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dwomanandboylove:中国价值：全球危机中的中国热

应战全球金融危机近一年来，中国答卷赢得国际赞誉。“中国最新经济数据鼓舞世界”，“中国可能成为第一个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中国成了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

受表扬总是让人高兴的，尤其是成长中的人，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也是如此。当中国义无反顾地向现代化转型、汇入全球化洪流，这种外部认同不可或缺。

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自救”即为相当程度的“救世”。舍此之外，只有负责任的大国，而非“救世主”。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自可开掘出相当程度的普适价值，但不过是其“外部效应”。

比外部认同更重要的是内部认同。中国价值，首先是一种“内部价值”。处此初级阶段，历史屈辱尚未完全湔雪，祖国统一尚未完成，复兴崛起仍在进行中，矛盾凸显期尚待过关，内部凝聚仍需努力，全面小康事业尚未告竟，十三亿国人福祉，增长未有尽时。

当前中国，虽脱离身份焦虑，忧患仍未已。处此初级阶段，自省比自信更可贵。鉴于外，省于内，持大历史观，“认识自己”先：成功何以成功，未竟何以未竟。居安思危，思危求进。未来新长征，十三亿国人，匹夫有责，亦当有权。

全球危机中的中国热

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条件变了，模式亦随之而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

一个与西方政体不同的国家，何以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些年，西方人眼中的所谓“中国奇迹”，一直没有公认的答案。而后发国家，则希望直接从中取经。

一场全球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机，一份不错的中国答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次引来全球聚焦中国议题。时下的中国经济数据，每每牵动着全球各国、各组织机构敏感的神经。而中国政要、学者也不吝一再解释我们走出正确道路的原因，比如坚持改革开放，注重政府监管、产业兴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

前几年“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探讨于此获得进一步有力佐证。去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中的不俗表现，也令域外对此间“举国体制”刮目相看。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深植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国际环境。适应性强的模式就是好模式。条件变了，模式也将随之而变。正如中国高层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对本国道路、模式，我们理应比外人有更清醒的认识。《瞭望》新闻周刊日前走访多位资深专家，解码“中国模式”，研讨未来走向。

中国为什么这样热

《瞭望》：中国议题近年已成国际上的一门“显学”，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热？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驻英大使）：近来西方社会和舆论热议“中国模式”，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确实从中国成功中获得启示，希望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归纳出对本国和世界有益的经验。这种严肃的态度是值得欢迎的。

有些人对中国不甚了解，希望探讨和研究中国取得发展成功的原因，解决心中的迷惑。这也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宣扬他们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具有“普世价值”，并不遗余力地推销这一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简言之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而且一贯主张，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和保证经济的发展。但中国却没有遵循和效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发展道路违背了他们奉为真理的教条，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心怀疑虑。

还必须指出，西方国家里确有一些人是居心叵测，怀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其中有些人长期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或偏见。他们往往故意把“中国模式”简单化，诬称“中国模式”政治上“独裁”或“威权”，而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更有些人顽固坚持冷战思维，把“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立，宣扬是对西方的挑战，大肆制造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教授）：简单地说，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化、初步现代化。改变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整体上实现小康，社会政治文化权利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可以说，60年来全球人权最大的进步也发生在中国。

“模式”深处的稳定与活力

《瞭望》：“中国模式”这个说法源自国外，高层讲话、正式文件中并未采用，为什么？

严书翰（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国模式”是西方学者、政要研究中国问题时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虽然它与我们国内学者理解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概念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但要注意，不要把“模式”固定化。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瞭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到底有哪些独特而成功的要素？

马振岗：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有两个特别的前提。我们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集体，保持了政治稳定、政策的一贯性和发展的规划性。另外，我到过几十个国家，有一个感觉是，中国人民对发展的渴求、对中华崛起的热情是别国少见的。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而没有照搬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经济上，中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实行全盘私有化，而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政府的宏观调节与指导。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的文明传统，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发展理念上，中国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西方还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从未向其他国家推荐“中国模式”，更没有试图强加于人。相反，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特色”，表示中国道路还需改进、发展和完善，并一再告诫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发展经济，但不要照抄“中国模式”。

严书翰：依我看来，如果要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那就是中国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过程中既告别了苏联模式，又决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从而形成了适合我国情况的一整套趋于定型化的做法。

房宁：前东盟秘书长王景荣曾向我转述前印度外长纳特瓦尔·辛格的话，开放、竞争、专心，造就了中国。我认为，这位印度政治家点中了要害。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认为“中国模式”有两个最基本的经验。一是保障权利，保障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自由，焕发了社会活力，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这是一种“生产性激励”，而不是争夺性的“分配性激励”。

二是集中权力。权力的集中与分散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关键要看权力用来干什么，中国集中的权力是用来“战略性发展”。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利于后发国家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赶超，必然要走一条集中权力的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几点，一是保障中央的权威。中国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实行地方分权，兼顾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地方分权，高度的集权制会扼杀地方的创新积极性、窒息社会的活力。

二是以政府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中国经济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尔后地方与人民群众的创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无不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践、对人民群众创新的尊重。

三是渐进改革，稳妥开放。中国总体上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尽管社会为此付出了长期的转型成本，但是渐进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会震荡与混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金融、资本、股市、银行、汇率、对外投资等都采取的是谨慎、稳妥的做法，成功地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及全球金融危机。

四是中国百折不挠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中国自古是一个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法治往往会被人治所淹没，并被扭曲。因此，始终不渝地优先推进法治，显得难能可贵。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总共通过了400多件全国性的法律及关于法律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规。尽管这些法律的执行存在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仍然支撑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成长，起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作用。

仍要“摸着石头过河”

《瞭望》：“中国模式”一说的流行，是否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时代已成为过去？

严书翰：“中国模式”恰恰是党领导人民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形成的。今后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中国模式”也要发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我很欣赏邓小平1987年11月接见外宾时讲的一段很有气势的话：“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房宁：“摸着石头过河”与自觉按规律办事不矛盾。我们的发展框架有了，方向明确了，也积累了很多有益做法，但还要继续“摸”下去。

胡星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少有理论、战略，缺少精心设计，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与盲目性共存的特点。正因为盲目性的存在，产生了市场经济的某种扭曲、公权力的过度扩张、腐败与道德堕落。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乐观，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垄断、道德等还要依靠不断地创新“中国模式”，在“中国模式”中加入更多的民主、法治、正义、公平等和谐社会应有之义。

《瞭望》：放眼60年，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主要是建构、设计出来的，还是在实践中摸索、被“逼”出来的？

房宁：后发国家在民族振兴意识萌发之时，都会有建构，中国也不例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建构的因素。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试错、创新、发展。可以说，前一阶段建构的色彩浓一些，后一阶段探索的色彩浓一些。

马振岗：中国发展道路的立足点，是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他进而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毫无疑义，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认真借鉴了各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包括参考吸纳了西方发展模式中的积极成分。

权利与权力

《瞭望》：从房所长您前面说的两个角度看，如何评价新中国前30年？集中权力的色彩是否更重于保障权利？

房宁：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重点。前30年办了两件大事，一、形成了民族国家，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像普京当俄罗斯总统时提出的“主权民主”那样，很多西方人对此不理解。二、凝聚了全国人民。以前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被组织起来，人民受到训练，包括知识文化进步、精神面貌改善、组织纪律加强等。这两点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瞭望》：西方在研究中国时，普遍认可经济成就，但对政治制度有争议，您怎么看？

严书翰：西方学者、政要在研究“中国模式”时争论最大的是对我国的政治体制的看法，这是事实。这里头原因很多，其中中西方国情不同，研究者价值观对立和中西文化背景有差异是主要原因。别指望短期内就能消失。关键是我们对自已的制度选择要有信心，要有底气。别人的议论是次要的。我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时常举两个案例：一、一位发展中国家的首脑对温总理说，他佩服中国两点，一是不搬西方民主制度，中国社会照样发展；二是不搞新自由主义，中国经济照样发展。二、在克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主导经济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各国学者、政要对此几乎已成共识。

《瞭望》：对政治主导经济的做法也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关于地方政府，有的认为地方政府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有的说地方政府公司化是腐败横行、经济结构失衡的源头。您怎么看？

胡星斗：经济学中有“诺斯悖论”，指的是政府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诺斯悖论同样适用于中国，政府过多地介入市场，一方面促成了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导致寻租等问题。未来中国要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特权、腐败、垄断、官德败坏、官商勾结、官僚主义、弱势群体等问题。必须建立权力分立的制度，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交给不同的人或组织掌握，让法院、检察、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与行政保持相对独立性，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而不能只搞自我监督、同体监督，否则必然造成严重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正、道德的沦落。

房宁：以前，乡镇企业火的时候，几乎每个农民企业家的背后都有政府、官员的帮助。现在，几乎每个腐败干部的背后都有老板的影子。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经济有很大推动，这是我们成功的地方。另一方面，官商离得太近，涉及太深，也成了问题。以前，政府较多介入经济生产是必经之路，现在，市场经济、法治环境都较健全，政府不宜再过多介入，而应主要在外边间接服务。这个不光是中国，日韩等都有这个经验教训。

《瞭望》：这么一来，是否意味着您所说的“集中权力”的特点会有所弱化、改变？

房宁：可以这么说。集中是阶段性特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权力会转型。成功的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危机中提升形象

《瞭望》：金融危机与全球格局变化更有利于“中国模式”的成熟，是原有结构定型，还是有所变革，抑或兼而有之？

严书翰：应当说，当前还在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无一幸免，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别。这场危机也考验着“中国模式”。我欣赏“倒逼机制”的提法。国际金融危机也倒逼着我们要不断完善和调整中国模式。比如，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我们不能只看到成绩，看不到未解决的问题。与市场经济结合包括与国际市场经济体系接轨，并不是加入WTO就自然而然解决了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吃亏的教训的。

房宁：一方面要坚持我们好的做法，比如注重监管、注重实业。另一方面也要把危机当成机遇，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黑爪子干活，白爪子抓钱”，这种不平等、不合理、不道德的经济秩序不能长存下去了。

在全球化中，中国的贡献远大于获得，给全世界打工，供应全世界的生活必需品，付出了劳动力、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但这在以前也没有办法，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只能用这种方式。

胡星斗：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模式”因此也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和青睐。以前就有“北京共识”之说，但我们认为“北京共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北京共识”并非过度强调政府，“华盛顿共识”也并非过度依赖市场，美国现在越来越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越来越重视建立“有限政府”。

《瞭望》：危机对中国国际地位与形象的影响如何？

马振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在英国当大使，很明显地感到那是中国国际形象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和政策，履行了一个大国的责任。当时在外交场合，我经常听到英国官员、银行家、学者对中国的好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更体现了这一点。中国本身也是受害者，但在国际上较早地提出要建立信心，呼吁各国合作共克时艰，照顾发展中国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对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积极认真作为，受到世界广泛的承认和赞赏。

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出色表现改变了不少人对中国的看法。也许经过当前这场全球性的严重的金融危机，更多国家和人们能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认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现在需要的是保持冷静的心态，实事求是地估计中国的地位和力量，清醒而客观地对待外界的评述。对待这次金融危机，我认为一是要“尽力”，二是要“量力”。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充当世界的“救世主”，当前最重要的是把我们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只有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为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式“普适”价值

《瞭望》：一百多年来师法西方的中国，现在反过来能否给危机中的全球提供某些启示？外来普适价值中国化的同时，中国本身能否提供一些普适价值？

严书翰：中国能否给危机中的全球提供启示，这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对此，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能给别国提供启示这也不必怀疑。但不能讲过头话，即仍然要实事求是。也就是仍然要强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要强调首先把自己的事办好。不能轻率地说“为发生金融危机的世界指明方向”这类话。

当前对普适价值的争论很热烈。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讲两句话，即“两点论”：一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国家中的一些人把他们的某些价值加以包装，就变成普适价值向全世界推销。这里面确实存在在话语上搞“霸权”的事实。二是我们不能因此轻率地否定普适价值的存在，更不能去批普适价值这个提法。千万不要把普适价值的提法拱手让给别人，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比如，曾经把人道主义、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胡星斗：普适价值应当与中国价值互补，或者说普适价值中就应当包括中国价值。文化价值无所谓优劣、好坏之分，它是世界各族群人民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反映，是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等的集合。对文化可以有多种评判标准，如包容性、自恰性、幸福主义标准、功利主义标准，等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和中华文化价值，取舍扬弃的原则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由此分析，普适价值中除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科学、效率等之外，还应当包括中华价值之气节精神、崇高人格的追求、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尊师重教的思想等。

中西方需要相互学习，过去中国很落后，需要学习西方；现在我们似乎强大了，同样也要学习西方，因为我们的体制还有很多落后的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具有先发的优势，但是也需要向中国智慧学习，尤其要学习中国人对和平、和谐的追求。

房宁：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启示，比如金融监管方面，美国也在危机中往回走，就像“先污染后治理”一样，而中国则有望跨过“卡夫丁峡谷”。

中国经验主要是对第三世界有启发，因为发展背景、阶段、条件相似。西方道路在西方走完后就不太具有普遍意义，美国道路别人走不了，但中国道路，第三世界国家可在一定程度上效仿。

《瞭望》：如果有第三世界国家政界、学者来中国取经，您会给什么具体建议？

房宁：一、从本国国情、历史条件出发，把他国好的做法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二、给人民以权利和自由，适度集中权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扩大人民的权利。三、中国式协商政治求同存异，求最大公约数，比竞争性选举更适合工业化初期国家。在社会矛盾较多时期，民主应更侧重于协商、监督。

要自信，更要清醒

《瞭望》：热议中国时是否需要提防“捧杀”中国？当前中国的自信心上来了，如何自省呢？

严书翰：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据说很畅销。我相信还会有人写另一本书，叫《世界是复杂的》。当今世界确实复杂。就以对“中国模式”的议论中种种观点都有。真心羡慕高兴者有之，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者有之。不能排除也有人有捧杀中国的意图。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头脑清醒。

房宁：要自信，但也要保持冷静头脑。做个简单的对比，东京城铁、地铁有四十多条，北京地铁数量不到它的四分之一，首尔汉江上有二十多座桥，上海黄浦江不到它的一半。差距还大得很。中国的现代化已初具模样，但下面的“细活”还多着呢。内部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外面还有捣乱的、防堵的，接下来的路仍然很不容易走。

胡星斗：以前我到香港尽力说英文，因为说普通话被人看不起；现在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世界各地，我们中国人都挺直了腰板，说普通话、中国话是荣耀。

中国模式让中国人获得了自信，但是我认为自省更加重要。只有反思我们的不足，国家才能进步；否则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奇迹可能昙花一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都有深刻的经验教训。

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既不要刻意回避，又不要飘飘然，甚至忘乎所以

文/严书翰

自从2004年，一位叫乔舒亚·库珀·雷默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问题后，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法很快地流行起来。近几年，大凡影响大一点的国际研讨会都涉及中国话题，都要讨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问题。

最近这一波热议“中国模式”，是伴随着各国共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而来的。目前这一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是中国的实力提高得很快，令人刮目相看；二是期待中国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中国经济一旦率先复苏，那么“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将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和政要在谈到“中国模式”、中国实力、中国成就等问题时，尽量回避或有意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说明他们很难摆脱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观点的束缚。其实他们所说的“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

观察近几年国外学者和政要对“中国模式”的议论，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既不要刻意回避，又不要飘飘然，甚至忘乎所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要作出如实的、谨慎的而又充分的估计，也就是说要全面评析。

中国发展之路的魅力

六十年来，中国发展之路的特点可以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加以概括。考察西方学者和政要近年来研究“中国模式”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三点是看好的。换言之，中国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其魅力四射。

早在上世纪末，我国提出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后，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就敏锐地指出，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早认识到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逐步形成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且把它概括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和政要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2003年4月，德国《我们的时代》杂志发表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的文章指出，当今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己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他例举了南北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的随意开采、暴力、战争等事实后得出结论：“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有的西方学者还称，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提出后，更加引起世人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和外媒也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中国发展理念的变化。2007年10月15日，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指出，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使经济发展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又使得长期以来‘一边倒’式的发展经济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和平衡发展。”

六十年中国发展之路也是和平发展之路。对此，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看到或承认这个事实。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决不是一时应急之策。而是由中国社会制度性质和我们的对外国际战略所决定的。从毛泽东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到邓小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从江泽民提出“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到胡锦涛倡议“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一切向世人昭示：六十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完成三个伟大历史任务相联系，其中之一是“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下捍卫世界和平。

因此，被西方学者和政要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中国发展之路对于当今世界是有影响力的。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在2008年8月15日《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对于现代化的新兴国家，“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

凝聚战略思维的谨慎评析

近十多年来，中央高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的评析是谨慎的，没有讲过头话。这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冷静观察外部世界的能力。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先是东欧剧变后是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当时对我们党和国家造成很大压力。在顶住这罕见的压力后，中央提出要埋头苦干，要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这也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思想。邓小平告诫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没有辜负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党的十六大充分肯定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三年的成就和基本经验，指出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到2001年底，我国经济总量己跃居世界第六位。

在取得这样的重大成绩面前，江泽民在十六大上依然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在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到2007年底，我国经济总量己跃居世界第三位。

在取得这样新的重大成绩面前，党中央领导集体多次郑重宣示：要始终做到政治坚定，带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不动摇，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要始终做到审时度势，带头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全面把握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底，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突出地讲了忧患意识。他深刻指出，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并提出明确要求：对今后出现的九个方面的困难和风险，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准备。

综上所述，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的评析是谨慎的。这种谨慎的态度凝聚了我们党的战略思维。继续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和清醒的头脑，是今后继续战胜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客观地、充分地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这也是全面评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偏废。

六十年铸就的主心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紧密相联的。这个主心骨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原先头脑里固有的，它是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的宏伟实践中铸就的。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两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渊源，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我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过程中提出并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十七大第一次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个理论体系既不照搬书本又不照搬外国模式，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才能产生重要的世界影响。

坚定信仰和理想的要求

全面评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是坚定信仰和树立共同理想的要求。共产党人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祟高信仰的，同时又脚踏实地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在当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并存和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有一个与其他“主义”、其他制度、其他道路等相比较的问题。这是不可回避的。

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时，邓小平就把它同我们的共同理想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87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并向他们介绍“三步走”发展战略时说，到了21世纪中叶，我们人口15亿，人均达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属于世界前列，这是了不起的事。“这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一时期邓小平多次讲了类似上述的话。1988年，他又讲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就是“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

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坚定指出，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只要中国还在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始终站得住。”这一时期邓小平仍然关注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周边国家进行比较这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有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的重视。他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他还指出，广东提出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有力佐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指出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就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苏东剧变之后，还强调不扛旗、不当头，埋头苦干，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些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国内外也出现了一种议论，认为中国不提国际主义了。这是一种误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主义有自己特有的表达语言。这就是“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此后的1960年代里，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邓小平认为，国际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并不矛盾。他在1981年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邓小平还指出，“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

邓小平还曾预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他还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标志着国内进入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阶段。当时国际背景是，世界社会主义在遭受严重挫折后还处于低迷时期。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强调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使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人民愿与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人类文明的新路

文/《瞭望》新闻周刊 记者 汤耀国

198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曾预言，中国将“为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此后，伴随中国的发展复兴，中国道路对世界具有何种价值、启示，越来越成为海内外政学两界探讨的热门话题。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徐崇温近日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成功地解决了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了世界意义。在他看来，其世界意义至少集中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这种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首先意味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损害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现代化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这种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同时也意味着把中国传统上倡导的“和而不同”视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曾说：“中国在对待现代文明方面的态度、实施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成为‘历史末日’及‘文明冲突’等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替代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其转向建设性对话，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

和平发展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曾称，它“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上，给第三世界指出了奋斗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GDP上升至第三位，绝对贫困人口减少至一千多万，第一个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

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费米·阿科莫莱夫在《没有人再嘲笑亚洲人》一文中说：“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为非洲人提供了特殊的经验”，“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它展示出一个拥有自信、决心和远见的民族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另一个经验是，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靠自己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则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能只依靠市场力量，还要重视同政府政策手段的调控作用相结合的高度，来强调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该报告的总协调官德特勒夫·科特说：“如今许多拉美国家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1987年4月那次讲话中除预言给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外，还指出，“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季塔连科说：“在社会主义处于深刻危机和战略撤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按照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历史机遇保留并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

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同时，中国还在吸取和借鉴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决策。首先是推进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其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以趋利避害的方针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战略决策。鉴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趋利避害的实践，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赞誉中国为“全球化中的自主国家”。

从政治整合到社会重建

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权力的治理能力

文/孙立平

由外部观之，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60年来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形成了“模式”般的经验。然而，正如执政党多次清醒强调的那样，处此初级阶段与转型时期，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不回避当前自身存在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在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看来，如何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编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距1911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还有两年。可以说，这60年是上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历史的一部分。回顾60年乃至100年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以及要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的总体性危机

在绵延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多次改朝换代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不变，原因就在于朝廷、贵族-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两千年间，皇帝的姓氏在变，但社会的制度与结构却相对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多年的谜底。

但从晚清末年开始，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基础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侵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特别是科举制本身的衰败及最后被废除，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一部分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后者大多成为土豪劣绅。这实际上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三层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分裂与解体。

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岁月里，呈现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局面。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总体性危机”。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就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

从这种意义上说，此后的诸种革命与变革，都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反应，是应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努力。

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应对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而这种背景也就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正因为如此，可将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体制模式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社会”。

如前所述，总体性危机的特点是政治解体的同时伴随着社会解组。而我们知道，社会结构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对于应对当时的总体性危机来说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因此，通过重建政治整合来实现社会整合的重建，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这样，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种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模式基本形成。

总体性社会是指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行政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

总体性社会迅速而有效地化解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频仍的战乱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同时这也形塑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国家动员能力极强，但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自治能力差,中间组织不发达，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社会中身份制盛行，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

这样的社会体制，虽然有利于解决1949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改革成为必然的选择。

市场经济与社会初步发育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改变社会体制模式的重要力量。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含义，是稀缺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即从行政化配置到市场化配置，原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由市场和社会支配的“自由流动资源”开始出现，市场和社会开始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不仅造就了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而且使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得以发育。与此同时，由“政策允许范围内”构成的“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展。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催生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自由流动资源”和所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相联系，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而这种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是以市场中交易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公共领域正在开始形成，自然的民间社会开始得到恢复，公民社会开始萌芽。这就直接意味着社会的重建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调整。

同时，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社会精英开始重现。目前，这个社会精英群体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部分国企经营者。二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地方行政精英，其身份是政府官员，理论上并不属于民间精英，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其主要特点更多具有地方社会含义，日益成为地方社区的代表人物。

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但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无疑还是弱小的，特别是初步发育的社会因素与一个相对自主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社会还是两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能否最终促进和培育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并最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功能体系，开始成为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就此而言，如何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是转型期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在下述背景下就显得更为突出。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以及大众消费社会来临等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生活空前复杂化。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就是这种经济生活复杂化的一个体现。与此同时，转型期的变革也需要在国家或整个社会层面对许多问题作出决策。这意味着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强的治理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应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能力，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是重建总体性的权力，还是重建社会？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已经到了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候。

即使从经济的角度说，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这是已经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实质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机制，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整合；同时也意味着，在利益分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对自己权利的行使和自组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利益分化基础上新的利益整合和社会整合。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社会具有双重的含义。除过去强调的与国家相对应的公民社会外，还需要有一个与市场相对应的社会，这就是著名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来的“能动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来和市场相抗衡的，用来矫正市场的消极作用的。市场化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正确选择，是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场和政府一样，如果它的力量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就会带来种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能融合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双面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组织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要看到，在总体性社会的时代，一般所说的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但那时候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相对简单的，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很有限，比如在经济上，当时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的调拨，以及种类有限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计划的制定。但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远不是那时候能够比拟的。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完善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和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就会造成对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的需求，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

尽管这样的权力在应对某些挑战的时候具有明显的优越之处，比如在应对这次的金融危机以及大的自然灾害上，因为这种权力模式的动员力量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上，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相对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中为什么人们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很不够用的原因。

以社会重建防止社会溃败

经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呼唤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机制。而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如此一来，势必会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这无疑是我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

从理论上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很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最后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发育很低的情况下，则会形成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

现在的情形是，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在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后，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开始形成，但这个市场的自主性程度还是相当低的，而社会的发育则是更为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权力独大以及造成的滥用和失控，二是过分强大的权力与自主性程度较低的市场的畸形结合。如果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导致社会的溃败。

在改革之前，我们社会对权力的约束主要是来自权力体系的内部，力图建立权力外部约束的努力基本都没有成功。但在那个时候，由于前面所说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相对简单化，在权力系统内部实现有效的约束是比较容易的。但在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完全依靠权力的内部约束，已经越来越困难。

这必然会削弱权威的基础，并损害社会治理的效能。前几年我们社会中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开始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在此背景之下，由地方和部门掌握的权力开始“私化”。

在最近几年中，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人们经常感叹发展方式转变之难。其实，特定的发展方式是与特定的权力模式相联系的。如此狂热地追求GDP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任性的结果，而在权力受到民众有效制约的社会中如此不惜代价地追求GDP是不可想象的。

在权力失控的情况下，腐败也必然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应当看到，腐败只是失控的权力的必然结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任何反腐败措施都是不可能奏效的。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的公信力严重丧失，政府、司法、媒体等公共机构的公信力有丧失的苗头乃至趋势。公信力一旦丧失，意味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性瓦解。

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强权力与弱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就是通常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近些年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结果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应当看到，这个因素已经开始成为危害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力，造就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一段，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社会溃败的根源即来自权力的失控和失控的权力与市场因素的畸形结合。

然而现在，笔者要说的是，比社会溃败更危险的是对诸如此类现象的错误反思。在由于权力失控导致的治理效能下降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的一个思路是进一步强化权力。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在缺少对权力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强化权力，结果只能是权力的进一步失控，并导致恶性循环。因此，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