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剑走偏锋歌曲mv:周有光百岁口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06:16:05
周有光百岁口述 
周有光，1906年生，经历中国百年之变迁，是真正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在《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中，他从童年生活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游历欧美，归国，任教复旦大学，又奉调北京，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遭下放宁夏，至逐步恢复工作，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的百岁人生。
“借当”就读圣约翰
去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照相馆的人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结果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我考大学很有趣。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改成东南大学，再以后又改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
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高年级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我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交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有出戏叫《借当》，就是借东西来当。这样我终于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考试当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考试时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做不过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去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结果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
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的？大概已有九百年历史，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
有趣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个美国人一天的工作量要相当于好几个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
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由此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
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带来很大影响。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沿用的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要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果然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时间很少，结果学问学不好。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能学得好。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中学生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花了功夫，旁的都不花功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
圣约翰大学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很多人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
“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研究汉语拼音方案花费了三年功夫，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我是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
我在1920年代初进大学，就对文字工作感兴趣。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是用英文，用打字机，太方便了，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也学了一点语言课程，后来在外国，特别到英国，我买到许多字母学的书。字母学在中国没有人研究的，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那时候我在美国的银行工作，经常跟英国联络，因为业务的关系，我要到英国去，那时候，学字母学是业余的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上。20年代，上海语文左翼运动主要的人物是叶籁士，他办了《语文》杂志，我给他们写文章。后来上海变成拉丁化运动的中心，我参加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以到了1955年10月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要我来开会。
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我们的确是精力充沛，做事情服从国家需要。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真正做事是他。吴玉章年纪太大了。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真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那时胡愈之是领导人，待人好得不得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9点钟，我要睡觉了，他们来了，一谈谈到12点，像朋友一样，所以工作很愉快。周总理经常请我们到中南海讨论问题，到了吃饭时间就留我们吃饭，的确是政府和人民团结很好。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
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功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今天人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这个地方就用到字母，没想到我在伦敦买的字母学的书发挥作用了。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情。
拼音方案这个工作不是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用到字母学，凑巧我对这一门学问很感兴趣，是业余搞的。当时缺少材料，我在国外有一些研究联络点，请他们想办法买材料寄来。因为语文研究方面的书，我的确也看了不少，不是像读书那种看，是比较轻松的浏览，可是要工作就要认真看。从“文改会”来讲，把我留下来，的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中国搞语文学、文字学的人多得很，可都是搞传统的语文学，现代的东西就搞得很少，几乎没有人搞字母学。
汉语拼音方案花了三年功夫，现在，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拼音方案首先在航空上帮了忙，因为要求地名标准化。欧洲也是这样子，欧洲一些国家的地名，单在欧洲就有几个拼法。航空要求一个地名只能一个写法，一个拼法，否则就会出问题。
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北大开汉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字改革课开了半年，很受欢迎。人民大学又请我去，在北京大学讲了三次。后来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就是《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在国内多次再版，日本翻译成日文。
当时推广普通话，推广了多少年，许多人还是不会讲国语。中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没有办法讲话，特别广东人到北京来，要找人翻译。建立国家的共同语言要有一些理论，普通话的第一本理论书是徐世荣写的。从前我们有好多语言学的书，一本也不管用，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
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以前有几本小册子，也是没有理论的，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也缺少理论。这可以说是我到“文改会”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提高文字改革的学术水平。同时中国引进了西洋的语言学，可是还没有把语言学用之于生活。
中国讲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文字改革要变成一门学问。
大学里都有文字学，但是研究的都是古代文字，现代文字没有人研究的，这种现象不正常。我要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情成功了。现代汉字学的课本很多，苏培成的两本书在北京大学很受欢迎。现在几个重要大学都有了现代汉字学的课程。汉字重要，目前的问题是需要有人来研究。
我对比较文字学也很重视，出版过两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和《世界文字发展史》。我提倡大学里要有这门课程，中国到今天大学里还缺少这门课程。
沈从文给我起外号
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沈从文：“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沈从文拿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
张家四姐妹的夫婿中，沈从文最有名气。
沈从文这个人了不起，连小学也没有毕业，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他：“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在上海，沈从文夫妇在北京，所以人家讲笑话，说沈从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解放后，我到北京来，这样就跟沈从文经常在一起了。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
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
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有法国小说的味道。
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周百科”是沈从文跟我开玩笑的话。说来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东西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
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邓小平到美国访问，谈及中美文化要合作，就要做好几种工作，一种工作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中美合作项目之一。后来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下面有一个编辑部。这件事情的翻译工作量很大，应当说条件太好了，因为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的，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干校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做，可以请他们帮忙翻译。我们主要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学请教授来，还有其他的专家。我们联络了五百个教授级的专家，他们都很高兴来翻译，觉得做这个工作有意义，不过稿费少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经费很紧张。
三十本百科全书我们压缩成二十本，这件工作搞了好几年。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国家应当做的，我们在“文革”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文革”结束后，中国要办百科全书，当中一个刺激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翻译百科全书。我们是先有《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有自己的百科全书。这件事情的倡导者姜椿芳在“文革”之前是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文革”当中他被关在东北的监牢里面，眼睛弄坏了。放出来以后遇到美国要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早就有搞百科全书的想法，回来以后就跟倪海曙和我等人商量，他一直希望我们跟他一起搞大百科全书。倪海曙在拉丁化运动中是头头。但是因为“文改会”的工作推不了，没有去。
后来这个事情得到胡乔木的支持，胡乔木就跟邓小平讲，邓小平同意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翻译百科全书，一件事情是自己编一部百科全书。姜椿芳就全力以赴编百科全书。
关于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的问题，我和倪海曙积极支持姜椿芳改用拼音来排，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这部书的每一个分卷都有水平，出来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现在正在重新编。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家必须有的。
“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
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是个小动作，却能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使家庭生活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朋友来了，我们也宣传这个道理。
我们在外国当然喝咖啡，喝茶少一点，我们在国内也喝咖啡，不过喝咖啡比较少。中国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馆，这是一个好处。家里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馆里就很好。
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也是很重要的。
健康有物质一方面，还有精神一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不要怕“吃亏”。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便宜。”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
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我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
夏普打字机的研发者，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我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厂家送给我一台，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中国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我现在虽然不做专业的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我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
我每天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还是有一些消息，你要会看，消息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美国和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我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
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很少喝酒，只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生活要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
原来，我们家有些古董，古董是很值钱的。后来，日本人来了，把我家的家底都搞光了，什么都没有了。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们家庭主妇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文革”中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接受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
（本版组稿 谢娟）
周有光，1906年生，经历中国百年之变迁，是真正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在《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中，他从童年生活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游历欧美，归国，任教复旦大学，又奉调北京，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遭下放宁夏，至逐步恢复工作，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的百岁人生。
“借当”就读圣约翰
去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照相馆的人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结果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我考大学很有趣。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改成东南大学，再以后又改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
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高年级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我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交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有出戏叫《借当》，就是借东西来当。这样我终于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考试当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考试时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做不过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去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结果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
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的？大概已有九百年历史，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
有趣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个美国人一天的工作量要相当于好几个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
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由此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
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带来很大影响。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沿用的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要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果然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时间很少，结果学问学不好。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能学得好。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中学生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花了功夫，旁的都不花功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
圣约翰大学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很多人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
“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研究汉语拼音方案花费了三年功夫，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我是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
我在1920年代初进大学，就对文字工作感兴趣。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是用英文，用打字机，太方便了，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也学了一点语言课程，后来在外国，特别到英国，我买到许多字母学的书。字母学在中国没有人研究的，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那时候我在美国的银行工作，经常跟英国联络，因为业务的关系，我要到英国去，那时候，学字母学是业余的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上。20年代，上海语文左翼运动主要的人物是叶籁士，他办了《语文》杂志，我给他们写文章。后来上海变成拉丁化运动的中心，我参加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以到了1955年10月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要我来开会。
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我们的确是精力充沛，做事情服从国家需要。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真正做事是他。吴玉章年纪太大了。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真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那时胡愈之是领导人，待人好得不得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9点钟，我要睡觉了，他们来了，一谈谈到12点，像朋友一样，所以工作很愉快。周总理经常请我们到中南海讨论问题，到了吃饭时间就留我们吃饭，的确是政府和人民团结很好。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
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功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今天人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这个地方就用到字母，没想到我在伦敦买的字母学的书发挥作用了。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情。
拼音方案这个工作不是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用到字母学，凑巧我对这一门学问很感兴趣，是业余搞的。当时缺少材料，我在国外有一些研究联络点，请他们想办法买材料寄来。因为语文研究方面的书，我的确也看了不少，不是像读书那种看，是比较轻松的浏览，可是要工作就要认真看。从“文改会”来讲，把我留下来，的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中国搞语文学、文字学的人多得很，可都是搞传统的语文学，现代的东西就搞得很少，几乎没有人搞字母学。
汉语拼音方案花了三年功夫，现在，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拼音方案首先在航空上帮了忙，因为要求地名标准化。欧洲也是这样子，欧洲一些国家的地名，单在欧洲就有几个拼法。航空要求一个地名只能一个写法，一个拼法，否则就会出问题。
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北大开汉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字改革课开了半年，很受欢迎。人民大学又请我去，在北京大学讲了三次。后来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就是《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在国内多次再版，日本翻译成日文。
当时推广普通话，推广了多少年，许多人还是不会讲国语。中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没有办法讲话，特别广东人到北京来，要找人翻译。建立国家的共同语言要有一些理论，普通话的第一本理论书是徐世荣写的。从前我们有好多语言学的书，一本也不管用，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
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以前有几本小册子，也是没有理论的，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也缺少理论。这可以说是我到“文改会”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提高文字改革的学术水平。同时中国引进了西洋的语言学，可是还没有把语言学用之于生活。
中国讲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文字改革要变成一门学问。
大学里都有文字学，但是研究的都是古代文字，现代文字没有人研究的，这种现象不正常。我要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情成功了。现代汉字学的课本很多，苏培成的两本书在北京大学很受欢迎。现在几个重要大学都有了现代汉字学的课程。汉字重要，目前的问题是需要有人来研究。
我对比较文字学也很重视，出版过两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和《世界文字发展史》。我提倡大学里要有这门课程，中国到今天大学里还缺少这门课程。
沈从文给我起外号
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沈从文：“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沈从文拿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
张家四姐妹的夫婿中，沈从文最有名气。
沈从文这个人了不起，连小学也没有毕业，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他：“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在上海，沈从文夫妇在北京，所以人家讲笑话，说沈从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解放后，我到北京来，这样就跟沈从文经常在一起了。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
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
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有法国小说的味道。
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周百科”是沈从文跟我开玩笑的话。说来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东西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
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邓小平到美国访问，谈及中美文化要合作，就要做好几种工作，一种工作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中美合作项目之一。后来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下面有一个编辑部。这件事情的翻译工作量很大，应当说条件太好了，因为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的，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干校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做，可以请他们帮忙翻译。我们主要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学请教授来，还有其他的专家。我们联络了五百个教授级的专家，他们都很高兴来翻译，觉得做这个工作有意义，不过稿费少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经费很紧张。
三十本百科全书我们压缩成二十本，这件工作搞了好几年。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国家应当做的，我们在“文革”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文革”结束后，中国要办百科全书，当中一个刺激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翻译百科全书。我们是先有《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有自己的百科全书。这件事情的倡导者姜椿芳在“文革”之前是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文革”当中他被关在东北的监牢里面，眼睛弄坏了。放出来以后遇到美国要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早就有搞百科全书的想法，回来以后就跟倪海曙和我等人商量，他一直希望我们跟他一起搞大百科全书。倪海曙在拉丁化运动中是头头。但是因为“文改会”的工作推不了，没有去。
后来这个事情得到胡乔木的支持，胡乔木就跟邓小平讲，邓小平同意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翻译百科全书，一件事情是自己编一部百科全书。姜椿芳就全力以赴编百科全书。
关于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的问题，我和倪海曙积极支持姜椿芳改用拼音来排，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这部书的每一个分卷都有水平，出来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现在正在重新编。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家必须有的。
“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
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是个小动作，却能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使家庭生活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朋友来了，我们也宣传这个道理。
我们在外国当然喝咖啡，喝茶少一点，我们在国内也喝咖啡，不过喝咖啡比较少。中国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馆，这是一个好处。家里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馆里就很好。
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也是很重要的。
健康有物质一方面，还有精神一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不要怕“吃亏”。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便宜。”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
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我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
夏普打字机的研发者，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我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厂家送给我一台，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中国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我现在虽然不做专业的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我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
我每天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还是有一些消息，你要会看，消息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美国和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我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
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很少喝酒，只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生活要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
原来，我们家有些古董，古董是很值钱的。后来，日本人来了，把我家的家底都搞光了，什么都没有了。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们家庭主妇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文革”中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接受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
（本版组稿 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