学问与道德就懂得去爱别人，小人懂得道理就比较容易管理。
在抑制嫉妒心方面。“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篇》）。
在对待生活条件和使用人才方面。“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篇》）。意思是说，君子容易侍奉但难以使他满意，在用人问题上特别看重人的才能。小人难侍奉却容易使他满意，在用人时就对别人求全责备。
在对待道义方面，君子与小人是一样的底线。离开了道义这一思想基础，君子与小人都不可救药：“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篇》）。
从古到今，把“君子”与“小人”作比较的有很多说法，但核心都是谈道德问题居多。如《池北偶谈》中把君子比作水，把小人比作油。因为水“为用也，可以浣不洁者而使洁”；“油则相反”，“可以污洁者而使不洁”。这可能是君子与小人的原则区别。从行为的角度看：“即沸汤中投以油，亦自分别而不相混”。就是说，君子有容，但小人不会因为混迹于君子之中便可以摇身一变成君子，二者无论怎么说都是泾渭分明的。反过来，“倘滚油中投一水，必致搏激而不相溶”。
关于“君子”与“小人”的道德观，孔子的论述是十分准确而精深的，以上内容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处世思想与方法，所体现的精神是道德至上。而道德的修养一靠社会引导，二靠个人行为，且主要在于自身的努力。对此，孔子作出了结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篇》）。即君子严格要求自己，小人苛刻要求别人。因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篇》）。君子担心到死其道德名声也不受人称道。小人是不会去顾及个人的名声的。孔子把人情世故看透彻了。
48、三纲五常是孔子的思想吗？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有多种说法，通常指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在《论语》中没有概括性的论说，是孔子之后的历代封建社会总结出来的道德标准。它对维系封建社会秩序及人们的关系曾发挥过作用。
《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篇》）齐景公向孔子问政事，孔子回答说：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孔子的愿意是：处理政事要先处理好等级关系和人际关系。齐景公认为孔子说得好，如果确实君不是君，臣不是臣，父不是父，子不是子，即使有了粮食，我能吃得着吗？
这里孔子提到了君臣、父子关系，并没提到夫妻关系。可见三纲是后人提出来的。至于仁、义、礼、智（知）、信，在《论语》中反复说到这些内容，它是孔学的重要内容。
三纲五常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它对于维系当时的社会循序和人与人的关系发挥过重大作用。到今天，它的影响仍然存在，说明它仍有生命力。特别在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香港等地。一方面，人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加以借鉴；另方面，在否定它的封建思想糟粕时，推陈出新，赋予它新的内容与活力。如韩国政府把三纲五常做为对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每年的假期在乡校（孔庙）向不同年龄的青少年讲授三纲五常，培养青少年的传统伦理道德，使青少年成为知书达理、尊敬师长、孝敬父母的人。在日本，许多企业把三纲五常溶入企业管理中，一些企业家在取得宝贵经验后著书立说，对三纲五常大加宣扬，从而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文化，这也是日本企业管理优于欧美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三纲五常溶入了企业的日常活动中，上至总经理，下至门卫人员把三纲五常做为自己终身信条，既经营企业也经营人生，使企业管理井然有序，人与人的关系也非常融洽。在香港一些大学，以及儒学研究会的知名人士，对三纲五常也持肯定态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因继承了三纲五常这一封建时代创立的道德观而影响社会进步，相反，还促进了社会管理和改善了人际关系。可见，对于历史文化及传统的东西要敢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发源于中国的三纲五常，没理由在国外受推崇而在国内受冷落。过去我们对于孔子与《论语》曾全盘否定，三纲五常也被视为封建文化糟粕而清理出历史文化与传统道德之列。走极端的方法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今天，我们要鼓起勇气去肯定三纲五常所蕴含的积极影响和文化意义，让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
49、如何理解“学而优则仕”？
过去我国有一段特殊时期对“学而优则仕”反复批判，说它的要害是读书为了做官。现在反思起来，其实是我们自己弄错了，至少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学不仅仅是指读书，还包括做实际工作，研究某项专业课题，在某领域有开拓性的研究与发现等。而当时孔子讲的“学”，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些内容是书本知识与实际操作经验相统一的实用型技能。学习中的优秀者当然可以去从事如现在讲的行政管理工作，即去做个“仕”是很称职的。所以，学而优则仕是句大实话，反映了当时社会择人从政的客观要求。这对于今天仍有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中国一直以来沿袭了这条择人从政的基本原则。
“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是由孔子的弟子子夏说的，前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合起来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篇》）。意思是官做得好就去学习，学习好了就去当官。这里仕、优、学三字，在两句话十个字中重复使用各两次，但其立意出发点相同：就是要求一个成功的从政者必须坚持学习，终身学习，通过学习而实现知识更新，从而与时俱进，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从政者。“仕”首先是一个自然人，尔后才是为人处世的“官”，“优”是判断“人”与“官”的标准（政绩、道德口碑等）。“学”是实现做人、做官“优”这一标准的途径。所以在这句话的三个字中，学是最重要的。因为“仕而优则学”是强调一个优秀的从政者仍要求他去学习，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通过学习让从政者更优秀，这就是“仕而优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这与我们今天使用干部，培养干部的方法是相一致的。人类社会最原始的阶段也没有离开过管理，如狩猎与采摘野果，就具有原始意义的分工与管理。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管理分工越来越细。如今对社会的行政管理已到了须臾不可缺少的地步，今后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就有管理社会事务的人员（从政者）。把从政者培养得更优秀些，把社会事业管理得更好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学而优则仕”没有错，且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想当年，在批判“学而优则仕”之时，社会事务杂乱无章。一个无政府状况下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进步与发展的。今天，客观上这一主张已大加肯定并发扬起来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从事社会事务管理，社会秩序井然、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今天提出的建设学习型社会，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其思想源头就在此。我们应感谢祖先们在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些光辉思想，再不要羞羞答答的说这句话，更不应去大批特批这句话，而是肯定这句话的积极意义。
《论语》中，孔子提倡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是不是人才，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篇》）。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
孔子这话前一句是说：三年学习下来，还没有得到官职或俸禄，是难得的事。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念了三百篇诗，把政事交给他，做不通，派他去国外办事，不能单独应对，学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这说明孔子也看到学与行、才与能在一些人身上会脱节。实践证明，读书人不是人人都能从政做官的。对于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古今中外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洛克菲勒忠告说：“知识是 外在的，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智慧则是内涵的，是我们对无形事物的了解；只有二者兼备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知识与智慧实质是才学与能力的关系。掌握了理论知识而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实践，这类人才确实存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它本身就强调了知识与智慧二者兼备的条件问题。不仅在古代对择才治政方面有积极意义，今天仍有可吸取的积极意义。
50、如何理解“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孔子说过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阳货篇》）。这曾成为孔子不尊重妇女的依据。对这段话要作具体的分析，孔子在代理鲁国宰相职务后，要削弱季氏家族的权力而采取了“坠三都”的行动，但鲁国的国君鲁定公无能，仍受制于季氏并被迫免去孔子鲁国司寇和代理宰相之职，而这也正是齐国要达到的目的。齐国担心孔子执政后鲁国强盛起来而威胁到齐国。正当孔子受排挤之时，齐国趁机给鲁国国君鲁定公和季桓子送来了女子乐队及马车。“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篇》）。在当时的国与国之间，这是极厚重的一份礼物。那乐队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就是在齐国的临淄选了漂亮女子八十人。鲁定公与季桓子乐此不疲，三日不听政于朝，孔子大失所望，感到鲁国已无法拯救，于是就离开了鲁国。孔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了上述这番话。出走期间，孔子两次到卫国，与卫灵公谈过政事。卫灵公认为孔子那套治国之策是可行的，就给孔子在鲁国当代理宰相时的待遇，从而使孔子与弟子们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但这个卫灵公把孔子当摆设，却并没有真正使用，孔子就在卫国讲书授徒过日子。卫灵公整天围着爱妃南子转，南子还背着卫灵公在宫里与情人幽会，是卫国道德败坏，丑名远扬的人。南子知道自己声誉差，她想借孔子的名望为自己挽回败德的影响，于是策划了卫灵公与南子同车出游，并设法招孔子坐第二辆车陪游而招摇过市，这是在作弄孔子，要孔子当众出丑。一个月前已发生了子路责问孔子见南子之事，现在又一次被人利用了自己的声望。孔子在羞愧、愤慨、失望的情况下又说了一句批评卫灵公的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联系这两件事，分析这两句话，表面内容是指责了女子，但实际是批评了沉溺声色的当权者。第一次是以客观条件为依据来批评鲁国的当权者；第二次是以主观条件为依据来批评卫国的当权者。在这两个条件中，客观条件（女乐与南子）是外因，主观条件（当权者）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无论是鲁定公与季桓子，还是卫灵公，都是好色之徒，孔子把这类权势之人划入与不讲道德的女人和小人之流。
《论语》中共使用17个“女”字，有的已明确指向，如：“女子”、“女乐”等，其余十多处皆当“汝”（你）使用。因古文中“女”与“汝”同用。另在《论语》中，对妇女的称呼是有区别的。如“女乐”之类的称女子，而有身份的女子称为“妇人”，如“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篇》）。孔子赞扬武王的十位人才中，还有一位“妇人”。此外，又把有身份的妇女直接称为某子，如称卫灵公的爱妃为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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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如何理解君子三条导向的意义？
在《子罕》篇中，孔子已讲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后来，孔子又发挥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篇》）。这话的意思是：君子的导向有三条，我在这三方面无能为力；仁者没有忧虑，智者没有疑惑，勇者没有恐惧。子贡说：这是孔夫子说自己哩。孔子谦虚表示自己的学问与修养还没达到君子的境界。
仁者不忧：不忧和无忧是两码事，不忧的前提是自己必须是个仁者。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仁者呢？这从孔子两次向樊迟说仁得到答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篇》）。第二次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篇》）。“爱人”是仁者为人处世的总原则，具体表现在对日常生活恭敬，办事认真，对人忠诚，即使到毫无文化的野蛮之地，也不丢掉这些品德。做到这些便是个仁者，也就不用忧己了。
知者不感：聪明人不迷惑。问题是，在复杂社会的生活中，怎样才算聪明人。对此，孔子也作了相对的解答：“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大意是说：聪明人既不错过与人交往，也不说有失身份的话。当樊迟向孔子问知时，孔子回答：“知人”，而“知人”是指“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篇》）。意思是说：聪明人就能辨别人的真伪，从而使用正直的人，让正直的人位置在邪门歪道的人之上，能使邪门歪道的人正直起来。可见，孔子讲的智者主要是指从政的人才及选择从政人才的原则要求。“知人”是一件极难的事，古往今来，无论从政或是经商者看准了人，用好了人才，事业就一帆风顺。所以，各个领域的成功者，大多数具备识才用人的本领，因而他们借助别人的智慧而成功，是真正的智者。
勇者不惧：孔子讲的勇者不是指某个武艺高强、浑身是胆的人，而是讲求勇者义为先，“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篇》）。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篇》）。在孔子看来，无论是有身份的人还是一般平民，不主持正义而倡导勇敢就会导致作乱或为盗贼。
因此，孔子还说：“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人何忧何惧？”（《颜渊篇》）。意思是说君子不忧不愁，不恐惧，是因为内心反省、没有久愧于心的事，要愁什么，怕什么？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说到底是以高尚的道德作为人处世的基础。孔子讲的勇者不惧是指见义勇为、仗义相助、维护正义、追求公理的人和行动。如我国现在设立的见义勇为奖，就是奖赏那些为维护社会治安挺身而出、与犯罪分子作殊死斗争的勇士。已受到奖励的勇士既有农民、工人、干部、警察，也有学生、老人及妇女。他们并没有高强的武艺，一旦路遇歹徒作恶，他们就仗义行勇，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这是真正的无所畏惧的勇者！这些勇者所挟持的是正义感！因此，勇者不惧不是指一般的胆大妄为，而是指一股强烈的正义感。
1999年4月9日，美国东岸时间下午4时，到美国访问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会见了顾毓秀老先生。临行，顾老先生赠送十六字真言：“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顾老先生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读上海交大时的老师。在此，顾老先生作了创新和发挥，将“仁者无忧”改为“仁者无敌”，增加了“诚者有信”。在异国他乡，两位优秀的中华儿女演绎了一场现代“仁者送人以言”的传世佳话。
52、如何理解“文质彬彬”？
孔子说了这样一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篇》）。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实质胜过文采，那么，就显得朴野，文采胜过实质，那么，就虚有其表。一个人能兼有实际和文采，便成为一个君子了。在学习孔子这段话时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孔子在论语中的所言，都是教人修身利人的话，这段话也不例外，尤其是青年人，更应认真地品味其中的意义。
文与质是人生修养的两个类型或说两种修养的内容、方向。彬彬是形容纷繁而和谐，主要是指礼仪而言。孔子讲“文质彬彬”是要求摆正两者的关系，文与质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
什么是“文”？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文也”（《公冶长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很明显，孔子关于“文”的原意就是要求即使是聪明的人，也要勤奋学习和不耻下问。学习的文化内容是古代传下来的典籍，包括文学作品类的知识，并同时在德行、忠恕、诚信方面加强修养。文化知识与道德修养达到了某种程度，如达到 孔子提倡的“仁”的标准，就“可以为‘文’矣”（《宪问篇》）。孔子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极强的针对性。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如果不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不掌握为社会服务的专长，在社会上将难以安身立命。仅有专业知识，而缺乏牢固的道德根基，也可能走到反面。现在，社会上一些高学历的青年人利用专业知识犯罪而自毁前程，难道还不足以让人警惕吗！
什么是“质”？简而言之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即生存与发展的欲望。原始的人与现代文明的人在本质上没有两样。但“性相近，习相远”。文明人之所以与原始人有了某些区别；最根本的东西是有了文化与道德的修养内容与形式，从而有了质的变化。孔子讲的“质”正是这个意义上的质，他说“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篇》）。意思是说君子以道义作为自己的本质，这是超越了原始意义上的本质，因为“道义”是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的特定的文化与道德。有了这种文化与道德的人，就会理智地去选择实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手段和途径，才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关于“文”与“质”的关系，《颜渊》篇有这样的记载：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大意思是说：“棘子成认为一个君子只要有实质就可以了，何必要文采呢？子贡纠正他：可惜呀！棘大夫是这样说君子呀！话一出口，四匹马也追不回！文和质是一样重要的，如果没有文的区别，君子、野人就难分别了。去了毛的虎豹皮与去了毛的犬羊皮看起来不是一样吗？
文质彬彬不是慢条斯理的做作，更不是一种病态的娇柔，而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在其言谈举止、为人处世方面适度的自然表现。总之，是一种成功的君子形象，而这种形象的塑造非一日之功，必须经过自己有意识的长久修练才能实现。
53、如何理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是社会的总和。人除了与亲属来往与接触，而更多的途径是与朋友交往与接触。无论与亲属还是朋友交往，都是间接和直接与社会发生关系，而这就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因素。孔子把与朋友交往看作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篇》），今天读来，这句话有三层意思。其一是知己、志同道合者相见是愉快的事。在古代把志同道合者称为“朋”，又因“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篇》），因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能互相说出心里话，共同探索人生目标，当然其乐融融；其二，有交流学习的对象。“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前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把学习作为一件愉快的事，与朋友切磋艺术，交流学习体会就是双重愉快的事。“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把朋友当作益友良师，向他们的长处学习，是一个人善于学习且个性成熟的表现，否则，成了孤陋寡闻的人，即使有了某种地位也会得意忘形，成为“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的处境；其三，可获得外地的消息与新的知识。对于终身研究学问、处处问政的孔子来说，在当时交通、通信、信息不发达的条件下，与朋友的交往是极重要的信息源，当然也就乐在其中。
朋友！比较一下，今天我们是怎样交朋友的。
54、如何理解“小不忍，则乱大谋”？
孔子说：“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篇》）。这是一句充满生活哲理的话。小与大是条件关系，不忍与则乱是因果关系。小不忍是前因，乱大谋是后果，也是一对关系。孔子把人生的大道理，复杂的为人处世关系用简单的语言挑明了。这正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高明所在。
客观地讲，“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一句中性的话，谁都可以用于指导自己做为处理复杂事务的原则和方法。过去，对这句话曾给予抨击，而抨击的重点是“大谋”，认为凡涉及到“谋”的事，是乎就不是光明正大，更不用说是“大谋”。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孔子这个“大谋”的指向。
什么是“大谋”？大谋就是策划大事业，策划大目标，策划大方向。《东方红》首句歌颂毛泽东的歌词：他为人民谋幸福。谋求的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与封建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毛泽东为人民谋幸福就是大谋。国有国的大谋，如现在中国要谋求实现四个现代化；省有省的大谋，如广东建设经济强省，率先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家有家的大谋，如安居乐业、老少平安；人有人的大谋，如学业早成、创业成功等。无论是国家事业还是个人的事情，都是一个从长计议、从短着手的谋划，以及行动与实施的过程，这些过程就可用一个“谋”字概括。“好谋而成者”（《述而篇》）。成功的谋划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学习及事业能否成功，一个重要因素看“谋”得是否成功。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分三步走，就是一个伟大的“谋”划，正因为这个“谋”划是成功的，所以，现代化与三步走的目标正是在逐步实现。一国之事不可不谋，孔子主张忍小事成大谋的观点，于国事、人事都有现实意义。
要图大谋还须学会忍。忍什么？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由此可知主要是忍气。办事要忍耐、包容，不能用一点小事不能容忍，脾气一来，坏了大事。如某市一青年把女友接到家里住的要求被父母拒绝后，因争吵而一气之下砍了父母，美好的人生、风华正茂的生命就毁在这忍不住气的心态上。女友进家住是时间与程序问题，与成家立业的人生比较，与双亲的生命比较则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用毁掉父母的生命作为报复，何止是因小失大、简直是愚蠢透顶。现在青少年学生中因小不忍而酿成大祸的事屡见不鲜，也成为校园斗殴闹事的主要原因。可见，学会忍让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忍耐其实是一种意志力，它能促成人的事业成功。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看书写作，二十多年不间断，以致于他坐位下的地板都被他的双脚磨出了两道痕迹，终于完成了科学巨著《资本论》的写作。这一写作过程，马克思凭着坚毅的意志，忍受着孤独与寂寞，忍受着清贫与饥饿，完成了人类社会科学的里程碑工程，这是精神上的忍耐。还有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忍耐，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英雄邱少云在一次伏击中全身燃火，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咬着牙关一动不动的卧着，直到牺牲没吭一声！为战友的反击创造了胜利的条件，这就是意志力所产生的忍劲。
从政者更应处理好“小忍”与“大谋”的关系。子夏做了莒父的行政长官而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图快就是急于求成，不能达到目的，只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生活中小与大的关系的转化之事太多了，劝君多思考，办事摆正其小与大的关系才利于事情的发展，而忍又是摆正其关系的重要一环。
忍，是坚强的意志力、高尚的道德、完善的人格所表现出来的人品修养，而不是懦弱的表现。逞一时之强，图一瞬之快才是人格缺失的懦夫行为。忍与不忍，结果不一样！多少人仰天长叹，多少人悔恨终生……除了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之一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55、如何理解“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篇》）。意思是：孔子站在一条大河的边上，面对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感叹说：往者就像这样一去不返吧！且昼夜不停。这是孔子触景生情，以其政治家的眼光、思想家的敏锐、教育家的情怀有感而发，以物寓人、以物言事，从而得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自然规律有某些内在联系及其相似的特点，就是指凡事都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其发展与变化按其轨道运行，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孔子这句话包含的思想性主要体现在其哲理和对人们思想的启发与诱导。另外，也可从中看出孔子感叹岁月之流逝，而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还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其原因是什么，孔子自己不得其解，但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此，勉励弟子不要枉费年华。时不我待，岁月似流水，不分白天黑夜的消失，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从珍惜时间开始，而浪费时间又是青年人最易犯的毛病，等到自己醒悟时，人已力不从心。
56、如何理解君子三畏？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篇》）。孔子的意思是：君子有三敬：敬天命，敬王公大人，敬圣人的话。小人不懂天命，因而不敬，轻视王公大人，怠慢忽视圣人的话。
对孔子这段话，要站在他所处的时代，按照他的思想观念，以及他当时的处境去理解。就是说，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去理解这段话，否则会走入歧途产生误解或全盘否定。在2500多年前，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个人命运，很难用科学的观点去分析和判断。在那种低水平的生产力阶段，根本不敢想像人定胜天！因此，不仅一般的人（小人），就是上层的（君子）人士都只能信天命，信大人、圣人之言。所以，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评说孔子宣传英雄创造历史。
关于畏天命。与“天”有关的词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组成近200个词条，足见“天”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天”，“天命”，“天下”在论语中至少出现22次之多。什么是天命？归纳讲有这几层意思：其一，用天来寓意其至高至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篇》）。孔子的意思是说：伟大啊，尧作为一个国君！崇高啊，唯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其二，用天寓意其自然规律的力量不可违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阳货》）。孔子说：天何曾说了什么！四时运行、万物化生，天何曾说了什么！其三，相对于天的至上至大，用“天下”寓意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人的自身及其活动是在天之下，在天的监视下进行的。为此，应顺应“天命”及天的运行规律办事。“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篇》），“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篇》）。孔子的经验与体会是“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篇》）。到了五十岁时，人的社会阅历多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丰富了，才知道个人的智慧与力量和行为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总有跳不过去的坎！这就是“天命”，而这并不是说人就认命、服命，向命运低头了。而是人变得更聪明与成熟，把时间、精力放在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从而使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关于畏大人。前面讲了“唯天为大”，“畏天命”，这里又讲畏大人，什么样的人是大人？这只有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末期。那时，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奴隶主的牲口和工具，奴隶主死后要让奴隶去陪葬。即使是奴隶主阶层，也有着十分森严的等级地位，一般的人配不上称大人，只有诸侯国的国君及协助国君的王公大臣才配称大人。孔子说畏大人，就是要敬畏王公大臣的统治。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明显地从维护周朝的礼制出发而提出的思想道德观念。但是我们不要强求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有今天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如果这样设想和要求，中国就出不了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了！
关于畏圣人之言：这首先要说明有没有圣人，什么样的人是圣人，然后才判断圣人之言是否可畏。所谓圣人，是与凡人，俗人相对而言的神圣之人。论语中多次涉及这一话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篇》）；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回答：“因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罕篇》）；“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张篇》）。这些论述基本上概括了古人对圣人的一般看法，无非是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圣人是受命于天的，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即“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其二，只有能造福于广大民众，并能救助他们的人，才能称圣人，即“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必也圣乎”。其三，圣人既伟大又罕见，连尧舜恐怕也难荣膺此称谓，即“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尧舜其犹病诸”。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有规范施行天下、以身殉职、以劳定国及能抗击大灾大患者，皆受到后人的景仰而荣膺圣人桂冠。毛泽东有一句读书批语：“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意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为圣人。出于这些认识，历尽艰难尝百草的神农氏，辛勤为民的尧舜，长年奔波治水的大禹，以及周游列国、孜孜宣扬仁义道德的孔子等人，成了最早的一批圣人。而圣人之言，主要是指圣人对不同时代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判断，以及对人生经历的总结而作出的有指导意义的结论。孔子讲的畏就是敬，人生无所畏，特别是青年人，完全凭着一腔热血行事实在难于成功。所以孔子从他自身的经历得出结论：有了信仰，尊敬长者，听从圣人之言，这些都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总之，我们今天对孔子讲的三畏要审视而行。畏天命不等于向天命低头而无所作为，但要确定正确的目标，量力而行事，否则，归于徒劳。畏长者，是善于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教训，就能使自己少走弯路，从而实现创新与发展。畏圣人之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生哲理之言应记取，作为自己前进的精神动力。这就是我们正确对待孔子所说三畏的意义所在。
57、孔子为什么喜欢行夏之时？
在《卫灵公》篇第十一章，颜渊向孔子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使用夏代的历法，坐殷代的大车，戴周代的礼帽，音乐就用韶和舞。放弃郑国的乐曲，斥退献媚讨好的人。郑国的乐曲淫荡，献媚讨好的人危险。孔子回答的内容主要有历法、舟车、服饰、音乐方面等民族文化的问题。其中舟车服饰早已过时了，韶舞也早失传了。最引人注目的，又容易被忽略的是“行夏之时”这四个字。
“行夏之时”就是使用夏代的历法。今天，在中国使用的日历上是公历与夏历共存共用的历法。公历又称阳历，是按太阳的运行周期计算天数和月份的。夏历又称农历或阴历，是根据月亮的运行周期计算天数和月份的。夏代还是奴隶制时代，我们对于夏代的科学文化了解已经不多，可是夏代完成的历法这项科学文化成就直到今天还通行着。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真是世界文化的奇迹，尤其像天文学这种遥测的学问牵涉到计算、观察等复杂的过程，而我们的祖先凭着聪明与才智早已解决了举世难题，我们现在仍为之骄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并惠及子孙后代。特别是一些民族民俗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那是我国人民最高兴最隆重的节日，还有我们的生日、婚嫁良辰，都是以夏历为记时依据。可知，如果完全按公历为计时依据而取消夏历的话，不光是传统节日得不到重视，而且我们的文学、中医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历法、哲学、及军事科学，特别是中国的农业牧业中的栽培饲养等等跟夏代历法密切地联系着。一旦少了夏历历法，将给我们的生产、科研与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如农谚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就是根据夏历的24个节气作出的科学推断，简单易懂，使得人人遵守农时而春播夏耕秋收冬藏。可见夏历这一计时法在人们生活中根深蒂固，如今不少农村的老人根据月亮的圆缺而记住了初一与十五，就可判断每月的时日，从而心中有数安排农活、迎接传统节日，或择日选择办喜事等等。这种办法虽然是传统些，但体现的是中华历史文化。难怪孔子喜欢“行夏之时”，其实我们今天仍非常珍惜与钟爱这一传统的科学文化，它将植根于现代科学文化中而发扬光大。
“行夏之时”还包括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有着广大的人口群，也有着丰富的文化与生活内容。我们要认真对待，继承与发扬其科学成就，剔除其迷信糟粕，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也为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服务。
58、如何理解“不为酒困”？
关于酒的内容，在《论语》中至少有五处涉及。酒，在中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酒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战国策·魏二》）。商纣王就是因“肉林酒池”而亡国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又是最早禁止酗酒的国家，早在夏朝就有禁酒文件《酒诰》。中国又是传统酒文化沉淀最厚重的国家，传统酒文化认为酒有“六德”。一曰逸：酒可助人逸乐、逸兴、逸才思；二曰和：喝酒可以“孕和”，“和也者，天下之达德也”；三曰友：喝酒可以融洽人际关系，《礼记》曰“酒食者所以合欢也”，“致情归性”、“通气合好”；四曰敬：喝酒要敬让讲礼仪，“事无礼则不成，要洁樽肃客”；五曰雅：文明、雅致，酒有品，人有量，饮有度；六曰节：《周礼》规定了“酒三行之礼”（每宴三杯），“不及乱”便可。孔子是熟悉古籍的人，孔子对酒这一特殊食品也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道德要求：一是“有酒食，先生馔”（《为政篇》）。这是孔子在回答子夏问孝时说的话，即有好吃的先给年纪大的长辈享用，这体现的是一种孝顺之举。同时也说明，酒，在圣人心目中也是好东西；另外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酒还是一种奢侈品，平常人家是难于喝到酒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党》）。孔子还强调：喝酒时有老人在场，就要照顾老人不要喝过量，喝完了酒要等老人离去了，自己才离开席位，以示对老人的尊敬！二是“不为酒困”。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篇》）。这里的内容说明孔子无论是居家，还是在外公干或是为别人办理丧事，都做到不喝醉酒。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做正当的事情。从“丧不敢不勉”推断，这话当是孔子青年时说的。他少时家境贫穷，就去学习礼乐与祭祀仪式，把学到的礼乐知识与祭祀仪式用于上层社会或民间的治丧活动。而治丧活动，特别是上层一些贵族的治丧活动是少不了祭酒和饮酒这些内容的。这就使得孔子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喝酒，并特别有酒量。但孔子坚持“不为酒困”的原则，反映了孔子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也表现出孔子高度的自控能力，在物欲的诱惑面前不动心。三是“不及乱”。对于嗜酒者不说，酒确是好东西，但古人早就发现过量饮酒会乱性。孔子也是有酒量的人，但他主张和做到“唯酒无量，不及乱”，同时“沽酒市脯不食”（《乡党》）。这里讲的“无量”是指孔子酒量大，但以不喝醉为原则，刚从市场上买来的酒菜没经加工就不吃它。
“不为酒困”、“不及乱”语言表述不同，但要求相同：喝酒以不醉为原则，什么程度为不醉，这因人而异。按照孔子说的这些话分析，其一，不因喝酒而误事或损坏自己的形象，保持清醒的头脑，酒后能办事；其二所饮酒量不超过主食，或以菜肴为主，饮酒为辅；其三，喝酒时讲究礼节，特别要照顾好长辈。
孔子关于酒的论说言简意赅，时隔二千五百多年，所表现的思想与道德光辉仍然没有褪去！特别是“不为酒困”、“不及乱”，虽然讲的是关于喝酒的事，但他表现的是一种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实质是一种人格修养和操行高低的表现，放弃这种修养与操行，就可能成为酒徒被酒所困扰。这些年来，不断从新闻媒体报道中传出因应酬多，喝酒过量而醉死人的事时有发生，这种代价多么沉痛，难道还不足以让人警醒吗！
“不为酒困”、“不及乱”。这些先贤的话是孔子对后人道德修养的倡导，更是对后人酒性与酒德的劝诫与忠告。
59、如何理解“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有人类以来，山与水是人类向其索取生存物质的主要对象。也是人们最大的纵情地所在。这一点，至今没有大的改变。山与水不仅养育了人类而且启迪了人类的智慧。在孔子心目中，仁者智者皆如山之巍巍，水之汤汤。上古时代的舜是仁者的化身与代表，因仁德之声誉而继承了尧禅让的帝位。传说舜帝在位时巡遍了名山大川，后来死在了出巡中途的九嶷山。禹是有史记载的中华民族治水的第一大功臣，所以也称他为大禹！禹在治水实践中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在方法上改堵截为疏导。“疏导”之法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与智慧，经过十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大功告成。《史记·五帝本记》说：“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其宜”。《史记·匈奴传》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这说明洪水平定后，万民安居乐业，深深怀念尧舜的德泽和禹的功绩。禹治水有功而得到舜帝帝位的禅让，禹成了夏朝的开国君主。禹在治水实践中总结的“疏导”法则，不仅对治理水灾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治理社会事务也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舜还是禹，都是孔子的偶像，因此，孔子自己也常在山水之中寻找安慰与智慧。他有感而发，既有“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的感慨，又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篇》）的吟诵。
仁与智，乐与寿表现的是人的思维与具体活动。山与水是自然现象，动与静则无论是人的行为或自然现象，它都普遍存在。如自然中的滔滔江水奔流不息，巍巍高山岿然不动，而人类活动一般地讲是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进行。这作与息就是动与静的关系。人类活动中的动与静反映的是人与自然规律之间的联系。孔子把智者、仁者与水和山扯到一起讲，当然不是绝对的，只是有他的道理而已。如孔子在另一处讲了“知者不惑，仁者无忧”，联系这里讲的“知者乐，仁者寿”，就会得出结论：一个人心怀仁爱之心而无非分欲望的人，当然对生活充满乐观与自信，由此而获得欢愉与长寿则是顺理成章之事。仁者之心如流水柔和清润，水具有良好的亲和力，它与其它物体相接触后几乎能溶于一体。一位哲人对水的性格作过这样的描述：“水不仅自己运动，还推动其它物体一起运动，经常地不停止地寻求自己的路，遇到障碍则气更大，不仅洗净自己，还洗刷其他各种污浊，并且有容含清浊的肚量”。孔子借水的特性来喻仁者，其用意是在宣扬仁者的道德如流水亲近万物。孔子这些思想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他告诫人们：只有在健康道德下发生的智慧才是既利已又利人的智慧。因此人的一切活动必须置于道德约束之下，同时与自然规律相协调，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与仁爱，否则，会受到道德良心与自然规律的双重惩罚。
60、如何欣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篇》）。孔子说：年冬腊月的寒天里，这才知道松柏最后只受了些皮伤，这也是孔子的名言，极大地鼓舞起人们的坚强品格，历来为人赞赏。关于这句话的背景，《庄子·让王篇》中有一段资料可供参考：孔子师生在陈、蔡之间断粮挨饿已经七天了，子路、子贡以为走到了绝路，颜回也无言以对，孔子说：“……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于是孔子弹起琴来，子路执干而舞，子贡说：“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这次知道了事业的艰难和人应有的品格。歌颂松柏的句子，《诗经》中就有了，但是成为名言、赋于更丰富优美的涵义，还数孔子这一章书。陈毅元帅曾作《青松》一诗咏怀，“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诗句，高度赞扬了表青松在恶劣环境下的良好精神状态，临难而不失其德。以此表明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我们可以把陈毅元帅这首诗，看作是对孔子这一章书的最好的也是最直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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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11:54 | 只看该作者
61、如何理解“君子不器”？
在《为政篇》中，孔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教育他的弟子：君子不能学成一个器具一般的东西。“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孔子主张，一个为政的人，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能，要成就大事业，就不能满足于一技之长，但必须有专长而后变成通才。当子贡向孔子问及自己成什么才器时，孔子对子贡有过评价：“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篇》）。孔子先肯定子贡：“你成器了”。“像宗庙里盛粮食的瑚琏”。即是有用之才，但君子不器，用更高的标准看还是不够的。子贡是很有才干的人，政治活动能力很强，外交口才非凡，还善治产业，曾当过鲁、卫二国之相。子贡是孔子学生中的佼佼者，孔子主要是感到他对仁义礼乐及修身之道研究得不够深切。可见，孔子评价人成才的标准始终是把德放在首位。一个真正合格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
62、孔子如何观察与分析人物？
孔子有丰富的文学与历史知识，加上广泛的社会活动，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和事情，因此，孔子极具观察人和分析事物的能力，这方面的言论在《论语》中多次出现。
“听其言观其行”，这是孔子观察人物的基本原则。而这又是从对他的弟子宰予的观察开始的。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篇》）。意思是说，宰予白天睡觉。孔子生气地说：腐烂的木头是不可雕琢的，废土筑的墙是不可粉刷的，对于宰予么，还批评他什么呢？并且说：原先我对于人们，听了他们的话，就相信他们的行为，如今我对人们，听了他们的话，还要考察他们的行为。就从宰予开始，我改成这个方法。在《先进》篇中，孔子再论述了这一观点：“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孔子说：人们总是赞许言论笃实的人，可是这种人真是君子吗？还是仅仅神色上庄重一点的人？对人物的品行不能光看“论笃”，听其言观其行，然后再作判断。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篇》），君子不凭言论来重用人，也不凭人身份如何而废弃人家的话。除了听其言观其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从现象看实质。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为政篇》）。“视其所以”是看他的动机与目的；“观其所由”是看他的来源，整个行动的经过；“察其所安”，再看他平常作人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这个人的行为目的怎样隐蔽得了呢？
《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其一，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欲速成者也”（《宪问篇》）。这里说的是孔子故里一个孩子捎信给孔子。有人问孔子道：是个求上进的孩子吗？孔子说：我看他坐在长辈的位置上，又看见他同年长的人并肩走路。不是一个求上进的人，而是一个取巧求速成的人。
其二，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篇》）。闵子骞在孔子身边侍候，是恭敬端正的样子；子路则是忙忙叨叨，心不在焉的样子；冉有和子贡是刚直的样子。孔子很愉快，却说：像仲由这样，不得好死。孔子用扼要的一句话评判了常在身边几个弟子的品德修养，后来的结果正如孔子所判言：仲由在卫国的一场内乱中凭勇力以寡敌众而被剁成肉泥！
孔子认为观察事情评判人物必须防止随大流的做法，反对人云亦云的心态，而应做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篇》）。意思是说：大家厌恶的，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欢的，也一定要去考察，防止感情的蒙蔽。孔子思想核心是“仁”。在观察人物方面他也坚持这个标准。他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里仁篇》）。意思是说，人的过失，和他的品性有关，我们观察一个人所犯的过失，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仁了。
63、孔子赞扬了哪些人物？
纵观《论语》全书，孔子在书中借赞扬历史人物进行政治评说，并对弟子施加教育或向诸侯国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仁义道德观。书中赞扬的人和事很多，特别是人物更广泛，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历史上开中华文化之基或在道德规范方面堪称典范的人物；二是历史上以及与孔子同时代的君子与仁人；三是孔子的诸多弟子及其相关的事件。现择其要者分叙如下。
尧、舜、禹是开启中华文化的先哲，在《论语》中多次赞扬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篇》）。孔子的意思是：崇高得很啊！舜和禹虽有天下，其地位却像与己无关，心里没有觉得当皇帝可贵，看得平平淡淡，真正做到只是服务，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和崇高。
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篇》）。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一个国君！崇高啊！唯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他的恩德如此广博无边，民众不知道怎样去称赞他。崇高啊！他成就了伟大的功业。光辉啊，他制定了礼仪制度。孔子说尧最伟大的成就，最伟大的光辉，是替中华民族开启了文化的传统。
舜：舜是“五帝”之一（或称帝舜，虞帝）。司马迁指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的化身。孔子认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篇》）。孔子赞扬说：舜有贤臣五人，天下得到了治理。又说：无所作为就治好了天下的人，大概就是舜吧？做了什么呢？使自己庄重并端正地朝南坐朝廷了吧。这些意思说明舜自己道德修养好，治国与办事不在于用人的多与少，以这个风气影响部下认真做事，就把国家治理好了。
禹：孔子又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府，古代礼服）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篇》）。孔子赞扬的大意是说：“禹，我没有要责备他的了。他自己的饮食菲薄，却尽力孝敬神鬼，享祀丰洁。他自己穿得很差，却尽力把祭祀做得华美些，他自己的住房很矮，却尽力田地水道。禹，我没有要责备他的了。
周公：“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篇》）这是孔子拿周公的美才告诫人别骄傲与吝啬。孔子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篇》）。孔子说：“我衰老了！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孔子为什么念念不忘周公呢？主要是欣赏周公的才华与道德，及其在政治上对周朝几百年基业的贡献。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是西周的开国大臣，西周一切典章制度的制定者，也是当时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对他特别的崇拜。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伯》）。意思是说：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了夏、商两代，它表现的文采多么丰富啊！我遵从周礼。因夏商周三代，其文化承先启后，而周朝又进一步完善，“于斯为盛”（《泰伯篇》）。周公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博大的胸怀，这表现在他待人与用人上。《论语》记载：周公谓鲁公说：“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篇》）。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属，不使大臣怨恨没有被任用。故人、老臣没有重大原因，就不要抛弃他，不要对哪个人求全责备。这是周公告诫他的儿子——鲁国的国君，作为领袖者处世为人的四个原则。
周公（姬旦）的食邑分封在周，故称周公，或周公旦，周即是陕西歧山东北，那里至今还留有周公庙。
孔子还赞扬了文治武功的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屡次把天下让给别人坐享的泰伯等历史人物。
《论语》中孔子赞扬的另一类历史人物以及孔子同时代的君子仁人，主要是推崇这些人物的仁义道德。他们中有善于治政治军、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的管仲；多次被罢官而不生气的柳下惠；三次任楚国丞相脸上无喜色、三次被免职脸上没有生气神色的子文；有自己恭谨、侍奉国君认真、让民众得到恩惠和懂道义的郑国贤相子产；有大智若愚的卫国大夫宁武子；有不记旧仇不降低自己的气节、不侮没自己身心的伯夷、叔齐；有善于与人交往的晏仲平；有正直而为的史鱼；有坚守道德为官而忠心报国的蘧（音渠）伯玉等一大批人物。
史料称：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论语》中孔子赞扬也涉及许多弟子的名字，其中《先进》篇第三章一下子提到十个弟子的名字，“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称为孔门四科，德行排第一，显然是看成最重要的，中国从孔子开科授徒办教育，至今仍把培育人的思想品德放在首位，足见其历史渊源。
孔子的得意弟子首推颜回。《论语》中专以颜渊之名例一篇，另外，孔子在不同场合下有18次之多言及颜回的名字，主要是赞扬颜回的道德及悟性好。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篇》）。意思是说，颜回对我孔子并不是有什么实际帮助的人，可他对我孔子的话没有不喜欢的。又说：“回也其庶乎，屡空” （《先进篇》）。意思是说：颜回的学问修养大概差不多了，只是常常贫穷不堪。孔子还赞扬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遇。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篇》）。“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罕篇》）。意思是：颜回从来不违背孔子的话，对于与孔子谈论学问始终不懒惰，好像很笨，而暗地考察，颜回并不笨。这和当面唯唯诺诺，背后却不能发挥，或者是发挥了，却违背原则，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诚实，后者是权术。诚实与权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品质。诚实者利人利已，权术者利已害人，但最终也害已。
此外，孔子还赞扬子贱是位君子式的人物、闵子骞的孝悌之名、南容的德行与好学之风、还有一位会经商的弟子端木赐：“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篇》）；而澹（音谈）台灭明不是公事不登门。“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雍也篇》）。孟之反不居功。祝鲩的外交才能等等。
64、孔子批评了哪些人物与现象？
在论语中，孔子按照他的道德观与处世哲学批评了一些人和社会现象。主要是批评当时社会上违背礼制、违背仁义道德的人和事。批评对象有诸侯国的国君及上层人物、有他的弟子。批评的态度和方法主要是善意的说教而已。
当时处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周天子驾驭不了全国局势，各诸侯国自行其事。在孔子的祖国——鲁国，大权落在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手里，国君控制不住三家的专权。按周朝礼制，这三家是大夫爵位、大夫封域称家，诸侯封域称国。而这三家在礼乐仪式方面超规格而行起天子之礼：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篇》）。孔子批评说三家彻祭时歌雍诗是行天子祭宗庙之礼，这种严肃静穆的情景在三家的庙堂能见到吗？季氏更放肆，在自家庭院里摆天子排场！孔子很气愤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佾（易）是指舞蹈行列，八佾即八行，每行八人。古代舞蹈奏乐，天子八行，诸侯六行，每行六人，大夫四行，每行四人，士二行，每行二人。季氏为大夫爵位，按礼只能用四行，今用八行，是天子之礼了。所以孔子批评说：这种人坏礼的事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不忍心做呀！所以，后来出现了“季氏旅于泰山” （《八佾篇》）之事，说明季氏已不满足于在家中庭院行八佾之舞，而是急于去泰山行天子之祭了！
从鲁国大夫乱礼的事，孔子看到的是一个乱轰轰的世道，加上发生了“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的事情（《微子篇》）。孔子实在气愤而出走离开鲁国了，并批评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阳货篇》）。流亡到卫国时，虽得到卫灵公的器重，但看到卫灵公宠爱妃子南子而把自己凉在一边时，又愤慨地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批评卫灵公是好色之徒！此外，孔子还批评了管仲的铺张浪费与一些违礼的行为；批评宋国的司马（军政官员）桓魋浪费人力物力制作大型石棺之举。总之，孔子生性直言，见到违背礼制的情况，不管是谁，他都敢于批评。这就招至一些人的反感，因而不愿启用他，有的还要加害他，如桓魋就派人把孔子招徒讲学的大树连根挖掉！逼孔子离开宋国。
65、孔子批评了弟子们的哪些行为？
比较起来，孔子的批评绝大多数是指向其弟子的，这是由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这一特殊的条件决定的。因为批评也是一种教育形式，从培养道德、健全人格这个意义讲，对青年人的某些行为缺点的批评，是一种更加善意的有效的教育方法。孔子用这种方法使一些原本粗野的弟子的德行大加改善。孔子对弟子们的批评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类：
其一，批评不增进学业的人和事。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公冶长篇》）。因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的木头是不可雕琢的，废土筑的门墙是不可粉刷的；对于宰予么，还批评他什么呢？孔子这段话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篇》）。冉求不愿学习就说：并不是我不喜欢夫子的学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呀！孔子说：力不足，是走到半路才停下，如今你是划地为界不走了。这是批评冉求缺乏信心。孔子批评弟子中“功亏一篑”的行为：“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篇》）。大意是说：学业与修德好比那堆土造山：只差一笼土这预期的山就造成了，可是这造山人却止住了，那我也只好说他到此为止而算不上成功！虽然刚开始倒下第一笼土，但是这个造山的人立定志向，勇猛精进，那我要说他必日日进步终能成功。孔子用比喻对弟子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百不实者有矣夫！”（《子罕篇》）。意思说：长了禾苗而不开花的，有的吧！吐穗开花了却不结籽的，有的吧！这是批评有开始而无结果，浪费时光，白耗生命！孔子针对弟子中的不良现象批评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篇》）。意思是说：大家整天在一起，说话不涉及正经道理，喜欢耍点小聪明，难办呀！耍小聪明不做正经事，古人有这些毛病；现代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中也流行这种通病！而患这些毛病的人难成大事！
其二，批评不修德行的表现。孔子最讨厌那些嘴上说得好听，而行动不着边际的人。“是故恶夫佞者”（《先进篇》），因为“巧言乱德”（《卫灵公篇》），“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孔子认为巧妙的言辞能败坏道德，是因为说话也投机取巧，装着脸色好看，仁心就少了。孔子更严厉地批评说：“乡愿，德之贼也”（《阳货篇》）。乡愿，是道德的败坏者。什么是乡愿？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似乎世上没有比他更善良的人了，实际是同流合污，欺世盗名，使人难于认清他的本来面目。有人对道听途说津津乐道，习以为常，孔子认为这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篇》）。大意是：路上听来的，就在路上去加以解释，甚至发挥一番，这种人是道德的背弃者。这就告诫我们，为人处世，读书做学问都要深入求证与思考，不能胡乱相信传闻！否则，就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
其三，批评患得患失者。孔子说：“鄙夫可与事君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篇》）。意思说：庸俗闭塞的人，是可以与他一起办大事吗？当他没有得到职位的时候，生怕得不着，既得到了又怕丢掉了。若是生怕丢掉了，那就没什么做不出来的了。患得患失，只计较个人利益，说到底是思想道德基础没打好。现实生活竞争激烈，人的心情容易浮躁，而浮躁之心更易激发和产生患得患失的思想，怎样才能克服它呢？这里介绍一下“瓦伦达心态”。瓦伦达是伟大的绳索平衡家，他曾说：“我走钢索时从不想到目的地，只想着走钢索这件事，诚心诚意地走好钢索，不管得失”。后来人们把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不考虑得失的心态称之为瓦伦达心态。请大家记住：诚心诚意，先不管得失是达到目的的法宝。
其四，批评言行中的三种过错与三种毛病。躁、隐、瞽，是人们在说话时易犯的三种过错。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音谦，意过失）：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篇》）。大意是说：陪着君子说话易犯三种过失：话没到话题上就说起来了，就叫吵扰；话已在话题上却不说，就叫做隐瞒；没看到君子的神色如何就说将起来，就叫做瞎眼。日常生活中人都易犯这三种过失。但自已看不到这种过失，孔子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提醒人们注意说话的方法和品德。
孔子还批评了三种毛病：狂、矜、愚。“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阳货篇》）。意思是说：狂、矜、愚自然是人的毛病，但是古代有这些毛病的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狂人肆志进取，自矜的人廉洁自守；愚钝的人本质朴实。如今，有这些毛病的人却一无可取：狂妄的人放荡而没有拘检；矜持的人乖戾多怒；遇钝的人就只有诈伪。这也是孔子感慨当时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此外，孔子还批评了这样的人：“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篇》）。意思是批评这类人狂放而不正直，幼稚而不谨慎，无知无能还不讲究信用，我不能理解这样的人。可见，从古到今，要做一个真正有文化、有道德的人还真不容易，必须有意识地加强个人的文化及道德修养才能成功。
其五，批评为富不仁者。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篇》）。意思是：季氏比周公的财富还多，冉求还在为他施行田赋，增加更多的财富”。孔子说：已经不是我的门徒了，弟子可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的缺德之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主张“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篇》）。君子应救助穷急的人，不给富有的人增加财富。所以，他批评为富不仁的行为，要求弟子们攻击冉求为富不仁的行为的想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孔子宣扬仁义道德，按照他的道德观去衡量人和事，特别是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风气难尽人意，所以他批评弟子“申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篇》）。引申出无欲则刚的成语。在批评师（子张）与商（子夏）两位弟子在贤能方面的过头与不及，引申出“过犹不及”的成语（《先进》。批评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往往失之偏颇，仲由刚猛有余。“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谚”（《先进篇》）。批评“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阳货》。意即神色严厉而内心虚弱的人像个挖洞跳墙的小偷。批评见不到作自我批评的人：“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讼者也”（《公冶长篇》）。批评冉有、季路不能阻止季氏对鲁国的附属国颛臾发动的战争，引申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名句，得出了“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结论（《季氏篇》）。孔子所批评的现象所反映的是他的道德观和为人处世标准，而这些在当时推行起来阻力很大，因而他就寄希望于他的弟子及后来人去推行，这正是孔子的用意所在。
66、孔子的人才观有什么特点？
人才问题，是一个亘古及今的话题，它与一国历史和文化息息相关。《论语》中，孔子反复谈及人才问题。其内容大致有如下几方面：肯定人才在治理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子言卫灵公以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鲩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宪问篇》）。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孔子谈论了卫灵公的昏乱无道。康子说，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没有灭亡呢？孔子说：孔圉管理外交接待，祝鲩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管理军队，像这样怎么会亡国。指出国家的兴亡全靠贤才能人协力所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篇》）。这段话的大意是舜统治时代，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得到了治理。周武王说，我治国之臣有十人。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从尧舜到周武王说那话的时候，人才是最为兴盛。十位人才中，还有一位妇女，实际九人罢了。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强调治国人才难得，有了人才，国家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另外，传递了一个历史信息尧舜之时就有妇女从政。
孔子推崇周朝的治理方式，并指出了八个有教养、有学问的人。“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微子篇》）。孔子肯定这些人治理国家所发挥的作用。
量才录用，才用相适。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宪问篇》）。孔子说：孟公绰哪怕做晋国赵、魏两家的家臣也是很胜任的，却不能到滕、薛这些小国去当个大夫。
对人才不求全责备。孔子的弟子子贡批评齐桓公为争王位而杀了亲兄弟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谋臣，管仲不殉节，还去辅佐齐桓公，这就是不仁不义的人吧？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篇》）。孔子这话的意思是说：对管仲的才干与仁义要历史地看待，他辅助桓公称霸诸侯，匡正整个天下，人民免遭战争之苦，现在还受到他的恩惠。没有管仲，我们恐怕披头散发，左面开襟而衣。难道像一般的男女那样搞点小信小节，自己去暴尸野外，还有人理解吗？中心意思是说人才懂得舍去小节而保存大节，以致对历史做出巨大的贡献。
德才兼备，以德为本，这是孔子基本的人才观。《论语》中讲了这样一位做官的人，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篇》）。柳下惠当法官，多次被罢官，人家说，你不可以离开鲁国吗？他说：按正道侍奉人，到哪里不愿要罢官呢？若是用歪道侍奉人，何必要离开祖国呢？孔子赞扬柳下惠的高尚人格，就是主张为官者应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崇尚道德，即使罢官也要坚持正义。而坚持正义，的确会遭到一些人的阻挠和抵毁，这在古代也是如此。当这类事发生在柳下惠身上时，孔子感慨地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卫灵公篇》）。臧文仲可能是个窃取官职的人吧，明知柳下惠的贤能就是不给他官位。按孔子的道德观衡量，臧文仲就是小人。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有时小人也会当道而逞能一时，但要相信社会上还是君子多小人少。《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事：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宪问篇》）。当孔子听说：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和文子一起提升到公朝，做了国家的大臣时，说这可以谥为“文”了。为什么要赞扬这件事，在孔子看，公叔文举才不避亲，也不忌嫉家臣与自己同朝执政，而且是由自己向朝庭推荐的，这就是一种应称赞的道德之举。公叔文是德才兼备，与臧文仲比起来，公叔文子是个君子。樊迟向孔子问有关智慧的问题，孔子说：了解人。樊迟没有想通，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位置在邪门歪道的人之上，能够使邪门歪道的人正直起来。樊迟把这番话告诉子夏。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篇》）。这里，子夏引伸了孔子的话，告诉樊迟，无论作人做事要用正人，用品格、才能、道德好的人。提拔这样的人，政事就清明畅顺了，以此来宣扬与贯彻孔子正道事人的思想与正道处世方法。
67、孔子是如何对待富贵的？
《论语》中，直接涉及孔子谈论富贵与贫贱的大约有六处，从中可看出孔子的观点与思想：一是个人的富贵必须依靠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二是必须建立在道德规范之上，即从正常渠道获得财富或职位。
弟子原宪问什么是耻辱时，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篇》）。这个“谷”是指俸禄，吃俸禄的人当指从政的人。孔子主张在国家上轨道，政治清明时，有职位得俸禄这是正常事，反之，国家混乱无道，也谋取职位那就是人的耻辱了。孔子不止一次向他的弟子们灌输这种思想，把国家政治的稳定作为个人求职从政的大前提和原则，做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历史上，许多人为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和目标，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而传为佳话。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孔子的意思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你在那里贫贱终生，是一种耻辱；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你能富贵荣华，也是一种耻辱。为什么？前者的贫与贱是个人不争气不努力造成的后果，国家已为你创造了条件，你不能把握机遇，责任归咎于已。后者的富与贵有明显的走歪门邪道之嫌，趁国家动乱之机而摄取财富或谋得职位，这当然是耻辱。历史上确有这类人，无论是孔子之前还是之后，这类人在谋求财富与地位时不择手段。
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篇》）。无论是获得富贵，或是脱离贫困，都要用正当的办法去争取。孔子还有一段生动的名言谈及富贵问题，“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篇》）。孔子的意思是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来，那即使是执鞭赶车的贱差，我也做；如果求不来，那还是依我所好。“吾所好”指的是什么？以下孔子这段话可以说是最好的解释：“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意思是吃粗茶淡饭，喝白开水，弯起手臂当枕头睡觉，生活虽然清苦，但乐趣就在其中，不合道义的富贵，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与我无关。这是孔子关于富贵观最有名的论说。从文学境界上看，也是写得最美的。看今天社会上一些人虽然靓车锦衣，豪宅美食，风光诱人，但内心可能是痛苦的！为什么？不义之财而常生恐惧，成为精神枷锁！再看看那些来去匆匆的民工，生活中的物质条件虽然反差大，但“乐亦在其中”，为什么？靠劳动与诚实赚钱，走正当致富之路，内心增添几多安逸之情。
孔子在与弟子探讨人生对待贫富所持态度时，也有一番高论。当子贡问孔子道：“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在孔子看来：“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篇》）。在肯定子贡讲的贫贱的人不献媚，富了不骄傲的人时，再提高一个层次要求：贫贱的人过得开心，不发牢骚怨言，富了有人乐善好施。纵观社会生活，这两种层次的人都存在。孔子所想是引导不同层次的人向善而成君子。
68、孔子是否相信鬼神？
《论语》中涉及鬼神、天命的内容不多，这四个字多数情况下是分开使用的，可见鬼、神、天、命在孔子时代是四个不同观念但又相互联系着。追根溯源，古人认为人死为鬼，是人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超乎人力者的自然之力为神，泛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迷信的人把神、佛、仙所住的地方称为“天”；而“天命”是迷信者指上天的意志，也指上天主宰之下的人们的命运。
鬼神与天命，这在孔子时代完全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但又不能回避，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的。“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篇》）。这是孔子对樊迟问明智问题的回答：尊重百姓认为正确的东西，尊敬百姓对鬼神的信仰，但要慎重，不可涉及之太深，这可以算是明智了。孔子还告诫弟子：“非其鬼而祭之，诌也”（《为政篇》）。不是自己族里的鬼神也去祭祀了，就是献媚。实际是要限制弟子们祭鬼神的举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篇》）这是孔子对子路询问如何侍俸鬼神亡灵的回答：对活着的人都未侍奉好，怎么能去侍奉亡灵呢？“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篇》）这两处对话既反映了孔子对鬼神、生死问题的慎重介入，又表现出高超的灵活与机智，而更主要是表明孔子不相信鬼神的存在。这也是孔子有别于古代其他伟大思想家的宝贵之处。孔子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篇》）。其意思是对于邪说异端展开进攻，祸害就可以消除。这是孔子明确反对把鬼神之类的说教带入当时的政治与教育当中。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作乱和鬼神这类悖德的事情。因此，孔子不信占卜这类的迷信活动，他讥笑鲁国大夫臧文仲把智慧用在占卜上：“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棹，何如其知也”（《公冶长篇》）。意思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只重视占卜，那他的聪明智慧是怎样的就可想而知了。有一次，孔子得了重病，子路请求祷告为孔子举行延年益寿的祭祀活动，并对孔子说“祷尔于上下神祗”。孔子回答：“丘之祷久矣”（《述而篇》）。子路引用《诔》文中的话：替你向天地神灵祈求益寿。孔子说：这样，我的祷祭早就做过了，婉言拒绝了子路的安排。这表明孔子不信神灵能保佑人的平安。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对孔子的无神论持赞许态度，以为孔子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与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
69、孔子是否相信天命？
《论语》中，孔子多次言及天与天命的内容。最具影响的一句“五十而知天命”，让现代的同龄人言之而谍谍不休。孔子对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教育事业是否行得通！其态度是“不怨天、不尤人”。当颜回去逝时，孔子恸哭，发出“天丧予、天丧予”的呼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分析孔子所说的这些话，联系孔子的思想道德观和政治主张，可先下个结论，孔子既不信鬼神，也不信天命。那为什么要多次涉及这个问题呢？从孔子当时所处的客观情况看：
一是孔子无可奈何的叹惜。如“天丧予、天丧予”。又如伯牛得了恶病不肯见人。孔子去慰问他，从窗口握着伯牛的手说：不行啦，命呀！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篇》）。当有一弟子想借手中权力为孔子的政治主张扫除障碍时，孔子阻止了，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篇》）我的主张能否实行，这是命运，公伯寮怎能改变得了命运！“天生德于予，桓魋如予何”（《述而篇》）。老天赋于我才德，桓魋能把我怎样？可见孔子所谓天命是他当时无可奈何的遭遇，和人力无法挽回的叹息！即使四处碰壁的境况，孔子仍保持自己高尚的人格，不用非常手段，更不去同流合污而谋取实现政治主张的权力和利益。
二是指事物发展的自然结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篇》）。这里借天象说明事物受自然规律制约而不可抗拒和逆转。“天”就是自然规律与力量，它按自己的意志运行。当孔子与弟子“畏于匡”时，孔子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予何？”（《子罕篇》）。意思是说，天如果不想断绝文化，匡人其奈我何！在孔子看来，我与弟子担当的发展文化的重任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是自然规律，匡人也阻挡不了。
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试作如下解释：“天”在这里应指人的先天秉赋，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遗传因素，如性别、个性、长相、身材、思维能力与智慧等。这些因素具有客观性，也即常说的“天赋”、“天生”、“秉赋”等，这是生命的形——载体，是纯遗传因素。“天”与“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命”主要是指时间因素就是说一个人能生活多长的时间，在活着的时间里为人处世与理事的能力就是“天赋”的展示。如能力强的人或担当大任，或创大业，自然这类人的社会地位就高，对社会的贡献也大，因此常听到人们对这类人评价或称赞说：他的命真好。另外，“命”还包括人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与把握能力。这就是反映在有的人适应能力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就是总括了这一现象。人活在世上为人处世都要有时间、机遇（社会因素、客观条件），还要有把握机遇的能力（主观因素）。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说过：“所谓命运，不过是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机会（客观因素）对人是均等的，而捕捉机会的能力则千差万别。有的人少年得志，有的人大器晚成，有的人一生勤奋终成大业，有的人终身平庸等。无论人生如何发展，到了五十岁时，人的体力、精神、思维都已加快退化，这时若事业没有成就，往后再难成大事了。因此，“五十而知天命”即是孔子个人经验和体会，也是他对社会现象的总结，这里的“知天命”不等于宣传宿命论，完全是人生宝贵的经验。所以，孔子告诫弟子：“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篇》）。
70、孔子是否主张对父母厚养？
讲孝顺是孔子的道德观的重要内容之一。纵观《论语》全书，孔子讲的孝顺主要是重视对父母亲的厚养。厚养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与礼，死，葬之与礼”（《为政篇》）。“无违”与“事之与礼”是指在精神方面的孝顺，不要违逆中国的伦理道德去赡养父母；衣食住行及娱乐与保健等是物质方面的内容。在二者中精神方面的孝顺是厚养的第一位内容和任务。只有当儿女们都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时，父母就少一些担忧而免去诸多思想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重负，生活 才愉快顺心。还有介于精神和物质两者之间的孝顺内容是对父母的敬重。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篇》）。孔子回答子夏如何孝顺说：这和颜悦色最难！有事由年纪轻的后辈来做，有好吃的，让给年纪大的长辈先享用，难道这就是孝顺吗？为什么这样做了还不能肯定是孝顺呢？还要再看看你“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思是服侍父母时，对他们的缺点要婉言劝谏，父母不听，尊重父母，也不放弃我们的意见，这样我们也许很辛苦，但我们没有怨恨。“劳而无怨”才算孝顺。这里要把握两层意思：第一是敬重，这属于内心的；第二是态度，外形要和颜悦色。老人们议论说：和颜悦色喝水也甜，气势汹汹送鸡汤也难咽!内心对父母不敬重，就与养犬马无区别：“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篇》）？
厚养的另一个内容就是看你如何安排父母的晚年生活，以及如何对待生病的父母。人都会衰老，衰老而多病痛，这是自然规律。为此，孔子提出“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二则以惧”（《里仁篇》）。孔子说：要掌握父母的年龄和身体健康情况，因年龄与健康相关，既为父母多岁添寿高兴，又害怕父母年岁高距人生终点近了，儿女与父母相处而尽孝的时间短了。还要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篇》）。这是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要求：父母在世，儿女不出远门，出远门必定有个安顿父母的方法（笔者在写此节内容时，报纸连载《老年悲歌》，许多独身老人就是因子女不在身边而频发悲剧，所以，对“游必有方”这一厚养之孝道极表赞同）。现代社会，要求子女不出远门是不可能的事，但“游必有方”是情理之中的事！游与远游是不同的概念。游，就是在工作岗位上，也免不了出门在外，离开父母，再不能象农耕朝代，自种自收自享而长时间陪伴父母。远游就可能是长期离开父母而在外乡工作甚至出国工作。无论游与远游，关键是对父母生活要“有方”！特别是青年人竞争压力大，时间是宝贵的“稀缺资源”，但努力做到“有方”还是应该的。如安排好父母的日常生活、保健与娱乐、起居与安全等。总之，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篇》）才是厚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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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11:55 | 只看该作者
71、孔子的丧葬观如何？
孔子讲对父母亲孝顺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父母亲死后丧事的操办。现在社会上出现许多本末倒置的事情，其中对父母不重赡养而重厚葬也在其中。究其原因，一则对老人的赡养过程时间长久，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赡养父母之事完全是自家小范围内的事，轻重缓急无计较；二则安葬逝世的老人是一次过的事，出殡之时，上有天监，下有地视，中有人观，于是乎无论富贵之家，贫困之户都大摆排场，借死人之事显阔气之声，借出殡之仪，捞孝顺之誉，葬礼越办越铺张与繁琐。结果，有权有钱之家借此机会敛财。老百姓发出讥笑说：某某家的父母亲多死几次都值得！一些困难之家为向社会讨个孝顺之名而四处举债，丧事虽然办得隆重，但还债之时遥遥无期，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孔子及弟子对操办丧事是什么态度？《论语》对这类事触及较少。但孔子有三次涉及此类事，话语都极简练：“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篇》）。“丧不敢不 勉”（《子罕篇》）。这说明孔子对丧事极力主张依礼从简操办。史籍记载，孔子母亲的后事是孔子操办的，他只是按礼行事，把他母亲与父亲合葬而已。另外，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进篇》）。孔子的得意弟子颜渊死后，孔子的弟子们想要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弟子们还是厚葬了颜渊。孔子说，颜回把我当父亲一样看待，我却不能把他当作儿子一般。厚葬不是我干的，是那些弟子们啊！对于这件事，孔子并不是违心地说说而已，确有行动反对厚葬。颜渊的父亲请示孔子把车子改做颜渊出殡时的椁（即棺材外套的大棺材）。孔子婉言谢绝了。“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先进篇》）。孔子自己做过鲁国的大夫与代理宰相，他对权贵们借丧事而挥霍民脂民膏是极反感的。后来，当孔子失势落魄而流亡到宋国时，就态度鲜明地反对宋国花费人力与财力为权贵桓魋建造巨型石椁。因此事，孔子与弟子们受到桓魋的恐吓与刁难而离开了宋国。
到底丧事如何办才合乎“葬之以礼”？子游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丧，致乎哀而止”（《子张篇》）。子游的思想是根据孔子的观点引伸而来的，认为居丧只要能尽哀思也就够了。办丧事只要诚心哀痛就够了，表面上办得非常铺张隆重，内心没有一点哀痛，这不是丧礼的精神。
厚养薄葬，虽然不能断言为孔子首倡，但孔子主张对父母辈老人厚养薄葬是可以肯定的，后来出现的丧礼中的迷信与铺张形式，责任不在孔子身上。
72、孔子对自己日常生活有什么要求？
《论语》中涉及孔子对日常生活有许多要求，从衣食住行到养生之道等方面，但大前提是克奢行俭。
有一个叫林放的人向孔子问礼之本。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篇》）。“礼制”是孔子的政治主张，所以当林放问行礼的原则时，孔子说这是件大事，虽然是件大事，但在行礼时与其太奢侈，宁可更节俭。克奢行俭的意义在于“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述而篇》）。奢侈的人难免不谦逊，节俭虽然显得过时而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显得固陋些。“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篇》）。这些话，孔子不是说说而已，是有实际行动的。为了节省用料，大夫们行礼节时要戴麻冕，改用丝代替，孔子就支持并带头这样做。孔子看不惯当时卿大夫的奢侈生活，对卫国公子荆克勤节俭大加赞扬：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篇》）。卫国公子荆，在维修住宅时，总说差不多够标准了，稍改善一点，又说很齐全了，几乎是富丽堂皇了。这不仅说明孔子对节俭的态度，而且说明孔子对社会生活观察的细致。从日常生活中看清各类人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手段，并最终看清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孔子是穷孩子出身，对当时民间的疾苦是了解和同情的，对生活的艰辛有极深的体验。经验使他知道：“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篇》）。因为节俭而犯过失的人，是很少的。无论为官或是普通百姓，克奢行俭才能常保富有与平安，因为为官者的清廉是以节俭为基础条件的。历史上许多贪赃枉法之徒都是从生活奢侈开始走上堕落的。
《论语》第十篇《乡党》共二十二章，主要记载孔子衣、食、住、行的生活情况，以及在各种场合下表现出的风貌。《乡党》篇记事为主，主要记载孔子在家乡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谨慎的言谈举止。也讲述了孔子作傧相时和在朝廷上的仪表，讲述了孔子执行外交任务出使时的仪表及不同场合、不同季节服饰的变换。还记载了孔子斋戒时的认真与虔诚，同时提及了孔子处理朋友关系的态度和方法等。体现了孔子的温、良、恭、俭、让的品格与风范。现择其要以飨读者。
关于孔子服饰的记载。《论语》是取其在鲁国为大夫及代行宰相时段。因而其服饰不仅讲究而且华贵，与当时身份相称。《孔子家语》中记载回答鲁哀公问及孔子服饰时有：“丘少居鲁，衣缝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以乡，丘未知其为儒服也。”从这段记载，可知孔子所穿的衣服，所戴的帽子，都是乡服，亦即为鲁人所穿的服装，为宗人所戴的帽子，并不是代表儒者身份的制服。因为孔子是一位不耻恶衣恶食的平民知识分子，以他的身份是不会穿那些华贵精美的服装的。
关于孔子的饮食习惯。其名言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具体要求自己“九不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孔子的饮食习惯是：粮食不嫌碾得细，鱼和肉不嫌切得细。饭糟了，馊了，鱼不鲜了，肉坏了不吃。饭菜的气味难闻不吃。烹调不得法不吃，不到季节的菜不吃。割肉、切肉不合规矩的不吃。没有合适的酱不吃。肉食不超过主食。酒量以不醉为度。从市面买来的酒菜不吃。吃完了，姜不撤除，也不多吃。
关于孔子的居住。“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篇》）。孔子日常闲居的时候，穿戴整齐，态度很温和。“子之所慎：齐、战、疾”（《述而篇》）。孔子慎重对待的事是：斋戒、战争、疾病。还做到“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容。”“席不正，不坐”。吃饭时不谈论问题，睡觉时不说话；睡觉时不像死尸一样直挺着，平时家居不像参加祭祀或接见宾客那样仪态庄重；坐席摆得不端正，就不坐。
关于孔子的行走。《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在朝廷或执行外交任务时行走的风采，包括坐车的姿势。如“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意思是说当国君在场时，孔子便显得恭敬，走起路来从容安详。又如“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意思是说，孔子登上车，必定端正地站好，抓住上车时的绳子以使自己平静与安稳，在车厢内不回头看，不急剧的谈话，不指手划脚。
关于孔子的交往。“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待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入太庙，每事问”。“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孔子在与人交往中按礼节行事。当托人向住在其他诸候国的朋友问候时，要对受托的人拜两次送别。侍奉君主吃饭，在君主举行饭前祭祀的时候，孔子要尝一尝饭菜。孔子生病了，君主来看望他，他就抬头向着东方表示迎接，把上朝的礼服盖在身上，拖着大带，以示为臣身份。当君主召见孔子时，他不等驾好车马就先步行走了。有朋友死了，没有人管，孔子说：由我来负责办理丧事。对朋友赠送的物品，即使是车马，只要不是祭肉，孔子接受时不行礼。对于君臣关系。孔子认为，国君使用臣子应该按礼节，臣子侍奉国君应该忠心耿耿。不懂就问，就是礼的精神，就是求学问和作人的道理。已经做过的事不用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再规劝了。已经过去的事不要责备了。
由于孔子在日常生活中严格按道德规范约束自己，长而久之，自成君子风度：“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就是几瑧完美的圣人气质与风度。
73、孔子轻视劳动吗？
有一种传统的认识，认为孔子轻视劳动。理由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子路篇》）。当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种菜的知识时，孔子回答说：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菜农。等樊迟走后，孔子说只要“上好礼”、“上好信”、“上好义”，就会人心归向，贤才毕集，百姓感戴，会携家带眷前来依附你，还怕没有人来替你种田种地吗。孔子针对樊迟的提问学农的事而讲了一番礼、义、信的道理，这体现了孔子对学问以及对弟子的教育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按仁义道德的要求去修养而成为治政治国的人才。樊迟问的内容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孔子当然不高兴，“道不同，不与谋”。由于家庭环境及志向使然，孔子从小就没做过种田地的劳动，当然对如何种庄稼的问题无能以对，也不愿回答，这正是孔子的实在所在。
其实，孔子并不反对劳动。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篇》）。意思是说，爱他们，能不让他们劳作吗？看来，这是孔子针对小孩子或弟子们说的话。言为心声，孔子从心眼里强调劳动的重要。真爱一个人，特别是小孩子，绝不能溺爱，太宠爱了就走向反面。要使其劳作，体验劳动的艰辛而珍惜劳动成果进而爱惜一切社会财富。
当然，对孔子的误解还源于我们只从狭隘的体力劳动去理解人类劳动，勿视了脑力劳动的重要价值。精神财富的创造与生产，主要依靠脑力劳动，复杂的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产更是以脑力劳动为前提和代价而实现的。在传统观念看来，体力劳动才算劳动，脑力劳动是不算劳动的。所以，历史上就出现了滑稽的事：批判学校培养的学生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废人。从今天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看，脑力劳动已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体力劳动只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些辅助条件和环节而已。脑力劳动是复杂的过程，其劳动效率或产生的劳动成果是体力劳动所不可比拟的。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一直很低，这既有技术手段问题，也有管理层次问题。庄稼人的人均收入也是很低标准的。从这个历史与现实看，孔子不主张弟子学稼学圃的愿望是可理解和接受的。袁隆平创造发明的水稻杂交技术是脑力劳动的结晶，它大大提高了水稻的生产效率，为全人类众多人口解决了粮食问题。这一脑力劳动的成果是体力劳动望尘未及、无法比拟的。
74、孔子是否主张法治？
《论语》的内容主要是推崇周朝的礼制与德治，由此引申出孔子对仁义道德的深刻与精辟的论说。其实，孔子也是主张与倡导法治的古代政治家之一。孔子在鲁国当过司寇主管刑法工作，有判案治讼的经历和经验。后来他在流亡过程中与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或大夫谈政事时，也主张德治与法治兼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有耻且格”（《为政篇》）。孔子的主张是：用政治的道理来教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便可以苟免刑罚而没有羞愧之心。用德化来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约束他们，百姓就不但有羞耻心而且能改过向善。
如果一定要依法治罪时，孔子主张判案要准要快。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篇》）。这里讲的“中”字的意思是恰当、不滥施刑罚、不询私枉法，说明孔子反对刑罚不中。孔子培养的弟子中是有人懂得判案的。孔子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颜渊篇》）。意思是说：根据某一方面的言辞作证据就可判案的人，大概就是由了吧。子路（由）不拖延自己的诺言，对判案说办就办。
在孔子的思想中，判案治讼不是最终目的。他认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篇》）。意思是说，审理讼案我也和别人一样认真。要说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那就是，我想使世间没有讼事。“必也使无讼乎！”，这就是治讼的最终目的，是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治理社会要使案件消除在萌芽状态，从积极方面、从根本上治理。这一治理的途径之一是从建设道德入手。这看似无为而治，其实是最有效的治理。
治罪先治乱。这一思想是由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提出来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篇》）。曾子说：国家政治不稳定而出现混乱，老百姓心里早已没有法治观念了。如果法官查出案子实情，不要因为查出罪人就沾沾自喜，要想社会背景、怜悯那个犯人。治罪先治乱，这也是重要而科学的法制思想。只有社会政治稳定，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人人知法懂法守法，才能使犯罪率降下来，真正达到“必也使无讼乎”的理想目的。
75、孔子为什么对诗与乐有浓厚的兴趣？
《论语》中，孔子对诗及音乐谈论的内容不算多，但论述精辟、见解独到。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礼、乐相互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而“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这说明“乐”是为了“礼”的需要，而诗的收编是和作“乐”结合的。孔子一生“克已复礼”，为“礼”而东奔西忙，当然对诗与乐为礼服务的作用非常了解，并深入其中。其二，孔子终身从事文化研究与教育活动，收集与整理民歌，为后来整理《诗经》打下基础。另外，孔子从小就下苦功夫学习音乐知识与乐器演奏技巧，在他流亡期间，几乎是琴不离手，曲不离口，对在危急关头稳定自己的情绪，振奋弟子们的精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孔子看来，诗歌与音乐的教化作用是其它教学形式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而这种教化作用是建立在其健康的思想性与知识性基础之上。
孔子对诗歌与音乐感兴趣，是重视诗歌与音乐的思想性和知识因素，所以孔子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篇》）。这段话放在《为政》篇第二章，就是告诉人们：为政的人，除了思想不走邪路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为政，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篇》）。意思说《关睢》的乐章，使人快乐却不太过疯狂，悲哀却不伤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应该是音乐等一切文化艺术活动的一条底线。有资料证明，现在犯罪的人员80%是青少年，犯罪因素多数受不良媒体的坏影响。美国心理学协会研究结果得出结论：含有暴力内容的歌词能导致听歌者在短期内产生倾向。特别是那些在校学生听了后普遍产生仇视情绪，并将中性的谈话理解成挑衅的言辞，变得咄咄逼人，口吐不敬之词。所以对文化艺术的思想性决不能等闲视之。
76、孔子对学习运用诗与乐方面有何见解？
健康的文化思想能引导和培养造就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孔子是真正能把握住用优秀的作品教育人的高人。他对弟子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篇》）。你看，青年人学诗的收获真不少：可以感发志趣；可以观察兴衰；可以学会与人合群；可以学得疾恶如仇的态度。近可学服侍父母，远可学服侍君上，又可以认识许多鸟兽草木的名字。请别轻易放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一句，这是要求弟子们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从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大自然才是诗歌及一切文艺作品的创作源泉，离开了大自然的恩赐，人类将一筹莫展。现在，人们对“鸟兽草木”这四门科学与人类的生存关系了解甚少，做出了许多蠢事。孔子个人在诗歌与音乐的教与学方面有深切的体会：“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篇》）。孔子的经验是《诗》篇使他振奋起来，礼使他能在社会上立身，音乐使他的所教所学得以完成。他告诫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篇》）。不学诗者将不善言辞，不重点学好《周南》、《召南》这些篇章，那就像向着墙壁站着，什么也看不见，一步也走不通。
诗歌和音乐是文学与艺术的揉合。孔子既精于诗，又通音律。非常喜欢欣赏音乐艺术，他曾与鲁国的太师乐具体谈过音乐演奏的规律。子谙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八佾篇》）。这一章记载孔子告诉鲁国太师音乐演奏的道理，说：音乐是可以懂得的，开始起来的时候，就是协调的，接着，五音是精辟的，节奏是明朗的，持续着缭绕不绝，终于就完成了。对当时的音乐，孔子作了比较和评价：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篇》）。《韶》是舜时乐曲名，《武》是周代乐曲。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篇》）。他在齐国听了韶乐，一连学三个月，吃饭连肉味都觉不出来。他说，真没想到学音乐会使人达到这个境界！
孔子把文学修养、特别是对音乐的欣赏作为解除精神压力的重要手段。“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篇》）。意思说孔子爱跟别人唱歌，如果觉得别人唱得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跟其唱和。孔子的唱和是有选择标准的，他“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篇》）。即孔子厌恶郑国的淫荡乐曲搅乱了典雅的乐曲。他对得意弟子颜回说：如果你能去治国的话，要继承历代的优秀文化。其中“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篇》）。一再肯定思想健康的音乐对人的道德修养的积极作用。一再坚持放弃那些思想不健康的音乐并杜绝其流毒。
孔子对音乐的态度是严肃的，即使是唱歌这类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要认真对待：“子于是曰哭则不歌”（《述而篇》），意思说，孔子若当天为朋友或自己的事哭了，那天是不唱歌的。
孔子对诗歌与音乐的热爱延续到他的晚年生活。他在外流亡十多年回到鲁国后，把余生献给了整理古籍与音乐的工作。“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篇》），“乐正”即是乐章的整理与纠正工作。
77、《论语》中的《诗》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论语》讲的《诗》，是指从那个时代流传至今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它最初叫做《诗》，《诗三百》、《三百篇》等。古人认为“经”就是道，就是理，天地的大道理，人生的大道理。阐明天理人道的书称作“经”，因而“经”是最神圣的典籍，权威的著作。到西汉时，《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成为《诗经》之称。
《诗经》共编辑305篇。原先全是乐歌，它的编排就是按乐曲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有十五国风，属于地方曲调，共160篇。古人说“秦风”、“魏风”、“郑风”如同现在说的“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风”的意思就是声调。“雅”有大雅、小雅。“雅”由“雅言”及周朝的官话引申而来。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篇》）。“雅言”及当时的官话，似今天的普通话。“雅”属朝延的“正乐”，共105篇。“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属于伴舞的祭歌，共40篇。从时间考究，《诗经》包括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即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就地域说来，主要是黄河流域，也远及长江、汉水一带，即包括今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的一些地方。
78、《诗》是如何编成的？
《诗》的采编来源在汉代有两种记载：即“采诗”与“删诗”。采诗就是按当时的规定，派人按时到民间去收集歌谣，包括天子视察时也有此内容，如“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再就是命民间的诗歌献上来，由乐官太师配上乐谱，唱给天子听。“删诗”，是司马迁提出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这里说明《诗经》最后的编订工作是由孔子完成的。
现在一般认为诗的来源大致有三种：一是祭祀诗和燕享诗，可能出自巫、史之手，有的或依据古祭歌和神话传说加工的；二是政治讽谕诗，基本是公卿士大夫自出或请人代笔而作；三是讽谣诗，则是王朝的乐官在诸侯国的配合下采集来的。当然他们在入乐时，对部分可能有过润色改编，所以讽谣诗地域非常广阔，而形成音韵却很统一。归结起来看，《诗经》的汇编工作是周王朝的乐官们做的。因为国家需要，他们又是专门从事这类工作的，加上来自民间的歌谣及上层人的爱好，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这部伟大作品的问世。当然，可以肯定孔子对《诗经》的编辑一定出过力，有他的一份智慧和贡献。这说明《诗经》的编订是经过漫长的酝酿，经过无数人之口之手，最后是水到渠成。
为什么要编辑《诗》呢？这是周王朝“制礼作乐”的需要。西周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不像殷王那样一味迷信天命，而是比较重视人事。《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成王时，就提到要“先知稼穑之艰难，则小人之依”。意思是，先懂得种庄稼的辛苦，才能了解人们的境况。又说：“天命自度，治民祗惧”。意思是，天命自己要考虑，统治人民要谨慎小心。“采诗”与“献诗”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而实施的。周公旦领导了“制礼作乐”，用于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因为“礼”即宗法制和等级制相结合的一套礼仪制度。“乐”则是配合“礼”并为“礼”所用的，诗的收集又是和“乐”相关与结合的。不同场所用不同的乐舞，严格反映了奴隶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后来，西周王朝没落，平王东迁以后是为东周，东周列国战乱不断，王室卑微，奴隶制“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已不听命于东周王朝。然而，东周王朝还梦想恢复西周礼制，于是拼命抓意识形态，订《礼》、《乐》，编《诗》、《书》，以加强其思想统治。可见，《诗经》成书于东周王朝，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
79、《诗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就内容与形式讲，《诗经》有下层人民的诗歌和贵族统治者的诗歌。《诗经》中的民歌是最可宝贵的内容，它以形象的历史，反映了周朝五百多年的社会生活。其广泛性和深刻性在于：第一，反映了人民被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所作的反抗斗争。第二，反映了沉重的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第三，讽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第四，直接抒写劳动生活情景。第五，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内容占比重最大。这五个方面是《诗经》中民歌的主要内容。
《诗经》中贵族及各类官吏、文士的诗歌中，有几类也是有意义的内容。第一，政治讽刺诗。这类诗一般写在西周末期，东周初期，揭露了这个时代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朽荒淫。第二，表现旧贵族没落思想的诗。反映了有的贵族在失去原有地位和财产后，产生的颓废思想和在无可奈何中的自我解嘲。第三，反映周朝部族发展的史诗。这些诗从周朝部族的始祖后稷诞生、成长写起，中间叙述远祖公刘由邰迁居到豳，文王祖父古公亶父又由豳迁居到岐下，建立国家，最后说文王受命于天、武王继承父志灭商，建立周朝。第四，关于农牧的诗。有些诗原是祭歌，或为祈年的祈词、或为丰收后的报神歌，有的叙述了生产过程，劳动场面，生产技术的运用等。第五，接触某方面史实的诗。如《大雅·云汉》写的是周宣王时一次特大旱灾，人民在饥荒中大量死亡，周宣王在大旱面前束手无策，惊恐不已。
《诗经》的语言艺术是对文学创作的一大贡献。《诗经》是我国古代语言的宝库，很早以来就为人们所重视和学习。孔子告诫他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孔子看到了《诗经》有着丰富的语言和生活知识，反复强调他的弟子们要学这部《诗》。《诗经》中的一些名句被广为引用而成口头语，如踟蹰、逍遥、翱翔、邂逅、婀哪，一日一秋，高高在上，不可救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巧言如簧、人言可畏……孔子还说学习《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据统计，《诗经》中有草名105种，木名75种；鸟名39种，兽名67种，虫名29种，鱼名20种；器用名300多种。
其它如描述动作、声音、形状、情景等都极具表现手法，说明了诗人精细的观察力与表现力。
《诗经》是叙事抒情的诗歌集，其思想光辉和艺术成就，首先归功于劳动人民。《诗经》自编辑以来，先是为维护奴隶社会秩序服务，作为乐歌被用于祭祀典礼和燕享仪式；春秋期间则被上层社会作为“雅言”用于酬酢和外交；战国时期又被哲学家、史学家作为经典至理引进其著作中。当《诗经》成为儒家经典后，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经学家的肆意歪曲，一部分诗被弄得面目全非。今天，我们读《诗经》，主要是学习其优秀的历史文化知识，借鉴其写作方法，欣赏其语言艺术，了解其时事变迁，从而更好地去体验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知识带来的精神享受。
80、《论语》中的《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篇》）。《史记·孔子世家》说到，“孔子晚而喜《易》，序《易》、《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意思说《周易》是孔子晚年用力最勤的典籍，因为读得多了，致使编竹简用的牛皮带断了多次。孔子亲自为《周易》作《传》，后人称为《易传》，其中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所以又名《十翼》。“翼”是助，即辅助阐明“经”的意思。
《周易》是古代的卜筮（古代用蓍草占卦的迷信活动）之书，但书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而《易传》主要是阐述《周易》哲学思想的。《周易》原是一部深奥难读的书，经孔子作《传》，后人才得以窥见其中的奥秘。因《易》产生于上古而流行于周朝，才称为《周易》，汉代后把《易》升格为经典后称作《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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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易》是如何形成的？
《易》原始作用是用于占卜，其有一个产生、沿袭、演变过程。最古老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中说：“易道深，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是说，由“八卦”到“十翼”，源远流长，经过悠久的时间，累积多位圣贤的心血而成。“三圣”是指上古的伏羲，中古的文王，周公近古的孔子。他们三人对《易》的贡献最大，伏羲画八卦；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期间，推演六十卦，发奋作“卦辞”，形成《周易》；孔子又为《周易》作《传》。在演变过程中，夏代有《连山》易学、殷代有《归藏》易学、《周易》当然是周代的易学，古称《三易》。
《易》这一含义，开始有多种说法：一说“易”是飞鸟的形象，另一说“易”即蜥蜴的象形；还有一种说法，“易”字是由日、月两字组成，代表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这些说法都寓变化的含义，后来就引申出“简易”、“变易”、“不易”这几种含义，因而具有哲学中的辩证法的意义了。按辩证法行事成功机率就高，所以孔子说他如多些时间学易“可以无大过”！特别是经孔子作《传》之后，表现事物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就更丰富了。例如，在《系辞下》第五章中，对《易经》噬嗑卦“上九”的爻辞“何棱灭耳，凶”，其意是说肩上扛着枷锁，磨破了耳朵，这是凶恶的象征。“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说明人的死罪是由小恶积累而成。这就明显地具有事物的性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则。
82、如何理解《易》中的“卜筮”？
学习《易经》免不了讲“卜筮”的内容。远古时代，人类对自然现象与社会活动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把自然现象和规律作为天的意志、神的力量去理解，而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有意宣染和扩大这种现象的影响力。凡是一些重大活动如征战，祈雨、会盟（外交）等都要先作一番祭祀活动，其内容之一就是“卜筮”。即向“天”、“神”问是凶是吉。“卜筮”在殷代尤为盛行，其方法就是用龟甲占卜，以烧裂龟甲的纹路去占断吉与凶。因为当时人们认为龟是圣物，神意会寄存于龟甲上。这就是“卜”。“卜”字就是裂纹的象形。到了周朝，改用蓍草占卜，称作“筮”，其方法也有改进。周代还设有称作太卜的官，依据《三易》，职掌占卜。由此可知“卜筮”是《易经》中的原始内容之一，其用意祈求上天与神力促成人事，逢凶化吉。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落后的思想和行为。今天我们对《易经》中“卜筮”这一古代文化现象，要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去理解。积极方面：不仅消极地问结果如何？而且更进一步问应当如何？这样，《易经》不但启示事物发生的时机，并要指出应当如何临机应变，避害趋利。这当然是积极的处世智慧，从而进入哲学的范畴了。当然，“卜筮”的消极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科学不发达的远古，对我们的祖先积极寻求“应变”这一思想应无可指责。但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若还有信守“卜筮”（如抽签）之道，就是食古不化了，其结果当然是既害人又害已。
我们今天读《易经》，主要是作为一本古代哲学书和伦理学经典来读，从中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开巧益智。
83、《论语》中的《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论语》中多次谈到《书》，《史记·孔子世家》也写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这里的《书》是指《尚书》。这部书在古代很受重视，曾经尊为经，所以又称《书经》。
《尚书》是一部古代的重要历史文献。为什么叫《尚书》呢？《荀子·劝学篇》说：“书者，政事之纪也”，许慎著《说文解字·序》说：“著于竹帛之书”。这说明在古代书是写在竹帛上的政事记载，这种政事记载原来只叫《书》。王充《论衡·正说篇》解释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以上史料把“尚”解释为“上”，把《尚书》解释为上古的书。孔子喜好研究古籍，而《尚书》又是关于上古时期有关政事的古书，所以常读《尚书》和引用而谈及《尚书》就不足为奇了。
《尚书》作为古代历史文献，在先秦时的篇数很多，相传有几千篇，孔子删为百篇。其记载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序，是指排列，孔子删为百篇而按时代次序加以排列。在孔子之后，《尚书》遭遇了“焚书坑儒”毁灭性打击，几乎失传。后来的漫长历史中，在社会上共出现四个版本，弄得真伪难辨。最后的版本经前人研究，发现它真伪杂糅。再经前人的不懈努力，《尚书》的真实性得以澄清，这就是《尚书》中前28篇得到公认，后25篇是伪作。但其中也有从古籍中辑出的部分。先秦古文史料价值极高。《尚书》28篇分三类。虞夏书：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甘哲4篇；商书：包括汤折誓、盘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包括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有专家认为，全书内容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字。子夏曾向孔子问及《尚书》的内容大要。孔子作了一番精彩而高度概括性的回答：“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秦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通斯七者，则《书》之七义举矣”《孔丛子·论书》。
84、我们学习《尚书》有什么价值？
我们今天学习《尚书》的价值重点在于历史文化与语言两方面。
历史文化方面。这部书记载了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事件，例如尧舜的禅让，夏禹治水和统一中国，商汤伐桀，盘虞迁殷、武王伐纣，周公东经和统治东方各国的事迹，都保存在这里面。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治国大法、教育、刑法、典章制度等也都有许多真实反映。它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司马迁写《史记》时有的整篇地引用。
语言方面。这部书保存了许多古义，例如殷表示正，讹表示化、怀表示包、久表示信、北表示别，等等，它确实是上古训古的宝库。另外，这部书还反映了许多古代语法的特点，为我们深入研究上古汉语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
《尚书》是古文言文，非常难懂，目前附译文的读本有三个，其中由周秉均译注、岳麓书社出版的《白话尚书》较适宜中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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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徒共铸华夏魂
85、孔子哭颜回是怎么回事？
《论语》中直接或间接论及颜回的内容大约有17处之多，其中第十二篇用颜回的名字为题，可见颜回这个弟子在孔子心目中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与影响。当颜回去世时，孔子极度悲伤而恸哭一场，并说，天亡我，天亡我：“噫，天丧予！天丧予！”孔子还对安慰他的人说，我不为这样的人悲伤到极度还为谁呢！ “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先进篇》）。从十多处涉及颜回的内容分析，孔子哭逝去的颜回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感情因素。颜家父子俩都是孔子的弟子，师生情谊深厚，两家交往长久。还在颜回小的时候，孔子就去颜回家里吃过饭，发现颜回是棵好苗子：有礼貌且好学，对生活的要求很随便。孔子称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篇》）。后来，颜回成了孔子的弟子又与孔子在外流亡。在一次围困中颜回与大伙走散了，当颜回赶上队伍时，孔子对颜回说“吾以汝为死矣”。颜回说“子在，回何敢死？”（《先进篇》）。当孔子看到颜回赶回队伍时说：我以为你死了呢？颜回说：夫子在，我颜回怎么敢死！颜回对孔子的追随是出自真心的，不带任何功利的目的，所以才真诚地说出让人动感情的话来。后来，颜回死了，孔子的弟子们要厚葬他，孔子不同意：要求大伙依照颜回生前生活俭朴本性来办丧事。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孔子不愿自视与颜回的师生情如父子之情，既可为颜回的后事作主，又不违背颜回生前俭朴之风范，恰到好处地把握这一层特殊关系。
感情因素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孔子的母亲颜征在与颜回家族可能有某种渊源。孔子从小与母亲在曲阜阙里生活，而这里颜氏家族较有影响力，孔子与母亲孤儿寡母得到颜氏家族的帮助自不在话下。孔母颜氏早逝，孔子心中的念母情结挥之不去。感情因素还有一件事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就在颜回去逝之前而先于孔子而逝，加上又听到消息说对自己忠心不二的弟子子路在卫国遇难，伤感之事接踵而来，这些因素在孔子心灵中是重创之伤，如何让他不恸哭！
二是学业与思想因素。孔子授徒三千，贤者七十。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在孔子心目中，颜回首推为孔学的继承人，如今颜回早逝，孔子思想的传播可能就断了线，学业后继无人的悲痛只有孔子自己才有体会。
孔子希望弟子好学上进，颜回做到了。鲁哀公、季康子这些鲁国的国君与大夫都问过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都推举颜回。“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篇》）。孔子评价说：颜回是弟子中最好学的人，他从不把气出在别人身上，同样的过失，他决不犯第二次。可惜早逝，现在就没有听见这样好学的人了。既好学，又“不迁怒，不贰过”是真正的品学兼优，颜回做出了榜样！
孔子希望弟子会思考，颜回做到了。当孔子问另一高足子贡：你与颜回谁强些？子贡说“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篇》）。这里可把子贡的话看作是对颜回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高度评价。大意是：当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谁强些？子贡恭敬地回答说：我么，远不敢和颜回相比，颜回听到一番道理就可以推知十番道理，我呢？听到一点就是知道两点。孔子也承认子贡不如颜回。
孔子希望弟子用良好的精神状态推进学业，颜回做到了：“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罕篇》）。跟他谈论学问而能始终不怠惰的，只有颜回了呀。“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同上），孔子谈到颜回时说：我只见到他不断地前进，未曾见到他停下脚步。“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篇》）。孔子说：颜回对我并不是有什么实际帮助的人，可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
孔子希望弟子学习和实践由他倡导的仁义道德，颜回做到了。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篇》）。颜渊向孔请教为仁的道理，孔子说：为仁就是克制自己，循礼而行，仁是由自己去行的，不合礼制的言论与行为都不参与。颜回表示，我虽然不聪敏，一定做到老师这番话。“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篇》）。孔子评价说：颜回能长时间依仁而行，心志不移；别的人就只能偶然达到仁的境界罢了。
从孔子对颜回的高度评价的内容看得出，颜回不仅悟性好，更主要的是与孔子在学术观点方面趋同；在仁义道德的传播和实践方面，颜回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这样一位得意门生的早逝，孔子当然是痛惜不已啦！
86、子夏有什么优点？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是孔子的得意弟子，这从《先进》篇第三章所例十个弟子名字可以看出。在《子张》篇中有11章是直接引入子夏的话。在《论语》中，子夏是第一篇中第三个出场的人物。孔子肯定子夏在文学方面的特长。“文学：子游、子夏”（《先进篇》）。子夏作了莒父的邑长后而向孔子问政时，孔子说出了“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篇》）著名的语言，说明子夏也擅长政事。所以孔子对子夏寄予厚望“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篇》）。纵观《论语》，子夏这个人敢于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道德修养与学业两方面。
在道德修养方面，子夏看重诚信并主张把住大节两个重点，一是言而有信。他提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名言（《学而篇》），至今仍是 我们为人处世的原则，且成为青少年道德修养的格言。诚信对一个人有什么作用呢？“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已也”（《子张篇》）。意思是说：一个高尚的人得到大家的信任后才会被接受，没有信任就以为是欺骗折磨大家了！取得信任的人去劝说别人，没有信任就以为是毁谤他了。这里的“信”包含了诚意与信任两重意思，即双方以诚相待，但先有诚信才能取得信任。因此，诚信是一个人道德修养最基本的内容与要求。二是道德与小节把握有度。他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篇》）。大德大节不能超越界限，小德小节有点出入是可以的。因为小毛病大家都有，不要过分责备。但不能放纵它。因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篇》）。要防止在小道小节上走过头，陷入拘泥不化的境地，因此君子把握小德小节的度。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孔子主张君子闻过以喜，子夏则发现：“小人之过也文”（《子张篇》）。“文过饰非”其出典在此。
子夏对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有独到的评判：“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篇》）。意思是说一个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远看他严肃庄重，接近他温文尔雅，听他说话严厉不苟。
在学业方面，子夏也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把子夏划分在擅长文学的优秀弟子类，并表扬子夏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八佾篇》）。孔子的意思是说：能启发我的是子夏呀，现在可以跟你谈谈《诗经》了。在关于增进学业方面，子夏有两个观点受到孔子称赞。其一，注重向实际生活学习知识，且主要是学会做人做事。子夏说：“贤贤易色父母，能竭其力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篇》）。大意是说：一个人能尊敬贤者，孝顺父母，以命报国，和朋友交往诚信不欺。这样做人做事，虽没读过什么书，我一定把他当作知书达礼的人。子夏用这些话来说明学问的目的，是学会做人做事。其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篇》）。这话的字面意思是说：官当好了就去学习。学习好了就去当官。更深层的意思是：无论古人今人，不但要读书，读懂书，而且把工作经验和学问融化在一起，既向书本学习，也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学习体会经验，做到终身学习！
在学习方法上，子夏的经验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每天学会些自己不知道的，每月不忘掉自己已经能干了的，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这与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妙在高师与名徒把学习作为一种乐趣，并感慨：学问无尽，岁月难留。
在学习的指导思想上，子夏提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意思是说：一个人为求广博的知识而笃志不移，但学问和立身之道要切实际，并进行审问和慎重的思考。近思即包含勤于思考，又含有不要想得太虚玄太高远，要切近平常与实际之意，这样做有益于个人道德修养。
子夏后来也从教授徒，继续传播孔学，这与他有明确的学习指导思想，并能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对孔子的思想有所突破是分不开的。
87、如何看待子贡的精彩人生？
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孔子的学生。是在《先进》篇中受孔子赞扬的十弟子之一，其特长是口才文笔好，且善于经商。《论语》中子贡出场不少于22次。当季康子问孔子，赐（子贡）可否从政时，孔子回答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雍也篇》）。意思是说：赐呀事理通达，对于参政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可看作是孔子对子贡的总体评价。
孔子肯定子贡成器了，但其思想道德及悟性不及颜回。子贡问孔子说“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篇》）。子贡的意思是问孔子：我现在怎样了？孔子说：你成器了。子贡问成什么器？孔子说：你像宗庙里盛粮食的瑚琏。当孔子对子贡说：“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弗如也”（《公冶长篇》）。这里，孔子以及子贡自己都承认，比较起来，颜回更优秀。有一次，子贡自我表白：“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指出：“赐也，非欠所及也”（《公冶长篇》）。子贡的意思是说：我不希望别人加到我身上的事，我也不希望加到别人身上。孔子说：赐呀！你还没做到这个地步。后来，子贡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并向孔子提问：有一个字可以一辈子照着做的吗？孔子说：“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篇》）。这个“恕”字可让人一辈子照着做，自己所不喜欢的事，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
孔子与子贡的师生关系是密切融洽的，这种关系来自于子贡的勤学好问。子贡不断地向孔子问仁、问君子、问文、问友、问士、问政。此外，师生间还经常讨论、互相交流学识与见解。子贡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篇》）。子贡认为：《诗经》上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概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讨论问题吧？孔子说：对呀，这才可以跟你说到《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话，就可以懂得今后的事。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篇》）。在子贡看来，人穷时不向权贵献媚，富了不骄傲，可以了吧！孔子则认为：可以的，却不如穷时还开心，富了仍爱好礼仪的人呀 。当师生俩讨论仁的时候，子贡把仁看得广大莫及，孔子循循善诱，讲出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名言（《雍也篇》）。有一次子贡开玩笑说：“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篇》）。在这里子贡把孔子比作一块美玉，笑着说是摆在柜子里藏起来？还是找个好价钱卖了。孔子也笑着回答：卖了它！卖了它！我在等着别人出好价钱！
子贡能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为商纣王讨回一些公道。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篇》）。这里，子贡前两句是说：纣王的罪行，不像讲的这样严重吧。后两句是提醒人们，尤其是领导人，如果自己做得下流，做得坏的时候，天下的错会都归到他身上，因此，要慎重为政为人啊！
在对待过失上，子贡的观点也很鲜明。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篇》）。意思是说：人，不要怕有过失，特别是上面的人、领导者（君子）有过失，就像日蚀月蚀一样，大家都看得见，他一改过，大家仍旧仰望他的道德与威信。
以上两章实质同时说明了子贡的道德观。
子贡的精彩人生之一，在于他用谦逊的态度涵养了宽阔的胸怀。子贡不计较孔子对自己的批评与某方面的否定，在孔子生前死后，子贡敬仰之情始终如一。是子贡首先用“温、良、恭、俭、让”高度评价了孔子的高深修养。后来，又坚决维护孔子的思想和形象，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驳斥别有用心者对孔子名声的污蔑与毁谤！特别是有人借夸奖子贡比孔子高明时，子贡头脑清醒，高度评价孔子的道德文章。
子贡的精彩人生之二，是善于捕捉商机，连孔子都夸奖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篇》）。意思是端木赐不受官府之命，而经商营财，推测市场行情，往往猜中了而获利。子贡经商的才干与成功，为孔子及弟子们提供了不少的经费。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的佼佼者，比孔子小31岁，曾先后当过鲁国、卫国的宰相。《史记》评价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从政治的业绩上看，子贡的影响比孔子大，但子贡的能干及政治上的辉煌，与孔子的精心培养是分不开的！
88、闵子骞的品行好在哪里？
闵子骞，姓闵，名损，字子骞。闵子骞的道德修养突出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不愿去鲁国的权臣季氏费邑做总管。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雍也篇》）。季氏要派闵子骞到季氏的食邑做总管。闵子骞对来人说道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有人来召我，我一定逃到汶北的各国去了。闵子骞为什么要辞掉这个“肥缺”？因为“季氏富于周公”（《先进篇》），占有许多不义之才。孔子教育弟子“见利思义”！闵子骞以义为先，表现了他道德修养在利益面前的纯洁与高尚，这与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肥缺”机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进篇》）。这是孔子对闵子骞品德修养的赞赏：闵子骞不太说话，一说就说到点子上！这是我们，特别是青年人要学习的地方。一方面，为人处世不要乱说一气，要说就应“言必有中”，有依有据说到点子上。否则，引出是非，影响团结，甚至诱发严重事端。另方面，对工作和任务能“言必有中”，常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有效措施，这样有益于个人在实干中增长才能。
三是孝顺父母。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先进篇》）。孔子赞扬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呀！人们对于他父母兄弟称赞他孝顺的话完全同意。
闵子骞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表现，符合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孔子要求自己“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闵子骞的行为正是按这两项基本要求去做的，而且在事公卿时坚持道义，事父兄时做到诚心诚意，因此，孔子把闵子骞例为有德行的弟子之例。
89、冉有的从政才能为何受孔子器重？
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他是被孔子列入善于主政类的优秀弟子。在《论语》中孔子两次提到冉有有主政才能。一次是孟武伯向孔子问及他的弟子们仁不仁时，孔子没正面回答，只讲了仲由、冉求，公西赤几人的特点。其中对冉求是这样讲的：“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篇》）。意思是说：冉求呀，一千户人家的大邑，百辆兵车的大夫家，可以派他当总管，却不知道他仁不仁。又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哪些弟子可以从政，孔子点了仲由的果断、端木赐的通达，冉求的多才多艺。“求也艺，予从政乎何有！”（《雍也篇》）。是说冉求多才多艺，对于参政有什么不可以呢！
孔子为什么向季康子推荐这三个人从政？从孔子介绍的情况看，这三个人具备从政的三个主观条件：果断、通达，多才多艺。而多才多艺者更兼有这三个条件，所以，孔子特别器重冉有的从政才能。由此可见，并不是谁都可以去从政做官的，这是因为在有些人身上才学与实际能力会脱节，如孔子总结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孔子总结经验说到：有的人念了三百篇诗，算有文化了，把政事交给他，做不通，派他到外国办事，不能单独应对外交与公关事务；学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处！可见，从古至今，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而从政者无论是果断、通达、多才多艺类，基本一条是会应用掌握的知识应对复杂的社会事务。看来冉有是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孔子一再推荐他出来从政。
话说回来，孔子对冉有的教育是从严要求的。孔子曾批评冉有作为季氏的家臣，不能阻止季氏超规格去泰山行祭祀礼。一次，公西子华出使国外公干，冉有作为公西子华的同学，就向孔子为公西子华的母亲请求点小米。孔子说给一釜，结果冉有给了五秉，这是冉有做锦上添花的事，是不道德的行为。联想到前面孔子评说不知道冉有仁不仁，说明孔子对学生的德性看得很准。孔子事后批评冉有，说“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篇》）。意思是告诉冉有：君子救济穷急的人，不给富有的人增财。有句俗话：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有一次，冉有对孔子说：我对你的学说学起来是心有余力不足，孔子引导他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篇》）。意思是说，力不足是走到半路才不走，如今你划地为界，不肯走了。可见，批评也是真正爱护人，冉有的成长应验了严师出高徒这句话。
90、如何看待宰予这个人？
宰予，字子我，在《论语》中他出名次数不多，却列为孔门四科的才子，他的才华在于口才与文笔好，与子贡的优点同类。宰予因白天睡觉而被孔子严厉批评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公冶长篇》）。宰予这个人可能个性较强，这种个性化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孔子提出的问题有些滑稽，如宰予问曰：“仁者，虽告知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孔子回答：“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篇》）。意思是当宰予问道：作一个仁者，即使有人告诉他说，井里有个仁人在那里面，难道就跟着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君子可以前往设法救助，却不可陷害他；可欺侮他，不可以蒙骗他。另方面，宰予敢于向孔子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比如按照古代礼制，子女要为逝去的父母亲守孝三年，孔子是极力宣扬孝道的人，宰予向孔子提出问题：“三年之丧，斯已久矣”（《阳货篇》），认为守孝三年为期太久了。三年不学习、不干事，不仅误了礼乐之制，连生活保障都成问题。因此，宰予提出改革这一礼制：“期可已矣”，认为一年期就可以了。孔子认为这是宰予不仁，并说：儿女生下三年，才能离开父母怀抱，替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普遍的丧期，宰予呀，在他父母那里也得到三年之爱吧。师生俩人思想观难统一，孔子固守古制不放！
宰予提出对古代守孝的礼制进行改革与创新，说明宰予有主见。“学而不思则罔”，说明宰予既学习又思考，才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宰予的优点在于独立思考并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后来，孔子自己对宰予的态度作了反思，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肯定了宰予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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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11:57 | 只看该作者
91、“一日三省吾身”是谁的名言？
“一日三省吾身”是曾子的名言。曾子，名参，孔子的著名弟子。
在《论语》中，曾子是第三个出场的人物，而引用曾子的言论达12次之多，说明曾子在孔子众多弟子中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且父子俩同修孔子门下，并学有所成，后来曾子自己也开科授徒。
从曾子的言行看，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发出了道德修养从内心开始的呐喊；其二，能正确理解并高度概括孔子道德修养的精华。
所谓道德修养从内心开始，就是强调端正增进道德的自我意识。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三句话中前两句都是直接讲做事做人的内容，看着自己每天为人办事是否尽心尽责，和朋友交往是否讲求诚信；当然，对学业也不能丢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人做到这三条，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在《泰伯》篇中，曾子又一次论及道德修养从内心和自我做起的重要性：“君子所贵乎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大意是说：君子对道德重视的有三点：内心有所触动，就表现于容貌，就不会变为粗暴怠慢了；使脸色端庄，言行一致就是诚实了；表现出言辞有气度，就不会是浅俗背礼了。简而言之，曾子在这里告诉后人：学问好、德行高以后，不论从政或者做别的事都能得心应手。
曾子反对在道德修养上做表面文章。他批评子张：“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篇》）。说的是仪表堂堂的子张，人们却难以跟他一起去做到仁。如何才能做到仁呢？曾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意思是：士应该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他任务重，路途远。他把推行仁道作为自己的任务，到死才算停止。这里，曾子提出“弘”、“毅”两个条件，即只有抱负远大，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完成像推行仁道这样的重任。“弘”与“毅”是做事做人成功的两个主观条件，这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曾子是孔子的著名弟子，他能正确理解并高度概括孔子道德的精华。《论语》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孔子告诉曾参：我平时所说的许多道理可以用一种道理来贯通的。曾子认为是这样，这个道理就是“忠恕”而已。不愧是高师名徒，把庞大的学问体系、高深的理论用一句话两个字就高度概括了！下面师生俩的对话也很精彩。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篇》）。师生俩的唱和说明二者关系亲密，且曾子是一位才思敏捷的人，能得到孔子的器重。
曾子才思敏捷，志向远大，道德高尚，这从以下他说的话可以体现出来。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篇》）。大意是说：幼小的国君可以委托给他，一个诸侯国家的命运可以寄托给他，他面对着大节的考验而不可改变，是君子人吗？是君子人。
可以寄托国家命运、且临大节而不变心的人是君子，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可见道德标准具有历史的延续性。
92、孔子为什么说子路是愚而肯学的人？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没认识孔子之前流浪江湖，靠武力行侠谋生。经孔子引导后放弃流浪并投奔孔子门下，孔子收为弟子。在《论语》中，子路出场20多次，主要是记叙他的事，这与记录曾子的语录是两回事。
子路性格直率、虚心好学、自信果敢，但有勇无谋。
性格直率：孔子两次去见卫国国君夫人南子，都遭到子路的反对。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雍也篇》）。当遇到子路阻止去见南子时，孔子急得发誓说：我若是错了的话，由老天厌弃我吧！在子路看来，南子人品不好，名声极坏，孔子去见这类人，有损孔子的声誉和身份。但南子把持卫国的大权，孔子只能去见，所以当遇到子路反对时，用发誓的方法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当公山弗扰召孔子去协助共同反对鲁国当权的季氏时，子路也出来阻止；一个叫佛肸的人召孔子去晋国，又是子路出来阻止。子路认为公山弗扰、佛肸都是不道德的人，孔子去了就是帮助坏人做不道德的事！（《阳货篇》）。有一次，子路与颜回陪孔子聊天，孔子要他俩人谈谈自己的志愿。子路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并反问：“原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篇》）。子路说：“我愿意把车、马、衣、裘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用坏了，我也不怨恨。子路讲的是朋友义气，并抢先开口，正说明他性格直率。
虚心好学：子路生性粗鲁，孔子对他的求知从严要求。孔子对子路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孔子要求子路：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知道。不要不懂装懂。子路一生努力按孔子的这一要求做人做事。有一次，“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述而篇》）。叶公向子路问起孔子时，子路没有信口开河，真正做到不懂就不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公冶长篇》）。这是说子路从孔子处听到了什么，还未能实行，就只怕又有所闻。别人是敏而好学，子路是愚而肯学，所以很讨孔子欢心。孔子评价子路：“衣敝蕴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意思说子路穿了破袍子和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觉得难为情的，恐怕只有仲由吧！而且把诗经的两句诗反复吟诵。后来，孔子对子路作了更高而客观的评价：“由之瑟奚为丘之门？”……“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先进篇》）。仲由呀已经升堂了，只是还没入室。这里孔子肯定了子路的进步与成长，由粗暴、冲动变得温和而沉静，从“还没入室”看出子路离孔子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但子路毕竟在进步。从子路的成长可以看出，一个人学与不学就是不一样。另外，跟什么人在一起也很重要，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外国人说与小人为伍，只能做出小事；与大人为伍，小人也成大观。
自信果敢：经过孔子的调教，子路更成熟与自信。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颜渊篇》）。孔子评价说：根据某一方面的言辞就可以判案的人，大概就是仲由了吧？子路不拖延自己的诺言，说到就办。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要他们谈各自的能力与志向。子路马上回答说：一个千辆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有强敌压境，又是连年饥荒，让我来治理，到了三年，就能使百姓勇敢作战，并且知礼懂法。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先进篇》）。子路抢先说了这段话，说明他性格直率且又自信果敢。一次，季康子向孔子了解子路的情况：“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雍也篇》）。孔子回答季康子：仲由做事果断，勇于作为，去从政有什么不可以呢？
仗义尚勇：在孔子心目中，子路虽有长进，但“还没入室”，这主要指子路仗义尚勇，但有勇无谋。有一次，子路问孔子说：“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篇》）。从此子路更加仗义尚勇。孔子曾感慨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公冶长篇》）。子路听孔子说要他陪着乘竹木筏到海外寄余生时，就满心欢喜，孔子加一句，你倒比我有勇气。当孔子对颜回说：任用我们就去实行，不用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有这个准备。子路听到后就反问一句：“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篇》）。子路问孔子行进三军之中，将跟谁在一起呢？孔子回答：不和赤手空拳去打虎、徒步去渡河的人在一起，要和面临任务战战兢兢、喜欢谋略而能取得成功的人在一起。还有一次，孔子看到几个弟子的表情是：“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篇》）。这是说，其他弟子都很平静有礼，就子路行色匆匆。虽然，孔子看到大家的样子也很愉快，却突然说：像仲由这样，不得好死啊！这不幸之事被孔子言中。后来，子路在卫国的一场由权力之争而诱发的内乱中，仗义行勇，但寡不敌众被剁成肉泥！当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既悲痛又伤感，连忙把碗里的肉酱倒掉，从此不再吃肉酱。
子路很关心孔子的健康状况。当孔子病了，子路请求为孔子举行延年益寿的祭祀。当孔子病情加重时，子路与门人充作下臣准备以诸侯国君之礼为孔子治丧。这些都被孔子婉言谢绝。
“性相近，习相远”。经孔子教育及子路自己勤学之后，子路成了一个讲仁义道德的人才。
93、弟子们如何评价孔子？
孔子的学生中有的是父子身份，因而有的年龄大，有的年龄小，对年龄大的称弟，年龄小的称子，合称为弟子。弟子们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对孔子的为人与事业很难作出评价，如子路，当叶公向他问孔子是个什么人时，竟无言以对。有的对孔子的思想、为人和事业则作了高度的评价。这些评价概括起来讲有三个方面：一是总体上评价；二是评价孔子的道德文章；三是维护孔子的形象和学问。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然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篇》）。这段话是弟子们评价孔子的精彩之笔，也只有颜回才说得出。意思是说：颜渊长叹道，老师的道理是越仰慕越觉得崇高，越钻研越觉坚实。看着在前面，一下子却又在后面了。老师循循然诱人向善：他以古代文化的知识让我博学，又以礼仪约束我的行为。我真是想停止都不可能。我已经竭尽所能，一切高高地竖立着，我虽然想跟从，却办不到。颜回是孔子的第一高足，也是对孔子作出最有特色的评价的人。先是直说孔子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后说自己如何努力追赶仍相差十万八千里，想不追了，又不罢休，说到底还是在高度评价孔子。这大概可看作是其弟子们对孔子思想及道德文章的总体评价。
如果说颜回对孔子的评价是高度概括并具独特性的话，那么，子贡的评价则是细致与具体。子贡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与！”（《学而篇》）。意思是孔子每到一个诸侯国家，都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政事，其方法就是用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让的态度去接触，这些方法大概不同于别人了解政事的方法吧！“温良恭俭让”成了孔子的道德形象特征。因此，他的弟子们评价说：“子温而不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篇》）。意思说孔子待人温和而处事严正，外表威严而性情平和，形貌恭谨而内心舒泰。“温良恭俭让”是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大成，成为后人加强自身修养、塑造君子形象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这种错误认识正是导致一些人内在气质与外在形象粗俗得难让人接受的直接原因。
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篇》）。在子贡看来：孔子关于文采、文献及至治学方面的学问，我们能听到。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方面的言论，我们听不到。这是子贡只承认自己从孔子那里学到一些皮毛的知识，对高深境界的思想和学问仍一无所知，以此来说明孔子的伟大。而孔子的伟大在于对仁义道德终身追求不逾，既是倡导者又是实践者。一方面他开科授徒，“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即以古代传下来的典籍、德行、忠恕、诚信这四件事教导弟子；另一方面在个人修养方面做出表率，“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篇》），弟子们评价孔子拒绝四种毛病：不凭空臆测，不把事情看得绝对化了，不固执己见，不事事都想着自己。在道德相关方面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涵养的是如何面对利益，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他坚持“见利思义”，他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篇》）。
无论在孔子的生前死后，都有人对孔子进行了讽刺和污蔑。当有人在朝庭上议论：“子贡贤于仲尼”而被子贡听到时，子贡纠正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子张篇》）。子贡拿围墙来比喻自己与孔子道德文章的高低！说自己的围墙只及肩膀高，从外面就可看见房子里的情景；孔子的围墙却有好几仞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看，那么，就见不到那美好、富丽的一切。问题在于，能找到通向孔子学识之门的人可能很少。有个叫叔孙武叔的人，干脆直接对孔子进行诽谤。又是子贡站出来说话：“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张篇》）。子贡回击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不能诽谤的。别人的贤能好比丘陵，还可以越过去。仲尼好比日月，没法子越过的。有人虽想自取毁灭，这对日月又有何伤及，只不过显得不自量罢了。
同学陈子禽讨好子贡说：你是客气呀！孔子难道比你高明！子贡毫不含糊回答：“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篇》）。子贡的意思是；老师的不可及、好比天是不能爬梯子而登上的。老师如果能在一国当政，那么扶植百姓就能站稳，劝导百姓就能行动起来，安抚百姓就能归来，鼓励百姓就能响应。他活着受人尊敬，他死了受人哀悼，这种人我们怎么能及他。
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评价在《论语》中还有许多内容。这里只是录选了部分较有代表性的内容而已。
94、隐士们如何评价孔子？
《论语》先后五次写到孔子遇到隐士，特别是第十八篇中写了三处四位隐士对孔子及其弟子的态度及评价。
隐士，在《论语》中称“隐者”，简而言之，这种人大多数原来有身份和地位，有文化知识，有自己的观念与见解，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持否定态度，但又无能为力，只能以回避现实而隐居。这种人，历朝历代都有。如1928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中将严重，抛掉所有军政事务，独自一人隐居于庐山，在太乙峰下建草庐“劬园”，每天与樵夫生活在一起，靠自己的收成糊口。严重此举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拒绝蒋介石的上将军衔的引诱！还在草庐的墙壁上书写“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皆自然界之扒手，社会之蝥贼也”的标语。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社会矛盾尖锐而复杂。在这种大环境下，有相当数量有才华的人，不能或不愿用之于世（如孔子）。有的就对现实采取回避态度，远离权力和利益之争的官场，找个地方隐居起来，或种田地，或经商谋生，或读书消遣。这类人中间有的是为保持有用之身等待时机，如姜太公八十多岁才遇周文王受重用。有的真正为躲避世俗而埋名隐身，虽然物质上清苦些，但精神上无官一身轻，悠哉闲哉了却一生。总体看，隐士生活是用一种走极端的消极态度对待人生。孔子对隐士有自己的看法：“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又说“作者七人矣”（《宪问篇》）。其大意是说：有些贤能的人躲避一个世代，其次的便是躲避一个地区，再其次的是躲避一些人的脸色和言语。这样做的人相当多。其实这段话是孔子自己的人生经历。孔子不想避世，但他要避地（离开鲁国）；要避色，离开桓魋和阳虎；要避言，离开对他热嘲冷讽的隐士们。从这些情况看，孔子本人有深厚的隐士思想和行动。但孔子没有消沉，仍然在努力改变他认为不合礼制的社会现象，并且在晚年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鲁国）。在与现实抗争的历程中，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事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隐士们是如何对待与评价孔子呢？有的是直接讽刺，一个叫微生亩的隐士对孔子讽剌说：“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篇》）。意思是讽剌孔丘：你为什么栖栖皇皇的，莫非是要逞口舌去讨好人家！孔子说：我不敢逞口舌，我只是恨世人的固陋，想法子要改变他们，就算是我的毛病吧。有一次，子路侍从孔子，却落后了，遇见一位老人，用杖挑着耘田的工具。子路问道，你见到老师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熟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微子篇》）。还有一次，子路在石门过了一夜，管城门的问道：你从哪儿来？子路说：从孔家。管城门的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篇》）。“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句话，正是孔子一生执着追求精神的写照。
有的是婉转的劝说。隐士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者，不得与之言”（《微子篇》）。大意是说：楚国的狂人接舆（接舆即轿夫，一定前来接轿的意思）唱着歌走过孔子的门前，说着凤呀凤呀，你的命运为什么那么糟，过去的没法挽回，将来的还可努力追求。算了算了吧！现在的从政者实在危险呀！孔子下堂出门，想和接舆交谈，他却赶快避开了，孔子没法跟他谈了。
长沮、桀溺（楚国的两位隐士）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播种后把土摩平）而不辍。子路行之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篇》）。
“长沮”是瘦高个子泥人的意思，“桀溺”意指受磔刑的溺水者。大意是说长沮、桀溺一起耕田。孔子与弟子路过时，叫子路去向两位打听过渡的地方。长沮与桀溺分别问清了孔子、子路的身份后，认为孔子应自己知道渡口在何处，含有讽刺之意。同时桀溺劝说：天下乱如洪水无序，到处都一样，谁能改变它？况且你（子路）与其跟躲避坏人的人，何不跟我们这种避开整个乱世的人呢！说完就不断地干活。子路只好向孔子据实以告。孔子怅然说道：鸟兽我们没法和它们在一起，我们不和人类在一块儿，却和什么在一块儿！天下如果太平，我是不会想要改变它的。
有的隐喻而善意。孔子在卫国有一天正敲着磬。有一个挑着草筐的人走过孔子门前，说：“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意思是“有心呀！敲磬的！”隔会儿又说：“太陋了，硁硁的！没人了解我们，自顾自也就是了。“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未之难矣”（《宪问篇》）。水深淌过去，水浅把衣服提起来过。孔子说：可真果决呀！如果能这样，也就没什么难处了。这是一位隐士提醒孔子要把握处世的深浅，凡事能在深浅之间恰到好处，就是真本事。
孔子曾用隐士的遭遇自比。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篇》）。意思是说：虞仲，夷逸隐居民间，直言不讳，身心可说是廉洁的，废弃了爵位，也合乎他原先的权衡。比较起来，我的情况便不同于这些人，没有什么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说明，隐士们对孔子的讽刺与挖苦，劝说与喻说，直说与评说，孔子都很清楚。“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要具体看待，不能一概而论。
95、孔子如何评价自己？
在《论语》中，直接涉及孔子评价自己的内容与章节有二十多处。有的是别人直接或间接问孔子是什么人的时候，孔子如实回答；有的是弟子们赞扬与歌颂孔子的道德学识时，孔子谦虚的解释；有的是针对别人的讽刺与谩骂，孔子作的自嘲与回敬。这些内容归纳起来大致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对知识与人生目标锲而不舍的追求；二是孔子对道德修养的思考与行为；三是孔子的自信心展抒。
在《述而》篇开篇中，孔子说了句幽默的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窍比于我老彭”。意思是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想向老子、彭祖这两个人看齐。这两个人都是讲传统文化，而且是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一个老古董而已。“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孔子说自己喜好古代圣贤留下的知识，经过后天的努力学习而有所掌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篇》）。孔子肯定别人生来像自己一样的忠信，如果不及我，是他不像我孔子那么好学。当叶公向子路问起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子路不能正确回答时，孔子对子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篇》）。孔子对子路说：你何不对叶公说，孔子为人，发奋向学几乎忘食，乐道忘忧，沉醉在自己追求的知识与目标之中，以至不知岁月悠悠，老之将至。当弟子们赞扬孔子的道德文章时，孔子谦虚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篇》）。孔子不承认自己是圣人，只肯定自己是学不厌，教不倦如此罢了。孔子对自己能较多地掌握古代各种文化知识总结了两个原因：一是主观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篇》）。由于青少年时的贫贱，所以能做许多下等人的事；二是客观的“吾不试，故艺”（《子罕篇》）。孔子说自己没有被选拔任用去做官，所以就学得了一些技艺。
孔子对自己如何为人处世有一番总结性的言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孔子说我向往道，执守德，依靠仁，活跃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纵观孔子一生，确实是按这四项要求走完人生之路的。孔子终身学习与加强道德修养，其意志坚如磐石“磨而不磷”，其情操如素绢“涅而不缁”（《阳货篇》）。无论人生道路如何曲折与艰辛，始终抱定“不怨天、不尤人”，坚持先从主观上努力。他谦逊地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篇》），意思是文献知识，大概我跟内行人差不多，身体力行的君子，那我还没有做到。孔子反对不懂装懂，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篇》）。孔子指出似乎有这类人，自己明明没有什么知识，却偏偏装作很有知识似的。我没这个毛病，一个人多听多看而牢记在心里，那就接近“知”了。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孔子这句话说明他研究学问，不光是在书本上下功夫，还注重在社会上观察与思考，别人对的要学习，不对的要反省，反省也是一种学习，因为“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从古人那里学习和借鉴了治国安邦的知识与经验，又有过从政的经历和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对从政很有一番自信心，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篇》）。意思是说：如果有用我孔子参政或执行我的政治主张的，一年下来就可见效，三年就成富强康乐的国家。有一次，公山弗扰起来反对鲁国当权的季氏，召孔子去协助。子路就阻止。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篇》）。孔子对子路解释：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会空叫唤我。如果有用我的人，我恐怕要成为东方兴起的周王朝吧。孔子自信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兴邦，可挽回周朝的衰落局势。还有一次，一个叫佛肸的人召孔子去晋国，又是子路出来阻止。孔子用了坚硬与洁白两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品德内涵，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都始终站得住。并幽默地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篇》）。孔子为了得到从政的机会，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作了准备，提出了“克已复礼为仁”的政治主张。行动上的准备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到各诸侯国去游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二是人才准备，他的弟子中不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方面的人才，其中有些人已到一些诸侯国参政了。孔子评价说：如果有选用孔子主张的机会，孔子首选助手是颜回。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篇》）。意思是：任用我们就去实行，不用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颜回有这个准备。可惜孔子终身未再得到诸侯国的重用，且颜回也早逝！面对现实，孔子也感慨不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篇》），我的主张行不通，就乘竹木筏随江入海去找志同道合者吧。这正是孔子作为圣人的志愿；追求事业的矢志不渝。
96、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论语》许多内容涉及孔子的政治主张“克己复礼”，即恢复周朝的礼制。孔子不仅向他的弟子宣传这一主张，而且对所到诸侯国的国君也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论语》中关于“问”的形式达86处之多，其中直接写“问政”的内容达17次，间接问政的内容就更多，且问仁、问德、问礼、问义、问道、问善、问智都与“为政”有关系。有的诸侯国的国君对孔子的政治主张大加赏识，如齐景公准备重用孔子，决定把尼奚之田封给孔子，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而失去了这次机会。
97、为什么孔子的政治主张行不通？
孔子的政治主张行不的原因，大致有如下方面：
一是好古守旧。这是孔子自身的局限性。他承认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窍比于我老彭”（《述而篇》）。意思是喜欢圣贤留下的知识，并进行学习，研究和运用。这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孔子抱住这些“古董”不放，认为古人的东西，特别是周朝的礼制是至善至美的东西。如当孔子看到一种做为礼器的酒壶的形制变了模时，就感叹说“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篇》）。这意思是说酒器已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因此，不单指这个礼器，而是说变了，一切都变了！孔子不懂得社会事物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觉得周朝的礼制非常完美，没有必要改革与变化。如颜回问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韶、舞”（《卫灵公篇》）。意思是，治国就要使用夏代的历法，坐殷代的大车，戴周代的礼帽，音乐就用韶和舞。这里孔子认为治国就要遵循古制，依礼而行。孔子也主张变革，但必须遵守礼制，不能离经叛道。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篇》）。这个“道”就是周朝的礼制和由礼制引伸出来的仁义道德。“周之德，其可为至德也已矣“（《泰伯篇》）。所以，当一些诸侯国家实施改革时，孔子就出来反对。如反对鲁国的税亩制，死保井田制。而税亩制带有封建制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改革措施；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是一种守旧与落后的制度，孔子其政治主张行不通。
二是两大政治矛盾尖锐复杂。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形成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以及历史、地理环境、人口数量、少数民族政策、宗教信仰等情况的发展和变化，与周朝的中央政权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直接影响着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因此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加速过渡。周朝统治已近尾声，其统治者提不出与时俱进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方案，周朝被历史抛弃已成必然。东周末期，原有的一千多大小诸侯国经过兼并后只剩下七个。七国争雄的局面维持了一段历史时期，终于被改革较彻底的秦国兼并而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建立了新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结束了奴隶制。而孔子的政治主张是悖历史进步而动，当然步步受阻。虽然他提出的仁义道德观是正确而完美的，但他忘记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篇》）。即由于他提出的政治主张这一根本搞错了，所以其它事情当时必然徒劳无功；到晚年，孔子也感悟到这一点，所以不再“问政”，专事典籍事理及教育工作。
三是没有群众基础。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实施是走上层路线，寄希望于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群众（孔子称的“民”）不了解孔子的政治主张和仁义道德的内容，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出现孔子与弟子在匡被围而七天断粮的事；还有人讽刺其师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被守城的小官吏骂作丧家之犬等。另外，对隐居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去联络而壮大自己的力量，更没有努力让隐居者接受自己的观点，碰到软钉子就退回来。
四是孔子推行政治主张的方法失误多多。如在鲁国取得代理宰相的职务后，孔子一心想通过削弱“三桓”势力而维护公室权力，在他立足未稳，政治、组织、军事措施不充分，社会舆论不广泛的情况下实施“堕三都”的行动。“三都”是指控制着鲁国大权的“三桓”封邑中的高大而坚固的城廓。“堕三都”的目的是彻底摧毁“三都”高大而坚固的城廓，扫除“国中国、君上君”的格局，从而削弱“三桓”势力对鲁国的控制。但孔子的弟子孟懿子作为“三桓”势力之一，对“堕三都”是暗中抵制，孟懿子的城邑攻不下来，“堕三都”计划失败，“三桓”仍控制鲁国大权。这对孔子来说，是他政治改革的失败，也意味着他在鲁国的政治生涯将结束。尽管孔子有济世安邦的宏愿，但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处理政治问题时书生气十足，由于这一次失败，带来了不良后果。后来，孔子在一些诸侯国游说时，孔子的政治主张及孔子的任用都被拒绝和推辞。因为“鲁君”不用，所以“我们”当然不用。
五是不会妥协。孔子坚持“道不同不相谋”，如拒绝阳货安排的官职；如弟子劝孔子在卫国谋一职位，他则强调，必先“正名”。孔子不管卫灵公给予他六万斗的待遇而直言大声批评卫灵公是好色之徒；如才到宋国的国门，看到大群人在为权贵桓魋制作一个巨大的石椁，孔子就批评这是劳民伤财，桓魋不得好死。孔子这些做法都对，但传到卫灵公和桓魋耳里后，六万斗年俸没有了，孔子在宋国讲学处的大树被桓魋派人连根拔掉了，弄得孔子及弟子们不得不一再转移而过着流亡生活。
以上是我们对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人和事作分析探讨。孔子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看透全部问题，但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正是孔子执着追求建立千秋业绩的宝贵精神所在。
98、如何理解“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历史背景？
“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前后的口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制，使中国从形式上结束了封建统治。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思想。中国思想界处于混乱的状态，中间插入了袁世凯以及张勋复辟帝制的丑剧。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提倡祭天祭孔，并且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清王朝的遗老是这些组织的主要人员，连原先鼓吹变法、改革有影响的人物康有为也参加他们的行列，成为他们的最重要的发言人。他们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自由平等的观念。这种反动思潮是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适应的。在袁世凯和张勋相继失败后，“孔教会”、“尊孔会”这类组织仍然到处活动，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还有崇拜鬼神的愚蠢迷信，加上使人精神萎糜的低级趣味的文艺，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主生机、有利于封建军阀统治的精神网罗。
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发起了冲决这道精神罗网的斗争。初期《新青年》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它的作者们认为，为了使中国真正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也就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新青年》的作者们大多数是在国外留学的人员，或是在国内注重研究与接触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的青年人，属于当时青年中先觉悟起来的部分。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是主要撰稿人。他们针对当时十分猖獗的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勇猛的斗争。他们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中国。他们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教条被封建统治者——皇帝、反动军阀利用，对劳动人民实行奴化统治和剥削，已成了全国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与民主科学根本不相容。这种精神枷锁的源头又是与孔孟之道有关联，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很显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没有更多的思考和选择，孔子作为封建王朝的精神偶像，只有彻底打倒，才能解除思想与精神上的束缚。这是用一种全盘否定的方式来进行的，来不及去深刻揭示孔学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在思想方法上走入了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误途。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避免的事，对于宣传民主与科学和新思想的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通过对孔子的批判，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也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潮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孔子的思想与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宋代程朱理学家的改造，早已不是原貌了。毛泽东就曾深刻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用科学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毛泽东读书笔记》670页）。毛泽东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读书笔记》665页）。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对孔子及其思想重新评价，是因为孔子思想与学说同中国二千多年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不可能全部否定。所以，有人分析认为，“五四运动”时期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当时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后来，陈独秀作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发起人再谈及孔子时说：“孔子影响至深且大。每一封建王朝都把孔子当神供奉，信奉孔子是假，维护统治是真。五四运动时期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这个道理，但在学术上，孔孟言论有值得研究之处”（见《孔子新传》）。现在有人提出，有必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儒家思想重新进行全面清理，有些反对是对的，要坚持，反对错了的要予以修正。这正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历史背景的意义所在。
99、如何理解“批林批孔运动”的历史背景？
“批林批孔运动”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重大事件。林，是什么人？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批判？这些都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其诱因有二：一是林彪策划武装政变；二是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发生大的转变。
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是当时党章明确了的党的最高领导的接班人。但林彪野心膨胀，急于接班，为此而大肆进行宗派活动，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觉察到林彪的野心和阴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宗派集团的权势，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阵脚，使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林彪眼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就铤而走险，阴谋用武装政变来杀害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了解到一些可疑情况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使林彪谋划的武装政变和谋杀计划破产。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及其走卒见势不妙而仓惶出逃，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国境内的温都尔汗时，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9·13”事件。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学术界在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哲学史进行研讨过程中出现了“尊孔”与“反孔”的争论。因为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古代哲学史，都要涉及到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所以形成“尊孔”与“反孔”两种对立的学术观点是很正常的事，也是学术界开展学术研究的自然现象。在研究过程中，反对孔子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赵纪彬、杨荣国、任继愈等学者。赵纪彬的代表作是《论语新探》，该书是赵纪彬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专著，初版时怕“有碍销路”，改题为《古代儒家哲学批判》，195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特恢复《论语新探》原名。杨荣国的代表作之一是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中，有他反对孔学的文章。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以反对孔子思想或对孔子某一思想观点持否定态度为立论的。而这些书毛泽东都看过并说：反对孔夫子的书，我都注意看。毛泽东对这些书的反孔观点持肯定态度，说明了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已开始发生转变。
解放以后，毛泽东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孔子是持两点论的，肯定多于否定。到1958年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当年11月的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说孔子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9·13”事件后，中央调查组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孟子某些言论的材料，如林彪曾书写了“克己复礼，唯此为大”的条幅给叶群，叶群心领神会，也复了一个条幅给林彪：“克己复礼，惟此为大”，把原林彪写的“唯”字改成“惟”字，寓意从心里领会林彪的阴谋与意图。调查组把这些材料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就要求搞一个综合的完整材料送给他看。调查组组织人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谈及此事还说：“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毛泽东把林彪与国民党、与孔子联系起来批评。
从上述可知，林彪为了抢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党内搞阴谋诡计，发动武装政变后又叛国出逃，利用孔孟的一些言论引导与鼓动林彪集团成员进行宗派活动，掩护其阴谋目的，并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孟言论的材料。加上毛泽东晚年对孔子持全盘否定态度，这是导致毛泽东把批林与批孔联在一起的现实原因。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批，是指批判，这是当时使用率较高的一个词，它带有说理、批评、斗争的多层含义。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从而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当时批林批孔的方法，主要是组织人写文章，发评论，用说理与斗争的笔触和口吻对林彪的思想和行动与孔孟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对照而进行批判。批判的形式有报刊文章、广播、召开学习会、批判会，发动群众对林彪的阴谋及孔孟的言论进行口诛笔伐！这种方法与形式，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林彪的影响力远不及孔子的影响力大，所以，虽然经过这场“批林批孔运动”，是把林彪批倒批臭了，但孔子的思想影响没有在中国的文化中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运动在广大群众中宣传了孔子的思想，这是当时所意想不到的。
100、毛泽东对孔子与《论语》有哪些评说？
毛泽东是伟大的人民领袖，更是学习和运用中华古代文化智慧的集大成者。这与他有扎实而深厚的古文基础知识有关。在他的著述中，曾对孔子和《论语》作过评价：“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见《整顿党的作风》）。这说明在当时条件下，儿童时代的毛泽东就学习过《论语》。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说：“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到1964年毛泽东又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从毛泽东两段回忆，说明他少年时代在韶山家乡读书，启蒙伊始就读《论语》及其它古籍，虽然“背得，可是不懂”，但也有好处，成年后理解能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后来对“四书”、“五经”的运用，发挥十分自然就说明了这一点。如在延安时期，他要求青年人向孔夫子学习，“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采取这种态度”。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活动，他对孔子的思想学说既有肯定和褒奖，又有否定与贬斥。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是有着仰慕之心的。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他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事他在记忆中印象很深，1936年在保安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毛泽东当时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仰慕之心而去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在思想方面遵循孔子提出的“博学于文”的原则，并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1964年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还列出了集四大类共七十七种书，并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并孜孜不倦地阅读。
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后，在从事新民主主义研究时，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到延安后，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用它们来总结革命实践。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走向成熟，这时，他对孔子的认识也随之全面和科学了，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499页）。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没有简单地否定过孔子，相反多次说到孔子的“长处”。
1943年6月，毛泽东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信中也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读书笔记》665页）。他还具体评价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一样……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说到”（《毛泽东读书笔记》662页）。到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孔子仍多次予以肯定。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到1958年的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在延安所写的政论文及演讲稿中，毛泽东多次引用《论语》和孔子的言语。如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要干部“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迈开双脚去了解实际情况。如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又要求老师向学生学习，并且要学习孔夫子因人施教的方法。另外，毛泽东还从哲学观点对孔夫子的思想与论语作了发挥与解释，要求对孔子在认识事物与人物时的辩证法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毛泽东贬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子思想当作宗教教条去强迫人们信奉。“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见《毛泽东选集》788页）。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增刊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另一点，就是反对孔子教育思想及活动中缺乏劳动观念和行为。1939年5月4日，在延安参加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会上讲话时指出：“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毛泽东选集》532页）。
有研究材料认为，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反对，其出发点是为了破除“思想界的强权”。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全盘否定孔子思想之事，是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历史已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这是另一话题了。
五、经典无声世代传
《论 语》
目 次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上 学 而第 一
（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
（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 （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七）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八）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九）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十）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十一）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十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十三）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十四）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十五）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十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为 政 第 二
（一）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二）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三）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窬矩。”
（五）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六）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七）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八）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九）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十）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十一）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十二）子曰：“君子不器。”
（十三）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十四）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十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十六）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十七）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十八）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十九）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二十）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二十一）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
（二十二）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二十三）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二十四）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八 佾 第 三
（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二）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三）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四）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六）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七）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八）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九）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十）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十一）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十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十三）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十四）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十五）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十六）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十七）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十八）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十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二十）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二十一）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二十二）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二十三）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二十四）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二十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二十六）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里 仁 第 四
（一）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二）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三）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四）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六）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七）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九）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十）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十一）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十二）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十三）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十四）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十五）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十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十七）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十八）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十九）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二十）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二十一）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二十二）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二十三）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二十四）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二十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二十六）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公 冶 长 第 五
（一）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二）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四）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五）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六）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七）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八）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九）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十）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十一）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十二）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十三）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十四）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十五）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十六）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十七）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十八）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悦，何如其知也？”
（十九）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二十）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二十一）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二十二）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二十三）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二十四）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二十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二十六）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二十七）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二十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雍 也 第 六
（一）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二）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三）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四）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五）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六）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七）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八）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九）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十）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十一）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十二）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十三）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十四）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十五）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十六）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十七）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十八）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十九）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二十）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二十一）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二十二）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二十三）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二十四）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二十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二十六）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二十七）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二十八）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二十九）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三十）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述 而 第 七
（一）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三）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四）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六）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七）子曰：“自行束 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八）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九）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十）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十一）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十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十三）子之所慎：齐，战，疾。
（十四）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十五）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十六）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十七）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十八）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十九）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二十）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二十一）子不语：怪，力，乱，神。
（二十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二十三）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二十四）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二十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二十六）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 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二十七）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二十八）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二十九）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三十）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三十一）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三十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三十三）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三十四）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三十五）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三十六）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三十七）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三十八）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 伯 第 八
（一）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二）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三）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四）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五）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六）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七）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八）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九）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十）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十一）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
（十二）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十三）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十四）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十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十六）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十七）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十八）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十九）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二十）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二十一）子曰：“禹，吾无闲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闲然矣！”
子 罕 第 九
（一）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二）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三）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四）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五）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六）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七）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八）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九）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十）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十一）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十二）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十三）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十四）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十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十六）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十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十八）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十九）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二十）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二十一）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二十二）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二十三）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二十四）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二十五）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二十六）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二十七）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二十八）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二十九）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三十）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三十一）“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乡 党 第 十
（一）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二）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三）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四）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五）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 。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六）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七）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九）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十）食不语，寝不言。
（十一）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
（十二）席不正，不坐。
（十三）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十四）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十五）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
（十六）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十七）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十八）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
（十九）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
（二十）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二十一）入太庙，每事问。
（二十二）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二十三）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二十四）寝不尸，居不容。
（二十五）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
（二十六）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二十七）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下 先 进 第 十 一
（一）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二）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六）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七）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八）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九）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十）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十一）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十二）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十三）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十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十五）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十六）子贡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 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十七）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十八）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十九）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二十）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二十一）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二十二）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二十三）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二十四）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弒父与君，亦不从也。”
（二十五）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二十六）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晰后。曾晰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颜 渊 第 十 二
（一）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二）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三）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四）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五）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六）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七）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八）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 犬羊之 。”
（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十）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
（十一）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十二）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十三）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十四）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十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十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十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十八）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十九）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二十）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二十一）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二十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二十三）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二十四）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子 路 第 十 三
（一）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二）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 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三）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四）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六）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七）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八）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十）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十一）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十二）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十三）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十四）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十五）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君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十六）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十七）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十八）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十九）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二十）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二十一）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二十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二十三）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二十四）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二十五）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二十六）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二十七）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二十八）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二十九）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三十）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宪 问 第 十 四
（一）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二）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三）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四）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五）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 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六）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七）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八）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九）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十）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十一）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十二）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
（十三）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十四）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十五）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十六）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十七）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十八）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十九）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 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旗。夫如是，奚其丧？”
（二十）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二十一）陈成子弒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弒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二十二）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二十三）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二十四）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二十五）遽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二十六）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二十七）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二十八）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二十九）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三十）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三十一）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三十二）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 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三十三）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三十四）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三十五）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三十六）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三十七）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三十八）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三十九）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四十）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四十一）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四十二）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四十三）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四十四）阙党童子将命。或问子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卫 灵 公 第 十 五
（一）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三）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四）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六）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七）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八）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九）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十）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十一）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十二）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十三）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十四）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十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十六）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十七）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十八）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十九）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二十）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二十一）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二十二）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二十三）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二十四）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十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二十六）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二十七）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二十八）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二十九）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三十）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三十一）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三十二）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三十三）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三十四）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三十五）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三十六）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三十七）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三十八）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三十九）子曰：“有教无类。”
（四十）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四十一）子曰：“辞达而已矣。”
（四十二）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季 氏 第 十 六
（一）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二）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三）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四）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五）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六）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七）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八）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九）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十）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十一）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十二）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十三）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十四）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阳 货 第 十 七
（一）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二）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三）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四）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五）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七）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八）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十）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十一）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十二）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十三）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十四）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十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十六）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在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今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十七）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十八）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十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二十）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二十一）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二十二）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二十三）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二十四）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二十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二十六）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微 子 第 十 八
（一）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二）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四）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五）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六）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七）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八）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九）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十）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十一）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子 张 第 十 九
（一）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二）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三）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四）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五）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六）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七）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八）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九）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十）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十一）子夏曰：“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
（十二）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十三）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十四）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十五）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十六）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十七）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十八）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十九）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二十）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二十一）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二十二）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二十三）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二十四）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二十五）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尧 曰 第 二 十
（一）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断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二）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三）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