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六职高吧:吃饭的故事

 
我们家在吃饭问题上常常分成两派，一派是守旧派，以内人为代表，主要成员还有我；另一派是时髦派，我们的孩子都划归这个阵营了。 
两派意见经常相左，比如：守旧派是见米就下锅，时髦派则不但要求米是新米，还要求口感好有香味的品种；守旧派对吃剩的东东总是爱惜有加，舍不得丢掉，上顿留到下顿吃，时髦派则主张倒掉，特别强调不能吃变了味的食物；守旧派对菜的选择往往以价格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只要“合算”，一连几餐都可以是同一品牌，时髦派则要求品种要多样化，要经常换个口味。就连杀鸡镗鸭，守旧派总是喜欢自己动手，为的是节约几个“铜板”，时髦派则主张拿到专营店代加工，图个省事清洁...... 
为了说服孩子们,我们不时地回忆过去，给孩子们讲讲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孩子们则将信将疑：真有那么穷困的年代？ 
有一次，老伴煮菜汤放油多了些。以为油多就好吃了。不料马上招来孩子的批评，说是脂肪高了。老伴一脸的委屈，说你们没经过吃野菜的年头啊！孩子却说，野菜好啊，绿色食品嘛，现在想吃还难找呢。 
于是我决定亲自出马，说说这吃饭的故事了。 
打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常常为吃一口干饭问题而发愁。那时侯，天天吃的是玉米糊，红薯叶、南瓜叶做的菜。即使收了新稻，也难得吃上一口干米饭。于是我总盼望过节，因为过节就可以吃上一两顿干饭啊。常常是这个节刚过，我又掰开指头算计离下个节日还有多少天。有一天，邻居老爷爷过世了。父亲出远门，母亲就去那家帮工。家里还需要一个人去送情礼，顺便就可以吃上一顿好饭。母亲为了帮助我实现吃干饭的“理想”，就从箱子里拿出一条土白布长头巾，吩咐我拿到邻居家去。我把那头巾交给邻居伯母，紧张中忘了母亲教我说的话，伯母接过头巾，却没有安排我吃饭，我只好失望地跑回家伤心掉泪。 
我3、4岁那年，有一次，小学老师病倒了，请了一个月的假。山区小学，往往一个学校只有一位教师，这一病，就没得老师教书了，怎么办？老师知道我父亲读过几年书，便提出要他代课。代课是没有工钱的，报酬就是老师留下的一小半缸大米。父亲每天背着我到学校上课，中午和下午就在学校开饭。每餐下锅的只有一筒米，可是父亲为了给我解馋，都是煮的干饭。用小号鼎锅煮干米饭，结的锅巴很厚。常常是我一个人把饭吃光，才勉强填饱肚子。而父亲只吃那锅底的几块锅巴对付过去。有一次，我特别不顶饿，吃光了饭还闹着要吃锅巴。父亲只好又分一些给我。第二天，妈妈就不让我随父亲去学校了。父亲说，这孩子有些聪明呢，他在教室外面玩，可是一二年级的语文课都背出来了，还是去吧。妈妈塞给我两个烤红薯，说乖，不要跟爸爸抢锅巴啊。从此，我不再问父亲要锅巴。 
最难过的是59、60、61那三年了。58年吃饭放了几个月“卫星”，不久集体饭堂就只供应稀粥。那时候，我全家5口，每餐只从饭堂领到3斤粥。这粥很稀，毫无粘性，米粒下沉，形成三层：第一层最上面，米粒寥若晨星，这是父母吃的；我和二弟吃第二层，半水半米；最下层米粒多，留给年幼的三弟。 
渐渐地，大锅饭连稀粥也煮不下去，但上面不准解散集体饭堂，小队长于是下令在公共食堂内砌起十几口小灶，各家各户都在一块煮自家的饭。有一天，一位阿婶告诉主厨的妈妈一个办法，就是每天吃完饭不要洗锅，放一些水润一润，到下一顿加大了水，那旧锅巴自然浮上来，连同新米一起煮，多出不少分量哪！母亲却没有照办。其实那里面已经没有多少“残渣余孽”了，因为每餐结束的时候，我和弟弟就用木做的饭排，狠劲地在锅底来回冲刷，然后舔食上面的“胜利果实”。 
终于有一天，没多少米发了，说是实行“瓜带菜”，营养价值高，每天发的是几两红饭豆，斤把南瓜。那时侯，我已经把欲望标准降低，不再企望能吃上干饭，而是想着怎样填饱肚子。每天，我带着这种“瓜粥”走上5-6公里到学校去。到了中午就在学校吃。“瓜粥”放在粥筒里几个小时，全部化成酸溜溜的瓜水，喝进去没到十分钟，就拉一泡尿，肚子很快就瘪下去了。根本不能顶饿。糟糕的是有一次正在上课的时候，有人偷喝了我的粥，下课后我的粥都已经见筒底了。只好饿着肚子上下午的课。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母亲很高兴，从屋角扒拉出两个红薯，说是在犁红薯地的时候发现的，可能是“漏网红薯”。她很快烧了火，煮了分给我们吃。而且告诫年幼的弟弟，不能到外面乱说。原来那时正在搞一个“反右倾，查瞒产”运动，武装民兵在村里巡逻，发现那家冒烟，就进去搜查。如果搜出粮食，非拿去“坐中央”不可。有一位相邻大队的书记是我们屯的女婿，他来看望岳父母，岳母在家煮了些饭招待他，谁知这书记一回头就往公社打了报告。于是我们屯就成了“瞒产”的嫌疑重点，公社干部下来调查开会，查问了好久，终究是没挖出一粒粮食，这才悻悻地撤离了。 
瓜带菜的日子维持不到几个月，集体大饭堂解散了，小队的仓库已经扫空，改做卖油盐的代销店。各家开始到地里搞“小秋收”，把地刨上三五遍，希望有“漏网红薯”或者烂玉米出现。接着就出现了挖野菜的热潮，红军吃的“革命菜”早就光了，雷公根也完了，不知名的菜也渐渐地稀缺。有一天，家里已经断了粮，母亲从野外回来，只从树皮网袋拿出一把野菜，煮了给我们吃。每人不过小半碗，又没有油盐，但我们很快吃完了。那天晚上我饿的怎么也睡不着。父亲教我抱着个木墩放在肚子上，以为可以顶饿，还是不济事。我爬起来喝水，肚子咣当作响，可是很快就拉尿了，肚子更显饿啊。我着急地在地上走来走去。床上的父亲发话了：“别乱走啊，这样更饿的，快来躺下。” 
那时侯，妇女们的主要采集对象是红花地桃花的种子、草决明，没几天就完了；接着就采黄独子、天南星，别看那名字好听，而且都是中药，吃起来苦的苦，麻的麻，吞到喉咙痒老半天都缓不过劲来。就这样的货，因为要浸泡到水里，还经常失窃。后来人们都学乖了，要泡都在自家的水桶、木盆里泡，还是常常丢失，但都是自家孩子抗不住饿，偷吃的。没出两个月，这些东东都绝迹了。于是有人想到一个办法：林子里有一种叫不出汉话的藤，过去是用来糊棺材，防止尸体烂水外漏的。于是砍了数节捣烂，煮成一大锅黏呼呼的粥，一家人吃下去，肚子胀的厉害，再也不觉得饿了。谁知不到三天，一个个颜面浮肿，分不请张三李四了。 
父亲毕竟是见多识广，他要独辟蹊径，于是叫来近亲数人，到深山老林里去砍一种叫做木槟榔的树，取出树心捣碎了煮吃。这玩意儿真叫甜哪。可是不到半个钟头，全家人又喊肚子疼。原来那又粗又长的木纤维一到肚子里就发挥孙悟空的拳术。呵呵，不行。父亲又约几个人爬上悬崖峭壁，用几米长的竹竿捅落“天瓜”，怕人家知道了跟着来采，趁着月色悄悄挑回家里。这东西大的有几十斤，切开就是一大箩，可是做成疙瘩也难咬，太硬了，一口下去见一道牙印，甚至有牙龈出血，牙齿搞断的。这些难题难不倒农民。他们上山去，从石缝中采了一种叫做“夹石草”的（学名我曾从植物图谱中查过，忘记了），与天瓜掺合，做成糍粑，趁热吃下，还能顶用。但第二天放到火里烤，不但不变软，反而着火了。多年以后，我进城读书，见人家把天瓜种在瓷盆里作观赏用，好象叫“铁葵”。但是我对它没有丝毫好感，因为我的一位族爷爷，因为采它，被砸死在山里了。 
为了解决荤菜，人们也想了许多办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堂姐把一碗黑糊糊的东东递过来，我正惊疑不定，只听三弟说，是蚂蚁啊，可好吃啦。我们家屋背后的坡上，到处是野梨果，黑蚂蚁最喜欢在那里做窝。这一年春天坡上再也没有漫山遍野的白色梨花开了。 
但是，肚子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人们开始向老鼠、蛇进攻。一天，父亲到学校来看我，递给我一只用烂裤脚缝制的口袋，我打开一看，是一只烧得焦黄的山老鼠。饥肠辘辘的我赶快咬了一口，啊，好香呀。 
其时我刚刚考上初中，学校也有很多发明。宿舍的对面挖了许多深坑，把学生的尿都倒到那里去，培养人吃的小球藻。据说蛋白含量很高，是抗浮肿的上等食品。学校还到十几公里外的河滩、山坡开荒种粮种菜，每天派学生去看守，防止“敌人”搞破坏。我们饿了，就难免监守自盗，拔了萝卜、红薯往裤子上蹭几下，三两下就吞到肚子里。 
这时候听说可以搞小开荒，农民大都是种些木薯，集市上木薯糍粑渐渐的多了，一个中午我们劳动经过集市，很多同学都买了糍粑吃。但到晚上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全校几十号人，捂着肚子排队上厕所。我刚刚从茅坑出来，又感觉里边很急，但茅坑里的同学不出来，又不能先进去解决，只能拉在裤子里。那时侯还没有吊瓶，学校整夜用牛鏊煮了糖水稀粥，强迫虚脱了的我们喝下去。过后不久，学校召开会议，声称这是本地的“山西平陆事件”，老师要我们比照课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写一篇作文，感谢毛主席、共产党救了木薯中毒的学生们。 
吃东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刚开始还有人议论，以后到处有人死，已经没有新闻价值。我有个姨婆，全家6口，因为吃毒蘑菇死绝。相比之下，我们家算幸运了：父亲在山坳里开荒种木薯，吃木薯中毒居然没有死，都吐出来了；四弟也是吃木薯中毒，没吐，当土医生的姨丈叫人从厕所掏大便来橇开嘴巴灌下去，可怜这四岁的孩子迷迷糊糊的，竟然没有呕吐反射，都吞进去，但不久也缓过来。而我美丽的大姑，不知吃什么把肚子吃坏了，父亲把木薯和家里刚养的一只不到一斤重的鸡送过去，姑丈说医生交代必须忌口，不能吃，大姑就这样活活饿死了...... 
那时侯我考上了初中，学校离家里有几十里。一次星期日要回学校的时候，父亲拿出三只还在“流脓”的嫩南瓜，面带愧疚地说：“这个星期我逮不住山货，没钱给你啊。这是我偷偷在山坳里种出的瓜，你拿到集市卖了它，可以顶3天伙食。”可是我又瘦又小，挑不动。母亲决定亲自送我。我们挑着南瓜走到公社供销社的门口，碰上一位收购员叔叔。母亲对我说这是你爸爸的好朋友啊，不怕，我们先到店里买点东西吧。我们刚把南瓜放在地上，那位叔叔就走过来了。他问：“你们挑那么多南瓜干什么？”母亲回答：“孩子上学校吃的。”叔叔问：“一个小孩能吃那么多啊？”我说：“想卖两个交伙食费的。”叔叔很严肃地说：“你这是投机倒把，犯法啊，你看看贴在那边的布告。要卖的话，只能卖给供销社，国家牌价。”他不由分说把几个南瓜提到收购站去，称了称，给一毛二分钱。刚够一天的饭票钱。母亲的眼圈红了。她低声对我说：“明天我再叫爸爸想办法。” 
1963年世面上的东东渐渐多起来。我放学回家，妈妈告诉我，最近公社开物资交流会，她带着弟弟去赶集，买到了鸡腿。可是堂弟（老四）从生下来一直没有吃过鸡肉，他接过鸡腿竟然问：“妈妈，这是啥呀？” 
我上高中的时候仍然扛不住饿。晚上刚刚在饭堂吃过饭，走一趟肚子就叫了，赶紧回到宿舍，拿了一把米放到刷牙用的口盅里，端到宿舍后面拣些桉树枝煮起来。这是一个惊险的过程。学校的秦副校长抓纪律很严，一条规定就是不许乱煮东西。有的时候饭还没熟，秦校长来了，一只脚把口盅踢翻了，还要抓人去办公室检讨。因此，背地里同学们给秦校长一个“雅号”----秦始皇。可幸的是我从来没有被抓过。有一次，水刚开，秦校长来了，我和十几个同学一齐往山脚下的厕所跑去。回来的时候，火早熄了，但口盅没有被拿走。我端起来就吃，虽然饭是夹生了，但肚子毕竟饱了。 
在“全国河山一片红”的日子里，开荒都被叫做“三自一包”给批了。全家出集体工，评的是大寨式政治工分，工分分若干等，成分好的、运动斗人积极的能得上高分，出身不好，或者历史上“有污点”的再努力也评不上一等。到年底一分红，每个工只几分钱，全家一年干活挣的钱不够买自己的口粮。每年过春节以后，就“青黄不接”了。大队开恩盖了个公章，可以去买一点返销粮。没有钱，经生产队批准，到山上砍芸香竹，挑到集市上卖，每斤一分五，大约8斤可以买到一斤粮所陈谷。虽然没有了一点谷香，可是农民待它好金贵呀：将谷子当玉米磨碎了，过一下筛，就煮成糊了。这种米糊，很有特色哪，它清彻见底，低头吃饭可以数出头顶的瓦片。一口气把它喝下去，大部分秕糠还沉一层在碗底，进去了的部分有的塞了牙缝，有的卡了喉咙。 
备受煎熬的日子整整过了30年，后来日子就慢慢好过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虽然我月薪只几十元，但物价还比较稳定。基本做到餐餐有肉吃，每周换着吃蛋两三回。上小学的大女儿看见煮蛋汤，把水放多点蛋汤分量也多。于是她把真理夸大，放了满满一锅水，结果只见星星点点的蛋丝飘在水里，完全没了蛋味，这一餐蛋汤就全部报废了。菜市场的品种越来越多，孩子们对菜越来越挑剔。原先我们还因为要吃面条要到粮所找熟人走后门，后来面条也不大吃了。进入九十年代，农村办酒席，已经开始少吃肥猪肉。进入新世纪，吃的东西更加讲究，吃肥肉怕胆固醇，吃青菜怕农药，买鸡买鱼怕含激素多。过去饥荒年代都难于下咽的古蕨，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珍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