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喜：马克思政治哲学诸问题及其他面相

字号:  小  中  大  | 打印 发布: 2010-10-16 21:08    作者: 张文喜    来源: 《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    查看: 46次

张文喜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多年来，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有着持久的兴趣。在研究过程中，深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仍然比较薄弱的领域。近读臧峰宇博士撰写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以人学为视角的当代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深感此书不仅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思路和重要方法。显然，臧峰宇在这里讨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教科书上的概念，后者往往受制于关乎学科门类的成见。应该说，这是一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学科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读起来启发良多的书。

　　人们如何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一直是哲学领域的研究者们不倦探索的课题。臧峰宇著作中提供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一些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首先，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动因问题。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定性可以在转向中看清楚。众所周知，今天有一个所谓哲学要向政治哲学转换的路数，笔者认为原因无非有两个：其一，“在最近两代人中政治哲学已经失去了它的信誉”[1]。其二，在我们的时代，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学科史替代了政治史原先的显赫地位。因此，今天虚有其名的政治哲学，在其基本视见上已经放弃了弄清现代社会性质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只是从“文明”（或“文化”）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概念出发去把握“何种性质的社会”，结果，丧失了对于社会政治根本问题的关照。

　　而具体到马克思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动因问题，简单地说，它是在一个特定背景下提出的。这个背景就是二战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内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讨论的语境。其研究路径多局限于：或与海德格尔等当代哲学家对话，或专注于文本解读，或被置放进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发展线索之中，如此等等。在这个背景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几乎没有给政治哲学留有空间，马克思终极目的论的整个始末也被删除，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转变为历史社会学。甚至就连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理论也被看成是当今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对于这个背景来说，没有何种“政治制度”更好之类的问题，因为什么是美好、应然的生活方式，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它不能依靠哲学家来解答。如果我们非常极端地看待这些论断，那么，一个充分的反驳就形成。佩里·安德森提出一个论点，他认为这个论点所做的论证是真正有根据的，即“自上向下看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者，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2]。今天，当“自下向上看历史”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谈得滥熟，而且在过去的理解中产生了重大成果之时，十分有必要重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提升到政治哲学层面。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固然要强调生产条件决定人的生活的具体特征，后者作为“上层建筑”建立在更实在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然而，关注人的生活、人的存在价值以及人的美好、应然的生活形式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因此，建立于迄今为止所有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实际的上层建筑也有是好是坏的问题。事实上，从传统上讲，历史唯物主义曾经被作为试图借助改变哲学来实现哲学的理论规划工程。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的向度。

　　另一方面，在施特劳斯称之为现代性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危机的这个时刻，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面对着特定的现代性危机的政治哲学理论。因为，政治哲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也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呈现为特定的形式或面相。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存在的重要标志，不仅是由其现代性危机的诸种特点构成的，而且也必然烙上马克思身后那些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痕迹。这就是为何要去理解和反思那些对人类价值产生重大威胁的历史事件的原因。当然，臧峰宇博士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能被完全归并到这里已经谈及的主题之中。但是，尽管如此，他对于政治哲学已处于衰落状态的强调，既不能否定或改变他的著作所标明的调子，也不能或没有减少它所标明的问题的关切性：即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性质及其自身理想的自行遮蔽之极大的不满。

　　其次，正如我们所体察的，政治哲学是关于对“正确的生活”问题的一种哲学辩护。我想，如果我们要讨论政治哲学的许多范畴，那么我们应该讨论一系列看起来是直接的问题，比如，正确的生活在当今的可能性，或者有关所谓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疑问。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政治哲学的本分是检讨哲学与社会或与政治的关系。

　　那么哲学和社会及政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笼统来说明这种关系，可以讲哲学是普遍的，它着眼于对不受时空所限的社会的最好秩序的追问；政治则向来是特殊的，它关注的是存在于既定的时间地点中的特殊社会。当我们谈到哲学跟政治的关系时，有一个问题又不得不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凭什么相信哲学家？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哲学家为什么得不到保护？

　　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是多余的。的确，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来，大多数人觉得，在政治社会中，哲学自然而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那些被“危机”所困的人，比如，胡塞尔，就不会这样看。在胡塞尔的《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的讲演中，胡塞尔讲，传统保守的人与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将会发生相互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肯定将会在政治领域中进行。从哲学产生之初迫害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哲学理念生活的人被社会放逐出去。[3]胡塞尔这里提到的两种人，即哲人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向来“不和”，这也导致哲学少有自由。但是，胡塞尔似乎乐观地认为，理念会胜过经验权势。

　　胡塞尔重提这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清楚地知道，而“我们”差不多已经忘记的事，可算做是胡塞尔对政治哲学的贡献。但胡塞尔对政治哲学的贡献似乎并不太多。他对“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苦苦追求，其结果恰恰是对政治哲学的去政治化。施特劳斯有一篇论文的题目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显然，它巧妙地取用了胡塞尔论文的题目，但主要讨论的却是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的意思是，连海德格尔也没给政治哲学留下位置。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后果。由于政治哲学的缺席，海德格尔便失去了辩明自己哲学政治后果的能力。所以，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发展出一种关于政治世界的现象学，也是现象学发展的一条路数。

　　那么，现象学为什么没有给政治哲学安排坐席呢？这种现象学的政治性维度缺席之根源，深究到底，还要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去找。历史地来看，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质是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转化而来的。人所共知的一个说法是，哲学是最高的理论技艺，政治则是最高的实践技艺。无论是柏拉图一心想要使哲学家成为王，还是修昔底德为了政治而拒绝哲学，都突出了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以及哲学与政治常常发生冲突的事实。长久以来，哲学传统在面对政治世界性时显得束手无策。这里的原因可能有多个方面，但是，以下两个方面总是主要的：一方面，柏拉图以降，哲学生活价值在本体论上总被视为高于政治生活价值。另一方面，理念总与经验权势“抬杠”。

　　与现象学忽视政治哲学的情况不同，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实践品格决定了所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都具有政治哲学的性质。因此，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尤其近几十年来，西方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立场”或“政治趣味”的范围内，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如果从问题史或思想史上看，这些挑战的性质则可厘定在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范围内，以及在这一范围内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地位问题。在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能不能成为重新构成马克思登场的重要路径？事实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施特劳斯曾经把现代性三次浪潮看成是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到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再到尼采和海德格尔，这无疑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如果说，当年马克思对呈全球化趋势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哲学的批判，成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路径的话，那么对新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政治哲学论题的讨论，将成为重构马克思出场的路径。今天，在解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诉求及其历史基础时，我们会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范畴也是通过揭示资本运行秘密所作出的对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一辩证关系所蕴涵的政治哲学问题的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范畴，不仅对我们理解社会现实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确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发挥了效力。在这个意义上，可靠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几乎常常更多地被用来表示为“正确”的政治思考奠基的社会秩序和准则。但不幸的是，在现代党派性语境中，对所谓“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性”所作的政治哲学说明，实际上被错认为一种信仰的哲学表达。马克思所谓的否定辩证法，其要义当然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批判性的政治理解，即正确地分析资产阶级，以便证明资产阶级属于历史。

　　当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解释的出发点移到社会经济领域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取决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对马克思来说，历史绝不是一系列仅仅为后来更好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政治体制演替，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的实现绝非直线性的，因为它不仅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还必须加快其发展。在依赖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正当性会掩盖资本原则支配下的“人在现代性中的抽象生存”，资本主义似乎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存在。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运用——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转化的可能性：在资本本身中的促使资本死亡的秘密。

　　因此，哲学要透过什么中介与现实对话是解释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核心，并因此显示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所谓历史的现实显现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如何把握全部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大概不会有人否认，即便共产主义这样看似“历史之谜的解答”的历史规律（趋势）问题，其实也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问题。马克思之所以绝不是偶然地称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那是因为我们所知的绝不仅仅是未来的秩序将会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且我们也知道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更好的未来可能的秩序也是我们所意欲的。换句话说，从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尽管到未来，有许多可能性将成为现实，但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视域却被它的时代已知的种种可能性封闭着。可以确知，那些当下无法想象的可能性，也无法在当下诉诸言语。因此，如果我们追随马克思对可能性所采取的态度，那么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决不是属于未来才知道的可能性，更不是那些只有留给未来的政治哲学家才能知道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可能性已经被发现。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马克思对人类世界的历史规律的分析中，他从未置身于前者的开放性视域之中，相反他的视域已经被它的时代问题所限定而得到认识，用下面的问题来表述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狭隘的“普遍主义”是如何可能的？显然，马克思要把握的问题不是超越是不是可能，而是超越如何可能。既如此，马克思所意欲的未来秩序便有赖于优先选择的普遍原则。如果我们对这些原则的政治意蕴作适当的阐释，就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在此，我们必须顺便指出：从马克思以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不说别的，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名称能否成立就已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在许多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例如“哲学”、“哲学家”在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时期的著作中都是在贬义上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人们的考证，马克思在说明他自己的理论时从未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一词。只不过，它是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行的别名，尤其是在西方世界。

　　因此，为了讨论的方便，在上述以及后面的讨论中，笔者用必要的模糊性将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同一意义上使用。

　　因而就有这样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和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什么样的关系？大多数学术同行可能都会说，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合乎时代的阐释和运用。我们也在大量的研究文献中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相似答案。可以说，这种答案像口号一样不加反思而广为流传，但不见得有道理。因为，它除了难免其中的媚俗成分之外，还让人觉得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片面的真理，一种半拉子真理，或者说，这种真理从低层次上看具有客观性，但它必然随历史发展而通过黑格尔的螺旋式上升被整合进一个更加具体、更加全面的历史真理总体之中而改变其含义。显然，经过这样一整合，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没有了名分，此外，这种答案所具有的现代性价值立场，也不能不让人觉得在某一个历史人物（恩格斯以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另一个时代到来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是真的，但是，从原则上讲，其他具有极其重要性的真理要等到马克思身后的未来才会被发现。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真理将被“新新不已”的时代真理（譬如，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所刷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也依时代相应的发生彻底的改变。这种现代性思维的特点在于，在强调思想的历史性时，错误地动摇思想的根基，搬掉留在历史长河中的那块“顽石”，最终让我们感觉马克思的思想真的随风而去，不再与我们的问题相关。事实上，如果不是在有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根基随时代而丧失的话，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无名之物？而且，在这种理解方式下，历史显明了一种使真理自相残杀的真理。这样，戏仿黑格尔的一句话，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可是，从政治哲学之真理的观点看，这种现代性的立场之乖谬和不合逻辑不言自明。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身后100多年，反对、质疑或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归根结底都不是出于学理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的理由。

　　笔者在最近的一次讲课中提到一个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不在于它的“合时代性”，而在于它已经发现了唯一的真理，并且真理的视域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所处的时代及其所已知的种种可能性穷尽了。有个学生听了以后不以为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倘若超出于它所产生的相关历史条件，就不能合理地主张它的真理的有效性。他认为，这就像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任何真理的有效性跟产生它们的境况或起源密切联系。从这个大学生的观点来说，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即使马克思最终说资本主义社会将要灭亡，它也不能最后定论说，资本主义灭亡的前景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创造的那个新社会。马克思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担纲者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错觉。换言之，从这个大学生方面来说，今天，应该首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依赖于历史前提的真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山者卢卡奇也认为，应该将历史唯物主义当做时代的真理首先肯定下来，但他认为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的真理性是一回事。卢卡奇甚至还认为，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4]。卢卡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像马克思研究过古典国民经济学适用的社会前提和经济前提一样，我们也必须首先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内容适用的社会历史前提。

　　可是，就像思想有历史性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不例外。对于经受现代思想洗礼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但人们往往容易把讲历史性与相对主义联系起来，即使像卢卡奇这样对相对主义有所警惕的人，仍然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卢卡奇的书中看到，他在通过相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半路上，又滑入相对主义的泥坑。而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或隐或显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弄成相对主义的倾向。要避免将历史唯物主义弄成相对主义的错误做法，关键在于区分讲历史性与讲相对主义。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有论述。与现代性思维所认为的相反，马克思深刻地向我们指出，历史本身没有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换言之，一旦认识到人的存在本身只能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那么历史就成为人的命运。既然从历史客观过程中产生的倾向就是人的命定的倾向，它就不是相对的，而恰恰是绝对的，因为，对于所有人或所有时代来说，人存在的历史性不可能加以改变。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能够从历史过程的角度看到如下倾向性：他说，各个民族及政府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按照历史中所能吸取的那些教训进行活动。可以说，过分相信所谓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黑格尔，也承认人改变不了兴衰存亡的历史倾向性。在此，黑格尔发现了赋予作为有生命的人（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的真理以全面性是主观的，因为，人不能抓住过去的实体，他只是一个观察者。即使内心上想否定这样的倾向性，却仍然改变不了兴衰存亡的历史发展规律。

　　既然这样，人们一定会问，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起支配作用的规律岂不是像吃饭睡觉那样的自然规律一样，根本不会消失，也无须为之操心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实际上却不然。历史的发展固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却是充满动荡变化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当“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呈现给人类时，历史就呈现为命运般不可逃避的严酷的连续过程，呈现为把存在的东西归结为没有内在意义和规范力量的纯粹事实。因此，在哲学语言中，“历史的自然”中的“自然”概念可以最好不过地翻译为“神话”概念。用阿多诺的话说，神话，即意味着人类历史将作为命运构造的先行给定的存在所忍受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兴盛和成功在于物质利益追求的强制化。但是，不把这一点同时作为规范性的东西，资本主义就不会成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启发我们追问，在核武器威胁的时代，谁还敢说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是那些民族生活得好的必要条件。什么是人类不可加以改变的规律性？在作这样发问的时候，我想，马克思真的没有因此试图为一种超历史的教诲寻找一种充分的理论根据。换句话说，历史的似自然过程的发现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开端。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在历史的“唯物主义”发现之中，马克思已经把人设想成本质上的历史存在。对马克思而言，通过发轫共产主义学说，它可以解开“历史的似自然过程”所带来的人的存在的异化和抽象化问题。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必须改变资本主义模式下的人的观念，当然也就是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和基本追求。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恰恰就是从人学视角探索马克思政治哲学可能性的起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止一次地回绝过他人请他们描绘未来社会的要求，认为描绘未来，即使只是大略地描绘，都是没有把握的。难道马克思为他的学说是他的主观筹划从而逃脱不了在将来会被其他人类筹划所取代而犹豫不决？在此我们仅仅说到这一步：从对马克思思想的运动着眼，我们应该区分共产主义（作为政治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规划工程）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阐释）。根本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最终不是一套现成的方法以及教派性的东西。我们认为，即便不是断言，马克思对政治传统中保留着的鲜活的东西（共产主义）的肯定，也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完全能够避免沉溺于历史幻景或编造神话以代替“致死的真理”（“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的”真理）。它同时向我们表明，不管是来自经验的观察和概括还是来自思想中的先验构造，历史唯物主义都意在超越自然和历史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不是要对人性（自然）的普遍改造，那些想要在追问马克思的“自由王国”究竟为何物中揭开马克思主义最终真理的人们当然会失望。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促成自然与历史之间通常所言的二元对立的真实本质得以显现。

　　凡此种种，不可不察。《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一书就是一种出于反思性的动机对此作出的可贵尝试。单单这个书名便容易引导人们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坚持原教旨主义的研究，正因为如此，臧峰宇博士许多观点和分析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03页。

　　[2]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3]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90页。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11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