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祖名北京寓所:牲祭与人祭

牲祭是指用家畜牲口来进行祭祀活动，即杀畜行祭，用于祭祀的牲口又称作祭牲。人祭是指用活人来作祭品，即杀人行祭，被当作祭品的人，由于如同祭牲一般，故又称为人牲。
　　牲祭用活畜来祭祀的习俗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已发现多例牲祭的现象。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发现一处用河卵石铺成的不大的长方形石面，其西南一米处发现一具完整的狗架放在碎陶片上；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发现五处石圆圈遗迹，遗迹周围发现牛、羊的骨架；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四座龙山文化墓葬旁边，发现另掘坑埋有一至十四件数量不等的猪下颚骨；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个别房基旁发现挖坑埋羊的现象。以上情形均与一般的殉牲不同，当都是属于用活畜祭祀的遗迹，行祭的意义或目的可能与祭祖灵、天地之灵、自然之灵或奠基等宗教活动相关。二里头宫殿建筑附近灰坑中发现与人架共存的兽架现象，说明夏王朝时期亦存在祭牲的习俗。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郑州商城宫殿遗址，曾发现成三排的八个狗坑，最多的坑中埋狗 ２３ 只，最少的 ６ 只，共计埋狗 ９２ 只，这种在宫殿区周围专门埋狗的举动，是商代早、中期流行牲祭习俗的直接表明。到了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时期，祭牲的发展可谓达到一个盛况空前的阶段，殷墟小屯宫殿区、西北冈王陵区和其它地点考古发现的祭牲实例屡见不鲜。在殷墟出土的十多万片甲骨卜辞中，用牲畜行祭祖先、天地或自然诸灵的记录十分繁见，甲骨文记录的殷人祭祀用牲，少则一、二头羊、牛，多则数十、数百乃至上千，如“■千牛”、“降■千牛”，■是砍杀的意思，指宰杀千头以上的牛来进行祭祀；又见“五百■”，■是指一对羊，用一千只羊祭祀则称为五百牢。这种千牛、千羊祭祀的气魄和规模，充分展示商代晚期牲祭的发达与泛滥情形。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近年发现一批马葬坑，马坑内埋马少者 ２—６ 匹，多者 ２０—７０ 匹，这种情况说明西周的牲祭也是很够质量、颇具规模的。
　　人祭是用活人来祭祀祖先、鬼神。被用作祭品的活人一般都是战俘和奴隶。人祭主要流行于原始社会晚期到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中，是奴隶社会中较突出的社会现象。人祭现象在国内外大约同时期的考古遗址都有所发现。中国人祭的萌芽，大约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阶段，陕西西安半坡一号大房子房基下埋有人头骨一个，邠县下孟村一灰坑内除发现一具人架外，尚有三个头颅，这些现象，恐怕是与奠基或其它宗教活动有关的。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祭现象显然愈趋明朗，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有六个灰坑中发现凌乱的人骨架，其中 ９６ 号灰坑中有三具人架和二具兽架，１ 号人架骨架散乱，２ 号人架俯身无头，３ 号人架四肢张开；河北邯郸涧沟发现几个圆葬坑，其中一坑中无次序地叠放十具人架，人架有头骨被砍的痕迹，另一坑中放置人架五具，或呈挣扎状，或身首异处；甘肃广河齐家坪（即齐家文化发现命名的地点）分别发现一种 ８ 人和 １３ 人同坑的墓，墓内仰身直肢全躯者似是墓主，其余人骨架有的有头无身，有的有身无头，或头骨与躯体分别埋葬，或 ３—４ 个头骨堆放一起。以上实例说明，人祭的习俗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原始部落战争的加剧，其可能已成为一种带克敌复仇含义的特殊祭俗在一些部落中兴起并流行。二里头遗址历年发掘也发现了一批乱葬坑，坑内的人架大多叠压在一起，且骨架残缺不全，另在灰层和灰坑中也发现多例或呈捆绑状，或呈活埋挣扎状，或呈砍头缺肢状的人架，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人祭习俗在相当于夏纪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获得进一步的流行和发展，二里头文化发现的这些人祭，有相当部分是属于为宫殿建筑例行的各种宗教活动下的牺牲品。郑州商城宫殿区内在已发掘的一段长 １５ 米的壕沟中，发现了近百个被弃置的人头骨，说明商代早中期的人祭风气比夏代是有增无减；河北藁城台西遗址 ２ 号房基、门房和房外共发现 ８ 个人牲；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区周围、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后冈、大司空村等地点也都普遍发现了商代的人祭遗存，其中尤以小屯宫殿区和西北冈王陵区为最。小屯宫殿区周围发现祭祀坑 １００ 多个，祭祀坑内有人架和兽架，人牲少者一坑 １—３ 人，多者一坑 １０—１３ 人，人牲总数达 ６００ 人以上，这些人牲主要是作为宫殿建筑奠基、置础、安门及落成时举行的诸种宗教仪式时的牺牲者，西北冈王陵区共发掘祭祀坑 １４００ 多个，人牲的数量至少在 ２０００ 以上，此外，在殷墟发掘的一些大型墓葬中，除了人殉外，人牲使用也为数不少。商代的人牲，根据人骨种属鉴定和甲骨文记载，其主要来源于战俘，个别则属于奴隶。据甲骨文所载统计，商代晚期商王的祭祀活动中使用人牲至少已有 １．４ 万人之多，其中又以武丁王一代用人祭祀次数最多，数量最大，共用人牲 ９０００ 多，而据甲骨文“降■千牛千人”的记录看，则商代晚期使用人牲祭祀一次的最高记录可达１０００ 人。以上有关商代晚期人祭现象的例示足以体现商代人祭之风的盛况，商代的人祭盛况，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西周时期的人祭，文献记载提到武王伐纣曾将俘虏作为人牲来祭祀，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也发现一些身首异处、四肢不全的人牲坑，表明这种习俗仍在流行，但与商代相比，已有天渊之别，这应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具体表现。人祭习俗的发生与流行动机，除了与最早的简单复仇泄恨，诅咒巫术有关外，恐怕尚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即人是神灵最受欢迎的牺牲，人的血、人的肢体是人的生命支撑物，人血或人体的奉献是一种最珍贵、最虔诚无私的奉献，是求助于神灵最有效、最灵验的物质，故以人牲为祭也就自然成为最高规格的祭仪，其最终的目的不外乎是保证祭祖、祭天地神灵的高质量和高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