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夏的那些歌好听:吴冷西追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吴冷西追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老田 ] 于2007-02-07 20:41:17 上帖节选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之五《庐山风云》(五)庐山风云按照中央关于召开庐山会议的通知，我和家英、乔木一起于6月29日下午乘中央办公厅准备的专列去武汉，然后乘船去九江，上庐山。同乘这一专列南下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他们各有一个公务车厢)以及中央若干部门的部长。上车后不久，乔木和家英要我向他们传达6月12一13日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的讲话。乔木因病住院，家英去四川调查，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向他们详细传达了颐年堂会议的情况。会议由毛主席主持，讨论和通过陈云同志关于1959年钢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的情况。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我特别谈到，毛主席在会上对大跃进指标过高作了自我批评，他把1958年第一次抓工业打了败仗，比同于1927年秋收起义的头一仗打了败仗。毛主席强调现在要实事求是，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现在不要互相埋怨，而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搞经济建设。我还谈到，毛主席说，上庐山召开会议，大家平心静气来谈经验教训，要比上海会议(1959年)4月)和郑州会议(1958年11月)谈得好，互相交心。我特别谈到颐年堂会议上大家敞开思想，议论风生，思想活跃。在传达过程中，大家发些议论。主要是乔木讲大跃进破坏综合平衡，不赞成用“平衡是相对、不平衡是绝对”的观点来指导经济工作。他形象他说，如果火车车厢的四对轮子老是不平衡，火车就会出轨翻车。家英主要讲他不久前才从四川新繁县调查回来，1958年那里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很严重。家英详细介绍了他调查的那个大队两本帐的情况。一本是应付上级的高产帐，是假帐；一本是实产帐，只有大队少数干部才知道的。他还谈到罗世发(四川省的全国劳动模范)告诉他，那里没有按照上级布置的过分密植的规定插秧，结果丰收了:别的大队按上级的硬性规定插秧，结果歉收。瞎指挥实在害死人。家英再三表示担心，有些省的负责同志至今思想还不通，要同中央一致恐怕还得多做说服工作。可以说，颐年堂会议开始的敞开思想、议论风生的气氛为庐山会议前期的好兆头。但是，庐山会议后来演变为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竟是家英的政治创伤。庐山会议开始，毛主席就决定起草会议纪要，把大家总结的经验教训写成文件。因此，我们一方面也像所有会议参加者那样游山玩水，游览了白鹿洞、仙人洞、五老峰、龙潭、植物园……，一方面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尤其是晚饭后议论起草会议纪要有关问题，即使在游山玩水，途中也离不开这些话题。记得有一次去白鹿洞游览，一路上对我国的法制问题议论激烈。家英和乔木都参加宪法的起草，对于我国至今只有一部基本法，其他为实施基本法所必需的法律差不多是空白，甚至连刑法和民法都没有，一切都是首长说了算，极为不满。庐山会议开始时，毛主席把他提交会议讨论的19个问题分为两部分，属于经济方面的7个问题，由李富春同志起草，作为向中央的报告，由中央批发；另外10个问题由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和我把会议的讨论整理成纪要。很快，毛主席又重新安排19个问题均起草成纪要，起草小组除原来的4人外，增加了家英和谭震林、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实际上谭、曾、陈、杨4人只在彭真同志主持讨论时参加，具体起草工作都由其他同志分工负责，胡乔木牵头。我们分工是：乔木和我负责起草读书、国内形势、今年任务、明年任务、四年任务、宣传问题、团结问题、国际形势等8个问题，家英和小舟负责起草有关农村的公共食堂、三定、生产小队半核算单位、农村初级市场、学会过日子、农村党团作用、群众路线、协作区、体制等9个问题。家英和我一上庐山，就住在枯岭东侧东沽河左岸的河东路的路边的平房里。平房一共5间，家英住东边一问，我住西边一间，中间一间是饭厅，一间是会客室，还有一间是服务员宿舍。胡乔木和陈伯达则住在我们附近。他们除早饭外，中饭和晚饭都同我们一道。晚饭后大都在会客室里议论同起草纪要有关的事情，也交谈各人所在小组会议的情况。在庐山会议前期，大家的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实质上是继续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的纠“左”工作。我们的议论，都同起草会议纪要有关，没有什么顾虑，都觉得是正常的。过去起草文件也是这样敞开思想议论，否则思想酝酿不成熟，文件是起草不好的。在议论中，家英谈的最多的有三个问题：一是读书问题。家英从毛主席布置我们去豫北调查谈起，回顾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并结合前不久他在四川的调查，认为毛主席的思想，在农村问题上，具体体现在4月间给6级干部的《党内通讯》中，下层干部是感受至深、热烈拥护的。问题在于中层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有不少人还思想不通。他感到这次庐山会议，重点应当是让省委和部级领导人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懂得社会主义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特别在以落后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中国(他详细地谈到四川农村的经济状况)。因为现在不少高级干部还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具体表现主要不是大刮“共产风”，而是仍然主张“大干快上”，快点跨过社会主义这个阶段。他非常赞成毛主席提出庐山会议要务虚，认真读书，结合实际总结经验教训。二是关于形势问题。家英指出，现在不少高级干部认为，经过这半年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已经纠正过来了，形势已向好的方面发展。家英提出，整个形势是否已经到了“沟底”呢?我记得我们中间是他第一个这样提出问题。家英认为并未到“沟底”，因为“左”的错误想法和做法，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并未到此为止。他从四川调查中感到有旧病复发的情况，搞不好形势会变得更坏。他赞成乔木提出的1960年不应继续跃进，而应调整，着力综合平衡。乔木认为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我国已处在危机中，整个国家经济严重失调，如果继续跃进，经济失调后果不堪设想。三是自我批评问题。家英认为，毛主席从第一次郑州会议起不断作自我批评，承担了1958年工作错误的主要领导责任，直到上海会议提出《十年总结》(应当补充说，还有最近的颐年堂会议)。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后说，“这次我向大家交心，下次会议你们交心。”因此这次庐山会议上，各地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长应作自我批评，各自分担自己应负的责任，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总结经验教训。家英在毛主席7月10日讲话后，更加强调这点，他说，毛主席在讲话中已列举1958年的四大错误，现在大家作自我批评有谱了。家英先后提出两个建议，一是由胡乔木在会下同有关的省委书记和部长接触，劝他们也交心。乔木这样做了，也收到一些效果。另一个是鉴于有些小组讨论比较沉闷，对谈1958年的失误阻力很大，谈这样问题的发言经常被打断、顶撞，谈不上总结经验教训。家英建议向杨尚昆同志反映，请他把这种情况报告少奇同志、周总理和毛主席。此事也由胡乔木同尚昆同志谈了。尚昆同志当时是以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分，负责联系各组的。经过多次议论，会议纪要初稿我们于7月12日分头起草完毕，13日和14日由乔木主持反复修改，把19个问题合并为12个问题。然后送少奇同志。14日晚，少奇同志找我们谈话，说初稿还可以改进，不过现在可以先发给各小组讨论，然后集中大家意见再加修改。《会议纪要》初稿于15日印发各小组讨论。少奇同志16日召集各组长开会(乔木、家英、我都参加了)，宣布会议延长(原拟开到十五、六日)，再从山下找些人来参加，小组混合编(即不以大区为单位)。少奇同志要求大家好好讨论《会议纪要》初稿，方针还是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起草小组将根据大家意见修改。15日夜，毛主席将彭老总结他的信(14日写的)，批上“印发各同志参考”几个字，印发会议(17日发出)。各小组开会时，开头几天，大家发言集中在《会议纪要》初稿上，特别对“形势与任务”部分意见很多，议论彭老总的信的人不多。我和家英、乔木和陈伯达，看到彭老总的信后曾一起议论过。我记得17日午饭时，我们四人在餐厅谈到在上午收到的彭老总的信，都觉得写得不错，同我们起草的《纪要》思想一致。我和家英都觉得由彭老总出面说话，有分量，作用大。但乔木说了一句话:“也可能适得其反。”他没有加以解释。大家只感到，信中个别词句有些刺眼，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但总的来说还没有我们起草的《纪要》初稿那样尖锐。各小组的讨论，从19日起对彭老总的信意见逐渐多起来，对《纪要》初稿的意见反而越来越少了。乔木、家英和陈伯达在小组的发言，着重解释起草《纪要》初稿时的设想，乔木着重谈了形势与任务，说明还可以根据大家的意见把成绩讲充分些，把缺点和错误讲得更清楚些。家英结合他在四川的调查，着重谈了农村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等问题。他们都没有谈及彭老总的信。7月20日和21日，我们根据少奇同志19日的指示，对《会议纪要》初稿加以修改，作为第二稿，于7月22日提交由彭真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讨论。会后彭真同志要求我们尽快根据会议的意见加以修改，由他送交少奇同志。不料7月23日庐山风云突变，毛主席这天在会议上讲话，虽然仍作了自我批评，也劝做错了事的人(他说的“左派朋友”)也作自我批评，分担责任，但重点批评那些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讲多了的人”，说他们“方向不对”，对总路线“动摇”，“距离右派只差30公里”。毛主席的讲话，震动全场，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了似的。一日之间，庐山会议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纠“左”变成反“右”了。这有若晴天霹雳，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愕然、茫然。会后乔木独自径回住处，家英、我和陈伯达等一起沿河东路西行，走过仙人洞，一路上默默无语。家英非常激愤，在亭子上写了一副对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当天晚饭是一顿闷饭，没有人说一句话。胡、陈饭后各自回住所。家英和我坐在客厅里相对无言，达半个多钟头之久。后来，家英忍不住跳起来大声说：“准是有人捣鬼。”原来他想的是毛主席为何突然转了180度。在23日以前，家英和我都知道，毛主席前一段一直强调纠“左”，彭德怀的信印发出来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向乔木、家英谈话时，仍然说，现在“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就是我。我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少奇同志在16日的中午召集各组长开会宣布会议扩大、小组重新混编时，亦重申“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方针。直到7月18日，毛主席还说过，欠债是要还的，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现在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还是要泄。他准备同那些不愿意听别人讲缺点错误的“左派”谈谈，叫他们要听取各方意见。家英追述这些情况后问我，是否注意到毛主席在23日讲话开头的说明。家英指出，毛主席说，他前一天同各协作区区长(即后成立6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谈话，劝他们听各种的不同意见。但他们说，已经听了好多天了，现在主席再不出来说话，“左派”的队伍就要散了。毛主席说，看来他今天不来讲话不行了。家英说，这说明毛主席23日的讲话是受有些“左派”怂恿的。家英和我进一步谈到，有人“怂恿”是一个原因，但毛主席自己的思想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以农村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为例谈到，“吃饭不要钱”是柯庆施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提出来的。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高到理论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以论证，会后又要《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根据主席的论点加以发挥的文章，并展开讨论。家英说，主席在武昌跟我们谈话，提到东汉时张鲁搞的“五斗米道”，很同情农民追求温饱。主席这种心理状态，由来已久，早在合作化时期他就多次谈过。赶快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在主席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舍身奋斗的，无可非议。但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危险，即过急、过快、过大的要求可能带来严重的祸害。我们列举了合作化时期的过快推广高级社、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15年赶超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事例，指出它们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一种“左”的思想倾向。但最早发觉这种倾向并最先作自我批评的都是毛主席。【老田按：毛泽东引发《张鲁传》，是为了提醒高级干部不能沉湎于农民的思维成为群众的“尾巴”，而是要超越这个农民的本能要求而加以正确引导，更不能把人民公社理解为去迎合农民的朴素愿望。田家英对于毛泽东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非毛化时期曾经把这个引发张鲁传的事件，作为毛泽东思想境界很低的关键证据之一，新出的《毛泽东传》对此有一个很具体的辨正。资料附后】当时，家英和我的认识，只达到这样的水平。毛主席23日讲话后，家英一直处于困惑和愤懑交杂的心情之中。加之小组会上群言啧啧，有所谓“质问”，有所谓“揭发”，还有所谓“批判”。家英对我说，“安之若素可也”。所幸家英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多年，严守纪律已成习惯，在正式会上素不随便发言。家英在小组会上谈过在四川调查中发现的浮夸，后来被人指责为“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仅此而已。我们平时围绕起草《会议纪要》的议论，也没有拿到小组会上或跟别人乱讲。因此会上别人抓不到什么辫子。但家英仍担心会下议论泄露出来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曾在我们起草人中间声言:“好汉做事好汉当，谁乱讲谁负责。”24日吃晚饭时，我告诉胡乔木和家英，小组会上有人批评我替彭老总说话。他们两人赶忙问我说了什么。我说，彭老总的信出来以后，小组会上有人批评彭者总的信时，我曾三次为彭老总辩护。于是在24日小组会上就有人说我犯了路线错误，也有人说秀才们和彭老总一个鼻孔出气。一位老同志温和他说我“迷失方向”。家英说我不应在小组会上那样辩护，但说了也不是错误。乔木则认为我应当作个检讨。我问怎么检讨?他们两人都默然沉思。最后我提出，如果要检讨，我只能表个态，即按那位老同志批评的口径，“一时迷失方向”。乔木说还是作个检讨为好。乔木还没有说完就得到毛主席要他去开会的通知，走了。我和家英一直等候乔木回来。大约是深夜11点多，乔木回来了。他劈头就对我说，赶快写一个书面检讨，由他交给小组长。他要我不要去开小组会，他代我请假，我在家里修改《会议纪要》。因为少奇同志要求赶快改出第三稿来，争取形成中央文件下发。他和家英都赞成我按那位者同志说的口径“一时迷失方向”，话不要多，几百字即可。我当夜写出，第二天交给乔木，后来登在《简报》上。乔木还谈到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时把他留下，批评他前一段乱说话，并说，秀才们(点了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的名字)表现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庐山会议自23日起越来越紧张。28日晚，毛主席找家英和陈伯达谈话。家英很晚才回来，赶忙到我房中告诉我:毛主席同他们两人谈话时，一面批评说前一段秀才们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一面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家英说，主席批评他时，他激动地为自己辩白。他在小组会上说过四川的罗世发大队的事，后来有人批评他反对三面红旗，他接受不了。他说着说着，边流泪边诉说他发言有根有据，可以当面对质，中央可以派人去四川调查。主席说，你说了人家一些坏话，人家反过来批评你，这是常情。紧张一下有好处，可以反过来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也不必太紧张。过两天我会向他们打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你们也不要尾巴翘到天上去，还是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人的世界观改造不容易，活一辈子要改造一辈子。你们前一段说的话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有些方向不对，有些说过了头。要不断进步。家英还说，从今晚的谈话看，主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批判彭老总，我问为什么?家英说，主席今晚谈到彭老总时说，他开始并没有觉得彭的信有什么问题，所以批了几个字印发给大家参考，当时并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既然有这些意见，而且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登在会议简报上了，把这信印给大家看看也是可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更没有打算在23日讲那番活。主席说，那番话是在22日听了大区区长汇报时想到的。当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23日)才讲了那么一篇话。我听了家英这番话，马上提出我们一起去告诉乔木。乔木听时很冷静，好像胸有成竹。大概是24日夜里毛主席同他单独谈话时也说过这类的话，他心中有数。家英谈完以后，乔木说，我们四个秀才的问题，在这次会上可能告一段落。主席同他以及同家英、陈伯达的谈话都着重谈到“要夹着尾巴做人”。我们这些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人，今后要格外小心谨慎。以后几天，家英照常参加小组会，乔木在家休息(主席要他休息几天，准备起草八中全会文件)，陈伯达仍请病假，我则根据少奇同志的意见(讲成就部分加强；讲缺点错误部分要压缩文字，要点仍保留；纠偏问题从正面讲，只谈应该如何如何，不谈不应该如何如何)，在家中改出《会议纪要》第三稿，交给乔木同志。7月30日上午，杨尚昆同志到我们住处来，说主席要他给会议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再不要提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和吴冷西的事情了。要各组组长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斤好八中全会。尚昆同志说，这是主席下“停战令”，你们可以放心了。这样我们四人好像得到了解放，一起往仙人洞那边散步。这时我们的情绪同一周前有所不同，个人挨批评可以免了，但喜中有忧：中全会要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纪要恐怕搞不成了。更大的担心是从去年底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可能就此中断。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从8月2日开始的八届八中全会，不幸而言中。还没有真正形成气候的神仙会，变成了唇剑舌枪、硝烟弥漫的斗争会。家英忧心忡忡。家英是个胸怀耿直、忧国忧民的人，面对庐山会议后期颠倒是非、急风暴雨的斗争，其激愤与郁抑交集、自励与自馁并存，可以想见。乔木和我见此情景，曾先后建议他参加八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家英宁愿帮我起草会议公报(主要谈经济形势和任务)，而不愿参加乔木负责的八中全会决议(内容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起草。他很少参加小组会，大会也只参加同我们有关的几次，闲时则漫无边际地同我“摆龙门阵”。他喜欢听我谈我访问过的东西欧和非洲、亚洲的观感，而他则大谈清代名人和他所收藏的墨迹，并由此而道出他准备写一部比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更成熟的新清史的心愿。有一次家英谈到毛主席推荐他看贾谊的两赋两论。他很欣赏《吊屈原赋》，喜欢背诵其首段。他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隐约显出《治安策》中历陈的弊端，他赞成1954年中央撤销六大中央局，不赞成现在又设六大协作区(后来又形成六大中央局的建制)。他认为，汉初罢诸侯是英明的，唐代建藩镇是自乱天下。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中央集权的皇帝，功不可没，可惜焚书坑儒，留下把柄，遭后世人咒骂。历代所谓圣明君主，大体都既能治国又能治家，两者兼备不易，但非如此不可。家英这些议论，看似纯属论史，实则有所谓而发。历时半月的八中全会，大批所谓“军事俱乐部”，自然比7月2日至16日的神仙会使人难过，也比7月17日至8月1日的揭批会难过，家英虽然在毛主席8月11日讲话时说“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情绪不再那么低沉，但依然不那么振作。个中因由，是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四人被揭发，中央在立案审查。八中全会最后几天，大雨倾盆，乌云低迷，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给人双重压迫。大会一结束，17日当天下午，许多人不顾天雨路滑，都纷纷下山了。我记得第一个下山的是彭涛(他当时是化工部部长)。家英和我因有些会务未了，推迟到第三天(19日)下山。临行匆促，我连会议简报全部留在抽屉里，被中央办公厅通报批评。家英和我下山后从九江乘船到南京改乘专列回京。在船上我为家英拍了一张照片，那神态我自认为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家英当时的心境。我们四人案一直审查到10月，彭真同志两次找我们谈话，我们给中央写了检讨和申辩，最后毛主席10月17日找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谈话。他说，你们在庐山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两类人，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这两类人。这样，“四人案”至此才算结案。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家英和我回到他的书房，一进门他手舞足蹈，猫身在地板上翻了一个筋斗，大声说:“主席是了解我们的。” 文章录入：heji 责任编辑：heji 上一篇文章： 再谈毛泽东同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