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全微盘: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总汇【二】

文/网络     编辑制作/荷花小女子
20、《续金瓶梅》
明末长篇百话小说，丁耀亢著。丁耀亢（1599—1669）字西生，号野鹤，自称紫阳道人，别号野航居士、华表人、木鸡道人、湖上鸥吏等，明末遗民，山东诸城人。丁耀亢出身于明末官僚家庭，其父兄均为进士，两个弟弟则为崇祯举人。丁耀亢于明万历年间补博士弟子员，后屡应乡试皆不第，仅中副榜。乾隆《诸城志》说他“少弧，负奇才，倜傥不羁。弱寇为诸生，走江南，游董其昌之门，与诸名士联文社。既归，郁郁不得志，作《天史》十卷，明末乡国盗起，他曾帮助所善王遵坦募兵数千人，解安丘之围。顺治四年入京师，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于华严寺筑室，名曰陆舫，日与当时名公卿如王铎、傅掌雷、张坦公、刘正宗、龚鼎孳等赋诗其中，名大噪。后为容城教谕，迁惠安知县，以母老不赴”。顺治十七年（1660），丁耀亢完成了《续金瓶梅》的创作，并于次年刊印行世。康熙四年（1665），他因此书获罪下狱，关押120天，经友人营救获释，但作品仍被禁毁。丁耀亢一生著述甚丰，除小说《续金瓶梅》外，尚著有戏剧传奇四种：《西湖扇》、《化人游、《蚺蛇胆》、《赤松游》，诗文《丁野鹤诗钞》十卷，占卜之书《天史》十卷，、《出劫纪略》等。《四库全书存目》收存《丁野鹤诗钞》十卷，还有《家政须知》一卷，《出劫纪略》一卷，《增删补易》十五卷，《管见》一卷，《集古》一卷，《问天亭放言》一卷等。今人整理《丁耀亢全集》，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9出版。
《续金瓶梅》前后集，共六十四回。是《金瓶梅》的续书，主要述《金瓶梅》中主要人物托生再世、以了前世因果报应故事。全书以《太上感应篇》为说，每回前有引子，叙、意在劝善戒淫。《续金瓶梅》在思想和艺术上，虽远比不上《金瓶梅》，但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在思想价值上。小说以宋金征战为历史背景，描摹金人南下烧杀抢掠，给汉人带来灾难，因有影射明清易帜现实之嫌，丁耀亢亦因以此罹祸下狱。在人物塑造上，《续金瓶梅》在借鉴《金瓶梅》手法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加工创造。
《续金瓶梅》刊印后即遭禁。直到康熙年间，有人汰除有碍清室内容，改易人名，整合情节成四十八回，以《隔帘花影》为名面世，但因所涉床帏秘事，仍被目为“淫词小说”而遭禁。民国初年，梦笔生参考康熙年间刊印的《隔帘花影》，恢复其删去的违禁清室语，以《金屋梦》为名刊印，共六十回。
今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金瓶梅续书三种》（《续金瓶梅》、《隔帘花影》、《金屋梦》），齐鲁书社1988年版；《续金瓶梅》，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隔帘花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金屋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1、《喻世明言》
原名《古今小说》，又称《全像古今小说》，白话短篇小说集。明末冯梦龙纂辑。冯梦龙（1574一1646），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耳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姑苏词奴、顾曲散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平平阁主人、吴下词奴、前周柱史等，明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冯梦龙出生于书香门第，少年即有文名，与文震孟、钱谦益诸名士结社切磋时艺，曾得到过江南提学熊廷弼的赏识，也曾被湖北麻城邀去讲学，可在科举方面却一直不顺利。崇祯三年（1630）冯梦龙五十七岁时，因对科举已经绝望，遂选岁贡，于崇祯五年（1632）任丹徒县训导，两年后升任福建寿宁县知县。在任期间，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革除弊政陋习，后于崇祯十一年（1638）卸职归乡。明末社会大动荡时，冯梦龙既仇视李自成义军，也强烈反对满清贵族入主中原，曾积极参与抗清活动。最后眼见复国无望，冯梦龙满怀悲愤而去世，时年七十三岁。冯梦龙是明代杰出的俗文学泰斗、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集大成者、市民文学的先驱。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他曾以“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等十四个笔名，整理、编纂、创作、出版了近三千万字的话本小说、历史小说、笔记小说、民歌、散曲、戏剧等作品。直至当今，在架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新列国志》、《新平妖传》、《古今概谈》、《笑府》、《智囊补》、《情史》、《山歌》、《挂枝儿》等各类图书，超过一千五百万字，为历代文人所遗存的文字数量之最。其作品流布地区极广。各类译文遍及五洲，改编成电影、电视十多部，故有“海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冯氏之作”之誉。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
《喻世明言》与冯氏的另外两部话本小说集《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其中《喻世明言》成书最早。《喻世明言》共有40卷，每卷为一个短篇小说，故事产生的时代包括宋、元、明三代，其中多数为宋元旧作话本，例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少数为明朝拟话本，例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另外有些是明人对宋元旧作的改编加工，例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等。由于产生年代不同，因此在内容、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又因为属于同一个小说发展系统，其题材也都和城市生活联系密切，所以各篇之间还有很多共通之处。《喻世明言》各篇小说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主题涵盖爱情、婚姻、朋友情义等。其中“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谴责了负心男子对爱情的不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描写了对失身妻子旧情难忘而破镜重圆；“羊角哀舍命全交”、“吴保安弃家赎友”、“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等则歌颂了不计生死利害而忠于友情的精神；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木绵庵郑虎臣报冤”、“杨八老越国奇逢”则触及了异族入侵、权臣误国等现实政治题材。《喻世明言》还收录和改编了一些历史传奇故事，例如“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喻世明言》版本最早为天许斋刻本，该本并无注明作者，仅署“绿天馆主人评次”。
今存版本：藏于日本尊经阁的天许斋《古今小说》原刻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天许斋《古今小说》复刻本，但都残缺。另有藏大连图书馆的衍庆堂本。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王古鲁将藏于日本的两个版本摄成胶卷，互相补充，拼成较完整的版本，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根据胶卷排印成铅印版，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1958年许政扬以重印本为底本，参考《清平山堂话本》和《今古奇观》加以修订，并删节了其所谓的“庸俗”和“低级趣味”的内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本。这个版本又被香港中华书局及台北里仁书局翻印。1955年，李田意赴日本将《三言二拍》拍摄成胶卷，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将《三言》的胶卷直接影印出版，台北三民书局据此出版铅印本，其中所谓的“庸俗”和“低级趣味”的内容悉数保留，没有删节。
22、《警世通言》
冯梦龙纂辑的“三言“中第二部小说集。刻于天启四年（1624）。此本不著撰人，仅题“可一主人评，无碍居士较（校）”。据凌濛初《拍案惊奇序》，得知编纂者为冯梦龙。
《警世通言》亦收40篇短篇通俗小说，宋元旧作占了将近一半，如《陈可常端阳仙化》、《崔待诏生死冤家》、《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等。在明代拟话本中当有不少就是冯梦龙本人所撰写。确知的有《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为冯梦龙所作。其余《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玉堂春落难逢夫》、《唐解元一笑姻缘》、《赵春儿重旺曹家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等篇。
《警世通言》中的优秀作品，描写了市民生活，表现了他们在封建黑暗势力统治下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们的反抗斗争。爱情描写在《警世通言》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一般都能反映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的不幸遭遇，如《小夫人金钱赠年少》、《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崔待诏生死冤家》、《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其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最高成就。
《警世通言》的最初版本是明天启甲子（1624年）金陵兼善堂刊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另有三桂堂王振华覆明刊本，藏北京图书馆。《警世通言》三种传世本为：金陵兼善堂本40卷，三桂堂王振华36卷本和大连图书馆藏抄衍庆堂二刻增补本。
今有：《警世通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1981年再版；作家出版社1957年校注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23、《醒世恒言》
醒世恒言，刻印于天启七年（1627），在“三言”之中问世最晚。全书收录宋、元以来话本、拟话本40篇。所收宋、元旧作比前“二言”少，约占六分之一左右，确认为宋元旧作的有《小水湾天狐贻书》、《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金海陵纵欲亡身》、《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等篇。其中《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这两篇作品在整个宋元话本中都是上乘之作。其余绝大部分是明人话本和拟话本。其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来自史传和唐、宋小说，编撰者创作的篇目较多，如《徐老仆义愤成家》、《施润泽滩阙遇友》《白玉娘忍苦成夫》、《灌园叟晚逢仙女》等。明人拟作较有价值的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或民间传说故事，其中有反映封建社会司法制度黑暗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有反映爱情生活，表现市民爱情观念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生动地反映了明后期城市手工业者的生活与思想状况的《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等。特别是《卖油郎独占花魁》反映了市民在两性关系上不同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态度，成就最为杰出。这一类作品在结构的完整、情节的生动、形象的鲜明、描写的细腻、语言的流畅、词汇的丰富等方面都超过了宋元旧作。但是在矛盾斗争的尖锐性与人物性格的充满锋芒、语言描写的具有浓烈生活气息等方面，它们又不及宋元旧作，而且往往插入过多的抽象说教、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过多的因果报应和色情渲染，都有损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版本有明天启丁卯（1627年）的金阊叶敬池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大连图书馆亦有此藏本。又有衍庆堂本，藏北京图书馆。通行的衍庆堂翻刻本有两种：一为40篇足本；一为39篇本，即删去《金海陵纵欲亡身》，而析《张廷秀逃生救父》为上下两篇，凑成40篇之数。
今有：《警世通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1958年版，根据衍庆堂39篇本重加订正增补出版。1987年出新一版；《警世通言》，钟仁，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警世通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警世通言》，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警世通言》，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24、《今古奇观》
明代拟话本选集，是一部从“三言”“二拍”里选出来的话本集。编选者姑苏抱瓮老人，其真实姓名不详，成书于明末。
《今古奇观》这部选集，从“三言”“二拍”共选出四十篇。其中选自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八篇，即《滕大尹鬼断家私》、《裴晋公义还原配》、《吴保安弃家赎友》、《羊角哀舍命全交》、《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警世通言》中的共十篇，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宋金郎团圆破毡笠》、《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老门生三世报恩》、《钝秀才一朝交泰》、《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唐解元玩世出奇》、《玉娇鸾百年长恨》；《醒世恒言》中的共十一篇，即：《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两县令竟义婚孤女》、《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卢太学诗酒傲公侯》、《李汧公穷邸遇侠客》、《苏小妹三难新郎》、《徐老仆义愤成家》、《蔡小姐忍辱报仇》、《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选自凌蒙初编著的《拍案惊奇初刻》中的共八篇，即：《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看财奴刁买冤家主》、《刘元普双生贵子》、《怀私怨狠仆告主》、《念亲恩孝女藏儿》、《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夸妙术丹客提金》、《逞多才白丁横带》；《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共三篇，即：《女秀才移花接木》、《十三郎五岁朝天》、《赵县君乔送黄柑子》。这四十篇，大体上体现了“三言”“二拍”的主要精神，包括了其中许多较优秀的作品。
《今古奇观》的选者有自己的选取标准，所选中者大多是以市民阶层生活为题材，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市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以市民的眼光去看待、思考和理解问题。由此可见编选的总的标准是迎合广大市民的欣赏口味，使读者感到亲切有味。具体的编选标准有三：一是着重选因果报应的故事，进行封建道德的宣传；二是情节新奇曲折，富有故事性。编选者“拔其尤”，专挑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构思巧妙的作品，以奇制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能够很好地吸引读者；三是突出“新”，专选明代人编写的作品，原本中的宋元旧篇无一入选。选本立足于当代社会，表现明代的思潮和人们的生存状态，贴近生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抱瓮老人除了精心选择以外，对于文字内容，也分别作了一些必要的增删、润饰。
《今古奇观》早期刊本有：1、吴郡宝翰楼刊本，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该本题“抱瓮老人订定”，序中“皇明”二字另行抬头，每篇有眉批，可断是为明末刊本，刊刻在崇祯五年（1632）《二刻拍案惊奇》刊行后至崇祯十七年（1644）之间；2、上海图书馆藏本，内封已佚，不知刊刻堂名，题“姑苏抱瓮老人辑，笑花主人阅”，序中“皇明”二字也另行顶格，由此可见此本也刊行于明末或明刊清初印。书前有署“姑苏笑花主人题”的序。其中有插图八十幅，为上下两截板；3、同文堂刻本，清光绪十二年（1886）聚元堂刻本，均为四十卷；4、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为十卷四十回；5、上海广雅书局石印全图足本；6、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7、上海尚古山房铅印本；8、上海六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等。
今有：顾学颉校《今古奇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79年新一版；《今古奇观》，齐鲁书社1985年版；《今古奇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今古奇观》，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版；《今古奇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5、《初刻拍案惊奇》
《初刻拍案惊奇》，明末拟话本小说集，凌濛初编著。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一字波厈，号即空观主人，明末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祖父官至南京刑部员外郎，父亲曾任常州府同知。可是凌濛初在科举方面却很不顺利，他多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大约在四十岁前后，凌濛初产生了断绝功名的念头，并写了《绝交举子书》，打算归山隐居。后来他眼见世事艰难，在朋友劝说下决心做一番“匡济时艰“的事业，并于天启三年（1623）入京谒选。崇祯七年（1634），凌濛初被任命为上海县丞，分管海防与盐场。崇祯十五年（1642），升任徐州通判，分署房村，负责治理黄河河道。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一部包围了房村，凌濛初与之激战数日，拒绝投降，最后呕血而死。凌濛初是明末重要的文学家，除著有小说《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外，还精通曲学，著有杂剧九种。此外，他又有诗文集《国门集》等传世，其中以“二拍”影响最大。
《初刻拍案惊奇》中具有认识价值和积极意义的作品主要是以下二类：其一是描写商人思想行径、命运遭际的作品。《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首次描写海外贸易的内容，通过文若虚经商的命运和致富过程的描写，对商人发财欲望加以肯定。《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描写了申兰、申春伙同盗贼打劫暴富的现象。这类作品客观上反映了明代中叶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经商热和当时商业活动的一些特点，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商人看法的变化，说明商人和商业在小说中进一步被关注和肯定。其二是描写婚恋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凌氏表现了较为进步的妇女观和婚姻观。《张溜儿巧布迷魂阵，陆蕙娘立决到头缘》，表现女主人公陆蕙娘具有“能从萍水识檀郎”的慧眼，赞扬她“巧机反借机来用”的勇敢机智，肯定她逃脱拐子丈夫张溜儿纠缠与情投意合的情人私奔的行为，表现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写巫娘子受骗失身后，贾秀才不但能理解她，还与她一起报仇，也体现了新的观念。《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写罗惜惜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反抗；《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写少女速歌失里与父母悔盟迫嫁行为的斗争。这类作品表现了倡真情、反礼教的思想，反映了市民的思想趣味。
《初刻拍案惊奇》题材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亦有两点。其一是露骨的色情描写。许多作品，如《西山观设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等都有猥亵描写。这类作品表现出市民的庸俗情趣。其二是浓厚的宗教迷信、因果报应、宿命论思想。《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参军冤报生前》、《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李克让竟达空函，刘元普双生贵子》、《感神媒张德容遇虎，凑吉日裴越客乘龙》等
《初刻拍案惊奇》中的优秀作品与冯梦龙的“三言”相比，在艺术技巧上有所发展，叙事更加统一，完整，写奇事，叙奇遇，情节更有“拍案惊奇”的艺术效果。模拟遵循话本小说的体制，并加以完善，题目用两句相对偶的句子组成，入话诗、入话、头回、正回、篇尾诗相互配合，意图明确，脉络贯通。语言既继承了话本叙事的生动活泼的传统，又保持了文人创作语言简洁优美的长处。在写法上，既保持了话本小说道德训诫的传统，又更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特征，使话本小说成为更成熟的文人创作。但总体说来，《初刻拍案惊奇》中的作品，偏重模拟而缺乏新意，对话本小说体裁没有更多的突破和发展，没能创造出更多的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健康生动的故事情节，没能表现出更深刻的思想主题，其艺术成新在总体上比不上冯梦龙的“三言”。
《初刻拍案惊奇》成书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第二年崇桢元年（1628年）由尚友堂书坊刊行问世，共四十卷。现藏于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法库。其后凌濛初又编著《二刻拍案惊奇》，于明朝崇祯五年（1632）刊行。二书合称“二拍”。
今有：《初刻拍案惊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初刻拍案惊奇》卜键等校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初刻拍案惊奇》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初刻拍案惊奇（插图本）》秦旭卿标点岳麓书社2003年版；《初刻拍案惊奇（插图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初刻拍案惊奇》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初刻拍案惊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初刻拍案惊奇》珠海出版社2008年版；《初刻拍案惊奇》西泠印社2009年版；岳麓书社2003年版；《初刻拍案惊奇（插图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6、《二刻拍案惊奇》
明代凌蒙初编著的拟话本小说集，它同《初刻拍案惊奇》一起，合称“二拍”，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宝库之一。《二刻拍案》共有作品40篇，但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拍案惊奇》同卷篇目相同，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杂剧》系杂剧，故实有小说38篇
“二拍“的部分作品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是有些作品反映了明代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商人敢于泛海经商而获其厚利；《叠居奇程客得助》写徽州商人程宰因经商失败，”怕归来受人笑话”而流落关外，后来为海神所垂爱，得其指点，先后通过囤积药材、丝绸和粗布发了横财。海神的”人弃我堪取，奇赢自可居”的指点，表现了商人的精神世界和经营准则。在《乌将军一饭必酬》中，王生两次贩物被劫，使他对出外经商，失去信心，他的婶母一再鼓励他：”不可因此两番，坠了家传行业。”这些十分重视商业的描写，在以往作品中实属少见，这是明中叶后商品经济活跃，市民意识进一步发展的反映。“二拍“还有一中部分描写爱情和婚姻的作品，如《宣徽院仕女秋千会》、《错调情贾母詈女》《满少卿饥附饱飏》实际上提出了在爱情婚姻生活中要求男女平等的观点。还有一类作品，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凶残、荒淫好色，如《青楼市探人踪》、《进香客莽看金刚经》、《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等。
“二拍”是模拟话本小说而创作的小说集。其题材大多取自前人说部书如《太平广记》、《夷坚志》、《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但都经过凌濛初的再加工和再创作，融入了凌氏本人的思想个性，体现了凌氏本人的艺术构思和艺术风格。所以“二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而有较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凌濛初编著“二拍”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科场失意，遂“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抒胸中垒块”；其二是受了冯梦龙编纂“三言”的影响。凌氏出身于书商之家，见冯梦龙“三言”“颇存雅道”，“一破今时陋习”，且又颇为畅销，遂“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凌濛初虽仿效冯梦龙编著“二拍”，但他的思想较之冯梦龙却相对复杂保守，故“二拍”的思想内容较之“三言”也多落后保守的倾向，表现出矛盾复杂的状况。在艺术上，凌氏却并不步趋冯氏，而能“化神奇于臭腐”，形成“拍案惊奇”的艺术效果。
《二刻拍案惊奇》成书于崇桢五年（1632年），仍由尚友堂刊行，版本系统有两种：一种为日本内阁文库藏崇祯五年尚友堂刊本，该本是尚友堂部分原版的重印本，四十卷。另一种为法国巴黎图书馆藏三十卷本。郑振铎民国二十年（1931）为《明清二代的平话集》所写跋文将此本称为“别本”，并说：“未知编者，明末清初坊本。这部书世间流传绝少，我偶然的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见到了它。”
今有：《二刻拍案惊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印行。其底本为王古鲁1947年从日本手抄交商务印书馆，因文字猥亵而被搁置，其中插入从日本摄回影印的图像若干，首图便有“内阁文库”钤记。《二刻拍案惊奇》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二刻拍案惊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二刻拍案惊奇》王根林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二刻拍案惊奇》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二刻拍案惊奇》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版；《二刻拍案惊奇》岳麓书社2003年版；《二刻拍案惊奇（插图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二刻拍案惊奇》张弦生校点，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
27、《石点头》
《石点头》，明代拟话本集，又名《醒世第二奇书》，题“天然痴叟著”。天然痴叟，即席浪仙，明末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书前有“墨憨主人评”，并有龙子犹作的序言。“墨憨主人”及“龙子犹”皆是冯梦龙的号。《石点头》的书名取自“高僧悟石”，以劝惩世事人心为目的。冯梦龙在序中对此作了解释：“《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静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俗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
《石点头》的题材虽仍是传统的才子佳人，但又不落窠臼，其中抨击了社会黑暗，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腐败，对了解当时世情均有认识意义。其体制与《拍案惊奇》相近，充分利用入话及篇中穿插的说话人道白，宣传做人的道理，为主题服务，但劝惩越多，反而越见得当时世风之开放与灵活。明末随海禁渐开，工商业发达，人性解放的呼声日渐高涨，此书中也有明显流露。
今有：《石点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一版；《石点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石点头》张弦生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8、《东周列国志》
历史演义小说，明代冯梦龙著，冯梦龙介绍见《喻世明言》。关于“列国”故事的平话，最早产生在元代。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字畏斋）撰《列国志传》，以烽火戏诸侯开篇，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盛衰过程为线索，记叙春秋战国历史，以及其中涌现出大批外交家、军事家、政治家的言行和风采。艺术上，《列国志传》保持了初期讲史小说简朴的特点，分节不分回，每节随事立题，偏重于将历史通俗化，文字粗率，缺乏动人的艺术力量。有鉴于此，明末冯梦龙在此基础上加以重新改写，由28万字拓展成70多万字，108回。并对原来的情节进行删节改写，删去武王伐纣到西周衰亡这段历史，集中写春秋战国时代，成为名实相副的东周列国历史演义。还删掉了许多与历史不符、任意虚构的情节，并对人名、地点、年代的错误加以订正。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并加了序、读法、详细的评语和简要的注释，改名为《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主要描写了从西周宣王时期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五百多年的历史。也是古今中外时间跨度最长、人物最多的一部小说，《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对天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这种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东周列国志》的艺术成就或者说冯梦龙改写的艺术成功之处主要在于：首先，全书脉络清楚、重点突出，有详有略。全书用五分之四篇幅叙述春秋时代五霸竞起争雄的局面；用五分之一篇幅写战国七雄此消彼长，最后为秦所吞并，作者以此为重点，再穿插一些小国的历史和人物；其次，作者在史实和《列国志传》基础上，增添情节、润色文字，使故事更生动，描写更细致，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如晋楚泓之战，对宋襄公的描叙就是典型的一例。
《东周列国志》的不足之处仍是过于拘泥史实，采撷史料过于琐屑。有的章节头绪纷繁，人物典型化不够，文学味不足而史实味过浓。
今有：《东周列国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1978年新一版；《东周列国志》沈阳出版社2007年版；《东周列国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东周列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9、《西汉通俗演义》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甄伟撰。甄伟，号中山居士，南京人，生平事迹不详。此书写成于明代万历年间。至于创作《西汉通俗演义》的原因，他在“序”中说是由于不满“《西汉》卷”的“牵强附会，支离鄙理”，便以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典范，对“西汉卷”进行改写和重新创作。这里所说的“《西汉》卷’，一般认为指的是熊大木所撰《全汉志传》的西汉部分。
《西汉通俗演义》是明代中叶几部历史演义小说中写得较好的一部。它名为“西汉演义”，实际上只写了从东周末年到西汉初年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内容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到第九则，从东周末年秦昭王派皇孙异人伐赵始，到“赵高矫诏立胡亥”，主要写秦统一六国过程和秦始皇死后国家变故；第二部分用七十则篇幅写楚汉相争，是全书主体；第三部分共十六则，写刘邦灭楚后，消灭残余势力，吕后谋诛大臣以及书中主要人物的结局。
《西汉通俗演义》虽吸收了一些民间故事，但主要依据是《史记》、《汉书》等史实。从第八十四则起还参考了元刊平话五种之一的《前汉书平话续集》上、中两卷。由于有史籍和话本作参考，再加上作者文字上的功力，所以在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成就较高。该书不仅在国内屡被翻刻，深受欢迎，并且还流传到韩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西汉通俗演义》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一是脉络清初、结构紧凑，全书以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为核心，以刘、项争霸为主线，刘邦和韩信冲突为副线来展开故事，重点突出；二是塑造了几个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项羽，作者既写出他是一世英豪，但又有政治上短视，行动上犹豫不决，性格比较暴烈等致命缺陷，因而导致悲剧结局；刘邦虽然人品不好，贪酒好色，但却有雄才大略，善于用人，终于成了一国之君；三是作者的文字水平较高，这是《西汉通俗演义》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史记》和《西汉通俗演义》对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的描述，就可看出作者对史籍的“敷演”、“润色”能力。
《西汉通俗演义》今存最早刻本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年金陵周氏大业堂刊《重刻西汉通俗演义》，共8卷，101则。
今有：《东西汉演义》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新刻剑啸阁批评东西汉演义》《明清善本小说从刊》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东西汉演义》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版。
30、《东汉通俗演义》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谢诏撰。谢诏，明末清初学者，生卒不详，字彦实，号凤渚，江西赣州人，明孝宗之女永淳公主夫，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任颍川知府，五年擢为刑部员外郎，后为陕西清吏司郎中。因平息杨应龙之乱有功，圣赐绯鱼二品服而不受，并连续上书要求退休。后6次起用为湖广、四川按察使，云南布政使，顺天巡抚，均不赴任。主持重修地方志，体例严谨，文词简练，当时称为一代良史。著有《虔台志》、《赣郡志》、《玉房山集》。
《东汉通俗演义》起自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刘秀起兵复汉，终于汉桓帝宠信宦官，李膺等罹党锢之祸，意在表现东汉一朝史事，其中对光武中兴尤多着墨。该书多取材于史书与前人同类小说，人物性格刻画较少，艺术上不免粗糙。
《东汉通俗演义》与《西汉通俗演义》比较，《西汉》故事虽有演义成份，但基本内容与历史记载相合，且每一回字数较多，故事完整。《东汉》故事则多取自民间传说，谢诏编时又加许多想象，故与史实相差甚远，而每一回字数仅数百，故事叙述过于简略。后来清远道人深感《西汉》、《东汉》虚实之差，遂本史鉴之法重编了《东汉演义》。清远道人之重编本，较之谢诏原本更符合历史，但不足之处是缺乏演义的想象力和文学性，文字大量截取自正史。
《东汉通俗演义》最早刊本为金陵周氏大业堂刊本，题为《重刻京本增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10卷，146回。而最有名的版本为明末《剑啸阁批评东西汉通俗演义》，删为125回。自清远道人重编后，嘉庆同文堂本、同治善成堂本《东西汉演义》，均是将甄伟《西汉演义》与清远道人重编《东汉演义》合刊在一起。近年来学术界整理重印时，即以清善成堂本《东西汉演义》为底本，校勘《西汉演义》时又参校了剑啸阁本和民国时刘文英标点本，为使故事连贯，按刘文英本删去了一些诗词。《东汉演义》则参校了《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善成堂本《东汉演义》刊刻错误颇多，均据史书一一校正。
今有：光绪十八（1892）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本，十卷，一百二十六回；《东西汉演义》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新刻剑啸阁批评东西汉演义》《明清善本小说从刊》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东西汉演义》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版。
31、《东西晋演义》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作者不详，卷首有雉衡山人序。雉衡山人即杨尔曾。杨尔曾，字圣鲁，号雉衡山人、夷白主人、卧游道人，明万历时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小说家，著有小说《韩湘子全传》、《东西两晋演义》，还著有《图绘宗彝》与《海内奇观》。他的朋友陈邦瞻为《海内奇观》作序时写道：“武林杨子，博雅多奇，神情散逸，虽生长湖山之会，而尤抗志天游之表，妙抒心灵，先穷目界，寄兴盘礴，假技丹青。首标华夷之巨畛，指掌五岳之真形。灵山异境，略存仿佛；福地洞天，尽入形容。”由此可知，杨尔曾还以丹青妙手而著名于当时。
《东西两晋演义》共12卷。其中《西晋》4卷，116则，起自晋武帝太康元年王濬王浑争降吴之功，终于大兴元年晋王司马睿即帝位建立东晋。其中叙述司马炎代魏称帝，定都洛阳，死后惠帝登位。由于惠帝懦弱，大权旁落贾后，诸王不满，引起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北方五胡趁机而起，怀王、愍王先后于长安、洛阳被俘。西晋历四帝而亡，共五十二年。《东晋》8卷，231则，起自建武元年司马睿即位后大赦天下，终于宋武帝永初元年刘裕受晋恭帝辞让即位，东晋灭亡。本书用文言记述东西晋的历史发展，以编年体叙述史事为主，缺乏鲜明具体的人物性格刻画，文学成就不高。
《东西两晋演义》最早刻本为明成化刻本，三函二十四册。
今有：《东西晋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东西晋演义》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东西晋演义》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
32、“说唐“三种
明代关于唐朝的三种历史演义小说，包括《大唐秦王词话》、《隋唐两朝志传》和《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皆是以李世民为中心展开故事，写出众多在唐朝建国奠基过程中众多英雄人物。三书都比较简单粗糙，艺术水平不高。
《大唐秦王词话》八卷，六十四回，题“澹园主人编次”。大约刊于明万历、天启年间。澹园主人是褚圣邻的别号。卷首有四明陆世科的序。陆世科是万历三十五年进士，褚圣邻生活的时代大体可见。序云：“吾友褚圣邻，以风流命世，狎剑术纵横，雅意投戈，游情讲艺。羡秦封之雄烈，挥霍遗编，汇成巨丽”。可见褚圣邻是一个具有多种才能的没落文人，他以民间说唱鼓词为底本，“挥霍遗编，汇成巨丽”。所以全书目录标明是“重订唐秦王词话”。可见在褚圣邻重订本之前，还有一个旧本。但孙楷第先生将旧本定为罗贯中所作，似证据不足。
《大唐秦王词话》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颁诏李渊为太原留守写起，以隋末群雄并起为背景，李世民反隋统一天下为主线展开故事，一直写到李世民登极，与突厥订立渭水之盟。全书叙述故事大部分用散文体，唱词只做提纲挈领和铺叙场面之用，虽未完全脱离说唱文学形式，但已不是说唱文学底本，而是接近散文体的小说了。
《隋唐两朝志传》十二卷一百二十回，题为“东原罗贯中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有杨慎、林瀚序。其中林瀚序曰：“罗贯中所编《三国演义》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隋唐独未有传志，予每憾矣。前寓京师，访有此书，求而阅之。知实亦罗氏原本，第其间尚多阙略，因于退食之遐，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于风化者，悉为编入，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从此序得知，现存的《隋唐两朝志传》是林瀚根据罗贯中的原本改编的，罗氏原本今已不存。林瀚（1434—1519），字亨大，号泉山，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成化年间进士，授翰林编修，官至吏部尚书。
《隋唐两朝志传》刊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此书从隋末写到唐末唐僖宗。前面九十一回写隋亡唐兴历史，后面二十多回叙述唐太宗贞观以后至唐末二百多年历史，虎头蛇尾，十分草率。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八十九节，题“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辑”，卷首有李大年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序。薛居士不详，鳌峰熊钟谷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历史演义小说的编著者与刊行者熊大木。熊大木，福建省建阳人，自称“鳌峰后人”，自号钟谷子，嘉靖年间在世，生卒年约为1506——1579。从熊大木曾祖父熊宗立开始，从事刻书业，其书坊名“种德堂”（又称“中和堂”）。熊宗立一生刻书三十多种。熊大木编有大量通俗小说，也是英雄传奇较早的作者。其书坊名为“忠正堂”。主要作品有《杨家将演义》、《北宋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宋代君臣演义》、《岳家将》、《全汉志传》、《宋传续集》等，在明清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咏史诗别具一格，颇有新意。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亦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写起，至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止。主要演述隋朝灭亡和唐王朝建立过程。末尾叙述唐太宗征高丽，加入薛仁贵征东事迹。
《隋唐两朝志传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龚绍山刊本，现藏于日本尊经阁藏；永寿堂重印本藏于日本横山弘教授；另有上海图书馆藏覆刻本。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现存的最早刻本为明嘉靖三十二年杨氏清江堂刊本。
《大唐秦王词话》现存的最早刻本为明万历20年（1592）金陵世德堂刻本。
今有：《大唐秦王词话》：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书局1975年版。《隋唐两朝志传》齐鲁书社1980年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据杨氏清江堂本影印。《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33、《杨家府演义》
全称《新绣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明代关于宋代杨家将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卷首题为“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秦淮墨客为纪振伦，字春华，生平不详，确认他为本书作者尚嫌证据不足。与《杨家府演义》题材相同的还有《北宋志传》，但两者故事情节差别很大：《杨家府演义》中没有呼延赞故事，《北宋志传》则无杨文广征南蛮和十二寡妇征西。学术界多认为《杨家府演义》产生在前，《北宋志传》则在其后。
《杨家府演义》八卷五十八则，从宋太祖赵匡胤登极写起，直至神宗赵顼止，约一百年历史。主要讲述杨继业、杨景、杨宗保、杨文广、杨怀玉祖孙五代对辽和西夏作战的故事，最后以杨怀玉率全家赴太行山隐居作结。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只有少量于史有据，如杨继业与妻子折氏（小说、戏曲中作佘太君），儿子杨延昭（小说、戏曲中作杨景或杨六郎），孙子杨文广（小说戏曲中化成杨宗保、杨文广两代），部将焦赞、王贵等。但大部分人物和故事，特别是杨门女将，都属子虚乌有，整部小说“七虚三实”，因此属于英雄传奇而不是历史演义。
这部小说以表彰杨继业等祖孙五代为保卫边疆，前赴后继、英勇杀敌的爱国精神，特别是比较突出地描绘了杨门女将佘太君、穆桂英等英雄群像，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小说在结构上以表彰杨家将抵御外寇、保卫边疆为主线，以朝廷内部中奸斗争为副线，交叉进行。小说的思想内容较为复杂：“华尊夷卑”的大汉族主义，忠君思想与爱国主义“奸权祸国”等交错在一起。艺术上也是一样：整体水平不高，但个别人物和故事如包括杨令公撞死李陵碑，杨六郎镇守三关，杨宗保大破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等则比较精彩；整部小说比较粗糙，但它的人物故事都是较好的毛坯，为进一步加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而形成了小说水平不高但影响却十分深远这一矛盾现象。
《杨家府演义》最早刊本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本，为八卷五十八则。
今有：《杨家府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珠海出版社1990年版。
34、《大宋演义英烈传》
又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武穆精忠传》，明代关于岳飞的历史演义小说，熊大木撰。熊大木简介见《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大宋演义英烈传》八卷、八十则，附李春芳编《精忠录》后集三卷，刊于明嘉靖三十一年。它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部以岳飞故事为主要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的得失如下：
第一，为了强调小说的历史真实性，采用史书式的编年体结构方式，并主要取材于史书记载。因此演绎历史和把历史通俗化倾向十分明显，而作为小说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则较弱；第二，写岳飞一生，却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作为书名，意在通过岳飞一生事迹的描述，来反映南宋中兴的历史面貌，因此小说用三分之二篇幅来写“朝廷纲纪故事”，这样“事关他人者不免录出”，结果小说结构松散，枝蔓芜杂，中心不够突出。三是作品吸收了许多野史、戏曲和民间传说中岳飞故事，可以说是当时岳飞故事最完备的综合记录，为后人的再创作，如钱彩的《说岳全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第四是多侧面地刻画了岳飞忠、孝、勇、义的性格特征，把岳飞塑造成一个完备的封建儒将。并出现“刺背”的情节：为了表示对宋室的忠诚，岳飞让人在后背刺上“尽忠报国”四字，到钱彩打倒《说岳全传》，则改为岳母刺字。
《大宋演义英烈传》刊出后，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但也有些人对熊大木打倒以史为纲、兼容野史、传说打倒写法不以为然，随即出现了一些删节改编本。比较重要的有于玉华《岳武穆精忠报国传》，余应鳌编次的《大宋中兴岳王传》，邹元标编订的《岳武穆精忠传》等，但其艺术成就皆在熊大木之下。直到清代钱彩的《说岳全传》出现，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大宋演义英烈传》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三十一年清江堂杨涌泉刊本，八卷、八十则。现藏日本内阁文库。
今有：“古小说丛书集成”《大宋演义英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大宋演义英烈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大宋演义英烈传》，台北：天一出版社1986年版，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嘉靖三十一年清江堂杨涌泉刊本影印。
35、《英烈传》《续英烈传》
《英烈传》又称《皇明英烈传》、《皇明开运英武传》，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另有《云合奇踪》，是在《英烈传》基础上适当扩充而成。关于作者，旧有郭勋（郭英的后裔）和徐渭两种说法，但据赵景深等学者考证，此两种说法都属假托，因此暂只能称作者为明代无名氏。郭勋，明开国功臣郭英之后裔，荫袭武定侯。在嘉靖初年的“议大礼”事件中，郭勋百般迎合明世宗，因而骤得帝宠。郭勋是个政客，但却又“颇涉书史”，曾经主持刻印过《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对这两部小说摆脱主要靠抄本流传的状态起了积极的作用。郭勋为图谋进爵上公，编撰了（或授意门客编撰）《皇明开运英武传》（后被改编为《英烈传》），书中称其始祖郭英在明王朝的立国过程中立下巨大功劳。郭勋又买通宫廷内专说平话的太监，让他每天在明世宗前讲述《皇明开运英武传》中的故事，并介绍说，这是代代相传下来的旧故事。明世宗听后感到郭英功大赏薄，便下旨改封郭英为翊国公，配享太庙，于是郭勋不仅世袭翊国公的爵位，而且还官拜太师。可是过了没几年，郭勋因“挟恩宠、擅朝权、恣为奸慝”而被捕入狱，最后死于狱中。
《英烈传》共十卷、八十回，该书系由明代民间流传故事改编而成，叙元朝末年顺帝失政，朱元璋与其他“开明英烈”率兵起义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政权的经过。其中一些小故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贩乌梅、取襄阳、战滁州等。至于那些英雄似的人物如常遇春、胡大海、花云、徐达、李文忠、沐英、朱文正、邓愈、汤和、郭英、朱亮祖等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今天流行的评书《明英烈传》、《朱元璋演义》等曲艺作品就是据此而加工所成。但从整部小说来看，还是过于受史实束缚，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可读性较差。小说虽以朱元璋为中心，写法却不全是英雄传奇小说的路子，没有集中于人物命运的描写，而侧重于历史事件的叙述。另外《英烈传》和明代的《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等书有的内容乃至写作手法都很类似，因而有的学者认为系抄袭而致，如五十五回所述““常遇春辕门三射戟”显然抄袭《三国演义》中中吕布的辕门射戟；第一回元顺帝荒淫失国政中的无道，其宫殿大震，地陷一角，下出一穴，里面黑气冲天，中有一石碑，上写几句偈言。这个情节又与《水浒全传》中洪太尉上山进香相似。书中描述朱元璋和陈友谅、张士诚等开战场情景亦颇似《三国志演义》的战争场面，连曹操败逃华容道时的几笑也被移用。而几次斗阵和使妖法，又有点像《水浒传》和《封神演义》，另外文辞也很俚俗，除了抄袭来的几首套词外，很少描述性语言，恐与其流传于民间相关。但《英烈传》虽艺术成就不高，但对戏曲、曲艺创作却有较大影响：评书中有专说《英烈传》的；京剧和地方戏曲取材于《英烈传》的有二、三十种之多。经过戏曲艺术家的再创造，常遇春、胡大海、花云、徐达等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地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英烈传》在清代遭到全禁，理由是“系传奇小说、语句混杂，又多邪说，应销毁”，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讴歌大明英烈，会勾惹起人们对大明政权的怀念。但现存《英烈传》版本很多，看来清廷严禁的效果不大。
《英烈传》问世后，又出现了《续英烈传》。该书五卷、三十四回，题为“空谷老人编次”，篇首有纪振伦序，署“秦淮墨客”，孙楷第认为作者可能就是纪振伦。
《续英烈传》以燕王靖难为题材，描述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燕王朱棣发难夺取政权，登帝位改元永乐，朱允炆流亡这段历史。该书虽过于拘泥史实，想象虚构不够，但艺术上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特别是建文帝和燕王两个人物形象。前者长在深宫，缺乏才智，仁柔懦弱；燕王则是久经沙场、老谋深算，智勇兼备。作者通过众多的场面对比，写出了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如第一回《明太祖面试皇孙》，朱元璋出对子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帝马上对上一句“雨洒羊毛一片毡”，而燕王对的则是“日照龙鳞万点金”，从而显现出两人的不同气度。另外，《续英烈传》对战争的描写，也继承了《三国演义》的优良传统，比较细致地描述了双方统帅的决策过程，以及双方斗智，较好地展示了双方统帅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
《续英烈传》对戏曲的影响也很大，昆曲和地方戏都有与《续英烈传》有关的剧目，如《千钟禄》、《方孝孺》、《碧血十族恨》等。
《英烈传》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书林杨明峰刊本，题为《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
今有：《英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续英烈传》书海出版社1999年版；宝文堂书店2001。《英烈传》、《续英烈传》，黄山书社1988年版；岳麓书社1997年版。
36、《型世言》
全称《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明代世情长篇小说，陆人龙著，陆云龙评点。陆人龙，字君翼，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崇祯时著名的明清小说撰写者、评点者、刊刻者。书中题名有“钱塘陆人龙君翼甫”、“钱塘君翼陆人龙”、“钱塘陆人龙”、“钱塘陆君翼”等。其兄陆云龙（1587~1644），号翠阁主人，和陆人龙一样，也是熊大木、余象斗一类的人物。陆人龙与其兄编撰的作品主要有：《型世言》、《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陆人龙还刊刻了《禅真后史》、《清夜钟》、《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等作品。
《型世言》是一部明代崇祯年间刊行的拟话本小说集。它以明代现实社会为背景，通过对市井细民生活百态的描写与刻画，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现实状况。
《型世言》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表彰忠孝节义，批判奸凶贪淫。其结构方式是每一回围绕一个主题，先用一首诗词作引，然后切近题旨展开议论，最后举一个本朝的实例加以证明。如第一回宣扬烈士之忠，贞女之节，才子之义；第二回、第三回说孝；第四回说孝兼及贞淫；第五回说义，就像是在写八股文。而且为了证明题旨，所举事例有时也很牵强附会，人物言行也觉生硬。此书虽被称为“三刻拍案惊奇”，填补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空白，然而故事情节颇为平淡，说教味过重，质量委实不佳，无法与“三言二拍”并列。
该书自明末清初以来，湮没已久，不为人知。1987年，台湾东吴大学吴国良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陈庆浩先生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型世言》存本。以前流传的诸多《三刻拍案惊奇》版本均来源于此书。一时，此书引发轰动，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与荟萃古今故事“三言二拍”相比，型世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写明朝故事。由于作者所叙事件是同代甚至同时人，所收小说明显反映市井百姓的心理，充满生活气息，因此，它对于今人研究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语言文学等，都有特殊的意义，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
今有：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型世言》存本，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1992年11月据此出版影印本；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4月出版排印本；中华书局于1993年7月出版排印本。
37、《隋炀帝艳史》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题为“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齐东野人，明末时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小说前面有委蛇居士“题辞”，介绍齐东野人及其创作目的：“余友东方裔也，素饶侠烈，复富才艺，托姓借字，构《艳史》一编，……暗伤隋祀之绝，还以明彰世人之鉴见。乐不可极，用不可纵，言不可盈，父子兄弟之伦，尤不可灭裂如斯也。”有的学者认为作者是袁于今，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隋炀帝艳史》署名为褚盛邻，但大多学者存疑。不过从这部小说的文笔清新典雅，学识渊博来看，可能是出自一位明末著名文人之手。
《隋炀帝艳史》大约成书于崇祯初年，凡四十回。小说依据宋人所撰的《迷楼记》、《海山记》和《开河记》等小说，并参照正史和其他史料编辑而成。是一部敷演史实而又富有文学色彩比较成功的历史演义小说。小说“始于炀帝生而终于炀帝死”，在“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基调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隋炀帝杨广荒淫骄奢、纵欲无度，终至亡国覆朝、身败名裂的一生。小说以正史和宋人的笔记小说为基本素材，加以组织和敷衍，既不违背史实，以不拘史实，脉络清晰，描写细腻，文笔清新自然；有话本小说的畅达而无其鄙俗，有文人散文的典雅而无其晦涩，达到了比较高的艺术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心理描绘比较细致。《红楼梦》之前的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绘一般都比较薄弱，而《隋炀帝艳史》却较为成功，如对宣华夫人在炀帝即位后的一段心理描绘；第二，把古代帝王的奢侈生活，以及宏丽的皇宫气派都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第三，作品中的重大事件，史书均有记载，主要人物性格亦与历史人物原型相符。作者依傍史料，又不为史料所束缚，富有文学想象和细致描绘；第四，作者语言功底好，叙事状物逼真生动，写情写景清新典雅，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无可望其项背者。
《隋炀帝艳史》在隋唐系列小说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后隋唐演义系列小说凡写到炀帝都不能脱其巢臼。清代褚人获著名的《隋唐演义》中有二十多回几乎全抄《隋炀帝艳史》。
今有：《隋炀帝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社1996年版，“古小说丛书集成”《隋炀帝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隋炀帝艳史》，台北：天一出版社1986年版。
38、《西湖二集》
明代短篇平话小说集，题“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其刊行时代，据郑振铎先生考证，大概是在明崇祯年间。编纂者周楫，字清原。关于他的情况，现在我们只能从《西湖二集》前湖海士“序”中得知一二。序中称周楫“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却“怀才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生活艰难也很愤愤不平：““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盖原宪之桑枢，范丹之尘釜，交集于一身。余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则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余是以望苍天而兴叹，抚龙泉而狂叫者也。”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一部《西湖二集》，且是很少见。据卷十七《刘伯温荐贤平浙中》，他还著有《西湖一集》，可惜已经失传了。
《西湖二集》共三十四卷，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等书编成，叙述与西湖有关的传说故事。《西湖二集》广泛地反映了明末社会政治上的窳败，官吏的贪污作恶，民不聊生情形。“也反映一些当时的风俗习惯，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当前的现状，抱着怎样的态度”“因此，《西湖二集》在平话小说中，虽不是怎样特好的著作，但他所具有的时代意义、社会性是极强的，讽刺的辛辣得体，文章的流利，自也是此书最大的特长”（阿英：《“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西湖二集》的第二个特点是对西湖景致、杭州风俗多有描述，如《宋高宗偏安耽逸豫》中写西湖繁盛，景致美妙；《月下老错配属前缘》中对杭州元旦、正月的风俗叙述的相当细致诱人。
《西湖二集》的缺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其“好颂帝德，垂教训，又多愤言”。由于作者怨愤太深，以至于故事叙述间经常冒出大段议论，发泄愤怒，谆谆教诲，特别是爱把洪武帝拉进来，写上一大段令人头痛的文章。论因果报应之篇，更十占七八。另外就是“入话”较多，有时在正式故事之前，往往用三个或四个，不像其他至多只有一则，或者不用。
《西湖二集》最早刊本是明崇祯年间云林聚锦堂精刻绣像绘图本，清代又有复印本。
今有：“中国文学珍本丛书”《西湖二集》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据明刊本排印；《西湖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西湖二集》，周楞伽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版，2006年新一版；《西湖二集》，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
39、《樵史通俗演义》
又称《樵史》、《樵史演义》，共八卷、四十回，是清初出现的一部讲史小说。卷端原题“江左樵子编辑，钱江拗生批点”，序仅署“樵子”。今人研究“樵子”乃江左松江府青浦县人陆应暘。陆应暘（约1572——约1658），字伯生。少补县学生，已而被斥，遂绝意仕进，不应征辟，时论益以为高。诗宗唐代大历诗风，王世贞常誉之，其作诗喜用鸿雁字，人常呼之陆鸿雁。卒年八十六。尚有著作《笏溪草堂集》，另编著《太平山房诗选》、《唐诗选》。光绪本《青浦县志?人物三?文苑》有传。
《樵史》反映的是明代天启年间至南明弘光政权灭亡这二十五年间的史实。当时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明王朝与辽东满族政权之间的对抗，明王朝内部魏党与东林、复社之间的党争，明朝朝廷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著者能把握时局全貌，以辽事、阉祸、李自成逐鹿中原三事为中心，将三大矛盾盘错于一帙，历叙明王朝社稷灭亡的因由。书由天启即位起笔，至清兵攻占南京，南明弘光朝臣或逃或降止笔，围绕三大矛盾，间杂朝政轶闻，世态风俗，其涉猎之广，组合事态之众，在当时写史小说中绝无仅有，在同时期写史小说中可谓独树一帜。
然而作为小说，从艺术角度而言，本书并不属成熟之作。在处理写小说与写笔记，史实与虚构，记叙与议论一系列问题上，著者都未能解决好。文中多记述轶闻，塑造人物形象尚欠功力，粗糙者多，精雕细琢者少，与其视之为通俗小说，毋宁视之为文献参考，其所录诏谕、章奏、公牍等官私文书，颇受史学家青睐。著者谓其所记为“实录”，此话颇不足信，其地处江南，望中原兵革如隔岸观火，或但凭邸抄，或但凭街头巷议，对于农民起义，尤其是农民军内部事务，鲜知其详。故而在实录之外，亦不离想象与虚构，因此，其对李自成起义及吴三桂叛明降清始末描写，不仅简陋，亦多妄语。如记李自成掠明朝宫女窦氏为皇后，败走罗公山，终以淫乱猝死一节尤为失实。
本书作于明清小说成熟的初期，虽有瑕疵却不失其价值，尤以史料价值为高。因此，本书问世后，即为各界关注。稍其后编著《明季北略》、《平寇志》、《小腆纪年》等，均从中采摘资料，康熙时所编《杞县志》中《李公子辨》即依据本书，孔尚任作《桃花扇》传奇所附征引书目亦有本书。由此观之，本书作为“补正史之阙”亦可，“稗官野史”亦可，其价值均为后世认可。
《樵史》的清初写刻本。书扉页题“绣像通俗樵史演义”，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今有《海内孤本樵史演义》北京大学1937年排印本；《樵史通俗演义》栾星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樵史通俗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樵史通俗演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痛史?樵史演义》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40、《醉醒石》
明末清初短篇小说集，原题“东鲁古狂生编辑”，明末清初时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者真实姓名无考。从小说的语言及内容分析，作者似是一位在北方生活过多年的南方人。近年来，研究者有认为《醉醒石》作者是贾凫西或丁耀亢，但尚难下定论。丁耀亢简介见《续金瓶梅》。贾凫西名应庞，字思退、亚藩，号凫西、澹圃，又称木皮散客或木皮散人，约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享年八十余岁。此人熟读经史，擅长诗词，性情豪放，酷爱说唱，却为“士林”所轻蔑。明天启年间（1621~1627），贾凫西以恩贡生任直隶固安县令，三年后升为部曹、刑部郎中。明亡后，他曾参加了反清复明的义军活动，后归隐故乡，进入了他文学艺术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创作的长篇鼓词《历史鼓词》流传全国，影响深远。据今人徐复岭教授考证，清初流传一时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亦是贾凫西作。
《醉醒石》是明末清初拟话本集中较著名的一种。全书十五卷，每卷一篇，每篇一个独立的短篇小说。除第六卷“高才生傲世失原形，义气友孤分半俸”是根据唐代传奇张读《宣室志》中的《李微传》改编，语言也文言成分较多外，都是讲明朝故事的白话小说。其间明确点明在洪武年间的一篇，在成化年间的两篇，在嘉靖年间的三篇。其它各篇均以明末时期的真实生活为背景，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腐朽与败落。尽管作者对明朝满怀深情，但面对谁都无力挽回的黑暗现实，他也只能醉而不醒，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社会彻底地崩溃。
为了宣示自己所主张的为人处世之道，在小说中一再搬出明太祖的前述遗训，鼓吹天命有定，告诫人们要安分守纪。为提倡妇人忠贞节烈，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就不惜笔墨渲染美化姚指挥妻妾舍命救孤祀，而奚落改嫁妇莫氏。为戒人贪、淫，而有第七回吕主事五个儿子尽行败落的故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醉醒石》作为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林中一部代表作品，不仅因为它涉及比较广泛的社会内容，而且在写作艺术上，也有胜处。语言简洁明畅，较少同类作品中那种文人掉书袋的现象，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醉醒石》的早期版本，见于著录的有明刻本和清初刻本两种，实际二者同是一版，只是著录不同而已。除了清初所刻十五回本《醉醒石》之外，后来又出现过一种经过修订的十四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均有收藏。
今有：《醉醒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一版；1994年7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点校本《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出版；《话本小说》（1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
41、《十二楼》
清代白话短篇小说集，又名《觉世明言》，李渔著。李渔（1611—1680），字笠翁，随庵主人，新亭樵客等，原籍兰溪（今浙江），生于千雉皋。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十九岁时父亲去世，不久他回到原籍兰溪，二十七岁中秀才，后屡试不利。清兵入浙之后。他家道衰落。顺治八年左右，移居杭州，卖文为生。顺治十五年左右又迁至南京，从事著述，并开书铺芥子园，刻售图书、画谱、笺简，都精绝一时。康熙十六年，李渔因境况日窘，归隐杭州湖山，两年后去世。李渔是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和剧作家，其《闲情偶寄》是我国早期戏剧理论的的代表之作。剧作有《笠翁十种曲》，小说集有《无声戏》、《十二楼》和《肉铺团》等，诗文集《一家言全集》（《闲情偶寄》在其中）。
《十二楼》共十二卷，每卷写一故事，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一座楼阁，人物命运和情节展开往往与楼有关，故全书命名为“十二楼”。《合影楼》说才子佳人，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只是多亏了路公；《夺锦楼》说婚姻，两位佳人究竟为一名才子所夺；《三与楼》说产业，如何留惠于子孙；《夏宜楼》说望远镜，有猎奇之嫌；《归正楼》说诡谲之智，最后走上正道；《萃雅楼》说同性恋，即使是男子也不能强求；《拂云楼》说丫环胜过小姐，能红的确聪明；《十卺楼》说石女，十次婚姻还是此女；《鹤归楼》最为曲折，说夫妻离别之道；《奉先楼》说女子忍辱抚养儿子，颇有烈节；《生我楼》说儿子失而复得，团圆最让人喜悦，也巧到了极致；《闻过楼》说归隐未成，顾呆叟实际上就是他的化身，他的经验和智慧都在此中。
《十二楼》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作者用喜剧结构来写小说，格调轻松快乐。他的作品往往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境界，但每一篇都清新风趣，惹人喜爱。　十二个故事，绝大多数出身于李渔自己的构思，而不是引用别人素材。作品都主题鲜明，线索明晰，中心人物贯穿始终，在叙述过程中决不横生枝蔓。情节设计新颖奇特，尽量曲折出奇，悬念丛书，出人意表，但衔接上自然合理，不留破绽。而结局又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小说出于好看，以及娱乐功能的时代需求，在节叙事上未免有“人工”的痕迹，但也处处流露着“天成”。每个故事里的人都有其宿命的一生，包括李渔自己。
《十二楼》的最早版本为光绪聚德堂藏本《觉世名言十二楼》。
今有：《十二楼》崔子恩校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十二楼》李聪慧點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
42、《照世杯》
清代白话短篇小说集。题“酌元亭主人编次”，卷首有“吴山谐野道人序”，每卷后有“谐野道人评”。作者本名生平无考，序中提到“紫阳道人”和“睡乡祭酒”。“紫阳道人”为《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的号，“睡乡祭酒”为《无声戏》序评者杜浚，两人皆明末清初人，据此可推知作者“酌元亭主人”也是明末清初人。
《照世杯》成于顺治末年，共四卷，每卷演一故事。卷一《七松园弄假成真》，叙苏州才子阮江兰不得上流女子赏识，却在青楼中得遇知己。此篇不出才子佳人小说的格局，唯佳人换做了青楼妓女。卷二《百和坊将无作有》，叙一无赖儒生欧滁山骗人终被无赖所骗。卷三《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叙商人杜景山受安抚迫害往安南交易猩绒终于幸免于难。卷四《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叙土财主穆太公开厕所发财，其子学赌博居然进学成名。四篇小说描摹世情颇为真切，富于讽刺意味，尤其是卷二对欧滁山的行径和卷四对穆太公的丑态，都有极生动的刻画，夸张而不失真，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灵魂。此外，卷三描写广西边境的集市贸易，卷四描写赌博情形，都可作民俗考据的材料。《照世杯》于卷名之下又列有偶句的子目，体制略似章回小说，但叙述又并未按子目分段，其篇幅稍长于短篇，不及后来的中篇，是短篇小说向中篇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具有话本小说的艺术风格，不同于俗套的才子佳人之作。小说缺乏剪裁，写事态人情之龌龊，亦缺少深刻的意蕴。此书并无淫词秽语，亦无违碍清廷之事，不知因何遭朝廷禁。
今有：《照世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豆棚闲话?照世杯校注》陈大康校注，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
43、《豆棚闲话》
清代白话短篇小说集，题“圣水艾衲居士编”，作者真实姓名不详。胡适认为艾衲居士是杭州人，因为“圣水大概就是明圣湖即杭州西湖“，因为《水经注》里已经写明“明圣湖”即“西湖”“。天空啸鹤漫题的《豆棚闲话叙》说：“有艾衲居士者……卖不去一肚诗云子曰，无妨别显神通；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何苦随人鬼诨。况这猢狲队子，断难寻别弄之蛇；兼之狼狈生涯，岂还待守株之兔。”这篇“叙”称赞艾衲居士有惊世脱囊的才学，又透露他没有并未通过科举出头地。其中“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是说艾衲居士参加过明末清初兴盛的士人结社。这篇“序”为我们多少透露出艾衲居士的生平和为人状况。
《豆棚闲话》的特点，一是以豆棚下轮流说故事为线索，串联起12篇故事，本书将十二则内容不相属的短篇小说，藉由人们在豆棚下乘凉时轮流说故事为枢纽，有机地串接在一起，结构别具一格。类似西方的小说《一千零一夜》，《十日谈》，在中国短篇小说集可称首创。二是思想激愤，每多荒谬不经、追求新奇的翻案文章，如《范少伯水葬西施》中把范大夫写成个奸诈小人，好利忘义，借西施帮助勾践灭了夫差，又怕西施逞吴宫娘娘的威风，泄露了他那种“暧昧心肠”，于是假请西施赏月，当心一推，（西施）便“直往水晶宫去了”。一篇故事说得头头是道，读者也可以从他的翻案文章中看出作者对所谓建国中兴名臣，真能看到骨子里去。《首阳山叔齐变节》，把历来推崇不食周粟的忠臣叔齐，写成一个忍受不了腹中饥饰饿，贪图声名利禄的小人。三是语言酣畅，在清朝拟话本小说中堪称上乘。三是冷嘲热讽，意味隽永，随意生发，以抒胸中不平之气，《大和尚假意超升》，写一个僧中的败类，假借佛门，骗人钱财，最后被人设计焚死。《小乞儿真心孝义》，又从正面说起，借乞丐的真孝顺，讽刺富贵官宦人家的孝顺是“墓顶夸张，坟头热闹”。，鸳湖紫髯狂客在总评中说艾衲居士满口诙谐，满腔激愤冷眼奇怀，写出了封建社会中一班假道学、伪君子的真面目上。四是将各种写作技巧运用得恰如其分。尤其是鲜活生动的比喻及方言、迭字的特殊运用技巧，更是超越同时期的作品之上．也因为些特色，才使得作品更具有趣味性。
《豆棚闲话》的思想复杂性也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反佛道；另一方面深受佛道观念影响．一方面维护新朝；另一方面对于投靠新朝的旧臣民也有所批评．表面上他不受命运束缚，不赞成凡事皆由命定；但骨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宿命论者。胡适对《豆棚闲话》基本上持批评态度，他在《豆棚闲话笔记》写中道：“此中十二篇都不是好小说，见解不高，文字也不佳”。《豆棚闲话》内容杂陈、《豆棚闲话》在“探新求奇”这一面上的确上是作足了文章，加之作者艾衲居士是明末遗民，经历了明亡清兴那个乱离兵火的时代，思想颇多矛盾冲突之处，写书基本是以“泄愤”为目的，所以此书尽管在见解和文字”上“不高“、不佳”，但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不可不提的一部以翻案致胜的奇书。
《豆棚闲话》最早版本为康熙写刻本，十二卷，十二则。
今有：《豆棚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豆棚闲话·照世杯校注》陈大康校注，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张敏校点《豆棚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44、《娱目醒心编》
清代白话短篇拟话本小说集。全16卷。署“玉山草亭老人编次。葺城自怡轩主人评”，卷首有“自怡轩主人”序。“草亭老人”即杜纲。杜纲（约1740－约1800），字振三，号草亭，江苏昆山人。少有名声，补诸生，但终生不得志，未能中举入仕，以著书自娱。所著有《近是集》、《北史演义》六十四卷，《南史演义》三十二卷。“自怡轩主人”即许宝善，字敩虞，一字穆堂，江苏青浦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累官监察御史，丁内艰归，不复出，以诗文自娱。
《娱目醒心编》原刊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每卷分2回或者3回，故事占有1回以上篇幅者计有23则。书中所叙多是杜纲家乡昆山一带明朝至清初的轶闻琐事，内容大抵关涉忠孝节义。其中亦采自他书者，如卷五《执国法直臣锄恶，造冤狱宵小害良》即据《明史》卷二百零六“马录”等传，卷七《仗义施恩非望报，临危获救适相酬》录自《醉醒石》“曾公子篇”，卷八《御群凶顿遭惨变，动公愤始雪奇冤》据《明史》卷三百零一嘉定张氏传和《归震川集》之《贞妇辨》，卷十一《诈平民恃官灭法，置美妾藉妓营生》录自《石点头》第八卷《贪婪汉六院卖风流》，卷十三《争嗣议力折群言，冒贪名阴行厚德》中第一回录自《醒世恒言》第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卷十四《遇赏音穷途吐气，酬知己狱底抒忠》第一回录自《古今小说》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
全编内容平庸，虽欲藉因果报应来劝忠说孝，但其夸饰和虚构不近情理，如卷二叙述唐长姑在夫死子亡之后，为了接续夫家宗嗣，竟把妹妹嫁给自己的69岁的公公，这种不近常情的行为，作者竟予以歌颂。又如卷五叙明朝李福达狱，据《明史》马录最终冤死广西南丹卫戍所，此编却改篡为马录钦召进京复为御史，借以证明天公报应纤毫不爽。这说明白话短篇小说至清初已入穷途。惟卷五所记廷杖情形为他书中少见，可资异闻。
《娱目醒心编》最早刊本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今有：《娱目醒心编》中国十大秘抄本第九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点校本《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出版；《话本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
45、《西湖佳话》
清代白话短篇小说集，全称《西湖佳话古今遗迹》。全书16篇，共16万字。题“古吴墨浪子搜辑”，作者生平事迹无考，成书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全书以西湖名胜为背景，叙述葛洪，白居易，苏轼，骆宾王，林逋，苏小小，岳飞，于谦，济颠，远公，文世高，钱镠，圆泽，冯小青，白娘子，莲池的故事．共十六篇。故事皆与西湖名胜有关。大多根据史传、杂记和民间传说写成。意在“西湖得人而题，人亦因西湖而传”。其中《道济颠玩世装疯》《雷峰怪迹》记载人们熟知的济公和白娘子的故事，文笔朴素，叙述生动。
《西湖佳话古今遗迹》最早刊本为清康熙金陵王衙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清乾隆十六年会敬堂刻本，现藏于大连市图书馆；另有金阊绿荫堂袖珍本；上海文选书局石印本。
今有：《西湖佳话》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西湖佳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1版，1958年版；《西湖佳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西湖佳话》邵大成校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西湖佳话》邵大成校注，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6、《玉娇梨》
又名《双美奇缘》，清代长篇世情小说，原题“荑荻散人编次”。“荑荻散人”又作“荑荻山人”、“荻岸散人”，与《平山冷燕》题名相同。至于“荑荻散人”是谁？有人说他是清代秀水人张匀，有人认为他就是清代著名的小说家天花藏的主人，但都证据不足，无从确证。天花藏主人，又号荑秋散人、荻岸散人、夷狄散人、素政堂主人，真实姓名不详，现仅能根据一些作品及序跋对其生平作一大概推测。天花藏主人为明末清初时人，他早年“笃志诗书，精心翰墨”，志向颇高，但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并垂”，于是便从事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借乌有先生以发泄黄粱事业”。题为天花藏主人编著的小说有《人间》、《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玉支玑小传》、《梁武帝西来演义》、《鸳鸯媒》。由他作序、出版的小说有《两交婚小传》、《定情人》、《画图缘小传》、《金云翘传》、《锦疑团》、《幻中真》、《飞花咏》、《赛红丝》、《麟儿报》和《后水浒传》。另外，《玉娇梨》与《平山冷燕》也可能是他创作。
《玉娇梨》全书20回。主要写青年才子苏友白与宦家小姐白红玉（又名无娇），卢梦梨为了爱情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大团圆的爱情故事，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两个女主人公性格鲜明，各有特色；苏友白为求佳人，不惜一切，也显示出独特的胆识和纯真的性格。该故事曾先后被译为法，英，德文，在国外有较大影响。法国第一代汉学家弗莱雷（Nicolas Freret）的第一篇汉学著作就是关于《玉娇梨》的介绍和研究。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阿贝尔?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于1826年将黄嘉略（弗莱雷的老师）未完成的《玉娇梨》译完并在巴黎正式出版，为此还写了一个长达数万言的“序言”，对中国小说的产生、发展和主要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根据西方的理解作了分类，这是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一篇重要论文。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也提到了《玉娇梨》，可见其影响的深入。
《玉娇梨》初刻年代不详。北京图书馆原存清乾隆年间刻本《（新刻天花藏批评）玉娇梨》，四卷二十回，有图，系青云楼藏板，惜乎今已无存。
今有：《玉娇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1983年点校本，以清聚盛堂本为底本，参校清聚锦堂本。2006年出新一版；《玉娇梨》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玉娇梨》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玉娇梨》，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47、《平山冷燕》
又名《四才子书》，清初一部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才子佳人小说。题为“荻岸散人编次”。荻岸散人究竟为何许人也，历来没有定论。清朝盛百二《柚堂续笔谈》认为是嘉兴张博山十四五岁时所作，其父笔削续成之。按博山名劭，清康熙时人。阮元《两浙猷轩录》称其“少有成童之目，九龄作《梅花赋》惊其师。”但据鲁迅推断，其“文意陈腐，殊不类童子所为”。“盖早慧，故世人并以此书附著于彼。”（《中国小说史略》）。
《平山冷燕》共二十回，主要描写“先朝”隆盛时的四名才子、才女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的爱情纠葛，叙述他们才华出众，深得皇帝赏识，最后双双成亲的故事。书名即由四人的姓氏连缀而成。书中所写两个才女，一方面不但诗才卓异，而且机敏过人，老练成熟，令众多须眉自叹弗如；另一方面，又忠君孝父，恪守仁恕，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和典范。全书情节，虽以爱情为主，却绝不涉及淫辞秽行，至其语言亦渐臻纯熟规范，达到“雅”和“俗”的统一，但人物语言缺乏个性特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它的主旨是“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髦而嗤俗士”，其思想倾向还是值得肯定的。
《平山冷燕》在清初曾译成满文，同《玉娇梨》一样，该故事曾先后被译为法，英，德文，在国外有较大影响。雷慕沙的学生，十九世纪欧洲最优秀的汉学家、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授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著名的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专家儒莲（StanislasJulien，1797-1873）于1860年翻译的《平山冷燕》在巴黎迪迪埃出版社出版，在其“序言”中儒莲指出：对一个真正的东方学者来说，“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必须“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风俗小说。他说：“若要彻底了解我们今后将与之共同生活和互相往来的民族风俗习惯和性格特征，研究这些作品是十分有益的”。他身体力行，前后翻译的中国戏曲小说除《平山冷燕》外，还有《白蛇精记》（1834）、《玉娇梨》（1864）、并于1834年逐字逐句翻译了元人杂剧《赵氏孤儿》，包括全部曲辞。
《平山冷燕》现存最早版本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由天花藏主人作序的《新刻批评平山冷燕》本，现存于大连图书馆。此外，尚有聚锦堂刊天花藏七才子书本及退思堂刊天花藏七才子书本、玉兰堂本、静寄山堂本等。
今有：《平山冷燕》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26册）1983年1版；2006年版；《平山冷燕》李致中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平山冷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平山冷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平山冷燕》，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48、《好逑传》
清代长篇小说，又名《侠义风月传》，坊本亦名《第二才子好逑传》，卷首题“名教中人编次”，“游方外客批评”。著者批者俱不详。
《好逑传》全书四卷，十八回。讲述的是铁中玉和水冰心的爱情故事。御史铁英之子铁中玉“既美且才，美而又侠”，曾为援救韩愿妻女，只身打入养闲堂。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水冰心美貌聪慧，多次智胜过学士之子。另有恶霸过其祖仗势逼婚，后为铁中玉路遇所救，而铁因此遭害致疾，冰心则不避嫌疑，迎至家中护视，彼此相敬。二个在患难相助之中，互通情愫，却又谨守礼义大防，几经曲折后，铁中玉得中翰林，最终御赐婚姻，终成“好逑”。其中水冰心抗婚一段颇为曲折，显示了她“临事作为，却又有才有胆，赛过须眉男子”的性格特色。全书大旨在宣扬“守经从权”之说，将纲常名教与青年男女正当交往调合起来，使“名教生辉”，“以彰风化”，因此夹有大段说教。但从结构语言来看，在明清之际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属于上乘。
同《玉娇梨》、《平山冷燕》一样，该书在欧洲影响很大。此书18世纪传入欧洲，有英﹑法﹑德文译本，是最为当时欧洲人熟知的、也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一部中国长篇小说，曾得到德国作家歌德的赞赏。目前外文译本已达15种以上。
据康熙、乾隆间人夏二铭《野叟曝言》载：《好逑传》“版清纸白，前首绣像十分工致”，可知该书早在清初已刊行于世。是书创作时间当更早，学者多认为作于明代。夏二铭所见本久已失传。今天见者，有独处轩藏版大字本、萃芳楼藏版本、凌云阁梓本、三让堂刊小字本、焕文堂刊本等。
今有：《好逑传》，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1983年1版，2006年版；《好逑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1991影印；《好逑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好逑传》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49、《铁花仙史》
清代长篇小说。题“云封山人编次”。作者姓名、身世均无考。全书26回，写王儒珍、蔡若兰、苏馨如、陈秋遴、夏瑶枝以及苏紫宸等人悲欢离合故事。王儒珍和蔡若兰在襁褓之时便由父母约为婚姻。后王家衰落，王儒珍考科举又屡遭失败，蔡若兰之父便为女儿另选高门。王儒珍的同窗好友陈秋麟当时已中解元，闻此讯忙托人向蔡家求婚，打算迎亲时让给王儒珍；不料蔡若兰逃婚出走，为钱塘知县苏诚斋收养。数年之后，蔡若兰之父晚年孤寂，深悔当年退婚之事，便认王儒珍为义子，并为其娶苏诚斋之女。王儒珍在岳父家见到蔡若兰的旧婢，方知苏诚斋的养女就是蔡若兰，又娶了蔡若兰。此书头绪纷繁不仅在情节上趋向与神异、战争相揉和，而且其反映社会生活面也较前期作品更为广泛，但文笔较为拙涩。
《铁花仙史》今存最早版本为光緒十八（1892）壬辰年孟冬月春申浦石印本。
今有：《铁花仙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铁花仙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1983年1版，2006年版；《铁花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1991影印。
50、《二度梅》
清代章回体通俗长篇小说。全书40回，约15万字。卷首题“惜阴堂主人编撰”，作者真实身份无考。
《二度梅》写梅、陈两家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着意描绘了梅魁之子梅良玉、陈东初之女陈杏元的爱情故事。故事讲述了唐朝肃宗年间，奸相卢杞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吏部都给事梅魁，进而加害其妻儿。小说以忠臣冯天乐等人与奸相卢杞的明争暗斗展开情节，以皇帝清正、奸人遭惩、梅氏冤雪，其子在逆境中奋斗，中状元、拜宰相而告结束。其中穿插梅良玉与陈杏元的爱情故事，书中有这样的情节：梅父遭宰相卢杞陷害后，梅良玉在盛开梅花被狂风全部吹落的当晚设祭，祈祷梅花重开二度，父冤得以昭雪。后来，梅花果然二度怒放。梅、陈二人历经患难，终得圆满结局。全书语言流畅，情节曲折，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这两个青年人的爱情故事交插描绘，彼此辉映，构成了曲折复杂、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使整个作品变化多端，波澜起伏，不时陷入绝境，旋即绝处逢生，颇能扣人心弦，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小说。后京剧、越剧、评剧、庐剧均有改编和演出。
今有：《二度梅》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1983年1版，2006年新一版；《二度梅》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1991影印；《二度梅春秋配绣球缘》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海市蜃楼志二度梅》，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51、《红楼梦》
清代章回体长篇世情小说，原名《石头记》，又名《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曹雪芹撰，高鹗续。曹雪芹（约生1724—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河北唐山（一说辽宁铁岭，一说辽宁辽阳）。其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家奴）。曹雪芹的高祖因随清兵入关有功得受官职。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父辈的曹颙和曹頫相继担任江宁织造达60余年之久，颇受康熙帝宠信。曹家也因此成为当时财势熏天的“百年望族”。雍正初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多次打击，曹頫被革职入狱，家产抄没，举家迁回北京，家道从此日渐衰微。这一转折，使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更清醒地认识了社会制度的实质。从此他生活一贫如洗，但他能诗会画，擅长写作，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小说《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这部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巅峰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曹雪芹陷于极度的忧伤和悲痛之中，到这一年的除夕（1763年2月1日），因贫病无医而逝世。《红楼梦》在曹雪芹手中并未全部完成，只写了八十回。后四十回由高鹗续成。高鹗（约1753—约1815），字兰墅，一字云士，别号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祖籍辽东铁岭。乾隆五十三年（1788）秋天，高鹗参加顺天乡试，得中举人，乾隆六十年（1795），又中进士，任内阁侍读。后来，高鹗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大约在中进士前，高鹗将八十回《红楼梦》补成一百二十回。他的续书虽有不合曹雪芹原意之处，但毕竟使这部小说能以完整的故事流传于世，功不可没。对《红楼梦》的完稿和出版起到重大作用的还有程伟元。程伟元，苏州人，乾隆后期，在京花数年之功，搜罗《红楼梦》残稿遗篇，并邀友人高鹗共同承担“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的编务，并三次刊印《红楼梦》。
《红楼梦》在流传初期是通过名为《石头记》的手抄本形式流传，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这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它继承了《金瓶梅》的网状结构特点，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以金陵贵族名门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为暗线。展现了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宫廷、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婚姻、奴婢、等级制度及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
另外，该书在我国古代民俗，封建制度，社会图景，建筑金石等各领域皆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红楼梦》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尤其是真实地再现了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读来犹如作品中的人物同生活中的人物一样真实可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令人徒加评论。不仅贾宝玉，林黛玉这对寄托了作者人格美，精神美，理想美的主人公是如此，甚至连王熙凤这样恶名昭著的人物，也没有将她写得”全是坏”，而是在”可恶”之中交织着某些”可爱”，从而表现出种种矛盾复杂的实际情形，形成性格”迷人的真实”。作者善于通过那些看来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描写，揭示出它所蕴藏的不寻常的审美意义，甚至连一些不成文的，史无记载的社会习惯和细节，在红楼梦里都有具体生动的描绘。小说作者还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使这部小说始终荡漾着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韵味，飘散着东方文化的芬芳。
《红楼梦》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乾隆年间始，各种关于《红楼梦》的续作纷纷出笼。据有关学者统计，《红楼梦》的续书种类高达百余种，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增补红楼》、《红楼》、《红楼梦影》等。甚至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社会影响和艺术成就超过《红楼梦》。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有成就的作家，都有意或无意中受到过《红楼梦》的影响。
《红楼梦》现存最早手抄本是乾隆甲戌年（1754年）本，但只有不连续的16回。后来又发现了若干手抄本，较重要的如乾隆庚辰年（1760年）抄本，今存78回。这些手抄本都题名《石头记》，并且有署名“脂砚斋”等人的许多评语，所以又被称为“脂评本”，简称脂本；脂本何以出现并流传，尚有争议。
现在流行的《红楼梦》有两种本子：八十回本和百二十回本。前者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以前流行的一种抄本，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当时称为《石头记》，上面有或多或少的脂砚斋评语，一般称为“脂评本”。后者是经过高鹗几次删改，并续作了后四十回，凑成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这个本子由程伟元用活字排印两次：第一次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一般称为“程甲本”，第二次在第二年，一般称为“程乙本”。程甲本改动原文较少，程乙本则把曹雪芹原著改得很多。现在通行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一九五七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程乙本加以校订的本子。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十次印刷”出版的四卷直排本，一九七四年重印的横排本，其正文仍是一九五七年采用的程乙本。
至于前八十回的脂评《石头记》，现在有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七十八回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一九七五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本。另有最近影印的有戚蓼生（1732—1792）序的清末有正书局大字本《石头记》。前者所缺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则用别的旧钞本补抄配足。后者曾于一九五八年排印，作为《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另有一个十六回残本的脂评《石头记》，一九七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有影印本。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至于后四十回中文字和情节的改动，则用程甲、程乙两种本子互相对勘。
52、《儒林外史》
清代长篇章回小说，吴敬梓撰。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吴家是当地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曾出过榜眼、探花，但到吴敬梓父亲一辈时，吴家的功名已不再显赫。吴敬梓的生父是吴雯延，但他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吴霖起为康熙间拔贡，曾任赣榆县教谕。吴敬梓十三岁时母亲去世，十四岁随父亲来到赣榆县。由于吴敬梓是嗣子，吴霖起死后引起遗产继承的纠纷，家道开始衰落。遗产纠纷给吴敬梓以很大刺激，使他对封建家族制度中的某些丑恶方面开始有所认识。由于他生性豪放，又不善于治家理财，不久就将继承的两万多两银子挥霍殆尽，不得不于雍正十一年（1733）举家从全椒迁至南京，过着贫穷而狂放的生活。吴敬梓自幼聪颖，读书刻苦，在二十三岁时考取秀才，但此后未能中举。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被安徽巡抚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但他称病不赴，从此也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干脆连秀才籍也放弃了。吴敬梓在南京的二十年中，生活越来越贫困，有时甚至无米下锅，冬天则靠围绕南京城墙走几十里取暖。晚年客居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著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小说《儒林外史》约成书于吴敬梓五十岁前，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的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儒林外史》是部批判科举制度并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杰出的讽刺小说。也是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全书共五十六回（按：也有人认为最后一回非吴敬梓所作），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书中的故事情节大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它真实地描绘了康乾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吴敬梓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肯定或否定书中人物，如匡超人假造文书，冒名代考，却被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严贡生无恶不作，却被前任周学台推举为“优行”；作者无情地鞭挞丑恶事物时，同时也歌颂正面人物，王冕是书中的第一流人物，为人“嵚崎磊落”，庄绍光追求“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等。
《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一是语言朴素、幽默，极具讽刺性，鲁迅赞其为“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假名士的庸俗不堪，贪官污吏的卑鄙刻薄刻画的穷形尽相。二是是结构松散，没有贯穿首尾的主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串联而成，“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
《儒林外史》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也是影响巨大。胡适认为后来的晚清谴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以及《海上花列传》，都是继承《儒林外史》的余绪。《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可作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
《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儒林外史》目今可以见及的旧评本有四种，即清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元年（1862年）之间完成的黄小田评本，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齐省堂评本，以及与齐本几乎同时的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
今有：《儒林外史》张慧剑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78年版，1995年版；《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此评本以卧闲草堂本作底本，以潘氏抄本等多种刊本为校本和参校本，予以分段、标点，在此基础上重新批评；《儒林外史》岳麓书社1988年版。
53、《隋唐演义》
清代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褚人获编撰。褚人获（1625~1682）字稼轩，一字学稼，号石农，别号后进没世农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为人交游广泛，与尤侗、洪升、顾贞观、毛宗岗等清初著名作家过从甚密。一生功名仅止于秀才，终身不仕但文名甚高，能诗善文，尤喜涉猎历代稗史轶闻，著作颇多。康熙二十九年（1690），褚人获编成《坚瓠甲集》，此后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结撰，陆续编成《坚瓠十集》、《续集》、《广集》、《补集》、《秘集》与《馀集》等共六十六卷。此外又有《读史随笔》、《退佳琐录》、《圣贤群辅录》、《续蟹集》、《宋贤群辅录》与《鼎甲考》等著作刊行于世。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是《隋唐演义》。作者在书的“自序”中言：“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账簿，斯固然矣。第既有总记之大账簿，又当有杂记之小账簿，此历朝传志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看来他是把历史演义当做史传的另一种形式来对待的。
《隋唐演义》20卷，100回，70余万言。是一部兼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小说。以隋朝末年农民起义为故事背景，讲述隋朝覆灭与大唐建立的一段历史演义。
本书的整体结构以史为经，以人物事件为纬，以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的“两世姻缘”为“大框架”，自隋文帝起兵伐陈开始，到唐明皇从四川还都去世而终，记说了隋唐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主要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隋末宫廷故事，以隋炀帝和朱贵儿的旖旎艳情故事为中心，描写了隋末宫廷生活的豪华奢靡，刻画了隋炀帝的荒淫残暴。这部分描写，铺陈华丽，富有时代气息，客观地反映了隋末农民战争的社会背景。二是唐代宫廷故事，以唐明皇杨贵妃的风流情事为线索，展示了唐代宫廷生活的骄奢淫逸；同时也描写了李世民亲刃兄弟，武后、韦后的谋杀亲夫、争权夺宠、至酷无情。这部分描写则笔力浮泛，情致不足，不及隋代部分。三是草莽英雄的故事，如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花木兰等事迹，都空插在前七十回之中，描写他们起兵反隋，追随李世民打天下的传奇经历，颂扬了他们的侠义勇武。这些故事，多串联于隋唐两代朝政之间，用笔粗豪，形象生动，不乏精彩之处。在描写中，对隋亡后十六院夫人的流落江湖的同情，对秦琼英雄失意的感叹，虽然均以旧本，但与作者自己的“鹱落”、“困顿”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者在《隋唐演义》写作过程中，广博采集当时流传于世的大量野史传奇，更直接的则是依据罗贯中的《隋唐志传》、齐东野人的《隋炀帝艳史》，以及袁于令的《隋史遗文》等演义小说，又参考了明刊本《大唐秦王词话》、无名氏《隋炀帝艳史》以及唐宋传奇、戏曲、民间传说等材料，如《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开元天宝遗事》、《太真外传》等。作者广采博收，精心编撰，重新综合加工，改写修饰，将众多的人物、繁杂的事件，悠长的历史熔于一炉，形成一部有机的艺术整体。形成了自己的情节体系，可谓后来居上全书叙述生动，语言流畅，小说中塑造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情节脍炙人口。其中的经典段落，经久不衰。在说唐故事演变过程中，群雄反隋，尤其是瓦岗寨英雄们的反抗故事，有较好的基础，褚人获对这一部分的加工也最见功力，不但思想内容上多有可取，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它较成功地塑造了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草泽英雄的群像。这些人物，既有传奇色彩，又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个性不同的人。如单雄信耿直淳厚而自视甚高，程咬金鲁莽而风趣善谑，罗成勇猛而少年气盛，都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像。作者不但注意从重大的事件、情节中写人，还能通过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细微的感情和心理。如描写主要人物之一的秦琼的许多节文字，就相当精彩、细腻。
《隋唐演义》是隋唐历史小说集大成之作，也是有“清一代历史演义小说最优秀的一部”之称。但其思想和艺术上也有局限，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它不仅以大量篇幅直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且正面塑造了以愚忠求宠的王义、姜亭亭夫妇的形象。如小说花费大量的笔墨写王义夫妇怎样用头发做成“青丝帐”以谢“隆恩”，博得隋炀帝一笑。作者对这对愚夫愚妇的“品行”津津乐道，赞赏不已。又如，作者谴责了隋炀帝的暴政，却又不厌其烦地渲染朱贵儿等人以“殉节”报答昏君的故事。这表明，在作者的心目中，“忠君”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即使这“君”如狼似虎。第二，作品在总体结构上以朱贵儿、隋炀帝与唐明皇、杨贵妃的“两世姻缘”为副线，以欣赏的态度写了这两对情人的“爱情”。第三，从全书看，《隋唐演义》以史为经，以人为纬，结构全书，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但有些地方剪裁不够精当，繁琐冗长，接榫处也不够圆转自然。
《隋唐演义》现存最早版本为康熙年间四雪草堂刻本。
今有：《隋唐演义》中华书局1986年版，即以康熙年间四雪草堂刻本为底本；《隋唐演义》长春出版社版2008年；《隋唐演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隋唐演义》黄山书社2009年版。
54、《女仙外史》
清代长篇神魔小说，吕熊撰。吕熊字文兆，号逸田，亦称逸田吕叟，江苏昆山人。约生于明崇祯末年，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左右，享年八十有余。年轻时因明王朝灭亡，其父令其学医，不参加科举考试。吕熊极喜爱诗歌、古文与书法，他的朋友称其为人“性情孤冷，举止怪僻”，“文章经济，精奥卓拔”。曾为直隶巡抚于成龙幕僚，参与治河事，又曾南下广东，为广州修郡志。清康熙四十年（1701），吕熊会见江西提刑按察使刘廷玑，提及自己创作小说《女仙外史》的计划，第二年刘廷玑为吕熊提供“适馆授餐”的条件，使他能专心于创作。这部小说最后大约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完稿。除《女仙外史》外，吕熊还撰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志》等作，今俱不传。
《女仙外史》100回。叙明代永乐年间山东蒲台县农民起义领袖唐赛儿事。吕熊在“自叙”中叙述其创作动机是：“夫建文帝君临四载，仁风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熊生于数百年之后，读其书，考其事，不禁心酸发指，故为之作《外史》。”可见小说的宗旨是假借唐赛儿神魔异事来讨伐燕王朱棣，为建文帝鸣不平。小说云天界矢狼星因调戏嫦娥被贬下界为大明燕王朱棣，嫦娥愤而投胎于山东蒲台唐氏之家，即唐赛儿。月宫诸仙也先后前来辅佐。赛儿得天书宝剑，苦练成功，济贫助弱，结识豪杰，准备起事。时，洪武崩，建文帝即位。燕王起兵南下，建文帝僧装出逃，南京陷落，燕王即位。唐赛儿以勤王之名起义，攻陷青州、济南。各路英雄闻讯来归。剑仙聂隐娘、公孙大娘等也下界相助。赛儿率军北上，燕王震惊，欲重礼聘赛儿为正宫，遭拒。几番鏖战，义军逼近北京，与助燕的道人、法师展开了神魔斗法。永乐22年，燕王征漠北车手凯旋途中，赛儿也白日飞升回月宫。
小说情节是史实虚幻并存小说前14回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有关叙述而加以发挥，叙唐赛儿奇异诸事。其後写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族灭方孝孺﹑景清﹑铁铉等建文诸臣，篡位登基数回，又多据史实。以下80回叙唐赛儿起事，集合景﹑铁诸人之後，尊奉建文正统，连拔青﹑登﹑兖诸州，占据中原，对抗燕兵等事，则纯然出於虚构。
《女仙外史》选材命意有其新异之处，并富有浪漫色彩地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独特的巾帼英雄形象，对后世小说如《红楼梦》、《镜花缘》颇有影响。但大旨在于声讨朱棣篡位，而将农民起义仍复纳入封建正统轨道之内，且又将唐赛儿反抗朱棣的斗争，归结为嫦娥与天狼星的夙怨。至於将魔﹑仙﹑佛并称三教，间以仙灵幻化，称兵斗法，则又堕入明代神魔小说旧套，文笔亦不见佳。
《女仙外史》约成书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刊刻于康熙五十年（1711）。原本不传，今存清末坊间石印本。
今有：《女仙外史》，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女仙外史》，齐鲁出版社2008年版；点校本《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话本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26册）1983年1版。
55、《醒世姻缘传》
清代世情长篇白话小说，原名《恶姻缘》。题为“西周生辑著”。据杨复吉《梦阑琐笔》引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鲍以文即鲍廷博，是乾隆年间人，距蒲松龄生活时代较近，并曾代赵起杲刻《聊斋志异》，其言必有根据。同时，《醒世姻缘传》的人物情节，与《聊斋志异》的《江城》、《马介甫》等篇也极为相似；而清抄本《聊斋志异摘抄》所录《魏氏》一篇，即是写《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妖狐假恶鬼行凶”的故事。据此“西周生”可能就是蒲松龄的化名。蒲松龄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四）文言小说别集《聊斋志异》”。
《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部以一个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白话小说。全书共一百回，长达百万字。主要是描写一个冤仇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历史背景是从明代英宗正统年间到宪宗成化以后。头二十二回为前世姻缘，写武城县官僚地主之子晁源射死一只仙狐，又娶娼妓珍哥为妾，纵妾虐妻，以致嫡妻计氏投缳而死。二十三回以后为今世姻缘，地点移至绣江县明水镇；晁源托生为狄希陈，仙狐托生为其妻薛素姐，计氏托生为其妾童寄姐，珍哥托生为妾婢珍珠。珍珠终为寄姐逼死，狄希陈则倍受素姐、寄姐的虐待，而素姐的酷虐尤为异常，她对钬希陈囚禁、针刺、棒打、火烧无所不用其极。后经高僧点明因果，狄希陈诵一万遍《金刚经》，方才解除宿孽。
《醒世姻缘传》的价值，首先在于其中部分故事情节暴露了现实政治的黑暗腐朽。如晁思孝通过行贿，走阉卧门路，得到北通州知州的肥缺，到任之后便大肆贪赃枉法，其子晁源也就借着他的财势，无恶不作。他和妾珍哥逼死计氏后，计家告官，他以大量钱财买通县令衙役，逍遥法外。后来珍哥被判处死刑入狱，他又贿赂典史、在死囚牢中盖起福堂，大摆寿筵。晁源死后，刑房书手张瑞风看上了珍哥，竟在监中放火，烧死另一个妇人，而把珍哥换回家中作妾。这些事情虽然那样骇人听闻，却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
其次，小说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金钱势力的逐渐上升。金钱至上的观念已经在撕裂封建家庭的伦理和感情，所以晁源父子死后，族众就来抢夺财产，素姐怕公公的妾“生了儿子，夺了他的家私”，竟想要阉割公公。金钱至上也渗透到一切社会关系中，作官的污秽狼藉是为了贪财，衙役乡约为非作歹是为了诈财，三姑六婆装神弄鬼是为了骗财，银匠裁缝掺假赚布是为了发财。在社会生活中，也确是“钱能通神”，只要有银子，不论贤愚善恶，都可以弄到官做；也不管罪恶万端，都可以逢凶化吉。所以作者无可奈何地说：“靠山第一是‘财’，第二才数着‘势’。就是‘势’也脱不过要‘财’去结纳。若没了‘财’，这‘势’也是不中用的东西。”
但由于作者世界观的落后，他既站在维护一夫多妻和纲常礼教的立场上，批评这种去“妻虐夫、妾欺正”“阴阳倒置，刚柔失宜，雌鸡报晓”的现象，要求妻要“贤惠”，能“容得妾”；妾应当“老实”，知道“嫡庶”之别；而妻妾都该懂得“夫者，妇之天”，而对丈夫“拿出十分的敬重”。同时，又用佛教因果轮回的迷信思想解释这种“恶姻缘”产生的原因，认为“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演为因果报应。这就使整个故事加重了宣传封建道德观念和因果迷信思想的色彩，而在基本思想倾向上成为腐朽落后的东西。另外，为了正纲常，宣善道，调和阶级矛盾，作者又美化了晁夫人。她鉴于丈夫、儿子的恶果，一心信佛行“善”，不仅扶难解灾，感化别人，自己也得到好报。这就把许多社会罪恶归诸个人的思想根源，减弱了作品暴露封建家庭罪恶的现实意义。
《醒世姻缘传》用山东方言写成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语言流利酣畅，人物口吻毕肖，诙谐幽默，生动有趣。全书围绕着婚姻主线，大量描绘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群像，老少村俏，各具体态；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阔，而且前后照应周到，结构十分严密。这些都表现了小说的艺术成就。是清代长篇小说中优秀之作。胡适曾称赞说：“这是一部十七世纪的写实小说”，又“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他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教育史、经济史的学者，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痛苦、宗教生活的学者，都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徐志摩对小说作者的“写实大手笔”作了艺术的阐发：“你看他一枝笔就像是最新的电影，不但活动，而且有十二分的声色。”“他把中下社会的各色人等的骨髓都挑了出来供我们鉴赏，但他却从不露一点枯涸或竭蹶的神情，永远是他那从容，他那闲暇。”“他是把人情世故看烂透了。他的材料全是平常，全是腐臭，但一经他的演梁，全都变了神奇的了。”“他的画幅几乎和人生的面目有同等的宽广。”张爱玲1955年2月在给胡适的一封长信中写到：“《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
《醒世姻缘传》现存的辛丑十行本现藏大连图书馆藏本（见《大连图书馆藏孤希本明清小说丛刊》第46种）；同德堂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本首都图书馆藏本；另有同治九年刻本，亦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今有：《醒世姻缘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和1994年版，均据同德堂刻本影印；《醒世姻缘传》（美）李国庆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
56、《儿女英雄传》
又名《金玉缘》、《日下新书》，清代长篇白话小说，满族文学家文康著。文康姓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字铁山，一字悔庵，号燕北闲人。约乾隆末年至同治初年在世。文康出生于历代显贵的八旗世家，其祖父勒保历任巡抚、总督而至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充国史馆总裁，兼管理藩院。文康年青时是一个豪放不羁、俊才风发的人物，道光三年（1823）至五年（1825）在理藩院任员外郎，并以提调官和总纂官的身份参与《理藩院则例》的续修工作。道光十九年（1839）至二十二年（1842）再次续修《理藩院则例》时，他又以郎中上行走之衔任提调官与总勘官。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二十三年（1843），任分巡天津河间兵备道，咸丰元年（1851）至三年（1853）任安徽凤阳府通判。后丁忧归里，又特起为驻藏大臣，因病未能赴任，不久病卒。《儿女英雄传》成书于文康晚年。据文康的朋友介绍：文康“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文康晚年块处一室，笔墨今存，因著此书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亲历。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相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廻异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儿女英雄传》通过安学海父子仕途生活，多侧面，多角度地描绘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官场的腐败，黑暗。在作者笔下，整个社会就像不见天日的大地窖一般，令人窒息。可以这样说，由于作者长期混迹官场，对社会的黑暗面接触既多，了解亦深，因而笔触所及，种种丑恶现象变暴露无遗，这也正是小说最有价值之处，然而当他企图为病态的社会开出疗疾的药方时，就不免流于迂腐与空想。这不能不使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成败参半。
书中塑造得最成功，最有艺术生命力的形象是十三妹何玉凤，小说前半部着力刻画十三妹救困扶危，疾恶如仇，轻财重义，智勇兼全的侠女性格。她与安骥相遇在悦来店，救难于能仁寺，虽系萍水相逢，却挺身而出，拔刀相助，那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场面，不仅把小说的情节发展推向高潮，而且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侠女形象，可就活生生地兀立在读者面前。十三妹是我国古典长篇侠女形象的典型，倘若和其他名著中的典型人物相比较，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种任一己之力的济世英雄，本身就不免有空想色彩，而小说后半部更着重写她在安学海的熏陶濡染之下，成为一个行动规矩的贵妇人，这样她的侠义性格非但未得到发展，相反却向着侠女的对立面转化，十三妹性格的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这一切都显示了作者对人的社会活动的批判，均以封建道德为准绳与归宿，无疑是书中人物出现败笔的底蕴所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塑造，如邓九公，张金凤，舅太太等，虽仍不免前述的憾病，但都声容毕肖，栩栩如生，自有个性，各展丰采，为琳琅满目的古典小说人物画廊又增添了一幅幅引人注目的肖像。
这部小说之所以吸引广大读者，还由于在文体形式与语言上有着突出的成就。形式上它以民间说书人的口吻道来，绘声绘色，娓娓动听，且故事性强，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是它艺术上区别于其他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深受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但像《儿女英雄传》那样既可供案头阅读，也可作说书人的唱本，显为鲜见。书中的语言为地道的北京话，且为了展现满足生活的需要，又融入不少满族的日常用语，不但深动地再现了彼时的生活习俗和风貌，而且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语言的生动，幽默，更为人们所称道。
今有：《儿女英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57、《荡寇志》
清代长篇白话小说，又名《结水浒传》，俞万春撰。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俞万春出身于官僚家庭，青年时随父游宦广东，曾亲身参加过镇压瑶民的战事，并立有战功，但一生未曾做官，科举功名也仅为秀才。俞万春后来在杭州行医。鸦片战争时，他曾“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晚年信奉道教，又潜心佛学。俞万春从道光六年（1826）即开始创作《荡寇志》，作者为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不遗余力。据他的家属宣称，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中间凡“三易其稿”，首尾历二十二年。书前有作者之“引言”叙其创作宗旨：“（《水浒传》）这部书既已刊刻行世，在下亦不能禁止他。因想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如今他既妄造伪言，抹杀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可见作者是抱着极端仇视农民起义军的态度，站在与《水浒传》针锋相对的立场来创作这部小说的。
《荡寇志》上接明末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70回本。金圣叹删去了120回本的《水浒传》的后50回，添了个卢俊义的噩梦作为结尾。《荡寇志》第一回开篇便说卢俊义“当夜做了一场凶梦，梦见长人嵇康手执一张弓，把一百单八个好汉都在草地尽数处决，不留一个“。由此展开了”那梁山上一百八个好汉便是如此了结，正应了那年卢俊义之梦”的“荡寇”之志。《荡寇志》的主要情节，是写告休管营提辖（禁军教头）陈希真陈丽卿父女受当朝权奸高俅父子的迫害，受侮不忍的情况下，怒杀了高府的差役，又痛殴了花花太岁高衙内，暗夜弃家亡命。陈希真父女虽然亡命他乡，时时被官府追缉，又有梁山好汉邀其“人火”，但却胸怀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一副报效“天子”的热肠始终不泯，坚决不上梁山“落草为寇”。相反却是忍辱负重，在奔亡途中一路斩杀“草寇”，并昼夜习炼“神功”，结纳忠于朝廷的官军云天彪、刘广、祝永清（《水浒传》中祝家庄的头领）等，结成至亲关系，专与梁山泊的义军作对，以赚杀梁山泊义军的行为来洗刷自己的“犯上”之罪。书中将陈希真父女写成天神降世，陈希真带罪征讨梁山人马，造出盖世无双的“九阳”巨钟，运用所谓的“五雷都箫大法”，使宋江的“贼兵”死伤无数。陈希真的爱女陈丽卿也了不得，冲阵斩将如入无人之境，真个是所向无敌。还有“女诸葛”之称的刘慧娘，也是天神下凡，不仅谋兵驱策，几败梁山“智多星”之妙计，更能制造具有现代战争中攻取皆能的“陷地鬼户”，使梁山义军几遭重创。
《荡寇志》的基调是“尊王灭寇”，全书充斥对农民起义的无端斥责诋毁：将宋江等108位起义英雄污为“盗魁”，“杀人放火”的“贼魁”，书中连篇累赘地肉麻地歌颂封建朝廷和封建官吏，使他们成为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救世主”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不受“强盗”侵犯的“大英雄”了。至于蔡京、童贯等贪官污吏，作者不能尽讳，却异想天开地编造出蔡京、童贯等“奸贼”与宋江等起义者相互勾结串通的故事情节。陈希真、刘广、苟桓等则是忠良的“榜样”：无论受到当道“权奸”的何等欺凌迫害，蒙冤受屈，都不该改变“初衷”，投靠起义阵营；相反，而是要去积极屠杀起义者，用他们的头颅来换取皇上的信用。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一问世，便受到清政府的青睐：作者死之次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南京的清政府官员们就开始酝酿刻印《荡寇志》，以维系摇摇欲坠的“世道人心”。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下南京，清政府官员们逃至苏州，竟把《荡寇志》版片也带去，就在苏州大量印行。此书的初刻本却改署书名为《结水浒传》，这大概是刻书者为了要利用《水浒传》原来的社会影响，以广招徕，诱人购读的缘故。接着，广州的“当道诸公”，也“急以袖珍板刻播是书于乡邑间，以资功惩”。稍后，咸丰七年又另有一个重刻本。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把《荡寇志》当作反革命的宣传品，予以毁版。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同治十年（1871），《荡寇志》又有了大字覆刻本。
当然，作为一部流传久远并未被历史淘汰的长篇小说，自有其艺术上的生命力，例如：书中写陈希真父女受高太尉迫害，弃家出亡，路过风云庄等片断，反动的政治说教没有压倒患难相恤的真情实感，便觉文情交至，颇能动人。书中塑造了陈丽卿、刘慧娘这两个女性形象，一武一文，也颇有个性特征。作者知道一点我国古代的科技知识，又在广东耳闻目接过一些西方的工艺成果，小说在传统的斗武艺、斗法术之外，又穿插进斗器械、斗技术，也算得别开生面。从行文布局、造语设景的写作技巧方面看，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匠意，确实有如鲁迅先生说的“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这部书的大框架搭得比《水浒》好，它不是一个十回又一个十回串起来的，而是写了一场大的战役的全过程。一边是梁山从鼎盛到逐步衰落到灭亡，一边是陈希真、云天彪、张叔夜这些朝廷和地方的势力怎么兴起，怎么慢慢对梁山形成合围剿杀之势。常常是同时几条战线都在打，而方方面面的战况，彼此都有微妙的关联。这在今天的军事小说里不希奇，古典里能在这方面做得好的，此外就好象只有《三国演义》。甚至《水浒》里的一些破绽，也被俞万春利用得很好。如秦明是给宋江设计害死全家，才不得不逼上梁山的。要说对此事秦明一点怨气没有，那也未免不合情理。《荡寇志》就写官军抓住这一条，大搞反间计。梁山马军五虎将里，为什么独独董平的名字在天罡排名里和其他人隔开，孙立那么厉害，为什么却只能在地煞里容身，《荡寇志》都给解说得很圆。
《荡寇志》的最早刊本为咸丰三年（1853）官刻本，又有咸丰七年金陵重刻本；，同治十年（1871），《荡寇志》又有了大字覆刻本；光绪二十二年焕文书局排印本。
今有：《荡寇志》，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荡寇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荡寇志》，珠海出版社2007年版。
58、《包公案》
明代的公案小说，全名为《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又名《龙图公案》、《龙图神断公案》。全书十卷，安遥时编。安遥时生平事迹待考。
《包公案》是一部有关包公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其内容虽不连贯，但包公形象却贯穿全书。与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案》的成书，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也有部分采录自史书、杂记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材料而加以编排敷演成篇的。基本内容是歌颂包公的，写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明。通过他审理的一系列有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类案件，作者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其中有些故事判斩了皇亲国戚，如《黄叶菜》、《狮儿巷》；有的故事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狠毒凶残，如《栽赃》、《鬼推磨》；而《屈杀英才》、《久鳏》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包公案》，是中国古代文学三大公案小说之一，影响较大，其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为后来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所汲取。书中有的故事写得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也较鲜明，但全书文意较差，夹杂了一些因果报应、鬼神梦兆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的内容，可以说思想性、艺术性两皆平平。但就是这些在当时社会上被认定的“非主流”作品，却得以广泛的流行。这并不奇怪，宋元时期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是侠义公案小说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的文化程度、文化心态和文化口味决定着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作品的公众认知度。时至今日，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影视剧目仍然多达几十种。我们完全可以说，包公的故事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反腐倡廉、民众呼唤司法公正的今天，包公形象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版本分繁简两种，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本、四美堂刊本及乾隆丙申重刊本。本书据四美堂刊本为底本，适当参照其他版本校点而成。
今有：《龙图公案》佚名撰，刘世德竺青编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包公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包公案》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包公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包公案》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包公案》王玉杰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59、《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
前者为明代公案小说，又称《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李春芳撰。李春芳，字羲斋，约明万历年间山西人。明中后叶，名为李春芳且声名卓著者有三人：一为江苏兴化李春芳，嘉靖时状元，曾官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一为广东海阳李春芳，弘治间进士，曾官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作为小说《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作者的李春芳与上两人均无关系，其生平事迹不详。
两书皆是以是以海瑞为原型敷演而成的一部公案小说。海瑞生前，他的事迹就以传遍朝野小。民间就有许多关于他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传说。去世后不久，万历年间李春芳就编有公案小说《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共6卷71回。后又编有《海公红袍全传》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悬案迭起，引人入胜，生动地塑了一个刚正清廉、不畏权贵、断案如神、体恤百姓的清官形象，但同历史上的海瑞相去甚远。到了清代有出现《海公小红袍全传〉10卷，42回。作为《海公大红袍全传》的续篇，主要描写海瑞晚年的政治活动。
《海公大红袍全传》现存最早刊本为嘉庆十八年（1813）二经楼刊本，现藏英国博物院图书馆。道光二年（1822）书业堂刊本，道光二十年（1840）聚星堂刊本、经国堂刊本，同治六年（1867）聚盛堂刊本等。
《海公小红袍全传》有文德堂刊本，现藏徐州师院图书馆；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1914年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
今有：《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文德堂刊本为底本，以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及上海昌文本局石印本为主要校本；《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李永祜李文苓校点，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海公案》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
60、《施公案》
晚清公案小说。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清代三大公案小说之一。全书8卷、97回，未著撰人。大约由于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文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现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庆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小说的中心人物施仕纶，实即康熙年间施世纶，字文贤，清汉军镶黄旗人，曾任扬州、江宁知府、漕运总督等官，著有《南堂集》，《清史稿》有传。小说《序》称“采其实事数十条，表而出之，使天下后世知施公之为人，且使为官者知以施公为法也”。但书中许多公案题材和情节，大都出于虚构。
小说从施仕纶作扬州府江都县令写起，到升任通州仓上总督时止。所作之事，不外“审案”和“剿寇”。情节比明代公案小说稍加曲折，断案之外，又有私访遇险之事。书中大小十余案，大都靠托梦显灵、鬼神鉴察来解决，灵怪色彩很浓。剿杀“黄河套水寇”刘六、刘七，恶虎庄的武天虬、濮天雕，手段残忍狠毒，表现了维护忠孝节义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明显倾向。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为侠客黄天霸。黄出身“绿林”，行刺施公被擒，从此“改邪归正”（34回），改名施忠，充当官家的护院和走卒。他与昔日的绿林朋友反目成仇，定计斩决十二寇，逼杀结义兄嫂，邀功请赏。这一人物的塑造，意在使安暴济民的“侠客”和致君泽民的“忠义”结合起来，把“侠客”变成忠于封建统治的奴才和帮凶，从而维护封建帝国利益。但由于《施公案》宣扬“惩恶扬善”思想，并迎合部分市民心理，故产生很大影响。京剧《恶虎村》、《连环套》等数十曲剧目，均与小说《施公案》有关。《施公案》语言通俗，类似口语；但粗糙庸俗，语多不通。鲁迅称其“文意俱拙”（《中国小说史略》）。但善于铺排，则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的特点。
《施公案》标志中国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的合流。它在同治、光绪年间曾续至10集。其后续作品还出现了《三侠五义》、《彭公案》。此外又有《李公案》、《刘公案》、《于公案》、《张公案》等。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而所谓侠客，则“帮助政府”。
《施公案》现存最早刊本道光四年（1824）刊本，另有多种道光年间的刻本。402回，包括部分续书。
今有：《施公案》北京宝文堂1982年据道光四年（1824）刊本重新排印；《施公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施公案》秋谷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施公案》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正续施公案》（上中下）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施公案》齐鲁书社2008年版。
61、《彭公案》
晚清公案小说。清代三大公案小说之一，贪梦道人著。贪梦道人，原名杨挹殿，福建人，号贪梦道人，清咸丰、同治时福建人。生卒年和生平不详，从作品中对北京地理极为熟悉的情况来看，作者似应为北京人或长期客居北京者。除小说《彭公案》外，尚有《永庆升平后传》。《彭公案》共23卷，100回。是继《施公案》、《三侠五义》之后又一部侠义公案小说。
小说主人公彭公彭朋，实为康熙中彭鹏，字奋斯，号无山，一号古愚，福建莆田人，由知县官至巡抚，著有《古愚心言》。彭鹏故事，民间早有流传，大都出于附会，并非事实。小说写彭朋任官时每以“为国尽忠，与民除害”为己任，留心捕盗，“好者劝其改邪归正，不好之贼就地正法”（第40回）他在侠客李七侯、张耀宗、欧阳德等的保护、协助下，除掉了豪强左奎、武文华，镇压了“不服皇帝管”的响马周应龙，查办了大同总兵傅国恩等叛乱事，钦赐“忠臣爱民”匾额。其中并有黄三太在京打虎救驾，钦赐黄马褂；杨香武盗九龙杯；高恒父子寒泉捞印等事，均为邀圣宠，求显名，获官职。侠客之堕落为统治阶级的鹰犬，较之《施公案》表现得更为明显，侠义内容更加薄弱，渐次形成这类小说“贤臣微行，豪杰盗宝”的俗套，而且“字句拙劣，几不成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标志着近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日趋没落。
《彭公案》之后，又有《续彭公案》80回，《再续彭公案》81回。
《彭公案》最早刊本为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
今有：《彭公案》秦克、巩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彭公案》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彭公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正续彭公案》（四册）（清）贪梦道人撰，佚名续作，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62、《三侠五义》三种
包括《七侠五义》、《三侠五义》和《小五义》三种。
《三侠五义》本名《忠烈侠义传》，系清咸丰、同治年间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所述。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号问竹主人。约公元1856年前后（清文宗咸丰中前后）在世，是北方著名之讲唱艺术家，主要在北京书场说唱子弟书，轰动一时，享有盛名二十年。他蔑视权贵，王公招之不至，宁愿活动于市肆间。擅长讲《龙图公案》。石玉昆说书的内容由当时的文良等人笔录下来，称为《龙图耳录》（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印本）。其后“问竹主人”、“入迷道人”对《龙图耳录》加以该编，删去《龙图耳录》中一些“怪力乱神”的内容，定名为《三侠五义》，共一百二十回。至迟在同治十年（1871），《三侠五义》业已成书。问竹主人的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而入迷道人一般被认为是文琳。文琳，字贡三，属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刑部右侍郎卒，时年约七十岁。光绪十五年（1889），著名学者俞樾因小说第一回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于是据史传作了改写，又因书中所述非止三侠，故而改题为《七侠五义》刊行于世。此后有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后续小五义》等，其中以《小五义》较为著名。
《三侠五义》根据旧本中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别出心裁，改编成侠义英雄展昭、白玉堂等人辅佐包拯为民申冤办案，并且平定藩王作乱的故事。全书一百二十回，前二十七回，步步深入地描写了贤臣包拯的事迹；随后的四十回，以御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的“猫鼠”之争为线索，交代了“五鼠”归附包拯的经过以及包拯与侠客们举拔年轻清官、弹劾惩处权奸与贪官的情形；最后五十回，以颜敏巡抚襄阳为中心，由七侠引出王义剪除襄阳王党羽、打探襄阳王阴谋的故事。其中人物描写细腻，情节曲折，富有生活气息。
《小五义》的中心人物已由《三侠五义》中的包公转为包公门生颜查散，而重要的侠义人物，除了前辈“七侠五义”之外，增加了几个晚辈义士，即钻天鼠卢方之子粉面子都卢珍、彻地鼠韩彰义子霹雳鬼韩天锦、穿山鼠徐庆之子山西雁徐良、锦毛鼠白玉堂之侄小专诸白芸生，这四个小义士加上《三侠五义》中原有的人物小义士艾虎，便是“小五义”。《小五义》并不是紧接着《三侠五义》的结尾续写的，它实际上是从《三侠五义》一百回后开始写起，部分内容与前书重出。小说以襄阳王赵珏图谋叛乱为线索，历叙颜查散奉旨巡按襄阳，大印被盗；白玉堂坠铜网而死；众侠义云集襄阳，蒋平找回大印；智化用计，里应外合，收降襄阳王党羽钟雄；破铜网时，颜查散被沈中元劫持，众义士分头寻找，沿路行侠仗义；“小五义”不期而遇，结拜为兄弟；继而沈中元归附颜查散；众义士参悟阵图，分工破阵，不幸误落铜网。故事至此戛然而止，留下无尽悬念，待《续小五义》叙说。
《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版本，光绪初，北京隆福寺街的聚珍堂书店木活字排印《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行世，流传甚广。
今有：《七侠五义》穆公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小五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述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
63、《绿牡丹》
又名《四望亭全传》、《龙潭鲍骆奇书》，清代世情小说，题署“二如亭主人”编。二如亭主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有人以为是明末著名的戏曲作家吴炳。吴炳，字可先，号石渠，晚年又自称“粲花主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今江苏宜兴宜城镇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出任湖北武昌府蒲圻县知县。任上严谨执法，不徇私情，深得民心。后任江西提学副使，不久又调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后来因看不惯官场中的营私舞弊，便托病告归乡里。吴炳回乡以后，居住宜城南门外五云庄的“粲花别墅”，潜心诗文与戏剧创作。崇祯年间，吴炳由大司马陆完学推荐，担任江西提学副使。崇祯皇帝自缢后，吴炳流寓广东。清顺治三年（1646）十月，永明王在广东肇庆即帝位，次年一月，吴炳被授为兵部右侍郎，从至桂林。二月被拜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宰相），仍兼兵部右侍郎的职务。四月，随同永明王至湖南武冈地区。八月二十四日，听说清兵将到，便急忙和永明王一起奔向湖南靖州。当时情势十分危急，永明王命吴炳护送王太子到湖南城步，同往的只有吏部主事侯伟时。到达时，城池已经被清兵占领，稍战即为清兵所俘，囚于衡州湘山寺。吴炳被俘后坚贞不屈，清顺治五年正月十八日，连续绝食7天而亡，年仅54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谥“忠节”，葬宜城南门外山门村石亭埠，后人将他和族侄吴贞毓一道供奉在宜城西庙巷“二忠节祠”内。吴炳也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尤其擅长编剧作曲，造诣精深。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称吴炳、孟称舜、范文若“同为临川派的最伟大的剧作家”。吴炳著有《说易》、《雅俗稽言》、《绝命诗》等，同时，还精心编撰剧本多种，尤以、《画中人》、《西园记》、《情邮记》、《疗妒羹》5个剧本最为著名，后人把这5个戏剧合称《粲花五种》（一名《石渠五种曲》）。其中《绿牡丹》名列《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为越剧保留剧目，久演不衰；《西园记》为昆剧传统剧目之一，并相继与《画中人》搬上银幕。
小说《绿牡丹》以唐武则天时代为背景，叙述将门之子骆宏勋与江湖侠女花碧莲，在剪除武周佞臣及其党羽的过程中，相识相恋，几经挫折，终成眷属的故事。小说以行侠仗义为基调，演述山东“旱地响马”花振芳、江南“江湖水寇”鲍自安集结了一批江湖义士，除暴安良，锄奸扶弱；并辅助宰相狄仁杰起兵，迫使武则天退位、迎庐陵王还国登基，众人蒙受封赏。小说抨击了权势豪强对百姓的欺凌，歌颂了江湖豪侠的侠义行为。故事情节跌宕曲折，极富传奇色彩。文辞也通俗流畅，生动风趣，具有民间文学韵味。人物刻画细腻传神，如鲍自安的老练诙谐、武功超群，花振芳的豪爽耿直、敢作敢为，义仆余谦的疾恶如仇，鲍金花的骄矜好胜，花碧莲的质朴情挚，都个性鲜明。
小说自清代道光年间问世后，广受读者欢迎，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地方剧种都曾取其部分情节改编成戏剧上演，如《大闹桃花坞》、《四望亭》、《嘉兴府》、《龙潭镇》、《扬州擂》、《四杰村》、《巴骆和》等。京剧《宏碧缘》，即以《绿牡丹》为蓝本，加以改编创作而成。
今有：《绿牡丹全传》，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绿牡丹?霞笺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64、《济公传》
清代传奇小说，郭小亭著。作者生平不详。
《济公传》主要讲述济公济困扶危，惩治强梁，与为富不仁者作对的故事。济公（1130年—1209年），原名李修元，南宋高僧，台山永宁村人。他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貌似疯颠。初在杭州灵隐寺出家，后住净慈寺，不受戒律拘束，嗜好酒肉，举止似痴若狂，却是一位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撰有《镌峰语录》10卷，还有很多诗作，主要收录在《净慈寺志》、《台山梵响》中。济公懂医术，为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他好打不平，急人之难，救人之命。他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等种种美德与疯疯癫癫的语言和行为，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因此从从宋代即开始流传的济公传说。并有“天花藏主人”编次，无名氏所作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问世。
小说《济公传》即在上述传说和《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全书二百四十回。由济公降世、十度说起，至三探娘舅、九僧擒韩殿、西天朝佛缴法旨止。叙济公原名李修缘，系“罗汉转世”，二十七岁出家灵隐寺。他不戒酒肉，佯狂似颠，故称济颠。书中集中描述济公出家以后行侠仗义的故事，而对济公的童年生活描写较少。其中：淫贼华云龙盗走相府珠冠，济公三擒华云龙；金山寺八魔炼济颠，太乙真人、长眉罗汉助济公降魔；小西天盗贼狄之昭杀人移祸，狄小霞、谭宗旺错配夫妻，济公点化狄小霞共破小西天；五云阵斗法等情节较为生动。全书的结构较为松散，但由于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济公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本书和《镜花缘》，《封神演义》，《聊斋志异》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四部神鬼仙怪之书。
今有：《济公全传》，中华书局2004年版，以锦章书局石印本为底本；《济公全传》，齐鲁书社2008年版；《济公全传》，穆可点校岳麓书社2002年版；《济公全传》，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济公全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济公全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5、《说岳全传》
清代英雄传奇小说，全称《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20卷，80回。作者钱彩、金丰，生卒年代和生平均不详。岳气故事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南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并成为说话人的重要题材之一。至明中叶以后，权奸当道，国势日危，借以寄寓思良将、恶权臣思想的各种“岳传”便应运而生，先后出现了熊大木的《武穆演义》，邹元标的《精忠全传》等书。这些小说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脱离正史的虚构，一种是一一对照正史的复述，而《说岳全传》则虚实兼而有之，它吸收了许多民间传说，过去的岳传小说，尤其是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的精华而获得空前的成功，其成就和影响都超过了前两类小说。
《说岳全传》把岳飞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统帅的形象。他自小孤贫，而好义结友。岳母在他背上刺字，勉励他“精忠报国”。“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虽死无恨”，是他决心抗金的自白。作者在历史人物岳飞的身上集中了很多优点：他军令森严而待人宽厚，经常以爱国思想教育部下，以致岳家军人人皆知抗敌的目的。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平等待人，团结了不少绿林弟兄，共保宋室。这种设想固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更主要的却是作者顺应时势要求，通过形象描绘，把重视人民抗敌力量的卓越见识赋予了岳飞。这一点，是以往任何一种“岳传”都不曾如此突出地描写过的。该书作者着意描述“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不仅为了安慰屈死在风波亭上的忠魂（见《说岳全传》“自叙”及末回开章诗），还有假借南宋历史教训，宣扬民族意识，悼念明朝爱国志士，谴责汉奸外寇的用意。因此小说在乾隆年间遭到禁毁。
《说岳全传》以《水浒》续书自居，用浓笔重墨描写了不少民间英雄。作者有意把他们的反压迫斗争与岳飞的抗金斗争联合起来，大大歌颂了那种同仇敌忾的正义行为。这不仅曲折反映了明末清初农民义军与地主武装联合抗清的历史现实，也表明当时一部分爱国文人在现实教育下，已经在改变对农民义军的盲目仇恨，开始重视人民的力量。年老的呼延灼力奋双鞭，为国捐躯；杨再兴误走小商河，被射成箭人，壮烈牺牲。许多虚构的梁山后代，如阮小二之子良，关胜之子铃，董平之子芳，张青之子国祥，韩滔之子起龙、起凤等，也都在外敌入侵的新形势下，发扬了梁山固有的战斗精神。作品里还出现了一个李逵式的英雄——牛皋。他曾独闯金营，投递战书，令兀术不得不表示钦佩。然而他却不像岳飞那样愚忠。牛皋敢于其斥徽宗：“那个瘟皇帝，太平无事不用我们，动起刀兵来，就来寻我们替他去厮杀，他却在宫中快活。”当岳飞南归，他力阻不成，后闻岳飞凶讯后，首先发兵复仇；复仇不成，他就重新落草，以示与腐朽朝廷对抗。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对统治者的嘴脸认识得更加清楚。他说：“大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无义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骗，不受招安。”这就一语道破了历来农民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与《水浒后传》精神一致。但大敌当前，他仍然出战，并且说：“我牛皋岂是怕兀术的？就受招安，待我前去杀退了兀术，再回太行山便了。”可见他的抗金，不是为宋主效忠，而是为国家出力。他与统治者联合作战，并非屈辱投降而是一种团结御侮的策略。这些描绘不仅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同时表现出作者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变乱以后，思想认识的提高。至于作品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如兀术的骄横狡诈，顽固自信；秦桧夫妇的阴险毒辣，下流无耻，也都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发指。
但作者在小说中对岳飞形象赋予过多的封建伦理色彩，为要表现他的忠孝仁义，有时竟违背常情。另外，作者把岳飞与强寇权奸的矛盾，归结为大鹏鸟、赤须龙、女土蝠之间的冤冤相报，忽视了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这不但削弱了这场火热的爱国斗争的政治意义，并且宣扬了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小说粗线条描写多，常用口语，情节描写也多有重复，明显地保留着民间话本的痕迹。作品后二十回写群奸受惩，众小英雄在岳雷率领下填捣黄龙，气死匹术，笑死牛皋。这纯粹是人民美好愿望的反映，但是因为缺乏现实依据，而又描写粗糙，终未成功地表现那种浪漫的幻想。
《说岳全传》影响很大，不少有关故事还被写成戏曲在民间流传。像《牛皋扯旨》、《柜中缘》、《挑滑车》等戏都在舞台上获得了长久的生命。
今有：《说岳全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66、《说唐全传》
清代历史演义长篇小说，全称《说唐演义全传》。原书十卷、六十八回，卷首题为“鸳湖渔叟校订”，鸳湖渔叟真实姓名不可考，近人陈汝衡有改写本。　陈汝衡（1900—1989）曲艺理论家。江苏扬州人。早年就读于东南大学，曾在中央大学、暨南大学执教，后任上海戏剧学院讲师、教授。长期从事曲艺史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文言文撰有关说书史的专著《说书小史》，五十年代在此书基础上重写成《说书史话》。1978年后，计划将说书史按断代分集写成专著，但仅完成《宋代说书史》。其他著述还有《说书艺人柳敬亭》、《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杨家将—从民间说唱到戏曲演出》等，另有弹词开篇《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石达开》等多篇。有关曲艺著述，编为《陈汝衡曲艺文选》，于1985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说唐演义全传》从文帝平陈、隋末农民起义写起，一直写到唐王削平群雄、太宗登基；比较明确地揭示了爆发起义的社会根源，再现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动乱时代。和以往任何一种“说唐”不同，它并不遵循正史轨范，而以瓦岗寨好汉的风云聚散为中心。像劫王杠、反山东、取金堤、取瓦岗这些纯粹出自想象的热闹情节，被作者大加渲染，充满了健康的战斗气息。它还痛斥了炀帝的荒淫、宇文氏的凶暴，并不像《隋唐演义》那样故意遮掩这些昏君恶臣的罪过。显然，《全传》作者是把正史与传说揉合起来进行创造的。代表人物有任侠好义秦琼（秦叔宝），少年英雄罗成（历史上的罗士信），粗野，诙谐，憨厚的程咬金（程士节）等。它具有浓厚的民间传说的风味，作品有想像了许多好看的热闹情节，充满了生龙活虎的战斗气氛。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弥漫全书，许多人物形象至今家喻户晓，比较典型地表现了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的演变。
《说唐全传》也和其他一切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那样，有一个被美化了的“真命天子”。拥护李世民与否，成为一切英雄成败的根本条件，和评价他们优劣的绝对标准。所有反对李氏的起义英雄，都被否定。甚至在描写作者比较喜爱的单雄信时，也通过李氏的宽厚与雄信的褊狭分别加以褒贬。
继《说唐全传》之后，又出现《说唐后传》、《说唐三传》、《反唐演义》等续书。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描写忠奸斗争，宣扬功名富贵的思想，在艺术上则模拟远过于创造。至于《万花楼杨包狄演义》、《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则更为平庸。而在道光以后，这类小说更乏新作，风靡一时的已是公案侠义小说了。
今有：《说唐全传》周树德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南年版；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67、《品花宝鉴》
清代狭邪小说，又名《怡情佚史》，全书60回，陈森撰。陈森（约1797～约1870），字少逸，号石函氏，又号采玉山人，清嘉庆、道光时毗陵（今江苏常州）人。陈森年轻时应举不第，后游历名山大川，足迹遍天下，曾流连于声伎场中以自遣，因此熟悉梨园旧事。约于道光十七年（1837），开始创作以优伶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品花宝鉴》。在完成前十五回书稿后，创作暂时中断，不久他又应聘赴广西入巡抚幕僚。约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陈森离广西赴京，旅途中又写成十五回的书稿。抵京应京兆试，再次落第，于是发奋著书，创作了《品花宝鉴》的后三十回，并对先前完成的书稿作了修改。至此，这部六十回的小说终于全部完成，时间约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森在作品自序中曾自叙创作缘起：“及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磈礌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三月而忘倦，略识声容伎艺之妙，与夫性情之贞淫，语言之雅俗，情文之真伪。”。又云：“此书也，固知离经畔道，为著述家所鄙，然其中亦有可取，是在阅者矣。”除《品花宝鉴》外，陈森早年还曾创作过《梅花梦》传奇。
《品花宝鉴》以清代乾隆时期京师朝贵名公的狎优生活为背景，以青年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同性恋为中心线索，描写了所谓“情之正者”与“情之淫者”两种人。以温情软语、风雅缠绵的情调，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王孙公子、城市游民玩弄相公（男优）的行为，表现了对伶人不幸遭遇的同情，人格的尊重。
唐人登科以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已成佳话。作品有崔令钦《教坊记》，孙棨《北里志》等专写妓家故事。明清以来，这类作品更多，如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余怀之的《板桥记》等。但就像鲁迅所云：“若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品花宝鉴》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长篇狭邪小说，也是唯一一部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平等和欣赏的态度对待同性恋，甚至提出“同样好色，不必分男女；好女而不好男，是好淫而呛蒙”同性恋理论主张，这在两百年前，是相当惊世骇俗的。正因为如此，该书在清道光年间被禁毁，也被坊间中国古代九大禁书其中之一，而被士林津津乐道。“好事者竞相传抄，越三年而有刻本”（杨懋建《梦华琐簿》）。
《品花宝鉴》最早的刻本是道光己酉年（1848）幻中幻了斋刊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以及英国伦敦图书馆有藏。后世又有道光复课本、咸丰、光绪刊本及多种石印本。
今有：《品花宝鉴》，尚达翔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品花宝鉴》中华书局2004年版；《品花宝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丁维忠点校《品花宝鉴》丁维忠点校，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68、《花月痕》
清代言情小说，题“眠鹤主人编次”，咸丰戊午年（1858）序，而光绪中始流行。魏子安撰。眠鹤主人是魏秀仁的号。魏秀仁（1818—1873），字伯肫，一字子安、子敦，号眠鹤主人、眠鹤道人、定香主人、咄咄道人、不悔道人、潜山、无思子等，活动于清道光至同治年间，侯官（今福建福州）人。魏秀仁的父亲魏本唐为嘉庆举人，先后任直隶知县与福建、台湾等地的教官。魏秀仁自幼即跟从父亲学习经史，但直到二十八岁才获得秀才身份，并于次年中举。在此之后，他接连三次参加进士考试，均未中。咸丰六年（1856），魏秀仁赴太原为山西巡抚王庆云的幕僚，翌年王庆云升调四川总督，他曾跟随入川，但不久又返回太原，任太原知府保龄家的塾师。其后又再度入川，重为王庆云幕僚，在川期间还曾主讲于成都的芙蓉书院。魏秀仁在川陕等地客居十余年后，于同治初年返回故乡福建，以教书度日，最后在贫病潦倒中去世。除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花月痕》外，还著有《陔南山馆诗抄》、《陔南山馆诗话》与《咄咄录》等三十余种著作，但多未刊行于世。
《花月痕》是继《红楼梦》之后的又一部长篇言情小说。书中描述韦痴珠、刘秋痕和韩荷生、杜采秋这两对才子与妓女的故事，叙述他们晦达升沉的不同遭遇。韦、韩角逐官场，流连妓院。韦风流文采，名倾一时，而怀才不遇，终身潦倒；秋痕也因不得嫁韦，以身殉情。韩则飞黄腾达，累迁官至封侯；采秋终于归韩，亦得一品夫人封号。全书布局巧妙，行文缠绵，文笔细腻、哀艳姜婉。其中刘秋痕，虽堕娼门，但不甘沉沦，以死殉情，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少见的一位身遭侮辱损害而奋力抗争搏斗的妓女形象。作者通过这一穷一达两对人物的描写，寄托了自己的不平和追求。其中关于韦、刘二人的描写，凄婉动人，颇具艺术感染力。这部书中有大量诗词，缠绵悱恻，哀感顽艳，都是香奁体。清末的文人对此很是欣赏，张恨水早期的小说里也常引用这里的诗词。其实正如鲁迅所批评的：“诗词简牍，充塞书中，文饰既繁，情致转晦”，特别是结尾叙韩荷生战绩，杂以妖异之事，“则如情话未央，突来鬼语，尤为通篇芜累”（《中国小说史略》）。此书也是后来鸳蝶派的滥觞，象徐枕亚的《玉梨魂》从小说名字和内容都是学它的。
今有：《花月痕》杜维沫校点，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花月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花月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69、《青楼梦》
清代狭邪小说，原名《绮红小史》，卷首题为“厘峰慕真山人撰”。“厘峰慕真山人”是晚清人俞达的号。余达（？—1884）一名宗骏，字吟香，号慕真山人，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一生功名不遂，怀才不遇，经常出入酒楼妓院，《青楼梦》里的主人公金挹香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他通过这本书来抒写自己的经历和理想。“后欲出离，而世事牵缠，又不能遽去。光绪十年（1884）以风疾卒”（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除《青楼梦》外，尚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吴门百艳图》、《醉红轩诗稿》等。当时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作者，即俞达又名宗骏，字吟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写所谓风流才子的生活向往。
《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属于以狎妓为题材狭邪小说。书名是借着当时较有名声的《红楼梦》来命名的，题材也略同红楼梦，写作方式也有意模仿《红楼梦》。书中描写了一个风流才子金挹香始溺温柔之乡，与36美人（妓女）朝夕往来，后来弃官修道，悟道成仙，又归家度其妻妾，一一了却尘缘，同结风流案。书中的主人公金挹香虽是作者的化身，但内容并非写实，而是作者重在抒发作者的人生理想，即开篇所表白的：“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小说中的描写雷同，诗词盈篇，颇乏生气。
这部小说刻意模仿《红楼梦》，只是把大家闺秀换成娼妓，把情场移于烟巷。金挹香以贾宝玉为模特，挹翠园仿效大观园，三十六美人亦以《红楼梦》中的诸女子谪命名。此三十六美人都是天上仙女降人间，只为了却空缘。《青楼梦》寄托了作者的人生幻灭之感，抒发了感士不遇之情，这对了解封建社会末世的士子心态，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今有：《青楼梦》，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青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青楼梦》，齐鲁书社2008年版；《青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70、《海上花列传》
清末著名狭邪小说亦名《绘图青楼宝鉴》、《绘图海上青楼奇缘》，凡64回。作者“花也怜侬”，即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花也怜侬。松江府（今属上海）人。韩邦庆的父亲官刑部主事，故而他幼年居住于北京。成年后，南归应试，考取秀才，但后来多次参加乡试，均未能一第。曾在豫为幕僚，后旅居上海，并为《申报》撰稿。韩邦庆嗜鸦片，好冶游，与某妓女相狎，长居其妆阁中，为《申报》写稿，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中。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就作于此时。他在该书《例言》中叙其创作宗旨：“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此外，韩邦庆还作有文言小说集《太仙漫稿》，并办过文艺期刊《海上奇书》。
《海上花列传》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首刊于韩邦庆自办文艺半月刊《海上奇书》，34回，未完。后世张爱玲曾将其翻译为国语，命名为《海上花》分为《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两部分。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清末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涉及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链接的社会层面。小说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为主要线索，写他们从农村来到上海后，被生活所迫而堕落的故事。赵朴斋因狎妓招致困顿，沦落至拉洋车为生。二宝则沦为娼妓。赵氏兄妹的遭遇和经历，在上海下层社会生活中，有一定的典型性。书中广泛描写了官僚、名士、商人、买办、纨袴子弟、地痞流氓等人的狎妓生活以及妓女的悲惨遭遇。内容虽以写妓院生活为主，而旁及官场和商界，反映了日益殖民地化的城市上海的部分社会面貌。作者以看似不动声色的笔墨，描写了当时贫富悬殊、贵贱分明的社会生活画面。
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以平实自然的笔法、冷静客观的艺术格调记录了上海崛起之初的点滴印记，被看作是沟通中国小说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是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之作。小说描写了从“台基”、“花烟间”、“幺二”到“长三书寓”各类妓院三十多位青楼女子的日常生活片段，同时还刻画了与她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嫖客，有富豪官绅、文人骚客，也有地痞无赖、车夫小贩，加上老鸨、仆役，小说共涉及一百多人。这些人物在设宴叫局、开灯吸烟、打茶围、吃花酒这些消闲社交活动中体验着繁华与糜烂的都市生活。都市众生的原生态生活通过作者平淡自然的叙述娓娓道来，这种叙述建构在作者“穿插”“藏闪”这种新型的艺术结构的自觉运用上。
摒弃了传统小说一人一事贯穿始终的单一的情节结构，创造性地采用了藏头露尾、或藏或闪的新型结构多线索、多角度、多侧面地表现都市众生的生活图景。用写实代替传奇，用立体的网状结构改变了古典小说平面的链式结构，小说中没有出现整合全篇的主人公及情节主干，以众人、众声、众多的故事与物象取代了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传统，以此表现新兴都市的复杂与丰富，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作者描绘人物性格，刻画人情世态，细腻传神。写妓女亦个个不同，有好有坏，不像《青楼梦》那样将妓女理想化，较近于写实，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特点。
《海上花列传》于光绪二十年（1894）出单行本。
今有：《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海上花列传》金欣祁虹点校，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海上花列传》岳麓书社2009年版。
71、《官场现形记》
晚清谴责小说，署“南亭亭长著”，南亭亭长即李伯元。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字伯元，号南亭亭长，又号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芋香、北园等，江苏武进人。出身官宦世家，三岁时丧父，由做过山东道台的伯父抚养。少年时代即擅长诗文，中第一名秀才，后来几次考举均落榜。其堂伯父为他捐纳了一个府经略的功名，但李伯元却无意于仕进。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上海办《指南报》，后来又主办《游戏报》、《繁华报》。1903年，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诱像小说》半月刊。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开经济特科，李伯元曾被荐举，旋又遭“文字轻佻，接近优伶”的弹劾。李伯元一笑了之，辞不应召。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伯元卒于寓所，年仅四十岁。李伯元是晚清著名的小说家，除著有《官场现形记》外，还有《文明小史》六十回、《中国现在记》十二回、《活地狱》四十二回、《海天鸿雪记》二十回、《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等。
《官场现形记》共五编60回，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并取得社会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小说由30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联缀起来，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太后，下至佐杂小吏等一百多个大小官吏，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们的各种恶行丑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或侵吞公款，贪赃枉法；或卖官鬻爵，大发横财；或名“剿匪”，实则害民；或冒名得官，寡廉鲜耻；或媚外惧洋，奴性十足。作品有如一幅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的百丑图长卷，触及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其表现手法则是现实主义的。《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白话文学史》）。《官场现形记》简直成了惩办贪污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一逮一个着。
在结构安排上，《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相仿，演述一人后即转入下一人，如此蝉联而下。其表现手法亦仿效《儒林外史》并有所发展，充分运用了夸张、漫话式的讽刺手法，往往寥寥几笔，就将人物的音容体态勾勒出来；又善于描写细节，使笔下的人物生动传神，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故其后效仿之作颇多，蔚为大观。
《官场现形记》有光绪癸卯（1903年）上海《世界繁华报》排印本；光绪甲辰（1904年）粤东书局石印本，有注，六编七十六四。全名为《增注绘图官场现形记》；宣统元年（1909年）崇本堂石印本。另外，据阿英《晚清小说史》云：“又有日本知新社光绪三十年（1904年）铅排本，惟著者已易名为日本吉田太郎，显系伪作。”
今有：《官场现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版；《官场现形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官场现形记》，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72、《文明小史》
晚清谴责小说，六十回，李伯元著。李伯元介绍见《官场现形记》。小说自光绪癸卯（1903）五月初一在《绣像小说》创刊号开始连载，至第五十六期刊毕。署“南亭亭长新著”，有“自在山民”评，每一回前配有绣像图画两幅（有一回无图），六十回共配有一百十八幅图。
《文明小史》是晚清著名谴责小说之一。晚清谴责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又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本书以1900年庚子事变后处于动荡、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为背景。广泛深入地描写了西方文明引进中国后被接纳、抵制、扭曲的过程。揭露了清廷官吏的守旧、昏庸，以及假借维新之名图谋升官发财的社会风气。作品视野广大，描写的范围几达大半个中国。除中国各地外，还有日本、美洲；所涉问题广泛：从维新派到守旧党，从官宦到百姓，从内政到外交诸多人物和事件纷至沓来，作者把众多的人物事件贯穿一体，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清末社会的风情图，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文明小史》结构上亦仿《儒林外史》。全书没有固定的主人公，而是以流动的、不断变换的许多人物的故事为主线。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维新运动期间的特定时代面貌，表现了大变革前夜的中国社会现实，体现出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
《文明小史》最初刊于《绣像小说》光绪癸卯（1903）五月初一创刊号；光绪丙午年（1906）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成单行本，但未署作者姓名，原《绣像小说》插图也一概删去。
今有：《文明小史》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书前有阿英《叙引》；《文明小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据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纸型，出版了新一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的《文明小史》，已非初刊时之原貌：删去了一百十八幅插图，删去了自在山民的评语。对书中关于义和团和革命党的不理描述，皆作为糟粕加以删削。
文革后出版《文明小史》，又恢复初刊出时的原貌，有：《文明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文明小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文明小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文明小史》昆仑出版社2011年版。
7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吴趼人著。（其余三部是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吴沃尧（1866—1910），原名宝震，字小允，号茧人，后易为趼人，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故又有笔名“我佛山人”。吴沃尧出身于仕宦世家，但到他父亲一辈已开始没落。吴沃尧的幼年和少年都在佛山度过，光绪九年（1883），十八岁的吴沃尧为生计所迫来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军械局翻译馆当书写生，同时奋力学习古文。光绪二十三年（1897），吴沃尧帮上海的《字林沪报》办副刊《消闲报》，随后又先后编了《采风报》、《奇新报》与《寓言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天，他受聘去汉口担任美国商人办的英文《楚报》编辑，后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吴沃尧出于爱国义愤，毅然辞职返回上海。光绪三十二年（1906），《月月小说》创刊，吴沃尧担任了第一至八期的主编，其后仍任总撰述员。宣统二年（1910）九月，吴沃尧突然喘疾发作，病逝于寓所。吴沃尧是晚清时重要的小说家，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他陆续撰有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新石头记》、《两晋演义》与《上海游骖录》等十七种，此外他还著有小品、戏曲、诗、杂著等其他作品。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计108回，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是吴趼人的代表作。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朝末年的黑暗现实。书中自我介绍说：“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虫蛇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从奔父丧开始，至经商失败为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中法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范围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阔，除官场外，还涉及商场、洋场、科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揭露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以及世态人情都颇为深刻，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可以帮助读者透视晚清社会和封建制度行将灭亡、无可挽救的历史命运。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故事，结构全篇，使读者感到亲切可信，在中国小说史上开了先河。结构上亦非常巧妙：“九死一生”既是全书故事的叙述者，又是全书结构的主干线，同时又运用了倒叙、插叙等方法，将它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全书繁简适宜，浑然一体。小说的得失，鲁迅有一个中肯的评语：“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的谈笔之资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初连载于1903～1905年《新小说》杂志；1906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分册的单行本（每本12回，直到1910年才出齐，共108回）。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八册，一至五册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六册宣统元年（0909）刊，七至八册宣统二年（1910）刊。1933年上海石印本。
今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93年再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74、《痛史》
晚清历史小说，吴研人著。吴研人介绍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痛史》写南宋灭亡，元军入主中原，权奸贾似道卖国求荣，文天祥等忠臣士奋勇抗元的故事。小说忠实地再现了庙堂腥膻、干戈遍地的民族深重灾难，状写元人淫杀之酷，是一部忧伤愤激之作。书中集中刻画了卖国贼似道的形象，他以外戚专擅朝政，瓷威弄权，荒淫无耻，暗与元蒙勾结，终于得到恶贯满盈的下场。小说忠于史实，兼采讲史与侠义小说之长，感情充沛，笔墨酣恣，凛凛有生气。
今有：《痛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痛史樵史演义》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南宋痛史》，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75、《老残游记》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二十回，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至十三回因故中止，后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原署“鸿都百炼生著”。鸿都百炼生为刘鹗的号。刘鹗（1857—1909），原名孟鹏，字云搏，后改名为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别号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刘鹗出身官宦家庭，自幼好学，博览百家，旁及佛典，惟不喜八股。成年后曾在淮安经商，在扬州行医，在上海开设书局，但均未能成功。光绪十四年（1888），赴河南谒见河督吴大澂，投效河工，后又被山东巡抚张曜调往济南治理黄河。因治河有功，被保荐为候补知府待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两湖总督张之洞修筑芦汉铁路，特召刘鹗至武昌，但因受盛宣怀的排挤，辞归京师。同年十月，刘鹗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请修津镇铁路，遭守旧官僚攻击，从此他决意弃官经商。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鹗应英商福公司聘，组建晋丰公司，开采山西矿产，由于与英人签订的合同丧失利权甚巨，遭到世人抨击，被斥为汉奸。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太仓为俄军占据，刘鹗从占领军手中买下储米，赈济灾民。后来刘鹗南归，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在上海筹办五层楼商场、坤兴织布厂，在杭州办铁机织绸厂，在株州办炼钢厂等，但他这些事业都是未成而败，或已成而败。光绪三十四年（1908），刘鹗遭仇家陷害，以私售太仓粟等罪名被捕，流放至新疆，一年后，他因脑溢血死于新疆戍所。除创办实业外，刘鹗还曾从事文学创作，同时又是我国最早发现并认定甲骨文价值的学者，出版有我国最早的甲骨文著作《铁云藏龟》。
《老残游记》这部小说是刘鹗晚年所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未竟作品。小说以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铁英）为主人公，叙写其在中国北方游历期间的见闻和活动，对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官吏的残暴昏庸，百姓的贫困交迫等等，都有所暴露，尤其着重地对那些名为“清官”，实为酷吏的虐民行为进行了有力抨击，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国家危亡现实的强烈忧患意识。小说的艺术成就很高。首先是高超的描写技巧，无论状物、写景，还是叙事，都能历历如绘，如千佛山、大明湖的景致，明湖居说书，桃花山月下夜行等，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其次是它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能用贴切的语言，出色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其三、精巧的结构艺术。小说以游记的形式，以游历为线索，以老残为中心人物，以散文的笔法叙事状物，将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做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小说独特的结构特点。
今有：《老残游记》陈翔鹤校、戴鸿森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98年版；《老残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老残游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76、《孽海花》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题“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东亚病夫”为曾朴的号。曾朴（1872～1935）中国清末民初小说家，出版家。家谱载名为朴华，初字太朴，改字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曾家是常熟望族之一，祖上世代为官。曾朴的父亲曾之撰中年时辞官回到家乡，在明朝御史钱岱“小辋川”基址上，苦心营建达二十年之久。曾朴于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次年赴京参加会试，以墨污考卷出场。其父为了不让曾朴过于难堪，立刻斥资给他捐了个内阁中书。曾朴在京任职期间，交游广阔，豁达不羁，日与同好文友诗酒邀游。但傲岸的曾朴不惯于浮沉宦海，留京几年后，终觉得小京官生涯不足以偿其志，遂愤然出都，脱离宦海经营文化事业，但因资金周转不灵而中辍。后曾入两总督端方幕，仅任财政之案，未见作为。未及一年，端方调任北洋大臣，曾朴捐纳候补知府赴京引见后分发浙江，但因并无奥援，也仅仅充任杭州地方的发审委员与宁波清理绿营官地局会办一类闲曹小吏。辛亥革命前夕，曾朴参加江苏省教育会，与黄炎培、沈信卿辈相往还。光复以后，他当选为江苏省议员，继而先后担任江苏省官产处长、沙田局会办、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在这十几年的宦海生活之中，曾朴严拒加征捐税，力争教育专款，终因反对苏省执政军阀孙传芳呈征亩捐未果而称病请辞。
《孽海花》是近代小说中思想和艺术成就都比较高的一部。《孽海花》的始作者为金天翮，先写了6回寄给曾朴所办小说林书社。曾看后，认为“是一个好题材”，对小说写法提出一些意见。金天翮本是诗人、学者，自觉“究非小说家”，遂与曾朴共同酌定全书60回的回目，改由曾朴续写。曾朴接手后，”一面点窜涂改，一面进行不息，三个月功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分别于光绪三十一、三十二两年，由小说林社在东京印刷出版初集（1至10回）和二集（11至20回）两册，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小说林》杂志创刊后，又继续发表至25回。1927年《真美善》杂志创刊，陆续发表修改后的第20至25回和新写的第26至35回。1928年，真美善书店重版一、二编（20回本）。1931年以后，出版了三集（21至30回），后又将30回合为一册重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印了30回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将31至35回作为附录。作者原与金天翮共拟60回目，末回为”专制国终撄专制祸，自由神还放自由花”。作者手拟的《孽海花》人物名单分旧学时代、丙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海外运动，可见原拟写至庚子后的革命活动为止。但全书没有写完，只写成35回，到甲午战后戊戌变法之前。
《孽海花》是一部谴责小说、又具有历史小说和政治小说的特点说。小说写金（字雯青）中状元后在苏州纳名妓傅彩云为妾；后奉命出使俄、德、奥、荷等国，带傅彩云同往；归国后，金雯青病死北京，傅彩云离开金家，赴上海重操旧业，改名曹梦兰；后又到天津为妓，称赛金花。小说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主线，生动地描写了从同治至光绪30多年间的历史文化的推移和政治社会的变迁，暴露了统治者的腐朽没落，批判了封建的科举制度，讽刺了那些达官名士，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心态；从中可以看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帝党、后党的激烈斗争，在此过程中，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等政治势力的消长演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思想、学术、文化的变化。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封建士大夫的昏庸与堕落。也热情地歌颂了冯子材、刘永福等抗战英雄和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表达了作者反对封建专制，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爱国救亡的思想。全书写了200多个人物，从最高统治者慈禧、光绪，到官场文苑的达官名士，到下层社会的妓女、小厮，涉及朝廷宫闱、官僚客厅、名园文场、烟花妓院直至德国的交际场，俄国虚无党革命等，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阔。
小说中所写之人物，无不有所影射。在具体写作中，作者采用了近代较流行的块状小说结构与传统的网状小说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情节，波澜起伏，曲折感人，井然有序，始终围绕主线，时放时收，东西交错，给人留下就像一朵珠花的感觉。作者又工于细节描写，词采华美，寥寥数笔，就能使人物的神态毕肖，有些人物如金汮、傅彩云、李纯客、大刀王二、夏丽雅等写得颇为生动，故鲁迅称赞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中国小说史略》）。和其他三部谴责小说相比，本书突出的特点是所写大都影射真人真事，书中的人物可以和近代一些名人一一对应，如金汮指洪钧，傅彩云指赛金花，翁叔平指翁同穌，粱超如指梁启超等等，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故此书一出，使当时读者耳目一新，影响很大。《负暄絮语》云：“近来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
今有：《孽海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7年版，系将上海真美善书店1928年重版一、二编和1931年出版的第三集合编，共三十回；《孽海花》，中华书局1962年版，此为增订本，将1927年《真美善》杂志陆续发表的第31至35回作为附录；
《孽海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孽海花》南海出版社2002年版；《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77、《苦社会》
近代世情小说，48回。撰者佚名。书前有“漱石生序”。有人认为作者本人可能就是华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语切，纸上跃然，非凭空结撰者比。”漱石生则是孙玉生的号，近代小说家，著有小说《海上繁华梦》。
《苦社会》是第一部反映中国海外劳工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阮通甫﹑鲁吉园﹑李心纯三人都是知识分子，因生活所迫，出国谋生。小说表面写的是秘鲁的华工，事实上是写在美华工。它反映了在美华工﹑华商生活，揭露了美国政府对华工﹑华商的迫害。，前22回，写他们在国内生活状况﹔23至48回，写主人公在国外的生活﹔35回以後，主要写华商生活。小说通过三个主人公的遭遇，反映在美华工﹑华商的生活真实。阮通甫夫妇在途中即不堪凌辱而死，鲁吉园幸遇友人所救，在轮船上做司帐。李心纯在美经商七﹑八年，“生意却也不小，利息却也不薄”，但在禁约迫害下，只好弃产回国。实际上，这是一部华工﹑华商血泪史。小说用素描手法，真实地描绘了华工在船舱中﹑工棚中受虐待的残酷情景，感人至深，在同类题材小说中，最为深刻。
小说最初于1905年由上海图书集成书局印行，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1980年版。
78、《负曝闲谈》
晚清谴责小说，作者蘧园，即欧阳巨源，生平不详。小说共34回，未完。
《负曝闲谈》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晚清腐败的社会风气和黑暗政治。小说涉及的人物阶层与活动场所较广：人物有士子、佐杂、买办、出洋随员、维新派、官宦子弟、朝廷大臣等；活动场所有公园、烟馆、学堂、集市、戏院、妓院、县府衙门、皇宫朝廷等；地域包括江浙、上海、广州、北京。书中有关上海维新党在妓院谈革命、讲哲学的情节，以及清政府军机处活动和太监王公大臣贪贿弄权的描写，在晚清小说中比较突出，文笔也较爽健灵活，但整个小说缺乏内在的主线，“属于记事率于一人而起，又与其人俱讫”，内容不够协调、统一；艺术描写不够有力，人物形象单薄；有的则夸张失实，缺乏说服力。
《负曝闲谈》最初刊登在《绣像小说》第6至41期（1903～1904）。1933年，北京徐一士将全书分段标点，逐回评考，重载上海《时事新报》。1934年，上海四社出版部印行单行本。
今有：《负曝闲谈》，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据1934年上海四社出版部单行本重印；《负曝闲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负曝闲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负曝闲谈》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79、《洪秀全演义》
近代历史演义，五十四回（未竟）黄小配著。黄小配（1872—1912），名世仲，字小配，号棣荪，别署黄帝嫡裔、禺山世次郎、世次郎、配工、老棣、世界一个人等，清末时广东番禺人。晚清资产阶级革命家，原籍番禺县茭塘司崇文廿四乡大桥乡（现广州市芳村区西塱大桥）。黄小配出生于富豪之家，自幼聪颖好学。二十多岁时因家道中落，遂和兄长赴南洋谋生，后成为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在新加坡创办的《天南新报》的记者。创办《世界公益报》。认识孙中山先生后，他赞成孙中山的革命纲领，积极拥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光绪二十九年（1903）回香港参与《中国日报》的编辑工作，并参与了《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利用报纸这一宣传媒介，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华侨参加革命活动，成为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宣传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参加同盟会，历任同盟会香港分会的交际与庶务。1911年3月，黄小配参加了广州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广东军政府枢密处参议、民团总局局长、军团协会副会长，同时又创办了《新汉日报》。1912年春，广东军政府代理都督陈炯明为排除异己，罗织罪名将黄小配逮捕，并借胡汉民之手将他杀害。他以小说鼓吹民主革命，除《洪秀全演义》外，还著有《宦海升沉录》（又名《袁世凯》）、《廿载繁华梦》、《大马扁》、《宦海升沉录》、《吴三桂演义》、《黄粱梦》、《陈开演义》、《岑春煊》、《五日风声》、《党人碑》与《宦海潮》等十余种小说。
《洪秀全演义》是我国近代小说史上一部重要作品，它是继史学著作《太平天国战史》以后，第一部热情歌颂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作者把太平天国革命这一头绪纷繁、人物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加以概括和剪裁，塑造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并以艺术的笔触，描绘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壮大、衰亡的过程。小说虽以刻画太平天国的历史、人物为主，但写与之对立的清廷，除对所谓“中兴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等有皮里阳秋的嘲讽和贬斥外，一般都比较客观，并无丑化，不失为历史演义中的上乘之作，故自1908年单行本问世以来，产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
《洪秀全演义》是集太平天国的史料、传闻写成的章回历史小说。所写人物都是真人，事实也有实据；有的章回，还特意注明了所据材料或人物传略；有些重要檄文、书信、诗文、碑记也全文照录，不易一字。所以小说既以史料的可靠为支撑，又以情节的生动来吸引读者，写得波澜壮阔，人物众多，史事详实，树立了洪秀全及钱江等正面形象。对于洪秀全其人，也不是一味的拔高，而是歌颂与慨叹并有，从叙事的笔墨中时有作者的微言，但彼时那些污蔑洪秀全的荒谬传闻资料却一概不取，真正致力于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心态矛盾之中来写，反映历史的真实，给读者以历史的真实感和艺术的动态感。即使写到清朝的一些官员，也不一概贬斥，对其正直、爱民的，也不乏褒语。褒贬人物，剖析史事，显出作者卓越的史识。
今有：《洪秀全演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洪秀全演义》王俊年校点，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洪秀全演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洪秀全演义》岳麓书社2011年版。
80、《镜花缘》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李汝珍著。李汝珍（约1763—约1830），字松石，号松石道人，人称北平子，清乾隆至道光间直隶大兴（今北京大兴）人。李汝珍自幼聪颖，博览群书，知识广泛，不仅擅长诗文，而且对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均有所钻研。乾隆四十七年（1782），李汝珍随其兄来至海州（今江苏新海连市），曾从当时的乐理、音韵专家凌廷堪受业。嘉庆六年（1801），李汝珍又曾赴豫东任县丞，治理河水，但终身不达。李汝珍中年时即开始创作《镜花缘》，但直到晚年才定稿成书，原拟写二百回，结果只完成一百回。嘉庆二十三年（1818），李汝珍亲自到苏州监刻这部小说，道光元年（1821）又加以修改再版。在小说的最后一回里，李汝珍对自己的创作及其心情作了介绍：“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心有余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余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小说家言，何关轻重!消磨了十数多年层层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李汝珍学识广博，却未能获取功名，于是他将自己的平生感慨、对社会的看法以及渊博的知识都熔铸在这部小说之中。李汝珍还精通音韵与棋艺，著有《李氏音鉴》与《受子谱》。
作品写唐女皇武则天令百花寒天齐放，众花神不敢违旨，开花后遭到天谴，被谪为一百个女子。而花神领袖百花仙则托生为唐敖女小山。唐敖科举落第，心情沉郁，随妻弟林之洋泛海出游，经舵工多九公向导，历观海外诸国异人异事后入小蓬莱求仙不返。小山思亲心切，出海寻父，却意外地在小蓬莱泣红亭内录得一卷“天书”。回国后恰逢女试，录取百女，实则令被谪花神在人间重聚。众女及第后，拜谒宗师，连日饮宴、赋诗、游戏，尽欢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最后中宗复辟，尊则天为“大圣皇帝”，而则天又下新诏，宣布明年重开女试。在《镜花缘》八至四十回中安排了许多海外奇国，着力描绘了这些国家的奇闻异见，一则以寄寓自己的社会理想，一则以讥弹当代的黑暗现象。这些类似《聊斋志异》中“罗刹海市”的国度，各有自己独特的风习。君子国好让不争，宁可损己，不能损人。大人国民风淳厚，待人宽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体现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而两面国则嫌贫爱富，欺诈成风，一张张亲切的笑脸迎人而来，藏在浩然巾后的本相却狰狞可怕。这正是封建社会虚伪、狡猾的写照。黑齿国人聪慧好学，两个女孩儿大谈音韵，竟然使多九公汗流浃背，可见自幼教育女子的重要。然而白民国却有学究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淑士国假装斯文，酒保竟用“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去询问顾客。把醋当酒的老儒，咬文嚼字，一段日常对话竟连用了五十四个“之”字。这正是作者对儒林中的不学无术、酸腐不堪的学究进行尖刻的讽刺。他反对八股文，主张分科考试，量材录用，使用一技之长者各得其所。这种要求显然适应了社会分工日渐细密的发展趋向。此外作者还写了无肠国的刻薄腌臢，为富不仁，用粪便养活奴婢；毛民国的生性鄙吝，一毛不拔；结胸国的好吃懒做，翼民国的酷好奉承，豕喙国的善于撒谎。就这样，作者在这些虚构的国度里，以酣畅尖刻的笔触，相当生动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和种种恶俗的憎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镜花缘》竭力对一切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自“嫁娶、葬殡、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过侈”，风鉴、卜筮，讲属相、择风水等等迷信风俗的不近人情，都一一予以评论，提出了改革办法。鲁迅赞之为“博物多识之作”（《中国小说史略》）但是罗列现象多，深入揭发少，更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而封建士大夫的气息很重：反八股而不反科举，反对风水迷信却以孝道为本；他的乌托帮思想仍然跳不出儒家范畴，而一切理想的海外乐土上依然有皇帝宰辅，它们的社会结构也依然是封建制度。
要求提高妇女地位是《镜花缘》十分突出的主题思想。这和当时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启蒙思想的抬头是有关系的。作者在四十八回《泣红亭记》里说：“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这多少流露出作者为妇女扬眉吐气的创作动机。所以小说一开始就写“女魁星北半垂景象”，“百花获谴降红尘”的神话，借以说明“今日灵秀”乃在女子的缘故。他要求女子自幼有读书机会，长大了和男子同样参加考试，反对男子垄断文化。因而笔下的一百才女，有的文采惊人，有的深通医理，有的精于数学，有的有胆识，有的有侠肠，一句话，都是些巾帼奇才。他尤其反对缠足、穿耳这些戕害人身的恶习；反对卜婚、娶妾这些强加给妇女的不平待遇；甚至连封建史家、文人一概否定的女皇武则天，对她提高妇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赞扬。这种同情妇女，尊重女权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女儿国”的描写中。这里，“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以治外事”。而封建社会中女子身受的一切摧残都转嫁到男人头上。林之洋入宫缠足的描写，实际是让男人设身处地去体验女子的苦楚。这种朦胧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红楼梦》有相通之处。但《镜花缘》中的女性已经不再是爱情故事中的主角，而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了。在古典小说中，这是破天荒的。然而作者毕竟生活在封建时代，他的观点依然有很多封建色彩。妇女当权，他依然不能接受，武则天和女儿国王，他都不是当正面人物来写的。武则天当政是“心月狐”“错乱阴阳”；徐敬业叛乱失败，作者却深表同情。那些及第的才女也都不曾干预政治，只是陪伴皇帝的雅客罢了。父母包办婚姻，男女授受不亲，这些封建习俗，作者并未反对。由此可见作者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
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更加盛行，作者“于学无所不窥”，深受影响，以致连创作也遵循“小学家”的要求：那些幻想的国家固然大多有前人著述为本，而那些生活细节的描绘也都充满了学术研究的气味。许多地方，议论说教代替了形象刻划。全书一百几十个人物，只有林之洋、多九公粗具轮廓，骆红蕖、廉锦枫有限几个女性稍见特色。其他许多的“才女”，则大多形象苍白，她们实际上仅仅是作者矜才炫学的代言人。作品后半部，竟有二十七回写书画琴棋，医卜韵算，以及酒令、灯谜、双陆、马吊、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大大掩没了现实生活的描写。应当指出，《镜花缘》的艺术价值是并不高的。又因书中的不少幻想，缺乏生活依据，往往夸张失实。例如君子国为贵买贱卖，让他人得利，竟至相打，这就自相矛盾，给人向壁虚造的感觉。对一些反面现象，往往斥骂多而讽刺少，辞意浅露。《镜花缘》的精华主要在前半部，后半部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借小说以夸耀学问和知识。
今有：《镜花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镜花缘》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镜花缘》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镜花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81、《邻女语》
近代轶事小说，署名“忧患余生”著。“忧患余生”乃连梦青的笔名。连梦青，北京人，生卒年不详，与沈虞希及天津《日日新闻》主持人方药雨为友。方药雨根据沈虞希提供的材料，把宫中之事揭诸报端，触怒慈禧，严究泄漏之人，沈虞希遂被害死，连梦青也受此案牵连，便逃到上海，卖文为生。连梦青与《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相熟，《邻女语》原评即出刘鹗之笔。刘鹗撰写《老残游记》一书，原本即为帮助连梦青，刘鹗知其人孤介，不愿受人资助，因此动笔写小说送他，以增加其稿费收入。连梦青小说创作除《邻女语》外，还有为留美学生修改润色的译述稿《商界第一伟人——戈布登轶事》。
《邻女语》是晚清写“庚子事变”题材的重要小说，也是第一部反映义和团运动的作品。小说通过官宦子弟金坚北上见闻与官僚轶事，从侧面反映了八国联军侵华与义和团运动。小说前6回以金坚在庚子事变后北上进京为线索，通过他一路见闻，勾勒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混乱面貌：一方面是田园荒芜，城镇凋敝，人民卖儿鬻女；一方面是封建官僚或竖降旗举家南逃，或以放义赈为幌子，无恶不作。而反帝的义和团，却遭到无情镇压，袁世凯手下的梅都统砍的人头挂满了树林。后6回通过几个官僚在事变中的轶事，暴露了清末政治的腐败，官僚的昏聩无能和投敌卖国行径。如刘提督的闻风而逃，沈道台等的为德军筹粮。小说还通过教案与和议活动等侧面描写，谴责了朝廷君臣唯洋人之命是从的行为。因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闻之于妇女的谈话，所以题为《邻女语》。《邻女语》是谴责晚清政治的小说，它系统而深刻地谴责了晚清政府的腐败，各级官吏的苟且与残暴，而在谴责的同时注意描写挣扎于民间的英雄，表达了对人民饱尝苦难及其反抗斗争的同情及希望，这是它的亮点。但小说中把德国侵略军写得“有情有义”，而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则在“兴妖作怪”。
小说文笔清秀，善于素描，如关于清江浦逃难京官家眷的描写，颇生动传神。但它前6回用第一人称，后6回用第三人称、极不协调。
《邻女语》共12回，未完。初刊于《绣像小说》第6至20期（1903～1904），1913年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今有：《邻女语》，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根据1913年商务印书馆版重新整理；《邻女语》，时代金典出版社2002年版；《邻女语》，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邻女语》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台北：天一出版社1986年版。
附：主要参考书目：
1、《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版。内有：中国通俗小说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附录（本书未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之书目一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编，《晚清小说目》补编，中国通俗小说同书异名通检，中国通俗小说总目音序索引，中国通俗小说总目笔画索引，中国通俗小说总目作者姓名及别号索引）
2、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3、齐裕馄《中国历史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刘世德等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5、石渝昌等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6、“中国小说史丛书”《宋元小说史》、《明代小说史》、《清代小说史》、《晚清小说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26册）
8、《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9、《话本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10、《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
资料来源：上海文艺出版社《古今说海》、《宋人说萃》、《明人百家》、《清人说荟》、《古今说部丛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浙江古籍出版社“中国小说史丛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互联网等。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六）：文史类笔记
1、《西京杂记》
历史琐闻轶事类笔记，称汉代刘歆撰，实为晋代葛洪托名之作。葛洪（284—364），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丹阳句容人，道教理论家，其著作还有《抱朴子》、《神仙传》等西汉的杂史。
《西京杂记》是一部记载西汉历史佚事类笔记。历代指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看，当是杂抄西汉故实和轶闻逸事的荟集之书其所写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内容则包括典制礼仪、天文地理、宫室苑囿、草木虫鱼、奇珍异宝、风俗民情，还包括了诗词曲赋、文论书函和秘闻逸事，采摭丰富，多怪诞不经，不足征信。其中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汉书》诸事，则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另外像人们喜闻乐道的“昭君出塞”、“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匡衡“凿壁借光”等亦皆首出此书，被后人引为典实、成语，对诗词、戏曲、小说的创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西京杂记》版本有一卷本、二卷本和六卷本三个系统：首载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为两卷本；《旧唐书·经籍志》作一卷；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始著录有六卷本。属一卷本的，有《历代小说》本；属于二卷本的，有《抱经堂丛书》、《正觉楼丛刻》、《龙溪精舍丛书》、《闽中丛书》等；属于六卷本的，有孔天胤本、《秦汉图记》、《汉魏丛书》、《稗海》、《津逮秘书》、《学津探源》、《四库全书》、《古今逸史》、《笔记小说大观》等本。后人重新点校本，多以六卷本为基础。
历代重要版本有：1.明万历陕西布政司刊本，六卷；2.明嘉靖沈与文野竹斋刊本。六卷；3.明嘉靖三十一年关中官署刊本，六卷，前有嘉靖三十一年孔天胤序，又称“孔天胤本”；4.汲古阁抄本。六卷；5.明黑格抄本。二卷；6.《稗海》本，六卷；7.《四库全书》本，六卷；8.《四部丛刊》本，六卷；9.《津逮秘书》本，有毛晋序；10.《抱经堂丛书》本，二卷。
今有：《西京杂记》罗根泽注（以孔天胤本为底本），中华书局1961年版；《西京杂记》程毅中点校，中华书局古小说丛刊本，1985年版；《西京杂记》向新阳、刘克任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1991年版；《西京杂记》周天游校注，三秦出版社，长安史记专刊本，2006年版；《西京杂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京杂记》，重庆出版社，古今逸史精编本，2000年版；《新译西京杂记》，曹海东注，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
2、《博物志》
西晋博物类笔记，张华著。志怪小说集。西晋张华（232～300）编撰。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今河北省固安县）。西晋文学家、政治家。西汉留侯张良十六世孙。父亲张平，曹魏时任渔阳太守。张华幼年丧父，亲自牧羊。家贫勤学，“学业优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曹魏末期，因愤世嫉俗而作《鹪鹩赋》，阮籍称其有“王佐之才”，由是声名始著。后经范阳太守鲜于嗣推荐，任太常博士，又迁佐著作郎、长史兼中书郎等职。西晋取代曹魏后，又迁黄门侍郎，吴平，封广武县侯。官至司空，封壮武郡公。晋惠帝时八王之乱中，遭赵王司马伦杀害，夷三族。死后家无余资。
《博物志》分类记载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据晋王嘉《拾遗记》称，张华“好观秘异图纬之书，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所以写成了这部广罗各种奇闻怪异的著作。《博物志》内容多取材於古籍﹐包罗很杂﹐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奇异的草木鱼虫﹑飞禽走兽的描述﹐也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的故事﹐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如所记八月有人浮槎至天河见织女的传闻﹐是有关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原始资料。是《山海经》后，又一部包罗万象的博物类书籍。
张华是位著名的文学家，《博物志》也极富文学色彩：如“八月槎，描绘有人八月乘浮槎至天河见牛郎、织女，展示了天上的星宫景象的神话，充满了美妙的神思遐想；“蜀南多山，弥猴盗妇人”写弥猴以长绳引盗大道上漂亮的女子作妻子，产子还送女家食养，故事亦写得完整生动有趣。这是猿类故事的原型，后来唐传奇中的《补江总白猿传》，《剪灯新话》中的《申阳洞记》等均承此衍传下来。卷十中“千日酒”的故事很有韵味，刘玄石饮千日酒醉死，埋葬三年后始醒，亦充满荒诞的想象。
《博物志》所记山川地理深受《山海经》的影响。如前三卷所记为山川物产，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等，性质大略相当于《山海经》的缩写，内容部分采自古籍，又杂以新的传闻。其中既有五岳，又叙“海外各国”，称五岳为“华、岱、恒、衡、嵩”。张华还精通方术，《博物志》除记有神人、神宫、神像、不死树外，还讲到了方士的活动，宣扬服食导引之法。该书虽没有被收人《道藏》，但历来被道教所重视，其中神仙资料常常为道教研究者所引用。
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明代游潜的《博物志补》均可视为张华的续书。
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称。此书原400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10卷。《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博物志》即为10卷。《博物志》原书已佚，今本《博物志》乃后人搜辑而成。此书有两种版本系统：一种是常见的通行本，收在《广汉魏丛书》、《古今逸史》、《稗海》等丛书中，于十卷中又分三十九目；另一种是黄丕烈刊《土礼居丛书》本，亦作十卷，不分目，次第也和通行本协调，据黄氏说此本系汲古阁影抄宋连江氏刻本，收在《指海》、《龙溪》、《博舍丛书》中，内容与前二书完全相同
今有：《博物志》中华书局1980年版；《穆天子传神异经十洲记博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版；《博物志新译》祝鸿杰译注，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古今注》
西晋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卷，，崔豹撰。崔豹，字正熊，一作正能，惠帝时官至太傅。此书是一部对古代和当时各类事物进行解说诠释的著作。其具体内容，可以从它的八个分类略知大概。卷上：舆服一，都邑二；卷中：音乐三，鸟兽四，鱼虫五；卷下：草木六，杂注七，问答释义八。它对我们了解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古代典章制度和习俗，有一定帮助。如舆服类对“銮铃”解说颇为具体，可与《礼记·曲礼》的“行前朱雀尔后玄武“的注疏参照。又如“都邑”类的“杨沟”条：“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又曰羊沟，谓羊喜触墙垣，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这两种解释，常为后人引用，《辞海》、《词源》中关于“杨沟”解释即采用此说。唐宋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册府元龟》《玉海》，皆从《古今注》中采集材料。但《古今注》中也有某些解释不尽合理，带有一定随意性。
《古今注》今传宋刻本为三卷。据宋人李焘的跋语和《旧唐书·经籍志》，今有四卷本和五卷本，以宋嘉定本为最佳。存世较早的版本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吴琯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皆为明代丛书本，单行本有芝秀堂刻本，今《四部丛刊》本即据芝秀堂刻本影印。另有《顾氏文房小说》影印本。
今有：《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据《四部丛刊》本即芝秀堂刻本影印；《古今注·中华古今注·封氏闻见记·资暇集·刊误·苏氏演义·兼明书》，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荆楚岁时记》
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笔记，一卷，梁代宗懔撰。
宗懔（约501～565），祖籍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八世祖宗承迁居江陵，到宗懔这一代已经200多年了，故以楚人自居。其余行迹、生卒皆不详。
《荆楚岁时记》是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一部专门记载古代岁时节令的专著。全书37篇，记载了自元旦至除夕的24节令和时俗，涉及民俗和门神、木版年画、木雕、绘画、土牛、彩塑、剪纸、镂金箔、首饰、彩蛋画、印染、刺绣等民间工艺美术以及乐舞等，这些民俗、民间工艺美术传自远古，延续后世。《荆楚岁时记》既是对荆楚地区岁时活动的记录，也是作者对自身及其家族亲历社会生活的记录。如其中“端午节”条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并自注云：“按：宗测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炙有验。”宗测是宗承之后第五代孙，为宗懔曾祖父辈。无疑此是宗氏家中口耳相传的轶事，并被历代沿袭承用。由宗氏发明的端午悬挂人形艾的习俗，到后世演变成悬挂艾人，又将艾人附会为道教的张天师，风行全国。
《荆楚岁时记》成书以后，促进了岁时节令文化的交流。在宗懔之后不久，隋代杜公瞻就为宗懔书作注。注中引用经典俗传计68部80余条，说明各种风俗的来源，偶尔也记载北方的节令时俗，有意识地南北风俗进行比较，从而使南北朝后期中国南北方的岁时风俗荟萃于一书之中。此后，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和杜公瞻的《荆楚岁时记注》一起流传，人们习惯上仍将其称作《荆楚岁时记》，对中国岁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原本只是荆楚地区地方性的节俗，正是通过《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进而成为流行全国的岁时节日.《荆楚岁时记》中的不少故事广为流传，对民间文学、传统文艺有着较广泛的影响。传统戏剧、说唱文学常引用或改编其中的典故。比如，戏曲剧目《天河配》（别名《牛郎织女》、《七月七》、《七夕巧配》）即取材于《荆楚岁时记》，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有很多工艺美术作品等也取材于此书的人物和故事。荆楚地区的岁时文化也就对中国岁时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荆楚岁时记》一书亦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尤其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诸国。一般认为，早在奈良时代初期，《荆楚岁时记》就已传到日本。在成书于宇多天皇的宽平三年（891年）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就载有“《荆楚岁时记》一卷”。稍后成书的惟宗公方《本朝月令》一书中，曾多处引到《荆楚岁时记》，如“五月五日节会事”条，就引有五彩丝系臂为长命缕等习俗。《本朝月令》一书是日本学者记载当时岁时习俗的专门著作，其之所以引用《荆楚岁时记》，是用以说明当时岁时习俗的源流，说明日本正是以《荆楚岁时记》作为岁时习俗的典范来学习仿效。实际上，《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许多岁时习俗都在日本流传。如《荆楚岁时记》载元日门前系苇索立松柏枝驱邪，现在日本正月挂在门上的“门松”与“注连绳”据说就是由其演变而来。《荆楚岁时记》所载元日饮屠苏酒俗，自平安时代流行于日本宫廷，后扩散到民间，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韩国，端午节像《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那样，挂艾蒿、吃粽子、赛龙舟，他们把宗懔的家乡视作中国岁时文化的故乡，上世纪90年代，曾特意派人到中国湖北江陵来考察端午习俗。在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鲜时期，还都出现过仿效《荆楚岁时记》体例撰写的岁时著作，如《日本岁时记》、《东国岁时记》，并引述《荆楚岁时记》来说明本国一些岁时习俗与中国岁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荆楚岁时记》通行本有明刻“广汉魏丛书”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宝颜堂秘籍》本、四库文津阁本等十余种版本。
今有：《荆楚岁时记》，高时显吴汝霖辑校，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91年版；《荆楚岁时记》，姜彦稚辑校，岳麓书社1986年版：《荆楚岁时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荆楚岁时记研究》，萧放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洛阳伽蓝记》
北魏时代记载洛阳寺庙盛衰的历史和人物故实类笔记。北魏杨衒之著。杨衒之，元魏北平（河北满城）人。史通及晁公武之读书志中误作羊炫之。博学能文，精通佛教经典。曾任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职，其余不详。“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刘宋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炽，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仅北魏都城洛阳，城内外就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更迭，洛阳陷于兵燹，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也迁到了邺。东魏武定五年（547），杨衒之因公务冲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忘、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洛阳伽蓝记》共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之东南西北五个区域。其中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以史家的态度、文学的手法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其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推崇。文笔简洁清秀，叙事繁而不乱，骈中有散，颇具特色。在结构上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典籍“合本子注”之体，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有条不紊。颇受历代文史专家推重，与郦道元的《水经注》并称“北朝文学双璧”。
今有：《洛阳伽蓝记校注》，范详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洛阳伽蓝记》，刘卫东选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洛阳伽蓝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年版；《洛阳伽蓝记校释》，周祖谟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洛阳伽蓝记校注》，范祥雍：台北，华正书局1970年版；《重刊洛阳伽蓝记》，徐高阮校注，台北中央研究院1972年版；《洛阳伽蓝记钩沈》，唐晏校注，台北，广文书局1981年版。
6、《颜氏家训》
南北朝时期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杂记类笔记。七卷，北朝颜之推撰。颜之推（531～591以后），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归之愿未遂，即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正由于颜之推“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入隋以后，便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业之业”的宗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他是当时最博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学问，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后人颇有影响。颜之推一生，历仕四朝，“三为亡国之人”，饱尝离乱之苦，深怀忐忑之虑。曾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自己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以及“予一生而三化”的无可奈何情状，作了痛苦流涕的陈述，且悔恨道：“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民，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颜氏家训》七卷，二十篇，《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影响很大。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调教育体系应与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内容切实，语言流畅，具有一种独特的朴实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直斋书录题解》）。
《颜氏家训》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他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认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只会讲求衣履服饰，一旦遭了乱离，除转死沟壑，别无他路可走。对于北朝士族的腆颜媚敌，他也深致不满。且往往通过插叙自身见闻，寥寥数语，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写得淋漓尽致。因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光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思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围（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颜氏家训》一书不仅对当时诸如“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等多方面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其《文章》篇，通过论述南北朝时的作家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文学主张。颜之推很重视文学。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包括学问、口辩、作文等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对于文学的功用，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他也肯定文学具有愉悦耳目、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
《颜氏家训》在唐代即有钞本流传，宋代有淳熙台州公库本，今所见者，系元廉台山氏补修重印本。另有海昌沈氏静石楼藏影宋钞本及秦曼君校宋本，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董正功续家训本，罗春本，傅太平本，、颜嗣慎本，程荣汉魏丛书本，胡文焕格致丛书本，何允中汉魏丛书本，朱轼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本，黄叔琳颜氏家训节钞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屏山聂氏汗青簃刊本。
今有：王利器撰有《颜氏家训集解》，并附各本序跋、颜氏传及其全部佚文，迄今为止，最为完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一版；《颜氏家训》余正平梁明译注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颜氏家训》四部备要本，第五十五册，中华书局1957年版；《颜氏家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颜氏家训》檀作文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颜氏家训》北京燕山出版社年版。
7、《朝野佥载》
一部记载唐代琐闻轶事的笔记，张鷟著。张鷟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四）文言小说别集《游仙窟》。《朝野佥载》为作者耳闻目睹的社会札记，内容十分广泛，记述了唐代前期朝野遗事轶闻，尤以武后朝事迹为主。书中反映了当时有关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社会风尚、传闻逸事，也站在反对派的角度对武后朝的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酷吏横暴、民生疾苦有所揭露，暴露了”贿货纵横，赃物狼藉”的现实世相。因属时人记时事，所载内容，多为第一手资料，所以颇有参考价值，为《太平广记》、《资治通鉴》以及后世治唐史者广为引用。但因作者纪事好追求谐噱，间有鬼神怪异，琐语琐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文献价值，为后人所诟病，如洪迈《容斋续笔》卷12就说：“《佥载》记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作者死于开元年间，书中载开元以后唐敬宗、宣宗时事，当为后人增入。
《新唐书》、《宋史》均著录《朝野佥载》为20卷，另有《补遗》3卷。尤袤《遂初堂书目》疑《补遗》乃后人附益，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文。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推测《佥载》亡于明代，今所存者是明人辑本。此书明代以后流行有1卷本和6卷本，《说郛》、《历代小史》、《古今说海》、《畿辅丛书》等本为1卷本系统；《宝颜堂秘笈》、《丛书集成》等本为6卷本系统。
今有：《朝野佥载》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朝野佥载》赵守俨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版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又从《太平广记》、《通鉴考异》等书中辑出近百条遗文，作为“补辑”附印，较胜于旧本；《朝野佥载》唐宋史笔记丛书，中华书局2004年版；《朝野佥载隋唐嘉话》袁宪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8、《封氏闻见记》
唐代考据辨证类笔记，封演著。封演（生卒年不详），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天宝中为太学诸生，十五载（756）登进士第。至德後为相卫节度使薛蒿从事，检校屯田郎中。大历七、八年间（772-773）曾权邢州刺史。八年薛蒿卒，复佐其子。大历十年随其子投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从事。承嗣卒，继佐其子田悦。建中三年（782）田悦称王，伪署司刑侍郎。贞元中仍在魏博佐田氏，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十六年（800）尚在世，约卒贞元末。封演除《封氏闻见记》外，另有《古今年号录》一卷、《续钱谱》一卷，皆佚。
《封氏闻见记》为研究唐代社会和文学的重要历史资料。今本十卷。前六卷记述掌故、考证名物；七八两卷多记古迹，附以杂论；后两卷则专述唐代士大夫的遗事轶闻。全书编排也极有条理，凡一百门，皆两字为题，如道教、儒教、文字、贡举等等。所涉及范围很广，既有科举、铨选等政治制度，又有壁记、烧尾等官场习俗，也有婚仪、服饰、饮食、打球、拔河、绳技等社会生活，此外还有碑碣、羊虎、纸钱、石鼓等名物的讲说，缘此常为研究唐代文化之所取材。在流传至今的唐人笔记中，《封氏闻见记》享有很高的声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语必征实”、“源委详明”。
《封氏闻见记》的版本《雅雨堂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封氏闻见记》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该版以《雅雨堂丛书》本为底本，并补佚文，较为精善。2005年再版。
9、《唐国史补》
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三卷。李肇著。李肇，约唐宪宗元和（813）前后在世，字号、里居、生卒年均不详，在世。累官尚书左司郎中，迁左补阙，入翰林为学士。元和中，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监。据《国史补》卷首作者自序，本书成于穆宗朝，作者时为尚书左司郎中，系续刘餗《传记》（即《隋唐嘉话》）而作，连卷数也同于刘书，不过比刘书少讲些怪异，多讲些史实习俗。除《国史补》外，尚著有《翰林志》一卷，并传于世。
《国史补》共记事308条，其中上卷、中卷各103条，下卷102条，所记均是宣宗开元年间到穆宗长庆年间轶事琐闻。每条全用五个字标题，如“李白脱靴事”、“张旭得笔法”、“王摩诘辨画”等。上、中卷记事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下卷则杂记各类典故制度。所记大致有：（1）唐代官场中的一些制度和习俗，如宰相沙堤、火城、堂案、堂帖等，还有官场中的称谓，使职的设立及名目。（2）科举制度方面的典故、轶闻，后均被王定保收入《唐摭言》中。（3）官吏、名人的轶闻，如韩愈登华山、李白脱靴等，这一类所占比例最大。（4）社会风俗，如京城尚牡丹，一本有直数万者，流俗重碑志，以重价求文，以及达官争娶士族女等。（5）各地产物，如酒、茶、纸的名品和产地。（6）流行的游戏，如长行、双陆、弹棋、围棋、博戏等。（7）工商业情况，如长安药商宋清、扬州王四舅、俞大娘航船以及安南、广州的外国船等。作者在序中说他编这部书不谈鬼神、报应、梦卜等等，而要“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谈笑”，不过书中仍有少量像“淮水无支祁”、“乌鬼报王稹”等谈怪异、言报应的故事，但大多数皆为唐代人物传说、典故风俗等种种记载，对全面了解唐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且十分特殊的功用和价值。《太平广记》征引此书达133处之多。其中“唐衢痛哭”和“怀素笔冢”还被后人引为典故；李勉开脱的囚犯反以怨报德的故事也被明代冯梦龙改编成《醒世恒言》中的“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国史补》的传世单刻本有明汲古阁刊影宋本，丛书本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得月簃丛书》、《笔记小说大观》等，一卷节本有《唐宋丛书》、《说郛》、《唐人说荟》、《唐代丛书》等。
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学津讨原》本标点排印，收入”中国文学参考小丛书”。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用古典文学出版社本重印。
10、《苏氏演义》
唐代考据辨证类笔记，苏鹗撰。苏鹗，字德祥，武功人，家居杜阳川上，约唐昭宗大顺初（890）前后在世。光启中，（公元八八六年）登进士第。其余均不详。著有演义二卷，杜阳杂编三卷传于世。
《苏氏演义》是一部考究经传、订正名物、解释词语、辩证謬讹的笔记。原书十卷，今仅存二卷，系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由于《永乐大典》误将崔豹《古今注》部分内容刻入《苏氏演义》之中，所以今本《苏氏演义》有些条目与《古今注》相同，但可取材料仍然不少，如卷下叙使臣所持之“节”的沿革，结合文字训诂加以解说，极为详明，可供研究古代名物制度作为参考。另外，像阐释“狼狈”、“滑稽”、“喽啰”、“龙钟”等，也都言之成理，为后代字书所引用。叙述《玉台新咏》所载的曹植代刘勋妻王氏所作的诗中“千里不泻井，况及昔所奉”两句，也较李匡乂《资暇集》所叙为详。
《苏氏演义》的通行本有《艺海珠尘》本和《函海》本，以《艺海珠尘》为好。
今有：《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资暇集苏氏演义中华古今注》，上海书店丛书集成初编本。
11、《资暇集》
又作《资暇录》，三卷，唐代考据辨证类笔记，李匡乂撰。旧本或题李济翁，盖宋刻本避宋太祖赵匡胤讳，以其字署之。李匡乂，又作李匡文，晚唐人，字济翁，宰相李夷简子，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初（806），初任洛阳主簿兼图谱官。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李匡乂在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年间曾任漳州刺史、房州刺史。僖宗幸蜀，李匡文随至成都。昭宗时先后任太子宾客、贺州刺史、宗正少卿、宗正卿。寻卒，年约八十多岁。著述除《资暇录》外，尚有《唐皇室维城录》、《十代镯疑史目》、《汉后隋前瞬贯图》、《两汉至唐年纪》等凡十二种。
《资暇录》上卷多纠正俗说之謬，如“李”字，除水果名、地名、姓氏之外，更无别义，《左传》“行李之往来”乃错字；又如“挽歌”始于春秋；“押衙”应作“押牙”等。下卷多谈物品，如记毕罗、琴甲、茶托子、书题签、席帽、承床等，都有益于考据。此外像论证《文选》五臣注尽出于李善之注反排斥李善之说等，亦有新意。书中虽有一些误解、谬说，为宋人所驳斥，但就全书而言，还是有价值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价值云：“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谈原，下篇本物。全书均考证之文….谓《论语》宰子昼寝作画寝，乃梁武帝之说；伤人乎不问马，不字断句，乃经典释文之说，均不始於韩愈笔解；谓五臣注《文选》窃据李善之本；谓韩愈《讳辨》误以杜度为名；谓有母之人不可称舅氏为渭阳；谓作《诗疏》之陆玑名从玉傍，非士衡；谓万几字讹作机由汉王嘉封事；谓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阁下之别，竹甲题签、门杖之始，皆引证分明，足为典据”。
版本有：《资暇集》三卷，清嘉庆谢氏授经图屋抄本；《新刻資暇集》三卷，清抄本，佚名録，清勞格校并跋；《资暇集》三卷，明胡氏文会堂刻格致丛书本，王国维校并跋；
丛书本：《说郛》本资暇集》三卷，明陶宗仪编，明·钮氏世学楼抄本，清顺治三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百家名书一百三种》本《新刻资暇集》三卷，明胡文焕编，万历胡氏文会堂刻本清方功惠跋；《百川学海》本，《资暇録》一卷，明吴永编；《学海类编》本，《资暇集》三卷，清曹溶编，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活字印本；《墨海金壶》本，《资暇集》三卷　，清张海鹏编，清嘉庆十三年至十六年张海鹏刻本。
今有：《资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依“顾氏文房小说本”涵芬楼影明本为底本，校以“钦定四库全书”本；《资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丛书集成初编”本，1988年版。
12、《大唐新语》
又名《唐新语》、《大唐世说新语》、《唐世说新语》、《世说》、《大唐新话》等，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刘肃著。刘肃，宪宗元和时人。生卒年、籍贯、字号均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说他是“元和中江都主簿”。此书有元和二年（807）自序，署衔为“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
该书记载唐代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起自唐初，迄于代宗大历年间，多取材于《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书。体例则仿《世说新语》，分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清廉﹑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容恕﹑知微﹑聪敏﹑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褒锡﹑惩戒﹑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禅等30门类﹑13卷。书后有总论一篇，表明作者的意图是以前事为鉴戒。此书以记言为主，但皆因事而记，可由此窥知高祖至代宗朝政治事件和社会风尚，其中有些记载较两《唐书》为胜，还有一些地方可补两《唐书》的缺漏：（1）有一些为两《唐书》未载的重要人物事迹，如李渊起兵太原后，李靖在长安捕杀李渊亲族，李渊克长安后欲杀之，临刑赦免，后李靖任岐州刺史时，被诬告谋反，赖某御史解救，而两《唐书》李靖传皆失载。（2）有不少两《唐书》无传的官吏的事迹，赖此书得以流传。（3）有些不见于两《唐书》的疏奏、弹文、手诏、榜文的片段，赖此书保存下来。（4）书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诗文的材料，尤其是“文章”门，录存初唐及开元初人所作诗歌多首，并叙其本事，间载时人评论，为后来编集和研究唐诗者所取材。如叙述玄宗命张说、徐坚、韦述等辑录《初学记》的经过。使我们得知古代类书是为了作文速成、取材方便而辑撰，也使我们了解《初学记》比前代类书在编排、体例上的优长。另外，像张说对杨炯“耻居王后，愧在卢前”自白的评语，也也首建于该书。
《大唐新语》有明嘉靖潘玄度刻本﹑及明人抄本残卷刻本，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恢复原名；《四库全书》文津阁写本；《稗海》本。以《稗海》本较为通行。
今有：《大唐新语》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大唐新语》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4年版。该本以《稗海》本为底本，以明代嘉靖潘玄度刻本﹑《四库全书》本等对校，末附佚文及有关序跋；《大唐新语译注》何正平、王德明等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大唐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2000年版。
13、《因话录》
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赵璘著。赵璘，字泽章。平原（今属山东）人生卒年不详。大和八年（834）进士及第。开成三年（838）博学鸿词登科，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后官衢州刺史。由于赵璘是唐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关中贵族柳氏的外孙，家世显赫，多识朝廷典故，故所记多为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
《因话录》共6卷，分为5部，所记皆唐代事。以音乐“宫商角徵羽”分卷：卷一“宫部“为君，记帝王；卷二、卷三“商部”为臣，记公卿；卷四“角部”为人，记不仕者，并附以谐戏；卷五“徵部”为事，多记典故；卷六“羽部”为物，记无所归附的见闻杂事。在唐人笔记中，《因话录》涉及的方面较广。如卷五谈御史台故实，极为详细，又叙高宗时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武后朝御史台有左右肃政称号，均可以印证《唐书》中有关官制的记载。书中叙及元和以后文坛情况（卷三）以及文淑僧讲经（卷四）、女优弄假官戏（卷一）等事，都可供治文学史、戏曲史者参考。该书文字比较浅近通俗，也是一大特点。但其中也有失实之处，如卷一记刘禹锡除播州刺史一条，其细节就与当时事实有出入，为司马光《通鉴考异》所指摘。
《因话录》通行本有《唐宋丛书本》，仅一卷，不全；《稗乘》本，三卷；《稗海》本六卷（与《稗乘》三卷本同），《宝颜堂秘笈》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因话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教坊记》
唐代记述唐代教坊制度和轶闻的笔记，1卷。崔令钦撰。崔令钦，生卒年不详，唐博陵（今定州）人。玄宗开元年间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官终国子司业。
教坊是古代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唐代开始设置，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唱、舞蹈、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它是唐代宫廷乐伎聚居之地。教坊乐伎大多是女子，演出歌舞和乐曲，为皇家宫廷服务。《教坊记》系撰者为左金吾（掌东城戒备防务的主官）仓曹参军时，教坊中下属官吏为其所述的教坊故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主要记述了开元年间教坊制度、有关轶事及乐曲的内容和起源。开始部分记述乐伎日常生活以及学艺和演出情况，中间列出325首曲名，包括《献天花》、《和风柳》、《美唐风》等大曲46个，一般曲目278个，最后还说明若干乐曲和歌舞的来源，是研究盛唐音乐、诗歌的重要资料。宋代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开元中教坊特盛，令钦记之，率皆鄙俗，非有益于正乐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有同感，却又看到本书后记谆谆于声色之亡国，意在示戒，其风旨有中取者，同时特别指出书中所列曲调名足为词家考证。
《教坊记》最早刻本为南宋《类说》本，曾慥编。另有《说郛》百卷本，元陶宗仪编；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俨山书院及青藜馆原刻本；明嘉靖间（1522—1566）陆楫本；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古今逸史》收录本明弘治间（1488一1505）郁文博补足百卷本；明末陶珽校订一百二十卷抄本；明崇祯间（1628—1644）；《续百川学海》本清顺治三年（1646）重印121卷本；《唐人说荟》本，清陈莲塘编，乾隆五十七年（1792）原刻本，清嘉庆、光绪间（1796—1908）重刻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清道光元年（1821）酉山堂复明刻本；民国四年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涵芬楼据明本排印本；《古今说海》本；《五朝小说大观》收录本；《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收录本；《香艳丛书》收录本，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图书公司铅印。今存较早善本为明钞《说郛》本与《古今说海》本。
今有：《教坊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用宋刻补足明刻景印本；《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收录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刊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录本，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教坊记笺订》，任半塘笺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教坊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2000年版。
15、《北里志》
唐代反映京城歌妓生活的笔记。孙棨撰。孙棨，字文威，自号无为，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龙纪中和（889）前后在世。曾官侍御史及中书舍人。一说曾为翰林学士，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以为此说不可信。著有《北里志》一卷，写成于中和四年（884）。
《北里志》记载中和以前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北平康里的歌妓生活，故名《北里志》。记大中进士游侠平康事。孙光宪以为棨意在讥当时宰相卢杞。书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少数条目也反映了歌妓们的痛苦和对爱情的追求，并保存了一些文士和歌妓的诗歌作品，为后来编集唐诗者所采录。
《北里志》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载娼妓的专著。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市井妓女这一历史群体发展的整体特点，以及市井妓业逐渐成为一门行业所反映出的历史内涵，以及它在整个唐代社会及由唐入宋的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如“东回三曲”一则所记妓女的级别、来源、老鸨与妓女的关系、妓女的生活起居等，可供“中国娼妓史”和“中国社会史”提供原始资料：“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筋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
16、《酉阳杂俎》
唐代名物民俗、轶事、志怪综合类笔记，段成式著。20卷，续集10卷。段成式（803～863），唐代小说家﹑骈文家。字柯古，其父段文昌官至宰相，段成式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累迁至吉州刺史，终太常少卿。与李商隐﹑温庭筠均长於以四六体写章奏等公文，因三人排行均为第十六，时号“三十六体”。也能诗，但无甚特色。《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段成式《庐陵官下记》2卷，已佚，《说郛》辑得佚文60馀则。《全唐文》收其文16篇，《全唐诗》存其诗1卷及联句多篇。所著以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最著名。
《酉阳杂俎》，酉阳，即小酉山（在今湖南沅陵），相传山下有石穴，中藏书千卷，梁元帝赋中有“访酉阳之逸典”语。《新唐书·段成式传》称段成式“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因而以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酉阳杂俎》内容又广泛驳杂，故成为“杂俎”。《酉阳杂俎》前集20卷共30篇，续集10卷共6篇。所记有仙佛鬼怪﹑人事以至动物﹑植物﹑酒食﹑寺庙等等，分类编录，一部分内容属志怪传奇类，另一些记载各地与异域珍异之物，与晋张华《博物志》相类。这部著作，内容繁杂，有自然现象、文籍典故、社会民情、地产资源、草木虫鱼、方技医药、佛家故事、中外文化、物产交流等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包罗万象，《酉阳杂俎》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志怪小说。鲁迅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书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但杂录部分有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写李渊的精奇悍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寇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这是正史所不存的。又如，写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传到武则天手中：“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惊呼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堪称神来之笔。还有象李白让高力士脱靴，王勃写文章蒙在被里打腹稿等故事，更是脍炙人口，流传很广。续集中有《寺塔记》2卷，详述长安诸佛寺的建筑﹑壁画等情况，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每为後代编长安史志者所取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四库全书总目》）。其中不少篇目颇为隐僻诡异，如记道术的叫《壶史》，钞佛书的叫《贝编》，述丧葬的叫《尸穸》，志怪异的叫《诺皋记》等等。
《酉阳杂俎》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湖北先正遗书》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等，均为30卷。
今有：《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5年《酉阳杂俎》许逸民注评，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酉阳杂俎》杜聪校注，齐鲁书社2007年版。
17、《中华古今注》
五代考据辩证类笔记，后唐马缟撰。马缟，字号、里籍不详。唐末以明经及第，又举拔萃科。后梁时为太常修撰，累历尚书郎，参知礼院事，迁太常少卿。《中华古今注》前题“国子监太学博士马缟集”，当是他早年国子监太学博士任上所作。
《中华古今注》以考证名物制度为主，体例与崔豹《古今注》大致相同，二书部分内容重复。作者辨别一些名物可供后人参考，如帝王专用的“华盖”和将帅“曲盖”的来源和区别：“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花之象，故因而作华盖焉”，“曲盖，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制曲盖焉。战国常以赐将帅。自汉朝乘舆用，谓曰<车卑>輗盖，有军号者赐其一焉”；“雉尾扇、“鄣扇”和“五明扇”的来源与用途区别：“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为王后、夫人之车服。辇车有翣，即缉雉羽为扇翣，以鄣翳风尘也。汉朝乘舆服之，后以赐梁孝王。魏晋已来以为常准。诸王皆得用之”，“鄣扇，长扇也。汉世多豪侠，象雉尾而制长扇也”，“五明扇，舜所作也。舜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秦汉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晋非乘舆不得用之也”。
此书版本甚多，主要有《百川学海》、《古今逸史》、《说郛》、《丛书集成初编》、《古今逸史》诸本。
今有：《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中华古今注》，李成甲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资暇集苏氏演义中华古今注》，上海书店丛书集成初本。
18、《兼明书》
五代考据辩证类笔记，五卷，丘光庭撰。丘光庭，乌程（今浙江湖州市南）人。其生活年代在史籍中并无记载，后人编纂的书目中有唐代、五代和宋三种说法，《罗隐集》有赠光庭诗，则当巳入五代（907—960）。曾官太学博士。今存诗七首，有《兼明书》、《唐教论》、《补新宫》、《补茅鸱》等。
《兼明书》有三卷、四卷、十二卷等不同记载，今本五卷，疑後人所更定。前三卷论述经史诸书，对《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论语》、《小孝经》、《尔雅》、《史记》、《白虎通》中的文字、训诂、传说、故实以及风俗、名物等都有所考辩。卷四专驳五臣的《文选注》，卷五为杂说。每条先列旧说，后陈急件，以“明曰”标出。尽管有些见解，不免标新立异，武断无征，如据《山海经》凤凰之文，管子《韩诗外传》封禅之记，谓作字不始於仓颉，不知百氏杂说，不足为据。《论语》请车为椁一条，谓毁车为椁、非卖车市椁，不知一车之材，毁之岂能为椁，殊不近事理。但精辟之论尚多，如“论《史记》误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尧、舜、禹名，毛苌误以垤为螘冢，孔安国误解菁茅，颜师古误以鸤鸠为白鷢，孔颖达误以鸱鸮为巧妇，又误以占书为龟策同衅，公羊穀梁误以荆人为贬词，杜预误以文马，为画马赵匡误以诸侯无两观，郭璞误以窃脂为盗肉，应劭误以邱氏为出左邱明，皆引据辨驳，具有条理。驳五臣《文选注》诸条，亦皆精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兼明书》有《续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真意堂三种》本、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璜川吴氏，清嘉庆16年刻本等；今有：《兼明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兼明书》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998年版；《兼明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版。
19、《北梦琐言》
五代历史轶事笔记，北宋孙光宪撰。孙光宪（901—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属四川省仁寿县东北的向家乡贵坪村）人。仕南平国三世，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入宋，为黄州刺史。太祖乾德六年卒。《宋史》卷四八三、《十国春秋》卷一0二有传。孙光宪“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手自钞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孙光宪善词，蜀人编辑《花间集》，收录了他的六十余首词。十国词人，除西蜀与南唐外，其他只有荆南孙光宪一人而已。今词存八十四首，风格与“花间”的浮艳、绮靡有所不同。刘毓盘辑入《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中，又有王国维缉《孙中丞词》一卷。另著有《荆台集》、《橘斋集》、《玩笔佣集》、《巩湖编玩》、《北梦琐言》、《蚕书》等，仅《北梦琐言》传世。
《北梦琐言》共二十卷，记述了当时社会、政治、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许多掌故贺轶闻。其自序云：“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比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三纪收拾筐箧，爰因公退，咸取编连。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本书包含诸多文人士大夫言行与政治史实，为研究晚唐五代史提供了可贵材料。
《北梦琐言》有尔雨堂丛书本。今有：《北梦琐言》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2002年再版；《北梦琐言》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北梦琐言林艾园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北梦琐言》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20、《南部新书》
北宋历史轶事笔记，十卷，北宋钱易撰，钱易字希白，生卒年未详，杭州临安（今属浙江）人。为吴越王钱倧子。钱俶归宋，钱氏宗室、大臣大都封官，唯钱易与兄钱昆不被录用，遂发愤读书，立志科举入仕。17岁举进士，但因在殿试时，三道题不到半天答完，而被斥之为“轻俊”，不仅御试通不过，连进士资格亦被免去。而钱易却由此闻名于世，博得“才子”美名，有人称其诗才不在李白之下。真宗咸平二年（999），复举进士，他自觉可得第一，但主考官不公，将他列为第二。钱易不平，上书朝廷，对本朝科举多有讥讽。宋真宗阅后不快，又将他降为第三名。次年为光禄寺丞、通判蕲州。他为官能体察民情，对官吏滥用酷刑深恶痛绝，奏请废除非法之刑，受到真宗嘉奖。景德二年（1005），举贤良方正，除秘书丞、通判信州。宋真宗东赴泰山封禅，钱易进献《殊祥录》一书，遂改任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后曾受命修《车驾所过图经》。又为知制诰，天圣三年（1025）为翰林学士，不久去世。钱易才学赡敏过人，才思敏捷。佛学功底深厚，又善行、草书，兼擅山水，乾兴元年（一○二二）尝作《清介图》。主要著作有《金闺瀛洲西垣制集》150卷、《青云总录》、《青云新录》、《南部新书》、《洞微志》130卷。其中现存仅《南部新书》，事迹收录于《宋史本传》、《宋史·钱惟演传》。
《南部新书》乃钱易于真宗大中详符间知开封县时所作。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五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作十卷为是”共800余条，为笔记体著作，未经编次，杂乱无章，但所载“朝野掌故”、“遗闻轶事”等有关唐初以来职官置废、政制变迁、官场仪式等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
今有：《南部新书》，黄寿成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5年版，2002年再版；《南部新书》宫晓滨注，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年版；《南部新书》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21、《南唐近事江南余载》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专记南唐轶事。北宋郑文宝撰。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一字伯玉，汀洲宁化（今属福建）人，父郑彦华，为南唐右千牛卫大将军。文宝以荫授予奉礼郎，迁校书郎。入宋，补广文馆生，登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累迁陕西转运副使，官终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文宝好谈方略，以功名为己任。久在西边，参预兵计，心有余而识不足，又不护细行，所延荐属吏至多，而未尝择也。其子在家乡扰民亦疏于管教。能为诗，善篆书，工鼓琴。有集二十卷，又撰《谈苑》二十卷、《江表志》三卷。善篆书，工琴，以诗名世，风格清丽柔婉，所作多警句，为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著有《江表志》、《南唐近事》等。
《南唐近事》有一卷、二卷、三卷本，内容基本相同。书成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97）。作者痛惜南唐覆亡，史事湮没，故为此作。其自序称：“南唐烈祖、元宗、后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937）之春，终开宝乙亥（975）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余，史籍荡尽，惜乎前事十不存一。”本书虽多传闻，但有一定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提要》评为“虽浮词不免，而实录终存，故马令、陆游《南唐书》采用此书几十之五六，则宋人固不废其说”。则是研究南唐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
《南唐近事》有明万历本、崇祯本、《四库全书》、《续百川学海》、宛委山堂《说郛》本、《宝颜堂秘笈》、《唐宋丛书》等本存世。
今有：《南唐近事》中华书局1991年版；《南唐近事》张剑光点校，郑州大象出版社“全宋笔记”2003年版。该书是以《四库全书》二卷本为底本，参校明万历本、崇祯本、《宝颜堂秘笈》本、《唐宋丛书》本等，并据陈尚君辑录成果续辑得佚文一卷。
22、《唐语林》
历史轶事故实笔记，专记唐代历史轶事、风俗民情、名物。宋代王谠撰，字正甫。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宰相吕大防之婿。曾为京东排岸司。元祐四年（1089）任国子监丞。后改少府监丞。
《唐语林》共8卷，末有辑佚一卷。仿《世说新语》体例，按内容分门系事，并将《世说新语》原有的35门（按今本《世说新语》共36门），扩大为52门。书中材料采录自唐人50家笔记小说，资料集中，内容丰富，广泛记载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琐事、士大夫言行、文学家轶事、风俗民情、名物制度和典故考辨等，对研究唐代历史、政治和文学，均有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说：“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由于其中很多著述今已失传，故经此书采录而保存下来的资料殊为可贵。不足的是，卷首虽附采录书目，但所采各条未注明出处。
《唐语林》原书在明初散佚。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据明嘉靖初齐之鸾刻残本及《永乐大典》所载，加以校订增补，以后各丛书所收多用此本。今传有聚珍板本、《惜阴轩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守山阁丛书》本标点排印。
今有：《唐语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据《守山阁丛书》本标点排印；《唐语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唐语林》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三编，2007年版。
23、《归田录》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欧阳修撰。欧阳修简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欧阳文忠公集”。二卷，凡一百十五条。欧阳修晚年辞官闲居颍州时作，故书名归田。此书之体例略近李肇的《国史补》，多记当代朝廷轶事，兼录士大夫诙谐之言。其自序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馀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记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书中大多系亲身经历、见闻，史料翔实可靠。如太宗知李汉超、仁宗恭俭、陈尧咨、卖油翁等条，含意深刻。卷一记仁宗朝屡改年号的原因，卷二记大宴时枢密使侍立殿上等宋代典制，均足补史阙。《归田录》与司马光《涑水记闻》中有的记载雷同但情节有出入，这可能是当时传闻本身就有出入。
《归田录》对后人影响颇大，朝请郎庐江朱定国仿此著《归田后录》十卷，清代梁章鉅作《归田琐记》八卷。
《归田后录》通行本有《稗海》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等。
今有：《渑水燕谈录·归田录》吕友仁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2006年再版；《归田录》，林青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归田录》，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24、《涑水记闻》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北宋司马光撰。司马光简介见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资治通鉴”。
《涑水记闻》通行本16卷，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北宋从太祖到神宗六朝（906-1070）的国故、时政、内忧、外患，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为后世留下极其珍贵的史料。据说司马光打算杂采实录、国史、异闻，编撰《资治通鉴后纪。这部《涑水记闻》就是他搜集的材料。司马光为山西省夏县涑水乡人，故以此作书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杂录宋代旧事，起于太祖，迄于神宗，每条皆注其述说之人，故曰《记闻》”。书中各条大都注明何人所说，采自它书者，亦标出处于后。其中故事，一般皆详述本末，颇近史体。如卷一载太祖用赵普之谋，削夺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兵权；记太祖死后，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赵德芳，继隆竟召太宗赵匡义嗣位；卷二记太祖长子魏王赵德昭在从太宗征幽州时，因遭太宗斥责而畏罪自杀，全是宋初宫廷轶闻，可看出当时的宫廷矛盾。其他记载，与”正史“传闻不同者，也足资参考。
《涑水记闻》通行本有《稗海》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等。
今有：《涑水记闻》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笔记丛书，1989年版；《涑水记闻》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版；《涑水记闻》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25、《梦溪笔谈》
北宋一部涉及天文、历法、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的综合类笔记，二十六卷，沈括撰。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1岁时南迁至福建的武夷山、建阳一带，后隐居于福建的尤溪一带。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进士。神宗时参与王安石变法。熙宁五年（1072）提举司天监，次年赴两浙考察水利、差役。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使辽国，驳斥辽的争地要求。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顿陕西盐政。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1082年）以宋军于永乐城之战中为西夏所败，连累被贬。晚年以平生见闻，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梦溪笔谈》。
沈括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研天文，首先研究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他所提倡的新历法，与今天的阳历相似；物理学方面，他记录了指南针原理及多种制作法；发现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了四百多年；又曾阐述凹面镜成像的原理；还对共振等规律加以研究。在数学方面，他创立“隙积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法）、“会圆术”（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地质学方面，他对冲积平原形成、水的侵蚀作用等，都有研究，并首先提出石油的命名；医学方面，对于有效的方药，多有记录，著有《沈存中良方》（得称《良方》），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均有涉猎，如提及秋石之制备，论及四十四种药物之形态、配伍、药理、制剂、采集、生长环境等。其《良方》由后人与苏轼之《医药杂说》合并，成《苏沈良方》，现有多种版本行世。此外，他对当时科学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情况，如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金属冶炼的方法等，皆详为记录。沈括文武双全，不仅在科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且为保卫北宋的疆土也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长官期间，他攻读兵书，精心研究城防、阵法、兵车、兵器、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编成《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军事著作，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功地应用在军事科学上。同时，沈括对弓弩甲胄和刀枪等武器的制造也都作过深入研究，为提高兵器和装备的质量做出了一定贡献。
《梦溪笔谈》大约成书于1086年－1093年，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收录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笔谈》二十六卷，分为十七门，依次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补笔谈》三卷，包括上述内容中十一门。《续笔谈》一卷，不分门。全书共六百零九条（不同版本稍有出入），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艺术、人事、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在这些条目中，属于人文科学例如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音乐等方面的，约占全部条目的18％；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约占总数的36％，其余的则为人事资料、军事、法律及杂闻轶事等约占全书的46％。
从内容上说，它以多于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并阐发自然科学知识，这在笔记类著述中是少见的。如《技艺》正确而详细记载了“布衣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深受国际文化史界重视。“辩证”门谈韩愈画像条使我们了解从北宋就产生并沿袭下来的一个错误：把五代韩熙载的写真当成韩愈的画像。此外，北宋其他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也赖本书之记载而得以传世。如记载喻皓《木经》及其建筑成就、水工高超的三节合龙巧封龙门的堵缺方法、淮南布衣卫朴的精通历法、登州人孙思恭解释虹及龙卷风、河北“团钢”“灌钢”技术，羌人冷作冶炼中对“瘊子”的应用、“浸铜”的生产等，均属科技史上珍贵史料。因为沈括本人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他所记述的科技知识，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
《梦溪笔谈》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已有多种外语译本。其中日本早在19世纪中期，就用活字版排印了沈括的这部名著，是世界上最早用活字版排印《梦溪笔谈》的国家。从1978年起，日本又分三册陆续出版了《梦溪笔谈》的日文译本。
《梦溪笔谈》最初刻本为三十卷，内容比今本要多，但早已散佚，仅二十六卷本经宋元明清刊刻，流传下来。北宋有扬州刻本，南宋孝宗乾道二年又曾重刻行世，惜宋刻今皆不存，现存最古的版本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代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书在元代曾藏宫中，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得之，赠与太子朱标，后又归宫中“文渊阁”。清代从宫中流出，为汪士钟的艺芸精舍、松江韩氏先后收藏。后为著名藏书家陈澄中收入囊中。陈澄中移居香港后，于1965年有意将包括这部《梦溪笔谈》在内一批珍贵善本出让。周恩来总理为避免珍贵文物外流，亲自过问，责成文化部指派专人前去洽办，在国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斥巨资购回，成为书林佳话。
通行的《梦溪笔谈》正、补、续三编本首出《稗海》。今有：《梦溪笔谈》文物出版社1976年影印元东山书院刻本；《梦溪笔谈》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2003年影印元东山书院刻本；胡道静《新校正梦溪笔谈》，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57年版；《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26、《困学纪闻》
北宋考据辩证类读书笔记，王应麟撰。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庆元府鄞县人（今浙江鄞县），南宋末年政治家、经史学家和文字学家。其父是楼昉学生，曾任温州知州。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七月十九日王应麟出生于鄞县，淳祐元年（1241年）进士，21岁在衢州任主薄，受到程朱学派王野、真德秀等人影响，任官同时勤于读经史，宝祐四年考上博学宏词科，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当时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主政，时蒙古入侵，他曾上书论边防和批判当时政治。宋亡后（1276年）他在家乡隐居讲述经史二十年。宋亡后不出。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六月十二日卒。其著作学甚多且学术价值甚高，到清朝时才开始较为人所重视。除《困学纪闻》外，还有《汉艺文志考证》、《汉制考》、《玉海》、《集解周书王会篇》、《词学指南》等二十余种著作，约六百多卷。其中《玉海》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其准备博学宏词考试时所整理的。另有人说他亦是《三字经》、《百家姓》之作者，但并无足够证据。
《困学纪闻》是笔记类的著作，20卷，大约成于入元以后，集合作者大量经史研究的心得成果。其中讲经书8卷，谈天道、地理、诸子的2卷，考订史事的6卷，评论诗文的3卷，杂识1卷。其中，考订史事的最为精审，如引《左传·隐公九年》“平地一尺为大雪”驳斥《文选·雪赋》吕向注所云桓公时大雪地广一丈之说没有根据；引《左传·僖公十五年》孔颖达疏，驳司马迁《晋世家》中谓申生母是齐桓公女，夷吾母是重耳母女弟之不符事实，皆前人之未及。作者一生博洽多闻，有宋一代诸儒罕与其伦比，学术渊源虽亦出自朱熹，但对朱子之舛误却敢于辨证，并不为师门所讳，坚持门户之见。如《论语注》“不舍昼夜”“舍”字之音；《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及谓《大戴礼》为郑康成注之类，皆考辨是非，不阿附朱子观点。
《困学纪闻》一书博涉经史子集，展示了其精湛的考据学功力，确立了该书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与《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并称宋代考据笔记三大家，后世儒者均深以为重。《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曰：“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俱有根柢，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鄙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清人阎若璩、全祖望、程瑶田、何焯、钱大昕、屠继绪、万希槐七人为其作笺注，世称“七笺本”，后翁元圻更为作详注，称《翁注困学纪闻》。翁元圻在书序中称：“《纪闻》一书，盖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极群书，入元后寓居甬上，足迹不下楼者凡三十年，益沈潜先儒之说而贯通之。于汉唐则取其核，于两宋则取其纯，不主一说，不名一家，而实集谣儒之大成”。
《困学纪闻》版本甚多，主要有明弘治刊本，清乾隆间祁门马氏刊阎笺本，桐乡汪氏刊何笺本，金氏刊七笺本及《四部备要》本等。
今有：《困学纪闻》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排印“四部备要”本；《困学纪闻》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困学纪闻》（清）翁元圻等注，欒保羣、田松青、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7、《东坡志林仇池笔记》
《东坡志林》有关苏轼生活琐事、及其随笔、杂感的笔记，以议论为多。为后人所编辑，多采自苏轼的杂帖与零星杂记。苏轼简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东坡全集”。
《东坡志林》此书宋时或称《东坡手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即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并注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也。”《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另据黄庭坚《豫章集》中《跋东坡叙英皇事帖》，则《手泽》之名为作者生前自定。《东坡志林》所载为苏轼自元丰至元符年间二十年中个人生活琐事及其随笔、杂感，内容广泛，无所不谈，以议论之语为多。可据此了解苏轼的见解和风趣，见于《苏东坡文集》的《武王论》、《平王论》、《范增论》等皆全文载入。
此书传本颇多，卷数亦不一，有一卷、五卷、十二卷本。较通行的一卷本有宋左圭《百川学海》本，明成化《东坡七集》本；五卷本有明万历赵开美刊本（赵本），清嘉庆张海鹏重刊赵本，次年复辑入《学津讨原》本，涵芬楼据赵本校印本；十二卷本则有明万历商濬《稗海》本（商本）。一卷本仅载史论而无杂说；十二卷本皆杂说而无史论，虽收罗甚丰，然讹误亦不少；五卷本兼有杂说史论，去取较为精审，一般认为它是宋人所裒录，故《四库提要》以之著录。
《仇池笔记》亦为读书笔记及所见所闻之记录，是《东坡志林》姊妹篇，体裁、宗旨皆相同。《四库全书总目》疑其书为“好事者集其杂帖为之，未必出轼之手著。如下卷杜甫诗一条云：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甚村陋也。绝不标其本题，又不举其全句，其为偶阅杜诗，批于致远终恐泥句上之语，显然无疑。他可以类推矣。又如蒸肠诗一条，记醉僧事；及解杜鹃诗一条，解杜鹃有无义，亦皆不类轼语。疑并有所附会窜入。”其实，其书与《东坡志林》手稿一样，皆为苏轼生前手录之文。后人于苏轼死后，争相搜录其文以刊行，因搜录其文者不同，故出现《东坡志林》卷数不一，又出现《仇池笔记》一书之状况。《仇池笔记》共一百三十八条，与《东坡志林》重复三十六条（一说三十七条）。所记内容亦十分广泛，涉及经史子集、制度风俗、轶闻时事、山川风物、佛道修养等各个方面，以记身边琐事及诗文评述为主，足资治史者参考。此书不知何时刻板刊行，收入曾慥《类说》，明万历年间赵开美从《类说》中辑出，凡书中所记与《东坡志林》互见者，但存标题，下注“见志林”字样。今传本不一，《四库全书》、《宋人小说》、《弢园丛书》作二卷，《唐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作一卷。
今有：《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校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该书以1911年商务印书馆印本（原本为赵开美刊本）为底本，参以他书，为较好的版本；《东坡志林》乔丽华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宋人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28、《师友谈记》
北宋历史琐闻类笔记，一卷。李廌撰。李廌（1059-1109），字方叔，号济南先生。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六岁而孤，从叔父居，稍长以学问称乡里。神宗元丰年间以文谒苏轼，大受叹赏。元丰三年（1080）试礼部，苏轼典贡举，意在擢为高等，不意落第。后再应试失利，遂绝意功名，归耕颍川，定居于长社。徽宗建中靖国初苏轼卒，李廌走赴许汝间，相地卜兆，作文以祭之。大观三年卒，年五十一。李廌为“苏门六君子”之一，诗词文俱佳。文集宋代有《济南集》二十卷，至清初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诗文编为八卷。另有《德隅斋画品》一卷、《师友谈记》一卷。
《师友谈记》记苏轼、范祖禹、黄庭坚、秦观、晁说之、张耒等所谈，故名书《师友谈记》。书中称哲宗为今上，可知作于元祐中；书末记苏轼为兵部尚书及帅定州事，苏轼到定州不久即贬谪南迁，可见此书当成于元祐党人尽贬斥之后。书中所记，大都确实可靠，非小说琐录能比。如记苏轼中制举后，英宗欲使知制诰，宰相韩琦以为骤加擢用，适足累之，乃改授直史馆。又记元祐七年哲宗祀南郊，苏轼为卤簿使，皇后与大长公主，乘犊车争道，不避仪仗，苏轼奏劾之，此二事，《宋史·苏轼传》均采入。前一件事，是李廌听苏轼自述的。唯有数条语涉神怪，是其小疵。
《师友谈记》通行本主要有《四库全书》、《百川学海》、《学津讨源》诸本，以《百川学海》较好。
今有：《师友谈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中华书局唐宋史笔记丛书，1989年版；《师友谈记》王久渊校注，中国物资出版社；《师友谈记》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二编，2006年版。
29、《渑水燕谈录》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十卷，北宋王辟之撰。王辟之（1031—？），字圣涂，临淄（今属山东）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任任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知县，绍圣二年（1095）知忠州（今重庆市忠县）。绍圣四年从忠州任上致仕还乡，隐居在家乡渑水河畔，过着饮酒赋诗、悠闲自得的生活。并将一些听来的故事，整理成了《渑水燕谈录》十卷。
《渑水燕谈录》所记大都是从北宋开国（960）到哲宗绍圣年间（1094）间140余年的北宋杂事。共分为十七类：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高逸、官制、贡举、文儒、先兆、歌咏、书画、事志、杂录、谈谑，记录了360多个故事和片段。内容丰富，体裁广泛，为后世对北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一些政治家、文学家的生平研究以及山东省的地方史研究、宋诗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书中的前半部分如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等篇记录了大量明君、贤臣的历史事迹，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开卷有益”，滕子京与岳阳楼，以及王安石力主革新变法，司马光的德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及大将军狄青、名臣寇准等人佚事，很有史料价值。诗文名家苏轼、欧阳修、尹洙、苏辙，柳永以及山水画家李成等人的诗文绘画轶闻趣事，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关于“三苏”并称最早也源于本书，是我们研究宋代文学史、书画史时不可不读的参考文献。书中的“官制”、“贡举”、“文儒”等部分，准确、翔实的记录了当时的官制、科举情况，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北宋官制和科举提供了大量真实的佐证；《卷八·事志》中有我国对“瓦当”的最早记载。书中语言简洁，叙事洗练，格调高雅，幽默诙谐。虽寥寥数语，但往往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寓意深刻，对后世的笔记体小说创作有巨大的影响，甚至在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痕迹。如《卷十·谈谑》中记载了一篇欧阳修不喜欢佛教的故事：“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问，‘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贱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驴名小儿耳。’问者大笑，且服公之辨也。”
《渑水燕谈录》通行本有《稗海》本、《知不足斋》本，以《知不足斋》本为佳。
今有：《渑水燕谈录·归田录》吕友仁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1997年再版；《渑水燕谈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版；《归田录·渑水燕谈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渑水燕谈录》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二编，2006年版。
30、《国老谈苑》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作《国老闲谈》，北宋王君玉撰。王君玉生平行状俱不详。旧题“夷门隐者”。
是编所纪乃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杂事，於当时士大夫颇有所毁誉，尤推重田锡而贬斥陶榖，其馀如冯拯诸人，俱不免於微词。有时虽抑扬过度，而大致犹据实可信。如范质不受赂遗，窦仪议令皇帝开封尹署敕，赵普请从征上党，曹彬平蜀回囊中惟图书诸条，《宋史》皆采入本传中。他亦多叙述详赡，足与史文相参考。惟记太祖滁州清流关之战，谓临阵亲斩南唐骁将皇甫晖，乃误记。史实是皇甫晖兵败见擒，送寿州行在，周世宗尚赐以金带鞍马，因创甚不肯治而死，并非戮之阵前。又谓是时环滁僧寺皆鸣钟，遂为定制。其实滁人一日五时鸣钟，乃後人感晖之义，以资追荐，亦非为太祖助战而起，此则传闻之讹异，未可概从。另外说太宗向来喜用老成之人，寇准欲求速进，遂服地黄、芦菔以求白髪，亦恐未必。通行本有《稗海》本、《百川学海》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东斋记事·国老谈苑·涑水记闻》，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36年版，巴斯光据《百川学海》本校订；《东斋记事（附补遗）·国老谈苑·涑水记闻（附补遗）》，中华书局1985年版；《国老谈苑》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31、《东斋记事》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六卷，北宋范镇撰。范镇（1007—1087），字景仁，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举进士第一。仁宗时，知谏院。尝请立太子，面陈恳切，至泣下。前后上章十九次，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后为翰林学士，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致仕。哲宗即位，起为端明殿学士，固辞不拜。累封蜀郡公。镇少时所作赋中有“长啸却胡骑”句，晚年出使辽国，辽人目为长啸公。范镇坚决反对新法，且多次上疏，直斥王安石，因此被勒令致仕。卒，谥忠文。著有文集及《东斋记事》，凡百馀卷，还参与了《新唐书》、《仁宗实录》的编写工作，有《范蜀公集》留世，《宋史》有传。
《东斋记事》是范镇退休后著述的，时间大约在哲宗元丰年间。所居之地名东斋，故书名为《东斋记事》。内容大都是追忆馆阁中及在侍从时有关时事见闻、交游语言与里俗传说。因为作者是四川人，故所记内容中蜀地偏多。其主旨在于通过所记述的朝政大事与掌故轶闻来歌颂北宋前期政治的清明，皇帝的英明，朝臣的贤能，民生的安康。《东斋记事》中有一些关于北宋典章制度的记载，是我们了解北宋社会的绝好材料。如卷一“崇政殿”条记载通过这条记载，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北宋时期皇帝的读书生活和帝师的地位，待遇比一般执政大臣还要优越。书中记载了很多蜀地的风土人情，是我们今天研究四川地方史的很好的材料。如卷四有如下记载：“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张公咏察其有闻于乡里者，得张及、李畋、张逵，屡召与语民间事，往往延入卧内，从容款曲，故公于民民情无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后，三人皆荐于朝，俱为员外郎，而蜀人自此多仕宦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四川人对于做官仕宦态度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乃在于张咏的推动。
《东斋记事》被禁毁的原因主要在于书中流露出的对王安石新法的不满。而《东斋记事》的好多内容是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如卷一记述熙宁改元后产生“天变”：“治平三年春，有星孛出营室，历于虚危。术者占曰：‘营室卫分，濮水出主宋庙祭祀事；虚危齐分，上受命之国，主坟墓哭泣。’逾年而熙宁改元矣。天之告人，岂不昭昭然哉”！
由于《东斋记事》中记载了大量的北宋故事、典章制度、名人轶事、及蜀地的风土人情，为后人研究北宋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蜀地风俗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材料，因而受到了南宋以来的历代史学家的重视。南宋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就有三十七条是录自《东斋记事》。
《东斋记事》通行本有《稗海》本、《百川学海》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东斋记事·国老谈苑·涑水记闻》，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36年版，巴斯光据《百川学海》本校订；《东斋记事（附补遗）·国老谈苑·涑水记闻（附补遗）》，中华书局1985年版；《东斋记事》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32、《明道杂志》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一卷，北宋张耒撰。　张耒（1054—1112），字文潜，号柯山，世称宛丘先生。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善属文，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进士及第，历官至直龙图阁，知润州。哲宗亲政后因列为元祐党人，徙宣州，谪监黄州酒税。徽宗起为太常，出知颍、汝，复坐党籍落职。任颍州知州时闻苏轼病故，为举哀行服，遂贬为房州别驾。史称其诗效白居易，乐府效张籍。著有《柯山集》、《明道杂志》。
该书一卷，或分为正续二卷，八十余则。内容多记当时杂事，亦颇有记诗、论诗之语。书中评杜、韩、柳诗称:“老杜语韵浑然天成，无牵强之迹”；“子厚诗律尤精”；“退之以高文大笔，从来便忽略小巧，故律诗多不工”，于此可见其论诗之旨。另有述吴正宪、王中甫、王介、赵周翰诸家行事、诗风，殊多可采。书中语言活泼，颇多谐谑语，如记长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髑髅，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谨，因尔家富达，有数子得官，遂为盛族。后其家析居争髑髅，遂斧为数片，人分一片而云。余因谓之曰：“明皇生死为姓安人极恼。”合坐大笑。时秦学士观方为贾御史弹，不当授馆职，余戏秦曰：“千余年前贾生过秦，今复尔也。”闻者以为佳谑，而秦不欢。但亦有张皇鬼神的荒诞之言，如记采石中元水府祠的韩干画马一轴。祠前人说，顷年张唐公罢太平守，过祠下，见之不能舍，乃令画工模易取去，以模者纳庙中。及行，他舟皆发，独载画一舟，引之不动，其势自沉。张公大恐还旧，本舟乃安。吕与叔，长安人。
通行本有《学海类编》本。今有：《明道杂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明道杂志》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二编，2006年版。
33、《过庭录》
记述北宋士大夫以及范仲淹等祖辈施政、家训等方面事迹的历史笔记，一卷，北宋范公偁撰，范公偁，范仲淹玄孙，生卒年不详，生平无考。
《过庭录》一卷，一百一十四条，不见诸家著录。是书多述祖德，皆于绍兴十七、八年（1147-1148）间闻之于父者，故名《过庭录》。所记多切实有据，极少溢美之词，涉及宋朝大政、变法、官制等记载，亦可作正史研校之用。另外对宋朝文人名士、诗文杂事均有兼及，且保留了一些苏轼等名家名作之外的诗词文句和佚事，如谓诗“在意而不在言”，又引欧阳修语，言诗不应只写草木，而应“作人言”。又记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背景：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疾，自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遗留）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文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因所记均不见诸家著录，又直接闻之于父，故史料价值颇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纯仁之曾孙也。其书多述祖德，皆绍兴丁卯戊辰间闻之其父，故命曰《过庭》。语不溢美，犹有淳实之遗风。惟纯礼自政府出守颍昌，史以为王诜之谮，此则以为中官阎守忠之谮，则未知孰是也。中亦间及诗文杂事，如记宋祁论杜诗实下虚成语，记苏轼论中岳画壁似韩愈南海碑语，皆深有理解。其记苏、黄集外文及燕照邻、崔鷃诸人诗词，亦多可观。独黄须翁传即李靖、虬髯客事，而称为已佚之异书，则偶误记耳。”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孔凡礼等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2002年版。
34、《孔氏谈苑续世说》
《孔氏谈苑》又名《谈苑》，四卷，旧题宋孔平仲撰。孔平仲，字义甫，清江（今属江西）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为集贤校理，又曾官提点京西刑狱，帅鄜、延、环庆路。孔平仲一生在党争的漩涡中沉浮：哲宗绍圣年间，言官参劾他元祐时附和旧党当权者，因而被削官，出知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又有人弹劾他不推行常平仓法，而徙官韶州（今广东韶关市）。因他曾上书辩解，再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县东）别驾。安置编管于英州（今广东英德县东）。徽宗即位，才召为户部、金部郎中，后出任外官，提举永兴路刑狱，帅环庆等路。党论再起，又被罢官，不久去世。孔平仲与其兄文仲、武仲俱有文名，时号”三孔”。有《清江三孔集》40卷，其中平仲21卷。为人长史学，工文辞。著有《珩璜新论》、《续世说》、《孔氏谈苑》、《朝散集》《良史事证》等。据《宋史·艺文志》，平仲有《稗说》、《杂说》各一卷，而无此书。故学者多疑此书为后人取《稗说》、《杂说》再撷取他书增补而成。
《孔氏谈苑》记载北宋及前朝政事典章、人物轶闻为主的史料笔记，同时间涉社会风俗和动植物知识，为宋代中较有名的一种。如写河豚之毒：“河豚瞑目切齿，其状可恶，治不中度多死。弃其肠与子，飞鸟不食，误食必死。登州濒海，人取其白肉为脯，先以海水净洗，换海水浸之，暴于日中，以重物压其上，须候四日乃去所压之物，傅之以盐，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则肉犹活也。太守李大夫尝以三日去所压之物，俄顷，肉自盆中跃出，乃知瀹之不熟，真能杀人也”。颇富夸张传奇色彩。语言也很幽默生动，如：“有人问秀州崇德县民：‘长官清否？’答曰：‘浆水色。’言不清不浊也”。
《续世说》十二卷。此书依《世说新语》的体例，选取宋、齐、梁、陈、隋唐五代事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八门，分录成书。与《世说新语》相比，《续世说》更重视“发史氏之英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内容多选自李延寿《南北史》、刘昫《旧唐书》与薛居正之《旧五代史》，亦兼取前代笔记小说。作者选材注重文学性与故事性，全书内容多能表现人物性格与官场险恶，有较高的文学成就。
《孔氏谈苑》《续世说》现存主要版本有：《宝颜堂秘岌》本、《四库全书》本、《艺海珠尘》本（该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等。
今有：《孔氏谈苑》《续世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39年初版，1960年重印；《续世说》吴平译注，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孔氏谈苑·续世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1年版；《孔氏谈苑·续世说》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二编，2006年版。
35、《墨客挥犀》
宋代辑录轶事、诗话、文评较为著名的文史笔记，十卷，续十卷，北宋彭乘撰。北宋有两个彭乘：一为华阳人，真宗时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宋史》有传。《墨客挥犀》作者则是筠州高安人，史不载其仕履，故生平事迹不详。约宋哲宗元祐初前后（1086）在世。书中称尝为中书检正，又称宋仁宗至和中（1055）赴任邕州，而不言其为何官，又自称尝至儋耳。从书中的大都推重苏、黄来看，疑亦蜀党中人。能诗，与黄庭坚相唱答。著有墨客挥犀十卷。
《墨客挥犀》宋代遗闻轶事，以及诗话文评，多信实可靠。如陈莹中言后苑牧豭豚、潘大临作“满城风雨近重阳”诗、彭渊材游兴国寺诸条，惠洪的《冷斋夜话》亦载之，皆全同其文，不易一字。惠洪和尚本高安彭氏子，与彭乘同族同时，大概不会如此明显抄袭的，说明俱是当时事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征引颇为详洽，存之亦颇资参考焉”。但像魏舒诣野店、张华博物、傅融有三子诸条，皆全录《晋书》、《北魏书》原文，别无考证，亦不相类。疑原本残阙，后人又有所窜入。
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墨客挥犀》十卷，续十卷，称不知撰人名氏。今本为商濬刻入《稗海》者，卷首直题彭乘，但有十卷，无续集。
今有：《侯鲭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中华书局1986年版；《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三编，2007年版。
36、《学林》
宋代考据辩证类笔记，10卷，亦称《学林新编》，王观国撰。王观国，字不详，长沙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前后在世。绍兴中，以左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动农公事兼兵马监押。
《学林》10卷，凡358则。这部书专门考辨六经史传以及其它书中的字体、字音、字义，并博引《十三经》《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唐书》之文以前人诗歌，广采《说文》《玉篇》《广韵》《经典释文》等注疏笺释之说，参校异同，加以订正。附带兼及词语、解释名物。资料收集详备，辨析精赅，是宋人笔迹中较有学术价值的一种。其它如谈沈括论杜诗之拘泥，谈双声叠韵之分别亦甚精到。解释名物者，如说琥珀乃松脂凝结入地而成，驳斥琥珀生于地中，为龙血入地而成的缪说，也表现了作者的见识通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引据详洽，辨析精核，可谓卓然特出之著”。
《学林》有武英殿聚珍本；嘉庆十四年（1809），萧山陈春将此书收入《湖海楼丛书》；同治五年（1866）刻本等。
今有：《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版。
37、《东轩笔录》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十五卷。北宋魏泰撰。魏泰，字道辅，襄阳人。出身世族。姐魏氏是北宋著名女词人，封道国夫人，姐夫曾布官至丞相。魏泰从小好逞强行霸，尝于试院中殴打考官几死，因此不得录取。后博览群书，但不思仕进。性诙谐，尤好谈朝野趣闻。善辫，与人谈笑，莫有能挡其词锋者。徽宗崇观年间，（1102-1110年），大臣章惇赞其才，欲任以职事、辞不就。晚年居家，倚仗姐夫之势，横行乡里，邑人深为不满。又爱讹托他人之名作书，如借张师正名作《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借梅尧臣名作《碧云》。以本人名则著有《临汉隐居集》二十卷、《临汉隐居诗话》一卷、《东轩笔录》十五卷传于世。
《东轩笔录》记载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官场见闻，以仁宗、神宗两朝事居多，由于魏泰昌与上层人物多有交往，熟知内情，所记当时历史尤其是王安石变法相关资料，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卷六所记曾布与王安石关系，说明曾因反市易法被黜后，与王仍有交情，并未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书中对贪污贿赂，趋炎附势、狼狈为奸的现象时有揭露。卷十还记载了宋仁宗打击报复、庇护皇亲的事实，在历史笔记中相当少见。此书所记亦有一些失实之处，《旧闻证误》、《容斋随笔》等书均有驳正。总的来说，在宋人笔记中，《东轩笔录》还是史料价值较高的一种。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此书达三十六条，在二百二十五种引书中，居第五位。
今有：《东轩笔录》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东轩笔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1983年版；《东轩笔录》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二编，2006年版。
38、《萍洲可谈》
北宋代记述有关典章制度、风土民俗及海上交通贸易等情况的笔记，3卷朱彧撰。朱彧，生卒年不详。其父朱服于元符二年（1099）至崇宁元年（1102）时居官广州。朱彧根据其父见闻，于徽宗宣和元年（1102）撰成此书，共3卷。该书记载的宋代朝廷制度、风俗民情、特别是海外交通与来华穆斯林的经商与生活等情况，是研究中西交通史及中国伊斯兰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关于宋代广州蕃坊及来华穆斯林商贾情况，书中云：“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1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关于宋代来华穆斯林与中国妇女通婚情况，书中云：“元祐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关于宋代海外贸易及市舶管理情况，记有舶船到港后“编栏”（即派兵监视）、“抽解”（即征税）、“呈样”（抽查货物质量）、“禁榷及博买”（即政府收购专卖货物及确定商人自由出卖）情况，舶船来去季节时间、舶船大小及互贸货物情况，海舶使用指南针情况等。其书的倾向是曲意维护王安石新政中的舒亶、吕惠卿等小人，攻击元祐党人苏轼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批评并解释其原因：“彧之父朱服虽坐与苏轼交游贬官，然实非元祐之党。尝有隙於苏辙，而比附於舒亶、吕惠卿。故彧作是书，於二苏颇有微词，而於亶与惠卿则往往曲为解释。甚至元祐垂帘，有政由帷箔之语。盖欲回护其父，不得不回护其父党；既回护其父党，遂不得不尊绍圣之政，而薄元祐之人。与蔡绦《铁围山丛谈》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但也肯定其价值：“然自此数条以外，所记土俗民风，朝章国典，皆颇足以资考证。即轶闻琐事，亦往往有裨劝戒。较他小说之侈神怪，肆诙嘲，徒供谈噱之用者，犹有取焉”。
《文献通考》著录三卷，但现存的左圭《百川学海》本、陈继儒《宝颜堂秘岌》本今仅一卷，五十馀条。
今有：《后山谈丛·萍洲可谈》，李偉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萍洲可談》李偉國点校，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二编，2006年版。（该书是以《墨海金壶》本为底本，校以《百川学海》和《四库全书》系统之各种版本。又检中华书局所印《永乐大典》残本及《宋会要辑稿》等书，得佚文三条，录出附于卷末）。研究论文：郑宇之硕士论文《朱彧及其笔记〈萍洲可谈〉研究》。
39、《孙公谈圃》
记录北宋孙升所述人物轶事、品评人物的笔记，刘延世撰。刘延世字君孚，高邮人。孙升在元祐中官中书舍人，哲宗绍圣四年因属元祐党人而贬谪汀州，两年后死于任上。刘延世的父亲时为时长汀县令，得从孙升游，将孙升所述的北宋朝人物轶事以及对此的品评记录下来成为此书。宋临江刘延世录所闻于孙升之语也。刘延世在书序中曾交代成书的经过和动机：“绍圣之改元也，凡仕于元祐而贵显者，例皆窜贬湖南，岭表相望而错趾，惟闽郡独孙公一人迁于临汀。四年夏五月，单车而至，屏处林谷，幅巾杖屦，往来乎精蓝幽坞之间，其后避谤，杜门不出。余时侍亲守官长汀县，窃从公游，闻公言皆可以为后世法，亦足以见公平生所存之大节。于是退而笔之，集为三卷，命曰《孙公谈圃》。公状貌奇特，眉目孤耸，望之凛然可畏。元祐时，历三院，迁左史，入中书为舍人，危言谠论，内外惮之。已而忤时宰意，以集贤殿修撰留守南都，后迁天章阁待制。其谪官也，自南都为归州，遂以散秩谪临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终。明年，岁在庚辰，天子（按：徽宗）嗣位，尽还公官职，士大夫伤公之不及见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语亦尝属余记焉，公之子幼而孤，则其事久或不传，于是详而述之，庶几不为负公者，非特为谈圃道也。公讳升，字君孚，高邮人。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初四日，临江刘延世述之引。”正因为其中夹带个人恩怨，所以记录品评中带有倾向性，而为后世所讥。孙升为元祐党人被贬，所以书中记王安石见其子王雱在冥中受报应；又因与二苏有隙，书中记苏轼为翰林学士事，苏轼试馆职策题论汉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事，“则又不满于苏轼”；记争吊司马光事，“亦不满程子（程颐）”。
《孙公谈圃》最早有临汀刊本三卷；宋高宗建炎初山阳吴氏录本。
今有：《乐城先生遗言·东谷所见·鸡肋·孙公谈圃》，新兴书局，1927年版；《孙公谈圃》上海古籍出版社据《说郛》本影印，1987年版；《孙公谈圃》宋人笔记第二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40、《演繁露》
又称为《程氏演繁露》，十六卷，后又有《续演繁露》六卷。宋代以格物致知为宗旨的笔记，南宋程大昌撰。程大昌（公元1123─1195），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进士。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二十七年，召为大学正。三十年，迁秘书省正字。孝宗即位，擢著作佐郎，历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出为浙东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淳熙二年（公元1175），召为秘书少监。三年，权刑部侍郎。累迁权吏部尚书。出知泉州、建宁府。光宗即位，徙知明州。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有《程文简集》二十卷，已佚。今存《诗论》、《演繁露》、《续演繁露》、《考古编》等。《宋史》卷四三三有传。
《演繁露》为模拟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之作《演繁露》记载了三代至宋朝的杂事488项。其书《演繁露》不分类，《续演繁露》分制度、文类、诗事、谈助四门。援引很为广博，考证多详明可取。如卷九“鞠”，有关古代踢皮球的记述；卷十五“不托”关于古代汤饼的考辩，都能使人对事物有具体的了解。《四库总目提要》称其“大昌所演，虽非仲舒本意，而名物典故，考证详明，实有资於小学。所引诸书，用李匡乂《资暇集》引《通典》例，多注出某书某卷。倘有讹舛，易於寻检，亦可为援据之法”。其中一些解释，不仅对文字学，对历史、文学亦有帮助，如“李白墓”条：“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间有墓，世传为李白葬所。累甓围之，其坟略可高三尺许，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绘白像，布袍裹软脚幞头，不知其传真否也。白尝供奉翰林，终不曾得官，则所衣白袍是矣。范传正作白碑，曰白之孙女言曰：尝殡龙山之东麓，坟高三尺。传正时为宣歙观察使，谕当涂令诸葛纵改葬于青山，则在旧瘗之东六里矣，其时元和十二年也。然则龙山、青山，两地皆著白坟，亦有实矣。至谓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则传者误也。曾巩曰：范传正志白墓，称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诗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尝草瘗江边，乃饰为此说耳。正史及范碑皆无捉月事，则可证矣。”又如“霓裳”条：“乐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歌》略曰：“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附好筝，教得霓裳一曲成。前后只应三度案，闻道而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苏州，忽忆霓裳无处问。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元答云七州十万户，无人知有霓裳舞。惟寄长歌与我来，题作霓裳羽衣谱。”案，此乃乐天守杭日，自教官妓玲珑习为霓裳舞。至乐天镇苏时，习舞者已皆不存。元微之为越守，乐天求此舞人于越，而越中无之，但寄得《霓裳歌》以为之谱耳。元、白距明皇不远，此时此曲已自无传，况今日乎？”“霸陵折柳”条：“黄图曰：霸桥，跨霸水为桥也，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为别，故李白乐府曰：“年年柳色，霸桥伤别。”而王维亦曰：“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审求其地，则在渭北，盖汉分秦咸阳，置县名渭城也。若霸陵，则在渭南，不在渭北矣。维之所饯者，其人出戍阳关，而赋诗之地乃在渭北，仍援折柳为词，则仍用霸陵故事也”
《程氏演繁录》、《续演繁露》有明万历四十五年邓渼刻本，两淮马裕家藏本；丛书集成初编等。
今有：《程氏演繁录》、《续演繁露》京华出版社；《程氏演繁录》、《续演繁露》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2003年版；《程氏演繁录》、《续演繁露》，宋人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41、《朝野类要》
介绍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习俗用语的由来与变迁类笔记，五卷，南宋赵升编纂。赵升，字向晨，文昌（今属海南省）人。生卒年均不详，宋理宗端平末（1236））尚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赵升生平唯一的最直接的史料，就是赵升本人的《朝野类要序》：“仆自幼入京都，观公朝仪刑政事名理，及闻夫缙绅间众所称谓，皆蒙然无所知识。求之于书，甚为简略，或无载记，后历闻诸师友老先生指诲。岁月浸久，虽曰强记，终不如弱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类要。逮今岁自九江归舍，而旧所记述，间为鼠蠹之余，弃之可惜。又以好事者来需，第须别录。既病且懒，遂移书札之费，增而锓之于木。不独有以应酬，亦足以广四方之见闻。惟其宫禁内职，不复纪录。非曰缺文，实不敢也，观者当察焉。端平重九、文昌赵升向辰识于双桂书院”。端平是宋理宗年号，丙申是公元1235年，可见作者最早死于1235年重阳节之后。
《朝野类要》五卷，分为十二类，按类排比材料，每条各标小题，共两万余字，分门别类地对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以及习俗用语的由来与变迁做了扼要的介绍。宋代公牍文字和士大夫的一些习用词语，有许多是我们不懂的，如“上庠”、“补混”“捧恩香例”、“进拟”等，以及“诏书”、“制书”、“手诏”、“御札”的区别，“白麻”、“堂剳”、“白剳子”等含义，这部书是可以当作辞典来查阅的。所以近代以来，已为学者们所重视。80年代出版的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就引述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中有关制度史的词条，几乎就是《朝野类要》的现代语译。此外，《宋史》点校本的校勘记，也广泛利用了《朝野类要》。《朝野类要》所解释的词条，也被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文人所重视。比如，“新闻”一词的出处、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带官”、形容长篇奏疏的“万言书”、防止官僚间结党营私的“禁谒”，以及“脚色”、“爵禄”“清要”等，不断被反复引用。以上都显示出《朝野类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出书也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法制大辞典》就收录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
《朝野类要》的版本见王瑞来《朝野类要的版本与流传》《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1期。
今有：《朝野类要》王瑞来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研究论文：《朝野类要编撰者赵升考》王瑞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2007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42、《能改斋漫录》
宋代记载史事、辨证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的笔记集，18卷。南宋吴曾撰。吴曾，字虎臣。崇仁（今属江西）人。生卒年不详。博闻强记，知名当时。因应试不第，于绍兴十一年（1141）献书秦桧，得补右迪功郎，后改右承奉郎、宗正寺主簿、太常丞、玉牒检讨官，迁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后辞官。
《能改斋漫录》共18卷，分为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记事、记文、类对、方物、乐府、神仙鬼怪十三类。以考证为主，阐释史事制度，辨证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资料丰富，援引广泛，且保存了不少已佚文献。其论诗注重炼字、立意，于前人诗作用典、事实之误，与个别语词之诠释，多所考辨。因而为后世文史研究者所重视。诸家考证之文，往往征引其说。但作者党附秦桧，曲意取媚，在书中亦有所表现。考证也有不少失实处，故曾遭到同时代人普遍指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不能因人而废其言：“曾记诵渊博，故援据极为赅洽，辨析亦多精核。当时虽恶其人，而诸家考证之文，则不能不征引其说，几与洪迈《容斋随笔》相埒。置其人品而论其学问，弃其瑕纇而取其英华，在南宋说部之中，要称佳本，则亦未可竟废矣。”
《能改斋漫录》刊刻于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间，孝宗隆兴初（1163）因仇家告讦，诬此书“事涉讪谤”，遂被禁毁。至光宗绍熙元年（1190）始重刊版。但新版经过删削，已非旧观。下及元明，刊本又绝。今所见者为明人从秘阁抄出，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
今有：《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能改斋漫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能改斋漫录》台北·广文书局1959年版；《能改斋漫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43、《避暑录话》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2卷，北宋叶梦得撰。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哲宗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历任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江东安抚大使等官职。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死后追赠检校少保。叶梦得是南宋重要词人，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前半期的词风变异过程中，起着先导和枢纽作用。作为南渡词人中年辈较长的一位，叶梦得开拓了南宋前半期以“气”（英雄气、狂气、逸气）入词的词坛新路。
《避暑录话》撰于南宋绍兴年间，据书前作者自序称，绍兴五年（1135）因酷暑难熬，不能安其室，于是每日早起，即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避暑，与其二子及门生“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后由其子栋据以择记之，因名《避暑录话》。此书所记虽为泛话闲谈，然多可补史乘之阙，如《咸淳临安志》卷六一《国朝进士表》载仁宗嘉佑二年（1057）科试登第的叶温叟，未见史料记载其人其事，但《避暑录话》下卷则有详载：其人与苏轼同年登第，以及此后两人的交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叙录亦多足资考证而裨见闻”。
但叶梦得为蔡京门人，故论苏轼等元祐党人，语多偏激狭有门户之见，为读者所讥评。
晁公武《读书志》载此书作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为传写之谬，《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皆作二卷。通行本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皆为二卷，涵芬楼据项德棻宛委山堂本所刊《宋人小说》则分为四卷，且书前有叶梦得自序。
今有：《避暑录话》，2册，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避暑录话》徐时仪点校《全宋笔记》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避暑录话》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避暑录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4、《铁围山谈丛》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六卷。北宋蔡绦撰。蔡绦，生卒年不詳，宋興化軍仙游（今屬福建）人，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別號無為子。宋徽宗时宰相蔡京之子。年二十，入館閣為侍從。政和中，官至徽猷閣待制，八年（1118），坐不受道錄事勒停，後復官。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宣和五年（1123），以私自撰著詩話，為言者論列，再勒停。六年，蔡京為相，年老不能視事，蔡絛任龍圖直學士兼侍讀，代為決事，竊弄威柄，恣為奸行，中外側目。靖康元年（1126）蔡京败，蔡絛貶竄白州（治今廣西博白），高宗紹興末（1162）尚在謫所。著有《铁围山丛谈》、《西清诗话》，今存。又着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前书已佚，后书部分载入《三朝北盟汇编》。
《铁围山丛谈》是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笔记。白州境内有山名铁围山，位于今广西玉林西，古称铁城。绦尝游息于此。该书记载从太祖建隆至高宗绍兴年间二百年来朝廷掌故、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旁及诗词典故、文字书画、金石碑刻等诸多内容，色彩斑谰，异常丰富，可谓一部反映北宋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的鲜活历史长卷。在众多的宋代史料笔记中，《铁围山丛谈》是很重要的一种，颇受历代学者重视，多为后人所征引。但蔡绦为蔡京之子，故记蔡京事，语多粉饰，挟有个人恩怨之私，亦为读者所讥。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铁围山丛谈》五卷，《皕宋楼藏书志》著录旧抄本六卷。今有明嘉靖庚戌雁里草堂钞本、《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诸本。
今有：《铁围山丛谈》冯惠民、沈锡麟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该书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以《学海类编》本、《说郛》本参校）；《铁围山丛谈》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07年版；《铁围山丛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5、《湘山野录》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三卷。另有《续录》一卷。北宋文莹撰。文莹，字如晦，一说字道温，北宋时期钱塘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真宗至神宗这一段时间。与苏舜钦为诗友，舜钦尝介绍他到滁州谒欧阳修，又游丁谓门下，谓待之甚厚。熙宁中，居荆州之金銮寺。据《文献通考》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文莹是吴地僧人，而《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文献通考》有误，认为文莹在荆州之金銮寺隐居并著成《湘山野录》一书。因书作于荆州金銮寺，故以湘山为书名，约写成于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著有《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玉壶野史》十卷.据《四库全书总目》又有《渚宫集》三卷。
《湘山野录》主要内容是记载自北宋开国至神宗时期的历史，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朝章国典、宫闱秘事、将相轶闻，下及风俗风情，主要内容仍是朝廷内斗和高官轶事。《真宗求占城稻种》条记载宋真宗从印度、越南求占城稻种和粒大子多绿豆种的经过：宋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绿豆种二石。始植于后苑，秋成日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绿豆御诗。”这则为记录中国农业史中不可多得的资料。
宗徽宗崇宁二年（1103），朝廷下诏禁毁元祐党人书籍，文莹虽不属于元祐党人，但由于《湘山野录》某些记载暴露了北宋朝廷的阴暗面，如朝廷高官陷害种放，宋太祖“斧声烛影”疑案等，使其也上了禁毁书目。太祖“斧声烛影”记载说：是夕，太祖“召开封王（即太宗赵光义），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拄斧截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今有：《湘山野录》郑世刚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湘山野录》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46、《玉壶清话》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北宋文莹撰。《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玉壶清话》在南宋时已有《玉壶野史》的别称，宋元时均著录为十卷。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玉壶清话》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1年版；《玉壶清话》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
47、《鸡肋篇》
宋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三卷。北宋末年庄绰撰。庄绰字季裕，约宋钦宗靖康年（1126）前后在世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说是太原人（历史上太原也曾有清源之称），误。生卒年均不祥，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北宋末年，历摄襄阳尉、原州通判等。宋室南渡后，历任建昌军通判、江西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最高官职是“朝奉大夫知鄂州、筠州”。庄绰学有渊源，是一个考证学家、民俗学家、天文学家、医药学家，对针灸尤有研究。著有《本草节要》、《明堂灸经》、《脉法要略》，皆已散佚；今尚存世的有《膏肓腧穴灸法》二卷和《鸡肋篇》。
庄绰博物洽闻，又喜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广博，《鸡肋篇》中记载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俗、物产、饮食和医药知识，对我们认识宋代社会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有一定帮助，如记载“皂荚”的制作过程：“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定州丝绸织花的独特方法：“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当时寒食祭祖风俗：“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湖南沣州“社日”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为之“送瘟神”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二首》诗题可能源于此俗。书中记载的一些医药知识如针灸、偏方也可作为今日借鉴参考。
今有：《鸡肋篇》萧鲁阳校点，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鸡肋篇》上海书店1990年版。
48、《墨庄漫录》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北宋末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祥，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喜藏书；有《墨庄漫录》十卷行於世。
《墨庄漫录》杂录宋代杂事，间有考证，多有见地。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诗词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为精当，如如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诗“微意深远”，王令《假山》诗“笔力豪放”，舒亶“香泛”联“刻削”，韩驹“倦鹊”联“太工”等。评论也颇具见地，认为作诗、读诗、概关于际遇：唐人行役，怀归感叹，故诗多“佳作”；蔡绦身“处富贵”，辄不悟杜甫晚居西川之“闷”；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间四句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关于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散文；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但论诗重“箴讽”，谓元稹《连昌宫词》高过白居易《长恨歌》，以前者“微而显”，后者“终篇无所规正”，未脱儒家诗教窠臼，失诸片面。
《墨庄漫录》十卷，宋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宋诗纪事》称引其文达三十八条。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东坡志林》（附老学庵笔记·考古编·演繁录·墨庄漫录）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墨莊漫錄》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07年版。
49、《默记》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问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默记》有涵芬楼宋元人说部本、明嘉靖二十三年雲山书院刻本、清张载华、瞿巸邦两抄本汪季青古香楼本。通行本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知不足斋》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50、《挥麈录》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01年版。
51、《侯鲭录》
宋代名物考据辩证类笔记，8卷。南宋赵令畤撰。赵令畤（1051—1134），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景贶，又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又号藏六居士。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之后。哲宗元祐六年（1091）签书颍州公事。苏轼知颍州，与他共治颍州西湖，并荐之于朝；因此与苏轼、陈师道等来往甚密，日相唱和。后被人告发与苏轼交通，罚金，入党籍。不久依附内侍以求晋升，颇被清议所非。高宗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亦赵令畤能文，但文集已佚。他所作的咏张生崔莺莺故事的12首《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是研究宋元说唱文学与戏剧文学的重要资料，在中国戏剧史上是块里程碑。
《侯鲭录》取汉代娄护合制美食“五侯鲭”的故事作为书名，意即多方采取合制成的精品。全书8卷，诠释名物、习俗、方言、典实，记叙时人的交往、品评、佚事、趣闻及诗词之作。但所记故实，多为习见者，而且以讹传讹。有些条目，即采自唐宋人笔记，如《封氏闻见录》、《唐国史补》、《刊误》、《江邻几杂志》等。其考辨之语，亦无新异，唯谈诗文者，颇有可取。由于作者在元祐年间与苏轼、黄庭坚等人交游，故所记诸人轶事、议论，多得之见闻，较为可信，如卷七记王安石对当时填词的另一种见解：“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此外，像卷四记苏轼在韩子华家即席赋诗，因韩子华的舞姬鲁生为游蜂所蛰，故有“窗摇细浪鱼吹目，舞罢花枝蜂绕衣”，上句用典故点破“鲁姓，下句言蜂蛰事。虽是叙席间谈笑，则可为苏诗作注。卷中记黄庭坚父黄庶的《怪石》诗句：“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碧苔”就很怪诞恣肆，可见江西派的家学渊源。又如记苏轼长子苏迈少年时所作诗句：“叶随流水知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苏轼笑为“村长官诗”，这类零章断句当代辑录，亦有助于研究宋诗，考证宋人轶事。
《侯鲭录》通行本有《稗海》本，《知不足斋》本。
今有：《侯鲭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侯鲭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2001年版，；《侯鲭录》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二编，2006年版。
52、《曲洧旧闻》
追述北宋历史轶事以及诗文评的笔记，十卷。南宋朱弁撰。朱弁（1085～1144）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叔祖，太学生出身。建炎元年自荐为通问副使赴金，为金所拘，不肯屈服，拘留十六年始得放归，高宗诏为“忠义守节”，有司提议论朱弁之功应晋升数级，因曾劝宋高宗恢复中原，得罪秦桧，仅授奉议郎。绍兴十四年四月病逝。其侄孙朱熹写有《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宋史》即据此立传。他在留金期间写下了不少怀念故国的诗作，深切婉转，是南宋初期的重要诗人。元好问《中州集》收入38首。另有《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等传世。还著有《杂书》一卷，《骫骳说》一卷，《聘游集》四十二卷、《书解》十卷、事迹见《宋史》本传。
《曲洧旧闻》写于留金期间，主要记述北宋太祖以来诸帝及名臣遗闻轶事，无一语及金，显然寓有怀念故君与家国之思。其中保存了大量的文人逸事，对宋代文学的研究很有价值。书中对蔡京等有所揭露，推崇司马光而对王安石不满，对名臣言行记述得甚为详细，兼有诗文与考证，亦有神怪谐谑之谈。《四库全书》将该书四卷全部收录，称朱弁写《曲洧旧闻》“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书中还不时回忆故国家乡景物，寄托自己对遥远的家乡的思念。他写道：“新安郡婺源境中产一种草茎，叶柔弱而不长，叶类似甘菊叶，俗呼‘蔗’，今讹为‘遮’字。吃起来有苦又有甘甜味。性温、行血，尤宜产妇。煮熟揉去苦汁，产后多服之无害。因此，又叫‘苦益茶’。这里的医家无一人知道。”
《文献通考》载弁《曲洧旧闻》一卷，但宋刻本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本已明十卷，《文献通考》可能是将“十”误记为“一”。通行本有《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四部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稗海》本，《知不足斋》本等。
今有：《曲洧旧闻》中华书局1985年版；《曲洧旧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版；《曲洧旧闻》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07年版。
53、《闻见前录闻见后录》
追述北宋代历史轶事类笔记，20卷。邵伯温撰。该书又名《河南邵氏闻见录》或《邵氏闻见前录》，“前”字乃是后人所加，为的是有别于邵伯温之子邵博所撰《邵氏闻见后录》。邵伯温（1037—1134），字子文，北宋洛阳（今属河南）人。元祐中，以荐授大名助教，调潞州长子县尉。徽宗即位，上书数千言，欲“复祖宗制度”。知果州，请罢发输沪南诸州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后擢提点成都，弟子赵鼎评其一生为谓“以学行起元祐，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宋史·邵伯温传》）。邵也是理学家，丰富了理学”穷理尽性”的命题。著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等。
《邵氏闻见录》全书20卷。主要辑北宋轶闻，大都信实。作者早年逢王安石变法，中年经过元祐党争，晚年遭遇靖康之祸，故其见闻极为丰富。本书对王安石变法所记颇多，还记载了一些北宋初年的朝章制度及逸闻趣事。本书的内容大体有这样几类：一、记录王安石变法中变法者与反对变法者的言行、思想、逸事，甚至连一些家庭琐事也不厌其烦地记入卷中，为后世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资料。邵伯温对双方代表人物如王安石、司马光等各有褒贬，但总的来说，他盛赞的还是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物，对他们思想道德、政治立场的肯定程度要远远大于变法者。二、记载了北宋时期朝廷和宫廷中的一些典章制度、轶闻趣事。本书对邵雍的描述含有一些虚诞文字，但也可以使后人从其日常起居、过从交游等方面了解这位大学问家的道德文章。三、前16卷记宋太祖以来故事，其中杂及北宋著名文人王禹偁、柳开、穆修、尹洙、欧阳修、苏洵、王安石等，有助于了解北宋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本书也有很多纪事不实甚至是恶意诽谤之处，原因在于邵伯温对于变法的政治偏见和党争之见。但总括来看，《邵氏闻见录》是一部研究北宋历史尤其是熙宁变法的十分有价值的史料笔记。
《邵氏闻见后录》30卷，邵博撰。邵博（?—1158）字公济，洛阳人，邵伯温之次子。生平事迹不详。只知绍兴八年（1138）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九年除秘书监校书郎，不久知果州。
《邵氏闻见后录》虽亦辑北宋轶闻，但参以经义诗话，论古事较多，内容不免芜杂，但关于诗文的评论比《邵氏闻见录》丰富。其中卷十四至卷二十七，比较集中地记述宋代著名文人轶事，以苏轼为详，王禹偁、欧阳修、梅尧臣、苏洵、王安石、曾巩、苏辙等次之。书中所记轶事往往得之亲闻，比较可靠，保存了不少文学史资料。其谈诗，上起楚辞、乐府，中有唐之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下及北宋各大家，其中不乏卓见。如认为杜甫诗“所以独立千载之上”，不在于字字句句“有所本”，其功夫在诗之外。其论文，涉及司马迁、曹植、王勃、韩愈、柳宗元、樊宗师、李商隐及北宋欧、王、曾、苏诸大家与李格非。书中认为韩文“自经中来”，柳文“自史中来”，欧文“和气多英气少”，苏（轼）文“英气多和气少”，亦可备一说。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通行本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二编，2006年版；
54、《容斋随笔》
宋代以考证、议论、记事为中心内容的文史笔记，74卷，南宋洪迈撰。洪迈（1123～1202）。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洪皓、哥哥洪适，都是著名的学者、官员，洪适官至宰相。父亲洪皓使金，遭金人扣留，洪迈时年仅七岁，随兄适、遵攻读。他天资聪颖，“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绍兴十五年（1145），绍兴十五年（1145）洪迈中进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其时洪皓已自金返国，正出知饶州。洪迈便不赴福州任而至饶州侍奉父母，至绍兴十九年（1149）才赴任。二十八年（1159）归葬父后，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三十一年，授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三十二年春，金世宗完颜雍遣使议和，洪迈为接伴使，力主“土疆实利不可与”。朝廷欲遣使赴金报聘，迈慨然请行。于是以翰林学名义充贺金国主登位使。至金国燕京，金人要迈行陪臣礼。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不给饮食，三日乃得见。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乃遣还。洪迈回朝后，殿中御史张震弹劾迈“使金辱命”，论罢之。乾道二年（1166），知吉州（今江西吉安），历知赣州婺州。后因孝宗召对，力主抗战得到嘉许，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又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深得孝宗信任。淳熙十三年（1186）拜翰林学士。光宗绍熙元年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二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除《容斋随笔》外，今尚存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
《容斋随笔》共《五笔》，74卷，1220则。其中，《容斋随笔》16卷，329则；《容斋续笔》16卷，249则；《容斋三笔》16卷，248则；《容斋四笔》16卷，259则；《容斋五笔》10卷，135则。据作者自述，该书写作时间历经近三十年。该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历史事件评论、历史人物评论，史料、典章、物产考察、宋代专著评介、天文、历算、星相等几个方面，以考证、议论、记事为中心内容。《容斋随笔》不但涉猎广泛，而且考证辨析之确切，议论评价之精当，皆倍受称道。其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是考证了前朝的一些史实，如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对历代经史典籍进行了重评、辨伪与订误，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更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误。其中对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亦颇有见地，许多资料为官方史志所不载。该书以资料丰富、格调高雅、议论精彩、考证确切等特点，卓然超越众多的同类著作之上，与沈括的《梦溪笔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是南宋三大最有学术价值的笔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之书。明人李翰说：洪迈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将其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
《容斋随笔》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书。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将该书赠给谢觉哉阅读。1972年又将此书送给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周世钊。1959年10月30日，毛泽东出京巡视，指名要带的有限书籍中，就有《容斋随笔》。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病情开始恶化。仍索要《容斋随笔》。9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还由别人为他代读《容斋随笔》37分钟。
《容斋随笔》通行本有《洪氏晦木斋丛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等。
今有：《容斋随笔》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容斋随笔》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55、《高斋漫录》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一卷。南宋曾慥撰。曾慥（？—1155），两宋之际道教学者、诗人。字端伯，号至游子，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北宋大臣曾公亮四世孙。北宋靖康（1126）初，任仓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后，曾随其岳父翰林学士吴幷降金，充事务官，并助纣为虐：“金人限三日立张邦昌，慥挟势督促，都人震恐累日”。南宋绍兴元年，曾慥因降金并协立张邦昌，被罢官，寓居银峰。《类说》和《高斋漫录》即写于此间。绍兴九年（1139），秦桧当权，曾慥又投靠秦桧，起为户部员外郎，十一年（1141）曾慥为擢大府正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京湖军马钱粮，置司鄂州，诸军并听节制，不独职馈粮饷也，总领官正名由此始”。曾慥正当权利高峰时，不知何故，也许是看到秦桧不会长久得势，不久，以疾请祠，除秘阁修撰，提举洪州玉隆观。曾慥晚年隐居银峰，潜心修道，学养生，成为道教学者，编成《道枢》四十二卷。另著有《类说》六十卷，《高斋漫录》一卷，《集仙传》一卷，《乐府杂雅》三卷，《拾遗》二卷。
曾慥在《类说》序中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同期创作的《高斋漫录》的创作动机也与此相类。全书一卷，书中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诗文评，诙谐嘲笑之属，随听见闻，皆纪闻其中，如：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加上爹和娘，恰是九个。”、书中记王安石退居钟山后的平易与低调，很有意思：“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亭，每出跨驴，从二村仆。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编户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痁求药，公随行偶有药，取以遗之。姥酬以麻线一缕云：‘相公可将归与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高斋漫录》有：清光绪15年（1889）上海鸿文书局版；《后山丛谈高斋漫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版；《高斋漫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高斋漫录》，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高斋漫录》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二编，2008年版。
56、《梁溪漫志》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南宋费衮撰。费衮，字补之。无锡人，衮幼承家训，博学而能文绍熙（1190-1194）国子监免解进士。负用世辅政奇才而不得志，以著作自见。平生所著除《梁溪漫志》外，还有《续志》三卷、《文章正派》十卷、《文选李善五臣注异同》若干卷，今皆佚。
《梁溪漫志》十卷，160余篇。据此书前作者《自序》所称，其著作过程是平日暇时，把所欲述、欲言者记之于纸，经过多年的积累，最后汇集成编。故名为“漫志”。“梁溪”是因他居于无锡县城西梁伯鸾寓居而得名。该书记述了宋代政事典章，考证史传，评论诗文，间及传闻琐事。第四卷则全记苏轼事，如：“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唯集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谨之。后人得罪迁徙者，多以此为不。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中提刑，东坡与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
《梁溪漫志》是宋代笔记中史料价值较高的一种，对于研究宋代典章制度、人物遗闻以及史考、史评和文学等都是一部较重要的文献。《梁溪漫志》书成于宋绍熙三年（1192年），首刊于宋嘉泰元年（1201年），刊行五年后，即宁宗开禧二年即被国史实录馆征收。以备编修高、孝、光三朝正史参用。清修《四库全书》对此书亦颇为推崇，称其“持论有根抵，旧典遗文往往而在”。
今有：《梁溪漫志》，唐宋史料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梁溪漫志》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7、《四朝闻见录》
南宋历史轶事笔记，五集。南宋叶绍翁撰。叶绍翁（1194—？），南宋中期诗人，字嗣宗，号靖逸，处州龙泉（今属浙江丽水）人，祖籍建安（今福建建瓯），本姓李，后嗣于龙泉叶氏。曾任朝廷小官。其学出自叶适，他长期隐居钱塘西湖之滨，与真德秀交往甚密，与葛天民互相酬唱。叶绍翁是江湖派诗人，他的诗以七言绝句最佳，代表作有《游园不值》《夜书所见》《嘉兴界》等。
《四朝闻见录》分为甲、乙、丙、丁、戊五集，凡共209条，记载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事迹，所记多为作者亲历或耳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宋室南渡以后，有关记载颇为简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繁年要录》和《朝野亲记》号稱详赅，可以补史传之关。二书之外，便要数到四朝闻见录。不过李氏二书止於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之事，《四朝闻见录》则延续到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事蹟，丁集仅记宁宗受禅、庆元黨禁三事，眉目清楚，史料足采。尤其是对韩侂胃由得幸到被诛的缘由经过，记述详尽具体，为他书所不及。如丙集“虎符”条记诛韩经过：由夏震遣其部下拦韩侂胄车于六部桥，以铁鞭击韩死。并云当时定计甚疏漏，事几乎不成。它书所述，皆无此详细。《宋史·韩侂胃传》采此书情节颇多，如谓韩侂胄凿山为园，下瞰宗庙以及宠幸四夫人事，即出于此书戊集。对南宋四朝的朝章国政、名物制度以及时人轶事等，也有不少重要记载。所以当时人程公许阅其二帙，稱其“记载详博，事得实而词旨微婉。他日足以备史官，补放失”。
四朝闻见录成书时，理学盛行，绍翁师承叶适，又与真德秀善，故为朱熹门人。但书中所载有涉及朱熹的，却能无所隠讳，实为难能可贵。如乙集“洛学”条云：“予嘗与闽士同舟，相与欢息在之弗绍，且谓在尽根尽骨卖了武夷山。”深惜朱在颓其家聲，便是一例。所以《四库全书提要》称叶绍翁“非攀援门户者比”，“所论颇属持平”；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也一云“足知其是非之公”。这些评论是比较公允的。
《四朝闻见录》是研究南宋史不可缺少的著作之一。但是也有不少疏误之处。如“甲集”恭孝仪王大节条，把刘禹锡的《甘棠馆》诗误以为赵仲湜游天竺时所作。同一集中记光宗内禅，慈懿皇后自卧内取玉玺与宁宗一事，周密《齐东野语》卷三也提出异议；”乙集“函韩首”条载侂胃被诛以后，章良能建议以韩首和金，王介抗议，以为不可。周密认为“此非是实”，当是林大中、楼錀、倪思主之尤力。此外，王士祯《居易录》卷八批评是书“颇有涉烦碎者”，认为“不及李氏《朝野亲记》”，也是事实。前人把李书归入史部，把《四朝闻见录》列入小说家类，大概也与上述缺点有关。不过这並不影响它的参考价值。
《四朝闻见录》的通行本是乾隆戊戌（1778）年间刊刻的《知不足斋》本。
今有：《四朝闻见录》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以知不足斋》本为底本；《四朝闻见录》符均注，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四朝闻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7年版。
58、后山谈丛
南宋南宋历史轶事笔记，四卷，陈师道撰。陈师道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后山集”《后山谈丛》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史料笔记。对北宋重要史实人物关注尤多，记录了一些仁宗庆历新政期间，朝廷上层之间的斗争，如丁谓陷还苏舜钦以撼宰相杜衍一条，吕公著厌恶改革派韩琦、范仲淹、富弼一条，丁晋公赂中使沮张乖厓一条，张乖厓买田宅自污一条等。书中间或涉及书法绘画、农事水利、佛徒道流以及奇闻异物等。如载宣城画家包鼎画虎时的怪诞行为：“每画虎，扫溉一室，屏人声、塞门、涂牖。穴屋取明，一饮斗酒，脱衣据地卧。起行，顾自视真虎也。复饮斗酒，取笔一挥，意尽而去，不待成也”。书中记阎立本对张僧繇江陵壁画经反复观摩才由轻视到膺服的经过，说明知人之难，也很有启迪作用：“阎立本观张僧繇江陵画壁曰：‘虚得名尔’。再往，曰：‘犹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寝食其下，数日而后去夫。阎以画名一代，其于张髙下间尔，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强其不能而论能者，之得失不亦踈乎！”
今有：《後山谈丛·萍洲可谈》李伟国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后山谈丛》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二编，2006年版；《后山谈丛·萍洲可谈》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7年版。
59、石林燕语
辑录宋代的典章制度和人物轶事笔记，南宋叶梦得撰，十卷。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原籍吴县，居乌程。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遂迁祠部郎官。徽宗大观初（1108），任起居郎、翰林学士，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汝州，积极参预朝政。高宗初，曾官户部尚书，迁尚书左丞；绍兴时，任江东安抚使。以崇信军节度使致仕。宋史有传。叶梦得能诗工词，词风早年婉丽，中年学东坡，南渡后多感怀国事，转向简淡宏阔，晚年简洁。著有《建康集》、《石林词》、《石林燕语》等。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尚存者有《春秋传》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谳》二十三卷、《石林奏议》十五卷、《石林燕语》十卷、《避暑录话》二卷、《岩下放言》三卷、《石林家训》一卷、《建康集》八卷、《石林诗话》二卷、词一卷共十一种，佚书包括《玉涧杂书》等近十种。
《石林燕语》成书於宋南渡之初。据自序称，叶梦得於徽宗宣和五年（1123）归隐湖州，至高宗建炎二年（公元一一二八年）由其子编集成书，大约经过了四、五年的时间。其书中所记建炎二年之后事，当属后人增益。石林燕语是作者在湖州宴游之余，随笔札记的故实旧闻或古今嘉言善行。叶梦得历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五朝，暗熟朝廷的典章制度、琐闻轶事。在宋代人同类著作中，尤详於官制科目，《四库提要》称其“颇足以补史传之阙，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徐度《却扫编》可相表里”。如卷二记宋代集贤院学士、讲读官的品秩与除授，卷三记唐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滞职掌的变迁等等皆有益于考证。其中记宋太祖的胸怀云：“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伪诸国，皆无甚难之意。将伐蜀，命建第五百间于右掖门之前，下临汴水，曰：‘吾闻孟昶族属多，无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赐之。召李煜入朝，复命作礼贤宅于州南，略与昶等。尝亲幸视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园池，导惠民河水注之。会煜称疾，钱俶先请觐，即以赐俶。二居壮丽，制度略侔宫室”。李煜降宋后于七夕夜死于宋太宗的牵机药，可见帝王手段。
由於《石林燕语》成书於动乱之时、偏僻之地，缺少可供参考的图书资料；又因作者记忆失真和考据未详，出现了若干谬误。於是在石林燕语之后，南宋产生了两部纠谬之作，一是玉山汪应辰（圣锡）的《石林燕语辨》，一是成都宇文绍奕的《石林燕语考异》。石林燕语辨，陈振孙已云“未见”，说明南宋传本已稀；考异今亦无单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是一朝故事，得梦得之书而梗概是存，得绍奕之书而考证益密，二书相辅而行，於史学弥为有裨矣。”这个论断是恰当的。
《石林燕语》有明初刻本、明正德元年（1506）杨武刻本、《说郛》本、《稗海》本、《琳琅秘室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其中收入《琳琅秘室丛书》本的《石林燕语》，为清咸丰初叶珽琯、胡珽以文澜阁所抄之永乐大典本，校以明正德元年杨武刻本及重刻本、商浚《稗海》本，参校了清何焯、沈钦韩校语，辑采了《四库全书考证》、宋李心传《旧闻证误》等书资料，补充考订了《石林燕语》之误，是《石林燕语》与考异较为完善的本子。
今有：《石林燕语》侯忠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石林燕语》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石林燕语》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二编，2006年版。
60、《春明退朝录》
辑录宋代的典章制度和人物轶事笔记，二卷。南宋宋敏求撰。宋敏求（1019—1079），字次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地学家。赐进士及第。官至史馆修撰、累迁龙图阁直学士。英宗治平中（1065），为宋仁宗实录检讨官，起居注，知制诰。神宗时以忤王安石外迁。宋敏求家中藏书丰富，士大夫中喜读书者，多迁居到其附近居住，春明里周围的房价因此变得昂贵。尝预修《新唐书，又私撰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卷。所著的《长安志》考订详备，详细记载长安城郭、宫殿、坊市等，是我国古代有关长安地志的重要著作。亦为地市志之宗。《四库总目》载有宋敏求《春明退朝录》3卷，《唐大诏令集》130卷。《长安志》20卷。
《春明退朝录》成书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所居地曰春明里，每日退朝以后即撰见闻，故名之《春明退朝录》。其内容涉及宋代官诰礼仪、仕宦进拟、差除制度等。如谈到庆历年间对将相待遇的改革：“旧制，将相食邑万户，即封国公。王太尉为相，过万户，而谦挹不封。庆历七年南郊，中外将相唯夏郑公合万户，中书请封英国公。因诏使相未满万户皆得封，於是王康靖封遂国公，章文简封郇国公，王武恭封冀国公。其后遂以邑封合。万户者彻国。国朝以来，封国公者：范侍中（鲁）、王文献（祁）、向侍中拱（谯、秦）……”《四库提要》说它颇足以补史传之阙，与叶梦得《石林燕语》、徐度《却扫编》可相表里。其中卷下叙宋太宗时命儒臣编辑的类书除《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太平御览》外，还有医方一千卷，叫做《神医普救总类》，为别的笔记所未道，可补史阙。
《春明退朝录》通行本有：《百川学海》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本等。
今有：《东斋记事春明退朝錄》，汝沛诚刚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春明退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春明退朝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61、《却扫编》
宋代的典章制度和人物轶事笔记，三卷，南宋徐度撰。徐度，生卒年不详。陆游《渭南集》跋是书：“此书是之作，敦立犹少年，故大抵无绍兴以后事，盖其书成于高宗初年也。”可知徐度字敦立，高宗时代人，此书作于高宗绍兴初年（1127—1130）。至于为人，据邵康《却扫编》跋云：“襟韵萧散，议论英发，有晋宋简远之趣，而考订根据，辨析精敏，不竞不止。”
《却扫编》多载宋代典制，有较高史料价值，有的学者认为：是书可与王明清《挥麈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鼎足而立，“而文简于王，事核于叶，则似较二家为胜”如记载集贤院、弘文馆在唐宋时代变迁和政治待遇：“唐开元中，始聚书集贤院，置学士、直学士、直院总之。又置大学士，以宠宰相，自是不废。其后又置弘文馆，亦以宰相为大学士。本朝避宣祖讳，易为昭文，然必次相迁首相始得之。其后惟王章惠随、庞庄敏籍、韩献肃降旨初拜直除昭文，故王岐公行献肃制词，有曰‘度越往制，何爱隆名之私’者，盖谓是也。”可补唐宋制度史之阙。再如枢密院长官的充任，可看出宋代重文轻武的政治倾向：“文臣签书枢密院，始于右元懿，初称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竟以本院学士而签书院事而已。至张公齐贤、王公沔皆直以谏议大夫为之，不复带学士，自是不复除。武臣签书枢密院，始于杨守一。所选论诗语，如言‘用意太过，反失于凿’，‘作诗之外，他应有知’，及‘作诗大要忌俗’等，均可取”。
今有：《退斋笔录·却扫编》丛书集成初编本1912年版；《中国野史集成》，学津讨原本1922版；《却扫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却扫编·彭文宪公笔记》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却扫编》上海博古斋1945年本；《退斋笔录却扫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却扫编》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07年版。
62、《老学庵笔记》
记载宋代历史琐闻人物典章制度笔记，十卷，另有《老学庵续笔记》一卷，陆游撰。陆游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渭南文集”。
老学庵是陆游晚年（一一九○年，绍熙元年）以后蛰居故乡山阴（今浙江绍兴）时书斋的名字。《老学庵笔记》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宋孝宗淳熙末年到宋光宗绍熙初年这几年间。陆游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作品众多的爱国大诗人，而且是个见识广博的学者。《会稽续志》说他“学问该贯，文辞超迈，酷喜为诗。其他志铭记叙之文，皆深造三味；尤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以故声名振耀当世。”他幼年时，家中藏书很多，得以博览；又随他父亲会见过许多前辈的学者和士大夫，得聆听他们的谈吐；成年后，到临安（今杭州）、四川、江西、福建等处做过官，阅历见闻极富。《老学庵笔记》内容多是作者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之事，或读书考察的心得大量篇幅是记载当时的名物典章制度和各种逸闻趣事如卷三、卷十谈修《（宋）太祖实录》、朱墨本《神宗实录》的经过，卷七记教官出试题错引麻沙版本上的讹字，卷八记宋初流行的“文选烂，秀才半”之语，卷二记陂泽的兴废，卷五记靖康年间出土的原始墓葬瓦棺葬，卷六记四川茂州雪蛆，卷三记辰、沅、靖州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描叙他们踏歌醉舞的社交生活，等等，都是研究文化史的资料。
陆游鲜明的政治倾向，在《老学庵笔记》里那些简练的、笔端常带感情的记叙中，充分地流露出来。如谓高宗在临安，值时世艰难之际，每出犹黄沙铺道（卷七）；卖国投敌的张邦昌死后，其家每月还得到宋廷十万抚养费（卷八）；从秦桧府前走过的人，稍一顾视，就要受到卫士的呵斥；秦桧的亲戚王某做吴县知县，可以任意凌辱太守；秦桧的孙女丢失了一只狮子猫，立限临安府寻找，搅得全城不宁，可见其气焰熏天。（卷八、卷五、卷三）。《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对爱国将领的敬重和对投降派的憎恨，如：“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检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范琼是建炎初年一员带兵大将，可是他却望风而逃，广大军民讥笑他“此将军岂解杀敌，惟有走耳。”抗战派将领张浚将其捕杀。
由于陆游有文学才华，笔记以文学家流畅的笔调书写出来，因此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兴趣盎然，是宋人笔记丛中的佼佼者。如记毛德昭条：此人“喜大骂极谈”、“直谏无所忌讳”、“对客议事，率不逊语”著称，可是，有一次在临安茶肆中，他的朋友有意问他：“君素称敢言，不知秦太师如何？”结果是：“德昭大骇，亟起掩耳曰：‘放气，放气！’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寥寥数笔，将秦桧“数以言罪人”的凶残和气焰嚣张反衬得淋漓尽致。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赞陆游及其《老学庵笔记》云：“生识前辈，年及耄期，所记所闻，殊有可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评论说说：“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
《老学庵笔记》通行本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等。
今有：《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老学庵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老学庵笔记》王欣点评，青岛出版社2002年版；《老学庵笔记》杨立英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老学庵笔记》以《稗海》本为底本，以其它各本参校，包括《老学庵笔记》十卷，《老学庵续笔记》一卷，《老学庵续笔记佚文》三条，并附《宋史·陆游传》，二、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毛晋汲古阁书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顾广圻思适齐书跋、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商务印书馆印本夏敬观跋、张宗祥说郛序等各家著录与论跋，是较好的版本。
63、《桯史》
记载两宋时代朝野见闻的一部史料随笔，十五卷。南宋岳珂撰。岳珂（1183—1243），字肃之，号亦斋，晚号倦翁。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宁宗嘉泰末（1204）为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历光禄丞、司农寺主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嘉定十年（公元1217），出知嘉兴。自此家居嘉兴，住宅在金佗坊。十二年，为承议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十四年，除军器监、淮东总领。宝庆三年（公元1227），为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绍定六年（公元1233）元宵，岳珂在京口观灯，作诗提到宋徽宗被俘事，被人构陷以罪。嘉熙二年（公元1238）被重新起用，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著有文史资料《金佗粹编》《桯史》《愧郯录》等。
《桯史》共15卷，140条。分别记叙两宋人物、政事、旧闻等。作者以“公是公非”为写作目的，通过许多目击耳闻的朝野各阶层人物的言行，愤怒地揭露了两宋政治的腐败黑暗，南宋统治集团中投降派祸国殃民的罪恶，热情歌颂了诤臣战将、布衣义士的抗金热忱和凛凛气节，辞严义正，爱憎分明。同时也保留了许多文学史料。书中所记大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或是父兄口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其中南宋部分，皆系作者亲身见闻，尤为可信。其中述宋金和战、交涉诸条，如“刘观堂读赦诗”、“开禧北征”、“二将失律”等皆属实录。其卷四“乾道受书礼”记孝宗时与金人通使的卑屈辱国，极为详细；又叙优伶讽刺秦桧及秦桧死讯传来，闻者欢声如雷，亦能反映当时的人心所向。书中所记金主完颜亮的绝句、律诗以及《鹊桥仙》、《喜迁莺》等词作，如“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亦可见其人的野心和汉学修养。卷11《番禺海獠》条，还记叙了当时广州穆斯林的广州穆斯林诵经、礼拜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清真寺建筑的宏伟壮丽。由于作者幼年曾随居官广州的父亲在任所生活，上述记叙系亲身见闻，对研究中国宋代海上交通、贸易和伊斯兰教史有一定史料价值。
《桯史》有元明遞修本6冊12卷。通行本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等。以《学津讨原》较佳。
今有：《桯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影印元刊本；《桯史》，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1981年版；《桯史》吴敏霞校注，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64、《愧郯录》
记载宋代典章制度，并考证前代掌故沿革的史料类笔记，十五卷。南宋岳珂撰。是书多记宋代制度，参证旧典之异同。书名“愧郯”，是取《左传》中郯子来朝，孔子问官之典故，即通知掌故，有愧古人之意。作者知识面和丰富，书中其中记鱼袋颁赐及章饰之始末，公主之改称帝姬，辨论甚确。同二品之起於五代，金带之有六种，金涂带之有九种，皆史志所未备。至叙《尚书》之名，引战国时已有尚冠、尚衣之属，皆杜佑《通典》职官志中所未提及，可与叶梦得《石林燕语》等并驾齐驱。但其间亦偶尔舛讹，如论金太祖建元始於“天辅”（按：实际是“收国”。收国元年为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而以“收国”为辽帝年号，九品中正为官品之等。
《愧郯录》有宋嘉定年间（1208－1224）刊本，十五卷；明代岳元声之刊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本，《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愧郯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愧郯录，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2006年版。
65、《麈史》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的文史笔记，南宋王得臣撰。王得臣（1036—1116），字彦辅，自号凤台子，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从学于郑獬、胡瑗，与程颐为友。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为秘书丞、提举开封府界常平等事。历岳州巴陵令、开封府判官。出知唐、邠、黄、鄂三州。哲宗元祐八年（1093），为福建路转运副使，召为金部郎中、司农少卿。高宗绍兴四年（1097），以目疾管勾崇禧观，徽宗政和六年卒，年八十一。王得臣生平著述甚丰，有《江夏辨疑》一卷、《麈史》三卷、《凤台子和杜诗》三卷、《江夏古今纪咏集》五卷。今仅存《麈史》三卷及《全宋诗》收诗六首、《全宋文》录文四篇。
《麈史》前有作者于政和乙未（1115）所作的自序，称该书是“实录”，“以其无溢美、无隐恶而已”。所及的内容是自己一生的“仕途生涯，师友们之余论、宾僚们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晚年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遂类以相从，别为四十四门，名曰《麈史》”。今本《麈史》分为上中下三卷，卷上十二门，卷中十七门，卷下十五门，共四十四门。书中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决策细节，如宋神宗改元“元丰”的经过：“中书许冲元尝对客言：熙宁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拟‘美成’、‘丰亨’二名以进。上指谓‘美成’曰：‘羊大带戈，不可’；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丰’纪年。”宋神宗时打算雇佣商人从东南运粮食，决策遭否定的原因：“神文朝，有议东南漕粟，兵夫、舟船与盗失之费盖十常三四，欲募商贾，令入粟以实中都。三司使程文简以为不可，万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贾得操其柄，其议遂寝。”还有些条目，颂扬帝王或大臣的胸怀或执政的得体，如记高祖时，有百姓击朝廷登闻鼓寻猪，“上手诏忠献赵公曰：‘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寃民’”。记韩琦执政，各司其职：“韩魏公得宰相体。时曾鲁公为亚相，赵阅道、欧阳永叔为参政。凡事该政令，则曰：‘问集贤’；该典故，则曰：‘问东厅’该文学，则曰：‘问西厅’。至于大事，则自与决之矣”。虽为轶事，亦有助于治国。《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凡朝廷掌故，耆旧遗闻，耳目所及，咸登编录。其间参稽经典，辨别异同，亦深资考证。非他家说部惟载琐事者比”。
《麈史》有明抄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
今有：《麈史》俞宗宪点校，上海古籍出版1980年版；《麈史》黄纯艳整理，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2005年版；其中大象出版社出版的《麈史》，以夏敬观校刊之涵芬楼本为底本，并保留夏氏校语。
66、《宾退录》
宋代历史轶事类笔记，兼及考证辨析，十卷。南宋赵与时撰。赵与时（1174—1231），字与旹，宋太祖七世孙，生平不详，《宋史》无传，《志乘》亦不载其名。惟赵孟坚《彝斋文编》中有《从伯故丽水丞赵公墓铭》，得知其大概：为人幼敏悟，方弱冠，已荐取应举。宁宗时补官右选，先后任婺、泰、衢三州筦库，又监御前军器所，司行在草料场。三十年间一直为杂员。理宗即位后，赵与时靠“积阶至忠翊”，并按皇室宗亲换阶惯例改换文职，为丽水丞，不久即病逝于丽水，葬于“安吉州归安县乡山之原”。又据书中陈崇礼序，称其从慈湖先生问学，当系宋儒杨简门人。
《宾退录》汇集作者平日见闻及与宾客所谈论的内容，宾退后笔录成编，故名《宾退录》。据书中作者后序，书成于嘉定十七年（1224）。书中考证经史，辨析典故，大半精核，所记两宋人物掌故亦多翔实可信。《四库提要》肯定其“考证经史，辨析典故，则精核者十之六七，可为《梦溪笔谈》及《容斋随笔》之续”。但批评其“论诗多涉迂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其实也不尽然，如书中用喻体比喻一些作家不同的文学风格，可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媲美：
开元中张说与徐坚论近世文章。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阎朝隐如丽服靓妆，燕赵歌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坚问：“今世奈何”说曰：“韩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则薄？滋味。许景先如丰肌腻理，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坚谓笃论。
因暇日与弟侄辈评古今诸名人诗。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苎，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覆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环妍，要非适用。本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泽；欧公如四瑚八琏，止可施之宗庙；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崄绝为功；山谷如陶宏景祗诏入宫，析埋谈元，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如开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杀自妍，不求识赏；韩子苍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
特别是作者用形象的比喻形容中国历代书法家不同的风格，更为少见：
王僧虔书犹如扬州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朔少年，皆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羊欣书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不复排突英贤；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明；殷均书如高丽人，抗浪乃不有意气，而姿颜自足精味；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尚风轨，然不寒乞；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状，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吴拖书如新亭伧父，一往似扬州人共语，语便态出；柳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曹喜书如经论道士，言不可绝；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程旷平书如鸿鹄弄翅，颉颃布置，初云之见白日；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李镇东书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镂；金桓元书如快马八陈，随人屈曲，岂须文谱；范怀约真书有分草书，无功，故知简牍非易；皇象书如韵音绕梁，孤飞独舞；孔琳之书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岩之书如镂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单枝；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师宜官书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鹄书如龙威虎震，剑拔弩张；张伯英书如武帝爱道，凭虚欲仙；卫恒书如插花舞女，援镜笑春；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钟繇书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僧智水书经气骨清健，大小相杂，如十四五贵胄褊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虞世南如学休粮道士，神意虽清而体气疲困；欧阳询如新痊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颜真卿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举动屈强，礼节生疏；徐浩如蕴德之人，动容温厚，举止端正，敦尚名节，体气纯白；沈传师如龙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清虚；周越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空健，而锋刃交加；钱易如美丈夫肌体充悦，神气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漫，多饰繁华；苏舜钦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张友直如宫女插花，媚娇对鉴，端正自然，别有一种娇态。
《宾退录》最早有宋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刻本。
今有：《宾退录》，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宾退录》，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子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2003年版。
67、《独醒杂志》
宋代历史轶事典故类笔记，十卷，南宋曾敏行撰。曾敏行（1118—1175），吉州庐陵吉水（今属江西）人，字达臣，自号浮云居士，又号独醒道人，亦号归愚老人，与胡铨、杨万里、谢谔相友善。年甫二十，以病废，不能仕进，遂专意学问。亦工画草虫。卒于宋孝宗淳熙二年。所著《独醒杂志》，由其子三聘编为十卷，杨万里为之序。
《独醒杂志》为作者积所闻见而成。据书前杨万里序，当成书于淳熙十二年（1185）。杨万里序称“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盖有予之所见闻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中多记两宋轶闻，可补史传之阙，间及杂事，亦足广见闻。于南渡后刘、岳诸将，皆深相推挹。”《独醒杂志》为研究两宋的典制、故实、诗文均能提供一些可信的资料。如“李煜”条比较李煜与杨行密为政和百姓对此不同态度，可看出今人所不知的两人另一面：“江南呼蜜为蜂糖，盖避杨行密名也。行密在时，能以恩信结人，身死之日，国人皆为之流涕。予里中有僧寺曰南华，藏杨、李二氏税贴，今尚无恙。予观行密时所征产钱，较之李氏轻数倍。故老相传云，煜在位时纵侈无度，故增赋至是。欧阳谓行密为盗亦有道，岂非以其宽厚爱人乎”。又记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黄庭坚草书长进的经过：“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日：“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绍圣中，谪居涪陵，始见怀素《自叙》于石杨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累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祜已前所书大异。始信穆父之言不诬，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尝自谓得草书于涪陵，恨穆父不及见也”。书中记徐师川论诗语，言“目力所及，皆诗也”，而不可“自作镌空妄实之想”。又记王德升“久居玉笥，于山中景物体味颇深，故作诗、评诗自有独到处。”皆为至语。
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独醒杂志》，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版；《独醒杂志》，朱杰人标校，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丛书”1986年版；《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1年版。
68、《云麓漫钞》
宋代考据辩证类笔记，15卷，南宋赵彦卫撰。彦卫，字景安，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不详，约宋宁宗庆元初前后（1195）在世。宋宗室。初佐幕吴门，以学识见称于世，被人视为“外吏而内儒，学而有用者”（《拥炉闲话序》）。绍熙间（1192），为乌程县令，有治名。又通判徽州，官新安郡守，其后仕历则不可考。著有《云麓漫钞》十五卷。
《云麓漫钞》初名《拥炉闲话》，10卷，后并刻为15卷，（四库总目、文献通考作二十卷）改今名。其内容“记宋时杂事者十之三，考证名物者十之七”（《四库全书总目》）。书中有不少资料有助于文史研究，如记建宁府松溪县银矿及矿工生活（卷二），浙东河流及船工生活（卷九），记述出使金国的路线里程（卷八）及送迎金使的经费数字（卷六）等。此外考订天文﹑地理﹑名物制度，则往往赅博；搜采方言俗谚，载述诗词遗文，亦颇多参考价值。其中如吕大防《长安图》，原书已佚，靠此书存其大概。章援（章敦之子）与东坡书，向来不为人注意，韩愈﹑欧阳修个别佚文﹑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亦赖以保存，对后者且有评论，反映了当代人某些看法。但其考证亦间有纰漏。
《云麓漫钞》通行本有《涉闻梓旧》本﹑《丛书集成》本等。
今有：《云麓漫钞》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版；《云麓漫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9、《齐东野语》
宋代历史轶事、杏林偏方、民俗风情诸种杂录，南宋周密撰。周密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集《苹洲渔笛谱草窗词》。周密祖籍济南。书用《齐东野语》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书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张援襄”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书中所载录的医事制度、医家史料、典籍训释、养生知识、各科医案，特别是治病疗疾的验方效剂，如“经验方”、“小儿疮痘”、“多为作者搜集、使用后的验证，大都真实可信。一些当朝史事传闻、民俗风情，也是研究宋代文化史的珍贵索引。如卷一“梓人抡材”载宋太祖、仁宗对财力爱惜以及自己对此事的考证，历史价值和学问俱佳：
梓人抡材，往往截长为短，斫大为小，略无顾惜之意，心每恶之。因观《建隆遗事》，载太祖时，以寝殿梁损，须大木换易。三司奏闻，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条截用。上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于是止。嘉祐中，修三司，敕内一项云：“敢以大截小，长截短，并以违制论。”即此敕也。《邵氏闻见录》乃以为晋邸内臣奏请，且文其辞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失其实矣。可见正史亦不可全信。
卷十对“字舞”的考证亦类此，此亦是今日大型团体操表演，布成图形文字的先声：“州郡遇圣节锡宴，率命猥妓数十群舞于庭，作‘天下太平’字，殊为不经。而唐《乐府杂录》云：‘舞有字，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王建《宫词》云：‘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则此事由来久矣。”
今有：《齐东野语》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齐东野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2007年版；《齐东野语》北京燕山出版社《历代笔记名著丛书》，2009年版。
70、《癸辛杂识》
宋元之交遗闻轶事、典章制度，并记及都城胜迹杂录，四集。周密撰。这是周密寓居癸辛街时所写的另一部笔记。周密入元后不仕，寓杭州癸辛街，以南宋遗老自居，著书以寄愤，本书因而得名。
《癸辛杂识》分前集一卷、后集一卷、续集二卷、别集二卷，共四集六卷，凡四百八十一条，是宋代同类笔记中卷帙较多的一种。该书主要记载宋元之际的琐事杂言，这是区别于《齐东野语》的地方。本书内容广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大量记载了为国牺牲的将士，坚持民族气节的士大夫，及异族统治者，投降派的言行，寄亡国之痛于笔端，如“襄阳始末”、“佛莲家资”、“方回”（降元宋臣）等条，史料价值甚高。本书还记载了许多不见正史的遗闻轶事、典章制度，并记及都城胜迹、艺文书图、医药历法、风土人情和自然现象等，“究非寻常小说家之可比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吴兴园圃”记吴兴的城南沈尚书园、城北王尚书园、赵府北园、赵氏菊坡园等近二十处名园，是江南园林史、中国园林史的珍贵史料。其中还有“变性人”的记载：“赵忠惠帅维扬日，幕僚赵参议有婢慧黠，尽得同辈之欢。赵昵之，坚拒不从，疑有异，强即之，则男子也。闻于有司，盖身具二形，前后奸状不一，遂置之极刑。近李安民尝于福州得徐氏处子，年十五、六，交际一再，渐具男形，盖天真未破，则彼亦不自知。”
《癸辛杂识》通行本有清虞山张氏照旷阁刻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等。其中《稗海》本误将《癸辛杂识》和《齐东野语》混在一起，且多阙疑，毛晋刻《津逮秘书》始复其旧；《学津讨原》本经过校正，大致完整。
今有：《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8年版；《癸辛杂识》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1987年版。
71、《武林旧事》
记录南宋遗闻轶事、典章制度，并记及都城胜迹杂录，十卷，周密撰。《武林旧事》成书於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南宋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瞭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如“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觝﹑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宫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於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
《武林旧事》通行本有清人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十卷本）；宋廷佐刻《武林旧事》（六卷本）；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本（五卷本）、以及《说郛》本、《四库全书》本、《永乐大典》本（其书收此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等。
今有：《武林旧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武林旧事》裴效维选注，学苑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小品选刊，2001年版；《武林旧事》中华书局《中华经典随笔》2007年版。
72、《东京梦华录》
记载北宋都城开封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历史轶事类笔记，十卷。南宋孟元老撰。孟元老，原名孟钺，号幽兰居士，开封人。生卒年不详。据《宋会要辑稿》及苏辙等人著作，可知他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领都水﹑将作二监事务孟昌龄的族人孟钺，曾任开封府仪曹，北宋末叶在东京居住二十余年。生平事迹不见他书记载。现在仅能据其自撰的《东京梦华录》序，了解其生平大概。他生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随其父到东京，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后南逃，在东京共生活了二十三年。
《东京梦华录》十卷，约三万言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一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如：卷一记载东京内外城的规模，河道桥梁的分布，宫内门殿阁的座落；卷二、卷三、卷四所述开封各街巷各种商店、货摊，名目繁多的的食品和酒楼、夜市；卷五、卷六记载京瓦伎艺和娶妇、育子、正月元旦朝会、立春元宵等各种节令民俗。其中“娶妇”条记述由由起草帖到婚后新女婿到女家拜门的经过；“育子”条记述孕妇临产前由娘家送衣物“催生”到来年小孩“周岁”的种种讲究，可以考证古今风俗的演变。卷六、卷七中记载的皇帝出行仪制、看百戏的情景、亦可补《宋史·礼志》之阙。
由于《东京梦华录》对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汴京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均有翔实的记载和详尽的论述，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探索那个时代汴京城里各个阶层居民生活面貌的大量宝贵资料。自从它于南宋初年在临安刊行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墨客，在谈到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如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对本书的部分资料，都有所选录。到了近代，由于其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的价值，更引起了中外许多从事各种专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交相征引利用。人们往往把本书与《清明上河图》视同姐妹之作，二者对于我们考察研究北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东京梦华录》也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为以后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如梦录》﹑《续东京梦华录》等书所沿用。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东京梦华录》邓之诚注，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2年版；《东京梦华录笺注（上下）》伊永文箋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东京梦华录注》，邓之诚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初版；《东京梦华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东京梦华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3、《梦梁录》
记载南宋都城杭州都市面貌、市民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历史轶事类笔记，二十卷，南宋吴自牧撰。吴自牧，临安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该书成书年代，据自序中“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之语，当在元军攻陷临安之后。书中所署“甲戌岁中秋日”（即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1274），疑是传抄有误。
该书仿效《东京梦华录》体例，记载南宋临安的郊庙、宫殿、山川、人物、市肆、物产、户口、风俗、百工、杂戏和寺观、学校等情况，如卷一：元旦大朝会、立春、元宵、车驾诣景灵宫孟飨；卷七杭州、大河桥道、小河桥道、西河桥道、小西河桥道、倚郭城南桥道、倚郭城北桥道、禁城九厢坊巷；卷十六：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附诸色点心）、米铺、肉铺、　鲞铺等，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活动，手工业、商业发展情况，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别是都城的面貌，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其中卷十九“瓦舍”和卷二十“百戏伎艺”记述了讲唱文学的名目、演员人名和演出场所，为文学史研究留下极为宝贵的资料，如“百戏伎艺”中写道：
百戏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份，丽正门外宣赦时，用此等人，立金鸡杆。承应上竿抢金鸡。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不至损坏。
此条所记杂技名称达数十种，还有踢瓶、弄碗、花鼓、弄熊、藏人、烧火、吃针等，可见此时已有大型魔术和驯兽等表演。另外傀儡戏又分为悬线傀儡、杖头傀儡和水傀儡等门类，极为丰富。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说郛》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梦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梦梁录》符均张社国解说，三秦出版社“历代名家小品文集”2004年版；《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
74、《游宦纪闻》
记载宋代历史轶事、人物掌故、风土人情笔记，十卷，南宋张世南撰。张世南，《文献通考》作“士南”，字光叔，鄱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宝庆初前后（1225）在世。与刘过、高九万、赵蕃、韩淲诸人游。张世南系当时文献故家，曾随其父官于蜀，在蜀活动时间较长，自称“游蜀道，遍历四路数十郡，周旋凡二十年”，又尝官于闽之永福，游历浙闽。《游宦纪闻》就是他笔记半生游历的结晶。
《游宦纪闻》卷帙虽不多，仅十卷计一百零八条，但所包括的内容，却很广泛。举凡当代掌故，逸闻轶事，风士人情，文物鉴赏；以及艺文，小学，考古，历法，术数，医药，园艺等方面，均有所论及。而又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如：蕲春铁钱监、谒见刺字、赐绯借紫、高丽国使人状、杨临式等条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四库总目》称其为“多记杂事旧闻，为说部佳本之一”。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稗海》本，《说郛》本，
今有：《游宦纪闻》，张茂鹏等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游宦纪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1983年版；《游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1年版。
75、《枫窗小牍》
记载宋代人物轶事、典章制度类笔记，二卷。南宋袁褧撰，子袁颐续。袁褧字尚之，吴县人（今江苏苏州）。早年为诸生，可是乡试屡试不第。晚年躬耕于谢湖，自号谢湖居士。工诗、文、书、画，与兄表、弟褒、袠及从弟砄、裘，时称袁氏六俊。书法俊迈，宗法米芾，与文征明齐名，又善画花鸟。诸生贡太学。法米芾，与文征明齐名。画山水潇洒，林丘掩映。任意写竹枝花朵，饶有生趣。卒年近八十。有《田舍集》及《奉天刑赏录》。《枫窗小牍》由其子袁颐续成，书名也由其子定名于渡江之后。其序云：“余迫猝渡江，侨寓临安山中，父书手定都为乌有，第日对窗西鸟，相省念旧，闻得数十事录之，以备遗忘。时晚秋萧瑟，喜有丹叶残霞来射几案。会录成，辄呼酒落之，名曰《枫窗小牍》”。
《枫窗小牍》多记汴京见闻，亦及临安杂事。有关北宋后期南宋前期礼仪、风俗、政事、艺文等佚闻，可与史传相参较。如记张思训在仁宗时制作的浑天仪，可补中国科技史之阙：“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制上浑仪。其制与旧仪不同，最为巧捷，起为楼阁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又为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即自执辰牌循环而出。余大王父赞善公尝入文明殿漏室中见之”。书中所记宋初到北宋末年徽宗朝户籍增长情况以及南渡初尚存的户籍，更为经济史中宝贵资料：“国初，杭粤蜀汉未入版图，总户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三。至开宝末，增至二百五十万八千六十五户。太宗拓定南北，户犹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后递增至徽庙，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噫！可谓盛矣。及乘舆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虏庭。今上主户亦至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视宣和已前仅减七百万耳”。
《枫窗小牍》有明万历年间刻本，《稗海》本，《知不足斋》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枫窗小牍》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枫窗小牍》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1年版；《枫窗小牍》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76、《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诸家杂说和个人见闻类笔记，十卷，南宋陈鹄撰。陈鹄，生平事迹不详，据书中所载陆游辛弃疾诸人遗事，又自记尝与知辰州陆子逸游。则可能是宁宗开禧以後（1207）人。所录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共137条，大多是，辑述诸家杂说，其中间有作者见闻。关于诗文的见解考辨也很有见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所据皆南渡以後故家遗老之旧闻。故所载多元祐诸人绪论。於诗文宗旨，具有渊源。如：驳《苕溪渔隐丛话》议东坡《卜算子》词之非；据宋祁奏议。摘欧阳修撰《薛参政墓志》之误，亦颇有考据。虽丛谈琐语，间伤猥杂。其可采者要不少也。”
今有：《涧泉日记·西塘集耆旧续闻》，郑世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师友谈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2002年版。
77、《清波杂志》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典章制度人物故实类笔记，南宋周煇撰。周煇（1126—1198）字昭礼，钱塘人，著名词人周邦彦之子。南宋绍兴年间曾应试博学鸿词科，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自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加上他自幼就跟父亲到过不少地方，成年后自己也到各处行役，扬州、饶州、建康、池阳、信州、无锡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五十岁那年还作为使节的下属到过金国，因此见识很广。张诉在《清波杂志》跋中就称赞作者“涉历久而见闻该，阅习工而语意贴”。晚年隐居钱塘清波门，“日往来湖山间，把酒赋诗，悠然自得其乐”《清波杂志》就是在此间写成，时年六十六岁。除《清波杂志》12卷外，周煇海著有《清波别志》3卷和《北辕录》。
《清波杂志》是宋人笔记中较为著名的一种，书中记载了宋代的一些名人轶事；保留了不少宋人的佚文、佚诗和佚词；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典章制度、风俗、物产等。书中所载，有的可与他书互相印证或互校异同，而其中为他书所未载的，又可拾遗补阙，故常为学者所称引，是研究宋代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的一种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周煇一生，经历了靖康丧乱，国土沦丧之痛，时时在字里行间有所流露。在他随使节到金，经过汴都时，顾瞻宗庙宫室，不禁有黍离之叹。但他相信，“以中原复中原，规恢洪业，信自有时节”。他把金主完颜亮的侵宋比作辽世宗的侵周，二人皆被部下所杀的下场皆是“干纪妄动”之报。书中还详细地记下了宋将李宝和金兵海道作战大获全胜的战况。宋人方回读此书读至五更，并写下《十月二十二夜三更读清波杂志至五更》诗：“再卧卧不成，灯膏幸犹有。坐至五更转，读过一寸厚。是书必有益，但当审去取。”表达自己对此书的喜爱。
今有：《清波杂志校注》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清波杂志》（全四册）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清波杂志·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8、《西湖老人繁盛录》
记载南宋都城杭州一带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类笔记，一卷。题西湖老人撰。作者生平生卒均不详，似南宋宁宗时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所记内容与《梦梁录》、《武林旧事》、《京师繁胜录》同，主要记录临安市民游艺活动及各类艺人姓名和事迹，其中保存不少宋代民俗和南宋经济社会史料，如记南宋时杭州的路灯、油价以及灯会的情形：“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文，巷陌爪札，欢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州府札山栅。三狱放灯，公厅设醮，亲王府第、中贵宅院，奇巧异样细灯，教人睹看”；又记南宋时杭州一带酒的品牌有：“玉练槌、思春堂、皇都春、中和堂、珍珠泉、有美堂、雪腴、太常、和酒、夹和、步司小槽、宣赐碧香、内库流香、殿司凤泉、供给酒、琼花露、蓬莱春、黄华堂、六客堂、江山第一、兰陵、龙游、藩葑、府第酒、庆远堂、清白堂、蓝桥风月。”
《西湖老人繁盛录》原本已佚，今本辑自《永乐大典》。有《涵芬楼秘笈》本。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西湖老人繁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西湖老人繁盛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9、《归潜志》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其余三种是王恽《玉堂佳话》、刘埙《隐居通议》、陶宗仪《辍耕录》），十四卷。金末刘祁撰。刘祁（1203—1250），字京叔，浑源（今属山西）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刘从益是金朝官员，自小就是个神童，随父亲在任所读书。早年随祖父﹑父亲游宦於金之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结识了不少名官显宦和文人学士。后成为太学生，屡试不第。元兵入汴京，亲历战争之残忍。金亡后，从汴京辗转回到故乡浑源，把书房取名“归潜”，有感於“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意在“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于是写下往日所见所闻，取名《归潜志》，入元后，一试即中，当过山西东路考试官，著有《神川遁士集》，今佚失。
《归潜志》共十四卷，卷一至卷六为金代人物传记，其中大多数皆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如赵秉文、李纯甫、雷渊、麻知几、辛愿、李汾、杨云翼、冯壁等，共涉金末一百多位文人的事迹，是研究金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卷七至卷十杂记遗事，其中有金代文人对诗、文的评论，其评论范围，包括北宋苏轼、黄庭坚、南宋杨万里，可以见到当时北方对南方文风的看法。此外，尚有作者对金代自明昌、承安以来至金末诗文风气的演变的论述，有时党怀英、辛弃疾等人轶事的记载。卷十一《录大梁事》，专记元兵包围开封始末。当时开封被围，金兵屡败，执政者仓皇无计，末帝在宫中想自缢，并欲坠楼，为人所救。城内百姓多饿死，甚至人相食。卷十二《录崔立碑事》，专记金朝叛将崔立降蒙古及其被杀始末。同卷之《辩亡》，以亲身感受，分析了金朝亡国的原因：金南渡后，宰执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皆以苟安为乐；朝廷近侍，谄谀成风，隐瞒灾异和民间疾苦，遇事不肯明白表示可否，互相推诿，号“养相体”；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足见当时官场的腐败。卷十三﹑十四，多是发表个人感慨，并辑录了他人投赠的诗作。其中论述金玉于粮食在平日和危难时不同价值，就很令人深思：
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后，势有缓急也。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唯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密鲜完，博米八斗，金钗易牛肉一肩，趣售也。以是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岂虚言哉！
这两卷中作者评论诗文颇有见地，如“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概括了唐、宋文学的特点及金、元文学的发展趋势。
《归潜志》所记载的，大都是他熟悉和亲历的人和事，写作态度又十分严肃，“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录”。它与同时元好问在金代典籍大量散失的情况下，此书是研究金代史实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元人修《金史》多采用其著，如《金史》对金代兵制的批评，对金末近侍权重的批评，对南渡後宰执的批评等，都取自刘著的议论。其他如李之纯﹑赵秉文﹑王郁等人的传记，也采用了刘著资料。《归潜志》
今有：《归潜志》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归潜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80、《玉堂嘉话》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八卷。元代王恽撰。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至元五年（1268），元世祖建御史台，王恽为首任监察御史。中统二年初为翰林修撰，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至元十四年复入为翰林待制时，大德五年（公元1304年）六月，王恽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王恽刚直不阿，一生仕宦，清贫守职，好学善文。他不畏权势，上书《击邪》、《纳海》等，论列一百五十余条，成为元世祖忽必烈、裕宗皇太子真金和成宗皇帝铁木真三代的谏臣。去世后，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汲县看到他的故居依然是茅屋陋室，清贫如民。其儿孙们田园生涯，耕稼自给，便如实奏明圣上。皇上赐钞万贯，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号“文定”。子孙荫封受禄。家乡人民也把他少年勤奋读书的古子涧村誉为“秋涧书声”，被列为“汲县八景”之一。有诗文集《秋涧集》一百卷，《承华事略》，并与赵孟頫同修《元世祖实录》，
《玉堂嘉话》记录自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这34年间，作者任翰林学士是朝廷见闻、典章礼仪。“玉堂”，官署名，宋以后为翰林所居之地，故名《玉堂嘉话》。
书中所记的当时文诰礼仪等，都足以显现有元一代典制，如卷一“为春旱禁酒诏”，“为春旱祈雨青词”，卷三的“修端门前桥启土告岁地祗文”，卷四“告太庙文”、“瀛国公制词”都是王恽见到的第一手材料。元世祖时还有一种特定的“望拜行在所”仪式，也靠该书让我们得知其具体做法：
至正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讲德新、应奉李谦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仪先一日于端门两阙门灰界方所，以板书百官号，随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宫行礼。礼毕由左掖门出，风埃大作。所谓“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曾有口号一绝：“隔夜端门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鸳行。紫云低复千官入，润作金炉百合香”。
《玉堂嘉话》记载的唐宋以来文诰掌故、轶闻遗事以及书画等材料，亦多可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记当时制诰特详，足以见一朝之制。如船落致祭文，太常新乐祭文之类，皆他书所未见。他如记唐张九龄、李林甫告身之式，记平宋所得法书古画名目，宋聘后六礼金，科举之法，以及论宣谕、制诰之别。据柳公权跋，知唐时已有《广韵》，辨米芾之称南宫，以赠官太常，记秦桧家庙之制，摘颜真卿书《出师表》之伪，谓《金史·天文志》出於太史张中顺，与张德辉述塞北之程，刘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资考证。而宋、辽、金三史之议，尤侃侃中理”。
岳飞被害后，至孝宗时才复官、改葬、追封，《宋史·本传》中只有“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的简单记载。《玉堂嘉话》卷二中则录有宁宗诏书《鄂王岳飞谥忠穆文》，肯定岳飞的忠忱与功勋，回顾其被害之因和追封的委屈，代表朝廷谴责“当时的权臣”，对皇祖赵构的曲为回护，为我们保存了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现抄录如下：
主而忘身，兹谓人臣之大节；谥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有。申锡赞书，追告幽穸。故太师追封鄂王谥忠穆岳飞，威名震于区狭，智略根乎诗书；结发从戎，前无坚敌；枕戈励志，誓清中原。谓恢复之义为必申，为忠愤之气为难遏。上方密契，诏札具存。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犹高皇眷恋之不忘，肆孝庙哀矜之备至，还故官而礼葬，颁祠额而旌表。逮于先帝之时，檖以真王之爵。既解诬于累圣，可无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朕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克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昔孔明之志兴汉室，若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符；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英灵如在，茂渥有承。
卷二还有一篇《辛殿撰小传》，记辛弃疾因力主北伐，与韩侂胄主张相合，文集中有《寿南涧翁文》，即为韩侂胄祝寿之文，亦可补史之阙。卷二、卷三中摘记其所见宋内府书画二百余幅，也不见它书记载，为研究古代书画传绪可贵资料。
《玉堂嘉话》常见本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堂嘉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玉堂嘉话》；《玉堂嘉话》，杨晓春点校，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2006年版。
81、《辍耕录》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一名《南村辍耕录》，三十卷。陶宗仪撰。陶宗仪著。陶宗仪，字九成，元末明初人，号南村，浙江黄岩人。工诗文，善书画，学识渊博。自幼刻苦攻读，广览群书，自从应试失败后，就矢志终身不仕。元至正年间（1354年前后），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闾辟先后举宗仪为行人、校官，都拒之。张士诚割据苏州时，邀他至帅府署理军事咨议，他谢绝不去。明洪武四年（1371年），下诏取天下文学士，六年（1373年），诏举天下才士，他都托病不至。晚年，被当地官员聘做教官。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率诸生赴礼部试，得赐钞回家。元末兵起时，陶宗仪避乱松江华亭，耕作之余，随手札记。元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整理，得其中精粹五百八十余条，分类汇编成书。除《辍耕录》外，还著有《南村诗集》（4卷）、《国风尊经》（1卷）、《沧浪棹歌》（1卷）、《书史会要》（9卷）、《四书备遗》（2卷）、《印章考》（1卷）、《淳化帖考》（1卷）、《兰亭帖目》（1卷）等多种。他还将前人的笔记、小说辑录为《说郛》（100卷）传于世。
《辍耕录》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凡六合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而录之”。记录了宋元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料，有掌故、典章、文物，还涉及小说、戏剧、书画和有关诗词本事等方面的问题。作者对元代掌故、典章制度十分熟悉，尤其对元末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状况，多为耳闻目睹，因而所记较真实，因而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
书中作者对元末黑暗统治揭露甚多，如《权臣擅权》、《讥省台》、《醉太平小令》等条；尤其不同于其它文人笔记的是，对农民起义的记述比较客观，如《旗联》、《刑赏失宜》等条；在《叙画》、《杂剧曲名》、《燕南芝庵先生唱论》、《论诗》、《历代医师》等条中，对书画、戏曲、诗词、医学等方面，都有严密的考证和独到的见解。这些史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尤其是上海地区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价值。其中有关黄道婆的生平及她为发展松江棉纺织业所做的贡献，《松江谣》、《不平诗》、《奉使来谣》、《扶箕诗》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民间歌谣，更为珍贵。特别是书中记录的大量戏曲史料，到目前为止，是我们研究金代院本的唯一史料
《辍耕录》关于南宋灭亡时的一些史料也颇珍贵，如卷三记元至元十三年伯颜攻入杭州，掳掠宫妃、民妇，死者甚众。被抢到元世祖宫内的宋宫人，有自缢而死者，皇帝还命断首悬挂示众。同卷“岳穆王”条叙述柯九思等人倡议重修岳武穆墓，郑元祐作疏文，其中有“方略如霍骠姚，不逢汉武，徒结志于亡家；意气如祖豫州，乃遇晋元，空誓言于击楫”等警句。卷四“挽文丞相诗”记徐世隆、虞集七律各一首，从中可看出元初士大夫对岳飞、文天祥的崇敬。
《辍耕录》有元末刻本和明刻本多种。通行本有《津逮秘书》本、《丛书集成》本、《四部丛刊三编》本。
今有：《辍耕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据影刻元本断句后重印；《南村辍耕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南村辍耕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南村辍耕录》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82、《隐居通议》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三十一卷。元代刘埙撰。刘埙字起潜，南丰人。生卒不详，据《隐居通议》中自称（宋理宗）开庆元年年二十，则生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据其《水云村稿》中作于元仁宗延祐四年（1320）《重题梅氏海棠诗》，作者年过八十尚在世。刘埙在元武宗至大三年（1210）曾任南剑州学官，此时年已七十二。据《隐居通议》书名以及序中自称“日暮途穷，复食元禄”，可能此书作于晚岁退休以后。另著有《稽礼辨论》、《韵原表》、《石鼓文定本》等。
《隐居通议》三十一卷，分十一门。其中理学三卷，古赋二卷，诗歌七卷，文章八卷，骈俪三卷，经史三卷，礼乐、造化、地理、鬼神杂录各一卷。其论理学，以悟为宗，尊陆九渊为正传，而援引朱子以合之。虽有一些治学？处世的经验，但多门户成见；“鬼神”一门，语涉荒怪，无关学问；考证经史，亦非所长，均不足论。值得重视的是其中谈论诗文的部分。
《隐居通议》所引诗文，往往不见于它书，如卷二十一录宋度宗登极赦文，《宋史本传》不载；卷三十一录宋度宗咸淳七年同年小录，可考宋末科举之制度，亦不见于它书。书中所引诗文，多录全篇，有的又不见于它书记载，因此为文学史保存了许多资料，这是此书最主要的功绩，如所的唐代宋璟《梅花赋》，是不同清人《全唐文》收录的另一种；卷四所录的傅幼安《秋花虫草赋》，卷九所录的邓月巢《玉山道上》绝句，皆文笔清婉而作者姓名不彰，赖此书得以保存。
《隐居通议》通行本有：《读画斋丛书》本，《海山仙馆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隐居通议》商务印书馆，据丛书集成本刻印，1937年版，2010年版；《隐居通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隐居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丛书”2006年版。
83、《敬斋古今注》
金元时代最出色的考据辩证类笔记，元代李治撰。李冶（1192-1279），字仁卿，号敬斋，真定府栾城县（今河北省栾城县）人。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父亲李通为大兴府推官。李冶自幼聪敏，喜爱读书，曾在元氏县（今河北省元氏县）求学。金正大末（1230）进士。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为官清廉、正直。金亡北渡，流落忻崞间，尝与元好问唱和，世称“元李”。蒙古蒙哥汗元年（1251），李冶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他结束了在山西的避难生活，回元氏县封龙山定居，并收徒讲学。写下数学史上的不朽名著《测圆海镜》。这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系统讲述天元术的著作。蒙哥汗七年1257年，李冶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接受忽必烈召见，提出一些进步的政治建议。l259年在封龙山写成另一部数学著作《益古演段》。至元二年（1265）应忽必烈征召任翰林学士知制洁同修国史官职，，第二年便辞职还乡，至元十六年（1279）病逝于家乡。李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除数学外，在文史等方面也深有造诣，积多年笔记而成的《敬斋古今注》与《泛说》是两部学术内涵极为丰富的著作。《泛说》一书已失传，仅存数条于《敬斋古今注》附录之中。他还著有《敬斋文集》四十卷、《壁书丛制》十二卷，已佚。
《敬斋古今注》原书四十卷，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文，编为八卷。今日通行本皆据此复印，另加陆心源《敬斋古今注拾遗》五卷，共十三卷。
《敬斋古今注》论辩经史子集，皆有精辟之说，尤其熟悉史事，如卷四列《晋书》中同姓名者数十人，各叙事略，非平日精于史籍者办不到。。其考辨古籍内容，疏通文字训诂，分析诗文内容，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卷五说“蟹八足而二螯，天下无人不晓”，但荀子《劝学篇》说“六跪而二螯”者，误也。而许慎《说文解字》亦云“六跪而二螯”，“盖循荀子之说，而忘其所以误”。作者指出的迷信古人而无视事实的读书人通病，值得深思。
《敬斋古今注》通行本有：《聚珍版丛书》本，《海山仙馆丛书》本，《几辅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敬斋古今注》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5年版；《敬斋古今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84、《北轩笔记》
金元时代最出色的考据辩证类笔记之一，一卷。元代陈世隆撰。陈世隆生平不详，仅能从《北轩笔记》书前小传（不知何人所作）略知其一二：陈世隆，字彦高，钱塘人，宋末书贾陈思之从孙。一生布衣，元顺帝至正中（1354），设馆于嘉兴陶氏，后殁于元末乱中兵。所著诗文皆不传，惟《宋诗补遗》八卷与此书存於陶氏家。今《宋诗补遗》亦无传本，惟此一卷仅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论以史事为多，如论西伯戡黎力辨委曲回护之说，论鲁两生不知礼乐，论胡寅讥刘晏之非，论秦王廷美生於耿氏之诬，论周以于谨为三老有违古制，皆援据详明，具有特见。至所载僧静如事，则体杂小说，未免为例不纯。是亦宋以来笔记之积习，不独此书为然，然不害其宏旨也。”总目提要中提到的“论胡寅讥刘晏之非”等确实非常透辟有力：唐代刘晏为国理财，有功于国，结果被诛，胡寅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认为刘晏以理财而死，是言利背义遭到的报应。陈世隆则认为是由于刘晏当年将奸相元载致死，将其党杨炎坐贬而招致的报复。后来杨炎专权，便诬陷刘晏，而与理财无关：“使刘晏不勘元载事，虽理财固不致死；勘元载，即使不理财，亦死”。并指出胡寅这番议论，“将使司国计者，不以足国为务，而徒以不言为高，于国无益”
《北轩笔记》通行本有《学海类编》本、《知不足斋》本、《丛书集成》本等。
今有：《北轩笔记·彭文宪公笔记》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北轩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丛书”1987年版。
85、《庶斋老学丛谈》
元代考据类笔记，四卷，元代盛如梓撰。盛如梓，号庶斋，衢州（今属浙江）人。生卒不详，尝官崇明县判官。
《庶斋老学丛谈其书》三卷，但第二卷又别析出一“子卷”，实际上四卷。为作者晚年随手掇拾而成。其中多辨论经史，品评诗文之语，而朝野逸事，亦间掺杂其间。有些考辩很有见地，如驳俞文豹《吹剑录》，谓《广陵散》不始於王凌毋邱俭；以姑蔑墓证韦昭注《国语》之非等。但亦有许多荒疏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出“云陆游的姚将军、赵宗印二诗，惜不得姚名字，而《渭南集》实有姚平仲传，王士祯《居易录》已摘其疏；又於贾似道有豪杰之誉？载曹东畎媟俚之词，皆为失当”。
今有：《庶斋老学丛谈》，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庶斋老学丛谈》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庶斋老学丛谈》，江苏古籍刊行社“笔记小说大观”本，1984年版。
86、《山房随笔》
元代历史轶事类笔记，一卷，元代蒋子正撰。蒋正子，生卒年不详。自称曾做过溧阳县学官。《山房随笔》中有“穆陵在御”、“至元戊寅己卯间”等语，可见此人生活在由宋入元之际。书中多记宋末元初时事。书名“随笔”，实类似於诗话，谈论了许多宋元人的诗。所记宋朝亡国时夏贵﹑贾似道﹑张世杰﹑赵淮等人事迹，以及杜善夫﹑聂碧窗等人的诗作，对于研究宋史和宋诗颇有参考价值。如记僧本真《吴门上元》诗：“村翁看了上元归，正是西楼月落时。夸道官衙好灯火，不知浑尔点膏脂。”对於地方官吏贪财好货的劣迹，有所揭露得入木三分。书中也有记载失实处，如陆秀夫挽张世杰诗，其实陆秀夫死在张世杰前，《宋史·忠义传》记载甚清楚。至于书中所云：“云中见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关系不轻，後身当出恢复矣。’”此等语本属虚妄，只是表现亡国遗民的一点愿望而已。
通行本有：《百川学海》本（明代重辑）一卷；《藕香拾零》本，有拾遗1卷，清光绪16年（1890）刻本。
今有：《山房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7年版；《山房随笔》中华再造善本，《历代诗话统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87、《日损斋笔记》
元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一卷，元代黄溍撰。黄溍（1277—1357），字晋卿，一字文潜，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著名史官、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史识丰厚。一生著作颇丰，诗、词、文、赋及书法、绘画无所不精，与浦江的柳贯、临川的虞集、豫章的揭徯斯，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他的门人金涓、王袆、宋濂、傅藻等皆有名于世。元大德五年（1301），25岁的黄溍，被举为教官。两年后，又举为宪吏。可是不久，黄溍仍退隐于家，沉湎于写诗作文。元延祐二年（1315），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授官台州路宁海县丞。提升他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改任绍兴路诸暨州判官，后又奉省撤监税杭州。黄溍任州县官，历时20余年能廉洁自律。至正十年（1350）四月，黄溍年已七十有四，终于告老还乡。他南归故里后，悠然生活在稠州乡村田野间。但他依然勤治学，严修身，到老不懈怠，尤其是吟诗作赋，意趣不减当年。“遇佳山水则觞咏其间，终日忘去”。其间所作之《秋怀五首》，借景抒情，表达了黄溍迟暮之年的心情，也反映出忧国忧民的情怀。黄溍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据《元史》记载，有《日损斋稿》33卷、《义乌县志》7卷、《日损斋笔记》1卷。
《日损斋笔记》系黄溍随笔记录，原并无条理，后经其同乡刘刚分类编次，标“辨经”、“辨史”、“杂辨”三目，所述多确实有据，其中“辨史”更为精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中皆考证经史子集异同得失，其‘辨史‘十六则尤精于‘辨经’，如：引《史记》‘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之文，证颜师古《汉书注》之误；又引《宋实録》‘李继迁赐姓名不在真宗时，证僧文莹《湘山野録》之误，引据尤极明确，非束书不观而实仅臆断者也”、清人陈晋又对此书逐条加以考证，更为详明扎实。
今有：《日损斋笔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日损斋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8、《万历野获篇》
明代最出色的历史琐闻掌故类笔记之一，沈德符撰。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一字景伯，又字虎臣，号他子。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代文学家。其父沈自邠系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是一位史官，曾参与编修《明会典》。沈德符深受其父影响，自幼喜闻朝野故事，同当时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勋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览，博洽多闻，尤明于时事和朝章典故。沈德符十二岁时其父辞世，乃随母回乡，终日读书于祖父所建的藏书楼“芳润楼”。《万历野获编》三十卷首次编成于明朝万历三十四、三十五年间（1606～1607），即其入国子监为贡生前后，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沈德符考中举人。次年应礼部会试落第，中年南返，沈氏又操笔续录，于是年冬编成续编十二卷。正续编前后间隔十二年。沈德符逝于崇祯十五年（1642），享年六十五岁。他生前未能看到《万历野获编》的刊行。作者另著有《万历前三朝朝章国故里巷琐语》、《靡不备战》、《飞凫语略》一卷、《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四卷、《顾曲杂言》一卷及《秦玺始末》一卷，均列《四库总目》。其中《顾曲杂言》对于杂剧南北曲之考证，颇见详赅，为现代研究戏剧者所重视。
《万历野获编》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参考书。此书原未分类，直至清康熙年间，桐乡人钱枋才分类编排为30卷、48门，另有《补遗》4卷。此书内容上记朝章掌故，下及风土人情、琐事轶闻，举凡内阁原委、词林雅故，以及词曲技艺、士女谐谑，无不毕陈。有明一代，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此编所记，最为详赡，是资料十分丰富的明代笔记。
书中所记，皆得之其祖父、父亲所述或作者目睹见闻，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为详。特别是所提供的朝廷种种情况，足以补苴史阙。如嘉靖二十一年，部分宫女拟勒死世宗，失败被杀，《明史·世宗记》中只有“冬十月丁酉，宫人谋逆伏诛。磔瑞妃曹氏、宁妃王氏于市”数语。《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刑部”门“宫婢肆逆”条，叙述极为详尽，列出了十八位宫女姓名，附录刑部等衙门处理此案的奏疏，还揭露了皇帝与宫妃之间大多矛盾。另外记世宗朝张璁、桂萼的横肆，霍文敏的险忮，汪荣和（铉）邪谄，徐文贞的献媚；穆宗朝高文襄的纵恣；神宗朝言语的嚣张，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等等，都叙述详备，可补史阙。此外，作者所述内阁诸事的原委，亦考证切实，议论平允。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径记述颇多。如卷二“列朝”门记载嘉靖死了一只狮子猫，竟制金棺埋葬，并命诸臣作文超度。礼侍学士袁炜祭文中有“化狮成龙”等语，合了嘉靖心意，不久便改少宰，升宗伯，加一品入内阁。补遗卷三记西苑豹房养豹一只，设勇士二百四十名保护，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作者感叹这些野兽是“啖大官之奉，皆民膏血”，这些都是官修史书中所没有的。书中描述士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状也非常具体，比如“为博严世蕃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等，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这些都是研究嘉靖、万历以来出现《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亦有详细记载，这对探讨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有助益。这些记载也为研究明代万历以来的文学思潮的某个侧面提供了背景材料。此书对民歌、戏曲、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情况的记载和有关议论，大多比较中肯稳妥。作者论述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有〔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曲盛行于中原，到嘉靖时兴起〔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再到万历年间又出现〔打枣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他对南北散套、弦索入曲、笛曲俚语、戏旦俗乐的考索，更为戏曲研究者称道。此外，他评论邱浚《五伦全备记》是“俚浅”，《钟情丽集》“亦学究腐谭，无一俊语”，较有见地；他批评郑若庸戏剧“所乏者生动之色”，讥议张伯起暮年所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溢，不免过于张大”，也比较精当。书中对《金瓶梅》、《玉娇李》的创作情况的记载，提供了对有关问题进一步探讨的线索。
由于明朝嘉靖、万历时期不少作家是作者父祖及自己的知交、朋友，所以关于他们的记述都颇真切生动。比如，作者写在自己邸中与袁中郎论诗，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袁中郎攻讥王世贞、李攀龙，推奖徐文长的情状。又记作者朋友张幼予的怪癖，竟在“常庑间挂十数牌，署名张幼予卖诗或卖文，以及卖浆、卖痴、卖呆之属”，写出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书中关于“以诗卷遍贽达官”的“正人”愚妄可笑事迹的记载，关于高僧达观生平事迹的介绍，为考察嘉靖、万历时期明代诗人的状况和研究著名戏曲作家汤显祖也提供了重要材料。
今有：《万历野获篇》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59年版；《万历野获篇》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2007年版；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89、《菽园笔记》
明代最出色的历史琐闻掌故类笔记之一，十五卷，陆容撰。陆容（1436—1497）字文量，号式斋，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今属江苏）人。官至浙江右参政，与张泰、陸釴齐名，时号“娄东三凤”。史称其诗才不及泰、釴，而博学过之。性至孝，嗜书籍。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南京主事，进兵部职方郎中。西番进狮子，请大臣往迎，容谏止之。迁浙江右参政，后以忤权贵罢归，卒。著有《菽园杂记》十五卷，《式斋集》。事蹟见《明史·文苑传》。
《菽园杂记》对明代朝野故实敘述颇详，而且较少抄袭旧文，论史事、叙掌故、谈韵书、说文字，皆大多为自己的见解，被他同时代的王鏊称为明朝记事书第一。其中所记的明代典制、故事，多为《明史》所未详，卷四如谈将军之名号，其中有亲王子孙应授官职之名，各边挂印总兵官之名号等非熟悉官制者不能言；卷五记洪武、永乐、成化三朝京营之致，卷九记成化以前巡抚、总督设置均可以补正史职官制之阙。书中最为宝贵的还记载了许多明中叶手工业生产和民情风俗等方面材料，如卷十四记勘察五金矿苗和提炼银、铜的方法以及刘田之制青花瓷，龙泉制烧瓷的原料韶粉的情况，卷十三记衢州造纸的方法，皆具体而细致。卷七记“掉包儿”、“拿殃儿”俗语的来历：“京师有妇女嫁外地为妻妾者，初看时以美者出拜。及临娶，以丑老换之，名为‘掉包儿‘。有过门信宿，盗其所有者逃去，名曰‘拿殃儿’”。又记吴中风俗中的忌讳：船家忌讳“住”和“翻”，因而称“箸”为“筷子”，称“帆布”为“抹布”；民间忌讳“离”，因而称“梨子”为“圆果”；忌讳“散”，因而称“伞”为“竖笠”；忌讳说“恼躁”，因而称“谢灶”为“谢欢喜”，对研究明俗，词语的变迁皆有一定的价值。
《菽园笔记》通行本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以《墨海金壶》本为最完备。
今有：《菽园笔记》佚之点校，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1997年再版；《菽园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2007年版。
90、《典故纪闻》
明代最出色的历史琐闻掌故类笔记之一，十八卷，余继登撰。余继登（1544－1600），字世用，号云衢，北直隶交河县（今河北交河）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参加纂修《大明会典》，进修撰，直讲经筵。不久，进右中允，充日讲官。再历少詹事兼侍读学士、詹事、礼部右侍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礼部左侍郎署部事，上疏请罢一切诛求开采害民之矿税，撤回税使，又请明神宗亲临御政、册封皇太子，皆不用其言。为此，余继登郁郁成疾，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卒于官，年五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文恪。余继登为人忠诚，遇事不挠。勤奋好学，熟悉朝章典故。有《典故纪闻》、《淡然轩集》，均采入《四库全书》并传于世。
余继登曾参与修撰《明会典》明代典籍和列朝实录皆较为熟悉，《典故纪闻》就是他摘抄诸实录和起居注而成。作者摘抄的原则是：“凡关国家大政大本则书，非大事而于世为急则书，非大非急而为异闻则书，非异而事所从起则书”。为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史料，有些史料不见于它书记载，或它书记载不详，如卷二记载“让役法”的颁发：“国初，中书省让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为之”；卷十五记载官吏俸禄将粮食折合成布匹计算：每阔布一匹，折合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议减，改折为三十石，还相当白银三十两之数；卷十八记嘉靖初年边费，每年二十九万两白银，以后竟递增到二百五十一万两。明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边防的吃紧，于此可见一斑。
《典故纪闻》初刻于明万历时。通行本有：《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等。
今有：《典故纪闻》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1年版；典故纪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典故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明代笔记小说大观》2007年版。
91、《草木子》
明代较为著名的杂记丛考类笔记，四卷，叶子奇撰。叶子奇，字世杰，号静斋，浙江龙泉人，元末的著名学士，明初做过巴陵县主簿。
本书写于洪武十一年（1378），正德十一年（1516）由他裔孙叶溥刊行。原稿分为二十二篇，刊行时并为管窥、观物、原道、钩元、克谨、杂制、谈薮、杂俎八篇，四卷。内容十分广泛，从天文律历，时政得失到兵荒灾辞书等都有涉及、对动植物的形态，也广为搜罗，在明人的笔记中，颇为特出。尤其是对元末农民起义红巾军抗元事迹记载最为详尽，多是其他书中不曾述及的。书中也透露了一些元朝的腐朽和经济情况，是研究元末明初史实的重要资料。
今有：《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1年版；《草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明代笔记小说大观》2007年版。
92、《七修类稿》
明代较为著名的杂记丛考类笔记，五十一卷，郎瑛撰。郎瑛（1487～1566），明藏书家，字仁宝，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因身患疾病，而淡于功名。稍长，乃博览艺文，探讨经史。家藏图书有经史文章，杂家之言、乡贤手迹等，每日坐于书斋中诵读，揽其要旨，撮取精华，辨同异，考谬误，著《书史衮钺》60卷。另著有《萃忠录》2卷、《七修类稿》55卷。
《七修类稿》五十一卷，又有《续稿》七卷）是郎瑛所撰写的一部重要笔记。全书按类编排，分天地、国事、义理、辩证、诗文、事物、奇谑等七类。涉及一当朝及前朝史事掌故、社会风俗及琐闻，以及艺文、学术考辨等。清代著名学者李慈铭评此书曰：“此书引证颇广，当时杨升庵已屡引其说，然识见殊卑，笔亦冗拙，时有村学究气，论诗文尤可笑，其浩博则不可没也。”书中以谈当时事多，治明史者必读，所载如杭州宋官署考，则咸淳《临安志》及西湖各志所未详。又纪明初进茶有探春、先次春、紫笋诸名，及漕河开凿工程，皆明《会典》及《明史》诸志所未及，亦间有足资考证者。
但因采录较为庞杂，又往往不详检出处，因而疏漏处不少，如将宋代李建中误为南唐人，谓谢无逸以《蝴蝶》诗得名，李商隐袭其义，这样就变成唐人蹈袭宋人。又如记杨维桢为明太祖所召，托疾固辞，作诗缢死，毫无依据；白居易《放言》诗：“周公恐惧流言曰，王莽谦恭下士时”，郎瑛却不知，误断为宋人所作等，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一一列出，叹息“明人著书卤莽，往往如此”。书中还有些条目荒诞可笑，如“内官冠帽”一则，说明代太监之冠帽即朝鲜高丽王的帽子。听说明朝初年，高丽未服，太祖令内侍在高丽使者面前戴此帽。高丽使者归后，“举国降”。又如“天子动与天合”条：尝闻南京国子监将成，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监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将左首山改为鸡鸣山，“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无”。又尝命画家刘三吾画所居山水图。图上，太祖笑曰：“何用许多？”到突兀处俱以笔抹之，无何其山一夕为雷所震，突兀处悉平如前。类如此者荒唐无稽条目甚多。
特别是书中极力诋陶宗仪的《说郛》、《辍耕录》，然而《七修类稿》中许多内容即摘自《说郛》和《辍耕录》。
《七修类稿》现存明嘉靖刻本、清乾隆四十年（1775）耕烟草堂刊本等。
今有：《七修类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七修类稿》上海书店2009年版；《七修类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等。
93、《涌幢小品》
明代较为著名的杂记丛考类笔记，三十二卷。朱国帧撰。朱国帧（1558-1632），字文宁，号平涵，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人。明万历首辅大臣。万历年间进士，歷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四年，总裁《国史实录》。在任时能体恤民情，为浙江赋役不平，提出平均法，计亩定役，使贫者不至重负。万历三十六年，湖苏洪灾，朱上疏而解民困。在朱力请下，荻塘重修。朱国帧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明史概》、《大政记》、、《皇明纪传》等。
《涌幢小品》始撰於万历三十七年（1609）春，天启元年（1621）冬完稿。初名《希洪小品》，寓意仰视洪迈《容斋随笔》。後來庭院內筑木亭名“涌幢”，涌幢本意指海上涌现出的佛家经幢，以此比喻时事变幻好比昙花一现之意，并沿襲书名。《涌幢小品》是作者历时十三年写成的笔记，該書记载明朝掌故，大而朝章典制﹑政治经济﹑徭役﹑仓储备荒﹑清军勾补﹑遵化冶炼技术，小至社会风俗﹑人物传记。其中有关明代中叶戴冠﹑王守仁﹑沈周﹑吴昂等人的琐闻逸事，叙述相当生动；对於嘉靖年间倭寇骚扰东南沿海，隆庆﹑万历以来的农民起义﹑兵变及王朝佐﹑葛贤等领导市民抗税（见城市民变）等史事，叙述颇具条理，为不少学者所注重。
但书中如上述的有价值的内容不过只占十之三、四，大部分乃采摘旧闻，甚为芜杂，以至精华为糟粕所掩，阅读时必须注意汰择。
今有：《涌幢小品》，中华书局1959年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本第四册，2005年版。
94、《酌中志》
明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二十三卷，附录一卷。刘若愚撰。刘若愚（1584—？），自称原名刘时敏，南直隶定远人。其家世袭延庆卫指挥佥事。父亲应祺官至辽阳协镇副总兵。刘若愚十六岁时，因感异梦而自施宫刑，万历二十九年，被选入皇官，隶属司礼太监陈矩名下。天启初年，宦官魏忠贤擅权专政，魏之心腹太监李永贞任司礼监秉笔，因为刘若愚擅长书法且博学多才，便派其在内直房经管文书。与此同时，魏、李又多阴谋诡计，故对刘若愚颇多猜忌。刘目击魏李所为而又无可奈何，遂自改名为“若愚”，借“苦心”二字以自警。崇祯二年，魏忠贤阉党事败，若愚被群臣纠弹谪充孝陵净军。后来，查实高攀龙等七人被诬致死一案，乃系李永贞索取苏杭制造李实空白印纸架词虚构，李永贞被斩决，刘若愚被处斩监候。若愚因受诬告而蒙冤狱中，有苦难申，而真正的魏党司礼太监王体乾、涂文辅等则黄金买命而逍遥法外。在幽囚的悲愤不平中，刘若愚乃效太史公司马迁之榜样，发愤著书，呕心沥血，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宫中数十年的见闻，并进行说理申冤以自明，终于由崇祯二年至崇祯十四年陆续写成这部颇具特色的明代杂史——《酌中志》。之后，刘若愚果然得释免，从此重见天日。
《酌中志》是由太监撰写并记述晚明宫闱之事，无论作者还是记述内容都很独特，史料价值较高。全书由二十四个各自独立的短篇构成，每篇一卷，共计二十四卷。内容包括：《忧危竑议前纪》、《续忧危竑议后纪》、《恭纪先帝诞生》、《恭纪今上瑞征》、《三朝典礼之臣纪略》、《大审平反纪略》、《先监遗事纪略》、《两朝椒难纪略》、《正监蒙难纪略》、《逆贤擅政纪略》、《外来线索纪略》、《合家经营纪略》、《本章经手次第纪略》、《客魏始末纪略》、《逆贤忌翼纪略》、《内臣职掌纪略》、《大内规制纪略》、《内板经书纪略》、《内臣佩服纪略》、《饮食好尚纪略》、《辽左弃地》、《见闻琐事杂记》、《累臣自叙略节》、《黑头爰立纪略》等，另外，在正文之前，还附有一篇《自序》，详细介绍了自己写作此书的缘由。本人又是个太监，着眼点自然会与一般文士不同；因此，《酌中志》一书就自然而然地给后人留下了一般著作中看不到的有关晚明时期皇帝、后妃、宫女、太监宫中生活和统治阶级之间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资料，颇多参考价值。譬如，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完全是研究明代的内府刻书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书中《忧危竑议前纪》、《续忧危竑议后纪》（即第一、第二两卷）所记内容，实际上就是明代万历中期所谓“妖书”一案，“妖书”一案在《明史》、《明实录》以及大臣列传中，间或简略地写了一点，但从未有记载“妖书”原文及缉捕，审讯经过的文章。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也仅仅记载了明朝万历帝朱翊钧抚慰太子朱常洛的手书圣竑渝，而《酌中志》却将此案的始末细节详细写出，并且将“妖书”（即《国本攸关〈续忧危竑议〉》）的全文抄录了出来，披露于世。这样，书中不仅详细记叙了皦生光妖书事件的原委，可与《皇明从信录》等书相参证；而且登载了郑贵妃《刻闺范图说序》全文，交待了事件本末，这是其它书中所以从未记载过的，所以很可宝贵。又如该书卷十六至卷二十，《内府衙门职掌》（又称《大内规制纪略》）、《内板经书经纪略》、《内臣佩服纪略》、《内板经书纪略》、《内臣佩服纪略》、《饮食好尚纪略》等五卷，详细地记载了明代都城北京的宫苑规模、太监职掌、内庭日常生活和饮食、服装、娱乐、嗜好等，是我们今天研究宫廷史及了解官廷服饰的极好史料。书中还记载许多外廷阉党“五虎”、“五彪”及“十狗”等等是如何阴险无耻、为虎作伥，连内阁首辅顾秉谦、冯铨等都要对他们曲意逢迎、俯首听命但书中对太监陈矩的赞美，则有溢美之嫌。
《酌中志》在清代乾隆年间曾被禁过，原因是作者在《辽左弃地》等某些涉及辽事的篇目中称女真人为“虏”，称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奴酋”，恰恰触犯清朝统治者的忌讳。
《酌中志》写成后，便成为许多文学作品取材的绝好资料，如明末秦兰徵撰写的《天启宫词》一百首，便是根据该书与《玉镜新潭》中的有关部分而写成的。清初以来，许多描写宫廷建筑的著作，也都是以《酌中志》为依据的，如高士奇撰写的《金鳌退食笔记》，其中的许多地方，便是根据该的材料加以补充叙述而成的。
《酌中志》通行本有清道光二十五年《海山仙馆丛书》本。
今有：《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994再版，以《海山仙馆丛书》为底本，以故宫善本清康熙内府抄本进行校对，可谓善本；《酌中志》上海古籍出版社“明代笔记小说大观”，2005年版。
95、《双槐岁钞》
明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类笔记，十卷。黄瑜撰。黄瑜，字廷美，自称双淮老人，香山（今广东中山市）人，生卒年不详。约明孝宗成化中前后（1470年前后）在世。明景帝景泰七年（1456年）举人，会试名列乙榜，因不愿为官，于是去做太学生，但接连几年参加会试仍没考中进士，只好由小官做起，后来曾升迁为惠州府长乐县知县。黄瑜在家宅亲手种了两棵槐树，槐树长成后又在旁边盖了个小亭，取名“双槐亭”，自称“双槐老人”，《双槐岁钞》亦因此得名。
《双槐岁钞》成于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黄瑜时年七十，前后共花费近四十年时间，其间几易其稿，态度十分认真。他在《自序》中说：“每遇所见所闻暨所传闻，大而缥缃之所记，小而刍荛之所谈辄即抄录。”内容涉及典章制度、科举考试、朝廷内部政争、文人轶事、天文、律历、学校、军事、农民起义等等。书中收录的是洪武到成化年间的时事见闻，其中叙述科举、军政、边备等，可补史阙。如言洪武丁丑科场之狱详，多明史所未及。作者创作态度很是严谨，重考证，不以新异取悦于人：“得诸朝野舆言，必证以陈编确论；采诸郡乘文集。必质以广座端人。如其新且异也，可疑者阙之，可厌者削之。”书中关于馆阁诸事的《国子试魁》、《甲申庶吉士》等篇，就是黄瑜因材料不足而阙疑，一直没有完篇，直到他的孙子黄佐在官方文书中找到相关资料，予以补充这才得以完稿。
今有：《双槐岁钞》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99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明代笔记小说大观”2005年版。
96、《水东日记》
明代典章制度类笔记，四十卷，叶盛撰。叶盛（1420～1474），字与中，江苏昆山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历仕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官至两广﹑宣府等处巡抚，擢吏部左侍郎。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军在土木堡俘明英宗后，迫近北京城，叶盛协助于谦调集重兵，在城外击退瓦剌军，升都给事中。后擢山西右参政，督宣府镇（今山西大同）钱饷。景泰三年（1452年），巡边御史李秉推荐他辅佐独石、马营、龙门、卫所四城军务。天顺二年（1458年）四月，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两广巡抚。天顺七年（1463）被召回京，转左佥都御史、巡抚宣府镇。成化三年（1467年），迁礼部右侍郎。成化八年（1472年），迁吏部左侍郎。成化十年（1474年）病卒，谥“文庄”。
《水东日记》以成书於淞水东而得名。该书主要记述明代前期典章制度。作者曾监督宣府粮饷，兼管军务，熟悉政事，故书中军政粮储﹑墩台设备，以及赋役官制﹑边陲地理﹑道路远近﹑置备设防皆言之甚详。也间有不见於史传的当时人一些轶闻逸事，还博涉宋﹑元人行事及碑志，又收录了一些宋﹑元﹑明人诗文奏议，有较高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留心掌故，於朝廷旧典，考究最详。又家富图籍，其《菉竹堂书目》今尚有传本，颇多罕觏之笈。故引据诸书，亦较他家稗贩成编者特为博洽”，“多可与史传相参”。但也指出该书诸多弊端，如：“其间徵引既繁，亦不免时有牴牾。又好自叙居官事迹，殆不免露才扬巳之病….古人无是体例也。至於辨《请禁官舍家人操习》一疏，谓人诬其子与官舍斗鹌鹑不胜，因有是奏。深自剖析，连篇不已，抑又浅之甚者矣”。
《水东日记》有明弘治年间有、常熟徐氏刻本，缺後两卷，刻工不精。嘉靖年间有作者玄孙叶恭焕以家藏本补刻後两卷，始足四十卷。清康熙年间叶氏赐书楼印本，是作者七世孙叶方蔚，据前两本校勘後所刻，补有目录，为最好的刻本。
今有：《水东日记》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0年版；《水东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1991年版。
97、《玉堂荟记》
记叙崇祯年间典章制度掌故轶事笔记，今本二卷。杨士聪撰。杨士聪，字朝彻，号凫岫；山东济宁人。生卒不详。明崇祯进士，官至谕德，后降清。
《玉堂荟记》记载崇祯朝故事，成书距崇祯朝复亡仅百余日。多有其他史料所不载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书中记杜三策册封琉球，旁及彭湖岛（今澎湖）及东岛（按指台湾）情况，可补史阙。记“当日周延儒、薛国观、温体仁、王应熊诸人门户倾轧之由、政刑颠倒之故，颇能道其委曲，多正史之所未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记载的关于北方吸烟的原因和烟草种植历史，其中崇祯皇帝禁烟的决定，足见朝廷决策的轻率与颟顸：
烟酒古不经见。辽左有事，调用广兵，乃渐有之，自天启年中始也。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己卯，上传谕禁之，犯者论死。庚辰，有会试举人未知其已禁也，有仆人带以入京，潜出鬻之，遂为逻者所获。越日，而仆人入死西市矣。相传上以烟为燕，人言吃烟，故恶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盈衢，初以为异，已而知为洪督（洪承畴）所请开其禁也。
这段文字介绍了烟草传播到北方是由于“辽左有事，调用广（州）兵，乃渐有之”，天启年间烟草种植广泛。由于明成祖朱棣曾为“燕王”，北京为“燕都”，而“烟”与“燕”同音，“人言吃烟，故恶之也”，所以崇祯皇帝于十二年（1639年）下令禁烟。崇祯十三年，有一位进京赶考举人的仆人因为吸烟而论死。崇祯十五年，烟草解禁，据说这次开禁是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出来的。
由于杨士聪是周延儒门生，书中对周颇为回护；而对黄道周、倪元璐则皆有不满之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不客观”，“亦非公心”。另外，“论明末事多有偏颇，如有谓毛文龙部将孔有德降清，是因为袁崇焕被杀，令读者哑然”，“以为由于诛袁崇焕失辽人之心，殊非实录”。另外书中兼哉神怪猥亵琐事，采录稍杂。
《玉堂荟记》通行本有《借月山房汇钞》本，《泽古斋丛钞》本，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大通书局印本等。
今有：《玉堂荟记》中华书局，从书集成初编198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1995年版。
98、《天香阁随笔》
叙述明末清初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原书八卷，今本二卷，李介撰。李介，江阴人，其余不详。《天香阁随笔》所叙明清鼎革之际琐事及遗闻佚诗，多有其它野史未载之事，可补史乘之缺，议论亦颇有见地，如记鲁王在绍兴沉迷声色，谓其“期年而败”，并非不幸，而是事有必然；指出史可法“本承平之廉吏，原非拨乱之奇才“，在宏光初立时，未能巩固江淮根本之地，以至身死国灭；载万元吉《筹军录序》和论疆事疏，亦为可靠史料。其叙歌妓陈沅嫁给吴三桂事，与清人钮琇《觚剩》中“圆圆”一节，互有出入，也可互相参证。对明末张献忠起义军的记述，亦有不少真实见闻。
《天香阁随笔》通行本为1915年伍氏《粤雅堂丛书》本，1934年陶社木活字印本。
今有：《天香阁随笔》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天香阁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1996年版。
99、《留青日札》
明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三十九卷。田艺衡撰。田艺衡，字子艺，明末钱塘（今杭州市）人。以岁贡生为徽州训导，罢归。曾任应天（今南京市）府学教授。博学，工诗文。少年时即以诗赋著名，曾访问讲学于杭州各大书院。其文“神采中涵，奇辉外射”。为人“高旷磊落，不可羁絷”。著作颇丰，有《田子艺集》、《煮泉小品》、《留青日札》、《玉笑拾零》等。
《留青日札》杂记明朝社会风俗、艺林掌故旁及政治经济、冠服饮食、朝政的腐败、豪富的奢侈和官员之贪渎。如卷一“风变”记载皇帝选绣女引起的民间恐慌：
隆庆二年戊辰正月元旦大风，走石飞沙，天地昏暗。至初八、九日，民间讹言朝廷点选绣女，自湖州而来。人家女子七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无不婚嫁。不及择配，东送西迎，街市接踵，势如抄夺。甚者畏官府禁之，黑夜潜行，唯恐失晓；歌笑哭泣之声，喧嚷达旦，千里鼎沸。无问大小长幼美恶贫富，以出门得偶，即为大幸。虽山谷村落之僻，，亦皆不免。
一富家偶雇一锡工在家造腊器。至半夜，有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门择人，乃呼锡工曰：“急起！急起！可成亲也”。锡工睡梦中茫然无知，及起而摹搓两眼，则堂前灯烛辉煌，主翁之女已艳妆待聘矣。
明代宫廷选绣女，本是一种虐政，百姓对此反感之极。所以一闻谣言，就天昏地暗、仓皇失措，造成人间无数悲剧。卷四记查抄刘谨、钱宁、江彬、严嵩等人家产，备列细目；叙严嵩义子鄢懋卿贪赃枉法，以及明初富翁沈万三事，亦俱载始末，都是有关朝政的史料。卷二“悬鸡”条，记京师一豪绅宴客，一席就用了一百三十多只鸡，可见明代上层奢侈之风。书中还记载一些民间恶习，如卷一记载的作者家乡杭州赌博之风，田地、房产、妻妾子女皆可以抵押，以至家破人亡。卷二记载徽州等处“弄新妇”恶习：新媳妇入门，众亲戚百般戏辱，以至有的新妇不堪毒虐而自缢的。书中还记载了刘六、刘七、白莲教马祖师之起事情形，颇有资料价值。
该书不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云：“是书欲仿《容斋随笔》、《梦溪笔谈》，而所学不足以逮之，故芜杂特甚。其中天易一卷，皆以所著别行之书编入，以足卷帙，尤可不必”。
《留青日札》现存有明刻本，通行本为《记录汇编本》。
今有：《留青日札》中华书局据明刻本排印，1985年版；《留青日札》朱碧莲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1992年版；《留青日札》齐鲁书社，1997影印本。
100、《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
明代有关西湖的笔记，《西湖游览志》十一卷，《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六卷，田汝成撰。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今杭州市）人，生卒年不详。嘉靖五年（1526）进士，《留青日札》作者田艺衡之父。除两书外，另著有《炎徼纪闻》、《龙凭纪略》、《辽记》、《武夷游咏》等。
《西湖游览志》以记西湖山水胜迹为主，对每一名胜古迹详载其兴废沿革，广为收集历代文人骚客歌咏西湖之作，尤以人物的历史掌故最为详核。作者对故土极为熟悉，收集资料又广，故书中记述详细，内容丰富，既可见名胜山川之沿革，又可作史实文献之参考。其中又广泛搜集历代诗人有关湖山的题咏，因而具有研究宋元明文学的参考价值。全书十一卷，分别是：第一卷：西湖总叙；卷二孤山三堤胜迹；卷三至卷七：南山胜迹；卷八至卷十一：北山胜迹。
《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六卷，是在编辑《西湖游览志》过程中搜集的一些超出西湖范围的材料，加以整理面成。它与《游览志》不同的是，从记载山川地理为主转移为记载掌故轶闻为中心。宋元以来记载杭州地理名胜、社会风俗的作品不少。如《咸淳临安志》、《都城记胜》、《武林旧事》等，但都偏于记载史实。不像《志余》除记录一些诗词外，并载有一些故事。其中有些故事后来还被人改编为白话小说。
这两部书保存了许多正史所不载的资料，可以弥补正史的阙略，使读者可以看出从南宋到明朝中叶以前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一般社会风貌，是研究杭州地方史的两部重要文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两书评价是：“是书虽以游览为名，多纪湖山之胜，实则关於宋史者为多。故於高宗而後，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宋乾道间，周淙撰《临安志》十五卷。咸淳间，潜说友又续成一百卷。湖山特其中之一目，例不当详。吴自牧作《梦梁录》，周密作《武林旧事》，於岁时、风俗特详，而山川、古迹又在所略。惟汝成此书，因名胜而附以事迹，鸿纤钜细，一一兼该。非惟可广见闻，并可以考文献。其体在地志、杂史之间，与明人游记徒以觞咏登临、流连光景者不侔。其《志馀》二十六卷，则摭拾南宋轶闻，分门胪载。大都杭州之事居多，不尽有关於西湖，故别为一编，例同附录。盖有此馀文，以消纳其冗碎，而後本书不病於芜杂，此其义例之善也。惟所徵故实，悉不列书名，遂使出典无徵，莫能考证其真伪。是则明人之通弊，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
《西湖游览志》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有严宽刻本，万历年间商惟翻刻本，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今有：《西湖游览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西湖游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西湖游览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2009年影印嘉靖二十六年严宽刻本。
101、《帝京景物略》
明代专记北京名胜风土人情笔记，刘侗撰。刘侗、于奕正同撰。刘侗（约1593～约1636），明代散文家。字同人，号格庵。湖广省麻城县（今属湖北麻城市）人。在当员生时，因“文奇”被人奏参，同谭元春、何闳中一起受到降等的处分。他因此颇有名。崇祯七年（1634）进士。后选任吴县知县，赴任途中逝于扬州。于奕正（1597—1636），原名繼魯，字司直，宛平县（今北京市）人。明代嘉靖年问宛平人，崇祯中诸生。喜好山水金石，著有《天下金石志》于奕正曾写过一篇《钓鱼台记》，堪称明代游记中的上乘之作。《帝京景物略》为刘侗和于奕正合撰。其中于奕正负责收集材料，刘侗承担撰写。两人还曾打算合撰《南京景物略》，但两人先后辞世，连《帝京景物略》也未能完成，最后是由周埙完成的。周损字远害，号迂收，刘侗同乡兼同学，两人曾共砚席十余年。刘侗赴京入太学，周损相伴而游。《帝京景物略》中采选诗歌，亦皆出其手。
《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包括西山及畿辅一带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山川风物、河流桥梁旁及诗文轶事京师东西南北各分城内、城外，而西山及畿辅并载焉。《帝京景物略》可谓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著作三者于一体。
此书首先应当作历史地理类著作来读。它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是不可多得的都市资料；其次应当作文化类著作来读，它对当时北京的园林文化、民俗、外国宗教在中国京城的传播等，都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再次应当作文学著作来读，它是竟陵派幽雅隽洁文风在地理游记著作中的具体运用，因此，可把它作为晚清小品文的典范来阅读、欣赏。北京名胜景观的记录，是本书的重点。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北京各地的寺庙祠堂、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园林景观，甚至河流桥梁，许多今天脍炙人口的历史古迹和山川名胜，诸如卢沟桥、白塔寺、天主堂、碧云寺、潭柘寺、鹫峰寺、卧佛寺、戒坛、十刹海、海淀、玉泉山、西山等等，我们都能从本书探寻到它们的渊源所自、本来状貌、风格特征和历史变迁。提及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的民俗，不仅偷物还偷人，且妻女为人所窃都不以为。缺点是考证不精，著文以竟陵派为旨归，“其文皆么弦侧调，惟以纤诡相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士祯《池北偶谈》，朱彝尊《日下旧闻》对此皆多有批评，其中像割裂“艺”、“元”二字为塑工姓名一条，更为荒唐。
《帝京景物略》初刊于崇祯八年（1635）。今有：《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籍丛书》，1963年第1版，2001年、第3次印刷；《帝京景物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帝京景物略》孙小力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2、同《陶庵梦忆》
明代出色的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八卷，张岱撰。张岱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琅环文集》。
《陶庵梦忆》是张岱传世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该书成书于甲申明亡（1644年）之后，直至乾隆四十年（1794年）才初版行世。其中所记大多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杂事，将种种世相展现在人们面前，如茶楼酒肆、说书演戏、斗鸡养鸟、放灯迎神以及山水风景、工艺书画等等，构成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一幅风俗画卷，尤其可以说是江浙一带一幅绝妙的《清明上河图》。其中虽有贵族子弟的闲情逸致、浪漫生活，但更多的是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的反映。同时本书中含有大量关于明代典制尤其是日常生活、娱乐、戏曲、古董等的纪录，如卷二的孔庙桧孔林燕子矶鲁藩烟火朱云崃女戏绍兴琴派花石纲遗石；卷四记兖州直指阅武，以骑兵、步兵演习布阵、设伏至擒敌、献俘的情形；卷五的姚简叔画柳敬亭说书金山竞渡扬州清明上墓刘晖吉女戏；卷六的彭天锡串戏目连戏甘文台炉绍兴灯景水浒牌等；卷七述西湖香市的兴废皆是研究明代社会、军事、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还记有明末政治的腐败。作者在西湖，亲眼看到“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而杭州刘太守却还在那里纳贿贪污，以至时人讽刺为“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
《陶庵梦忆》中的《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也是出色的文学散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今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刊，2008年版；《陶庵梦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陶庵梦忆》于学周，田刚点校，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
103、《四友斋丛说》
明代较为出色的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三十四卷。何良俊撰。何良俊，字元朗，松江华亭（今江苏省松江县）人。嘉靖中以岁贡生入国学，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弃官归家后，適值倭寇侵扰，复移居苏州，与张之象、文徵明诸人交遊。明史称其“少笃学，二十学不下数楼”。《四友斋丛说》自序亦云：“藏书四万卷，涉猎殆遍”，在明代学者中，其博学多闻，仅在杨慎、胡应麟、王世贞诸人之亚。
《四友斋丛说》全书包括经、史、杂记、释道、诗文、书画等十七类，三十八卷。其中史十三卷，杂记一卷，子二卷，释道二卷，文一卷，诗三卷，书一卷，画二卷，求志一卷，崇训一卷，尊生一卷，娱老一卷，正俗二卷，考文一卷，词曲一卷，续史一卷。有考证和评论，也有明代史实、苏州、松江等处地方掌故和士大夫轶闻。一般说来，考证较平常，而议论多可取。如谓《史记·游侠列传》序论为司马迁愤激之言，并非庄语。其文章之抑扬变化，不是《汉书·游侠传序》所能比（“史”一）；又谓明成祖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不用汉儒之说，专重程朱传注，学者但据以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经”三）等，皆为切中时弊之论。其中记南京各衙门摆酒席的陋习（“史”八）；正德十年后松江征收钱粮的情况（“史”九）；记隆庆时纂修“实录”的草率（“史”四）；松江百姓以歌谣、对联对县府官员的讽刺（“杂记”）均能反映明代中叶以后政治面貌。
明朝的学者，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了专精的一面，所写笔记一类的书，总是兼收並蓄，细大不捐，四友齐叢说也不能例外。此书搜採既广，间有传闻失实之处，且沾染明末文士习气，书中掺杂一些无聊之语。
《四友斋丛说》初刻於隆庆三年（1569），仅三十卷，后又续撰八卷，合并为三十八卷，重刻於万历七年（1579）。后来沈节甫摘钞其中的明代掌故，编为六卷，刻入《纪录汇编》中。邓秋枚又摘取其论曲之语，刻入《古学汇刊》二集中。现在流传的《四友斋丛说》，都是这两家的删节本，很难看到全貌。中华书局根据万历刊刻的足本，加以断句，作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一种于1959年出版，1997年再版。
104、《焦氏笔乘》
明代辑录琐屑考证和议论中较为出色的笔记，，十二卷（正集、续集各六卷）。焦竑撰。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澹园，谥文端，江苏南京人，原籍山东日照。为人博学多才，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大学者、文学家。二十五岁时中举人，第二年，会试落第，此后屡次会试失败，直到五十岁，才以第一名考取进士。任职翰林院修撰，负责修国史，后来修史事中途荒废。焦竑在为修国史而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编成了《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和《国史经籍志》六卷。因为资料丰富，论述精当，而深为后世学者推崇。焦竑在理论上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是陆王心学的后起之秀。其学识之通达与杨慎齐名。焦竑三十多岁时，同李贽结识，从此友谊始终不渝。李贽冤死狱中，焦竑作《追荐疏》，并为他编印《李氏遗书》，晚年还为他作《藏书序》。李贽叛经离道、手搏龙蛇的狂放影响着焦竑。四十多岁时，问学于罗汝芳。罗汝芳强调思想自由，人情顺适，这种狂傲与通达，深深感染了焦竑，从此表现出更多的异端思想。焦竑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了相臣张位等上司，而又因为他文名极重，颇受同僚的嫉妒。万历二十五年，他五十八岁，被任命为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却因为科场事受到诬蔑弹劾。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级。他愤然辞官归家，与朋友讲论学问，著书立说度日，直到去世。他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澹园集》等。
《焦氏笔乘》是焦竑读书、讲学、做学问的学术笔记，反映了他的考据学的内容、方法和成就，是嘉靖、万历年间考据学成就的代表作之一。本书正集六卷，续集八卷，点校者又将焦氏《老子翼》和《庄子翼》中有关《焦氏笔乘》的文字辑录出来作为别集。本书内容极其丰富，有对文字字音、字义的分析研究，有对书目文献的搜集整理，有经史诗文文字的考订、校正，有对其注释的讨论，有对历代诗文作品的评述议论，有对古代名物制度的讨论，有对人物思想事迹及学术言论的记载、是非得失的评述，有对王学学者事迹和讲学活动的记录，有对儒学及老庄、佛典的讨论，有对金陵乡邦文献、医文医案的辑录等，内中不乏有力的考证、精彩的议论、独到的见解以及有价值的资料。书中对明代史事、人物、诗文的记载，为后世研究明代人物、明代历史或思想史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由于作者思想开明，反对因循守旧，不受时俗约束，该书在清代被禁毁。
《焦氏笔乘》也有明代笔记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专精的通病，所谈范围较广，不免芜杂，且多抄袭唐宋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
今有：《焦氏笔乘》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焦氏笔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5、《少室山房笔丛》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四十八卷。胡应麟撰。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兰溪（今属浙江）人。万历四年举人。诗文宗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但有所变化，甚得王世贞欣赏。家藏书42384卷，筑室少室山中，专事著述。
《少室山房笔丛》是一部以考据为主的笔记。全书共48卷，分为12类：《经籍会通》四卷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丹铅新录》专门驳斥杨慎考据的谬误；《史书占毕》六卷是对史书及史事的评论；《艺林学山》品评文学遗产的优劣；《九流绪论》三卷考论诸子百家的源流；《四部正讹》四卷考证古籍伪书；《三坟补逸》二卷，专论《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所谓“三坟”之阙；《二酉缀遗》三卷采掇古籍中奇闻怪事，《华阳博议》二卷杂述古人博闻强志之事，《庄岳委谭》二卷广泛论及社会杂事包括戏曲、小说等项，《玉壶遐览》四卷论《道经》和方士之言；《双树幻钞》则论佛经和释氏之说。《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各八卷，则专门驳斥杨慎考据的谬误。
胡应麟在明中叶以博学著称，与杨慎、陈耀文、焦竑同负盛名。本书征引丰富，议论亦多高明，为研究古籍提供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见解。其《四部正讹》中把古籍的伪书析为若干种，各加辨订，相当详尽。后人谈及伪书，常用此说。书中论述小说、传奇、杂剧部分，尤有参考价值。如《九流绪论》（下）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据此可了解当时人们的小说观，对认识小说的历史演变颇有帮助。作者论述《世说新语》的特色是“以玄韵为宗”，认为“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较有见地。卷三十四里关于《逸周书》、《穆天子传》的介绍，为追溯小说的滥觞提供了资料。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七里有关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及笔记的论述，其中分析六朝笔记小说与唐代传奇的不同，“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常为后世学人引用。卷四十一里有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评述。另外，《丹铅新录》、《艺林学山》两部分对考辨诗文典故、词曲名称的来源、作家籍里等均有助益。书中征引典籍，极其宏富。但同样也有不少舛伪疏误之处。
《少室山房笔丛》初刊于明万历年间，通行本为清末广雅书局刻本。
今有：《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刊，1964年版。
106、《五杂俎》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十六卷，谢肇制撰。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曾上疏指责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与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杂俎》本书是作者的随笔札记，包括读书心得和事理的分析，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涉及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全书十六卷，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门。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记述天文、气候、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地部记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胜，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是研究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人部记述人的形体、心性、境遇，包括技艺、医药、术数、书画、宗教等各种活动。物部记述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鸟兽虫鱼花卉草木、饮食服饰、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事部记述贫富、收藏、文字、职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会活动。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作者过记事，分析是非正误有评述，有论断，对读者很有启发。如据《西京杂记》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驳送周密《癸辛杂识》所提出的“‘上巳’当为‘上己’，因为上旬无巳日”之说。又谓“蜻蜓点水”非爱水，而是产卵，以备一说。
《五杂俎》不仅在考辨方面有一定的价值，所记明代史事，足供参考者尤多，如叙皇帝、太子、藩王婚礼的浪费，税使的扰民，宦官的骄横等等。如记京都乞丐：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桔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岁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至极者，至窖干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许一年冻死毒死者不下数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杂俎》同样有明人笔记以多为胜，忽略专精的通病，书中谈历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记录笑话，亦皆采旧文，甚为无聊，记鸟兽虫鱼，又多涉神怪。
《五杂俎》最早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馆刻本。
今有：《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杂俎》台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107、《丹铅杂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
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几部笔记。杨慎撰。杨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杨升庵集》。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笔记以杨慎撰述的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谭苑醍醐》八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铅》为名的《丹铅杂录》十卷和《丹铅续录》八卷。
《丹铅杂录》和《丹铅续录》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其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独创，而是来自郦道元《水经注》中“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杨慎崇经黜史，重视音韵训诂；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杨慎重视史书的文采，强调修史要秉笔直书，反对官修史书，提倡个人独立修史；评价历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杨慎读书广泛，对过去不为人注意的子部书籍进行了探索、讨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谭苑醍醐》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杨慎虽然渊博，但其笔记中考证疏误，记忆错误处也不少。陈耀文曾撰《正杨》四卷，纠正杨慎之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专门驳杨慎的引证和论辩。
今有：《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俗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上海书店1886年版。
《艺林伐山》商务印书馆1937初版；《艺林伐山》中华书局1985版；《艺林伐山》上海书店，丛书集成本，1986年版。
108、《枣林杂俎》
本书是一部明代史料笔记，作者谈迁。谈迁（1593—1657）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马桥人。明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维生。自幼刻苦好学，于经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着力，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传。
《枣林杂俎全》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集十八门，其中“土司”一门有目无文，实有十七门。书中逸典、先正、流闻等门对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明代科举、民俗、物产、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观等也有详细的描述。本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也杂有神怪灵异等荒诞传闻。
今有：《枣林杂俎》罗仲辉胡明校点，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06年版；《枣林杂俎》齐鲁书社1997年版；《枣林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109、《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一部记载南京秦淮河一带歌妓生活的笔记，三卷，类似唐代孙棨的《北里志》。余怀撰。余怀（1616～1696）清初文学家。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为国子监生，受到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的赏识。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岁的余怀被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并掌管文书。清军占领南京，余怀化妆成道士流亡他乡，开始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从顺治年间直到康熙初年，他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以游览为名，联络志同道合者，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八年（1669）起，余怀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民族气节始终不移。同时，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方面。他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黄石人，侨居南京，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晚年退隐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征歌选曲，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板桥杂记》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笔记《板桥杂记》外，还著有诗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说史》十卷，《东山谈苑》八卷，记明末党争之事的《汗青余语》多卷，《四莲花斋杂录》八卷，《砚林》一卷，《茶史补》一卷《妇人鞋袜考》一卷《宫闺小名录》一卷等。
《板桥杂记》三卷，署三山人撰。全书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选了一些优秀的小品文。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其中上卷为雅游，描写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园，秦淮河灯船，妓院和江南贡院；中卷为丽品，记金陵诸名妓情况，以旧院为主，珠市附之；下卷为轶事，杂记旧院诸狎客之奇闻逸事。卷首有余怀自识：“此即一代之兴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挟邪之是述，艳治之实传。”《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
今有：《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板桥杂记》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10、《日知录》
清代著名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顾林亭集》。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日知录》是他积累三十多年的笔记，与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无所不谈；许多条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证详明。《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书前有其学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潘耒强调《日知录》的经世意义，认为此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还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界“座主门生”与朋党之祸的关系。指出唐代的进士，以主考为“主座”，自称“门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并指出明代主考与进士，公然称“座师”与“门生”，朋党之祸，也不减于唐宋。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辈学者对这部笔记多推崇备至李慈铭称赞《日知录》这部笔记，“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除黄汝成外，为这部书作校补、笺注的还有很多，如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等。道光年间黄汝成采各家之说为该书作注，为《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现在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日知录》是以黄汝成的“集释”本为底本。其中《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亦为黄汝成著。后附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著作遗佚而成。
今有：《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版；《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111、《蒿庵闲话》
偏重于经史训诂方面考证的笔记，二册，张尔歧撰。张尔歧（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今店子乡张稷若村人。自幼聪颖好学，熟读经史，兼及诸子百家。以诸生入清，不求闻达。所居败屋不修，集其弟四人讲说三代古文于母前，愉愉如也。妻朱婉婉执妇道，劝尔岐勿出，以教授乡里以终。张尔歧是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编纂有《仪礼郑注句读》，又为监本（官定本）《礼记》石经《礼记》勘正脱误共300余处。晚年精研“三礼”，在济南讲授《仪礼》时，偶尔为当时著名学者顾炎武听到，顾十分敬佩其见解精辟，翌日绝早即登门拜访，谈论欢洽，遂订交为友。后来，顾炎武在谈师论道时称赞张尔歧：“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清史稿·儒林》中有传
《蒿庵闲话》是张尔岐入清“废举子业”以后二十年间的作品。书稿成于康熙九年（1670），为笔录读书所得，也有议论考据之作。卷末蒋因培的《附记》中有云：　“此书自叙谓无关经学不切世务，故命为闲话，然书中教人以说闲话、看闲书、管闲事为当戒，先生邃于经学，达于世务，凡所礼记皆多精义，固非闲话之比。”其中考辨“三礼”，解释名物，多有可取。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丧礼主人不得升堂”条即引述《蒿庵闲话》说法。诗文部分举韩愈《送文畅序》、《送高闲序》和《送文畅北游》诗为例批评韩愈“不类儒者”：“韩文公《送文畅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语，盖以学佛者为墨，亦据其普度之说而以此名归之。今观其学，止是摄炼精神，使之不灭，方将弃伦常割恩爱，以求证悟，而谓之兼爱可乎。又其《送文畅北游》诗，大以富贵相夸诱，至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与世俗惑溺人何异。《送高闲序》为蓄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无遗锱珠，情炎于中、利欲斗进，为胜于一死生，皆不类儒者。窃计文畅辈亦只是抽丰诗僧，不然必心轻之矣”。
《蒿庵闲话》有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嘉庆重刻本；山东书局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今有：《蒿庵闲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蒿庵闲话》齐鲁书社1991年版；《蒿庵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12、《潜邱札记》
清代偏重于经史训诂方面考证的笔记，六卷，阎若璩撰。阎若璩（1638—1704），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阎若璩数次乡试俱名落孙山。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策后仍寓居京师。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后来，皇四子亲王胤禛（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闻其名，请至府邸，尊为上宾，“呼先生而不名”，“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请御医为他医治。六月八日（7月9日），阎若璩因医治无效卒于京师。胤禛遣官经纪其丧事，并亲撰挽诗及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积轴盈箱，日程月课；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阎若璩是清代汉学奠基者，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他潜心研究《古文尚书》三十余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引经据典，确定《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伪著。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皆以为“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实归功于若璩。他的学术反对派汪中亦将阎氏列为“国朝六儒”（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之一。梁启超说阎若璩“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除《尚书古文疏证》外，阎氏另著有《四书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
《潜邱札记》是作者早年读书笔记的汇编，初末成书，由后人搜辑整理成编。首二卷杂记读书时考论，多案而未断，卷三为地理余论，因为对于《禹贡》山川及《四书》中地名的考证已详见于若璩所撰《古文尚书疏证》及《四书释地》中，此拾其遗，故曰《余论》。卷四上为杂录序跋、杂文，下为《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卷五为据若璩手迹陆续编成，皆若璩与人答论经史书录之作。卷六为诗赋。此书对于经学、史学、地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均有考证。其中如援据《礼》经论列丧、祭礼仪以及考证方舆等沿讹袭谬之说尤为详备。又为《补正日知录》五十余则，顾炎武《日知录》为开清代考据学风的大作，若璩首为补正，以订其讹，又开后世研究《日知录》之先声，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谓“若璩记诵之博，考核之精，国初实罕其伦匹。虽以顾炎武学有本原，《日知录》一书亦颇经其驳正，则其它可勿论也”。
《潜邱札记》传本有二，一为乾隆十年（1745）阎若璩之孙阎学林眷西堂刊本；一为乾隆五十七年吴玉捂删定的潜德堂刊本《别本潜邱札记》。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今有：《潜邱札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潜邱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2年版；
113、《池北偶谈》
清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二十六卷，王士祯撰。王士祯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带经堂集》。著有笔记多部，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其中以《池北偶谈》最为著名。
《池北偶谈》又名《石帆亭纪谈》，据王士祯自序称，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地，地北有屋数椽，有书数千卷度置其中，因而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本书取名《池北偶谈》。又因为书库旁有石帆亭，王士祯时常和宾客在亭内聚谈，或议论文章的流别，或解晰经史的疑义，以至国家典故、历代沿革、名臣硕儒的言行、神怪传说等等，由儿辈记录整理，并增益他在京二十年间的见闻，编次而成，所以又名《石帆亭纪谈》。
《池北偶谈》是清代著名笔记之一，以谈文艺、掌故为主，偶及考辨，间杂大量神怪故事，带有较浓的小说色彩，部分内容由作者儿辈记录整理而成。全书共二十六卷，近一千三百条，分成四目：一，谈故：记叙清代典章与科甲制度、衣冠胜事等；二，谈献，主要记叙明中叶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三，谈艺，评论诗文，采撷佳句；四，谈异，记叙神怪传闻故事。在全书的四目中，以前三目内容最具参考价值。如“谈故”中“翰林卿寺属”条，记清初太仆寺增设满洲员外郎及翰林院起居注舘增设满洲主事、中书舍人员额的情况；“八旗开科”、“台湾开科”、“满洲乡试”等条，记顺治、康熙时乡会试制度的若干情况；“巡方”条可藉以了解清初任命巡按的制度；“殉葬”条记清初八旗用仆妾殉葬的旧俗，可以和《清通礼》、《清通典》等典籍参证补充。“谈献”中的记傅山父子故事和明崇祯时五十个宰相的姓名，足资参考；一些条目，虽系传闻，但亦可补史籍记载之阙，如“史阁部”条，记扬州城破时史可法骑蹇驴自诣清军军营，不屈被杀等，可广异闻。“谈艺”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作者以神韵说评诗论画，阐述个人主张。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谈艺九卷，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其中一些条目则保存了明末清初有关文艺一类的材料，如“粤诗”条，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等的诗作片断。“粤风续九”记康熙时吴淇所辑粤中民歌，为南朝乐府《子夜歌》一类作品；又《石鼓诗“条，谓韩愈《石鼓歌》比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好，”坡诗“条说苏轼《送苏伯固》五言诗像《生查子》词，评论皆均中肯。但书中一些常识却发生错误，如“表语本乐天诗”条将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误为白居易诗；将苏轼诗“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误为李西崖诗。
《池北偶谈》通行本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单行本有：《池北偶谈》勒斯仁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池北偶谈》齐鲁书社2009年版；《池北偶谈》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池北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3年版。
114、《坚瓠集》
清代著名笔记之一，十集四十卷，另有续集、广集、补集、秘集、余集，共十五集六十六卷。褚人获撰。褚人获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五）通俗小说集《隋唐演义》。《坚瓠集》于古今典章制度、人物事迹、诗词艺术、社会琐闻、诙谐、戏谑无所不记，尤以明清轶事为多，如四集卷四“唐六如”记唐伯虎佣书获配秋香事；首集卷一记吴门重视冬至节，互赠礼物，谓之“肥冬瘦年”；四集卷四“市名”、“石敢当”记各地市井交易的不同名称：南方称“牙行”，北方称“集”，岭南称“墟”，南昌称“亥”。记人家门口立石刻字曰“石敢当”的由来。等，都可供研究民俗者参考。三集卷一“土产”记云南大理府出石屏，河南出麻菰、线香，做官取为礼品，因而使百姓遭殃。《坚瓠集》材料中以这一类最为可取。书中论诗词、文艺，则并无多少高明见解；讲掌故、考证的，又大都因袭前人笔记的内容。至于书中夹杂许多琐屑无聊之事，采辑较广但博而不精，这则是明人笔记的通病。
《坚瓠集》通行本有《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今有：《坚瓠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006年版；《坚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笔记大观2007年版；
115、《阅世篇》
清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10卷。叶梦珠撰。叶梦珠，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人，生卒不详。《阅世篇》中记有明崇祯七年（1634年）金伯固设塾于上海城南，叶梦珠前往就读，叶时年十四岁（《金伯固先生》），可考知叶梦珠当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另外叶梦珠所著《续编绥寇纪略》卷首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自序，而此书中亦有康熙三十几年的纪事，表明作者康熙中叶尚在世，因此可以推知叶梦珠活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享年七十多岁。
《阅世编》共10卷，共分天象、历法、水利、灾祥、田产、学校、礼乐、科举、建设、士风、宦绩、名节、门祚、赋税、徭役、食货、种植、钱法、冠服、内装、文章、交际、宴会、师长、及门、释道、居第、纪闻等二十八门。它主要涉及到明清之际以松江为中心的这一地区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情况，记述颇称详备。它的体制虽为备纂辑府志时的采择，而于治史者尤资参考。这部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资料。其中田产、赋税、食货、徭役各门，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人民负担及民生状况等都有细致的记载。如卷二田产》门及卷七《食货》门记土地及米、布、柴、盐、烟、茶、糖、肉、纸张、药材、干鲜果品、眼镜、刺绣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价格都有详备的记录，并比较了各年价格的升降，来反映顺、康时期土地与民生的变化状况，实为它书所不及。又如卷六《赋税》门论松江赋税之重也很扼要明确。其中对明末清初烟草在上海的情况描写得颇为详细：
烟叶，其初亦出闽中。予幼闻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号曰干酒’，然而此地绝无也。崇祯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于本地，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土人犹未敢尝也。后奉上台颁示严禁，谓流寇食之，民间不许种植，商贾不得贩卖，违者与通番等罪。彭遂为首告，几致不测，种烟遂绝。顺治初，军中莫不用烟，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初价每斤一两二三钱，其后已渐减。今价每斤不过一钱二三分，或仅钱许，此地种者鲜矣。
这段文字，记载了上海烟草传入、烟丝制作、贩卖以及禁烟的情况，为经济史一段很有价值的资料。又如清初满洲妇女的发式以及汉人对其的仿效，可作为民俗学的资料：“顺治初，见满族妇女辫发于额前，中分向后，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而架饰其上，京师效之，外省则未也。”
《阅世编》存有《上海掌故丛书》本。今有：《阅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16、《帝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
《帝京岁时记》，一卷，潘荣陛撰。潘荣陛，清初大兴人，雍正年间曾在皇宫供职，乾隆初年退休著书，其余不详。著有《工务记由》、《月令集览》、《婚仪便俗》等民俗学著作；《燕京岁时记》富察敦崇撰。富察敦崇，满族人，其余不详，著有《芸窗琐记》、《皇室见闻》。
这是记述北京去岁时风物的两本专书。《帝京岁时记》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自序。书中专记北京四季风土景物，自正月至腊月，分月叙述北京习俗、游览、物产、技艺与饮食、爱好等。如上元张灯、燕九（正月十九）逛白云观，三月游蟠桃宫和东岳庙，四月逛药王庙，八月中秋吃月饼，九月重阳吃花糕，腊月八日喝果粥，以及斗蟋蟀、溜冰等，全带有季节性，重点谈民俗。如明清时代，北京护国寺、隆福寺、花市火神庙和下斜街土地庙是传承时间最久、生意规模最大的庙市，整个明清两代，它们构成北京最繁华的商业风景，《帝京岁时记》为我们记述了清代北京庙市的概况：“都门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逄三则宣武门外之都土地庙，逄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九、十则东城之大隆福寺，俱陈设甚多。人生日用所需，以及金珠宝石、布匹绸缎、皮张冠带、估衣古董，精粗毕备。”书中还记载许多北京习俗，如夏至节吃凉面的习俗：“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谚云：‘冬至馄饨夏至面’”所谓“二月二，龙抬头”：“二日为龙抬头日……小儿辈懒学，是日始进书房，曰占鰲头。”
《燕京岁时记》和《帝京岁时记》性质相同，而内容或详或略，可以相互补充。由于《燕京岁时记》成于清末，北京的社会状况、街市面貌等已和康、乾时不同，故两书对比，可看出社会和街市的变迁。如《帝京岁时记》的“琉璃厂店”条以窑场为游览中心，而《燕京岁时记》写“厂甸儿”则只提街上店肆的古玩、书画和火神庙珠宝，《帝京岁时记》中提及的康、乾时的公廨、石桥、茂树、土阜以及烟水一泓，皆化为乌有，不再是什么游览名区，只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庙会了，和近代过春节时的琉璃厂已很相似了。《燕京岁时记》记录北京新年朝贺和民间贺新禧的情况，也很生动：
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后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连霄达巷，络绎不休。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应入朝朝贺。朝贺已毕，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蟒服，道路纷驰，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诚太平之景象也。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锞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
皆可视为民俗学的珍贵资料。《帝京岁时记》通行本有《北平史迹丛书》本。
今有：《帝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该版以《北平史迹丛书》《帝京岁时记》本为底本，将《燕京岁时记》合在一起刊印；《帝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有法文、日文译本）。
117、《梦厂杂著》
清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十卷，俞蛟撰。俞蛟字青源，号梦厂。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嘉庆间曾在南北各地做幕僚，见闻很广，且工文笔，与陈纫兰为书画友，亦工山水。
《梦厂杂著》内容丰富，文字清新，是一部很好的笔记。其中分“春明丛说”、“乡曲枝词”、“游踪选胜”、“临清寇略”、“读画闲评”、“齐东妄言”、“潮嘉风月”七个部分，书前有嘉庆六年（1801）年自序。书中所记多为自己的经历。如“游踪选胜”记桂林七星岩，扬州平山堂，北京万柳堂等地游踪，描摹景物，相当生动，可藉以了解乾嘉时期这些名胜的情况。其中“岩里记”一篇，文字尤妙。不仅语言雅洁，颇似六朝小品，刻画幽深，情境毕肖，如“山虽层叠，高不过三四仞；惟石径千纡万折，杂树藤萝，扶苏蓊郁；白云若飞絮缭绕，间以烟岚，轻笼淡抹；野鸟关关，似讶客之何来哉”。而且从山水中领悟作文的要领，亦颇有见地：“譬如长江大河，必有隘处束其源，然后一泻而畅其澎湃汪洋之势。行文者必纡徐往复，逐层顿迭，而后纵笔出其诡丽宏杰直之词”。“读画闲评”部分记叙清代名画家闵贞、童钰、余集、潘恭寿、王三锡、方薰、奚冈、罗聘等人言行，各见特点，能使读者相见其生平，如描写嘉庆年间名画家陈寿山作“五松”画时的情景：
寿山作画时，值长夏，解衣裸体，酌巨觥连饮，磨墨贮瓦瓯，然后累几而上，皴擦勾折，飒飒有声。晌午，天大雨倾注。若黄河乍泻，千珠万珠，跳掷阶下。庭水积尺许。雨霁而画毕。夕阳而在高椿也。
评画亦多中肯。“临清寇略”记山东清水教王伦起义从起事到被镇压的详细经过，具有史料价值。“春明丛说”、“乡曲枝词”和“齐东妄言”多记神怪迷信和异人侠客故事；“潮嘉风月”记潮州一带船妓事，可作为研究当时社会风俗参考。
《梦厂杂著》有嘉庆和道光年间刻印的巾箱本，通行的是大达图书供应社的排印本。
今有：《梦厂杂著》方南生等校注，文化艺术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丛书1988年版；《梦厂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5年版。
118、《啸亭杂录》
清代著名笔记之一，今本十卷，续录三卷，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撰。昭梿（1776—1833），字汲修，自号汲修主人，另说号檀樽主人。满清贵族。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父名永恩，原封康亲王。字汲修，自号汲修主人，另说号檀樽主人。爱好文史，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与魏源、龚自珍、纪昀、袁枚等名士有往来。嘉庆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滥用非刑虐下获罪，革除王爵，圈禁三年。半年后释放，但未复其爵。道光时病故，追封礼亲王。其文稿大多散失，后由端方搜集整理，有《啸亭杂录》十五卷。《清史稿》卷三十“礼烈亲王代善传附昭传”。
《啸亭杂录》以及续篇《啸亭续录》以记清代仪制掌故为主。两部著作记录了许多清朝的政治、军事、文化、典章制度等文献资料，如卷二记清初官名和汉军八旗的设置，卷六属銮仪卫的职务；卷八叙内务府的定制；卷九谈满洲嫁娶礼仪，都非常详细，可为考史的佐证。有些资料还能补正史之不足，如关于图海用兵征服察哈尔事件，卽不见于《清史·图海传》，清史稿中虽曾涉及，但极为简略。而本书“图文襄用兵”一条，不仅备载图海用兵征察哈尔的详细经过，并且透露了图海之所以能够担任副帅的真正原因：“吴三桂既叛，察哈尔复蠢动，事闻，圣祖忧之。孝庄文皇后曰：‘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上立召公，授以将印。”这短短的一段文字，反映出孝庄文皇后在清初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癸酉之变”条记述嘉庆中期林清攻进紫禁城，昭梿亲自参加镇压时的所见所闻。“木果木之败”条是写清政府平定大金川时木果木一役的经过；“孝感之战”条记清廷与白莲教在湖北孝感一战的经过。以上两件事是昭梿听明亮亲自对他讲的，前一战役明亮任参赞，后一战役他又以副都统术署广州将军。这些第一手材料应当比较可信，可补史书之不足。
有关清政府文武官员的遗闻轶事，特别是他们的贪婪、骄淫、怯懦、自私、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等等一些不光彩的事，是当时士大夫所不敢写的，而昭梿却直言不讳的把它记录下来。“岳威信始末”条记岳锺琪被夺爵的原因是因为得罪过一个满族小官吏；“明太傅家法”条记明珠被郭华野弹劾后，自己感到勋名不获树立，于是制定了一套企图保持身家的持家之道。“时帆之吝”一条写法式善因吝啬致富。这些记载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官员的情况。
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也是本书中很有价值的部分。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笔记》中说：“阅啸亭雑录，所载国朝掌故机详。……考国故者，莫于是书。”书中“曲宴宗室”、“廷臣宴”、“茶宴”、“蒙古包宴”记录皇家元旦、上元的几场宴会：“曲宴宗室：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等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于干清宫，及奉三无私殿。皆用高椅盛馔，每二人一席，赋诗饮酒，行家人礼焉”；“廷臣宴：每岁上元后一日，钦点大学士、九卿中之有勋者宴于奉三无私殿，名廷臣宴，其礼一如曲宴宗室礼。蒙古王公皆预是宴，盖以别燕毛行苇之义也”。“茶宴：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百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焉”；“蒙古包宴：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长争先入贡，上宴于山高水长殿前，及避暑山庄之万树园中，设大黄幄殿，可容千余人。其入座典礼，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与焉。上亲赐卮酒，以及新降诸王、贝勒、伯克等，示无外也，俗谓之大蒙古包宴。嘉庆八年，今上以三省教匪告蒇，亦循例举行焉。”使我们了解清代皇家设宴具体情境。
《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虽为文言，但文笔简练而不晦涩。而且昭梿治学严谨，凡涉及历史事件多为亲历，如系道听途说则注明来源，因此错误不多。更为可贵的是，昭梿在文中直言不讳、毫不客气地刻画出许多满洲亲贵勾心斗角、凶残暴虐、不学无术、无知愚蠢的嘴脸，在宋、元、明、清历代笔记中并不多见，考虑到他所处的位置，更表现出难得的客观。
《啸亭续录》有醇亲王奕譞的九思堂刻本；光绪扫叶山房石印本；宣统元年上海图书公司的《足本啸亭杂录》的铅印本；《啸亭杂录》三册十卷，进步书局1921年版。通行本为《申报馆丛书续集》、上海文明书局编辑的《说库》和《笔记小说大观外集》等。
今有：《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1980年版；（以宣统元年上海图书公司的《足本啸亭杂录》的铅印本为底本）；《啸亭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9、《藤阴杂记》
清代兼载古迹、掌故、轶事、诗文综合类笔记，十二卷。戴璐撰。戴璐（1739—1806），字敏天，号菔塘，一号吟梅居士。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乾隆年间进士，历官工部郎中、太仆寺卿。他任职朝廷和地方四十年，又曾为广西乡试官，充文渊阁详校官，晚年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对当时典章制度、科举情况、文坛掌故等所知甚多。生平好文史之学，治学谨严。著作除《藤阴杂记》外，还有《石鼓斋杂记》、《吴兴诗话》、《秋树山房诗稿》等多种。
《藤荫杂记》是戴璐为工部郎中时，就京师（北京）五城并及郊区，搜访坊巷名迹，掇拾闻见，汇集而成。自序中说：“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尝阅王渔洋《偶谈》、《笔记》等书，思欲续辑，于是目见耳闻，随手漫笔。及巡视东城，六街踏遍，凡琳宫梵宇，贤踪名迹，停车咨访，笔之于书。”所以作者志在续写王世祯《池北偶谈》、《香祖笔记》，记载康熙中叶以后京城的典章逸事。凡已见于成书如《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的，作者皆不录。书中对于京师五城沿革，考证精审，陆续增辑，并录存了诸多当时名家诗词题咏。成书用时达数十年。书以“藤阴”为名，是因为作者前后官署及赁居京师西城槐市斜街居所中均种植了紫藤的缘故。此书取材可分为四类，一，记述清初至作者同时代人的科名甲第。二，记述各部官署的典章制度、官吏铨科概况，并于此反映了作者对这些制度的态度。三、记述京城及京郊坊巷、官署、寺观、祠墓的分布情况。四、录存同时代人游宴时题咏的诗词，这些大概占全书的五分之三。这些诗词大都结合文士的交游、聚散、吟咏来叙述，带有诗话意味，其中保存康乾间人唱和之作甚多。如卷七“西城”两条：
孔东塘（尚任）《燕台杂兴》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自注：“渔洋（按，名诗人王士祯号渔洋山人）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寺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
慈仁寺庙市久废，前岁复兴，未几仍止。盖百货全资城中大户。寺距城远，鲜有至者。国初诸大第宅，皆在城西，往游甚便。自地震后，六十年来，荒凉已极。近惟崇效、法源二寺，春日看花，余寺无问津者矣。
这两条叙述，使我们知道北京庙会集会除去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三处外，还有西城的慈仁寺，也和厂甸一样设有书摊。书中还分析了慈仁寺庙会的兴废及其原因，为研究北京庙会兴衰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藤荫杂记》确有一些它书不载的材料。要考察康熙、乾隆、嘉庆三朝掌故、古迹、名士寓所、会馆的设置以及一般社会风俗等，都可以试查此书。
《藤荫杂记》初刻于嘉庆丙辰（1796），光绪三年由其同乡沈自重刻。后收入《北京历史风土丛书》。此后又收入上海文明书局编辑的《说库》。通行本有《说库》本，《北京历史风土丛书》本。
今有：《藤荫杂记》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1980年版；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藤荫杂记》施绍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嘉庆丙辰刻本为底本，光绪重印本做校对本，参考《风土丛书》本、《说库》本）。
120、《扬州画舫录》
记载扬州城市园林、商业、工艺建筑和社会风俗等状况的笔记，十八卷，李斗撰。李斗，字北有，号艾塘，江苏仪征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乾隆年间。诸生。著有《永报堂集》，内含《奇酸记传奇》和《岁星记传奇》两种戏曲作品。
《扬州画舫录》十八卷，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1795），作者用了三十一年时间。李斗根据目见耳闻，详细地记载了扬州一地的园亭奇观、风土人物等情况。其中，涉及园林的内容占有相当比例，所记诸园布局，特别详明。先总叙布局，再依次分述园内景物、布局，使读者对清代扬州园林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书中还详细介绍了扬州二十四景：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览胜、冶春诗社、长堤春柳、荷浦薰风、碧玉交流、四桥烟雨、春台明月、白塔晴云、三过流淙、蜀岗晚照、万松叠翠、花屿双泉、双峰云栈、山亭野眺、临水红霞、绿稻香来、竹市小楼、平岗艳雪、绿杨城廓、香海慈云、梅岭春生、水云胜概；扬州八刹：天宁寺、重宁寺、建隆寺、慧因寺、法净寺、高旻寺、静慧寺、福缘寺。
书中除了戏曲史料之外，《扬州画舫录》还保存了一些小说史料。卷十一有关于扬州评话的记载，其中包括浦天玉的《清风闸》、曹天衡的《善恶图》、邹必显的《飞跎全传》等。卷九介绍了邹必显、浦琳（天玉）的生平，以及他们的作品《飞跎子书》、《清风闸》。卷十还提到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及其长子吴烺。乾隆五十八年，袁枚为此书作序，认为此书胜于宋李廌的《洛阳名园记》和吴自牧的《梦梁录》。
《扬州画舫录》现存有乾隆六十年自然庵初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年）方浚颐重印本、光绪元年（1875）申报馆排印本、古今书室石印本等。
今有：《扬州畫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2009年再版；《扬州畫舫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扬州畫舫录》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
121、《东城杂记》
记载杭州古东城的名胜、古迹、琐闻轶事以及诗词文献等笔记，两卷，厉鹗撰。厉鹗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别集《樊榭山房词》。
杭州城东有个地方叫“东园”，是宋代的故园，厉鹗就住在那里。《东城杂记》就是考证一些方志所未记载的里中的旧闻遗事，一共八十五条，分为上下两卷，略于古而详于今。书成于雍正六年（1728）春。作者自序云：“每欲考里中旧闻遗事，而志乘所述寥寥无几，邻翁野叟拙朴无可与语者。因从故籍叅稽每有所得，辄掌録之。又于交朋质问，复得一二。虽见闻陿隘，或遇嘉客见临，聊举为茗椀间谈资尔”。书中所记的所记的南宋御花园“富景園”，“宋畫院”“海神壇”等均有史料价值；“髙云阁”、“兰菊草堂”、“竹深亭”、“慈云寺宋刻剑石铭”诸旧迹名胜和金石刻，皆是《浙江通志》以及及武林各旧志所未载，可补方志之阙。“九宫贵神坛”、“红亭醋库”诸条考据又颇为典核；“灌园生”以下记人诸条皆系以小传，使后来修志乗者有所征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说：“鹗素博览，并工于诗词，故是书虽偏隅小记，而叙述典雅彬彬乎，有古风焉”。
《东城杂记》有清道光30年（1850）粤雅堂丛书本；商务印书馆从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版。今有：《东城杂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
122、《粤西丛载》
辑录广西地方掌故、风俗、文物等方面资料的笔记，三十卷，汪森撰。汪森，字晋贤，浙江桐庐人，康熙三十四年（1695）任桂林通判，三十九年改任太平府通判。公余之暇，博览群书。康熙四十一年（1700）母逝离职还乡，专心整理广西史料，花费12年时间，辑成《粤西通载》。《粤西通载》包括三部著作，《粤西丛载》是其中之一。
《粤西丛载》是一部杂史著作专集，共三十卷，10万字左右。辑录广西历代的气候、气象、物产、金石、民族风俗、土司制度、历史人物、遗闻杂事等。此书内容丰富，文章大多短小精悍，记载了广西历史上的许多奇闻轶事，较为生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虽颇近冗碎，而遗文轶事，多裨见闻，亦足以资考证，固未可以近于说部废之也。”但多采掇旧闻，缺乏当时社会情况的叙述
《粤西丛载》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光绪年间石印本、上海进步书局本。今有：《粤西丛载校注》梁超然校注（三册），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粤西丛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23、《蜀都碎事》
辑录四川地方掌故、风俗、文物等方面资料，四卷，陈祥裔撰。陈祥裔，字耦渔，原姓乔氏，顺天人。康熙中，曾官成都府督捕通判，搜罗蜀中故实，撰《蜀都碎事》一书，别有《艺文补遗》二卷，《凝香集》四卷行世。
《蜀都碎事》杂记四川的地方掌故、风俗、文物等方面情况，较为广博，可作为地方志的补充，如记梓潼县境内七曲山附近“郎当驿”的来历：““上亭驿，在梓潼，唐玄宗幸蜀至此，闻铃声，左右云：‘似言三郎琅当。’又名琅当驿。今存清光绪碑刻一通，高2.6米，正中阴刻‘唐明皇幸蜀闻铃处’”。记《巴渝竹枝词》：“梅子初黄落雨天，插秧妇女满山田。山歌唱出《巴渝曲
》，交易工夫不用钱。花布春衫白布裙，斜阳牛背醉醺醺”。可供文学、民俗学参考。
同《粤西丛载》一样，《蜀都碎事》亦多采掇旧闻，缺乏当时社会情况的叙述。而且相比之下，内容更为芜杂、琐碎，体例也不够完善。
《蜀都碎事》有清康熙漱雪軒刻本。今有：《蜀都碎事》齐鲁书社，1997影印本。
124、《闽小记》
记载福建掌故、物产的笔记，四卷，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字元亮，又有陶庵、减斋、缄斋、适园、栎园等别号，学者称栎园先生、栎下先生。江西省金溪县合市乡人，原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后移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出身书香门第，父周文炜，国子监监生，曾任浙江诸暨县主簿。周亮工年少随父出游，广交朋友。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次年进入仕途，为山东潍县令，守城有功，崇祯十七年（1644），迁浙江道监察御史。李自成破京师，投缳自杀，为家人所救。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兵下江南，亮工诣军门降。”以御史职为清军招抚两淮，后改任两淮盐运使。入清后历仕盐法道、兵备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一生饱经宦海沉浮，曾两次下狱，被劾论死，后遇赦免。《闽小记》本矣收入文津阁《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三年覆勘四库全书时，详校官祝坤因周亮工所著《读画录》中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违碍之句，特行签出，后经纪昀裁定，遂将《四库全书》著录的周亮工著述五种、存目三种内容一律扣除，已刻提要中有亮工名者亦一律抽改。所以周亮工晚年有焚书之举。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南京。《清史》列入“贰臣传”。著有《读画录》、《因树屋书影》、《印人传》、《赖古堂文选》、《赖古堂印谱》等，凤凰出版社2009年汇编成《赖古堂全集》。
周亮工任福建部政使在闽生活前后长达12年之久，对闽风土人情极为熟悉。《闽小记》对福建各地的风土民情、物产习俗、人文景观、遗闻轶事都有详细记载。间有考证和议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盖兴到即书，偶然未检，然在近代说部之中固为雅驯，可观矣。书中所记，不名一格，而自始至末，皆谈闽事。”如记中对福建莆田的几种著名海鲜，如蚌、牡蛎、江瑶柱等都作了详尽的记述。先记总体印象：“画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闽中海错，西施舌当列神品，蛎房能品，江瑶柱逸品”。然后分论：
“西施舌”是一种海蚌。据说唐玄宗食海蚌时，觉其味美，不禁联想到绝代美人西施来，就赐它名为“西施舌”。《闽小记》中云：“西施舌以色胜、香胜，当并昌国海棠。”；　莆田称牡蛎叫“虫代”。因其壳块垒相粘如房，故名“蛎房”。宋高宗问新科状元莆人黄公度说：“卿土何奇？”公度答：“子鱼紫菜，荔枝蛎房。”可见“虫代”在宋代已是莆田海珍之一了。《闽小记》云：“蛎房以丰姿胜，并牡丹。”又云：“西施舌既是西施之舌，蛎房其太真之乳乎？圆真鸡头，嫩涓欲过塞上酥。”江瑶柱莆田俗称“江瑶钮”。《闽小记》中对此记载特别详细：“江瑶柱出兴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双甲薄而脆，界画如瓦楞，向日映之，丝丝绿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过之，文采灿熳，不忝瑶名。……肉不堪食，美只双柱。所谓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则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与蛤中丁不少异，蛤之美实亦在丁，人以其小，多不审察，故独　让江瑶擅自嘉名耳。”又云：“江瑶柱产涵江，癖梅妃子，亦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莆田这些著名海鲜，在周亮工的笔下，或记实，或传说，或喻物，或拟人，文采风流，跃然纸上。既有历史传承，又有自己的进一步想象，文笔很美。此外，如“蛏苗”、“土笋冻”及“乌贼”等也有风趣的记述。史称周亮工生平博极群书，爱好绘画篆刻，尤工诗文，信乎！
《闽小记》有清乾隆四库全书馆抄本。
今有：《闽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闽小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闽小记》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125、《清嘉录桐桥倚棹录》
两书是专记以苏杭为主的江南岁时、风俗，名胜、人物笔记，顾禄撰。顾禄（1793—1843），字总之，一字铁卿，自署茶蘑山人，清道光咸丰年间苏州吴县人。生年月不详。家境富裕，尽能供他长年挟资出游，观山揽胜，出席文酒诗会。袁学澜在《重过抱绿渔庄感旧记》中如是写道：“我与顾禄相识于青溪邀月榭。顾君正当意气风发、豪气干云、志向清狂之时。游方各地，寻访才俊。当地名贤、势族豪杰，皆在交往之列。日日驰骋在酒会文社之间，以豪侠自命。”嘉庆二十三年（1818），母亲去世.，顾禄在家守孝，他不再出游或参加乡试，闭门无事，开始写他的苏州风土记――《清嘉录》。名字取自陆士衡的“土风清且嘉”之意。道光二十二年（1842），《桐桥倚棹录》亦刊刻完成，而顾禄的人生也走过了鼎盛的正午。他被友人陈某人诱惑拉拢，觑觎一位富族的家财，诉讼到官府，顾禄因此受杖刑，并且打入牢狱。道光二十三年（1843），顾禄不堪打击，悄然去世。著作甚富，有《雕虫集》、《紫荆花院排律》、《骈香俪艳》、《酒春秋》、《看枫约》、《壶中揽胜》等十种，辑成《颐素堂丛书》刊刻出版。还撰有《羽族棋谱》，与友人合辑《烟草绿》一卷。
《清嘉录》和《桐桥倚棹录》是顾禄一生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顾颉刚曾评说：“顾铁卿以详记苏州岁时风俗，并加考订，著《清嘉录》成名”。《清嘉录》以十二月为序，记述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大量引证古今地志、诗文、经史，并逐条考订，文笔优美，叙事详实，是研究明清时代苏州地方史、社会史的重要资料。《桐桥倚棹录》则以苏州一带风景佳地、古今名人遗迹为纲，集建筑、掌故、诗文为一编，与《清嘉录》角度不同互为补充：“清嘉录以时间为经，桐桥以空间为纬”。两书虽然着眼于苏州的风土人情，但涉及整个江南地区。顾禄在《清嘉录》例言中说：“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次及辇下，若他省别府，偶一援之，以证异同而已”。两书的特点是：“清代的风土杂著颇多，重要都邑几乎都有，而以谈北京、苏州者为多。此类著述或随笔札录掌故沿革，或按方位记述城坊建置，或发之于吟咏；或以之为导游。其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当以《清嘉录》《桐桥倚棹录》为最。”（来新夏《清嘉录·桐桥倚棹录》前言）。
两书记述清代江南的民俗风情，保存了不少可贵史料，如记“守岁”：“家人围炉围坐，小儿嬉戏，通夕不眠，谓之守岁”，并引周处《风土记》、周密《武林旧事》和吴自牧《梦粱录》关于守岁的记述；记“灯市”：“自腊后春前……至十八日始歇，谓之灯市”书中将灯形分为人物、花果、百族、奇巧诸类分别叙述，在它们的取名和描绘上颇化功夫。江南民间过元宵以“闹灯”为重头戏；谢灶《清嘉录》卷六《谢灶》条说：“初四、十四、二十四，比户祀司灶，谓之‘谢灶’。谚云：‘三番谢灶，胜做一坛清醮’”；养蚕：“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三四月为蚕月，红纸粘门，不相往来”，“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笼采叶，至村中茧煮，分箔缫丝，历一月，而后弛诸禁”顾铁卿《清嘉录》记苏州一地之习俗礼尚游览胜境，为晚近几士岁时地志之翘楚。王伯祥认为此书之趣，算是《荆楚岁时记》加《聊斋志异》，“读之如谏果回味，历久弥甘。”
道光十年（1830），《清嘉录》付梓；道光二十二年（1842），《桐桥倚棹录》刊刻完成。《清嘉录》作为《颐素堂诗钞》之附书，一并流入日本。道光十七年（1837）日本出翻刻本。日人推崇其诗为：“各体咸备，众妙悉臻，彬彬风雅，比兴不坠。”赞《清嘉录》则是：“慎而不漏，诙而不侈，考证精确，纤悉无遗。”日本学者朝川鼎为之序，视为方志邑乘之重要补充。日人甚至到苏州寻他，封他作才子，面陈仰慕之情。
今有：《清嘉录》，王迈校点，凤凰出版社1999年版；《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清嘉录·桐桥倚棹录》来新夏、王稼句点校，清代笔记史料丛刊，中华书局2008年版。
126、《津门杂记》
专记天津风俗、掌故的笔记，张焘撰。张焘字赤山，本是南方人，但自幼居住天津近三十年。工书法、绘画，也精通英文。《津门杂记》初刻于光绪十年（1884），故书中所记载的天津故实基本也是1884年以前的天津各方面状况。分为形胜、城池、河渠、海口、七十二沽说、各衙门行馆住址、书院、关税、会馆、鼓楼、仓库、婚娶、丧礼、义学等条目，对津门一带风俗人情山川人物分专类加以介绍，前有“考略”加以考辨。特别是设立新修官道、官道条例、脚驴东洋车、高丽馆、外国租界、租界例禁、驻津各国领事官、洋行、租界工部局、巡捕、施医养病院、邮政局、北洋水师办公处、天主教堂、医养病院、耶稣教堂、妇婴医馆、西历礼拜、外国节期、赛跑马、洒水车、衣兜烟卷、外国花园、外国坟地等，可以借以考察晚清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在天津各种活动和半殖民地状态下天津市容市貌，例如“烟画”条，记载天津紫竹林地区住着许多广东商人，他们到此经商，便从广州带来了纸烟。这是我国北方吸用纸烟的最早记述；也可以借此了解西学东渐，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因此此书历来就被研究天津历史的史学家所看重。书中也记载了天津一带的民俗，如“咬秋”记载天津一带居民相信立秋时吃瓜可免除冬天和来春的腹泻；《唱落子》：“北方之唱莲花落者，谓之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戏也。”
《津门杂记》初刻於光緒十年（1884）。今有：《津门杂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津门杂记》丁緜孙、王黎雅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995年再版；《津门杂记》中华书局《清稗类钞》，1986年版。
127、《十驾斋养新录》
清代著名的考据辩证类笔记，二十卷，《余录》三卷，共二十三卷，钱大昕撰。钱大昕（1728—1804），清学者。字晓徵、辛楣，号及之、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钱大昕学名早著：十五岁即考论马瑞临《文献通考》，乡里目为神童；亦曾随沈德潜学诗，早年即以诗文著称于世，吴中七子居第一位。成年后，钱大昕与惠栋、沈彤为友切磋学问。清乾隆十六年召为举人，以内阁中书入京。钱大昕于学问无所不窥，在京曾学习九章算术、欧洲三角学，并长期研年读欧人利马窦、吴玉函、南怀仁所传之欧学，精研西方的历法、微积分。清乾隆十九年（西元1754年），钱大昕中进士，授编修，不久擢拔为侍读。乾隆帝爱其才学，令入直尚书房，同时负责为皇十二子讲学。召命修纂《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天球图》等等著名著作。并让钱先后担任山东、河南、江浙诸省份会试主考，后任广东学政。乾隆三十七年，钱大昕补为侍读学士，不久升为詹事府少詹事。但钱大昕是淡薄名利之人，乾隆四十年，钱以丁忧为由辞官回乡，从此不再出山，一心读书。嘉庆三年，朝廷力召钱大昕回朝，钱仍旧婉言谢绝，于嘉庆九年（西元1804年）逝世于紫阳书院，终年77岁。钱大昕为乾嘉学派的重要人物，他治学范围颇广，精于经史、音韵、训诂、制度、地理等许多方面的考证，以学术为己任，为官不忘治学，辞官回乡后读书更勤，因此，“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治一史而无史不窥”，除奉召之作外，著作等身。特别是在史学方面，钱大昕对于元史的研究有开山之功。明代官修《元史》，错讹极多，编目混乱，特别是忽略了对元代氏族的研究，使得今人对于元代色目人的了解极少。针对此，钱大昕搜罗百家之言，费时近三十年，仿《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元史氏族表》，成为今日元史研究必不可缺的工具书。此外，还取元人著述分经史子集四部编纂《元史艺文志》，也是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其史学著作，合而为《廿二史考异》，成就超过了同时代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揅堂文集》等。
《十驾斋养新录》学术札记，涉及经学、小学、史学、官制、地理、姓氏、典籍、词章、术数、儒术等诸多领域。其考镜源流，匡辨伪讹，索微烛幽，“皆精确中正之论”，为后人称赏，被学者视为典范。这本书不分门目和先后，大体上把同类的问题编在一起。钱氏经学造诣很深，兼擅史学，通晓文字训诂，尤精音韵，故《十驾斋养新录》中，以关于经义和文字训诂音韵方面内容最为可取。如卷十四评介多种地方志，辩驳《涌幢小品》、《日知录》、《天禄识余》等书内容上的疏误。卷五集中反应了钱大昕的古音理论。他有四点创见：一.古无轻唇音；二.古无舌上音；三.古人多舌音；四.古影、喻、晓、匣双声。钱氏的考证缜密精深，他罗列的证据达几百条之多。
一般说来，《十驾斋养新录》不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渊博、丰富，但考证较为精密，也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嘉庆、道光以来学者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十驾斋养新录》刊于清嘉庆九年（1804），加有“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本，咸丰十一年（1861）补刻本；光绪二年（1876）浙江书局本，清光绪13年（1887）本，“万有文库”本，“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台湾世界书局排印本，香港崇文书店排印本。
今有：《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版，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重印；《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陈文和、孙显军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28、《陔余丛考》
清代考据辩证类笔记，四十三卷，赵翼撰。赵翼（1727—1814）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又号裘萼，晚号三半老人，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十二岁为制举文，一日能成七艺，人皆奇之。乾隆六年（1741）父亲在一家姓杭的大户家教书时去世。赵翼孤苦伶仃，无以养弟妹。杭家怜悯他，遂留他继承父业，继续教书，年仅15岁。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举，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殿试拟第一，高宗以清代陕西未有状元，因取第三。历任备用为道员知府、顺天府乡试任同考官、会试同考官、顺天武举主考官、广西镇安知府，官至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七年，受弹劾被交部议而降级。旋以老母年事高为由辞官，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归隐生涯。诗文创作与钱塘袁枚、铅山蒋士铨齐名，合称“江右三大家”，亦为“毘陵七子”之一；又与袁枚、张问陶（船山）合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论诗主“独创”，反摹拟。其《论诗绝句》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山，各领风骚数百年”。存诗近五千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尤长于史学，考据精赅。所著史学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由于《二十二史札记》把《旧唐书》、《旧五代史》罗织在内，实际为廿四史。他单披阅廿四史就达3200卷，加上正文和夹注中引用的稗史笔记4000多种，工作量异常浩瀚，从40多岁动笔，到1796年方完成已是七旬老翁。《廿二史札记》一书考证史籍著述体例的演变和历史事实的真相，显示出特有的经世意识和对大量历史问题的深刻见解，堪称是乾嘉朴学时代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学名著。
《陔余丛考》四十三卷，为作者自黔西罢官以后的读书札记，十余年后始刊行。以其为在家循陔（即奉养父母）时所辑，故名《陔余丛考》。全书不分门目，以类相从，卷一至四论经义，五至十五论史学，十六至二十一杂论掌故，二十二至二十四论艺文，二十五论纪年，二十六、二十七论官制，二十八、二十九论科举，三十、三十一论风俗名义，三十二论丧礼，三十三论器物，三十四、三十五论术数及神佛，三十六至三十八论称谓，三十九至四十三为杂考。包括之广，不下于《日知录》作者长于文史，其考订时有精到之见。《廿二史札记》，即在本书论史基础上扩充而成。其中讲经义部分较为平常；论史学、掌故、典制、艺文部分，为书内精华。如谓《左传》叙事，对于一个人，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一篇之中，错见迭出。像《泌之战》中同一人，有时称士会，有时称武子，有时又称士季，几乎使人无法识别。过去注家认为这是春秋笔法，其中寓褒贬，钱大昕认为这只是一种文法，别无深意，足见其认识高明。赵翼在书中还谈到《三国志》记事的疏漏、讹误，如《蜀志·关羽传》有将军傅士仁，《吴志·孙权传》和《吕蒙传》俱作“士仁”，这是一人姓名之异；《魏志·武帝纪》记建安十三年孙权攻合肥，曹操派张熹往救。然后，曹操到赤壁与孙刘联军会战，不利退兵。显然救合肥在前，赤壁之战在后。而《吴志·孙权传》则叙赤壁之战在前，合肥之战在后。作者历考诸将传，断定《吴志》的记载是对的。作者还善于分析史料，比较史书异同，如卷六指出宋、齐、梁、陈、魏、周、北齐、隋史与《南史》、《北史》写法上的不同；卷十二根据《通鉴纲目》、《贞观政要》、《北梦琐言》等书，订正新旧《唐书》叙事上的差异，亦足以显示《陔余丛考》在提供史料线索和研究方法方面，均有参考价值并能给人一定的启迪。
《陔余丛考》关于风俗、名物的考辨，也能综贯各种引证，详述源流演变。如卷三十对“名帖”的考辨，从汉唐到宋明，洋洋一千余言，详述其源流演变。
《陔余丛考》有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贻堂刊本。
今有：《陔余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据乾隆五十五年湛贻堂刊本排印；《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2006年新版.
129、《癸巳类稿》《癸巳存稿》
综合性丛考杂辨类笔记，各十五卷。两书原名《米盐录》，因刻印出版于道光十三年，这年是癸巳年，因名之曰《癸巳类稿》。俞正燮撰。俞正燮（1775—1840），清代学者。字理初，黟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家贫，性介，读书过目不忘。年二十余，负其所业北谒孙星衍。时孙星衍正上书朝廷请求为伏生建立博士，复求左氏后裔。俞乃作《左丘明子孙性氏论》、《左山考》、《申杂难篇》，孙多采其文，由此而名著。道光元年（1821）举人。越年会试不第。十二年，馆新城陈用光家，协助陈校勘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又曾入张井、林则徐等人幕府，协助或参与编著《大清会典》、《黟县志》、《钦定春秋左传读本》等。道光十九年，江苏学政祁寯藻聘主惜阴书舍，未逾年卒。年六十六。俞氏除治经外，于史学、诸子、天文、舆地、医方、星相、释道，无不探究。著有《癸巳类稿》、《癸已存稿》、《说文部纬校补》、《海国纪闻》均《清史列传》及《四养斋诗》等。安徽黄山书社辑有《俞正燮全集》，2005年版。
《癸巳类稿》是作者考订经史、诸子、医理、舆地、道梵、方言等各方面的成果汇编。论述范围较前人笔记更为广泛，而且征引繁富，考订精审细密。经学方面涉及《易》、《书》、《诗》、《春秋左传》、《周礼》、《仪礼》、《论语》、《孟子》等经传，对其中一些重要而歧解较多的问题进行考释，如卷十三之《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人恶德论》尤为学者所称道。《节妇说》谓女子不二适，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谓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妒非女人恶德论》谓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无动于衷）也，恝则家道坏矣。反对传统观点，主张男女平等，具有进步思想，尤属可贵。也反映了嘉庆、道光以来学风的某些转变，一般学者已注意到“经世致用”之学。此书与《癸巳余稿》同为俞氏学术思想之荟萃，受到学者好评。也有认为“引证太繁，笔舌冗漫”、“语皆偏谲”者。
《癸巳类稿》有道光十三年初刻本、光绪五年（1879）章寿康重刊本、1934年《安徽丛书》本。
今有：《癸巳类稿》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癸巳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俞正燮全集》（一）（包括《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诗文辑补》4部著作）黄山书社2005年版。
130、《蛾术篇》
综合性丛考杂辨类笔记，八十二卷，王鸣盛撰。王鸣盛（1722—1797），清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字西庄，晚号西江。江苏嘉定（属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以汉学考证方法治史，为“吴派”考据学大师。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年六十八，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乾隆四十年卒，年七十六。著述繁富，有《十七史商榷》百卷，为传世之作。另有《耕养斋诗文集》、《西沚居士集》、《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尚书后案》、《尚书后辨》、《周礼军赋说》、等。
《蛾术篇》是作者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而著，八十二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蛾术编跋》云，至道光中刻印时，有钞本九十五卷，而实刻八十二卷，分为八类。其中《说录》14卷、《说字》22卷、《说地》14卷、《说人》10卷、《说物》2卷、《说制》12卷、《说集》6卷、《说通》2卷。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其中以论证经义、史地为主，旁及人物、制度、名物、诗文，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汇编。由于王氏长于史地之学，所以书中论史说地部分，首先值得重视。其次谈小学条目，亦时有新解。但就全书而言，疏失是不少的。
《蛾术篇》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今有：《蛾术篇》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蛾术篇》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92年影印。
131、《扎朴》
清代关于经史金石旧闻游记等综合类笔记，十卷，桂馥撰。桂馥（1736-1805），清文字训诂学家。字东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进士，官云南永平县知县。精于金石文字之学，曾取《说文解字》与古代诸经典文义相参校，撰为《说文义证》五十卷。所撰又有《缪纂分韵》、《札朴》等。
《札朴》十卷，其中“温经”二卷，“览古”四卷，“匡谬”、“金石文字”、“乡里旧闻”、“滇游续笔”各一卷。有嘉庆十八年段玉裁的序和自序。作者谦称自己的著作内容琐碎，就像削牍去掉的木皮，故名《札朴》。其实《札朴》是他毕生精力荟萃之作。其中“金石文字”、“乡里旧闻”、“滇游续笔”等篇对碑版的考订，即颇见所长。其它部分，也着重通过文字训诂来解经说史，考辨名物。清代小学大盛，素有说文四大家之称，桂馥即其中之一。他的《说文义证》五十卷，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其毕生精力所萃。桂馥在《札朴》中亦多从小学出发，考订经义、文字、名物，援引宏富，辨证精详。每下一断论，文搜例证，加以归纳。如卷八韩勑碑条释“复”、“发”二字，于“复”征引经史碑志十八处，归纳为“免其赋役”为“复”。于“发”征引二十四处，归纳为“发谓调发”。卷三证“点”舆“玷”同，卷四证衍舆“羡”通举例亦多至一二十处。卷四“案”字条，首先引玉篇，说明“案”字有两义：“几属也，食器也。”桂馥为证明这两义，从字书、韵书、经史徽引近三十处。
桂馥治学态度谨严，在朋友间遇有不同意见不仅能讲出自己的见解，而且能和盘托出别人的不同意见。如卷七“贡”条，桂馥首先引《文选》卷十四班固《幽通赋》“周贾荡而贡愤兮”，认为“贡愤”当为“愩愤”以此质问王念孙。王氏认为“愤”舆“愩”同义，因此不必改“愤”为“愦”。本条后还特地把王氏回复的全文附录，以存两说。更为可贵的是，当他发现自己的意见错误时，能及时加以修正。如卷五“屠各”条，他从《后汉书》及《通鉴》关于“屠各”的记载中，了解到“屠各”为羌之一种后，坦率地承认以前的舛误：“余编《缪篆分韵》，误释‘屠各’。”
《札朴》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论述中也出现一些疏漏和错误，如卷二“诵”条引《左传·襄公四年》：“臧纥侵郜，败于狐骀。”其中“郜”乃“邾”之误；卷五“万”条引《左传·文公六年》文，“六年”乃“七年”之误；“跨灶”条引《左传·昭公十二年》文，“十二年”乃“十三年”之误。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辨正《札朴》误者达十余处。
《扎朴》有嘉庆十八年（1813）小李山房校刊本；光绪九年（1883）长洲蒋氏心矩斋校刊本，后者为通行本。
今有《扎朴》赵智海点校，以小李山房校刊本为底本，参考了蒋氏心矩斋校刊本，中华书局1958年版，2006年新一版。
132、《两般秋雨斋随笔》
清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梁绍壬撰。梁绍壬（1792年－？），字应来，号晋竹，浙江钱塘人，道光辛巳年举人，能承家学，工诗善文，学问渊博，爱喝酒。官至内阁中书。著作除《两般秋雨庵随笔》外，还有诗集《两般秋雨庵诗》等。
《两般秋雨庵随笔》是一部著名的丛著杂纂类笔记，在近代笔记中自成一家。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四类：稽古考辨、诗文评述、文坛逸事、风土名物。由于作者博设经典，因而该书中提供的许多资料很有价值，有很多轶事很有风趣，如卷八《愿为人妇》条，记当时士大夫对王夫之的崇拜：“船山先生，诗才超妙，性格风流。四海骚人，靡不倾仰。秀水金筠泉孝继，忽告其所亲，愿化作绝代丽姝，为船山执箕帚。又无锡马云堤灿赠诗云：‘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倾倒之心，爱才而兼钟情，可谓至矣。先生戏成二律以谢云：‘飞来绮语太缠绵，不独青娥爱少年。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颠。为告山妻须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名流争献女郎身，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亦词坛一则雅谑也。《两般秋雨庵随笔》还记有有名的《圈儿词》：“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个圈儿替。话在圈儿外，心在圈儿里。我密密加圈，你需密密知侬意。单圈儿是我，双圈儿是你。整圈儿是团圆，破圈儿是别离。还有那说不尽的相思，把一路圈儿圈到底”。
有清道光十七年振绮堂刻本，清光绪十八年钱塘许氏吉华堂刻本，清光緒二十二年上海古香閣刻本，民國五年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
今有：《两般秋雨庵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1982年版；《两般秋雨庵随笔》常振国等点校，刘叶秋注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33、《夷氛闻记》
清代记载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华侵略和广东军民抗英事迹，五卷，梁廷枬撰。梁廷枬（1796—1861），字章冉，广东顺德人。副贡生，后任澄海县训导。梁氏为岭南名士，学问涉猎颇广，喜爱著述。道光十五年（1835）入广东海防书局，此后即一直关注海防、外交问题。鸦片战争期间任广州越华书院监院。他对林则徐、邓廷桢领导的抗英斗争积极支持，就其所熟悉的“筹海防夷”事务多所陈述。后又应聘入两广总督祁土贡、徐广缙幕府，并以爱国士绅的身份参加并领导了1849年广州人民反英人入城斗争。咸丰元年（1851）因积功获授内阁中书衔，后又加侍读衔。梁氏的主要著述除《夷氛闻记》、《海国四说》外，还有《广东海防彙览》、《粤海关志》、《南汉书》、《论语古解》等多种。
《夷氛闻记》共五卷，约11万字，成书时间在道光末年。该书专记鸦片战争前后相关史事，这在历代笔记中具有独特断定史学价值。作者是主张禁烟、热心抵抗外侮并留意时务的广东士绅，亲身参与了鸦片战争。故此书作者对英国等列强窥视中国、鸦片贸易、禁火运动，及鸦片战争中侵略与反侵略的活动和过程等记载，详尽真切而有卓见，富有史料价值。本书特色是具有鲜明的爱国御侮思想，充分肯定抵抗派的活动，揭露英国侵略者的面目和投降派的可耻行径，大力赞扬民众反侵略的精神。《夷氛闻记》以一系列准确可靠的史实，有力地揭示出鸦片战争的爆发决不是由中国严厉禁烟引起，更不是林则徐所采取的措施有何不当之处，而原因完全在于英国长期进行的危害中国的鸦片走私，以及英国政府处心积虑挑起对中国的野蛮的军事侵略！此书开即强调：“英夷狡焉，思逞志于内地久矣。”指出英国早已蓄谋对中国进行侵略，鸦片战争的爆发有极其深刻的必然性，责任在于英国。战争的导因在英国长期对中国实行鸦片走私贸易，使中国遭受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民众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书中揭示了英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的一系列事实：“盖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属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腊居首，与孟买部皆鸦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来，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一时来至二万余箱，价值逾六千万。由南洋新埠陆续运至粤海伶仃洋船，随卖随又运至不绝，谓之趸船。全恃沿海内地游手、走私奸民，为之载棹人口，灌输内地。沿海边郡，递于天津，皆趸船之所流注。”
书中还对广东人民抗英斗争作了具体而生动的记述，这在当时的官私记载中是极其难得的。如书中记述林则徐严守海口、训练水勇的措施：
则徐以舟师出洋，不能如夷舶帆炮之得手，令水师不必在洋攻剿，但固守口岸藩篱，备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潜出，乘上风攻其首尾，火器皆从桅掷下。又招蓦渔蛋，董以兵弁，潜伏岛屿，随时挈小船攻扑，先炼钉夷舶四旁，使受火一时难脱，重给赏资。与兵勇约法三章，训练既娴，人知运用，踊跃争先。
今有：《夷氛闻记》，清代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
134、《春在堂随笔》
清代逸闻轶事兼学术考据的综合性笔记，十卷，俞樾撰。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年间进士，四岁后迁居杭州。道光三十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咸丰三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五年简放为河南学政。七年，以御史曹登庸劾试题割裂罢职。罢职时年仅三十七岁。后侨居苏州，曾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书院，而主持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投其门下者有戴望、黄以周、朱一新、施新华等人。其对后世学术的影响较大。俞樾在杭州时曾总办浙江书局，建议江、浙、扬、鄂四书局分刻《二十四史》，又于浙局精刻子书二十二种，当时称为善本。光绪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专意著述。治经、子、小学，宗法王念孙父子，读书研究，主张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并分析特殊的语文现象。能诗词，重视小说戏曲。所作笔记，搜集丰富，为学术史、文学史提供不少参考资料。著作宏富，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笔记则有《俞园杂纂》、《曲园杂纂》等，总称《春在堂全书》，共二百五十卷。曾国藩曾有“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之论。
《春在堂随笔》是作者根据平日所作笔记整理而成，共十卷，大体按年代排序。由于他学识渊博、根柢较深、因而笔记取材广博，文字简约。内容或为以经学、小学、诗文、石刻之考释和评定，或为师友间之酬和文字，或为游历览胜之实录实感，或为朝野之轶闻掌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如《汉武故事》旧称班固撰。俞樾据其载长陵女子徐仪君事云：“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元延乃汉成帝年号），因而断定“此书乃成帝时人所为，非班固也”关于《石钟山》的得名，有似钟之形和似钟之声两种说法。俞樾从其亲家常驻湖口的湘军水军都督、兵部侍郎彭雪琴口中得知：下钟山“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上钟山亦空，此两山皆当以形论，不当以声论，东坡当日‘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春在堂随笔》通行本有：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文明书局《清代笔记丛刊》本；上海进步书局的石印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今有：《春在堂随笔》方霏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春在堂随笔》中华书局2006年版；《春在堂随笔》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春在堂随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5、《金壶七墨》
记载清代后期社会、政治、军事事件和社会轶闻的轶事类笔记，十八卷，黄钧宰撰。黄钧宰（1826—1876），一名振钧，字宰平，号钵池山农，别号天河生。淮安（今属江苏）人。清中后期的戏剧家、文学家。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曾做过奉贤训导，并在江西、安徽、南京等地做过幕僚。他“性好词赋而不乐制艺”，一生偃蹇不遇。著有《比玉楼传奇》四种，篇目为《十二红》、《管城春》、《梦呼么》、《鸳鸯印》。其中《十二红》为揭露南河总督署的积弊而作，针贬时弊最为有力，也最著名。又有笔记《金壶七墨》等。
《金壶七墨》十八卷，包括《浪墨》八卷，《遁墨》四卷，《逸墨》二卷，《醉墨》一卷，《戏墨。《金壶七墨》记录了作者自道光甲午（1834）至同治癸酉（1873）四十年间的“耳目闻见，可惊可愕之事”，写出了他生平“悲欢离合之遭”，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书中触所及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重要事件，小到平民的生活琐事，所描写的对象有帝王、官宦、文人、财主、商贾、平民、侠女、娼妓、乞丐；其内容有家世生平的表述，有地方掌故的考证，有本人为官的实录；还有一些神怪故事。书中记载的作者亲历的一些近代史上重要事件，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缺失的资料。如作者详细记录了亲身经历林则徐禁烟的经过，是不可多得的关于鸦片战争第一手资料：
初禁烟令下，大吏饬属严查。官弁泄沓者多，非滋扰穷民，即奉行故事，徒为胥吏肥己计耳。唯林公则徐由钦差总督两粤，规画周详，雷厉风行，搜缴尽善。定法：贩卖者杀，轻者流，吸食者黥。期以三月不悛，分别刑责。又延医配合药料，施给贫民。西洋趸船缴出烟土二万余箱，并所搜民间烟具，累箧连箱付之一炬。时通商国以十数，咸倾心受约束。独英吉利惧失重利，遂以索食为名，举兵犯尖沙觜。公遣参将赖恩爵等击走之，严断海济。先后六战，夷皆受创去。夷目义律潜赴澳门，倩西洋诸夷递说贴，求转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请相机剿抚。上手敕报曰：“联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畏葸。先威后德，控制良法也。”已尔，英夷反覆。又请停其贸易，并请沿海诸省严守备。谕曰：“该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尚何足惜！”公既奉谕，益慷慨，任劳怨。英人穷蹙，屡憾公不动，则大惧。知粤中无隙可乘，乃改图犯闽浙。初泊梅岭，扰厦门，总兵窦建彪等击退。遂由舟山攻陷定海，据之，掠宁波，窥吴淞，沿海骚动。当事不能御侮，争以激变咨公，因中伤之。代公督粤者为协揆某公。至则反公所为，而密输款于夷人。夷复舍定海去，拼力广东。
发生于1841年的“吴淞战役”是鸦片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黄钧宰时任奉贤教谕，是这次战役的目击者。他记录了陈化成抗击英军、血洒炮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揭露了两江总督、制军牛鉴“闻胜趋出”，遭敌炮击又仓皇逃跑的可耻嘴脸。尤为可贵的是，在《吴淞从殉》一节中，写出了普通士兵英勇殉义的情况，是难得的历史资料。作者指出，抵抗外辱失败，主要是清廷的无能和官吏将领的腐败，《粤师误胜》一节写清军“乘贼无备，夜令出战”，烧毁民船，却上报杀敌“获胜”，“夷艇四沈溺，死者甚众”。“大帅”也不调查、不核实，竟“相庆于室，官吏悉称贺”，其结果“夷人晏然”、“小吏荣升”，而百姓遭殃。
《遁墨》中还记载了民众自发抗英斗争，如《李国泰》条记上海民众自发联合起来惩治英侵略者及其走狗李国泰的经过：“时英夷捉人于上海，乡民卖布粜米，独行夷场者，辄被掠，积数月竟失数百人，又多失小儿，百姓切齿”。市民们在城隍庙演剧，英人也前去观看，李国泰不知“深浅”，还“据高座，华冠丽服，作夷语，指使左右，意气扬扬”。百姓持械“突前，痛肆以击，腹破肠出，气息奄奄”，愤怒的群众“奔集天主堂，堕其墙垣，毁其器物，扬言不得人终不休也”。英人没法求于官府，清吏也无法：“今百姓积怨，吾亦不能禁。”英人无奈，交出被捉之人，可是被捉入教堂的人，由于惨遭折磨，均瘦骨嶙峋，“漆身喑哑，莫辨谁何”，“乡民见之大哭，被捉者亦哭”
《金壶七墨》对太平天国、捻军基本上持批评态度。
《金壶七墨》通行本为清同治12年（1873）刻本。
今有：《金壶七墨》，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笔记小说大观，1983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136、《越缦堂日记》
清代历史逸闻轶事兼学术考据的综合性笔记，九集，李慈铭撰。李慈铭（1830—1894），晚清著名学者。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会稽（今浙江绍兴）西郭霞川村人。李慈铭自幼聪颖，勤思好学，博览群书。十二三岁即工诗韵，深受汉学大师、学正吴晴舫器重，有“越中俊才”之称。一生仕途并不得意，11次参加南北乡试，无不落第而归。咸丰九年（1859）北游京城，将捐资为户部郎中，不料为人欺哄，丧失携资，落魄京师，其母因此变卖田产以遂其志，而家道由此中落。同治九年（1870），41岁始中举。光绪六年（1880），51岁始中进士，补户部江南司资郎。他为此特地刻了一枚履历闲章自嘲，曰：“道光庚戌茂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光绪十六年（1890）补山西道监察御史，任内巡视北城，督理街道，均尽其职。数上封事，不避权要。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战败，闻讯忧惧，咯血而卒，时年66岁。李慈铭学识渊博，承乾嘉汉学之余绪，治经学、史学，蔚然可观，被称为“旧文学的殿军”。刊著有《越缦堂文集》12卷、《湖塘林馆骈体文》2卷、《白华绛跗阁诗初集》10卷及《霞川花隐词》。尚有《杏花香雪斋诗二集》、《桃花圣解庵乐府》未刻。
《越缦堂日记》是清代著名的日记，作者日记三十余年不断，读书心得无不收录。文字达数百万言。共包括《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乙集－壬集》、《孟学斋日记》、《受礼庐日记》、《祥琴室日记》、《息荼庵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荀学斋日记》、《苟学斋日记後集》九部分。不仅记载了清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及各地风俗，足资后世学者参考，同时书中也记录了他的大量读书札记，“略如四库全书提要之例，而详赡过之”，学术价值极高。因此，该日记也可谓是李慈铭治学的大成，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其它三者为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和翁同龢《翁同龢日记》）之首。1920年由生前好友蔡元培助其出版。风行海内，士林争相一睹为快，誉为“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如鲁迅就认为：“《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二是许多墨涂，三是早给人家看。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怎么写：夜记之一》）
以下三则日记，从中可看出作者处世心态、生活情趣爱好和文笔的清雅，也能给我们人生的启迪：
○月○日　晴
庭中紫豆一丛，作花甚繁；芭蕉展叶，绿满窗户；紫薇久花，离离散红。每晴昼晚阴，徙倚其下，此亦余之三友也。
○月○日　阴晴相间　天气和煦
夜归馆后，僮仆渐睡，内外寂然。红烛温炉，手注佳茗，异书在案，朱墨烂然，此间受用正复不尽，何必名山吾庐邪？然或精神不继，或尘务经心，便亦不能领略，此事固当有福。
○月○日　晨阴　甚凉　巳后晴
傍晚，独步至仓颉祠前看稻花。时夕阳在山，苍翠欲滴，风叶露穗，摇荡若千顷波，山外烟岚，远近接簇，悠然畅寄，书味满胸；此乐非但忘贫，兼可入道。
《越缦堂日记》十八册有咸丰四年刻本。
今有：中华书局1984年版；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本。
附：文史笔记丛书目录
《说郛》一百卷，明·陶宗仪编
《百家名书一百三种》，明·胡文焕编
《学海类编》四百三十种八百十四卷，清·曹溶编　陶越增订
《百川学海》10集，100种、177卷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辑刊
《续百川学海》10集，113种，141卷，明·吴永编，（至冯可宾又扩充10集，所收多系唐宋文人野史杂说）
《墨海金壶》一百十五种、七百三十四卷，清·张海鹏编
《中国野史集成》，学津讨原本1922；
《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8年（共98种，包括《唐宋史料笔记丛刊》39种，《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种，《清代史料笔记丛刊》39种）
《笔记小说大观》10集21册，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版
《中国笔记小说文库》（包括古今说海、清人说荟、明人百家、宋人说萃、古今宫闱秘记、清朝野史大观、古今说部丛书、唐人小说六种集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中华经典随笔》（16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前后陆续出版；
《全宋笔记》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四编、四十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齐。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全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
《历代笔记丛刊》上海书店2009
《笔记小说大观丛刊》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4年版
《历代笔记名著丛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
《历代笔记小说小品选刊》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七）：文论、诗话、词曲话
一、文论
1、《典论·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三国时期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曹丕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魏文帝集》《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他的《典论论文》虽短，却提出了下列有关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问题文学作品的功用。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
作家修养和作品风格
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不同文体特点、标准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
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2、《文赋》
《文赋》，以其优美的诗的语言．巧妙的比喻，丰富的想象，具体描绘了艺术创作过程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文艺现象，这种独特的论述方式及其精辟的美学思想，在许多方面都颇具卓见。《文赋》的中心是论述了以构思为主的创作过程。1、构思前的准备：着重强调了玄览、虚静的精神状态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两方面的内容。《文赋》开篇就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玄览”与虚静意思相同，即是排除纷扰，全神贯注地进入创作状态，而“典故”就是指积累丰富的学养，这样构思活动才能顺利展开。2、构思活动的情状：《文赋》生动地描绘了构思活动的情状；首先要进行丰富的想象活动，想象活动超越时空，无限丰富和广阔，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情与物在想象过程中的结合，是艺术构思的心然结果。当艺术意象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以后，就要用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使它具体地呈现出来。为了寻找最精彩的、最能充分表现在构思中形成的艺术意象的语言文字，就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上天下地去寻找。并且，这语言文字还要具有独创性。3、灵感在构思中的作用：陆机认识到灵感的作用，认为灵感不是人力所能左右，而应顺乎自然。陆机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陆士衡集》。
《文赋》把文体分成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并且认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风格。陆机的文体论在曹丕《典论·论文》“四科八体”说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十体”说。
其中特别是“诗缘情而绮靡”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使诗从“止乎礼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又讲“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缘情”、“体物”就是要诗赋的文学作品注重感情与形象，说明陆机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础上大大深入了步。
《文赋》对创作过程的具体表现技巧有比较细致的分析：（1）结构与布局：强调必须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辞，使之充分发挥作用。结构应根据内容需要，采取不同形式。（2）意对文辞的主导作用：以意（内容）为主干，文辞为枝条，实则即是主张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3）艺术技巧方面的几个重要原则：这就是“其会意（具体构思）也尚巧，其遣言（置辞）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注意音节、节奏的音韵和谐美），若五色之相宣。”对诗赋等文学作品，就是要构思巧妙，词藻华美、有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美。（4）具体写作方法：定去留（选材和剪裁）、立警策（立警句以振醒全篇）、戒雷同（立意、造语要新）、济庸音（对平庸之处要设法挽救）等。
文学作品艺术美的五个标准：应（指意和辞的互相配合响应）、和（指意和辞配合和谐）、悲（指文章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雅（指文辞雅正）、艳（指文辞美丽）。其中的“悲”、“艳”就是要文学作品能充分体现鲜明的爱憎感情，文辞美丽，能真正感动人。这就是强调了文学作品应有很高的艺术美。
《文赋》的影响，《文赋》对六朝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影响极大。《文心雕龙》可以说是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文赋》的文学理论；挚虞、李充的文体论继承发展了《文赋》的文体论思想；《文赋》还影响了沈约等人的声律论和萧统《文选》的文学观念。
除了以上的积极影响外，也有人认为，《文赋》过分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形式美，影响了六朝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
文章流别论
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乱饿死。《晋书·挚虞传》载，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後人把《流别集》中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断散见於《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文章流别论》是，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文中发挥了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的教化作用；主张诗以“四言为正”，“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对浮夸侈靡的文风，如指出“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犯了“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过，则是可取的。
挚虞所采用的评论文体的方法，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所讲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著述纲领有相类似之处。所以，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挚太常集》的《题辞》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说明它对南朝文学理论专著有著重大影响。
今有：《挚太常集》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3、《诗品》
我国第一部论诗的专著。《诗品》，钟嵘著。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它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
《诗品》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今有：《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诗品校释》吕德申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诗品译注》周振甫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诗品人间词话》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版；《诗品、词品》毛佩琦主编，万卷出版公司2009；《诗品研究》，曹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文心雕龙》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作者刘勰。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汉族，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曾寄居江苏镇江，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终于书成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该书共计三万七千余字，分十卷五十篇，书超前人，体大而虑周，风格迥异，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颇大。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主导思想：《文心雕龙》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它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其中“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
文学批评：颇多精到的见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对于批评家，他特别强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根据桓谭的“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全后汉文》卷十五《赋道》），提出了一个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基础之上的。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说，刘勰有时也是缺乏应有的识力和判断的，例如他对杰出作家陶渊明，竟一语未及。
文学评论：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像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虚静”之说源于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对于艺术想象及形像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唐音癸签》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漤觞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1、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
作者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2、论述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3、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
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4、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
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5、历史局限性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6、版本和注释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文心雕龙注释》刘勰著，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文心雕龙注》南朝·宋·刘勰，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文心雕龙今译》周振甫，中华书局1986年版。
5、《文章缘起》
古代第一部文体论专著，专门探讨各类文体的起始之作，旧本题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任昉（460—508）是齐梁间著名文人。任昉（fǎng）（460～508），字彦升，小字阿堆，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一说山东广饶）人。南朝梁文学家。自幼“聪明神悟”，四岁能诵诗，八岁能文，“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声闻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驹也。”16岁被举为兖州秀才第一。宋末奉朝请，拜太常博士。齐时被王俭引为主簿，深得赏识。官至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梁时历任义兴（今江苏宜兴县）、新安（今浙江淳安县）太守。一生仕宋、齐、梁三代，为官清廉，仁爱恤民，离开义兴时，“舟中惟有绢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监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萧衍“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任昉写文章时擅长表、奏、书、启等文体，文格壮丽，“起草即成，不加点窜”，而同期的沈约以诗著称，时人称“任笔沈诗”。沈约称任昉“心为学府，辞同锦肆”。王融“自谓无对当时”，可是一见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俭见其笔札，“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又与沈约、王僧儒同为三大藏书家。“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任防、王融、谢朓、沈约、陆倕、范云、萧琛、萧衍）。作《奏弹范镇》文，他反对范缜的“神灭论”。著有《述异记》2卷、《杂传》247卷、《地理书钞》9卷，《地记》252卷、《文集》23卷、《文章缘起》1卷等。《地记》、《杂传》等近500卷，均佚。今传明人辑《任彦升集。
对文章体裁的分类研讨，是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汉代，它仅限于个别文体，到六朝就出现了一批综论各体的论著。曹丕的《典论·论文）首肇其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都将它与分体选文相结合，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用全书五分之二强的篇幅详论各体文章，并确立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周密的文体论体系。任窻的《文章始》之作，顺应了六朝时期深入研讨文体的潮流，并另辟蹊径，专门探讨各体文章的起始之作，成为古代第一部文体论专著。尽管它的理论价值难与《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巨著相比，而且即使在文体论中，它也只涉及了“原始寻根”一个方面，但是，这部著作涉及的文体面颇广，也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的见解，对后世又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它仍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文体论著，古代文论史上应该给予它恰当的评价和地位。对于文体分类，《文章缘起》共列为84题，而《文选》选文，分为38体;《文心雕龙》论及的文体，总数达120种左右。据对照查核，《文章缘起》列举的84题中，只有十几种没有为《文选》和《文心雕龙》所涉及，而且这十几种多是较次要的文体或某些文体的细类，如谒文、悲文、祈文、告文、哀颂、让表、劝进等。可见，在文体分类上。
今有：《文章缘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文章缘起》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章缘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初月楼古文绪论》
古文理论著作。一名《古文绪论》，1卷，共60则。清代吴德旋著，吕璜记述。吴德旋（1767～1840）字仲伦。宜兴（今属江苏）人，著有《初月楼文钞》10卷，《续钞》8卷，《诗钞》4卷等。吕璜（1778～1838）字礼北，号月沧。永福（今属广西）人，著有《月沧小集》等。吴德旋初与张惠言同学古文，后师事姚鼐，论文亦宗之，颇以柔澹古雅为美，力排恽敬雄奇纵横之说。此书着重讲古文写作的某些规律，亦评及历代作家、作品。所论重法度，也谈风神、气、韵，而于古文之体裁、风格辨析甚严，以为小说、语录、诗话、时文、尺牍，“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但书中之论尚非吴氏古文理论全貌，须与文集中论文之作互相参照。
此书有海宁蒋氏《别下斋丛书》本，常州盛氏《常州先哲遗书后编》本，二者皆与《初月楼论书随笔》同刊。
今有：《论文偶记、初月楼论书随笔、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1959年版；《初月楼论书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文话，2007年版。
7、《文则》
三卷，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谈修辞的著作。宋人陈骙著。　陈骙，字叔进，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累官将作少监、守秘书少监，知秀州、宁国府、太平州等。光宗绍熙元年（1190），召为吏部侍郎，同知贡举兼侍讲。二年春（1191），诏陈时政得失，陈骙疏陈三十条，上自用人、纳言，下至饮宴、颁赏，颇能切中时弊。三年三月（1192）权礼部尚书，六月同知枢密院事，四年二月（1193）参知政事。宁宗时，宗室赵汝愚为右丞相，两人意见不协。韩侂胄以策立功擅大权，也对陈骙不满。于是骙不久致仕。骙喜奖掖后进，能破格用人，熟悉前代掌故和当时规章法令，文词古雅辞官后，独居一室，孜孜不倦地整理旧著。嘉泰三年（1203）卒，年七十六岁。著有：《中兴馆阁录》十卷《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古学钩玄》《政鉴录》等。
本书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辞章学的专著。齐梁刘勰虽在《文心雕龙》中提出过文法修辞等若干问题，但不是成系统的专著。成书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此书以六经诸子文为范例，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项，计62条，探讨了诗文写作的一般性原则，对修辞和炼句的方法，以及不同文体的风格特征。消极修辞论、积极修辞论、语法、篇章修辞论以及文体风格论。;《文则》“虽以事出创造，不无瑕疵”，但论及了语法、句法、辞格、文章、风格、文体等多方面内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辞学体系，体现了现代修辞学界所倡导的广义修辞观;陈骙虽是对《诗》《书》《礼》《易》《春秋》等静态书面语言的考察，但用动态的辩证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体现了动态的辩证的修辞观。
今有：《文则》，《历代文话》本王水照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8、《书影》
清代诗文笔记，又名《因树屋书影》，10卷。清初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学者称其为“栎园先生”，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该书乃他在狱中无可检阅，记叙生平所学、所见、所闻的札记。书史取“老人读书只存影子”之语，以“书影”为名，又因囚于刑部狱因树屋中，故全称“因树屋书影”。集中包罗着很多评诗赋，论文风，谈艺坛掌故，述文人轶事的篇什，而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又遍及小说、戏曲、绘画诸多方面。书中内容庞杂，或考释典籍，或评论诗文，或议论经史，或谈艺论技，或记载奇闻异事。特别是《书影》中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小说史料。如关于小说批评家叶昼的生平事迹，《水浒传》的作者、版本等问题的介绍等，比较珍贵。作者狱中所作，无从检校，仅凭记忆而能如此博洽周详，实属难得。是书于康熙六年（1667）由赖古堂刻。雍正三年（1725）由怀德堂重刊。此书不但可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而且对研究文学史和研究文艺的人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9、《艺概》
清代文学作品评论笔记，6卷，刘熙载撰。　诗文评论著作。著者清代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曾官广东提学使，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于经学、音韵学、算学有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艺，被称为“东方黑格尔”。著有《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拜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编修。同治三年（1864年）补国子监司业、广东提学使，不久请假返回故乡，从此离开官场。晚年寓居上海，担任龙门书院主讲，长达14年之久。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本色，闭门读书、写作。正像俞樾在《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所说的：“自六经、子、史外，凡天文、算术、字学、韵学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尤以躬行为重。”
《艺概》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写成的，是刘熙载对自己历年来谈文论艺的札记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订。六卷中，《书概》和《经义概》分别谈论了书法艺术同诗与画的关系以及治经与八股文写作的关系，其他部分都是专门论述文艺创作的。他的写作目的也相当明确，就是“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
《艺概》是作者平时论文谈艺的汇编，成书于晚年。全书共6卷，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自叙》），故以“概”名书。“概”的涵义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简驭繁，“举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触类旁通。这是刘氏谈艺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艺概》一书的特色。所以和以往谈艺之作比较起来，广综约取，不芜杂、不琐碎，发微阐妙，不玄虚，不抽象，精简切实。
《艺概》的写作缺乏完整的体系。它采取的是以三言五语论述创作上的一个问题或评论一个作家、一种文学现象。他把自己的这部著作，以“概”名之，是因为“欲其详尽，详有极乎”？因此采取“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办法，以期起到触类引申、举一反三的作用。综观《艺概》全书，的确也基本上做到了这点。尤其在论文、诗、词、赋诸部分中，对作家作品的评定，对文学形式的流变，对艺术特点的阐发等，时有卓见确论。《艺概》的写法是传统的诗话的写法，用短短几句话，评论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概括其艺术特点。但是比起传统诗话的多部著作来，《艺概》有两个特色：一、它评论作家、作品，主要着眼于艺术作为审美创造的特点和规律，理论性比较强，不像传统诗话、词话那样，用大量篇幅记载传闻逸事或搞史料考证。所以它更带有美学的性质。二、它不像传统诗话、词话那样，只涉及文学的一个门类，而是涉及诗、文、词、曲、书法等艺术的各个广泛门类，这在过去也不多见。
《艺概》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艺术创作中一系列辩证关系的探讨，对于这些关系的探讨比起前人来更自觉、深刻和全面。他从解剖各种艺术的具体实践出发，概括出100多个对立统一的美学范畴，意在运用两物相对峙的矛盾法则来揭示艺术美的构成和创作规律。可以说，矛盾法是贯穿《艺概》全书的中心思想，也是刘熙载论艺及其审美方法论的核心。他所排列出的一百多个对应范畴，构成了艺术辩证法的一个独特的审美体系，这既是《艺概》的一大特点，也是刘熙载在总结古代艺术辩证法方面的一大贡献。这个审美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七个方面加以概括：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本质论、真实与虚幻统一的真实论、“一”与“不一”统一的意象论、似花还似非花统一的意境论、阳刚与阴柔统一的风格论、用古与变古统一的发展论、人品与诗品统一的鉴赏论。
刘熙载是一个重视躬行实践、力求独善其身的儒者。他论诗话文评曲品词，十分强调作家思想感情以及为人处世的“人品”在创作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的著名论断。这也是他文艺品评的重要原则和文学评论的核心。
知人论世，是我国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所以就有“读其文想见其人”的评论。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就是认为诗品是人品的一种反映，是诗中的人品。前者具体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高低，后者指作家的道德品质。从这个观点出发，在《艺概》中，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推崇；对于品格不高者，则常有微词。他称屈原的《离骚》，“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赋概》）。这就是说，屈原的《离骚》正是他高洁人格的表现。他说柳宗元的散文是“民心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文概》）。柳宗元关心人民疾苦，立志改革，才使他能够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既直接尖锐地对现实加以揭露，又能抒发他思想上积郁的对现实的不满。他认为词也是词品出于人品，说：“论词莫先于品”（《词曲概》）人品体现在作者的文品中，就连书法也不例外。他说：“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概》）还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书概》）这就强调了人的才学、思想、性情，是书法中最重要的。
基于上述思想观点，刘熙载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认识，往往相当深刻、明确，进而评点其价值意义。他能够透过一些作品扑朔迷离的表面现象，发掘出作家作品深层的思想内涵，揭示作品的真实内容和艺术价值。在评论李白、杜甫的异同时，他明确指出：“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诗概》）这就清楚地指出李白的“志在经世”，李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的一些描写神仙境界的游仙诗，表面上看来浪漫、超脱，可仍然是一种“有为言之”的创作。为了把问题说得更为确切，刘熙载还以屈原的《远游》为类比，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论杜诗，认为杜甫“志在经世”，又善于抒发真实情感，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得到明主的器重，为世所用，一定能够“济物”救世。他说：“颂其诗，贵知其人，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诗概》）宋代关于苏轼、辛弃疾的诗词，他十分推崇，《词曲概》里面说：“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茕。”又说：“英雄出语多本色，辛弃疾词，于是可尚。”他对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又有伟大的抱负和爱国心的作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反，对那些在创作上虽然也有很高造诣，但是人品上欠缺，或内容空泛的作家作品，却表示出明显不满，甚至加以否定。他尖锐地指出那些描写歌姬、舞女的词作，“类不出绮怨”。（《词曲概》）说北宋大家周邦彦与妓女谈情说爱的词，不过是其淫情荡旨的宣泄，“当不得一个‘贞’字”。这在晚清浙江词派与常州词派大都推崇温庭筠、冯延巳、柳永和周邦彦的情况下，无疑是一副清凉剂。
刘熙载对于艺术创造中“天”、“人”的关系，即自然和人工的关系，有很好的论述。他提出了一个“天”、一个“人”。“天”即自然—人工—自然的三段式，这是一个艺术创造的三段式。他说：“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书概》）所谓“肇于自然”，就是说，艺术家创造的审美意象，应该回到自然，不露人工的痕迹。所以叫“由人复天”。他还说：“《左氏》森严，文瞻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概》）“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词曲概》）《檀弓》的浑化、古乐府的“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于天籁”，就是“造乎自然”，也就是“由人复天”。
《艺概》论文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刘熙载认为文学是“心学”，是作家情志即“我”与“物”相摩相荡的产物。所以论文艺贵真斥伪，肯定有个性、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对因袭模拟、夸世媚俗的作风。他注意到文学创作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按实肖象”、或“凭虚构象”。并重视艺术形象和虚构，认为“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所以对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较深刻的认识。如说庄子的文章“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乃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李白的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其实与杜甫“同一志在经世”。他运用辩证方法总结艺术规律，指出：“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经义概》）。又说“物一无文”，但“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艺概》对物我、情景、义法种种关系的论述，就着重揭示了它们是如何辩证统一的，突出了我、情、义的主导作用。
由于把握艺术辩证法，刘氏考察创作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往往深入一层，高出一头，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强调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论所谓“词眼”、“诗眼”，提出“通体之眼”，“全篇之眼”。他谈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指出“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他对不同旨趣、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不“著于一偏”，强分轩轾，其长处与不足都如实指出，如说：“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他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指明“语语微妙，便不微妙”，“竟体求奇，转至不奇”，强调“交相为用”、“相济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谐拗、淡丽等等。
刘熙载认为文学“与时为消息”，重视反映现实、作用于现实的所谓“有关系”的作品。他还把作品的价值同作家的品格联系起来，强调“诗品出于人品”。所以他论词不囿于传统见解，推崇苏轼、辛弃疾，批评温庭筠、周邦彦词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约派词为“变调”，而以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为“正调”。他的词论，在清亡前后有一定影响。沈曾植称许他“涉览既多，会心特远”（《菌阁琐谈》）；冯煦谓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论词》）；王国维《人间词话》则对《艺概》拈出作品中词句来概括作家风格特点的评论方式以及个别论点，都有所吸取。
《艺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的《古桐书屋六种》本，今有《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艺概注稿》袁津琥著，中华书局2009年版。
10、《国故论衡》
近代学术论著，3卷，章炳麟撰。章太炎（1868-1935），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汉族，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等近代著名文人皆出其门下。
《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大抵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考证详核。中卷论文学，共七篇。首论文学界说，以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属于“文”的范围：亦述历代散文、诗赋的优劣，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于诗赋薄中唐以降。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于道家推崇特至，谓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经国莫如《齐物论》”。《齐物论》为《庄子》的一篇。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大抵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考证详核。中卷论文学，共七篇。首论文学界说，以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属于“文”的范围：亦述历代散文、诗赋的优劣，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于诗赋薄中唐以降。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于道家推崇特至，谓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经国莫如《齐物论》”。
本书为章太炎重要的国学著作，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卷，系统论述文字音韵学、文学、文献学、周秦诸子学、经学及佛道之学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前人於后两卷著力较多，而往往视小学为畏途。然章太炎有云“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故不可不察。上卷小学十一篇：小学略说，成均图，音理论，二十三部音准，一字重音说，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语言缘起说，转注假借说，理惑论，正言论。特色所在。中卷文学七篇：文学总略，原经，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论式，辨诗，正裔送。
《国故论衡》于1910年初在日本刊行。今有《国故论衡疏证》庞俊、郭诚永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国故论衡》陈平原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2003年版；《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1、《诗式》
诗论。唐僧皎然撰。五卷。唐代诗僧（约713～804）。生卒年不详。俗姓谢，字清昼，吴兴（今属浙江）人。南朝谢灵运十世孙。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有诗名书中对诗歌风格作了分类，重视诗的意境的高远玄妙，轻视诗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用禅理论诗的方法对后世司空图、严羽的诗论有一定影响。
《诗式》以十九字概括了诗体的分别，其中以“高”、“逸”为首，说明皎然论诗，上承钟嵘，反对雕绘，崇尚自然。诗要做到“高”、“逸”，诗人应该具有胸襟淡泊的气性，即所谓“天与其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但他同时又指出，崇尚自然并非“不假修饰，任其丑朴”，并非“不要苦思”。恰恰相反，取境之时必须“精思”。惟有“精思”，才能洞察对象的底蕴，然后形诸文字，“始见奇句”；“观其气貌，有似等闲”，好象“不思而得”。这就是“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
《诗式》中论及的明势、诗有四不、诗有四探、诗有二要、诗有二废、诗有四离、诗有六迷、诗有六至、诗有七德诸条均是达到“高”、“逸”的方法，希望诗人能惨淡经营，出之自然。
明势：高手述作，如登衡、巫，觌三湘、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腾势飞，合沓相属。奇势在工。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奇势互发。古今逸格，皆造其极妙矣。
四不：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
四探：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
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
对于既成的作品，皎然认为“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这里接触到了诗歌的形象所包孕的客观意义的丰富性。他还认为高手之作，“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这就进一步说明，皎然已经意识到诗中的思想内容不是通过抽象的语言文字的直白，而是借助于形象的真实描写显现出来的。这些精到的艺术见解启迪了后来的司空图。
今有：《诗式校注》李壮鹰校注，齐鲁书社1987年版；《诗式校注》李壮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诗式》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诗式》，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皎然<诗式>研究》，许清云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皎然〈诗式〉〈研究》，许连军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12、《乐府古题要解》
唐吴兢撰。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分上下二卷。采录史传与诸家文集有关乐府古题命名缘起的记载纂辑成书材料丰富考证翔实。自序云：“乐府之兴，肇於汉魏。历代文士，篇咏实繁。或不睹於本章，便断题取义。赠夫利涉，则述《公无度河》；庆彼载诞，乃引《乌生八九子》；赋雉斑者，但美绣锦臆；歌天马者，唯叙骄驰乱蹋。类皆若兹，不可胜载。递相祖习，积用为常，欲令後生，何以取正？余顷因涉阅传记，用诸家文集，每有所得，辄疏记之。岁月积深，以成卷轴，向编次之，目为《古题要解》云尔”对研究汉魏六朝音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卷末附载“建除体”及“字谜”等都与乐府无关。
《乐府古题要解》有元刊《学津讨原》本；津逮秘书本，明毛晋汲古阁本。四库全书本。今有：《乐府古题要解》中国书店1982年版；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乐府古题要解》，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3、《本事诗》
唐代笔记小说集。撰者唐代孟棨，名一作启，字初中。生卒年﹑籍贯均不详。开成中曾在梧州任职。後为司勋郎中。
《本事诗》1卷，所记皆诗歌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7类。其中唯宋武帝﹑乐昌公主二条为六朝事，馀皆唐人事。其书以诗系事，乃是一种创体。作者自序说:“诗者，情动於中而形於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说明撰书本旨是提供有关诗歌作品的写作背景，以便了解作品含义。例如王维为讽谕宁王强占卖饼者妻而作《息夫人》诗，张九龄因受李林甫排挤而作《海燕》诗，倘不说明本事，很难知其用意。书中有些记载，富有传奇色彩。如“韩翃”条记叙韩翃和柳氏的悲欢离合，情节曲折动人；“崔护”条写男女相恋，精诚感动，女死而复生，终成眷属，乃是一篇动人的爱情故事。其他如乐昌公主破镜重圆﹑上阳宫女红叶题诗和刘禹锡玄都观看桃花题诗等，都为後世广泛流传。此书对於了解唐代诗人生活和作品，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有记载失实之处，如骆宾王为宋之问续《灵隐寺》诗和李白讥嘲杜甫作“饭颗山头”诗等。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偿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
五代以後，颇有仿此书体例之作。如五代有署名处常子撰《续本事诗》，分7章，今不传，《诗话总龟》中有遗文。别有聂奉先所撰《续广本事诗》，1卷，重在阐释唐﹑宋诗中词汇和名物，和此书不同，《本事诗》有《古今逸史》本﹑《顾氏四十家小说》本﹑《津逮秘书》本。今有：《本事诗本事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本事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二十四诗品》
晚唐诗人司空图撰。司空图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司空表圣文集》。现在有的学者如复旦大学陈尚君认为司空图不是《二十四诗品》作者。
《二十四诗品》是探讨诗歌创作，特别是诗歌美学风格问题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形象地概括和描绘出各种诗歌风格的特点，而且从创作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各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对诗歌创作、评论与欣赏等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这就使它既为当时的诗坛所重视，也给后来以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司空图归纳的二十四种诗歌风格为：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
雄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纤秾：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今有：《诗品集解》郭绍虞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司空图诗品解说》，祖保泉，安徽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清）孙联奎杨廷芝，齐鲁书社1990年版；《司空图诗品课钞》（清）钟宝学课钞，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版。
15、《文镜秘府论》
日本高僧遍照金刚于九世纪编撰的一部中国诗文论著作。书中保留了大量已经失传的六朝至唐代的重要文献，如齐梁体、菁华体、返酬、阶援、寡阶、回文对、总不对对、初腰、四声性质、四声与五音关系、八体、六犯、三疾、平头、两头大中间细、要煞、鹤膝、傍纽等在文论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受到海内外汉学界的特别关注。《文镜秘府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一九二七年发行的宫内厅本；日本平安末保延四年抄本，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小西甚一出版了《文镜秘府论考》（《论考》），八十年代，大陆王利器出版了《文镜秘府论校注》（《校注》），日本兴膳宏出版了《文镜秘府论译注》（《译注》），九十年代日本林田慎之助和田寺则彦出版了校点本《文镜秘府论》。
今有：《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文镜秘府论》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文镜秘府》，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文镜秘府论汇校考》卢盛江著。
16、《唐摭言》
唐末五代一部详述唐代文人轶事和贡举制度的笔记，王定保撰。王定保（870～940）南昌（今属江西）人。早年曾与曹松隐居庐山，唐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及第，为容管巡官，后遭乱不能北返，入仕南汉。大有十三年（940），由宁远节度使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善文辞，曾写过一篇《南宫七奇赋》，“一时称为绝伦”。他“雅好著述，老而弥笃”，《唐摭言》就是其暮年之作。
《唐摭言》15卷，一百零三门，按内容分门系事前三卷汇录科举制度掌故，其余十二卷按类记叙科举士人言行。它对唐代科举制度尤其是进士科的记载甚详，多为正史所不详述者，李慈铭指出：“唐人登科记等尽佚，仅存此书，故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越缦堂读书记》）如《散序进士》记录：“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杂记》条则记唐太宗与进士科举的一段佳话：“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全书出现了近四百人的名字，载有诗文或事迹的也有一百几十人，如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书中记述了不少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我们从中可窥见唐代一些诗人、文士的生活风貌，他们之间的交往，当时人对他们及其诗文的评价。《王播》：“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此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唐摭言》中有些故事风趣、生动。如《张曙》篇中，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写了两个文人自负争胜的故事：张曙与杜荀鹤同年，张曙曾经醉中调侃杜荀鹤说：“杜十五公大荣！”杜问：“何荣？”张说：“与张五十郎同年，争不荣？”杜应声答道：“是公荣，小子争得荣？”张笑问：“何也？”杜说：“天下只知有杜荀鹤，阿没处知有张五十郎！”小说还记录了如韩文公、皇甫补阙见年仅7岁的李长吉而试《高轩过》及王勃年仅14岁而著《滕王阁序》《一字师》等文坛掌故。又保存了不少唐人别集所失载的断章零句，可以作为唐诗辑佚的重要依据。如卷六《公荐》门载有崔颢的《荐樊衡书》，后为清代编辑的《全唐文》所收录。据岑仲勉先生考证，崔颢的文章留存至今的仅此一篇。若无《唐摭言》，此文也必定失传。吉中孚，系“大历十才子”之一，但其诗止存一首，文则荡然无存。《唐摭言》卷十三《无名子谤议》门却载有他的判词数句，弥足珍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宋代类书《太平广记》中几乎全部收入了其有关科举方面的内容。计有功《唐诗纪事》也多有采撷。其不足之处是文笔略嫌冗漫，记叙委琐。
《唐摭言》除明代有节刊本外，全书靠抄本流传，到清代才据抄本印成全刊本。通行的以《学津讨原》和《雅雨堂丛书》本为较好。《稗海》本删削大半，内容不全。古典文学出版社曾于1957年以《雅雨堂》刻本为据，并参照《学津讨原》本补正了若干文字，排印出版，但仍有一些错别字。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重版本又曾予以重印。
17、《六一诗话》
我国最早的诗话，开后代诗歌理论著作新体裁。欧阳修撰。欧阳修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欧阳文忠公集》。
《六一诗话》是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致仕后，退居颍州时所作。欧阳修在《诗话》自注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论诗以诗话命名，自《六一诗话》始。这部诗话，虽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诗歌主张，却反映他晚年对于诗歌创作中某些重要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其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发挥了他平素论诗的重要观点。如：“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是在《梅尧臣诗集序》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屡有论述。在《诗话》中又以孟郊、贾岛为例，加以剖析：“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能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说明穷困的生活，使诗人对饥寒有深切的体验，因而在创作上往往能写人情之所难言。而且，文人的穷困生活，又往往是与政治上受压抑，才能、抱负不能施展紧紧联系再一起的，因而易于接近下层，了解民生疾苦，在思想上贴近现实，在艺术上得到升华，写出关心民瘼，抨击弊政的好作品来。这是对韩愈“物不平则鸣”说的深化，几乎成为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
欧阳修早年即视梅尧臣、苏舜钦两人为诗文革新运动的“两骖”，认为他们的创作代表了诗歌发展方向。至于他们的诗歌的各异风格在《水谷夜行》中即给予中肯的评价，《诗话》则进一步说：“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对梅、苏诗歌风格这种高度概括，非深思熟虑是作不出的。这已经成为后来评论二人诗歌风格的基调。
（二）进一步探索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诗话中记载他与梅尧臣论诗的一段话：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意新语工”，简明扼要地概括出诗歌的艺术生命在于创新的基本要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更是精辟地指出诗歌创作所应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这些话虽然出自梅尧臣之口，欧阳修记载下来，说明他认同这种观点。正基于这种观点，他叹服杜甫的造语精工，推崇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又“工于用韵”的雄健诗笔，批评当时诗坛争效“西崑”，“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的不良风气，赞许梅尧臣“平生苦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的严肃创作态度。
（三）记述一些诗坛掌故和遗闻佚事，为宋诗研究保留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如记述梅尧臣的《河豚鱼诗》赋于“范希文席上”，《春雪诗》曾为西南夷人织在弓衣布上，以赞扬梅尧臣的“笔力雄赡”，“名重天下”。如记载珍藏石曼卿“三绝诗”事，谪夷陵所得谢景初诗事，都寄托着对亡友的怀念。还有关于宋初“九僧诗”的记载，惠崇等赖之以存。
《诗话》为随笔式的文体，议论、叙事融为一体。自然流畅，生动活泼，为后世的诗话、词话提供了范例。司马光循其例，作《续诗话》云：“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此后，诗话、词话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不能不推欧阳修的首创之功。
今有：《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六一诗话冷斋夜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六一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宋诗话全编》1998年版。
18、《后山诗话》
旧题宋陈师道撰，三卷，今存一卷。陆游谓此书为后人伪作，近人以为陈氏未完稿，后人续成。共84条，多转述欧阳修、苏轼论诗之语。论诗略同江西诗派论诗主旨。偏重理论批评和诗法、考释，所论不限于诗，兼及古文四六，言诗不偏于论事，论辞又不偏于摘句。北宋陈师道撰，陈师道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后山集》。
《后山诗话》一卷，《郡斋读书志》着录于子类小说类，记为二卷，称“论诗七十余条”，《谓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又谓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抟物激，然後尽天下之变。持论间有可取。其解杜甫《同谷歌》之“黄独”，百舌诗之“谗人”，解韦应物诗之“新橘”三百，驳苏轼《戏马台诗》之“玉钩、白鹤”，亦间有考证。
关于诗词的评论，寥寥数语，简洁而精当，如：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又云：“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非富贵语看人富贵者也；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抟物激，然後尽天下之变。
其中记一些诗句及其产生背景和轶事，简洁而生动，可作为文学史料和加深对该诗的理解，如：
王师围金陵，（南）唐使徐铉来朝，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围，谓太祖不文，盛称其主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使诵其诗。曰，《秋月》之篇，天下传诵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语尔，我不道也！”铉内不服，谓大言无实，可穷也。遂以请。殿上惊惧相目。太祖曰：“吾微时自秦中归，道华山下，醉卧田间，觉而月出，有句曰：‘未离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万国明。’铉大惊，殿上称寿。
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故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肚中泄尔。
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今诗人，共享一律，惟刘梦得云：“望来已是几千岁，只似当年初望时。”语虽拙而意工。黄叔达，鲁直之弟也，以顾况为第一云：“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语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过其下，不风即雨，疑况得句处也。
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后）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
《后山诗话》通行本有《百川学海》本、毛晋汲古阁初印本。
今有：《后山诗话》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1981年版；《后山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后山诗话》，《后山诗话》《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后山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后山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冷斋夜话》
北宋诗话，十卷惠洪著。惠洪（1071～1128？）一名德洪，字觉范，自称洪觉范，又称觉范道人。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俗姓喻（一说姓彭）年十四父母双亡，依云峰靓禅师为童子，哲宗元祐四年（1089）试经于天王寺得剃度。后依真静禅师于庐山，复从徙于洪州石门，驰号圆觉禅师。徽宗大观中游丞相张商英之门。商英败，惠洪亦坐累谪朱崖，坐配百余日对平生遭际坎坷处之泰然，时作绮语。著有《石门文字禅》、《冷斋夜话》、《林间录》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六卷，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著录为十卷，与今本同。但据陈善《扪虱新话》所引惠洪《冷斋夜话》以及《宋百家诗选》，可知此书已经后人删削，非其完本。该书杂记见闻中论诗者约占十分之八，论诗中引称元祐诸人者又占十分之八，其中以黄庭坚居多。惠洪本人善诗，其论诗亦有可取之处。
《冷斋夜话》久行于世，然自宋晁公武、陈善，迄今人郭绍虞，均对其多所非议。认为书中有假托，“多夸诞”，既有“伪造之病”，亦有“剽窃之弊”。《天厨禁脔》为宋人所不取，郭绍虞亦“以其体例不同诗话，故不述”。然而，此二书毕竟能代表惠洪的诗论，作为宋诗话之一家，仍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至于惠洪在书中所表现的因急于求名而交结公卿，附庸风雅，竟至不惜伪造假托，借人言以为重等弊端，则应当分析对待。《冷斋夜话》所论内容较杂，介于笔记、诗话之间，但以论诗为主。论诗多称引元佑诸人，以苏轼、黄庭坚为最。书中多通过引述诗句提出并阐述一些诗歌理论。
四库全书对于《冷斋夜话》的提要：是书晁公武《读书志》作十卷，与今本相合。然陈善《扪虱新话》谓，山谷西江月词日侧金盘坠影一首为惠洪赝作，载於《冷斋夜话》。又引《宋百家诗选》云《冷斋夜话》中伪作山谷赠洪诗，韵胜不减秦少觌，气爽绝类徐师川云云。今本无此两篇，盖已经後人删削，非其完本。又每篇皆有标题，而标题或冗沓过甚，或拙鄙不文，皆与本书不类。其最刺谬者，如洪驹父《诗话》一条，乃引洪驹父之言以正俗刻之误，非攻洪驹父之误也，其标题乃云洪驹父评诗之误，显相背触。又共阝亭湖庙一条，捧牲请福者乃安世高之舟人，故神云舟有沙门，乃不俱来耶，非世高自请福也。又追叙汉时建寺乃为秦观作维摩赞缘起，非记世高事也，其标题乃云安世高请福共阝亭庙。秦少游宿此，梦天女求赞，既乖本事，且不成文。又苏轼寄邓道士诗一条，用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诗韵，乃记苏诗，非记韦诗也，而其标题乃云韦苏州寄全椒道人诗，更全然不解文义。又惠洪本彭氏子，於彭渊材为叔侄，故书中但称渊材，不系以姓，而其标题乃皆改为刘渊材，尤为不考。此类不可殚数，亦皆後人所妄加，非所本有也。是书杂记见闻，而论诗者居十之八，论诗之中称引元祐诸人者又十之八，而黄庭坚语尤多，盖惠洪犹及识庭坚，故引以为重。其庭坚梦游蓬莱一条，《山谷集》题曰《记梦》。洪驹父《诗话》曰，余尝问山谷云，此记一段事也。尝从一贵宗室携妓游僧寺。酒阑，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晓然梦之非纷纭句。惠洪乃称庭坚曾与共宿湘江舟中亲话，有梦与道士游蓬莱事，且云今《山谷集》语不同，盖後更易之。是殆窜乱其说，使故与本集不合，以自明其暱於庭坚，独知其详耳。晁公武诋此书多诞妄伪托者，即此类欤？然惠洪本工诗，其论诗实多中理解，所言可取则取之，其托於闻之某某，置而不论可矣！
《冷斋夜话》通行本有：《稗海》本、《学津讨源》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日本五山本（藏日本东洋文库）、日本静嘉堂文库本等。
今有：《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稀见宋人诗话四种》，张伯伟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以日本东洋文库五山本为底本，以《津逮秘书》本、日本静嘉堂文库本参校。
20、《石林诗话》
从叶梦得辑录宋代的典章制度和人物轶事笔记的《石林燕语》中，将谈论诗文部分单独列出而成此书。叶梦得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六）文史类笔记《石林燕语》。
又作《叶先生诗话》，作者叶梦得。主要记录北宋诗坛掌故、轶事，同时也有作者的审美评价。尽管叶氏没有系统的理论构思，但他论诗比较精当，透露出诗话由“论诗及事”转向“论诗及辞”的个中消息。石林诗话》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石林诗话》是宋诗话中一部重要诗话。诗话提倡自然清新的诗歌风格，不排斥炼字；主张“意与境会”、圆融无碍的“自然”美学趋尚，继承发展了王昌龄、苏轼美学思想，对江西诗派末流片面讲究“法度”、炼字与刻板模拟的倾向进行了否定；它重视含蓄的诗歌意境，对“以文为诗”的宋诗倾向进行了清算；它以禅喻诗，对人们深入、形象地领悟诗歌意境具有重要意义。强调“诗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石林诗话》卷上）。
《石林诗话》的特色：（一）倡“自然”。《石林诗话》诗风自然清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苏轼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二）重“含蓄”。其曰：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俱尽。《和裴晋公破蔡州回诗》所谓“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不若刘禹锡《贺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语远而体大也。（三）禅“喻诗”。《石林诗话》卷上云：禅宗论云间（按：“间”应为“门”。“门”字诸刻本均误作“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诗人玉屑》卷十四均作“门”）：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
《石林诗话》承续《石林燕语》倾向，赞誉王安石，批评苏轼。
《石林诗话》传本有一卷本、三卷本两种。《直斋书录解题》作一卷，至《百川学海》始分作三卷，南宋时已有一卷、三卷两种刊本。《文献通考·经籍考》及《浙江通志·经籍志》作二卷。现通行本《历代诗话》本。
今有：《石林诗话》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1981年版。分上、中、下三卷，九十条，另附《拾遗》三则；《石林诗话选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历代诗话选释丛书》本；《石林诗话》《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石林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石林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1、《岁寒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二卷，南宋张戒（生卒年不详）著。
今有：原书已佚，现本是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加上《说郛》本内容综合而成。分上下两卷，上卷唯理论批评总纲，下卷专论杜甫只要诗篇。张戒诗论带有比较明显的道学家色彩，主张温柔敦厚，不冒犯君上，但《岁寒堂诗话》对诗歌艺术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并对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弊病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反对将形式技巧放在创作的首位。强调咏物要为言志服务，不应该为咏物而咏物。但他同时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要求诗歌在道出人的心事的同时要含蓄有余韵，与严羽有比较相近的论点。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马星翼《东泉诗话》、张宗泰《跋〈岁寒堂诗话〉》、林昌彝《海天琴思录》都对《岁寒堂诗话》作了高度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书“通论古今诗人，由宋苏轼、黄庭坚上溯汉、魏、《风》、《骚》，分为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可谓不诡乎正者”。诗话论及古今诗人，认为“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对苏轼的“以议论为诗”和黄庭坚的“补缀奇字”，“冶容太甚”首先正面提出反对意见，并尖锐指出苏黄的“用事押韵”，乃“诗人中一害”。只有使“苏黄习气净尽”，方可以论唐人诗。其时，苏黄正被奉为诗坛圭臬，在此情况下，诗话对苏黄习气提出批评，是难能可贵的。
今有：《岁寒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中华书局1983年版；《岁寒堂诗话》，《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岁寒堂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韵语阳秋》
《韵语阳秋》二十卷南宋诗论家、词人葛立方（？～1164）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其为宋人诗话之善本。此书内客广泛，主要评论汉魏以来至宋代诗人的作品，同时也涉及风俗地理、书画歌舞、花鸟鱼虫等。其诗论旨在求风雅之正，以事理为要，而不甚论语句之工拙，格律之高下。
倡导天然反对雕琢“谢朝华之已披，启夕秀於未振”，学诗者尤当领此。陈腐之语，固不必涉笔，然求去其陈腐不可得，而翻为怪怪奇奇不可致诘之语以欺人，不独欺人，而且自欺，诚学者之大病也。诗人首二谢，灵运在永嘉，因梦惠连，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晖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静如练”之句。所谓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与？灵运诗，如“矜名道不足，己物可忽。”“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玄晖诗，如“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语，皆得三百五篇之馀韵，是以古今以为奇作，又曷尝以难解为工哉。东坡《跋李端叔诗卷》云：“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盖端叔作诗，用意太过，参禅之语，所以警之云。陶潜、谢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老杜云“陶、谢不枝语，《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翦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则陶、谢不足进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语，而自以为平淡，识者未尝不绝倒也。梅圣俞《和晏相诗》云：“因今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艹凌}芡。”言到平淡处甚难也。所以《赠杜挺之诗》有“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
诗家有换骨法，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荆公点化之，则云：“缲成白发三千丈。”刘禹锡云：“遥望洞庭湖水面，白银盘里一青螺。”山谷点化之，则云：“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孔稚圭《白苎歌》云：“山虚钟磬彻。”山谷点化之，则云：“山空响管弦。”卢仝诗云：“草石是亲情。”山谷点化之，则云：“小山作朋友，香草当姬妾。”学诗者不可不知此。
诗人赞美同志诗篇之善，多比珠玑、碧玉、锦绣、花草之类，至杜子美则岂肯作此陈腐语邪？《寄岑参诗》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夜听许十一诵诗》云：“精微穿溟氵幸，飞动摧霹雳。”《赠卢琚诗》曰：“藻翰惟牵率，湖山合动摇。”《赠郑谏议诗》云：“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寄李白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赠高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惊人语也。视馀子其神芝之与腐菌哉！
今有：《韵语阳秋》，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韵语阳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印影宋本；《韵语阳秋》，《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韵语阳秋》，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3、《唐诗纪事》
唐代诗歌及评论集，81卷，南宋计有功编。计有功，生卒年不详，字敏夫，号灌园居士，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张浚从舅。宣和三年进士。绍兴六年，累官左承议郎，充行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张浚使其入朝奏事，加直秘阁，遣还。七年，献所著《晋鉴》，高宗称赏。以母老求返乡，升直徽猷阁，提点潼川路刑狱公事。二十八年，知眉州，移利州路转运判官，复知嘉州。计有功尝采摭唐代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或纪本事，或考作者世系爵里，或录佚诗，编为《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其收采之博，考据之详，于唐诗大有功劳（胡震亨《论唐诗纪事》）。《全宋文》卷四二八三收有其文。事迹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陆心源《唐诗纪事跋》。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是书采摘繁富，搜采有唐300年间诗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等辑成。共收诗人1100余家，保存了众多唐代作家作品，有些唐人诗集不传于世者多赖是书以存；搜集了大量有关唐代诗人的生平、评论资料；对了解唐代诗歌创作情况有较大的作用。《唐诗纪事（上下）》自唐初至唐末三百年间，共收录一千一百五十位诗人的部分诗作，先后编次，且详略适当，又辑集本事与品评，兼记世系爵里，既是唐代诗歌总集，又是唐宋有关诗评的汇编，此亦见其特色。其规模较大，材料颇丰，为唐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由于编撰者视野广阔，态度客观，不仅着重对大家名篇多加采撷，而且顾及僧人、妇女乃至地位低微者的佳作，网罗散佚，因此使许多难于传世者得以流存，尤如张为《诗人主客图》一书，“独藉此编以见梗概”（《四库全书提要》），这是《唐诗纪事》的成就之一。次则，郭绍虞《宋诗话考》云，是书所录，“即脍炙人口者，亦有足资校勘之处”。如吴骞《论诗绝句》自注云：“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吴修龄笃信之，以为的不可易。”再则，摘录前人品评之语，多有参考价值。如李白《乌栖曲》，贺知章赞曰“可以泣鬼神矣”。如王士源谓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其他如谓元稹“善纪事”，谓陆龟蒙“博雅多文，尤善谈笑”，“诗篇清丽”。记述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仕履诗事，亦较详实。然由于材料辑掇之多，未免“榛楛勿剪”。自序说凡唐代“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胡震亨曰：“计氏此书，虽诗与事迹、评论并载，似乎诗话之流，然所重在录诗，故当是编辑家一巨撰。收采之博，考据之详，有功于唐诗不细。”
《唐诗纪事》通行本有：明代洪楩本，毛氏汲古阁本。
今有：《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二版。以明代洪楩本为底本，以毛氏汲古阁本等参校；《唐诗纪事校笺》（八册）王仲镛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唐诗纪事》，《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唐诗纪事》，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4、《诗话总龟》
宋人留存下来的诗话总集，一百卷阮阅编选。阮阅，生卒年不详。字闳休，一字美成，自号散翁，又号松菊道人，舒城（今属安徽）人。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徽宗宣和中知郴州，高宗建炎初以中奉大夫知袁州。善吟咏，人称阮绝句。诗作传于今者，有《郴江百咏》1卷。此书原名《诗总》，编于宣和间知郴州时。孝宗乾道三年（1167）前，以《诗话总龟》之名行世，此书得名之因阮阅在自序中说：“宣和癸卯春，来官郴江，因取诸家小史、别传杂记、野录读之，遂尽见前所未见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余事、二百四十余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但类而总之，以便观阅，故名曰‘诗总’。”绍兴间，福建刊刻，改称《诗话总龟》。今本《诗话总龟》凡98卷，分前、后集。《前集》，所引之书皆出北宋或北宋稍前，基本上为阮氏所辑。《后集》取材于《蛩溪诗话》、《韵语阳秋》、《苕溪渔隐丛话》者，占一大半；其所引之书，如《韵语阳秋》、《葛常之诗话》、《丹阳集》，皆见于《韵语阳秋》，一书三列，系辗转传抄。研究者认为前集五十卷为阮阅原撰，后集为书贾杂抄而成。《诗话总龟》以类编排，若研究同一题材的不同内容则极为方便，并且此书广收小家，但录其诗其事，排比异说，很少论辨，引书百余种，大多现已散佚，足见其珍贵的资料参考价值。。以诗话而论，此书与《苕溪渔隐丛话》“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四库全书总目》）是研究宋诗的重要参考资料。书中引用书名间有错误，亦有漏举。
该书不似后来一些同类著述有系统地阐述诗歌理论、作法、作家介绍和评论，而是纂辑前人的成说，分为圣制、忠义、讽喻、达理等46门。如卷五评论门，引自《鉴戒录》的一则：
刘梦得有《望洞庭》诗，雍陶有《咏君山》诗，语意异同（疑为“语异意同”）。刘诗曰：“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鉴似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雍诗曰：“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罢，一螺青髻鉴中心。”……李绅、郑云叟《伤农诗》意亦同。李诗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诗曰：“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珊瑚枝下人，衔杯吐不歇。”
作者未加任何评论，却意在引导诗人从中体会出，相同或相似的主题思想，各人会有不同的生活体验，会有不同艺术表现手法，创作出风格各异好作品来。又如卷五评论门（一）引《古今诗话》云：
崔护作《城南诗》，其始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以意未完谓未工，改云“人面只今何处在”。至今所传有两本，惟《本事诗》云“只今何处在”。唐人工诗，大率如此，虽重一“今”字，不恤也。
卷九评论门（五），引《王直方诗话》云：
东坡作《蜗牛》诗云：“中弱不胜触，外坚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后改云：“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余亦以为改者胜。
两则都意在说明诗不惮改，尤其以东坡的超迈横绝，尚不厌其烦地琢磨、修改四句小诗，遑论他人。
通行本有：明月窗道人本，明抄本，《四部丛刊》初编本。
今有：《诗话总龟》，《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诗话总龟》，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诗话总龟》，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5、《全唐诗话》
《全唐诗话》，六卷，南宋尤袤撰。以人为经，“首列诸帝，下逮方外、闺媛”；以事为纬，列诗家名号、籍贯、主要诗篇及与诗有关的资料。即每人之后排列从正史、政书、书志、文集、笔记、类书、山志、小说、诗话中辑出的相关记载。辑出的这些资料，长者可达数页，短者只有几行：或辨析诗歌句法，或赏玩诗中意境，或敷陈诗家轶事，或注解诗事源流，或褒贬诗品高下，为了解唐诗歌和研究诗人诗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自序“余少有诗癖。岁在甲午，奉祠湖曲①，日与四方胜游，专意吟事，大概与唐人诗诵之尤习。间又褒话录之纂记，益朋友之见闻，汇而书之，名曰《全唐诗话》。未几，驱驰于外，此事便废，迩来三十有八年矣。今又蒙恩便养湖曲，因理故箧，复得是编。披览慨然，忧如畴昔浩歌纵谈时也。唐自贞观来，虽尚有六朝声病，而气韵雄深，骎骎古意。开元元和之盛，遂可追配《风》《雅》。迨会昌而后，刻露华靡尽矣。往往观世变者于此有感焉。徒诗云乎哉！”
卷一：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而。”后帝为诗一篇，述古兴亡。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何所示邪？”敕禇遂良即世南灵座焚之。
王勃条：“当时，诸王斗鸡，王勃在沛王府，戏为文檄英王。帝见之，大怒，曰：“此殆交斗之渐。”即日窜勃。以太宗之贤，杯酒一时之乐，何足为后世戒。及其弊也”
陈子昂摔名琴传奇故事：“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贾胡琴者，值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顾左右以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
清人宋涛有《全唐诗话续编》二卷，自序云：以手钞《全唐诗话》六卷，“因忆余目之所见，集中有未尽搜罗者，遂信手拈而续之。凡原集载其人而遗其事者为卷上，其人与事均为载及者为卷下”。
《全唐诗话》通行本有《津逮秘书》本，宣统三乐堂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全唐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全唐诗话》，《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全唐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全唐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6、《苕溪渔隐丛话》
宋人留存下来的诗话总集，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共一百卷。胡仔纂辑。胡仔（1095？～1170）编。仔字元任。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其父舜陟，高宗绍兴中官至广西经略使，为秦桧迫害致死。胡仔系舜陟次子。少时因父荫授迪功郎，任常州晋陵知县。绍兴六年（1136）侍亲赴广西，居岭外7年。后遭父母之丧，赋闲20年，卜居苕溪（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射中村），以渔钓自适，自号“苕溪渔隐”。绍兴十八年（1148）并以此命名诗话前集六十卷。绍兴三十二年，赴官闽中，后又归苕溪。于乾道三年（1167）完成诗话后集四十卷。
《丛话》是在阮阅《诗总》的影响下编撰的，是为了弥补《诗总》之不足：
盖阮因古今诗话，附以诸家小说，分门增广，独元祐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考编此《诗总》，乃宣和癸卯，是时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复纂集，庶免重复。（《渔隐诗评丛话前集·序》）
《丛话》和《诗总》作为先后成书的诗话集成之作，其共同之处，都是以当日所见诗话为纂集对象，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诗话大抵略备。”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两书保存了大量难得的资料。如《闲居诗话》、《王直方诗话》、《古今诗话》等原书早佚，赖二书以保存。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大量取自此二书。除诗话外，二书还保存了唐宋诗人散佚的诗句，有些小家无文集，实赖二书以传世。
但两书相较，《丛话》则后来居上，明显胜于《诗总》。在编排体例上，《诗总》以事类分四十六门，过于烦琐，且难以界定，不便检索；《丛话》按年代、人物先后为序，增设长短句、借对、的对等门类，比较合理。且重点突出，重要诗人都给予较大的篇幅，如陶渊明三卷，李白二卷，杜甫十三卷，韩愈四卷，欧阳修三卷，王安石四卷半，苏轼十四卷，黄庭坚五卷。作者在后集序中说：“余尝谓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故群贤于此四公，尤多品藻。盖欲发扬其旨趣，俾后来观诗者，虽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矣。”后集卷二，论古今诗人名句、名联、名篇时，又说：“若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清词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不待摘句言之也。”至于唐宋其他有成就的诗人都有专门篇幅，而所涉及的诗人则更多。阮阅纂集《诗总》当蔡京专权之时，党禁正严，司马光、苏轼兄弟、黄庭坚诸人被列为“元祐党人”，诗文禁传，阮阅或因当时资料不全，或惧文祸，辑入者极少。胡仔编书时，元祐党禁已开，可以毫顾忌地纂集“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弥补《诗总》在这方面的缺陷。《四库全书总目》说，《诗总》“多录杂事，颇近小说”，而《丛话》“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胡仔在《后集》序中感慨地说：“诗道迩来几熄，时所罕尚，余独拳拳于此者，惜其将坠，欲以扶持其万一也。”所以，他很注重继承发扬诗歌的优良传统，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在编排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从诗歌的源头，国风、汉魏六朝，一直说到唐宋诸家。目的在于发扬传统，拯救时弊。所发议论，不乏真知灼见。如后集卷三，评陶渊明云：“钟荣评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不若萧统云：‘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羞，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尽之矣。”又《后集》卷二十三，评欧阳修云：“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揭示欧阳修开拓宋诗道路的创新精神。又如《前集》卷四十一：“苏子由云：‘东坡居士谪儋耳，……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圃，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苕溪渔隐曰：‘凡人能处忧患，盖在其平日胸中所养。韩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谏佛骨，疑若杀身成仁者，一经窜谪，则忧愁无聊，概见于诗词。由此论之，则东坡所养，过退之远矣。”对韩、苏的评价，不一定十分公允，但从揭示诗歌创作与现实生活和个人思想修养的关系上，还是给人以启迪的。另《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诗总》“惟采摭旧文，无所考正”，而《丛话》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这也是后者胜于前者之处。
《丛话》主要纂集的是诗话，但对于勃兴于宋的词，也给予必要的关注。《丛话》设《长短句》门，以二卷的篇幅纂集词话。而散见于各家名下论词的内容更多，如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引《复斋漫录》云：
无咎评本朝乐章，不见诸集，今录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绝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这一段话评论几位作词大家，虽然借鉴别人的论述，还是很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另多为人称引的李清照《词论》，亦见诸晁无咎名下。
《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通行本有清乾隆杨佑启耘经楼依宋版重刊本，《海山仙馆丛书》本，《四部备要》本。
今有：《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以乾隆杨佑启耘经楼为底本；《苕溪渔隐丛话》，《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苕溪渔隐丛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7、《竹坡诗话》
一卷，南宋周紫芝撰。周紫芝（1082～1155）南宋文学家。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今安徽宣州市）人。绍兴进士。高宗绍兴十五年，为礼、兵部架阁文字。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为右迪功郎敕令所删定官。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右司员外郎。绍兴二十一年（1151）出知兴国军（治今湖北阳新），后退隐庐山。曾向秦桧父子献谀诗。　诗著名，无典故堆砌，自然顺畅。也能词，风格与诗近，清丽婉曲，无刻意雕琢痕迹。譬如《踏莎行》（一）写离人别情：游丝飞絮，斜阳烟渚，愁情无数。给人的感觉是情深意切，景物迷离。堪称难得的上乘之作。其中“泪珠阁定空相觑”一句的用词尤其巧妙，最后这一问更是催人泪下。其他如《生查子》（一）、（三）、（四），《西江月》（二）、（五）、（七），《菩萨蛮》，《谒金门》、《卜算子》等都是佳作。著有《太仓稊米集》七十卷、《竹坡诗话》一卷、《竹坡词》三卷。存词150首。
全书八十余条，大多是对于故实、词语出处的考证，显然是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的影响。对诗歌的品评，亦采用江西诗派所谓的“点化”之说，如：
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不自知。余读太史公《天官书》：“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杜少陵诗：“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盖用迁语，而语中乃有用兵之意。诗至于此，可以为工也。
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东坡作送人小词云：“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黄金手，不能为此也。
凡此种种，都因泥于江西之说，不免失之凿枘。还有些考证失误，也受到时人的批评。所以，钱钟书说：“所作《竹坡诗话》颇为流传，可是对诗歌的鉴别并不高明，有人甚至说它是宋代‘最劣’的诗话。”（《宋诗选》165页）
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在《竹坡诗话》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议论。如：
有明上人者，作诗甚艰，求捷法于东坡，作两颂以与之。其一云：“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其一云：“衡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乃知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
追求平淡自然，反对“字字觅奇险”，赞成东坡所说的，以“衡口常言”，营造出五色绚烂、峥嵘气象来，这是与江西诗派的主张不同的。又说：
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忆杜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锒铛。”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时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
这与上一则是相联系的。是从审美的角度，说明只有对描写对象有切身体验，才能创作出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来。
《竹坡诗话》通行本有：《百川学海》本，《历代诗话》本，《萤雪轩丛书》本。
今有：《竹坡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竹坡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竹坡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8、《风月堂诗话》
2卷，南宋朱弁撰。朱弁）（1085～1144）南宋官员、文学家。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叔祖，太学生出身。建炎元年自荐为通问副使赴金，为金所拘，不肯屈服，拘留十六年始得放归。曾劝宋高宗恢复中原，得罪秦桧，官终奉议郎。他在留金期间写下了不少怀念故国的诗作，深切婉转，是南宋初期的重要诗人。有《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等传世。
据作者自序说，该书成稿于“庚申闰月戊子”，即宋绍兴十年闰六月。建炎元年，作者充金国军前通问使，被羁留北方，直至绍兴十三年始还临安。这部书是在羁留金国期间完成的。《宋史》著录为三卷，今存二卷。有《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和1994年出版的贾文昭整理的《安徽古籍丛书》本。
在《风月堂诗话》中，品评诗作，记述诗坛的遗闻佚事，都表现出作者反对江西诗风的艺术倾向。如：
诗人胜语，咸得于自然，非资博古。若“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垄首”、“明月照积雪”之类，皆一时所见，发于言辞，不必出于经史。故钟嵘评之云：“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
近古以还，无出其右，真诗人之冠冕也。如近体格俯同今作，则词不遗奇，杂以事实，掇英撷华，妥帖平稳，殆以文为滑稽，特诗中之一事耳，岂见其大全者邪？予每窃有所恨，故乐以嵘之言告人。
作者反复引用钟嵘的观点，强调诗乃“吟咏性情”，应得于“自然”，“自肺腑中流出”，不能把工夫用在“缀缉”故实上。那种“假故实”“究所从”“拘挛补缀”的做法，实则掩盖内容的空虚，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江西诗派不惜曲解杜甫，为他们的主张张目，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作者反驳说，“不知《国风》《雅》《颂》祖述何人”？杜诗的妙处，不在于“无一字无来处”，而在于“浑然天成”，“不待刻雕自成文理”；杜诗用事、用典，不在于“点铁成金”，而在“其鼓铸熔泻，殆不用世间橐籥”，而达到“妥帖平稳”的工夫。这都切中江西诗风的弊端。朱氏称引苏轼之处很多。如：“东坡云‘老杜自秦州至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又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都意在说明，生活体验和思想境界的升华，对于创作的重要性。
《风月堂诗话》还记载的一些的文事活动，对文学史研究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如欧阳修知颍州时聚星堂燕集赋诗，是在庆历新政失败，诗文革新队伍星散之后的一次重组活动。影响很大，“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退居林泉的宰相杜衍读到欧阳修的聚星堂咏雪诗，大加称赏，赠诗云：“宜乎众目诗之豪，便合登坛推作帅。回头且报郢中人，从此阳春不为贵。”《诗话》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杜衍的诗，亦赖此以存。又记：
苏子美竹轩之集，皆当时名士。王胜之赋诗，人皆属和。子美诗其略云：“君与我同好，数过我不穷。对之酌绿酒，又为鸣丝桐。作诗写此意，韵如霜间钟。清篇与翠干，岁久日益秾。惜哉嵇阮放，当世已不容。吾侪有雅向，千载挹高踪。”后月余，“一网打尽”之语既喧物议，而梅圣俞为赋“覆鼎伤众宾”之诗，乃悟子美“当时已不容”之句遂成诗谶，亦可怪也。
竹轩诗会，是庆历四年，苏舜钦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的事。当时政治斗争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所以，苏舜钦在诗中有“惜哉嵇阮放，当世已不容”之说。此事他书皆无记载，苏集也失收此诗。
其他如关于李清照工诗的记载：
赵明诚妻，李格非女也。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如“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少陵也自可怜人，更待来年试春草”之句，颇脍炙人口。
李清照以词知名，对于她的诗文，人们知之甚少。这条记载，有助于对李清照的创作成就的全面了解。
是书成于留金时期，亦首先在金流传，直至度宗时方传至江左，因此对王若虚《滹南诗话》颇有影响。
《风月堂诗话》通行本有《宝颜堂秘笈》本，《诒经堂藏书七种》本。
今有：《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风月堂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风月堂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风月堂诗话》，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风月堂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风月堂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风月堂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9、《诚斋诗话》
宋代诗话，杨万里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后山集》。
“自隆兴以来，以诗名者，林谦之范致能陆务观尤延之萧东夫，近时後进有张鎡功父、赵蕃昌父、刘翰武子、黄景说岩老、徐似道渊子、项安世平甫、恐丰仲至、姜夔尧章、徐贺恭仲、汪经仲权，前五人皆有诗集传世。
白乐天《女道士诗》云：“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此以花比美妇人也。东坡《海棠》云：“硃脣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此以美妇人比花也。山谷《酴醿》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此以美砯夫比花也。山谷此诗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
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於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辞。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於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
《诚斋诗话》通行本有：《学海类编》本、《历代诗话》本，《四库全书》本。
今有：《诚斋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诚斋诗话》，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诚斋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诚斋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诚斋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30、《沧浪诗话》
宋代诗话，诗的理论批评著作严羽著严羽是南宋后期著名的诗论家，字仪卿，一字丹邱，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宁宗和理宗统治期间（公元1195年～1264年）。因为他居于邵武樵川莒溪，与沧浪水合流处，所以自称「沧浪逋客」。据学者推断，严羽生于宁宗庆元三年（1198），卒于理龄宗淳佑元年（1241）。他常有忧时念国之思，因当时政治环境的不兼容，他才走上隐居不仕之路。生平事迹，文献记载极少。后世只知道，他一生未曾应举入仕，长年隐居乡里，养成了清高自许、不喜随俗的性格。在他生活的后期，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出游。一次是理宗绍定年间为躲避家乡的变乱而出走，到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浔阳（今江西九江市）以至洞庭潇湘一带。一次是漫游吴越，约在端平初年，历经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扬州、吴中（今江苏苏州市）、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等地。两次出游中间，在家乡结识了老诗人戴复古，成为忘年之交，有过一段朋辈三五相聚一起诗酒酬唱、切磋学艺的快活日子，传为诗坛佳话。其他行踪，则难以考定。所作诗篇，留存下来的共一百四十六首，另词二首，这些作品中，有忧国伤时的作品，也有描述隐逸生活之作，以及赠答的作品。另外，他也作有文学理论著作《沧浪诗话》。他的诗作及文评作品被收辑录为《沧浪吟卷》三篇。又说编为《沧浪先生吟卷》二卷行世，有明清多种刻本，以近人张钧衡辑刊的《适园丛书》本收录较为齐备。
《沧浪诗话》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化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合为一卷。“诗辨”阐述理论观点，是整个《诗话》的总纲。“诗体”探讨诗歌的体制、风格和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诗评”评论历代诗人诗作，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基本观点。“考证”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写作年代和撰人进行考辨，比较琐碎，偶而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思祜想。五个部分互有联系，合成一部体系严整的诗歌理论著作，在诗话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正由于此，它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中国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清冯班不满其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颜不如鲍，鲍不如谢，文中子独取颜非也。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
《沧浪诗话》通行本有：明都穆重刻沧浪先生吟卷本，《说郛》本，《津逮秘书》本。
今有：《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沧浪诗话研究》王术臻著，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沧浪诗话》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玉壶清话/沧浪诗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沧浪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沧浪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沧浪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31、《诗人玉屑》
宋代诗话诗话集，20卷。南宋魏庆之著。魏庆之，字醇甫，号菊庄，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有才名而无意仕进，种菊千丛，常与诗人逸士在菊园中吟诵。有人曾赋诗赞誉他说：“种菊幽探计何早，想应苦吟被花恼。”可知他过着以种菊、赋诗为乐的隐逸生活。庆之与当时诗人有广泛的交往，这给他辑录南宋诗话带来了不少方便。
《诗人玉屑》据《四库提要》说，约成于南宋度宗赵禥（1265～1274）时，但本书卷前却有黄升作于淳佑甲辰（1244）的序，按理，没有先于成书二十年之久的序，因而诗人玉屑》当成于理宗淳佑年间。它评论的对象，上自《诗经》、《楚辞》，下迄南宋诸家。一至十一卷论诗艺、体裁、格律及表现方法，十二卷以后，评论两汉以下的具体作家和作品。它博采两宋诸家论诗的短札和谈片，在现在不少书已难以寻觅的情况下，《诗人玉屑》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的重要资料。魏庆之的辑录，并非大段大段地抄录和摘取，而是将其“有补于诗道者”，根据他自己对诗歌理论的见解，以诗格和作法分类，排比成卷，渗透了他对诗的形成、体裁、韵律及历史诗作的看法。
《诗人玉屑》集诸家论诗之成，其排比大致有叙，可以当作宋以前的中国诗歌史资料来看，从中可获得关于我国诗歌发展的轮廓和许多关于诗歌体裁的知识。如：卷一《诗辨》引《沧浪诗话》的说法，指出“诗之法有五”卷二《诗法》引用晦庵（朱熹）关于诗歌分段的说、关于诗的作法、禁忌卷二《诗体》谈各种诗体的起源和沿变。卷十二《品藻古今人物》，对历史上著名的诗人都作了评论。
关于《诗人玉屑》的版本：传本《诗人玉屑》俱为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的《诗人玉屑》，是由王国维先生之子王仲闻先生整理的。它以古松堂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参酌明嘉靖本，并全部迻录王国维据宋本校宽永本的校语。使读者既可窥见宋本之面目，又可获见王国维在校勘上的成就，是目前较全较精的本子
今有：《诗人玉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诗人玉屑》王仲闻点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982年版，以古松堂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参酌明嘉靖本而成。《诗人玉屑》中华书局2007年版。
32、《后村诗话》
《后村诗话》，有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四卷，新集六卷，《四库全书》钞本。
据学者考证：后村写的前、后集各二卷《诗话》，始于他六十岁后，即淳佑至宝佑（1247～1257）之间。《续集》四卷，成于他八十岁时的咸淳二年（1266）。《新集》六卷，成于咸淳四年（1268），时年八十二岁。这时，刘克庄因年老目疾，或口授家人记录，其为记忆口述之差；或由转写时的笔误，时有枘凿。
《四库总目提要》云：“宋代诸诗人，其集不传于世者十之五六，亦皆赖是书以存。”这当是《后村诗话》的文学价值所在。
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分前集、后集、续集及新集四部分。前集和后集是他六十岁到七十岁时所作，续集和新集则是他在八十岁左右时所作，前后相差十余年，其中所提出来的观点以及所建构的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新集部分，只是专录唐诗警句，和理论基本无涉。因此，笔者在通读刘克庄诗歌理论著作的基础上，以《后村诗话》的前后两集作为研究对象，对当时刘克庄的诗歌理论观点做两个方面的探讨。
第一，刘克庄的诗歌理论是初具体系的，这种体系的构建是以他的文学史观为基础的。关于刘克庄的文学观，研究者做得并不多，我在此以《后村诗话》的摘要为基础，为刘克庄的文学史观勾勒一个简单的轮廓，并找出其中特点。
首先，在每个文学史的时代，刘克庄能找出其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作品，来作为当时文学史的优秀代表，以此来建构一个基本的文学史观。首先是唐以前：“自《国风》、《楚辞》而后，故当继以《选》诗”；“至三谢，如玉人之攻玉，锦工之织锦，极天下之工巧组丽，而去建安、黄初远矣”。其次是唐代：“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朝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杜诗为诗家祖宗”；“举世为元和体，韩（愈）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长庆体太易”；“当举世竞趋浮艳之时，虽豪杰不能自拔，孟生（东野）独为一种苦淡不经人道之语”；“韦苏州为诗家最高手”；“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最后是宋朝：“（西昆体）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欤”；“本朝…宛陵为开山祖师”；“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陆游）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废搜索，缚律者少变化”。这样一来，仅从《后村诗话》前后两集中所找出的观点，就能基本建构起一个简单的文学史轮廓。这充分反映了刘克庄作为一个诗歌理论家所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见解。虽然这里只是一些断句的拼合，但是却基本能连贯始终。刘克庄在《序林子显》这篇文章中曾谈到：“五言诗，三百五篇中间有之，逮汉魏苏李曹刘之作，号为《选》体；及沈休文出，以浮声切响作古，自谓灵均以来未睹斯閟，一唱百和，渐有唐风。…五言如孟浩然、刘长卿、韦苏州、柳子厚，皆高简要妙，虽郊、岛才思拘狭…未可以唐风少之”这里他就把散见于其诗话的见解贯穿了起来，表达了他的文学史观。刘克庄之所以能够如此抽象的把握漫长文学史的脉络，和他的学力是有关的。他的《后村诗话》“网罗众作，见取材之博；评选惬当，见学力之精”，正是如此精博的学识，才足以支撑他做出精当的概括。
其次，刘克庄在文学史观上独持见解，他在每一段以及每一段的代表作家那里，不仅看到其作为代表流派的优秀之处，更能不时指出自己的看法。宋代诗论家往往是薄今厚古，时代越古的诗便越有古风。刘克庄虽有时也不免此病，然而他还是能够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像他指出的“张籍《还珠吟》为世所称，然古乐府有《羽林郎》一篇，后汉辛延年所作，…籍诗本此，然青胜于蓝”。唐人诗作胜于东汉诗人辛延年的著名诗作，虽然刘克庄在诗话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但是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他在论及唐诗的时候，虽然极力学习模仿，提出“杜诗为诗家祖宗”，在《后村诗话》新集中更是一味摘抄唐诗警句，然而他对唐诗所做的批评也不少，最为典型的就是他在诗话提出的“唐诗虽雕琢对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联，惜不多见”。在说到宋诗时，刘克庄持了很大的批评态度：“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废搜索，缚律者少变化”。但是在有的地方还是找出其值得发扬的优点。在论及《西昆酬唱集》时，他提及欧阳修非常讨厌“西昆体”，接着有把西昆体表扬了一番：“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欤”。
第二，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后集中，一方面抑却轻浮恬淡的诗风，说“（杜甫）篇篇都做‘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道了，则似近人诗矣”。另一方面却有极力赞扬这种诗风。比方说，他评论梅尧臣“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殊不草草”；赞扬苏舜钦的诗句“树阴满地日午早，梦觉流莺时一声”“极似韦苏州”而韦苏州在刘克庄的诗歌理论中是第一流诗人；评论“青草绵绵不可名，水边原上乱抽荣”句“有元和意度”；论滕田的田园闲适诗“可入图画”。刘克庄不仅赞扬这种诗风，并且在诗话录入诗歌佳句时，这种句子也远远多于豪放雄健的诗歌。例如他录入的“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满地落花春病酒，一帘明月夜登楼”，“柳色知春浅，钟声觉寺深”等等。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如此着重这种风格的诗歌，并且和他提倡的雄放如此矛盾，是有几方面原因的。
首先，参见《刘克庄年谱》，可知刘克庄一生数起数落，在京任职时勇于言事，以国事为己任，所写诗歌大部分是政治现实诗，曾写名句”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年和戎百万缣”。然而在写作《后村诗话》前后集期间，他三年知漳州，三年丁母忧，三年主明道宫。如果说以前的刘克庄积极出仕，敢于任事的话，那么六十岁后的刘克庄在这“江湖”的十年里，写作诗话时，心境归于平淡了。在官场风波如此，“后村希望找到一个安适的小巢窠，让青山环抱碧溪缭绕，让这些自然之美来填补他心灵的虚幻”。于是，他写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之作，大部分是清新活泼细腻柔和之作。像“小憩城西卖酒家，绿荫深处有啼鸦。主人叹息客来晚，谢却酴醾一架花”（《出城》）、“榕声竹影一溪风，迁客曾束系短蓬。我与竹君俱晚出，两榕犹及识涪翁”（《榕溪阁》）等等。这自然影响到了他的诗论。
其次，刘克庄对“自然”美学境界有所追求。他大力提倡“性情说”，指出“诗之体制，历千年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正是在性情的引导之下，刘克庄才会如此的对自然恬淡的诗风有了转变性的热爱。他对江西诗派的那些束缚非常看不惯，认为那些诗歌不和性情，且不自然。他追求的是像陶渊明那样的风格。这种追求对他诗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今有：《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后村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后村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后村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3、《对床夜语》
宋代诗话，五卷，南宋范晞文撰。范晞文，字景文，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理宗景定中太学生，与叶李上书劾贾似道，窜琼州。元至元间以荐授江浙儒学提举，未赴，后流寓无锡以终。事见清嘉庆《无锡金匮县志》卷三○。著有《对床夜话》。
两人夜间对床共语。典出宋苏辙《逍遥堂会宿》诗序：“辙幼从子瞻（辙兄苏轼）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韦应物）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冯去非序：“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书一编，语甚绮而文甚高。时夜将半，翦烛疾读，不能去手，大类葛常之《韵语阳秋》。”
卷二严沧浪又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影，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卷一：霍去病志得意欢，作歌曰：“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汉时言语，自非後世可企。
蔡琰虽失身，然词甚古，如“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汉使迎我兮四牡，胡儿号兮谁得知。与我生死兮逢此时，愁为子兮日无光辉，焉得羽翼兮将汝归。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消影绝兮，恩爱遗”。
卷四：　唐人绝句，有意相袭者，有句相袭者。王昌龄《长信宫》云：“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孟迟《长信宫》亦云：“自恨轻身不如燕，春来还绕御帘飞。”王建《绮岫宫》云：“武帝去来红袖尽，野花黄蝶领春风。”鲍溶《隋宫》云：“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张乔《寄维扬友》云：“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杜牧《怀吴中友》云：“惟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韦应物《访人》云：“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王涯《宫词》云：“共怪满衣珠翠冷，黄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贤》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环月如襟。”白乐天《暮江吟》云：“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刘长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无外事，开田凿井白云中。”韩《即目》云：“须信闲中有忙事，晓来冲雨觅渔师。”此皆意相袭者。又杜牧《送隐者》云：“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高蟾《春》诗云：“人生莫遗头如雪，纵得春风亦不消。”贺知章《还家》云：“儿童相见不相识，却问客从何处来。”雍陶《过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谁知曾是客移来。”贾岛《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李商隐《夜雨寄人》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翦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皆袭其句而意别者。若定优劣，品高下，则亦昭然矣。
今有：《对床夜话滹南诗话》，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两初编本，1937年版；《对床夜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床夜话》台湾·木铎出版社1981年版。
34、《贵耳集》
南宋诗人轶事及作品的笔记集，三卷。张端义撰。宋代张端义（1179～1248后）撰。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原籍郑州，居苏州。端平元年至三年间（1234～1236）应诏上三书，得罪，被谪韶州（今属广东）。工于诗，近于江湖诗派。此书作于淳祐年间被谪时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於苏州。端平中应诏三上书，坐妄言，韶州安置。此书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诸老绪馀，著短长录一帙，得罪後为妇所火。因追旧事记之，名《贵耳集》。以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且有贵耳贱目之说也。集末一条，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书多记朝廷轶事，兼及诗话，亦有考证数条。《二集》之末缀王排岸女孙一条，始涉神怪。《三集》则多记猥杂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书中如论制诰，引陆游《南唐书》载李煜词臣有陶穀、徐铉；考陶穀由晋、汉、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书》亦无此文也。论物从中国，名从主人，引《穀梁传》谓长狄谓善稻为伊缓，考《穀梁传》乃吴谓善伊谓稻缓，不云长狄也。论《易卦》谓汉之《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然後知扬雄《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即汉之《易》，考卦气起中孚，见《易纬稽览图》，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论《春秋》谓王安石黜《春秋》非圣经，故元祐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时人，不及见熙宁之制也。论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赋》，谓熊即侯也，非兽也，案《桯史》载金海陵王校猎国中，一日而获三十六熊，廷试多士，遂以命题，则熊兽也，非侯也。论《艺文类》聚以鸡为稽山子，以驴为庐山公，吴越毛胜作《水族加思簿》祖欧阳询之遗意也，考此乃《艺文类》聚禽部、兽部集录旧文，非询作也。论伶官谓自汉武帝时东方朔以谐谑进，案优施远见《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观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诗派中人，而负气好议论，故引据非其所长，往往颠舛如此。然所载颇有轶闻，足资考证，其论诗、论文、论时事皆往往可取，所长固亦不可没焉。
《贵耳集》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的杂说类，分上、中、下3卷。有关诗人、文人的评述约100则，占全书的十分之四。包括唐代的李颀，唐末的黄巢，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南宋的李清照、朱敦儒、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辛弃疾、项安世、赵蕃、周文璞、戴复古、刘过、赵师秀、翁卷等。金朝状元汪世显、作家吴激，西夏作家张元的诗词及轶事，亦有所记载。采录范围较广作者论词，往往超出时流，卓有见地。如评李清照的《声声慢》开端十四叠字，以为“乃公孙大娘舞剑手”，超出本朝能词之士。其论诗着眼于时代，如评论从金统治区回来的作者所作的“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时”，认为虽未为绝唱，然而读之“使人增感”。作者录此，即“寓感慨之意”。但书中考经论史部分，往往有疏漏明清以来，诸多丛书对《贵耳集》多有辑录。《说郛》收录若干篇章，《历代小史》收录一卷，《宝颜堂秘笈》收录二卷，均有删节，直至毛晋辑的《津逮秘书》才将三卷收全。此后清代的《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和民国初年编的《丛书集成初编》均收录为三卷。《丛书集成初编》本编者按语说“《学津》从《津逮》出，故据《津逮》本影印，并附《学津》本提要于后”。实际《丛书集成初编》本在集中同时还选用了《四库全书》本提要。《四库全书》本未注明版本来源，但与《丛书集成初编》本相比较，差别不大。因此可以推断，其选用的也是《津逮》本，但又根据某种版本作了校勘，所以又稍稍有别于《津逮》本。尤其是集中涉及到当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四库全书》本编者站在满清统治者的立场，均妄自作了改动，已有悖于张端义的原意。校点者此次选用了《丛书集成初编》所影印的《津逮秘书》本作为底本，同时又以《四库全书》本作互校。根据《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编委会的统一体例，仅对书中明显的错讹字进行更正，其馀概从原貌，不作增删。凡两版本不同之处，均以校记以示说明。
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贵耳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1985年版；《西台集贵耳集》陈斌梁玉玮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贵耳集》，见《全宋笔记》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贵耳集》，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5、《青箱杂记》
吴处厚撰吴处厚，字伯固，邵武（今属福建）人。仁宗皇佑五年（1053）进士，授汀州司理参军。神宗熙宁中，为定武军管勾机宜文字（《青箱杂记》卷二）。元丰四年（1081），为将作监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一），迁大理寺丞。出知通利军，改汉阳。哲宗元祐四年（1089）知卫州（同上书卷四二四），未几卒。有《青箱杂记》十卷。《宋史》卷四七一有传。《青箱杂记》成书于北宋元佑二年，作者吴处厚因歪曲诗词陷害宰相蔡确而为时人所不齿，但作者喜好读书，能诗善赋，又长期处于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谓见多识广，博闻强记。此书多是记载宋代及五代朝野杂事、诗话掌故等。处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进士，初为将作丞，以王圭荐，授馆职，出知汉阳军，后擢知卫州，卒．其书皆记当代杂事，亦多诗话．晁公武读书志谓所记多失实，又讥其记成都置交子务，误以寇瑊为张咏，案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怨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今观所记，如以冯道为大人之类，颇乖风教，不但记录之讹，然处厚本工吟咏，宣和画谱载其题王正升濦景亭诗一首，剡史载其自诸暨抵剡诗二首，皆绰有唐人格意，故其论诗往往可取，亦不必尽以人废也。
由朝散郎知汉阳军吴处厚撰，共十卷，多记宋及五代朝野杂事、诗话及掌故，书中引到的魏野、李淑、王禹偁、王安国等人诗词，大多数在其他书中没有被提到过，卷九详记燕肃作莲花漏之法，是研究科技史的宝贵资料。
《青箱杂记》为北宋中后期重要笔记之一，多记五代至北宋年间朝野杂事，尤以诗词为甚，其中蕴含丰富的词学、文学思想，具有重要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文献价值。其辨证分析人品与文品、词品的关系，提出“正人端士亦皆有艳丽之词”和“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等论断，系对北宋时期流行的“艳词损德”社会舆论之反拨，为文人写作艳词正名。其心态虽未必完全健康，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吴氏且把“气象”等引进词学批评的理论域阀，将之作为品评词人精神风貌之标尺。词史上最早写作的药名词，幸赖吴氏《青箱杂记》一书以存，吴氏并指出陈亚药名诗词自成一家“俳谐”的艺术风格，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乃为写作药名词之要领。
如记宋初除学晚唐体外还有学白居易的通俗：李文正公，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
陈亚，扬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盖近世滑稽之雄也。尝著《药名诗》百余首，行于世。若“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纱裁”及《赠祈雨僧》云：“无雨若还过半夏，和师晒作葫芦”之类，极为脍炙。又尝知祥符县，亲故多干借车牛，亚亦作药名诗曰：“地居京界足亲知，倩借寻常无歇时。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览者无不绝倒。亚常言：“药名用于诗，无所不可，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亚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里怀漫　　　　刺，到处迁延胡索人。此可赠游谒穷措大。”闻者莫不大笑。亚与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当轴，将用之，而为言者所抑。亚作药名《生查子》陈情献之，曰：“朝廷数擢贤，旋占氵霄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也知没药疗饥寒，食薄何相误。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赋。”亚又别成药名《生查子·闺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其二曰：　　　　　“小院雨余凉，石竹生风砌。罗扇尽从容，半下纱厨睡。起来闲坐北亭中，滴尽真珠泪。为念婿辛勤，去折蟾宫桂。”其三曰：“浪荡去未来，踯躅花频换。　可惜石榴裙，兰麝香销半。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继。拟续继朱弦，待这冤家看。”
《青箱杂记》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墨海金壶》本。
今有：《青箱杂志》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青箱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87年版；《青箱杂志》《全宋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青箱杂志》《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36、《步里客谈》
陈长方撰。陈长方（1108～1148），字齐之，号唯室，侯官人。生于宋徽宗大观二年，卒于高宗绍兴十八年，年四十一岁。父先为洪州录事卒于官。长方奉母居吴，依外祖林旦，家于步里。闭户穷研经史，以教学者。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登进士第，官江阴县学教授。学者称唯室先生。长方著有唯室集四卷，步里客谈二卷，均《四库总目》又有尚书传、春秋传、礼记传、两汉论、唐论等书，并传于世。
《步里客谈》二卷。上卷记宋代朝政人物轶事，宣和殿所立《元祐奸党碑》，以司马温公为首。元祐党籍固多真儒贤士，然蔡京以势利倾夺锢之。钩党者亦多矣，未必皆君子也。余尝题其后云：“等是名丹籍，谁知品月多。蚖龙同在肆，玉石共沉河。摧折人材尽，消磨岁月过。厉阶生已甚，龟鉴莫蹉跎。”（“已甚”谓吕汲公行事）下卷多论历代诗文和史事，颇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如：“《尽心》一篇，真法言也。”此孟子晚年言语。比之《公孙丑》等篇，无复刚烈之气。
《伯夷歌》云：“神农虞夏忽然没兮，我安适归兮。”陈古刺今，此意涵蓄，此太史公文笔，非伯夷意也。司马迁作《武帝纪》，实录方士神仙事，无一字讥刺，使读者不觉思其事，则武帝之愚甚也。（案，此条载《说郛》本，今增入。）太史公有侠气，故于赵奢、穰苴仪秦刺客等作传更得手。以未尝窥圣贤门户，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传记，虽补缀事迹，亦未尽善。（案，此下二条俱据《说郛》本增入陈师锡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词平平。初苏子瞻以让曾子固曰：“欧阳门生中，子固先进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二公相推未决，陈奋笔为之。
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曰：“寒江倚山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花》诗，亦用此体云：“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至陈无己云：“李杜齐名吾岂敢，晚风无树不鸣蝉。”则直不类矣。
余尝疑《三器论》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传》是后人拟作。退之传毛颖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戏，初出一诨语，满场皆笑，此语盖再出耶？《毛颖传》赞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笔势。董晋行状书回纥、李怀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当，其诬退之多矣。秦少游云：“退之《元和圣德诗》与《平淮西碑》如出两手。”余以岁月考之，盖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郓州溪堂诗》，则又如他人所作也。
《步里客谈》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萍洲可谈、高斋漫录、张氏可书、步里客谈》钱熙祚编，守山阁丛书1905年版；《步里客谈·云斋广录·昨梦录·松窗百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版；《步里客谈·桯史·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步里客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37、《唐语林》
宋代王谠撰。王谠，字正甫。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宰相吕大防之婿。曾为京东排岸司。元□四年（1089）任国子监丞。后改少府监丞。全书共8卷，末有辑佚一卷。是他摘辑唐宋时期五十种小说、杂史类著作，并加以改编而成。体例完全仿效《世说新语》，《世说》将所记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除“捷悟”一门外《唐语林》全部采用，此外又增加了嗜好、俚俗、动植、杂物等十七门，共计五十二门。该书记述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间之事，涉及宫闱朝堂、乡野民间，举凡政治、风习、文化、经济、典章制度，无不为其内容。从总体上说，它继承了《世说》以记人为主的传统，极少涉及神怪灵异之事，同时，它又与刘义庆专尚清谈、仅记士大夫言行不同，记叙内容不仅仅多嘉言懿行并乎政教者，而是关注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仿《世说新语》体例，按内容分门系事，并将《世说新语》原有的35门（按今本《世说新语》共36门），扩大为52门。书中材料采录自唐人50家笔记小说，资料集中，内容丰富，广泛记载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琐事、士大夫言行、文学家轶事、风俗民情、名物制度和典故考辨等，对研究唐代历史、政治和文学，均有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说：“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由于其中很多著述今已失传，故经此书采录而保存下来的资料殊为可贵。不足的是，卷首虽附采录书目，但所采各条未注明出处。
第132则：“李贺为韩文公所知，名闻缙绅。时元相稹以明经擢第，亦善诗，愿与贺交。诣贺，贺还刺，曰：‘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元恨之。制策登科。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名晋肃，不合应进士，竟以轻薄为众所排。文公惜之，为著《讳辩》，竟不能上。
第99则记李绅事，其行颇有狂狷之风。而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皆出于此李绅之手。又：末一则故事使人笑煞：“忽有老僧偈，愿以因果喻之。丞相问：‘阿师从何处来？’答曰：‘贫道从来处来。’遂决二十，曰：‘任从去处去。”——今世市井影视小说，凡描绘有道高僧打机锋，动辄“从来处来”，使人生厌。若此等作者遇着李绅，皆当决二十板。
第23则：“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常先诸县。既去官，竟不捶一人。”——碧头巾之起源不知可是由此。
《唐语林》原书在明初散佚。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据明嘉靖初齐之鸾刻残本及《永乐大典》所载，加以校订增补，以后各丛书所收多用此本。今传有《四库全书》聚珍板本、《惜阴轩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
今有：《唐语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据《守山阁丛书》本标点排印；《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唐语林校证》。周勋初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唐语林》詹怡萍注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二版；
38、《滹南诗话》
金代王若虚撰。王若虚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滹南遗老集》。《滹南诗话》共三卷，有诗话90则，第一卷21则，第二卷32则，第三卷37则，涉及到王若虚诗论的各个方面，包括文艺思想、诗歌鉴赏（含词句鉴赏和诗意鉴赏）、诗歌批评、诗歌创作。在诗歌鉴赏方面，王若虚“以意为主”的理论表现为注重诗味，实事求是，厚重且通达，但也有过分质实，以常理来推断诗理，以致僵化的倾向。“辞达理顺”是王若虚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要标准，他认为做到“辞达理顺”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反映了他自由通达的思想。少陵以文章为小技，程氏以诗为闲言语。然则凡辞达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余优劣，何足多较哉（卷三）在诗歌鉴赏方面，“以意为主”的思想还体现在从总体上把握诗的内容和情感，反对拘泥于一字一句，反对牵强附会，《滹南诗话》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如下：梅圣俞爱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之句，以为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阳迟系花，而春水慢不系柳”苕溪又曰：“不系花而系坞。”夕阳迟固不在花，然亦何关乎坞哉？诗言“春日迟迟”者，舒长之貌耳。老杜云“迟日江山丽”，此复何所系耶？彼自咏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初无他意，而论者妄为云云，何也？裴光约诗云：“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无花”苕溪以为得其膏肓，此亦过也。据一时所见，则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常有责之，则絮亦岂所常有哉？（卷一）
卷上：诗话并不可尽信：宋之问诗有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问甥刘希夷句也。之问酷爱，知其未之传人，恳乞之，不与，之问怒，乃以土袋压杀之。〕此殆妄耳。之问固小人，然不应有是。〔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等陋语！以至杀其所亲乎？大抵诗话所载，不足尽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佳？而品题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诗》，初亦常语，而晁无咎附之《楚辞》，以为二。
抑李扬杜：荆公云：〔李白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杜甫，则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盖其绪密而思深，非浅近者所能窥，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而欧公云：〔甫之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是何其相反欤？然则荆公之论，天下之公言也。
《滹南诗话》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滹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滹南诗话》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1981年版。
39、《唐才子传》
唐五代诗人简要评传汇集。撰者元代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诗，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有《披沙诗集》，已佚。字良史，是元代前期的西域人。他以唐代诗人中号称“五言长城”的刘长卿的字为名，以被赞为“珪璋特达”的于良史的名为字，可见是一位极为热爱唐诗又非常倾慕唐代诗人气质的才子。但由于史料缺乏，我们现在对他的详细经历已很难弄清楚了，只能据一些零星资料对他的事迹略知一二。
辛文房曾为省郎，曾游历祖国东南山水名胜，在当时有诗名，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有《披沙诗集》，已佚。
《唐才子传》对中、晚唐诗人事迹所记尤详，也包括部分五代诗人。按诗人登第先後为序。书中保存了唐代诗人大量的生平资料，对其科举经历的记叙更为详备。传後又有对诗人艺术得失的品评，多存唐人旧说，其中颇有精辟之见。但所述多有失实、谬误之处，如谓骆宾王与宋之问唱和灵隐寺，《中兴间气集》为高适所编，李商隐曾为广州都督等。也有因误解材料而造成错误，如刘长卿传，记权德舆称刘长卿为“五言长城”，而据权德舆《秦徵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实是刘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等。
卷一：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游长安，谒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隋大业末，举孝廉高第，除秘书正字。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县丞。以嗜酒妨政，时天下亦乱，遂托病风，轻舟夜遁。叹曰：“网罗在天，吾将安之！”乃还故乡。至唐武德中，诏征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绩弟静谓绩曰：“待诏可乐否“曰：“待诏俸薄，况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耳。”（待诏）江国公闻之曰：“三升良酝，未足以绊王先生。”特判日给一斗。时人呼为“斗酒学士”。贞观初，以疾罢归。河渚间有仲长子光者，亦隐士也，无妻子。绩爱其真，遂相近结庐，日与对酌。君有奴婢数人，多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供。以《周易》、《庄》、《老》置床头，无他用心也。自号“东皋子”。虽刺史谒见，皆不答。终于家。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弹琴、为诗、著文，高情胜气，独步当时。撰《酒经》一卷、《酒谱》一卷。李淳风见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及诗赋等传世。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诸孙也。六岁善辞章。麟德初，刘祥道表其材，对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时诸王斗鸡，会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闻之，怒，斥出府。勃既废，客剑南，登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之功，赋诗见情。又尝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畤坐是左迁交趾令。勃往省觐，途过南昌，时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九月九日，大会宾客，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勃至入谒，帅知其才，因请为之。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酒酣辞别，帅赠百缣，即举帆去，至炎方，舟入洋海溺死，时年二十九。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人谓之腹稿。尝言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方，勃尽得其术。又以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于世。勃尝遇异人，相之曰：“子神强骨弱，气清体羸，脑骨亏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实，终无大贵矣。”故其才长而命短者，岂非相乎？
书成于元大德八年（1304）。原本10卷，明初尚存，《永乐大典》在“传”字韵内曾录其全书。但此部分《永乐大典》今亦佚。清《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其他各韵中辑出243位诗人的传记，附传44人，共287人，编为8卷。日本《佚存丛书》有10卷本，有278位诗人的传记，附传120人。有清陆芝荣等《佚存丛书》校刻本。又有清《指海》本，以日本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用日本本重印，另附《指海》本校记。
今有：《唐才子传校笺》，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王大安校订《唐才子传》、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李立朴《唐才子传全译》。
40、《怀麓堂诗话》
李东阳撰，李东阳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怀麓堂集》。
本书中讲了诗歌创作的基木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诗资创新。《怀麓堂诗话》特意标出：
“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他认为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句之所以传诵一时，并按谱为三叠歌唱，关键在于“盛唐以前所未道”，同时还做到了“辞能达意”。韩愈的《雪》“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诗能够得到诗家赞赏，在于“意象超脱，直到人不能道处耳”。（二）诗无成法。《怀麓堂诗话》言。“律诗起承转合，不为无法，但不可愁泥于法而为之，则撑拄以待，四方八角，无四活生动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从容闲习之佘，或滋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李东阳反对把作诗之法固定：，“普人以‘打起黄莺儿’，‘三日入厨下’为作诗之法。后乃有以‘溪回松风长’为法者。犹论学文以《孟子》及《伯夷传》分法，要之未必尽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虽异，而所至则同。若执一而求之，甚者乃至一于文百。则刻舟胶柱之类，恶可与言诗哉？”
如何抒情，李东阳认为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写自然之情，有真情才有真诗。李东阳以为诗人的创作，只有“得于心而发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
（二）有生活真实，才有诗情的真实。“彼小夫贱隶，妇人女子，真情实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于教。而所谓骚人墨客，学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穷壮老而不能得其
妙，正坐是哉：”没有真实的生活，矫柔造作，势必变成谢糠刻划的那种假做作：“处富有而言劳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日老，无病日病。”（三）诗人个性的不同，往往带米诗风的不同。李东阳一反过去以兴会际遇论诗风的传统，看到了个人情性对作品风格的直接影响。他指出，《刘长卿集》清切凄婉，尽是怨士羁人之思，柳宗元贬滴众后的诗作，尚有和平富丽气象，原因在于“盖其情性固然，非但以迁滴故，譬之琴有商调，自成一格。李东阳论诗的主情之说，对明清诗论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起的公安、竟陵两派的“独抒性灵”，袁枚的“性灵说”等，都不同程度地承续了李东阳的诗论。
《怀麓堂诗话》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怀麓堂诗话校释》，李庆立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怀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41、《四溟诗话》
又名《诗家直说》。四卷明代谢榛著。谢榛（1495～1575）明代布衣诗人。字茂秦，号四溟山人、脱屣山人，山东临清人。十六岁时作乐府商调，流传颇广，后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以声律有闻于时。嘉靖间，挟诗卷游京师，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为“后七子”之一，倡导为诗摹拟盛唐，主张“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后为李攀龙排斥，削名“七子”之外，客游诸藩王间，以布衣终其身。其诗以律句绝句见长，功力深厚，句响字稳，著有《四溟集》、《四溟诗话》。
全书四卷，谢榛论诗，是从诗歌的格调入手进行论述倾向于后七子的观点，师法盛唐，强调格调，但同时也主张“以自然妙者为最上”，要不露痕迹地学习前人，“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在诗歌的艺术特征问题上，提出“气格说”，重视意境创造，重视情与景的关系，并推崇语言平易自然的古诗19首，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诗论主张。谢榛在“后七子”中，是唯一提出较完备的论诗主张的人，《四溟诗话》即其论诗言论的结集。他主张复古，认为诗至盛唐便发展到了顶点。但他反对尺尺寸寸的模拟、蹈袭古人成句，主张据眼前景翻出新意。因此，谢榛论诗主取法盛唐，与“前七子”及“后七子”诸人并无不同，而在如何取法古人的方法上，则有许多不同，并指出盛唐诸人有可瑕疵之处，并非尽善；宋诗亦时有佳句，未可全废，持论较李、王诸人公允。同时，谢榛论诗，以格调为主，然也十分重视感兴，与李、王诸人模拟论不同，已开启性灵、神韵之渐。
《四溟诗话》里。他的基本态度是与李攀龙、王世贞一致的，也是极力主张模拟盛唐，鄙视宋人，并且认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岂有不法前贤而法同时者？”但与李攀龙等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取径较宽，认为初盛唐14家“咸可为法”，并且看到这些大家风格各有不同：“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薰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他强调，对这14家应“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
谢榛较重视诗歌创作中各有所得的“天机”和“超悟”。由此出发，他强调情真，不要摹拟太甚：“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并且还强调“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的独创性。这些看法显然比李攀龙诗论开通和高但是，谢榛尽管提倡“超悟”，提倡道他人所未道，其目的主要还在追求诗篇中的“警句”。他认为：“凡作诗先得警句，以为发兴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从客生。”而且认为这类“超悟”式的独特的警句，既可以通过“静室隐几，冥搜邈然”的办法，也可以通过“阅书醒心，忽然有得”的办法，这些都是脱离生活的错误门径。他的诗歌创作有时仅得佳句而难见完篇，这种现象正是他创作指导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於理路，殊无思致。及读《世说》：“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武子先得之矣。斋
宋人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知唐人唐人或漫然成诗，自有含蓄托讽。此为辞前意，读者谓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四溟诗话》通行本有《图书集成》本。
今有：《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四溟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
42、《艺苑卮言》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是明代“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实际领袖之一，曾与李攀龙齐名，在李攀龙之后又独主文坛多年，钱谦益称其“操文章之柄，登坛设蝉，近古未有”。
王世贞著作繁富，有《弁州山人四部稿》、《弁州山人续稿》、《读书后》和《弁山堂别集》等。《艺苑卮言》就是《四部稿》中一部重要的诗文理论专著，也是最能集中反映王世贞文学理论思想的一部著作。它不但被当时之人奉为金科玉条，而且影响着后来近百年的文坛。
《艺苑卮言》八卷，评论古今诗文。附录四卷，其一论词曲，二、三论书，四论画，初草于青州任时。嘉靖三十七年（1558），世贞手自次录，凡论诗老十之七，文十之三，都六卷。是后而岁稍益之，以至嘉靖四十五年，乡人梓行之。又八年，前后所增又二卷，黜其论词曲者，附它录为别卷，时隆庆六年（一五七二）也。其后刊四部稿，遂收入。
此书旨在“雌黄曩哲，橐钥后进”，所论确有独到者，唯是志盛气刚，勇于判断，在当时已不无异议；游往中或以称许之不至，遂请绝交。而世贞则颇坚持己见，以为“性之所好，习固不能强也”。及其晚年，心平气和，亦颇悔其少作，故云：“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
此书有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武林樵云书舍刊本，十六卷；万历十九年累仁堂刊本；谈艺珠丛本；历代诗话续编本；日本延亨年间刊本，皆八卷。樵云书舍刊本之卷十三至十六，杂取世贞之宛委余编内有关艺文者附入，故视他本为多。
该书表明作者的文学观，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持论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虽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思想才情与格调之间的关系；主张学古，特别注意博采众长，最终要求“一师心匠”。这些观点显然与一味模古者不同，显示了王世贞的文学观点较前七子已有较大变化。明代王世贞评述诗文的著作。论诗以格调说为中心，认为格调本于才思。“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才思不同，格调有别。主张“师匠宜高”、“捃拾宜博”，但仍以盛唐为取法对象，忽视了生活体验。论词曲、书画较为自然，不为成见所囿。
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祖哀诛，生于《礼》者也;书奏俄铭，生于《春秋》者也。呵他认为学习五经，主要是学习其中立身处世的道理，“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己备矣咽。但读书不能止限于《五经》，还应博览群书，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近时杨用脩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响之间。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暢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选》体，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穉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伧父面目，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者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今有：《艺苑卮言》中华书局，《历代诗话续编》本，1983年版；《艺苑卮言》陆洁栋，周明初批注，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艺苑卮言校注》罗仲鼎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
43、《诗薮》
明代以诗人、诗歌评论为主的笔记，20卷，胡应麟撰。胡应麟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六）文史类笔记《少室山房笔丛》。
《诗薮》分内、外、杂、续4编，共20卷。内编6卷，以诗体为纲，自古体杂言至近体绝句。外编6卷，以朝代为序，自周、汉至元。杂编6卷，是补遗与考证。续编2卷，评述本朝诗，自洪武至嘉靖。胡氏受王世贞推引登上文坛，被列为末五子之一。此书主旨即在阐发前七子、后七子的格调说，辨析不同诗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提倡取法于诸体方盛之时，以达到格高调正。在前后七子之中，胡氏实际上倾向何景明、王世贞之论，所以倡格调而兼神韵，认为“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此书虽非开派创新之作，但对认识明中叶前后七子之文学思潮很有裨益。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中亦时有可取见解，如说《庄子》、《列子》之文最接近于诗，杜甫格调实与盛唐大别，苏轼、黄庭坚用事而为事障，程颐、邵雍谈理而为理障等。此外，此书搜集、记述历代诗人、诗篇、诗论情况甚为丰富，对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均有较大资料价值。讨论亡佚的作品及三国、五代、南宋和金代诗；续编２卷，论明初洪武到嘉靖年间作品。论诗宗王世贞《艺苑卮言》，讲求法度，宗效盛唐，但已注意到诗歌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慨叹诗格后不如前，“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诗之格以代降矣”。在诗歌的艺术特征上，胡应麟强调“兴象风神”与“体格声调”并用。对历代诗人的评价间有可取。此书宏征博引，收集记述历代诗人诗歌情况较丰，对于认识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潮，对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均有较大资料价值。
五言绝，唐乐府多法齐梁，体制自别。七言亦有作乐府体者，如太白横江词、少年行等，尚是古调。至少伯宫、从军、出塞，虽乐府题，实唐人绝句，不涉六朝，然亦前无六朝矣。
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
（绝句）若神韵干云，绝无烟火，深衷隐厚，妙协箫韶，李颀、王昌龄，故是千秋绝调。
摩诘五言绝，穷幽极玄；少伯七言绝，超凡入圣，俱神品也。
李作故极自然，王亦和婉中浑成，尽谢炉锤之迹。王作故极自在，李亦飘翔中闲雅，绝无叫噪之风。
《诗薮》有明万历十八年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最早，惜为残本，仅内编古体3卷，外编周汉、六朝、唐上3卷，现藏上海图书馆。日本贞享3年重刊明刊本，较全，现藏南京图书馆本；清末广雅书局刊本为通行本，但非足本，缺外编宋、元2卷与续编，亦多讹误；《海山仙馆》从书本（有开明书局重刊版）。
今有：《诗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2005年版；《诗薮》中华书局1962年版；《诗薮》台北·广文书局，1962年版；
44、《唐音癸籖》
明代诗话集，32卷，胡震亨撰。胡震亨（1569～1645），明文学家。字孝辕，号遯叟、赤城山人，浙江海盐人。万历举人，由固城县教谕，历官兵部员外郎。家多藏书，长于搜集诗文资料。所辑《唐音统签》，搜罗丰富，为清代纂修《全唐诗》之蓝本。所著有《赤城山人稿》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举，后为合肥知县。在任5年，大兴水利，改革官粮运输，颇多善政。吏治之余，留意于兵书，曾与刘铤研讨兵事，刘铤心服其才。崇祯末年，历任定州知州、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乞归居家。一生嗜书如命，日夕不倦研读，凡秘册僻本、旧典佚事、错差模糊不可卒读者，亦均研读补正，时人称之为博物君子。著作有《海盐县图经》16卷（合纂）、《读书杂记》2卷、《唐音统签》1033卷、《闰余》64卷以及《唐诗丛谈》、《续文选》、《靖康咨鉴录》、《赤诚山人稿》、《海盐图经》等。
《唐音癸籖》是《唐音统签》最后一类。《唐音统签》是胡震亨倾毕生精力编撰而成的巨卷，共有1033卷，该书以天干为纪，共分10签，甲至壬签辑录唐诗，间加评论；癸签33卷则是其研究唐诗心得的结晶，体大思精，内容广博。为清修《全唐诗》蓝本，自《甲签》至《壬签》，按时代先后辑录所见唐、五代人全部诗篇以及词曲、歌谣、谚语、酒令、占辞等？《唐音癸签》为诗话集，辑录有关唐诗的研究资料，共有33卷，分为七目：一体凡，论诗体；二法微，论格律及字句声调；三评汇，集诸家之评；四乐通，论乐府；五诂笺，训释名物典故；六谈丛，录自己有关唐诗之笔记；七集录，首录唐集卷数，次唐诗总集，次诗话及考辨李杜集中伪作与注释？资料丰富，论断精到，于唐诗研究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对唐诗的源委与变革、体制的形成、风格的高下、作家的短长和一切知人论世的材料，常用词汇的解释和考订，卷一一写道：“‘唑’，方言，比海如人嚣声也。”又称“海唑”为“海吼”，较早记录了海啸。
唐诗别集、总集、金石著录以及唐诗评论的综合目录等皆有所交代。
1、胡震亨认为文学的盛衰与政治、政局的休戚相关，是一种相互平衡的关系。看待这种观点应一分为二。正确处：胡震亨认为盛唐、中唐同为唐朝诗歌的繁荣期的观点超越了严羽和高棅标榜盛唐贬低中晚唐的观点，具有进步意义。
2、胡震亨认为中国文论之“兴”的本质在于物对心的触发感通。他认为：“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然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于我，我之意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明确揭示了感兴的内涵。感兴”是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文论范畴存在于中国文论史上的。它的基本内涵是颇为清楚的，而在长期的流变中亦充填了新的意蕴。
4、中国诗歌最臻完美的诗体七律，明人胡震亨曾做如下评价：“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
5、胡震亨认为，“歌”是曲的总称，“行”是“衍其事而歌之”，是一种具有铺叙记事性质的歌辞。其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都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
《唐音癸签》有清康熙年间双与刻本，《海山仙馆》从书本，古今图书集成初编本等。
今有：《唐音癸签》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唐音癸签》中华书局1959年版；《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5、《姜斋诗话》
清代诗话，王夫之撰。王夫之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船山遗书姜斋诗文集》。
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合称“清初三大儒”。他的作品有经后人整理收入《船山遗书》，诗的创作有《姜斋诗集》传世。古诗选本有《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等书。至於诗话，后人则将《师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合编而成《姜斋诗话》。
《姜斋诗话》是王夫之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与理论价值。文章从艺术形象、艺术真实、艺术创作、艺术鉴赏等四个方面概括船山诗论的理论内涵，指出其艺术理论的历史功绩与现实意义。
王夫之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以继承《诗经》的“兴、观、群、怨”为旨归；以创作必须有作者生活经历为基础。他的论著《姜斋诗话》3卷，包括《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外编》和《南窗漫记》。他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姜斋诗话》）他强调诗歌必须重情重意，情景交融，认为“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同前）。他认为文学创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强立“门庭”，强立“死法”，党同伐异，趋于模拟。他说：“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因此，对明代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批评尤其激烈。这些对于清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卷上谈诗歌鉴赏：唐人《少年行》云：“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猎长杨。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想知少妇遥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于取影者也。“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训诂家不能领悟，谓妇方采蘩而见归师，旨趣索然矣。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
论诗作法：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储光义、崔国辅其次者。至若“秦时明月汉时关”，句非不链，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诗起句，施之小诗，未免有头重之病。若“水尽南天不见云”、“永和三日荡轻舟”、“囊无一物献尊亲”、“玉帐分弓射虏营”，皆所谓滞累，以有衬字故也。其免于滞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则又疲苶无生气，似欲匆匆结煞。
今有：《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姜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63年版，1999年版；《姜斋诗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历代诗话续编》本，1959年版；中华书局1983年版。
46、《静志居诗话》
清代关于明代诗歌的传记评论，24卷，朱彝尊撰。朱彝尊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别集《曝书亭词》。
晚年选刊<明诗综>一百卷，书中别附“诗话”，得嘉庆时人扶荔山房姚祖恩整理成24卷〈静志居诗话〉扶荔山房刊本《静志居诗话》共二十四卷。宗潢、宫掖、乐章属卷一，明诸臣传分列其后二十一卷，最末二卷记闺门、僧尼、道流、藩服、神鬼、谣谚等。
据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载：“（康熙）四十一年（1703），（彝尊）七十四岁，辑《明诗综》，开雕于吴门白莲泾之慧庆寺。至是定名曰综，以《静志居诗话》附焉”。越二年，全书雕刻竣工。彝尊肆力著刊此书时已年届古稀，其编撰目的为何？康熙四十二年（1704），彝尊作序云：合洪武迄崇祯诗甄综之。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窃取国史之义，俾晚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是序表明该书的编撰体例是“窃取国史之义”;换言之，即彝尊仿效正史长编的写作方式，将帝后、宗潢、大夫、百姓等异人异传排列，并广搜前明封疆大吏、士大夫、在野遗民等事迹与诗存，后“甄综”成是书。如此大费周章地甄引别裁，序末一句吐露出彝尊正是怀揣俟后人可以“明夫得失”的目的选编《明诗综》的。但是“诗”终非“史”，“诗”怎么可能具有像“史”一样资以通鉴的功效呢？彝尊虽道：“死封疆大臣，亡国之大夫，党锢之士，暨遗民之在野者，概著于录“，但对于那些身仕二朝、折节降清的士大夫与遗民则是一概不取。这种特殊的编撰体例和著录标准，与记其人、“述其事”的“间缀”其后的《诗话》微显出朱彝尊“明夫得失”的“史义”，也隐喻其幽索隐邃的“微言大义”。清初“《明史》案”名噪一时，清廷罗织罪名，捕杀异己，文网严布。彝尊以身犯难，借“甄综”明诗，私修“国史”，其心良苦也。而于《诗话》中所蕴家国情丝、政治抱负的微旨更是隐隐可觌。
尊确也在《诗话》中有所表达。如《诗话》卷十八《谭梅清传》录有谭梅清上“十事不纳言”与“三大礼疏”，彝尊谓此事“实录不书，野史失载，故节录之”。又，卷十九《黄翼圣传》载黄氏守新都城，破张献忠军一事，亦因“长编野史俱不载”，故录之。彝尊于收录诗话之外，更穿插前朝掌故，如卷一《宫掖·司彩王氏传》详录历朝女官后宫设置之流变与明朝之设。卷十九《姜采传》备述前明设厂卫，立“廷杖”的由来。是举皆有史家考镜源流的修史风范。
《诗话》更有明庄烈帝的专篇。《诗话》谓崇祯为“寇陷京师”而“殉社稷”，隐讳了崇祯确是囿于内忧外患的两难境地而亡的事实。言及“外患”系时禁，但彝尊仍借堂皇清诏“既慷慨以捐躯，亦从容以就义”表露出自己称誉崇祯的真实感情。彝尊如是“欲盖弥彰”的史笔表露出隐喻的家国之思，后人不可不察。
其二，彝尊搜录明人有身历两朝者，以守节、殉节录之，“贰臣”、折节者概不取，其中不乏有名的抗清志士与誓死不仕二朝的明臣，多集于最末三卷。彝尊在行传时虽讳言清军入主中原的史实，但对诸臣英勇抗清的事迹都给予相当高的褒誉。如，为彭期生、刘同升、杨廷麟、黎遂球、陈邦彦等立传。前四子俱为清军南下，守赣州死。陈邦彦兵保清远城死。彝尊赞谓陈邦彦“杀身以成仁”，备述彭期生力保孤城，血洒疆场的史迹，并考证刘同升就义的史实，且录有杨、黎二人的言志诗数首，诗中借诸葛武侯、徐福东渡等的典故抒发二子驱逐清军，匡复社稷的豪迈壮志。更兼立传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反清志士。所录陈、夏之诗虽非二人的代表作，但诗中仍隐约有反清复明的志向，而彝尊更以文天祥喻张煌言，对煌言于沿海抗清的事迹及被俘不屈的节义气概相当敬佩。更言及清廷的“眼中钉”袁崇焕，这是修明史之大忌。彝尊虽不敢为袁氏立独传，却将袁氏斩毛文龙，勤王京城，被诬处斩的史实一一备录于《钱龙锡传》内。传末附言：“崇焕之死，详载本朝（按：清朝）《实录》，操史笔者，不可不知。”言辞恳切，彝尊身处清初文网严密之际，仍以身犯禁，执意为“反臣”传言立传，着实令人为其捏一把汗。是举若非借“补轶史乘”，言“正史”所不言，别录自己表彰忠烈，对故明亡国追思的心声，实难以理解。又如，《诗话》录誓死不仕的刘承宗与绝食殉明的刘宗周。卷二十《刘承宗传》赞谓承宗。
其次，继承“复社”等东南文社“学以致用”、学风，对明人孤陋寡闻、因循守旧，不思广收博取的习气批判，《诗话》卷八《庄泉传》云：“自尧夫（邵雍字）《击壤》而后，讲学毋复言《诗》，言《诗》辄祖尧夫，遂若理学风雅不并立者。然一峰（罗伦字）、康斋（吴与弼字）、白沙（陈献章字）、定山（庄泉字），咸本《击壤》，而定山尤甚。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等句，不一而足。以为是诗，其去张打油、胡钉铰无几矣。甘泉（湛若水字）从而辑之，以诏学者，谓非此则与道学远也。然而打油、钉铰反为近道之言，而《诗》三百篇，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勿录也。窃为理学诸先生不取也”明代理学家自陈献章、庄泉至湛若水，固守宋儒迂论，高谈阔论“道学”，却闹出打油诗反比《诗三百》更近“道学”的丑剧。这种辛辣的讥评透露出彝尊对晚明空疏学风的不屑，同时反证了他本人崇尚实学的治学风格。
《静志居诗话》最早嘉庆年间姚祖恩整理刊刻扶荔山房刊本；通行本有文瑞楼1913石印本。
今有：《曝书亭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静志居诗话》，姚祖恩黄君坦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7、《渔洋诗话》
清代诗话，王士祯撰。王士祯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
《渔洋诗话》初辑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四十七年（1708）再作增补，编为三卷，授门人黄叔琳梓于京师。是书多记友朋论诗之语。渔洋一生服官四十余年，仕宦南北，从游甚众，故一时名士，尽入毂中。涉笔成趣，颇类《世说》；名言隽语，为人击赏。渔洋论诗，标举神韵，《渔洋诗话》虽不重理论，而议论引述亦可略见其论诗宗旨。《四库提要》称述是书“清词佳句，采掇颇精，亦足资后学之触发，故于近人诗话之中，终为翘楚焉”。称道王维《息夫人》诗说：“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渔洋诗话》卷上）这“不著判断一语”，便是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意诗有神韵，又表现在描述事物，别有情致，超俗入雅。渔洋曾评论前人咏梅诗的雅、俗，说道：“梅诗无过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及‘雪后远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高季迪‘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亦是俗格；若晚唐‘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直足喷饭。”（《渔洋诗话》卷上）这雅、俗之别，关键便在于韵味情致的差异。坡公咏梅诗句所以好，正在于不落俗套；于于高季迪的咏梅诗句，就不免匠气了。司空图论诗，作比喻说：醯，止于酸；盐，止于咸。醇美之味，在于酸、咸之外。（语意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与李生论诗书》）渔洋论诗所谓“神韵”，正是要求这种味外之味，言有尽而意无穷。他曾引宋姜白石诗论道：“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渔洋诗话》卷上）
王渔洋并很重视民间无名诗人和他们的著作，把所见所闻都随笔记了下来。这从《渔洋诗话》中可见。所记的人物，遍及各行各业，有木工、衣工、担者、鉏者、和尚、道士、闺阁妇女，甚至乞丐等。他们有一言可采，一篇之胜，都予以表扬。因此很多人的作品，在当时得到流传，而且保存了下来。
王渔洋所列举的前人关于“神韵”诗的论述云：“信手举来，无非妙谛，与世尊拈花微笑同一关捩，此公之所以为风雅正宗也。”当然，史蒙溪对《渔洋诗话》一书中的错讹也多有指摘。如指出“帆随南岳转，雁背碧湘飞”一句是屈大均的诗句，王渔洋误记为陈恭尹的诗句；“不见庵中僧，微雨潭上来”本是岑参诗句，王渔洋误记为清人王征远的诗句。《渔洋诗话》乃王渔洋晚年著述，记事间有舛误，故《四库提要》指出此书“疏于考证”。史蒙溪的评语纠正了王渔洋的一些失误，避免了以讹传讹，为后世读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寒斋所存史蒙溪评点本《渔洋诗话》，线装二册，系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会文堂书店影印本。史蒙溪，即史承豫（1710～1744），字衎存，号蒙溪，江苏荆溪（今宜兴）人。诸生。著有《苍雪斋诗文集》、《苍雪随笔》、《蒙溪诗话》、《碧云亭杂剧》等。史承豫与其兄史承谦并擅词名，称“宜兴二史”。（见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本，第412页）史承豫号“蒙溪”，文会堂书店影印本的扉页却印成了“梦溪”。《渔洋诗话》最早的版本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黄叔琳刻本，史蒙溪所评点的《渔洋诗话》，是雍正三年（1725）海盐俞兆晟重印本。
《渔洋诗话》有：雍正写刻本《渔洋诗话》上中下三卷。通行本有1912年昌明书局石印本《渔洋诗话》上下卷，全一册；扫叶山房石印本，丛书集成续编本。
今有：《渔洋诗话》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36年版；《渔洋诗话》上海书店影印丛书集成续编本，1994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99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48、《师友诗传录》
清代诗话，一卷，郎廷槐撰。另有《师友诗传续录》一卷，刘大勤编。
《师友诗传录》，国朝郎廷槐编。《续录》，国朝刘大勤编。二人皆学诗於新城王士祯，各述其师说，以成其书。以郎录在前，故刘录称续焉。郎录虽以士祯为主，而亦兼质於平原张笃庆、邹平张实居，故每一问而三答。其称历友者，笃庆之号。称萧亭者，实居之号也。笃庆於士祯为中表，所著有《昆仑山房集》。实居於士祯为妇兄，所著有《萧亭诗集》。士祯皆尝论次之。故三人所答，或共明一义，或各明一义，然大旨皆不甚相远。中间如笃庆“答古诗十九首”一条，历引《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证为枚乘所作，而力驳“游戏宛洛词兼东京”之说。然考锺嵘《诗品》，称“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嵘与刘勰同时，而稍在徐陵前，其说必有所受，似未可尽悬断为西京之作。笃庆又称《文选》以十九首为二十，盖分“燕赵多佳人”以下自为一章。不知此明张凤翼之《文选纂注》，李善及五臣旧本均不若是。（严羽《诗话》称《玉台新咏》以“越鸟巢南枝”以下另为一首。则析一为二乃徐陵，非萧统。然宋本《玉台新咏》实不另为一首，未审羽何以云然。谨附识於此。）笃庆误也。士祯答乐府一条，称乐府之名始於汉初，引高祖《三侯之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为证。然乐府始汉武帝，史有明文，汉初实无是名。笃庆又称乐府主纪功，古诗主言情，实居又称乐府之异於古诗者，往往叙事。古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深劲绝，又其不同也。不知郊祀铙歌之类，倚声制词之乐府也，与诗稍别。清商平调之类，采诗入律之乐府也，其初本皆古诗。故“孔雀东南飞”，乐府杂曲歌词也，而本题曰《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序曰：“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紫骝马》，乐府横吹曲词也，而吴均《乐府解题》曰：“‘十五从军征’以下，古诗也。”其说甚明，不必以後世之法，遽区分其本始。至《君子行》为言理之作，《怨歌行》乃缘情之什，亦何尝专叙事乎？又士祯答称七言换韵始於陈、隋。案吴均、费昶之《行路难》，萧子显之《燕歌行》，皆已排偶换韵，启初唐四杰之体，安得云始之陈、隋耶？刘录所载皆士祯语。如所答“大勤问截句”一条，称截句或截律诗前四句，如後二句对偶是也。或截律诗後四句，如起二句对偶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谓。又称此等迂拘之说，总无足从是矣。然何不云汉人已有绝句，在律诗之前，非先有律诗，截为绝句，不尤明白乎？（古绝句四章，载《玉台新咏》第十卷之首。）又答唐人省试排律本止六韵而止，不知《玄元皇帝应见诗》未尝不至八韵，《咏青诗》未尝不四韵，《文苑英华》可以覆案。又称至杜始为长律，元、白又蔓延至百韵。不知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诗》正一百韵，杜集亦可覆案也。至“辨桃无绿叶，认杏有青枝”，乃石延年诗，而云晚唐作。《诗苑类格》之李淑乃宋仁宗时人，而云唐李淑。（案以李淑为唐人乃沿诗家禁脔之误。）引证偶误，又其小焉者矣。盖新城诗派，以盛唐为宗，而不甚考究汉、魏、六朝。以神韵为主，而不甚考究体制。故持论出入，往往不免。然其谈诗宗旨，具见於斯。较诸家诗话所见，终为亲切，固不以一眚掩全璧也。郎录中士祯之语或钞出别行，名“渔洋定论”，刘录亦有本别行，名《古夫于亭诗问》。实皆一书。今附存其名，不别著录焉。
《师友诗传录》通行本有：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今有：《师友诗传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版。
49、《原诗》
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继《文心雕龙》后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南宋叶燮著叶燮（1627～1703）清代诗论家。字星期，号己畦。嘉兴（今属浙江）人。因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为宝应知县。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和诗文集《己畦集》。叶燮的诗论对沈德潜、薛雪有一定影响，但沈、薛均未能进一步发挥叶燮的进步观点，沈德潜则反而发展了叶燮的落后观点，实际上已另立宗旨，别为一派。
叶燮的《原诗》被认为是继《文心雕龙》之后，我国文艺理论史上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四卷（分内、外篇，又各分上、下），论述了诗歌的本质、源流及创作、批评诸问题，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全面性，超出一般的诗话诗论。
《原诗》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内篇为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论诗的发展，下卷论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关于诗的发展，叶燮主张文学的进化；关于诗的创作，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关于诗的批评，他重质轻文，强调“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其诗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以及辩证法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帮助正统文学继续延展方面颇多可取见解。《原诗》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在这部书中，叶燮将以往诗话单纯从“诗教”“诗法”角度研究诗歌的模式提升到审美的层次，因而它既是一部诗学论著，又是一部美学论著。论文的序论部分论述叶燮的家学渊源、生活经历对叶燮思想的影响，并通过对明末清初文坛现状的研究，考证叶燮写作《原诗》的缘起。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分别论述叶燮对诗歌创作主体、诗歌创作客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以流变为中心的诗歌批评论、《原诗》的历史贡献四个大问题。第一章论述诗歌创作的客体“理、事、情”。在进入审美领域之后，自然之“理”、“事”、“情”统合于诗人个体之“情”。对于审美客体的“理”“事”“情”，叶燮作了规定：即“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并要求审美主体“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强调审美意象在审美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突出审美主体的主体创造力。第二章论述诗歌创作主体所具备的四种素质：才、胆、识、力。叶燮认为诗歌的基础在于创作主体之“胸襟”。“胸襟”包含和统帅着才、胆、识、力四种素质，同时这四种素质。
今有：《原诗》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1995年版；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50、《声调谱》
清代诗歌声律著作。1卷，赵执信撰。赵执信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饴山堂集》。
此书主要稽考五、七言诗各种诗体平仄规律，旨在辨析古体、齐梁体、律体在平仄声调上的区别以及律体的变格。方法是按不同诗体及同一诗体的不同格式，从唐诗中举出例证，于关键处标出平仄，略加说明。重点指出一般古体诗不得杂以律句，律诗有不合标准格式者需平仄相救（即“拗救”），齐梁体则处于古、律之间，兼而有之，书分《前谱》、《后谱》、《续谱》者，因起初所举体格未备，故有增补，非内容的划分。此书在古代诗歌声调的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于律诗平仄的标准格式，唐人多已论及，至于各种诗体在声调上的区别以及律诗的各种变格，在唐代属自然形成而少有理论上的探究。自宋迄元相承无改而未曾留意。明人注重格调，曾留意于此，却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清人冯班、王士□等对此有所探讨，但未成明晰之论。赵执信此书，分析比较全面明确。但也有人认为，此书若干内容窃自王士祯的书。按此书缺点是对声调规则看得太死，未免强作解事，流于烦琐。此书之后，对声调的研究形成风气，辨证、补遗、阐释者很多，如翟□《声调谱拾遗》、郑先扑《声调谱阐说》等都有发展。
《声调谱》各种版本书名及卷数不尽相同，内容无大差异。如《天壤阁丛书》本、德州卢氏雅雨堂刻本名《声调前谱》，附《后谱》、《续谱》，各1卷，共3卷；《谈艺珠丛》本合《前谱》、《后谱》为1卷，《续谱》1卷，共2卷；其余如《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清诗话》本等多为1卷。有的版本卷末附《古韵通转》，《四库全书总目》疑为其门人所妄增。
今有：《声调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99年版；《饴山堂集》高时显吴汝霖辑校，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赵执信集》越蔚芝校点，齐鲁书社1983年版。
51、《谈龙录》
清代诗话集，一卷，赵执信撰。《谈龙录》与翁方纲著的《石洲诗话》被列称为清代二大诗话集。为批评诗评论家王士禛而作．因士禛与门人论诗，谓当如云中之龙，时露一鳞一爪，遂著此书以排之。而赵则主张“诗以言志”，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钱塘洪昉思升，久于新城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并在司寇（渔洋）宅论诗，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昼者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昉思乃服。此事颇传于时，司寇以吿后生，而遗余语。闻者遂以洪语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说，以相难惜哉。今出余指，彼将知龙。诗之为道也，非徒以风流相尚而已。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冯先生恒以规人，小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义。余谓斯言也，真今日之针砭也夫。风流蕴藉，而风神淡远，意思超逸，正是阮亭诗之佳处，赵氏补之以温柔敦厚之旨，则见得有所明于王氏诗之病者矣。
赵执信为王士祯甥婿，但两人学术观点各异。据赵说，两人分歧起于赵对王南海集的批评。赵佩服吴乔“诗之中须有人在。余服膺以为名言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是又与于礼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地不相蒙也，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吿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卢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余曾被酒于吴门亡友顾小谢以安宅，漏言及此。坐客（宋荦）适有入都者，谒司寇，遂以吿也。斯则致疏之始耳。
大旨谓诗中当有人在。其谓士禛《祭告南海都门留别》诗：“卢沟河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四句，为类羁臣迁客之词。
今有：《谈龙录石洲诗话》，陈迩冬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饴山堂集》高时显吴汝霖辑校，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谈龙录石洲诗话》陈迩冬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赵执信集》越蔚芝校点，齐鲁书社1983年版。
52、《石洲诗话》
清代诗话，八卷，翁方纲撰。翁方纲（1733－1818），清诗人、书法家、金石学家。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升司业，曾主持江西等地乡试，又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其诗多为“学问诗”，以经史、金石考据等入诗。一些游记之作，也缺乏生活气息与真情实感。精于金石谱录、书画，书法尤精。
《石洲诗话》始刻于嘉庆二十年（1815）。以朝代为序，分人评述，一至五卷集中评论了唐、宋、金、元的诗歌。第六卷主要用来纠正王士慎对杜甫诗的评述，最后二卷附说元好问、王士禛的《论诗绝句》，其评话逐首逐句，对诗讲得很细致，既可助读者理解原诗。又协作者找出诗规律，指导创作。《石洲诗话》与另部《谈龙录》被称为清代二大诗话集。
1、2卷评唐诗，3、4卷评宋诗，5卷评金、元诗，6卷评王士禛、王士禄论杜之语，7、8卷分别评元好问、王士禛论诗绝句。翁方纲是“肌理说”的倡导者，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理者，治至也，字从至，从里声。其在于人，则肌理也。”又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订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实即主张以考据学的精神，务求诗的质实，紧贴儒家义理，严守声律格法。翁氏此说对“神韵”“格调”和“性灵”诸说之失虽有救弊作用。但他以学问、义理作为诗的准绳，更有片面性，实际上会造成割裂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破坏诗的艺术特征的恶果。《石洲诗话》中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又说：“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由这看来，翁方纲实际上又是宗主宋诗。
今有：《谈龙录石洲诗话》陈迩冬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石洲诗话》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版；《石洲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1983年版；《石洲诗话》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1998年版。
53、《说诗脺语》
清代诗话，二卷，沈德潜撰。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德潜早年家贫从23岁起继承父业，过了40多年教馆生涯。他热衷功名，从22岁参加乡试起，共参加科举考试17次。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辞官归里。在朝期间，他的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帝唱和、论诗，这使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影响很大。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脺诗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他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脺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脺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脺诗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脺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说诗语》卷上）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同前）
面对诗歌日渐衰落的状况，沈德潜创作了《说诗晬语》，以图恢复诗的教化作用。《说诗晬语》按照时间线索梳理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注意清理历代诗歌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各体诗歌的发展脉络，是叶燮诗学理论的实践和具体应用。《说诗晬语》将叶燮精英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构建了宏阔融通，能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诗史框架。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近有世界书局1923年版；今有《说诗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63年版；《说诗脺语》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说诗脺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1998年版。
54、《宋诗纪事》
宋代诗歌资料汇集。清代厉鹗（1692～1752）辑。共100卷。此书仿《唐诗纪事》，收录宋人诗作，体例上也较《唐诗纪事》有了改进，更便于检索。作者因明代人推崇唐诗而忽视宋诗，故作此书，以求改变风气录宋诗作者3812家，各系以小传。以事存诗，以诗存人。有关传记性质的事，列於作者小传之後、诗之前；有关诗的本事，列於诗後。无事可采、无他书徵引而又有多首诗的作者，则选录其一首或几首，故本书兼有诗选性质，效计有功《唐诗纪事》之体而又有所发展。厉氏此书，“访求积卷”，除诗话、笔记外，有总集、别集、类书、史书、方志、金石、碑帖，网罗丰富。他所引的个别书，今天已不易见到。厉氏对於前人著述中有关宋诗作者的一些评述，做过“博稽深订”（自序）；对於作者有疑问的诗篇，於诗後间加按语说明。此书前後历20年方成。如四卷赵复《送晏集贤南归诗》，隔三卷而重出。七十二卷李珏题《湖山类稿》绝句，隔两卷而重出。九十一卷僧惠涣《送王山人归隐》诗，隔一卷而重出。四十五卷尤袤《淮民谣》，隔一页而重出。二卷杨徽之《寒食诗》二句，至隔半页而重出。他如西昆体、江西派既已别编，而月泉吟社乃分析於各卷，而不改其前题字。以致八十一卷之姚潼翔於周暕《送僧归蜀诗》後标前题字，八十五卷之赵必范於赵必象《避地惠阳诗》後标前题字，皆不免於粗疏。又三十三卷载陈师道，而三十四卷又出一颍州教授陈复常，竟未一检《後山集》及《东坡集》订复字为履字之讹。四十七卷载郑伯熊，三十一卷已先出一郑景望，竟未一检《止斋集》证景望即伯熊之字。五十九卷据《齐东野语》载曹豳《竿伎诗》，作刺赵南仲，九十六卷又载作无名子刺贾似道。八十四卷花蕊夫人《奉诏诗》，不以勾延庆《锦里耆旧传》互勘。八十六卷李煜《归宋渡江诗》，不以马令《南唐书》参证。八十七卷《永安驿题柱诗》，不引《後山集》本序，而称“名媛玑囊”。又《华春娘寄外诗》，不知为唐薛涛《十离》之一。陆放翁《妾诗》，不知为《剑南集》七律之半。英州《司寇女》诗，不知为录其父作。皆失於考证。然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短长也。——出《四库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陆心源《宋诗纪事小传补正》、今人钱钟书《宋诗选注》先後举出其重出互见、失考误考、开错书名、删改原诗之处多处。此类例证，现在仍时有发现。然而此书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资料汇编。
此书问世後，宋代遗文轶事又陆续出现。清末陆心源（1834～1894）继起，辑《宋诗纪事补遗》100卷，复增宋诗作者约3000家。《补遗》疏漏较多。
《宋诗纪事》有清乾隆原刊本、《万有文库》第二集本，《宋诗纪事补遗》有清末刊本。
今有：《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5、《随园诗话》
清代诗话，袁枚撰。袁枚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小仓山房集》。
作为“一代骚坛主”，袁枚总领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风靡乾嘉（1736一1820）诗坛，使沈德潜鼓吹的拟古“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歪风为之一扫，使清代诗坛别开生面。《随园诗话》正是袁枚为宣传其“性灵说”美学思想而编撰的著作。主旨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的条件，主要在于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以这三点为轴心生发出一些具体观点，从而构成以真情论、个性论与诗才论为内涵的“性灵说”诗论体系。
一、真情论。《诗话》认为诗人创作首先必须具有真情，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诗人唯有具备真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情至不能已，氤氲（yīnyūn）化作诗。”诗作为抒情的艺术自然应该“自写性情”，并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反对以考据代替性灵。《诗话》尤其推重诗“言男女之情”，以与沈德潜的伪道学观点相对抗。鉴于诗写真情，因此标举诗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强调“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借以反对“动称纲常名教”的“诗教”观。
二、个性论。《诗话》又认为诗人创作需有个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审美能力等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因为有“我”，故在艺术构思时则要求有独创精神，所谓“精心独运，自出新裁”，才能独抒性灵，“出新意，去陈言”，写出迥不犹人的佳作。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个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诗话》主张风格的多样化，“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因此对王士祯的神韵诗既不推崇，亦不贬斥，指出“不过诗中一格耳”，“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诗话》又着重批判了从明七子到沈德潜的拟古“格调说”及宋诗派末流：“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虚皮傅之见”，“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径，谓之乞儿搬家”。
三、诗才论。“性灵”既指性情又包括“笔性灵”的含义，表现为才思敏捷。《诗话》认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诗才、天分，但并不废弃学问，故指出“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书卷代替灵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气耳”，为此袁枚反对翁方纲“误把抄书当作诗”，批评“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基于主诗才与灵性，《诗话》颇重视性灵者创作构思时所产生的“灵机”“兴会”这一灵感现象，并推崇“天籁最妙”即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为此尤其赞赏“劳人思妇，静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谣。但袁枚又不反对人功，特别文人诗“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力求之”，所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也”。此论颇有艺术辩证法。对于诗歌艺术形象则主张有“生气”或“生趣”，即灵活、生动而感人，因为“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欲有“生气”、“生趣”，则语言需生动传神，“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一味白描神活现”，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以免扼杀诗之生气、生趣。但倘若用典而“无填砌痕”又“贴切”，则也不一概排斥。
一、选诗标准较严。这主要表现为“诗”为“话”服务。袁枚明确指出：“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诗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则必先有话而后有诗。”其标准是所选抒写性灵之佳作能印证其“性灵说”的理论。
二、入选诗作者面颇广。袁枚称曰：“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入选者既有诗坛高手，亦有无名小卒；既有公卿将军，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妇闺秀，亦有妓女歌姬；举凡三教九流，不问性别身份，只要诗佳皆可以诗存人。尤其应注意的是，袁枚对劳人思妇、村氓浅学、小贩工匠等下层劳动人民宛如“天籁”、极富性灵的创作尤加赞赏，甚至誉为“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从而摘录入《诗话》。
三、选录女子诗尤多。袁枚针对“俗称女子不宜为诗”的陋习，反其道而行之，声称：“余作《诗话》，录闺秀诗甚多。”其中既有其众多女弟子的诗，也有素昧平生的闺秀、寡妇，乃至无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诗话》曾选入时氏一家夫人、闺女、儿媳五人之诗，并誉之为“皆诗坛飞将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谓有胆有识。
四、入选诗作题材丰富。《诗话》中抒写个人悲欢离合之作固然颇多，但亦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好诗，诸如讽刺催租吏的《牛郎织女》，抨击封建礼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举八股文的《刺时文》等等，更应提及的是《诗话》搜集了明季爱国烈女的抗清事迹与遗诗，如记一江阴女子被清兵俘虏后，于赴江死前曾啮指血所题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义凛然，英气逼人。此外还选录不少情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反道学的意义。
《诗话》虽有“集思广益”等优点，但当时有人訾其“《诗话》收取太滥”亦不无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时并未严格执行其选诗标准。他曾承认选诗“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因此《诗话》中无聊应酬之作并不罕见。而入选的某些“情诗”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轻佻，如所选录的其从弟香亭的“情诗”即是。记事部分偶有象“两雄相悦”一类丑闻，而作者对此抱欣赏态度。此外，袁枚还十分相信所谓“诗谶”，选录了多首，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诗话》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都是《诗话》的缺陷。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中攻击《随园诗话》“论诗全失宗旨”，“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则纯系封建卫道士口吻，当然不足为训。
随园诗话》中，他一再强调作诗要有独创，反对“宗盛唐”、“学七子”、“分唐宋”、“讲家数”，抨击了拟古倾向和儒家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书中所称誉的，多是闲情逸致之作，也有一些不满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作品，这种取向体现了袁枚的思想和文学主张。
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随园诗话》有：最早版本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仓山房刊本，稍后还有满人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的《批本随园诗话》，其批语多为对《诗话》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绍，间亦表示对《诗话》观点的看法等，虽文字粗疏，见解不高，但可资参考。此外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印《随园三十六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诗话》。现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的由顾学颉先生校点的《随园诗话》上下两集本，此书据乾隆随园自刻本校订、标点排印，于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此书，顾学颉先生又于文末附录了《批本随园诗话》中的批语及有关跋语、资料，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完善的本子。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自刻本，清同治五年（1866）三让睦记刊《随园三十种》本、1934年上海广益书局本等。
今有：《随园诗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自刻本为底本，参校清同治五年（1866）三让睦记刊《随园三十种》本；
56、《瓯北诗话》
清代诗话，16卷，赵翼撰。赵翼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瓯北诗集》。
《瓯北诗话》一书的写作，约于嘉庆二年（1797）开始，嘉庆六年（1801）秋天，赵翼曾将写好的唐、宋、金七家诗话给洪亮吉看，后者反对他以查慎行配作八家的写作计划；但赵翼没有接受洪亮吉的意见，反而添上了高启、吴伟业、查慎行三人，于嘉庆六年冬天完成十卷本《瓯北诗话》的写作；并于第二年夏天刊印。而全书十二卷的最后完成当在嘉庆九年（1804）。《瓯北诗话》前十卷选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10家诗，后两卷论及韦应物、杜牧等人及诗格、诗体、诗病诸问题。作者论诗主性灵反对荣古虐今，强调争新与独创，注重以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来评骘历代诗人诗作。书中对历史考证尤为着力，涉及对诗人及其环境、生平遭遇，书中史料的考订，对进一步研究历代诗人诗作有重要帮助。
卷一，对李白的评论：一李青莲自是仙灵降生。司马子微一见，即谓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贺知章一见，亦即呼为“谪仙人”。放还山后，陈留采访使李彦允为请于北海高天师授道箓。其神采必有迥异乎常人者。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若论其沉刻，则不如杜；雄鸷，亦不如韩。然以杜、韩与之比较，一则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则不用力而触手生春，此仙与人之别也二青莲一生本领，即在五十九首《古风》之第一首，开口便说《大雅》不作，骚人斯起，然词多哀怨，已非正声；至扬、马益流宕，建安以后，更绮丽不足为法；迨有唐文运肇兴，而己适当其时，将以删述继获麟之后。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欲于干载后上接《风》、《雅》。盖自信其才分之高，趋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三青莲集中古诗多，律诗少。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十首而已。盖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然有对偶处，仍自工丽；且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瓯北诗话》，嘉庆湛贻堂刻本。今有：《瓯北诗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瓯北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1983年初版。
57、《北江诗话》
清代诗话，洪亮吉撰。洪亮吉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洪北江诗文集》。
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洪亮吉称赞清代蜀中诗冠张问陶“之才为长安第一”、“张检讨诗如骐骥就道，顾视不凡。”《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张问陶与洪亮吉并称“张洪”。
今有：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刘德权點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58、《养一斋诗话》
清代诗论，10卷，潘德舆。著者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一字四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八年（1828）中举人第一名。道光十五年，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安徽候选，未赴。著有《养一斋集》，除《诗话》外，主要有《诗文集》26卷，《词》3卷，《札记》9卷。
《养一斋诗话》刊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共10卷，300余则，今存稿本《说诗牙慧》13卷，前有嘉庆辛未（嘉庆十六年，1811）自序，说明《诗话》成书至少历时20余年。从辛未序看，大约最初只是作者学诗过程中读诗析艺的札记，随着作家思想的发展，才不断渗入变革诗风的意向，态度也日趋严肃。由于《诗话》形成历时较长，有各阶段痕迹，内容牵涉较广，非一端所可概括。
《养一斋诗话》明确树起“诗教”的旗帜，想以传统的儒家诗论扭转浮华诗风，使诗歌为封建政教服务。《诗话》提出“诗教”不能出“圣教”外，论诗首重诗人节操（卷一）。又提出“诗境不可出理外”（同前），对讥讽诗要求合于“诗人敦厚之教”（卷四）。这些都反映了作者论诗的迂腐保守倾向。但《诗话》宣扬“诗教”时，提出“柔惠且直”的“性情”说，以杜甫的“临危莫爱身”为“直”，“穷年忧黎元”为“柔惠”，鼓吹“不畏强御，不侮鳏寡”（卷十）的精神；又推崇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中提出的诗歌主张（卷十），赞许他的乐府诗“讽谕痛切”（卷四），则表现了要求诗歌干政、反映现实的积极一面，是鸦片战争前后要求变革诗风适应现实需要的总趋势的反响。
《养一斋诗话》评论了从《诗经》以来至明未清初诗人约百余家，并涉及从钟嵘以来前人的重要论诗见解及论诗著作。评论的作家以唐人为最多，包括了历代的大家、名家，唯不及屈原，当是因其为骚体之故。评论内容包括品第高下，追溯源流，探究风格，赏析佳构，指摘疵病，也偶涉考订。评论所持标准与作者诗歌主张一致，无论对诗作或诗论，都取其内容关切政教、品操、艺术上宗尚自然浑成者。诗作方面，推尊《诗经》为最高典范，两汉以下最推崇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称为“诗圣”（卷三）。诗论方面，最推崇严羽《沧浪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最不满意袁枚《随园诗话》，斥为“佻纤”《养一斋诗话》“推原风雅，痛斥门户声气之习”（丁晏《潘君传》），对于宋以来诗歌宗派问题，诸如宗唐与宗宋、格调与神韵、性情与学问等，都主张折衷是非，取长补短，综其双美。
“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养一斋诗话》）：“襄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鱼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
第一：建立了以“诗品之人品”为核心的诗学理论体系，更全面地阐述了人品决定诗品的道理。诗人作诗如不能做到“内无怵迫苟且之心，外无夸张浅露之状”，而是过于计较个人得失，那么，就会出现这么一种结果：“搦管之先，只求胜人；多作之后，遂思传世。……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饾饤考古之制，穷工极巧，弥漫浩汗，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教！子建不知爱君恋阙，报国奋身，诗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渊明不知洁身植行，安命乐天，诗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於五伦，皆极肫挚动鬼神，不独一饭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还，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诗为小技。三家之中，人爱子建者希，盖古音之亡久矣。”
第二，其次，强调诗人本身素质、修养对诗歌品级格调的影响。《诗话》卷一说：“陆务观《示子》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至哉言乎！可以扫尽一切诗话矣。”学者诚知诗无可学，而日治其性情学问，则诗不学亦能之。（卷一）：“老杜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柔惠也。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直也；‘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两公此类诗句，开卷即是，得古诗人之性情矣。”
明人周致尧诗“卧听海潮吹地转，起看江月向人低”。曩极爱之，不知乃出孟襄阳“卧听海潮转，起视江月斜”，直剥全句，愈见原本之简而妙也。赵渭南以“残星几点”一联得名，愚按不知“杨柳风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飞”，清思雅音，寻讽不竭。杜荀鹤以“风暖鸟声碎”一联得名，愚按不知“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疏水国秋”，清艳入骨也。“风暖”二句，尤在“残星”二句下。诗之妙全以先天神运，不在後天迹象。如王龙标“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此诗前二句便全是笛声之神，不至“更吹羌笛”句矣。王摩诘“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咏雪之妙，全在上句“隔牖”五字，不言雪而全是雪声之神，不至“开门”句矣。太白“风吹柳花满店香”，起句便全是劝酒之神，不至“吴姬劝酒”句矣。卢纶“林暗草惊风”，起句便全是黑夜射虎之神，不至“将军夜引弓”句矣。大抵能诗者无不知此妙，低手遇题，乃写实迹，故极求清脱，而终欠浑成。
作者辑李杜诗为《作诗本经》时，曾写“总论二卷”。《诗话》刊行时附刻于后，名《李杜诗话》，分为3卷，计40则。其观点与《诗话》一致，对李白力破“诗仙”之说，着重论其大节合于圣学之处。于从□一事辨之尤详。其稿本今存，题为《作诗本经纲。
《养一斋诗话》今存稿本《说诗牙慧》13卷，前有嘉庆辛未（嘉庆十六年，1811）自序领》。《养一斋诗话》刊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扫叶山房石印，刊印时间为道光丙申。今有：《养一斋诗话》中华书局2010年版；《养一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1983年版。
59、《昭昧詹言》
清代诗论，21卷，方东树撰。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慕卫武公耄而好学，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东树幼承家学，及长，学古文于姚鼐，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姚门四弟子”。二十二岁为诸生，屡试不第，遂弃举业，专意讲学著书。年四十后，不欲以诗文名世，专研义理，一宗朱子，著《汉学商兑》，以攻考据家之失。1840年前后游粤东，正值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方著《匡民正俗对》，陈禁烟之道。鸦片战争开始后又著《病榻罪言》，论御敌之策，惜皆不用。一生客游在外凡五十年，晚岁家居，终卒于祁门东山书院。著有《仪卫轩诗文集》十二卷，诗学批评《昭昧詹言》等。另有《待定录》、《未能录》、《一得拳膺录》等十余种汇成《方植之全集》。
《昭昧詹言》是清中叶少见的学者论诗专著，使其声名远播。这是方氏晚年之作，成书于道光已亥（1839）年间，共二十一卷。以卷一“通论五古”，卷一一“通论七古”，卷一四“通论七律”为总纲，其他各卷按诗体分类。所评的诗人和作品，主要依据王士祯《古诗选》和姚鼐《今体诗选》所收作品，侧重艺术技巧方面评述，将“总论”、“通论”的理论纲领具体化。
《昭昧詹言》论诗既坚持儒家传统，又加以充实发挥，如把“诗教”原则置于首位，但在强调政治教化作用外，又要求“言之有物”，以取得诗之“为用”的目的。还要求注意艺术感染力，收到“闻之足感，味之弥旨，传之愈久而常新”的效果。至于如何做到“言之有物”，《昭昧詹言》提出一个“满”字，要求“意满、情满、景满”，再辅之一个“诚”字，因为“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这实际上是发挥桐城派理论，以文法论诗法。在“求真”的精神、“深思”的工夫指引下，借助于桐城派基本美学主张和古文批评方法，如《总论七古》：
诗莫难于七古……杜公、太白，天地元气，直与《史记》相埒。二千年来，只此二人。其次，则须解古文者，而后能为之。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绝传，七言古诗遂无大宗。
《昭昧詹言》的另一个成就是改造了古典诗学长期以来的“诗话”批评范式，注重研究诗歌的表达技巧。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中国古典诗学批评较为重“神”轻“形”，重“意”轻“象”，重“道”轻“技”。在“虚实相生”面前，批评家们更多的是去追虚捕微，追求形而上的神韵、意境。《昭昧詹言》则更多注意一些形而下的诸种表达技巧，运用“桐城文法”去深入挖掘诗歌的结构规律，如“诗题”一类，就总结出“序题”、“点题”、“还题”、“收题”、“顾题”、“入题”、“叙题”、“倒点题柄”、“作势拍题”、“不略题字，不出题外”、“著笔题外，正得题中”等二十多种表达技巧。
诗论精到，今日文学史诸本，多从此说，如：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
建安之作，全是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犹在诸公之下。
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
《昭昧詹言》《昭昧詹言》初刻于光绪年间。为光绪十七年（1891）重《仪卫轩全集》本，刻。此后安徽官纸印刷局本，武强贺氏刊本等续有增益。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即据贺本，并将北京图书馆所藏正10卷、续10卷的抄本，或摘要附录，或作校记附注于各条之下，最为完备。
今有：《昭昧詹言》汪绍楹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以武强贺氏刊本为底本，北京图书馆所藏正10卷、续10卷的抄本参校并摘要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60、《明诗纪事》
诗话集。清末陈田编。陈田（1849～1921），字松山，号黔灵山樵，贵阳（今属贵州）人。光绪十二年（1886）举进士，授编修。光绪二十五年任御史，为谏官14年，曾劾奏过袁世凯等。清亡後以遗老身份留居北京。家贫，借住僧寺中。生平喜研究明代文史，主要著作《明诗纪事》自光绪九年（1883）开始编纂，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稿完成。前後歷17年。录诗4000馀家，按天干数分为十籤。自甲至辛8籤，略依时代为次。甲籤30卷，录明初洪武年间诸家诗。乙籤22卷，录建文至景泰间诸家诗，以建文殉节诸人为首。丙籤12卷，丁籤17卷，录天顺至弘治、正德各朝诗。戊籤22卷，录前七子之後、後七子之前诸家诗。已籤20卷，录嘉靖间诗。庚籤30卷，录万历间诗。辛籤34卷，录天启、崇祯两朝诗，而特重抗清义烈与入清遗民。此书虽以纪事为名，实以录诗为主，无事可纪者亦广为甄录。纪事先录史传，次引诗评，常殿以陈氏评语，或竟以陈氏自己概括的史传评语代之。每籤前各有小序一篇，概述当代诗史，撮要评骘入选大家与一代诗风。贯串起来即是一部明代诗史大纲。清代雍乾间，文网严密，明本文集皆属禁毁之列，故诸家选本於天崇以後，皆付阙如。故陈田特重明末诸家，有意补《明诗综》阙漏，对明清之际忠节遗逸诸家收入较多，而且将他们冠於天启、崇祯诸家之前，表彰之意甚明。乙籤多录建文殉节诸家，尤具特色。
《明诗纪事》甲至辛8籤，於光绪二十五年至宣统元年连续由陈氏听诗斋自刊，共187卷。後有1936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排印本。壬、癸二籤未刊。
61、《小沧浪诗话》
晚清诗话，四卷，作者张燮承，字师箔，安徽含山县人，生平事迹不详。著有《小沧浪诗话》、《写心偶存》/《杜诗百篇》等。《小沧浪诗话》是一部历代诗话集，存于《张师箔著述》中。其撰写动机，正如张氏在集中所述：咸丰元年春，他应人之聘，从南京到苏州，“权课小沧浪馆中，课余检架上书，得说诗百数十种，有先得我心者，随读随录，遂亦裒然成轶，不忍弃去，编而存之，即题曰《小沧浪诗话》。”此体例与魏庆之《诗人玉屑》前十一卷大致相似，沿袭影响，历历可见。均着眼于诗教、诗体、诗艺、诗格和诗学宗旨、诗体渊源等各种诗学原理。全书分类辑录，上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下迄洪亮吉《北江诗话》，共计50多种历代诗话之作中的有关内容，分成“诗教”、“性情”、“辨体”、“古诗”、“律诗”、“绝句”（以上卷一）、“乐府”、“咏物”、“论古”（以上卷二）、“取法”、“用功”、“商改”、“章法”、“用韵”、“用事”、“下字”、“辞意”（以上卷三）、“指疵”、“发微”（以上卷四）等十九目，不考本事，不标佳句，“溯源穷流，分门别类，严其去取，多所发明”。旨在“述而不作”、“寓作于述”，其中稍加评议，亦切中要旨，故人们曾誉称其为“《诗人玉屑》之亚”。其诗学主张，主要是王士祯“神韵”说一派。格守诗主“性情”的观点并以儒家“诗教”为核心，贯穿于整部著作之中。如开头的“诗教”中，首先选录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有关“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论点，称赞白居易“公之为诗，自有事在，非徒嘲风雪，弄花草已也”。对于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之类，又依据“诗教”，指责其“惟其近体入颓唐，不可轻学耳”。并据此指出白居易理论与创作之间的矛盾，推崇“辞淳气平”的古淡风格，提倡婉而深，反对直而浅。诗话据此批评韩愈搜求故事，排比对偶，出于勉强，直而浅；王维诗则委婉含蓄、诗意浑厚、婉而深。并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稹《行宫》为例，指出长短皆宜，以深厚为最佳境界。追求“离形得似，象外传神”的意象构造论，张燮承正是以此为诗歌鉴赏的审美导向，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
李义山《李花》云：“自明无月夜，谈笑欲风天。”《蝉》云：“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僧齐己《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潘逍遥《落叶》云：“几番经风雨，一半是秋箱。”高季迪《归鸦》云：“荒村流水远，古戍淡烟徽。”是皆能离形得似，象外传神。赋物之作若此，方可免俗
62、《习近斋诗话》
晚清诗话，八卷，续编二卷，方廷楷撰。方廷楷字瘦坡，安徽太平仙源（今黄山市黄山区）人。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十七年辛丑（1909）两入县试。曾加入南社，与柳亚子、孙斋、冯春航、胡寄尘、陈梦坡等著名文人均有交往或唱和。方氏家族在太平很有名望，叔祖方云槎“明经之焕，通经史，工诗”，“族伯蕴山，品学兼优，咸丰元年，诏征贤良方正……生平最喜吟咏，著有《黄山纪游》一卷。”方参加辛丑岁试，受知于县令张焕桢。著有《香痕奁影录》、《习静斋诗话》、《习静斋词话》、《论诗绝句百首》等。
《习静斋诗话》八卷，续编二卷，为评点式，并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清代诗坛，诗作流派纷呈，诗论也流派纷呈，如王士祯标举“神韵说”，沈德潜标榜“格调说”，袁枚倡“性灵说”，方廷楷于《习静斋诗话》，兼采各家诗说，又有自己的重心。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开篇即以“于世教有裨”作为宣言，以“人不得目诗篇为小道”作为强调。《习静斋诗话》针对晚清诗坛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颓风炽盛，提出“作诗一道，宜多读古人诗，而又不可拘泥于古人诗”，但对谭嗣同、黄遵宪、夏曾佑等人所发动的“诗界革命”，也持有不同看法。在诗话第二首中他批评梁启超作诗，动辄引用西方地名和新词语以示其新：“故今日不作诗则己，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他认为诗有无新意，在于对古人“拘泥”与“不拘泥”，而不在于“词语”的新旧。方廷楷论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有寄慨”。他在《诗话》里直接提倡和间接评述“有寄慨”、“有寄托”的不下数十则。在“贵有寄慨”的论诗标准下，他非常看重那些“忧时”、“爱国”之篇。陈玉澍写了感事诗二十八章，方廷楷读后，不惜篇幅，将这洋洋二十八章悉数录入《习静斋诗话》，并满含感情地评论：
盐城陈惕庵孝廉玉澍，王可庄先生所拔士也。博学工诗，热诚爱国。怀一肚皮忠愤，往往发之于诗。尝作《甲午乙未感事》诗二十八章，可泣可歌，不愧诗史，亟录入诗话。
63、《饮冰室诗话》
近代诗话，梁启超撰。梁启超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饮冰室文集》。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于1902年初至1907年冬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于横滨，共出96期。《饮冰室诗话》即连载于该刊第4～95期，偶有间断，计204条。后编订成书，仅辑录至1905年底的第72期。1905年以后两年尚有15期，连载30条，皆未辑入。《饮冰室诗话》通行本共174条，其第一条叙述写作缘起说：“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其鸿篇钜制，洋洋洒洒者，行将别裒录之为一集。亦有东鳞西爪，仅记其一二者，随笔录之。”所谓师友“昵者”，主要指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等人，他们都是“诗界革命”的主将。此书主要内容就是评介他们的名篇名句，总结“诗界革命”，发表著者的诗歌理论和见解。
《饮冰室诗话》论诗，首重“新意境”。著者从改良主义立场出发，非常厌恶“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最倾倒”黄遵宪“意境无一袭前贤”，热烈赞扬他“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并在书中采摘黄遵宪许多名篇名句。这种以黄遵宪诗歌为代表的“新意境”，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是以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为其“诗料”。《饮冰室诗话》中公开表明：“吾尝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已称赞黄遵宪《今别离》等诗“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说诗歌的新世界“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认为黄遵宪《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有“石破天惊”之感，“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高度评价黄遵宪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东西半球之昼夜相反的《今别离》4章。其二是以爱国主义为标榜。《新民丛报》来稿中有“感种族之将烬，代一棒于当头”的《灭种吟》12章，以《悲恐龙》为首，“熔铸进化学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饮冰室诗话》“具录之”，称赞说：“真诗界革命之雄也。”对于黄遵宪未收入《人境庐诗草》的组诗《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梁启超更是“读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吴钩’之乐”，不但“录全文”，而且还说：“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甚至说：“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
《饮冰室诗话》所提出的这些诗歌主张，和黄遵宪等人的诗歌主张呼应配合，从理论上解决了古代旧体诗在封建社会解体以后，如何为新时代和新兴资产阶级服务问题。这些理论的出现，既与列强的侵略给诗坛带来新的刺激有密切关系，又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为其阶级基础的。由于作者自己就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此书论诗，往往把改良主义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色彩：不但对“新诗”的评介有夸张之嫌，降低了艺术标准，而且对意境的要求也很狭隘，如说《孔雀东南飞》“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
上海书局清宣统2年（1910）。石印本，广智书局重编本《饮冰室文集》（1905）。
今有：《饮冰室诗话》舒芜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81年版；《饮冰室诗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饮冰室诗话》中华书局1936年版。
64、《石遗室诗话》
近代诗论著作，32卷。陈衍编撰。陈衍（1856～1937）近代诗人。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二十四年，在京城，为《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政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与沈曾植相识。二十八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后为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清亡后，在南北各大学讲授，编修《福建通志》，最后寓居苏州，与章炳麟、金天翮共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著有《石遗室丛书》，收书18种，116卷，其中除辑录校补者8种外，自著10种，包括《石遗室文集》12卷，《石遗室诗集》6卷，《石遗室诗集补遗》1卷，《说文举列》7卷，《朱丝词》2卷等。有家刻本。《丛书》外，又有《石遗室诗话》32卷、《续编》6卷，《辽诗纪事》12卷、《金诗纪事》16卷、《元诗纪事》24卷，都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石遗室论文》5卷、《史汉文学研究法》1册，都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排印本。又选有《近代诗钞》24册，《宋诗精华录》4卷，皆为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陈衍写诗话，主要是树立同光体旗帜。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和同光体诗人沈曾植、郑孝胥同客武昌时，经常论诗，曾植要他“记所言为诗话”，但他没有动笔。1912年，客居北京，梁启超编《庸言杂志》，约他每月写诗话1卷。到1914年《庸言》停刊，诗话仅发表13卷，坊间据以石印流传。次年，李宣龚约他为《东方杂志》续写诗话，也是月写1卷，至18卷而止。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32卷本，是他删改合并旧稿且续增新稿而成。以后，他又续写，一小部分曾发表于《青鹤杂志》。1935年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为刊行《续编》6卷，流布未广。
这部诗话记载了同光体诗派的来由及武昌说诗、涛园说诗等活动；提出了陈衍诗论的观点和主张，如强调学古要“体会渊微”，“作诗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反对“甚嚣尘上之不可以娱独坐”，标举光绪十二年（1886）在京时，与郑孝胥标榜“同光体”。他提倡“三元”之说，即“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他认为这是古近体诗的三个演变阶段，第一个高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第二个高峰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第三个高峰在宋哲宗元□年间。而继承“三元”的就是清代同治、光绪间的“同光体”，也即他所倡导的诗风。他自己作诗，着重在学习王安石、杨万里的曲折用笔，骨力清健，与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宝琛等，风格都不同。他一生宣扬“同光体”成就，对近代旧诗坛，发生过广泛影响认为“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区分道光以来宋诗流派的两种风格趋向；阐述了前人的诗歌理论，如论梅尧臣、姜夔、严羽、方回、钟惺、谭元春、宋大樽等的诗论；评述了前人注诗的得失，如论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陈沆《诗比兴笺》等；也论述了他关于写诗艺术的各种见解，如论谢（灵运）、杜（甫）、柳（宗元）诗的制题，论结构，论历代写景佳句，论杜（甫）、韩（愈）七绝特色，论宋人绝句等；对古代到道光、咸丰以前诗人，有许多专评，如其中大量评论杜甫、陆游诗，又如王安石、钟惺、谭元春、王士祯、宋湘、钱载、王又曾、程恩泽、陈沆、郑珍以及闽诗的前辈作家，各占有一定的篇幅。但这部诗话的主要特点在论同时代诗人，重点在同光体诗派的各重要作家，如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袁昶、林旭、陈书、陈宝琛、叶大庄、沈瑜庆、何振岱、俞明震、陈曾寿、夏敬观、李宣龚、胡朝梁等，评介很详。此外各派代表作家，如王闿运、李慈铭、张之洞、张佩纶、易顺鼎、樊增祥、李希圣、曹元忠、冒广生、宝廷、梁鼎芬、赵熙以及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都评论到。书中阐说主要着重在艺术方面，但也有涉及政治内容的，如林寿图的《忆昔行》、《高将军歌》、《馈粮叹》，吴观礼的《冢妇篇》、《小姑叹》、《天孙机》、《邻家女》，沈瑜庆《怀军门朱洪章》，黄遵宪感时的律诗等，都属于诗史性质的作品。论诗以外，还有一部分论词的。《续编》补充论述了前编所未提出的古代诗论钟嵘《诗品》，近代重要作家，如金天翮、许承尧、杨圻、靳志等以及其他作家作品。
《石遗室诗话》是空前的大型诗话，在近代旧体诗的复古流派方面，起有一定作用，它代表了同光体诗人的意见，为近代诗歌史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
今有：《石遗室诗话》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石遗室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石遗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65、《元诗纪事》
元代诗歌及本事汇编。陈衍辑。陈衍简介见《石遗室诗话》。他在《元诗纪事序》中说：“纪事之体，当搜罗一代诗作散见于笔记小说各书者，不宜复收寻常无事之诗。”全帙45卷，资料丰富，所收有事可记的诗近千首《纪事》於每一诗人名下，注明生平和著作，元代一些重要诗人的事迹，大都蒐罗在这部书中。对有些诗的真伪还加以考证，如指出元文宗图帖睦尔《自建康之京都途中作》被人窜改十数字，改题明太祖朱元璋诗，又指出诗中“两三条电欲为雨，四五个星犹在天”，是抄取五代卢延逊《山寺》诗。末一卷是元代歌谣，编者所能见到的尽皆收入。它是一部对研究元诗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元代自公元一二三四年灭金统一北方，至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登基的一百多年中，诗人们上继辽、金、南宋，下启明，清二代，诗风多样，蹊径各别，或模拟盛、晚唐，或步武两宋，虽时有柔弱纤细之病，亦不乏清佳瑰奇之章，出现了耶律楚材、赵孟頫、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傅与砺、杨维桢等一大批较有影响的作家。其诗人辈出，作品繁盛的情况，在顾嗣立元诗选中已可见大概，从陈衍元诗纪事中亦可窥一斑。
元诗纪事编纂于清末。陈衍有感於唐、宋、金诗皆有纪事，而元诗独无，故有是举。他鉴于宋诗纪事旨在以人存诗，重於网罗散失；而顾嗣立元诗选家数已粲然大备，因此以从笔记小说中钩辑有本事可徵之诗为归依，使之与纪事之体相符。收书范围，他在初刻本凡例中说：“采书以明代为限，其间及本朝者，必本事考据所在，其泛泛评品，概所不登。”本书初编结集时仅二十四卷，初刊叙云：“惟见闻弇陋，挂漏定复不少，异时续有所得，当更为补遗继出焉。”故初刊问世後，陈衍仍继续广为蒐集，至光绪十二年丙戌（公元一八八六）重新编定为四十五卷即现通行所见之本。新编本在收集体制上较初编有所调整，如初编所引句、联，新编本往往改录全首。新编本除歌谣外，收作家（包括无名子及仙鬼）八百馀名，较初编本增二百馀名；所征引书籍近四百种。引条除月泉吟社诗、大雅集、诗薮、西湖竹枝集等书所载为因人存诗，或纯系评论之言而外，馀多为有事之诗。这些资料不仅反映了元代诗歌繁盛情况，且广涉元代史实、典章制度、传闻异事、风俗民情等，足资参考。
版本主要有二种，即石遗室刻本及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前者为初编二十四卷本。後者为四十五卷本，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大字本，十二册，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五年曾再版；又有小字本，收入国学基本丛书及万有文库。石遗室刻本与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收目多寡悬殊，石遗室本所收，商务本均全录；而商务印书馆所印各本则同出一源，
今有：《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6、《辽诗纪事》
辽代诗歌及本事汇编。陈衍辑。陈衍简介见《石遗室诗话》。《辽诗纪事》是他继《元诗纪事》之作，体例也基本相同。《辽诗纪事》凡12卷，除收录辽代有本事的诗歌外，又附以西夏、高丽两国之作。此书对于《辽文存》、《辽文萃》等书的某些失误有所订正。
今有：《辽诗纪事》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67、《金诗纪事》
金代诗评汇编。近人陈衍辑。陈衍简介见《石遗室诗话》。清代康熙年间编定《全金诗》时，已有《金诗纪事》一书，其后无传，陈衍乃于1936年辑成此书。
陈衍认为元好问编选《中州集》，其中写景咏物之作居多，当时在世作者又不得入选，因此金末作者遗漏尚多，因而此书不收“寻常无事之诗”（陈衍《〈元诗纪事〉叙》），并注意录入《中州集》遗漏的作家。全书16卷，涉及金代180余人的“有事之诗”，以及无名氏的作品，杂歌、谣谚、谶语等。不过，由于陈衍编纂《金诗纪事》晚于《元诗纪事》，所以金人下接元代而已入《元诗纪事》者便不再重出。但重要诗人如元好问，虽已辑入《元诗纪事》“遗老”门，仍见于《金诗纪事》。
陈衍《金诗纪事》问世以后，并未引起重视。今天看来，此书虽然采取了传统的诗纪事形式，但是由于旁征博引，汇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因而对了解和研究金代诗歌有所帮助。书中亦间有疏误之处。
近有商务印书馆1936年排印本。
68、《碧鸡漫志》
南宋王灼所著的词曲评论笔记。共五卷。王灼，生卒年未详。字晦叔，号颐堂。四川遂宁人。博学多闻，娴于音律。绍兴十五年（1145）冬，寄居成都碧鸡坊妙胜院，常至友人家饮宴听歌，归则“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积累既多，于十九年编次成书，分为5卷，题为《碧鸡漫志》。
为王灼晚年之作。五卷。内容首述古初至唐宋声歌递变之由，次列凉州、伊州等28曲，追述其得名之由来，与渐变宋词之沿革过程。论词推崇豪放，认为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但也不排斥婉约派词作，但特别批评李清照和柳永，体现了儒家礼教的偏见。总的来说此书搜罗丰富，见解精辟，有其独到之妙。
卷一论乐，自歌曲产生至唐宋词兴，述历代声歌的递变。卷一：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自汉至唐所存之曲”条：“汉时雅郑参用，而郑为多。魏平荆州，获汉雅乐，古曲音辞存者四，曰鹿鸣、驺虞、伐檀、文王。而左延年之徒，以新声被宠，复改易音辞，止存鹿鸣一曲。晋初亦除之。又汉代短箫铙歌乐曲，三国时存者，有朱鹭、艾如张、上之回、战城南、巫山高、将进之类，凡二十二曲。魏、吴称号，始各改其十二曲。晋兴，又尽改之。独玄云、钓竿二曲，名存而已。汉代鼙舞，三国时存者，有殿前生桂树等五曲，其辞则亡。汉代胡角摩诃兜勒一曲，张骞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魏晋时亦亡。晋以来，新曲颇众，隋初尽归清乐。至唐武后时，旧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纻、子夜、团扇、懊憹、石城、莫愁、杨叛儿、乌夜啼、玉树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叶，声辞存者，又止三十七，有声无辞者七，今不复见。唐歌曲比前世益多，声行于今、辞见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尔。大抵先世乐府，有其名者尚多。其义存者十之三，其始辞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则无传，势使然也。”
卷二论词，历评唐末五代至南渡初的词，评论北宋词多达60余家。
《碧鸡漫志》通行本有《说郛》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碧鸡漫志》中华书局1958年版，2000年版；《碧鸡漫志校正》巴蜀书社2000年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碧鸡漫志香研居词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9、《乐府指迷》
《乐府指迷》一卷，宋代沈义父撰。沈义父字伯时，生卒不详，苏州震泽人。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以赋领乡荐，为南康郡军白鹿书院山长。致仕归，在家乡建义塾，立明教堂讲学，学者称“时斋先生”。著有《时斋集》、《乐府指迷》、《遗世颂》等，今仅存《乐府指迷》。
据《乐府指迷》自序，此书乃沈义父为子侄辈讲论作词之法而作。共29则。首则转述吴文英作词之法：“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以此四法为准则，其余则阐明作词之法，而以周邦彦《清真词》为主，以吴文英家法为旨归。所论作词的起结、字面、炼字、用事、命意、协律等，于词实际创作，颇有助益。如论“起结”：起句“大抵起句便是所咏之意，不可泛入闲事，方入主意。咏物尤不可泛”；过处“多是自叙，若才高者方能发起别意，然不可太野，走了原意”；结句“须要放开，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尾最好”。对一些词家的评论也很简洁、有眼光，如评姜夔词得失：“姜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评吴文英词：“梦窗深得清真妙处，其失在于用事下语下晦处，‘人’作‘令人’，不可晓。
《乐府指迷》没有单行本，最初附于明代陈耀文《花草粹编》卷首。其后有《四库全书》本、《百尺楼从书》本、《四印斋所刻词》本、《词话丛编》本等。
今有：《乐府指迷笺释》蔡嵩云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998年版；《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乐府指迷》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乐府指迷》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1986版；《乐府指迷》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0、《词苑丛谈》
清代词话，十二卷，清代徐釚撰。徐釚（1636～1708）清代词人。字电发，号虹亭、鞠庄、拙存，晚号枫江渔父。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入史馆纂修明史。因忤权贵，二十五年归里后，东入浙闽，历江右，三至南粤，一至中州。游历所至与名流雅士相题咏。康熙皇帝南巡，两次赐御书，诏原官起用，不肯就。卒年七十三。
《词苑丛谈》此书收录从晚唐到清中叶词人、词作、有关掌故及历代的评论，分为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证、谐谑、外编等7门，材料较为丰富。书中的某些缺点，后在冯金伯的《词苑萃编》中有所补正。但其征引旧文，乃随时抄撮所成，未尽注明出处，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感于此，乃根据作者所引之原始文献，详加校勘，且注明出处比较芜杂如在卷一“体制”中有词人词作介绍，如“梁武帝江南弄”、“张志和渔歌子”、“贺词本滕王阁赋”、“子野师师令”等；有词史，如“三百篇乃词祖”、“唐初無長短句”、“宋词非愈变愈下”、“传宗歌头为长调之祖”；有词论，如“词要清空”、“詞與古詩同意”、“詞須注意音调”、“诗词分疆”；有词的作法，如“詞起結最难”、“中調長調須一氣呵成”、“詞中對句最难”；有词调，如“詞曲同調名”、“小调换韵”、“古詞調名多屬本意”等。
今有：《词苑丛谈》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版；《词苑丛谈》唐圭璋校注，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1985年版，2008年版；《词苑丛谈》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1、《词源》
清代词论，2卷，南宋张炎撰。张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别集《山中白云》。
一部有影响的词论专著，著者张炎（1248～1320？）。此书分为制曲、句法、字面、虚、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令曲、杂论等十三部分。上卷是音乐论，其论词律尤为详赡；下卷为创作论，所论多为词的形式。主张好词要意趣高远、雅正合律、意境清空，并以所作为论词的最高标准。词源部分旧有刻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中间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凡。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蔓之词。自成一家。；音谱主张“词以协音为先”；主张清空：词要清空骚雅。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如七宝楼台。昡人眼目。折碎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又如声声慢……此词疏快不质实。如是者。集中尚有。惜不多见。白石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且又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
书中所论词的作法，包含着他个人的创作实践经验，某些论述至今仍有借鉴作用。如何制作慢词：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其头如何起，尾如何结。然后选韵，然后述曲，最是过变。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词云“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于过变则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则曲之意不断矣。词既成，恐前后不相应，或有重叠句意，又恐字画粗疏，即为修改。改毕，净写一本，展之几案，或贴之于壁，少顷再观。必有未稳处。如此，改之又改，方成无暇之玉。急於脱藁，倦事修择，岂能无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协音声。作诗犹且旬锻日炼，况其词乎！如何锻句：法词中句法，须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相答衬副得去。于好发挥笔力处，极要用工，不可轻放过，读之使人击节可也。如东坡词云“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风流子云。绣阁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如史邦卿春雨云。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如吴梦窗登灵岩云。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闰重九云。帘半卷。带黄花。人在小楼。姜白石扬州慢云。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此皆平易中有句法。”
词以意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如东坡中秋水调歌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夏夜洞仙歌。姜白石赋梅。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
词中用事最难。要紧着题。融化不涩。如东坡永遇乐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用寿阳事。又云。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用少陵诗。此皆用事不为所使。
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尾。斯为绝妙。如史邦卿东风第一枝咏春雪云。白石齐天乐赋促织云……皆全章精粹。所咏瞭然在目。且不留滞於物。至如刘改之沁园春咏指甲云。又咏纤足云。二词亦自工丽。但不可与前作同日语耳。
但是把辛弃疾、刘过的豪放词看作“非雅词”，则反映了著者偏重形式的艺术观点。提今有：《词源》唐圭璋校注，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1985年版，2008年版；《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词源》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出来清空骚雅之说。提出来清空骚雅之说。
72、《介存斋论词杂著》
清代词选、词论，清代周济撰。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生于公元1781年，卒于公元1839年，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公元1805年（清嘉庆十年）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为学重经世济用，好读史及兵书将略，著有《晋略》八十卷，自负有济世伟略而不能用。更寄情于艺事，推衍张惠言词学，谭精研思，持论精审，为常州派（清代词学有浙派和常州派之分：秀水〔浙江嘉兴〕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是为浙派。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又开常州一派）重要的词论家。著有《未隽斋词》和《止庵词》各一卷，《词辨》十卷，《介存斋论词杂著》一卷，辑有《宋四家词选》。另有论词调之作，以婉、涩、高、平四品分目，已散佚。《清史稿》卷四六八有传。
《介存斋论词杂著》原载于《词辨》前。《词辨》为周济于1812年客授吴淞时自编的一部词学教材，以选词为主，兼有评论。1935年，唐圭璋将《杂著》从《词辨》中析出，收入《词话从编》。《介存斋论词杂著》共三十一条，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并提出了“词史”之说，即能从词中见史，“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周济把上述理论原则运用到唐宋名家词数十家的品评上，作出了具体而微的辨析。从总体上，周济五代、北宋的尊奉温庭筠、韦庄、周邦彦等而贬抑南宋姜夔、张炎等，此与浙派对立。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土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土。
姜张非巨比擘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论词之人，叔夏晚出，既与碧山同时，又与梦窗别派，是以过尊白石，但主“清空”。后人不能细研词中曲折深浅之故，群聚而和之，并为一谈，亦固其所也。
温韦之别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
学词途径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由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韦庄词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
冯延巳词皋文曰：“延巳为人，专蔽固嫉，而其言忠爱缠绵，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
永叔词，只如无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见。
耆卿为世訾謷久矣，然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
今有：《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校注，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1986年版；《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73、《白雨斋词话》
清代词话，8卷，陈廷焯撰。陈廷焯（1853～1892），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少好为诗，宗奉杜甫。30岁左右，始专心治词10年。他的词作传世不广，但感情沉厚，不背风骚之旨。著有《白雨斋词话》、《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抄》等。又曾选《词则》24卷，2360首。
《白雨斋词话》共8卷，690余则，是近代词话中篇幅较大的一部重要著作。本书作者自称撰述的宗旨是“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词话自序》），是有意识的针对词坛风尚提出和阐述自成体系的论词主张。
本书基本上持常州派主张，但在一些具体论断上并不拘泥于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周济等的意见。其论词强调“感兴”、“寄托”，认为“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同前），“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词话》卷六）；突出阐发情意忠厚和风格沉郁，主张“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卷一）。所谓“忠厚”，即词“以温厚和平为本”（卷八）；所谓“沉郁”，即措语“以沉郁顿挫为正”（卷八），使之“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卷一）。而比兴寄托、忠厚、沉郁三者是贯串为一的，“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卷二）。同时，强调“入门之始，先辨雅俗”（卷七），力避“俚俗”（卷六）。全书通过具体评论历代词人和词论，较详尽地阐述了上述基本观点。
本书虽然不反对豪放派词，对苏（轼）辛（弃疾）亦有推崇，但过于强调风格沉郁，所以仍以温（庭筠）韦（庄）为宗，称赞温庭筠的〔菩萨蛮〕14章为“古今之极轨”（卷一）；韦庄词“最为词中胜境”（卷一）；尤其推崇王沂孙，认为“词有碧山（王沂孙），而词乃尊”（卷二）。所以不能认识苏辛词中较直接反映现实的词作的价值。而对民间文学也表现了鄙夷态度，认为“山歌樵唱”，“难登大雅之堂”（卷六）。
陈氏所持的观点主要是常州词派的说法，主张作词贵在“有所感”，“有所寄托”，反对无病呻吟，也反对“一直说去，不留余地”，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对词的评判标准，即“沉郁”和“雅正”。后者易于理解，关于前者，陈廷焯自己解释：“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似乎与老杜之“沉郁”有所不同。
在这样观点指导下，与以往正统词评家不同的是，陈氏给予苏辛以及之后数百年的陈维松等“豪放”词人极高的评价：“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迦陵（陈维崧）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如此评价可谓难得
《白雨斋词话》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名字当为“碧山”（指王沂孙），陈氏对于王沂孙的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鸲地俚尔。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推崇蒋春霖词：蒋鹿潭水云楼词蒋鹿淋水云楼词二卷，深得南宋之妙。于诸家中，尤近乐笑翁。竹？自谓学玉田，恐去鹿潭尚隔一层也。○鹿潭才气甚雄，“沉郁”之标准也有些狭隘。陈氏以此为据，将纳兰性德推出清代一流词人行列，说他“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
《白雨斋词话》光绪刊本，有开明书店本。
今有：《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83年第三次印刷；《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屈兴国校注，齐鲁出版社1983年版；《白雨斋词话》手稿影印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4、《蕙风词话》
晚清词话，5卷，况周颐撰。况周颐（1859～1926），近代词人。原名周仪，以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词人，晚号蕙风词隐。临桂（今广西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光绪五年（1879）举人。后官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以知府分发浙江，曾入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幕府。其间，复执教于武进龙城书院和南京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寄迹上海，鬻文为生。　况周颐以词为专业，致力50年，为晚清四大家之一。20岁前，词作主“性灵”，“好为侧艳语”，“固无所谓感事”（赵尊岳《蕙风词史》）。光绪十四年（1888）入京后，与当时词坛名家同里前辈王鹏运同官，以词学相请益，得所谓重、拙、大之说，词格为之一变。稍尚体格，词情也较沉郁，如〔齐天乐〕《秋雨》等。中日甲午（1894）战争时，愤于外敌入侵，写下一些伤时感事、声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苏武慢〕《寒夜闻角》、〔水龙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摸鱼儿〕《咏虫》、〔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骑还骄，栖鸦难稳”的现实和“壮怀空付，龙沙万里”的感慨。有一些作品则是对清室的兴衰、君臣的酣嬉，深致忧思，如〔三姝媚〕的“红楼依然，玉容歌舞”、〔莺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泪”等。辛亥革命后，况周颐与朱孝臧唱和，受朱影响，严于守律，于词益工，但大都是“故国”之思，抒写封建遗老情绪。
况周颐尤精词评。著有《蕙风词话》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1936年，《艺文》月刊又载《续编》2卷，凡136则，系辑自况氏各种杂著。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正续两编为一集，统名《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合刊出版。况周颐的词学理论，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标明“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词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词律、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蕙风词话》，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标明“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词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词律、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朱孝臧曾称誉这部词话、认为它是“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
《蕙风词话》，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1936年，《艺文》月刊又载《续编》2卷，凡136则，系辑自况氏各种杂著。《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75、《人间词话》
晚清词学论著，王国维撰。王国维（1877～1927）。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7年6月，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是代表他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三部力作。其中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就是《人间词话》。《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他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王国维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奉叔本华、尼采为精神导师《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王国维论词，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无疑突破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框框，去除了他们的偏弊，论词较为全面；同时，这些观点，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贡献。《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人间词话》在学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王攸欣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今有：《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人间词话》，黄霖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人间词话》徐调孚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76、《词林纪事》
清代诗话，22卷，清代张宗橚辑。宗橚字泳川，号思岩，海盐（今属浙江省）人。生卒年不详。康熙乾隆间人。太学生，不求闻达。早年受业于许昂霄，许昂霄精于词学，张宗橚受其影响。著有《藕村词存》一名东橚，字咏川，号思岩，又号藕村，海盐人。张芳湄六子，张宗柟弟，张嘉榖嗣祖父，张元济六世祖。太学生。性恬淡，不求闻达，惟以诗词自遣。室名曰“红药山房”、“研古楼”。增辑有《藕村词存》2卷、《词林记事》22卷。
此书是编者晚年所辑，三易其稿而后成。全书22卷，书中收录了唐、宋、金、元共四百二十二位词家的词作及有关故事，采录颇丰，并作了大量考证和评论。其中唐词1卷，五代词1卷，宋词17卷，金词1卷，元词2卷，共收词人422家，大体依词人时代先后，排比分卷，条贯清晰。所录词人附有其生平事迹、轶闻，以及有关词人所作词的评论，所录词征引本事，间有考证，搜集资料比较丰富，引用书目达395种。书中又多引许昂霄对于词的见解，间附编者按语，亦多精确。所引书皆注明出处，但不尽依原文，多随意增删，致失其本来面目。所征引本事，有的不直录宋人载籍，而转引明、清人词书，故有差。
卷一张志和之兄张松龄《渔父》词：“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桧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里且须还。张松龄是张志和的哥哥，一名“张鹤龄”，官居浦阳尉（今浙江萧山境内）。他的弟弟张志和，本名龟龄，字子同，浙江金华人，擢明经（按：擢，提拔；明经，即明经科，为唐代科举制中的一种考试形式，与进士科同为唐时最重要的科举考试科目），被唐肃宗赏识，命“待诏翰林”。后来，因政坛上的斗争牵连，被贬为南浦尉。后获赦，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又号“元真子”。《渔父》一词，时志和隐居山林，松龄作此词以招其归，志和以“西塞山”句回应之，以明其心志。北宋人王谠《语林》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茶经》的作者陆羽与张志和之间有一次对话，陆羽问志和“孰与往来”，志和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何有往来”。
《渔歌子》又名《渔父》或《渔父乐》，大概是民间的渔歌。据《词林纪事》转引的记载说，张志和曾谒见湖州剌史颜真卿，因为船破旧了，请颜帮助更换，并作《渔歌子》。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丙子年，亦即宋端宗景炎丙子年（1276年），元军攻破了南宋王朝的京城杭州，包括谢、全两位皇后在内的三宫六院里的美女都被俘虏北上，昭仪王清惠当时也在其列。她在途经夷山驿时，有感于国家的败亡，便在驿站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阕《满江红》词，来作为她对自己这悲凉身世以及国家命运的深沉喟叹：
太液芙蓉，浑不是、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生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无限事，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霑襟血。驿馆夜惊乡国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
这词里所记录的，表面上只是她个人的悲哀，但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悲哀。应该说，这算得上是一首爱国词，但它最后一句却容易使人担忧，有着“昭仪”身份的王清惠似乎有失节的危险。
南宋丞相文天祥，在他被押送北上的途中读到王夫人这首感慨深沉的词作时觉得，作为皇室成员的王夫人应该是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丝毫不能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便以“步韵”的形式提笔代她写了两首词作。其词曰：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瑶阙。王母欢阑琼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夜半雨霖铃，声声歇。
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回首昭阳辞落日，伤心铜雀迎新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这第二首说的是：
燕子楼中，又挨过、几番秋色？相思处、青年如梦，乘鸾仙阙。肌肉暗消衣带缓，泪珠斜透花钿侧。最无端、蕉影上窗纱，青灯歇。
曲池合，高台灭；人间事，何堪说？向南阳阡上，满襟清血。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笑乐昌、一段好风流，菱花缺！
当然，到了元朝首都北京的宋末昭仪王清惠，表现得也很大义凛然，坚决要求让她自己去做尼姑，并改名为“冲华”，颇有勘破繁华之意；这跟文相公一心要做道士也决不投降的正直气节正乃不谋而合。
此书有乾隆刻本、道光涉园张氏刻本，扫叶山房石印本。
今有：《词林纪事》上海出版公司1936年版；《词林纪事》上海教育书店1948年版；《词林纪事》古典文学1957年版；《词林纪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词林纪事词林纪事补正》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词林纪事（附《乐府指迷》《词旨》《词韵考略》）》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版。
77、《宋词记事》
收录宋代词人本事、轶事、词作评论的资料汇编，今人唐圭璋撰。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中国江苏南京人，满族，中国现代著名文史学家、教育家、词人。生于南京秦淮区大石坝街，1913年入南京立奇望街小学，第一名毕业，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后，在六合县西门平民小学任教两年。1922年夏，考进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从师吴梅学习词曲，撰写的一篇论文《诗三百篇的修辞》，与任中敏、卢前，合称“吴门三杰”。1928年大学毕业，先任教于江苏省第一女子中学，转任中央军校国文教官。历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等职。晚年体弱，辞去多项职务，仍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1990年，授“有特殊贡献的专家”。著作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南唐二主词汇笺》、《宋词记事》、《辛弃疾》、《元人小令格律》、《唐宋词简释》、《词学论丛》、《梦桐词》、《宋词四考》、《宋词三百首笺注》等。
继计有功《唐诗纪事》、厉鹗《宋诗纪事》后的第一部关于宋词的纪事著作。作者自序云：宋词极盛于一时，足以比美唐诗；而词人之韵事流传，亦颇有旗亭画壁之风。惜宋人如杨绘之《本事曲》、杨湜之《古今词话》皆已失传，是以今日不能多知其本事。惟宋人黄升之《花庵词选》及何士信之《草堂诗馀》，音附词话。此外，则散见于宋人诗话及笔记之中。明人陈耀文辑《花草萃编》，卓人月辑《词统》，俱兼采词话，附本词后。顾所引词话，往往节其大意，不录原文，甚有不着出处者。
清初，朱彝尊既辑《词综》，风行宇内；而徐釚复辑《词苑丛谈》，与《词综》并行，亦为言词者之所综。第徐书共分八类，纪事者仅居其一，而不注出处，裁剪旧文，又与明书同失。其后纪事之书，有张宗橚之《词林纪事》及叶申芗之《本事词》。叶书既剪裁旧文，亦不注出处。张书依词人时代先后，排比分卷，最为整齐；虽注出处，但不尽依原文，是皆不能无憾也。余既惜宋人词话之失传，又慨夫明、清人所述之词话，多剪裁节取，不尽依宋人书籍原文，因重辑此书，以宋证宋，以供研究词学者之参考。惟涉及评语及无关本事者，则概置不录云。
苏易简越江吟；寇准甘草子；钱惟演玉楼春；陈尧佐踏莎行；潘阆忆馀杭，越娘，西江月；李遵勖滴滴金，望汉月；陈亚生查子；夏竦喜迁莺令；聂冠卿　多丽；范仲淹　定风波，剔银灯，渔家傲；沈邈　剔银灯，柳永　醉蓬莱，定风波，鹤冲天，击梧桐，望海潮，倾杯乐。
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钩索出隐含在宋词背后的故事，这为研究词作的创作背景与创作过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于一首词的不同记载，作者都根据其它相应文献做了考证，指出孰是孰非，吴梅赞之为“卷帙虽简，事实独丰”。
如苏易简
易简字太简，梓州铜山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累官知制诰，充翰林学士，迁给事中，参知政事。出知陈州卒。
越江吟
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风晚。翠云开处，隐隐金与挽。玉麟背冷清风远。
《续湘山野绿》：太宗当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乃隋贺若弼所撰。其声舆意及用指取声之法，古今无能加者。十调者：一日《不博金》，二日《不换玉》，三日《夹泛》，四日《越溪吟》，五日《越江吟》，六日《孤猿吟》，七日《清夜吟》，八日《叶下闻蝉》，九日《三清》，外一调最优古，忘其名，琴家祗名日《贺若》。太宗当谓《不博金》，《不换玉》二调之名颇俗，御改《不博金》为《楚泽涵秋》，《不换玉》为《塞门积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词。苏翰林易简探得《越江吟》。词如上略。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十六引《冷斋夜话》：又一本云：「非云非烟瑶池宴。片片。碧桃冷落谁见。黄金殿。虾须半卷。天香散。春云和，孤竹清婉。入霄汉。红颜醉态烂漫。金与转。霓旌影乱。箫声远。
今有：《宋词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宋词记事》中华书局20088年版。
78、《历代曲话汇编》
历代曲话论著汇编，4编，今人俞为民、孙蓉蓉编。俞为民1951年2月12日生，浙江余杭人。1978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古典戏曲专业，获硕士学位。毕业留校，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代小说。目前主要从事宋元南戏研究。著有、《宋元四大戏文读本》、《中国古代戏曲简史》、《明清传奇考论》、《宋元南戏考论》、、《李渔〈闲情偶寄〉曲论研究》和《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通论》（合著）等。1953年6月1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1977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获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心雕龙》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著有：《文心雕龙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维方式研究》和《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通论》（合著）。
《历代曲话汇编》15集。以人立目，按时代分编，共分4编：唐宋元编，明代编（3集），清代编（8集），近代编（3集），700万字。一是收录的数量多。全书收录了唐代以来376位曲论家的175部曲话专著（含辑录），700多篇单篇评论。从时间向度来说，涵盖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产生及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九个时期，先秦至唐代为萌芽时期，宋代为雏形时期，元代至明初为成熟时期，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为发展时期，明代万历年间为繁荣时期，晚明为深入时期，清初为集成时期，清代中叶后为转折时期，近代为总结时期。这一发展历程，通过全书收录的论著系列，得到了清晰的显现。从曲论家与曲论著作来说，凡比较重要或有一定影响者，大体收列其中。特别是近代曲话，以前无人系统整理，而本书编成3集，填补了这方面文献的空白。
二是收录的种类广。在中国古典戏曲论史上，批评家们所运用的批评形式不拘一格，多种多样，因此，所呈现出来的理论形态也丰富多彩，富有民族特色。理论专著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主体，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发展史上，产生了一大批曲论著作，从这些曲论著作的内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八种类型：记载作家生平事迹，品评其创作特色；记载演员生平事迹，品评其演唱技艺；记载戏曲史料，论述戏曲的形成及发展；记载曲目，并加以评述；论述戏曲创作方法和技巧；论述戏曲演唱方法和技巧；融考辨史料、品评剧作、论述创作方法为一体的各种曲话；戏曲格律谱与戏曲韵谱等。对于这八种类型的专著，本书均予收入。特别要指出的是，《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南曲九宫正始》的学术价值以往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因此未能收入曲话汇编，而本书弥补了这一缺憾，可谓别具只眼。评点、序跋、尺牍、小品、日记及以诗词曲论曲等多种形式的论著，本书也精心选择，予以收入，可谓洋洋大观。
三是收录的版本力求精良。书中所收曲论有不同版本者，选择善本为底本，同时补充与吸收新发现的曲论著作。如明代魏良辅的《南词引正》又名《曲律》，现有三种不同的版本：一是《吴歈萃雅》卷首附刻本，共十八条，题作《吴歈萃雅曲律》；二是《词林逸响》与《吴骚合编》卷首附刻本，共十七条，《词林逸响》题作《昆曲原始》，《吴骚合编》题作《魏良辅曲律》；三是收录在明代玉峰张广德编的《真迹日录二集》中的由明代著名书法家文征明手写的钞本，共二十条，题作《娄江尚泉魏良辅南词引正》，其中五条为前两种版本所没有，显然，前两种版本已经后人改动，故本书所收以明钞本为底本。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看出，本书编者对于版本的选择是十分审慎的，而且注意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历代曲话汇编》黄山书社2009年版。
79、《历代赋话复小斋赋话》
清人浦铣撰。字柳愚，嘉善人。康熙乙酉拔贡。有《百一集》。
清代赋话，清人浦铣撰。《历代赋话》浦铣辑录并加辩证的历代辞赋评论汇集，共28卷。
浦铣是第一个以“赋话”名书的人，且一人兼有两部赋话：《历代赋话》和《复小斋赋话》。”。《历代赋话》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搜采最丰的一部赋话。：《历代赋话》正集14卷，以人为纲，辑录正史所载各代赋作者本传中有关作赋的文字，是一部赋史的轮廓。《历代赋话》续集14卷，以赋为主，浓缩了中国古代赋论的精华，是一部赋论史的雏形。《历代赋话》正集部分文献搜集的正史25部，所收录的赋作家粗略统计有351位，所录及的赋作品赋篇约328篇。《历代赋话》续集部分所收的相关赋学赋论材料近1000条，而“述而兼作”的铣按考订等材料又高达270多则。《历代赋话》充分体现了编者“意在博综”的。其成书早于李调元的《赋话》，同时取材广博，并对有关资料有所考辨，极具文献史料价值。《复小斋赋话》是浦铣的赋论结集，内容偏重唐宋律赋。
《复小斋赋话》有清代乾隆五十三年复小斋刻本湖北省图书馆藏；《历代赋话校证附·复小斋赋话》何新文、路成文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80、《赋话》
评论辞赋的内容、形式，记载辞赋作者事迹专著，10卷。清代李调元撰。李调元（1734～1802），字羹堂、赞庵、鹤洲，号雨村、墨庄、童山蠢翁。绵州（今四川绵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历任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曾因得罪权臣和珅充军伊犁，不久以母老获释，晚年家居。涉猎群籍，好奇务博，为清代有名著述家。编撰有《童山全集》、《蜀雅》、《全五代诗》、《曲话》、《诗话》、《词话》等数十种，又曾汇刊《函海》丛书。
《赋话》是李调元视学广东时指导诸生习赋而作。分《新话》6卷，《旧话》4卷。《新话》于汉、魏至明代赋作中“撮其佳语”，略加评点，“以教之使知法”；《旧话》从正、野史书中摘录赋人轶事，间附按语。书中论赋以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为宗旨，提倡“工丽密致而又不诡于大雅”，认为“以文为赋”、“专尚理趣”，则“文采不赡”、“则而不丽”，而“刻琢字句”、言不及物，则又坠入“纤靡”、丽而不则。故于各种赋体中偏重律赋，于各代赋作中偏重唐赋。对赋的发展源流也有简要切实的阐述。此书虽以评赏、纪事为主，但观点鲜明通贯，仍不失为一部较重要的赋论著作。《赋话》乾隆间瀹雅斋校刻本只有《新话》，故为6卷。后编入《函海》时加入《旧话》，合成10卷。《丛书集成》本又据《函海》本排印。
《赋话》，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版；《赋话》，中华书局《丛书集成新编》第80册1985年版。
81、《赋话广聚》
历代赋话汇编，今人王冠辑，收录从南北朝至民国的二十四种赋话著述：以时代先后为序包括有：《文心雕龙．诠赋》、《赋谱》、《声律关键》、《文筌．楚赋谱．汉赋谱．唐赋附说》、《诗源辩体．楚诗》、《历代诗话．楚辞．赋》、《古赋辩体》、《春晖园赋苑卮言》、《赋话》、《读赋卮言》、《历代赋话》、《续历代赋话》、《复小斋赋话》《读赋卮言》《作赋例言》《见星庐赋话》《赋品》。
《增注赋学指南》、《艺概》本收所收为广义之赋话。由于古来此类著述相对较少，又有部分早已佚失无存，故本书收录范围从宽，凡论及赋体文学作品的形式、内容、作法、历史源流及评骘之作。
《赋话广聚》（全六册）王冠辑，北京图书馆2006年版。
82、《赋话六种》
明清赋话汇编，何沛雄编。何沛雄英国牛津大学文科哲学博士，台北中华学术院高级院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学院院士，英国语文学院院士。现任香港大学名誉教授、珠海书院中国文史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历代赋选》、《永州八记导读》《赋话六种》等十余种。
《赋话六种》其中收录《读赋巵言》、《赋品》、《赋概》、《复小斋赋话》、《选堂赋话》、《读赋零拾》六种赋话。
《赋话六种》由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75年印行；《赋话六种》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83、《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
今人马积高著。马积高（1925～2001）古代文学史专家。湖南省衡阳县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著有：《赋史》、《关汉卿的生平和作品》等。
《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概述了历代辞赋创作与研究的状况包括：什么是辞赋和辞赋研究的范围；先秦两汉辞赋的兴盛、存佚与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发展、存佚与研究；唐五代辞赋的新变、存佚与研究；宋金元辞赋与研究概况；明清辞赋与研究概况；现代辞赋研究。下篇介绍了与辞赋相关的重要书籍，分为辞赋总集、收录辞赋的著名文学总集、古今赋话（附赋论选）、现代中外赋学论著四部分。书末又附录了“赋学书目举要”。
《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马积高著，中华书局2001年版。
84、《制义丛话》
介绍研究八股文的源流、变迁、名家、流派的专著。，以探索明清科举文化梁章钜撰。梁章钜（1775～1849），字茝中、闳林，号茝邻，晚年自号退庵，祖籍福建长乐，清初迁居福州，自称福州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举人，嘉庆七年（1802年）成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升用员外郎，授湖北荆州府知府。道光年间，历官江苏、山东、江西按察使，江苏、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前后五次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等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因病辞官返故里，此后即闲居家中，专事著述。告病还乡七年后，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病卒，享年七十五岁。梁章钜谓之八闽硕儒，吐纳经范，综览群书，熟于掌故。喜作笔记小说，精对联，也能诗。著作颇多，计共有七十七种。有《文选旁证》、《制义丛话》、《退庵诗存》、《退庵随笔》、《楹联丛话全编》（其中《楹联丛话全编·楹联四话》六卷、《楹联丛话全编·巧对续录》二卷、为梁章钜的第三子梁恭辰[梁恭辰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曾作过府道一级的官]所编）、《浪迹丛谈》、《称谓录》、《归田琐记》、《藤花吟馆诗钞》等。
制义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又称制艺、八比、举业、经义、时文、时艺、四书文等，较为通行的称呼是八股。这种文体的特点，是围绕出自《四书》、《五经》中的题目，“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
《制义丛话》书中叙述制义文的宗旨源流，体裁典制，以及旧闻逸事，录存了有关的史料。介绍制义的来源，要求和体制的变化。直接源头是宋代的经义，至明代其体制粲然大备。《制义丛话》卷一：尽管在内容和形式上，制义都有严格限制，颇似“带着镣铐跳舞”，但绝非没有发挥和变化的余地。事实上，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哲学思潮的嬗递，以及社会风习的变迁，“明人制艺体凡屡变”[梁章钜：3]，而且越到后来，变化速度越快。梁章钜从风格体式着眼对明代制义嬗变的脉络进行疏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将明代制义划分为四期谓“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
清咸丰年间知足知不足斋刻本8册《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陈水云，陈晓红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5、《四六丛话》
清代骈文理论批评著作。清人孙梅撰。孙梅字松友，浙江乌程人孙梅，字松友，号春浦，归安人，乌程籍。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试，取二等，赐彩缎荷包。中三十四年进士，授中书，出为太平府同知。历校南闱。仪征阮元，其所荐也。梅少年攻诗，有才子之目。尝赋白燕诗，为人所传。生平著述甚富，所著《四六丛话》，博稽千古，综览万篇，阮元为之序。（孙宪绪撰行略、参《研经室集》、《灵芬馆诗话》）族人五封，字号男，嘉庆23年岁贡。有诗名，为阮元所赏。晚境益困，而诗益工，不作梦面语，冥搜神会，时有独到处。著有《本亭诗钞》（家传）。
《四六丛话》是一部较为系统的集大成式的骈文理论批评著作。在《四六丛话》中，孙梅不仅汇辑了明代以前有关骈文的批评理论资料，而且通过凡例、叙论与案语等批评形式，也表达了自己的骈文思想。孙梅认为：骈文写作应贯彻“以意为主”这一原则。基于这一理念，他建立了较为系统的骈文史观，并对许多骈文作家作品作出了极为精辟的分析、评论。孙梅时中国古代骈文所作的这些探讨，在促进骈文创作与人们对骈文艺术的认识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宝库。
辑录前人四六之说早在宋代已经出现，现存有杨困道《云庄四六余话》。嘉庆十六年由鲍廷博协助校订的《云庄四六余话》孙梅之后又有彭元瑞《宋四六话》，该书出版于嘉庆八年，较孙梅《四六丛话》嘉庆三年为晚，孙梅以三十余年之功辑成的《四六丛话》赖阮元资助揄扬得以流存，该书除史科学价值之外，其凡例、每体之前之叙录、文体作家之案语等个人话语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四六丛话》文体论可划分为骈文分体史、骈丈史两个层次，在骈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孙梅以丛掇著述方式参子乾嘉时代骈散之争，其《四六丛话》深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影响，倡导“丈以意为之统宗”的为骈原则；推阐骈散合一的骈文思潮。是我国古代骈文理论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现在骈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现代学术建立以后，《四六丛话》的这种价值始得以广泛认知。钱基博云：“谈骈文者，莫备于乌程孙梅松友《四六丛话》。”
孙梅将骈文分为十八体，其《凡例》云：陆机《文赋》，区分十体，魏晋前其流未广。西山真氏以四体撰《丈章正宗》，亦仅挈其纲。若乃辨体正名，条分缕析，则《文选序》及《文心雕龙》所列，俱不下四十。而《雕龙》以对问、七发、连珠三者，入于杂文，虽创例，亦其宜也。唐设宏词科，试目有十二体，则皆应用之丈。今自《选》《骚》外分合之为体十八，亦就援引考据所及而存之。其章疏与表，分而为二者，以宣公奏议制类，不可入表故也。碑志与铭分为二者，碑用者广，志专纳墓，而铭则遇物能名，各有攸当。其余悉入杂丈，又列谈谐，皆《雕龙》例也。
孙梅文体理论第二今层面是骈文史论。世人多注意《四六丛话》文体叙论二十篇，其实文体作家论价值亦不容低估。如果说《选》叙、《骚》叙、《总论》是骈文史的宏观，文体作家论则是骈文史的散点透视。孙梅首先考察了“四六”名称的来源，认为先秦时期是一个骈散不分的时代，骈文经西汉的酝酿至东汉方臻形成魏晋时期骈文诸形态特征愈加明朗，所以《凡例》云“骈俪肇自魏晋”。“唐人擅四六者，多淹没何可胜道”（《丛话》卷14），尤推崇唐初四杰唐以后，孙梅独褒赏欧、苏，南宋讫元明之骈文则认为无足可观对清代骈文的感受亦不失公允：“圣朝文治幸兴，己未、丙辰两举大科，秀才词贤，先后辈出，迥越前古，而擅四六之长者，自彭羡门、尤悔庵、陈逝陵诸先生后，迄今指不胜屈，但各家俱有专集，而脍炙胰词，激扬绪论，若侯芭、桓谭之流，犹有待焉。”
孙梅《四六丛话》初版于嘉庆三年民国印本1922年《四六丛话》齐鲁书社1995年版。
86、《楹联丛话全编》
《楹联丛话全编》是梁章钜父子。梁章钜简介见《制义丛话》。
所作全部联话的合集。包括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楹联丛话》十二卷、《楹联续话》四卷、《楹联三话》二卷，均为清梁章钜编；《楹联四话》六卷，是梁章钜的第三子梁恭辰所编。第二部分，包括《巧对录》八卷，梁章钜编；《巧对续录》二卷，梁恭辰编。第三部分，包括梁章钜《归田琐记》第六卷中收入的《楹联剩话》，《浪迹丛谈》第七卷中收入的《巧对补录》。第四部分，包括梁章钜《浪迹丛书》并其“续谈”“三谈”中的散见联话材料。
《楹联丛话全编》搜集保存了大量历代联作。楹联自唐、五代肇始，千余年长盛不衰，但历代文人、学者囿于传统观念，视为“小道”，故联家、联语殊少见于史籍。梁章钜在自序中感叹说：“元明以后，作者渐夥，而传者甚稀，良由无荟萃成书者，任其零落湮沉，殊可慨惜！“于是他“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全书中，上起宋代，下迄清中叶，他广泛搜辑了大量资料，初步统计，涉及联家、联人数百，作品逾万。宋代如朱熹、苏轼、楼钥、蔡司理、洪俞，元代如赵孟、杨元诚，明代如朱元璋、刘基、解缙、杨慎、祝允明、唐寅、海瑞、李东阳、王守仁、徐渭、李贽、金圣叹、左光斗、史可法、董其昌、夏贵溪、袁文荣、邱岳、张延登，清代自清初至道光年间，则名家名作，几无一遗漏。其中朱彝尊、袁枚、李渔、翁方纲、梁同书、纪昀、郑板桥、蒲松龄、阮元、彭元瑞、齐梅麓、程春海、陶澍、林则徐等人，所录作品最为丰富。还有大量普通文人及无名氏作品。显然，这对于保存我国楹联艺术遗产，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对楹联发展的源起、演变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考证工作。三是初步建立了楹联分类体系。四是初步涉及了楹联美学、理论的一些方面。
《楹联丛话》梁氏1838年开始编辑，1840年完稿，并刊刻，全书卷次为：一、故事；二、应制；三、四，庙祀；五、廨宇；六、七、胜迹；八、格言；九、佳话；十、挽词；十一、集句集字；十二、杂缀谐话，其十二卷。收联话600余则，桂林陈继吕序。
《楹联续话》完稿于1843年并刊刻，分四卷。卷一故事、应制、庙祀，卷二廨宇、胜迹、格言；卷三佳话、挽词；卷四集句、杂缀，收联话330则，余应松校阅，卷首自序。
《楹联三话》完稿于1847年，收入联话130多则，所辑联话未标门类，仅系以小标题，但先后次序尚称井然。梁氏自序。
《楹联四话》梁氏第四子梁恭辰撰，共六卷，体例大体依照《楹联丛话》。
《巧对录》梁章钜撰，完稿于1842年。1849年刊出。分八卷，各卷未标门类，有自序。
《巧对续录》梁恭辰撰，分上、下两卷。
除上述6部独立著作外，“楹联丛话系列”还包括如下几个部分：1、《楹联剩话》，见于梁章钜笔记，有数十则；2、《浪迹丛谈》中散见联话，共13则；《浪迹续谈》中散见联话，共12则；《浪迹三谈》中散见联话，共4则。
《楹联丛话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87、《青楼集》
文学、戏曲史料。元代夏庭芝撰。夏庭芝字伯和，号雪蓑。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生于元延佑年间，卒于明初。
《青楼集》成书于元至正乙未十五年（1355），全书1卷，记述元大都、金陵、维扬、武昌以及山东、江浙、湖广等地的歌妓、艺人110余人的事迹。这些女子各有不同方面的艺术造诣。《青楼集》记录了她们在杂剧、院本、嘌唱、说话、诸宫调、舞蹈、器乐方面的才能。尤其对某些杂剧演员的专长有较细的记载。同时还记录了她们与当时的一些达官显宦、文人才士、戏曲散曲作家的应酬和交往。涉及名公士大夫等50余人、男演员30余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戏曲的繁荣状况及元代艺人的生活情景。
《青楼集》现存主要版本有元末陶宗仪辑、明人陶重校《说郛》本，明人陆楫所辑《古今说海》本，明人无名氏辑《说集》本和近人叶德辉辑《双景丛书》本。第一、二、四种内容文字大同小异，惟第三种较其他三种文字上相异处较多，题序较为丰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的《青楼集》，系以《双景丛书》本为底本，用其他本比勘对校，将文字互异处一一列出，并将《说集》本中所存张择序、夏伯和志、卷首目录、朱武跋文补录在提要中。《青楼集》对研究戏曲沿革、演员行迹、时尚风俗等戏曲史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校对。《集成》以叶德辉《双楳楼景闇丛书》的刊本作为底本，参校明万历时无名氏辑《说集》内的钞本、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刻元末陶宗仪辑《重校说郛》的刊本、清道光元年酉山堂重刻明陆楫辑《古今说海》的刊本以及明万历三十年鹿角山房刻明梅鼎祚编《青泥莲花记》书内所采引的部分。
《教坊记北里志青楼集》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第一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青楼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1982年重印。
88、《茶余客话》
清代阮葵生所著的文史笔记，约写成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前。　阮葵生（1727～1789），字宝诚，号吾山，清代淮安府山阳县人（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乾隆壬申科举人，辛巳会试以中正榜录用，以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历任监察御史、通政司参议、刑部右侍郎，是清代乾隆时期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和法学家。全书原有30卷。文笔简练，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学科领域，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其有关清初典章制度和入关前后建置以及淮地名物掌故等记载，有校高的史料价值。
《茶余客话》中记述了大量的人物故事；并注意辑录戏曲、小说等方面的材料，如《荆钗记》、《水戏》、《元曲》、《水浒传》、《琵琶记》、《金瓶梅》、《西游记》、《长生殿事件》等等，不仅保存了重要的文学史材料，还提出了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观点，例如，他以明朝《淮安府志》的记载和《西游记》中大量的淮安方言论断《西游记》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后来鲁迅、胡适等人受此启发并加以考证，最终断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茶余客话》内容还包含了许多进步思想，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附：历代文论、诗词曲话资料
《历代诗话》（上下），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历代诗话续编》（上中下），丁福保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中国历代诗话选释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宋诗话全编》（十册），吴文治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清诗话》，丁福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清诗话续编》（共四册），郭绍虞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清诗话见知录》，吴宏一
《词话丛编》，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历代文话》（十册），王水照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郭绍虞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中国历代文论选》（共四册），郭绍虞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诗学丛书》（九册），陆耀东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顾易生、蒋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王运熙、杨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下），顾易生、蒋凡、刘明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明代文学批评史》，袁震宇、刘明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清代文学批评史》，邬国平、王镇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近代文学批评史》，黄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下），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敏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文学理论史》，蔡钟翔、成复旺、黄保真等，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册），罗根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东润著，开明书店1944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赵则诚、张连第等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七）：历代文史工具书
所谓文史工具书，是指为方便阅读文史类书籍而提供相关资料的书籍，起着一种阅读工具作用。文史工具书的种类很多，下面主要介绍：书目，索引，字典、辞典，年表、图志，典章制度，类书，域外汉籍及研究七类，每类下分若干子目。
“书目”：是图书目录的简称。它是记录图书名称、作者、卷册、版本、定价，间或叙及学术源流、图书流传、内容得失和收藏情况的工具书。其范围不仅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和《全国总书目》这种综合性书目，也包括《中国地方志综录》、《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司马迁著作及其研究资料目录》、《红楼梦书录》等专题性书目。
“索引”：又称“通检”或“引得”，它是将每部书或丛书的内容，按一定的需要（如人名、地名、篇目、引书、逐句等）编为条目，供人们检索的工具。
“字典”、“辞典”：是解释字、词的声音、意义、用法和形体构造，间或叙及源流的工具书。它包括古代的《说文解字》、《尔雅》和《广韵》之属；也包括近代的《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和《新华字典》之类；还包括《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地名大辞典》等专科性辞典。
“年表”：是按年代顺序用表格形式编制的查考时间年代或历史大事的工具书。其中的纪年表供查考年代。其中可分为“纪年表”、“历表”、“大事表”等不同类型。“纪年表”如《中国历史纪年表》；“历表”可换算不同历法、纪年法的年、月、日，如《中西回史日历》；“大事表”则为查考大事及其年代的工具书，如《中国历史大事纪年》。
“图录”：是用图象表现事物的工具书，它既包括《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各种地图，也包括《中国历史图谱》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各种文物图录。
“典章制度：又称“政书”，它汇编历代或某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方面的资料供人阅读和查考。如《通典》、《文献通考》、《唐会要》等。
“类书”：是辑录群书中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分类排比，以便寻检和征引，是查考古代事类的工具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
“域外汉籍及研究目录”：介绍国外图书部门收藏的文史类汉籍书目，作者有国外图书部门、学者，也有国人。主要以日韩为主。
一、书目
（一）综合类
1、《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翰林学士张观等奉敕官修，赐名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按四部分四十五类。经部八卷九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小学类。史部十五卷十三类：正史类、编年类、实录类、杂史类、伪史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理类、氏族类、岁时类、传记类、目录类。子部三十三卷二十类：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杂家类、农家类、小说类、兵家类、类书类、算术类、艺术类、医书类、卜筮类、天文占书类、历数类、五行类、道书类、释书类。集部十卷三类：总集类、别集类、文史类。全目共著录北宋前期图书三千四百四十五部，计为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著录丰富、体例完备，每类有叙释，每书有解题（主要为欧阳修所撰写）。体例为後来的晁公武、陈振孙所效法。《崇文总目》上承唐代“开元群书四部录”之馀绪，下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之先河，其间八百多年间，是唯一一部卷帙浩繁、体例完备的官修目录。该书目至南宋已不甚流行，清初开四库馆，清儒自《永乐大典》等书辑出叙释，撰成《崇文总目辑释》五卷、《补遗》一卷。其后，“粤雅堂丛书”、“后知不足斋丛书”、“丛书集成”等本，都属这后一个系统的翻刻或排印。
《崇文总目》因篇帙繁多，抵啎之处自所难免，後代有所修订，如：黄伯思《东观馀论》摘17条，焦竑《国史经籍志》有22条。郑樵作《通志·艺文略》，建议废《崇文总目》之解题。
2、《郡斋读书志》，南宋晁公武（约1104—约1183）著，有20卷本（衢本）和4卷本（袁本）两个系统。该志是现存最早的、具有题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的各类重要著述。著录图书一千四百九十六部，除去重见者，实为一千四百九十二部。（袁本著录一千四百七十部，除去重见，为一千四百五十九部。）其中，尤以唐、宋（北宋和南宋初）书籍为完备，可补两《唐志》和《宋史·艺文志》之缺。分类依当时通行之法，经、史、子、集四部之下设类，经部十类、史部十三类、子部十八类、集部四类，共四十五类。（袁本《前志》分四十三类。）书首有总序，每部之前有大序称“总论”，二十五个类目前有小序。（袁本《前志》九个类目前有小序。）小序未标明，置该类第一部书的题要中。“题要”包括书名释义，篇目、篇数及编次，成书原委，序跋或附录，体例、特点和内容介绍，辨伪与考订，前代书目的著录，版本情况，撰者的生平事迹。此外还有有关学术源流、典章制度、史实考辨以及评论文字。每类之内，各书大体依时代先后编次。史部立史评类，衢本集部立文说类，具有开创的意义。后来宋人赵希弁又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附志》作为辑补。
《郡斋读书志》最早为南宋杜鹏举刊刻的四卷本，另有姚应绩刊刻的二十卷本，这两个宋代蜀刻本俱已亡佚。现存有理宗淳祐九年（1249）游钧在衢州重刊二十卷本，后称衢本；同年，黎安朝在袁州重刊四卷本，后又汇《前志》、《附志》、《后志》合为七卷，后称袁本。自此，《郡斋读书志》在流传中形成衢本和袁本两个版本系统。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宋本，收入《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三编和《万有文库》二集。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孙猛校证的《郡斋读书志校证》，以汪士钟所刊衢本为底，合校以涵芬楼影印南宋淳佑袁州刊本，并作内容的疏证和考订，又附以赵希弁《读书附志》，是目前较完备的一个校点本。
3、《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南宋陈振孙（约1186—约1262）著。原本五十六卷，分经、史、子、集四录，故书名中称“书录”。全书共分五十三类，在两宋官修书目基础上调整增补了门类。经录十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语孟类、谶纬类、经解类、小学类。史录十六类：正史类、别史类、编年类、起居注类、诏令类、伪史类、杂史类、典故类、职官类、礼注类、时令类、传记类、法令类、谱牒类、目录类、地理类。子录二十类：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农家类、杂家类、小说家类、神仙类、释氏类、兵书类、历象类、阴阳家类、卜筮类、形法类、医书类、音乐类、杂艺术、类书类。集录七类：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诗集类、歌词类、章奏类、文史类。每书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姓名及官称、成书及内容起止、重要序跋摘录等，间有史书考订，谓之“解题”。该书著录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超过南宋官修《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解题”的参考使用价值，也较《中兴馆阁书目》为优。私人藏书目录在数量、质量方面同时超越官修目录，该书是其转折点。它和《郡斋读书志是两部最早的私人藏书题跋。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经籍考》，即以晁、陈二目为主要依据；后世把目录学称为晁陈之学，更足见他们在目录学上的贡献。
《直斋书录解题》原本五十六卷，相传明代毛晋有半部南宋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李盛铎旧藏传抄宋兰挥旧藏本，存二十卷。北京图书馆藏有元抄本，仅四卷（卷四七至卷五〇）。清代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出，重编为二十二卷，刻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今之通行本。今有有武英殿聚珍本、江苏书局本、《万有文库》本、《丛书集成》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聚珍版”为底本出版了校点本。
4、明《文渊阁书目》，明杨士奇编，明初国家藏书的第一部书目。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对文渊阁7297部图书，逐一清理勘对、进行分类，然后以《千字文》排次，按天字至往字，分为二十个字号，写成一本《文渊阁书目》。书目分为国朝、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礼书、乐书、诸经总类、四书、性理（附实录、传、年谱等）、经济、史、史附、史杂、子书、子杂、杂附、文集、诗词、类书、韵书、姓氏、法帖、画谱（诸画谱）、政书、刑书、兵法、算法、阴阳、医书、农圃、道书、佛书、古今志（杂志附）、旧志、心志等四十类目，开创了有明一代分类的新风气。明嘉靖以后，文渊阁藏书大批流失，若干珍本秘册无可再见。所以，该书目就成为考订宋、元、明初散失之书的重要资料。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对勘《永乐大典》所收之书，世无传本者，往往见于《文渊阁书目》。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惟籍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
《文渊阁书目》原不分卷。《四库全书》本分为四卷，《读画斋丛书》本分为二十卷；又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有十四卷本。今流传较广的为《丛书集成初编》本，该本源出读画斋本。
5、明《新订内阁藏书目录》，八卷。该书目是继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后对明内阁藏书编目。为万历三十三年，中书舍人张萱等人奉命校理内阁藏书时所撰。受《文渊阁书目》影响，分为十八类，全目八卷，以“圣制”、“典制”二部居首，以表明其官撰性质，然后于经史子集之外，增置类录、金石、图经、乐津、宋学、理学、奏疏、传记、技艺、志乘、杂部等。各书略注撰人姓名、官职及本书残全情况。并间有解题，虽文字简略，原书卷数也未全著，体例也不够完善，但稍胜于《文渊阁书目》，而成为考求明代官藏的重要目录之一。有民国适园陶湘精刻初印本；台北·广文书局1957年排印本。
6、《遂初堂书目》，南宋尤袤（1127～1194）撰。尤袤家富藏书，在九龙山（今无锡惠山）下建有遂初堂，编《遂初堂书目》1卷。《遂初堂书目》（今传本）共收录图书3000余种。分为44类，对四部分类体系作了调整，突出本朝著作与新出现的图书，设有“小说”、“类书”、“乐曲”等小类。仅著录书名，部分款目著录作者。在经部书和一些史部书名之下简记版本情况，如记《史记》有“川本”、“严州本”。该目录中著录的版本有旧本、旧监本、秘阁本、京本、旧杭本、杭本等10余种，但未确记刻书地点与年月。该书开创了中国古代书目著录版本的先例。《遂初堂书目》有“从事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7、《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摘录》（明）李鹗翀辑，清光绪14年（1888）江阴金武祥刻本。
8、《百川书志.古今书刻》（明）高儒等撰，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6。
9、《越缦堂读书记》，清李慈铭著，由云龙辑，是书为作者日记摘编。分为：哲学（包括易、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淮南子、韩非子等诸子、朱子语录、龙谿语录、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政治·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军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综合参考等十一大类。所记各书，都是作者真正读过的，非转钞他人以讹传讹者可比，又能考订一些史书讹舛疏失，其中不乏创见。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精装二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
10、《郑堂读书记》，101卷，清周中孚撰。这部大型书目体例模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分经、史、子、集4部相分，以类从部，以属从类，分列著作名称、版别、卷帙、作者和内容提要，共71卷；又有补逸30卷，总计101卷。全书共收录自先秦迄清道光著述四千多种。因其晚出，收录了《总目》完工后乾嘉时期新刊的大量著述，而这一时期又正好是所谓“乾嘉学人”创作最丰的黄金时代，因此虽是一部目录学专著，但又蕴涵着丰富的史学评论和其他方面的治学见解，此又凸显出其独到的学术价值。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1959年重印。
11、《读书敏求记》，清·钱曾撰，上海扫叶山房，民国3年（1914）石印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读书敏求记校证》钱曾撰，管庭芬辑，章钰补辑，，台北·广文书局，《书目丛编》本，1967年版；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85年版。
12、《千顷堂书目》，清黄虞稷（1626～1692）辑。该书目是他以自己藏书为基础而编撰的明代著述目录。三十二卷，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五十一类排列，分四部，每部类下先列明人著述，后附南宋咸淳以下和辽、金、元各朝著作，总计收录明人著作一万四千余种，附载宋、辽、金、元四代著作二千四百余种，是现在反映明人艺文最全的目录之作。在不少类目之后附有南宋末及辽、金、元图书。每书著录著者、书名和卷数，必要时撰写有提要。明代编修《明史·艺文志》即以此书为蓝本。黄虞稷又与当时另一位藏书家丁雄飞相互传抄所无之书，后来二人订《古观社约》，约定每月十三丁雄飞到黄虞稷家，十五黄虞稷到丁雄飞家抄书论学，书林传为美谈。
《千顷堂书目》在很长时期只有抄本流传。1913年被收入《适园丛书》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1年再版。
13、《铜琴铁剑楼藏书目录》，24卷，清·瞿镛（1794-1875）编撰，瞿凤起点校。此为铜琴铁剑楼藏书的编目。铜琴铁剑楼是清乾隆嘉庆年间瞿绍基及其子孙五代藏书处，与山东聊城“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全国四大藏书楼。解放后，瞿氏第五代传人瞿济苍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52种1776册，通过文化部文物局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瞿旭初将上海铁琴铜剑藏书楼藏书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熟铁琴铜剑藏书楼又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宋元明善本书籍20种；1983年，瞿凤起陆续又向常熟市GOV捐赠古籍以及县志资料一千一百多册、名人札记六十九封、文物拓片两百零四件、拓本四册、期刊五百四十本。《铜琴铁剑楼藏书目录》有清光绪二十四年自刻本，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版。
14、《铁琴铜剑楼藏藏宋元书目》，翟镛编，《书目类编》第3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
15、《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翟启甲编，《书目四编》，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版。、16、《庐山钱尊王藏书目录汇编》，翟凤起编，《书目续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3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
17、《带经堂书目》，5卷，清陈树汋撰，清宣统3年（1911）顺德邓氏风雨楼刊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18、《旧山楼书目》（清）赵宗建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2。
19、《金山钱氏家刊书目》（清）钱培孙汇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1.2。
20、《结一庐书目》，4卷，清朱学勤（1823—1875）编。此为编者藏书楼结一庐编目。
结一庐为清代著名的藏书楼，位于杭州市塘栖镇，主人朱学勤家有“结一庐”，藏书甚丰。结一庐藏书大多来自长洲的“艺海楼”和塘栖劳氏的“丹铅精舍”；亦有于英法联军侵陷北京时，购得从怡亲王府散出之书。《结一庐书目》中，宋、元、明三代刊本和精钞本有数百种之多。其子朱澄又刊印《结一庐丛书》。朱学勤殁后，结一庐遗籍八十柜售与其婿张佩伦。其《结一庐剩余丛书》之版片亦归刘氏嘉业堂。张卒，结一庐之遗书始流散于沪杭间，文革中尽没为公有。1980年，政府允诺，或以35万元售于上海图书馆；或算捐赠，可得奖金20万元。至此，结一庐所幸存者，宋刻本24部、元刻本38部、明刻本178部、抄稿197部，共3274册，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
21、《读有用书斋古籍目录》佚名撰，曹元忠撰，民国间（1912-1949）石印本。
22、《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清丁丙（1832—1899）编，此为家藏书“嘉惠堂”珍本的著录。丁家世代经营布业，富于资财。丁丙自幼好学，一生淡于名利，终身不仕爱藏书，私人藏书丰富，沿用祖父丁国典的“八千卷楼”藏书楼，并将其新增加的藏书，名为“后八千卷楼”、“善本书室”、“小八千卷楼”，总藏书室名“嘉惠堂”，藏书近20万卷，其中善本珍藏2000余种，被列为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撰有《善本室藏书志》，著录其藏书中的珍本。丁丙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印刊。光绪年间，编刊《武林往哲遗著》前编50种，后编10种，共96册。光绪九年起，与兄丁申编刊《武林掌故丛编》26集、208册，将存世的杭州掌故典籍多数包罗列入。还著有《庚辛泣杭录》、《武林坊巷志》、《于公祠墓录》、《北部诗帐》﹝北郭诗帐﹞、《北偶缀录》等。
23、《郘亭见知传本书录》，4卷，清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號郘亭）编，见《书目五编》，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
24、《宋元善本书经眼录》，3卷，清莫友芝编，书内收宋、金、元、明刻本及旧抄本130种，撰有提要和品评。有清同治年间刊本。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三辑）2009年版。
25、《宝礼堂宋本书录》，四册），潘宗周.、张元济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84.12。
26、《抱经楼藏书志（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五）》，（清）沈德寿撰，中华书局影印1990.4。
27、《皕宋楼藏书志》，120卷，清陆心源编，《皕宋楼藏书志》是中国清代末期“四大藏书家”之一──归安陆心源（1834～1894）与其门人李宗莲合编的藏书目录，120卷，《续志》4卷。皕宋楼为陆心源藏书楼之一。收录陆氏所藏宋、元、明三代旧刻精钞并为世所罕见者600余种。每书除记书名、卷数、版刻及撰人姓名外，并详录书中序跋，间录藏章印记；宋、元两代刊本则备载行款缺笔，以便考核；《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之书，更附以题解，是一部仿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书体例的辑录体的藏书目录。传世有光绪八年（1882）陆氏10万卷楼刻本。陆氏藏书已于1907年全部转售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皕宋楼藏书志》、《皕宋楼藏书续志（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一），中华书局1990.影印出版。
28、《天一阁存见书目》，薛福成撰，为作者所检阅过的清代四大藏书楼宁波天一阁藏书中珍本提要。有清光绪15年（1889）台北：古亭书屋1970年印行。
29、《新编天一阁书目》，骆兆平撰，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30、《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周子美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
31、《稿抄本明清藏书目三种》，清钱谦益编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32、《艺风堂藏书志》，8卷，《艺风堂藏书续志》8卷，清缪筌孙编，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91年版。《艺风堂再续藏书记》，中华书局1962.4年版。
33、《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22卷，清莫伯骥（1878—1858）编，此为家藏典籍题跋，1948年由广州西湖路文光馆印刷出版，叶恭绰、容肇祖为该书作序，给予极高评价。莫伯骥晚年双目失明，且患有瘫痪症，1958年，莫伯骥病逝于澳门。
34、《稽瑞楼藏书目录》，陈揆撰，为家藏书楼稽瑞楼藏书的编目。稽瑞楼是晚清常熟三大藏书楼之一（其余两家为翟氏铁琴铜剑楼、张氏爱日精庐）。有《滂喜斋丛书》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台北·广文书局《书目五编》，1972年版。
35、《文瑞楼藏书目录》，金檀撰，有《读画斋丛书》本，.台北·广文书局《书目五编》，1972年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影印文物出版社1982影印。
36、《贩书偶记》二十卷，孙殿起著。初版于1936年，线装八册；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精装一册，末附四角号码书名人名索引。该书收录的绝大部分是有清一代的著述，兼及辛亥革命以后迄于抗战以前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这个书目有两大特点：第一，凡见于《四库全书》的一律不收，如有收录者必卷数、版本有异，故一向被看成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只是没有提要而已；第二，非单刻本不录，间或有在丛书中者，必定是初刻单行本；而《四库全书》以后新出书，本来就是单刻本居多，故又可与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丛书综录》配合看，对查找现存古籍甚有帮助。《贩书偶记》还收录一部分《四库全书》失收的明代人的著作。
37、《丛书目录拾遗》，孙殿起，《国学集要》第26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
38、《汇刻书目》，清代顾修辑，王懿荣重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影印。是我国第一部丛书目录，共收丛书261种。由于是随手辑录，无一定顺序。光绪间傅云龙、朱学勤等分别为之续编、增订为《续汇刻书目》八册，有光绪二年刊本；上海千顷堂书局2005年石印本《汇刻书目》、《汇刻书目二编》。
39、《中国丛书综录》（全三册）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2——1962.12出版。其中中国丛书综录（一）：总目（1959）；中国丛书综录（二）：子目（1961）；中国丛书综录（三）：索引（1962）。三册共它收编了全国四十一个主要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不包括“新学”和“佛学”），计子目7万多条，去其重复，得书38891种，是清代以来最精善最完备的丛书目录.。我国古代书籍的极大部分都可由此查到；有些书原来就没有单刻本，或者原刻单行本已佚而只有丛书本，更是非查《综录》不可。1979年上海图书馆又编成《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收录1902～1949年出版的非古籍丛书。
40、《四库全书总目》（精装一册，）中华书局在解放前大东书局版《四库全书总目》基础上1965年新印。其中补录了《四库撤燬书提要》，又将阮元等《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作为附录。书后且附有四角号码书名及著者索引。另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编有索引，极便使用。原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印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可作为检索大东书局本及其它版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用。由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阮元撰傅以礼重编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胡玉缙撰王欣夫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等，对《总目》或《简明目录》作了补阙、匡谬的工作。杨家骆编辑的《四库全书大辞典》、《四库全书学典》，更便查阅。
41、《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此为文津阁版四库馆臣为全书总目中每部书写的提要，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略有不同，包括该书作者生平简历，该书主要内容、得失的评价，版本流传情况等。可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勘。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的《》（全五册）。
42、《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阮元等编著。本书主要为进呈嘉庆皇帝御览为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作，进呈嘉庆皇帝御览。所受皆《四库》失收之古人著作和未收之清人著述。共收书175种，编为五卷。每卷之内，以所得书先后排序。据清学者严杰考证，其中《元秘史》十五卷，因词语俚鄙，未经进御。而《建炎笔录》三卷、《辩诬录》一卷，也因《四库全书》已收入而未进呈。另外《皇元征缅录》一卷、《招捕总录》一卷，本为《元文类》中所载，并非稀见之本，实为采访者未核其实而误录其内。《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主要贡献在于所收之书多为罕见之本。如卷一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其书不见于《宋史·艺文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北宋徽、钦二朝史实皆已缺失，藉杨氏此书，可以考见。又如卷二《群书治要》五十卷、《文馆词林》四卷、《臣轨》二卷、《乐书要录》三卷，皆为初唐旧集，其中大多至宋时已失传于中国。嘉庆间，阮元购得舶自日本的活字本，编成提要，遂使这些久已佚亡之帙得重光于世。另外，此书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未及之处作了一定的补正。
《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有清道光二年（1832）仪征阮氏刻揅经室外集本。1935年扫叶山房本是此书较常见的一个版本。中华书局1965年《四库全书总目》版此书和胡玉缙撰、王欣夫编辑《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2卷作为附录。
43、《续四库提要三种》胡玉缙编，吴格整理。本书亦为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作，旨在补辑《提要》失收之古人著作，并增辑《四库》未收之清人著述共一千余种。所撰解题、提要钩玄，考订精核，为清人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以后续提要类著作中相当重要的一种。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收《四库》应收未收、《提要》之引而未载，《四库》焚毁、《四库》所收非足本、中土久佚而归海外、自《大藏经》、《道藏》钞出之书凡七百四十余种；《许庼经籍题跋》收清人著述共四百余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稿》收书八十六种。书稿整理者吴格据胡氏遗稿整理标点，并补编目录、索引，以利读者查阅。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44、《四部丛刊书录》，是《四部丛刊》版本记录式的书目，为便于了解和检索《四部丛刊》之用。“四部丛刊”是从《四库全书》中辑出各种必读书和必备书，由张元济主编，商务印书馆从1922年到1937年陆续刊出，分为初编、一编、二编，共502种，3100多册。是我国二十世纪新出的大型丛书之一。
有《四部备要书目提要、四部丛刊书录》（全五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45、《四部备要书目提要》，是《四部备要》解题式书目，为便于了解和检索《四部被要》之用。中华书局1920年至1936年陆续编辑出版。收丛书336种，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性质与《四部丛刊》相仿。但《四部丛刊》着眼于宋、元、明珍本影印，《四部备要》则偏重于应用，选择较有代表性的校本、注本。
《四部备要书目提要》既是一部举要书目，也是一部古籍解题书目。书目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列，前有“总目”以备检查。下面包括经部：十三经古注、十三经注疏、清十三经注疏、小学、经义各类；史部：二十四史、编年、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奏议、地理、政书、史评、表谱、考证各类；子部：周秦诸子、儒家、农家、医家、算法术数、杂家、小说家、释道家、诸子大意之类；集部：楚辞、汉魏六朝别集、唐别集、宋别集、金元别集、明别集、清别集、总集、诗文评各类
《四部备要书目提要》，中华书局1936年版；《四部备要书目提要四部丛刊书录》（全五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46、《四部总录》。丁福保等曾收集晁公武、陈振孙以来各种读书志、藏书志、题跋及散见各文集中之序跋、书后等，编成一部古籍解题的汇编式书目《四部书目总录》，达二千余卷，著录之书约二万种，但未刊行。解放后由周云青重新整理，改名《四部总录》，由商务印书馆分编出版。书后有书名人名索引。
47、《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编1935—37年间出版。收录一百部较重要的丛书，计4107种图书。此书一般大型和中型图书馆都收藏，被它所收录的图书，或系难得的秘本，或出名家之手，校刻精善，又印成3999册单行本，翻阅很方便，所以有很高的使用价值。1960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重新编印的《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可以直接查到三九九九册书的顺序号。
48、《四库禁毁书丛刊》，以姚观元《清代禁毁书目》、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和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所著录的图书为主要收录范围。，北京出版社1997年分十期出版。每期内依经、史、子、集四部排列。辑出的是编修《四库全书》期间被抽毁和全毁的书籍，其中以集部书占多数，其次是史部。其禁毁重点是关于辽事（入关前满汉关系）和南明史的著作，另有经部、子部和丛书中的一些书籍。但《四库禁毁书丛刊》不是清代所有禁书的总汇，不收录清乾隆以后的各种禁毁小说、戏曲。所收禁毁书以刻本、活字本、抄本为主，石印本、铅印本、影印原刻本酌情收录，点校本不予收录。
49、《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姚觐元编、邓实补遗，包括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与补遗，它和孙殿起辑《清代禁书知见录》同是查考清代禁毁书籍的主要工具书。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二书的合订本，且附书名人名索引，使用极为方便。另有《四库撤燬书提要》和吴慰祖校订、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的《四库采进书目》（原名《各省进呈书目》），亦可参考。因为《四库采进书目》中所列进呈的书，都在《四库提要》成书以前，所以许多禁毁的书尚能编入目录，关于书名、卷数、本数、作者、籍贯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可以补正清代禁毁书目所未备。
50、《传世藏书》、季羡林主编，是一套囊括我国从先秦到晚清历代重要典籍的大型丛书。计一千余种，三万卷。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又分若干部类，共计二亿五千万字、一百二十三册。南方出版社1997年版。
51、《故宫善本书目》，张允亮编，1934年故宫博物院铅印本。
52、《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卷，赵万里编，1933年北平图书馆木刻本。
53、《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八卷，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54、《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5、《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1958年铅印本。
56、《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1957年版。
57、《图书年鉴》，杨家骆编，图书辞典馆1933年出版。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图书事业志；下册是1912—1933年间全国新书目录，分为总类、哲学、语文学、文学论著、创作文学、翻译文学、艺术论著、教育、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社会科学、经济、政治法律、历史地理等十四类，部分书目下有作者介绍和内容提要。
58、《全国总书目》，平心编，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版。是书收录了1911—1935年间出版的新书约二万种，注明其作者（译者）、定价、出版者。书前有分类目，书后附主题索引、洲别国别索引、外国著者人名索引。其著录原则以当代人的著述、译作和单行本图书且尚在书店发售者为主，因此是一本查考1935年以前出版的旧平装书的主要工具书，目前尚无别的书目可以代替此书。
59、《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冯秉文编、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60、《中国善本书提要》，王重民于1939～1949年间完成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善本书录》，后陆续增加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善本，只完成初稿。后经刘修业、傅振伦、杨殿珣等整理订正，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4400余种古籍善本。作者对所收之书均详细著录书名、卷数、行款、板框，著者、编校者、刻印者的姓名、字号和籍贯，刻工姓名、刻书地点、收藏家的印章及校语，序跋作者姓名及写作年月，重要序跋或记全文或摘录。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未提及之书，则补撰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中已有提要，则只注明所在卷数，不再重新撰写）。其提要侧重于考辨版本源流，记述校刻者或刻书故实、著者事迹和古籍内容，对一书的篇目、内容残缺、真伪、流传等均予以考辨。全书按经、史、子、集4部分类法编排。书后附书名、撰校刊刻人名、刻工人名与刻书铺号等索引。
6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6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6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5、《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66、《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1937—1945）》，重庆市图书馆编，1957、1958年出版。此书分两辑，第一辑收书一一七五二种，第二辑收书五四八一种，合共一万七千余种。主要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上海、汉口、长沙、桂林、昆明、永安等地出版的图书，老解放区及沦陷区的出版物极少收录，是了解抗战时期国统区国书出版情况的极有用的工具书。
67、《全国总书目》（上下册），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出版。书目收录8.55万余种书。是图书年鉴性质的综合性、系列性图书目录，自1949年以来，逐年编纂。它依据全国各正式出版单位每年向中国版本图书馆缴送的样书信息编纂而成。全书分为“分类目录”、“专门目录”和“书名索引”三部分。所收图书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文献著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普通图书著录规则》GB3792.2-85著录。1949～1955年各年度的《全国总书目》由新华书店总店编辑，主要反映新华书店发行和经销的图书，仅选录部分私营书店图书。1956年度以后改由版本图书馆编辑，1966年编辑工作中断，1971年恢复，出版了1970年度《全国总书目》，以后陆续出版1972～1982年各年度的《全国总书目》，1987年出版1966～1969年各年度《全国总书目》，1988年出版了《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90年代起，由于出版物增多，《全国总书目》篇幅加大，每年以上下两册形式出版。
68、《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汇编》，中央图书馆编目组编辑，中央图书馆1985年出版。全书七辑二十册，分为：总类、哲学类、宗教类；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社会科学类、中国史地、世界史地、语文类、美术类十大类，后附题名索引、著者索引。第一辑1964年出版，收录1963年12月之前出版物；第二辑1970年出版，收录1964/1-1968/6出版物；第三辑1975年出版，收录1968/7-1974/12出版物；第四辑1980年出版，收录1975/1-1979/12出版物；第五辑1985年出版，收录1980/1-1983/12出版物；第六辑1989年出版，收录1984/1-1988/12出版物；第七辑1995年出版，收录1989/1-1993/12出版物。
69、《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编，田大畏任总编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7年起按学科分卷陆续出版。它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藏书为基础，收录1911年至1949年9月间中国出版的中文图书124000种（未收录线装书和中、小学教科书）。所收图书大部分撰写内容提要。所有图书都注有收藏馆代号。各分册附书名音序索引和笔划检索表。该书按学科分成20卷出版。这20卷及各卷所收图书总数是：《哲学心理学》，收书3450种；《宗教》，收书4617种；《社会科学总类》，收书3526种；《政治》，收书14697种；《法律》，收书4368种；《军事》，收书5563种；《经济》，收书16034种；《文化科学》，收书1585种；《艺术》，收书2825种；《教育体育》，收书10269种；《中小学教材》，收书4055种；《语言文字》，收书3861种；《中国文学》，收书16619种；《世界文学》，收书4404种；《历史地理》，收书11029种；《自然科学》，收书3865种；《医药卫生》，收书3863种；《农业科学》，收书2455种；《工业技术交通运输》，收书3480种；《综合性图书》，收书3479种。
《民国时期总书目》上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清史稿?艺文志》，下接1949年以后的全国总书目，成为中国连续性书目中重要的一环。美国的联网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OnlineComputerLibrarycenter，）已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共同建立机读目录数据库，使用查阅更为方便。
70、《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台北·国家图书馆1987年前后印行。
71、《台湾地区汉学论著目录》，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1987年前后编印。
72、《中国历代艺文总志经部及集部目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7年前后印行。
73、、《中国文化研究论文目录》（1946—1979）、台北·国家图书馆1987年前后印行。
74、《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屈万里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
75、《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四册，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编委会1967年在台北编印。
76、《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央图书馆编，1969年，台北。
77、《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编委会编，1983年出版，该院所藏善本古籍图书，由宋迄清，约有二十万册。其中承继自清宫旧藏图书者，有许多珍本秘籍与珍贵之宋元佛经，以及清康熙、乾隆二朝的藏文《甘珠尔经》、《清文全藏经》等。另外，杨守敬于光绪六年（1880年）在日本收购大量善本旧籍之观海堂藏书，亦于民国初年售予政府移交该院。1985年“教育部”又将北平图书馆馆藏精品拨交该院保管。《总目》已于2003年度进行数位化处理，完成“善本古籍及其附图”影像文件42，000页、后设数据目录文件1，250册，建置及校正「善本古籍数据库」查询系统10，000笔。方便计算机查阅。
78、《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书名索引》，台北·中央图书馆1982年编印。
79、《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台北·中央图书馆1972年编印。
80、《台湾文献目录》一册，中国文化学院台湾研究所编，该所1965年印行，收录该所中日文藏书。
81、《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一册，王庆之主编，台北·环球书社1976年版，此为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收录“国立中央图书馆”以及台湾省分馆、台湾大学、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21个单位收藏的有关台湾史地方面的书籍，约2000部。每条著录书名、卷册、著者出版社、收藏处。
82、《台湾研究中文书目》（社会科学之部），一册，王庆之主编，台北·环球书社1976年版，此为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三。收录“国立中央图书馆”以及台湾省分馆、台湾大学、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21个单位收藏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7840种。分为总论、统计、教育、礼俗、社会、经济、财政、法律、军事等类。每条著录书名、卷册、著者出版社、收藏处。
83、《台湾公藏宋元本联合书目》，昌彼得编撰，台北·中央图书馆1955年出版。
84、《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善本书目》，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1967年。
85、《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普通本线装书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70年编印。
86、《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印。前书计正编四十四卷，线装二十四册，1933年出版；补编十二卷，线装六册，1936年出版。后书分正续编，正编计上下二册，1948年出版；续编一册，1951年出版。江苏国学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的前身，创建于清末。上述书目由于该馆藏书丰富，著录完善，分类详细，又将线装、平装、丛书本和单行本图书统一编目等优点，一向受到重视，对于今天查考古籍和近代旧的平装书也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87、《安徽文献书目》，安徽省图书馆编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收录安徽历代作者约千七百人的近四千种著述，按时代顺序排列。此目为安徽省图书馆、博物馆和安庆、桐城、歙县等图书馆五个单位的联合书目，却限于馆藏，收录仍然不够完备，所以应参考其他大型图书馆书目予以增补。
88、青岛市图书馆《馆藏明清两代山东人著作书目》，青岛市图书馆1956年编印。
89、《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藏南京文献目录、南京掌故书目》，南京博物院1957年编印。
90、《兰州各图书馆馆臧西北文献联合书目》，甘肃省图书馆等1957年编印。
91、《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主编、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1959年出版。
（二）专科类
【经义、宗教类】
92、《隋书经籍志》，（唐）长孙无忌等撰，本书收录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现存典籍，著录“别集”四百七十三部，“总集”一百零七部。分四部四十七类，总计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种，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亡佚书目，以夹注方式依类附入。各部、各类之末，仿照《汉书艺文志》体例，附以总序、小序，简要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对于唐以前古籍的品类、流变，主要靠本书的记载而略可考见其大概。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其中附录清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书目》节录，并编有书名和著者索引。
93、《伪书通考》，张心澂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初版，1954年新版，1957年又出修订本，分上下两册，附有四角号码书名索引。这是一部近乎总结性的辨伪书目，把前人关于辨伪的专著和论文，以及一些分散在各方面的考订成果，收集起来，间附编者按语，辨及之书共达1104部之多，极有参考价值。
94、《经义考》，三百卷，朱彝尊著。是上古到清初的经学著作总目录。有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本。《经义考》不收文字、音韵，谢启昆为补其缺陷而著《小学考》五十卷。有嘉庆二十一年树经堂原刻本，咸丰二年重刊本，浙江书局刻本，光绪十五年石印本。
95、《十三经论著目录》，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洪叶文化事业有公司2000年陆续印行。全书八册，收录先秦至1993年经学研究的中文论著。包括著作和论文两大部分。专书包括专著和学位论文；论文包括期刊论文、报纸论文论文集论文、会议论文。包括十七种经学研究目录：朱守亮编的《诗经论著目录》，许锬辉《尚书论著目录》，董金裕《周易论著目录》，刘兆祐《周礼论著目录》、《仪礼论著目录》，《礼记论著目录》，黄俊卿《三礼总义论著目录》，刘兆祐《左传论著目录》，简宗梧《左传论著目录》，周何《春秋公羊传论著目录》、《春秋谷梁传论著目录》，傅武光《论语论著目录》、《孟子论著目录》、《四书总义论著目录》、《孝经论著目录》，汪中文《尔雅论著目录》，黄尚信、李启原、郑卜伍《论著目录》，《群经总义论著目录》。收录包括专书、诗话、提要、序跋以及学位论文、报刊论文、论文集论文等各类论文。各册体例因对象略有不同。以朱守亮编的《诗经论著目录》为例，分为：通论、基本问题、注释翻译、国风研究、大小雅研究、三颂研究、语言文字研究、札记、诗经反映的文化风貌、诗经比较研究、诗经研究史、敦煌诗经卷子、诗经在国外、丛书论文集等十四类。每类再分子目，如基本问题类分为：采诗与删诗，篇名研究、逸诗，六义，诗序，诗教，诗与乐歌六个子目。后附参考书目。
96、《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12—1996），陈丽桂主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8年版。该书收录1912—1996年间学者研究两汉诸子之论著。以两岸三地学者的研究为主旁及日、韩、欧美学者论著，1997年部分论著亦收入，共六千余条。全书包括五个部分：通论；两汉诸子学重要课题，如黄老思想、阴阳五行、谶纬等研究论著；两汉诸子学相关典籍，如《黄帝内经》、《白虎通》、《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的研究论著；两汉诸子及诸子学专著，如陆贾与《新语》，贾谊与《新书》等研究的论著；对与两汉诸子学发展有一定关系的学者如司马迁、郑玄的研究论著。五个部分下列两汉学术思想通论，陆贾与《新语》，贾谊与《新书》，晁错、公孙弘、刘安与《淮南子》，司马迁与《史记》，黄帝内经，白虎通义，太平经等二十五个子目。后附录五种：收录期刊一览表，收录报纸一览表，收录论文集一览表，收录外文期刊、论文集一览表，作者索引。
97、《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97—2001），陈丽桂主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版。该书自《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97—2001）之后，续收1997—2001年间学者研究两汉诸子之论著。体例亦同上。附录中将收录期刊一览表和收录报纸一览表合为一表。
98、《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上下）林庆彰主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89年版。该目录为1912—1987年间海峡两岸、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欧美等以中文撰写之经学研究论著目录，共收录专书、论文集、期刊、报纸等约14200余条。分为：群经总论，周易，尚书三礼，春秋三传，四书、尔雅，孝经、石经、谶纬十一类，每类下再分子目。附录有：所收期刊、报纸、论文一览表，作者索引。
99、《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88—1992）（上下）林庆彰主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9年版。此为作者主编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续编。该目录为1988—1992年间，海峡两岸、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欧美等以中文撰写之经学研究论著目录，共收录专书、论文集、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等约15000余条。分为：群经总论，周易，尚书三礼，春秋三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尔雅，孝经、石经、谶纬十四类，体例同上。
100、《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93—1997）（上中下）林庆彰、陈恒嵩主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版。此为作者主编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88—1992）续编。该目录为1993-1997年间，海峡两岸、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欧美等以中文撰写之经学研究论著目录，共收录专书、论文集、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等约18000条，体例同（1993—1997）编。
101、《朱子学研究书目》，林庆彰、连清吉、金培懿主编，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
102、《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林庆彰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该书收录1900—1993年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欧美等国研究乾嘉学术的重要论著条目。乾嘉前后学者研究与乾嘉学术有关者也一并收录。全书分为四编：清代学术通论，乾嘉学术通论，四库学，乾嘉学者分论。学者类以乾嘉学者生卒年为序，始于顾栋高（1679—1759），迄于马国翰（1794—1857）。专书类以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者、页数、出版时间排列、论文类依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页数、出版时间排列。
103、《晚清经学文献目录》，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版。该目录收录1901—2000年间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欧美邓地研究晚清经学的论著条目。部分条目与主编者另一种《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相同。该书分为上下编。上编为清代学术通论，下编为晚清经学家分论，以晚清经学家生卒年为序，始于龚自珍（1792—1841），迄于刘师培（1884—1919）。体例亦同于《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后附：引书书目，作者索引。
104、《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北宋徽宗时释惟白撰，是极为详细的解题书目，所录之书多至一千零四十九种，《大藏》所收，大半已在。
105、《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清原居士王古撰，亦为《大藏经》简明的解题书目。
【史学类】
106、《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1936年版。是专收史书的补表、补志的丛书，其中共收录三十二种艺文经籍补志，计有：（1）《汉艺文志考证》十卷，（宋）王应麟。（2）《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清）姚振宗。（3）《汉书艺文志条例》八卷首一卷，（清）姚振宗。（4）《汉书艺文志举例》一卷，（民国）孙德谦。（5）《前汉书艺文志注》一卷，（清）刘光蕡。（6）《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清）钱大昭。（7）《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清）侯康。（8）《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清）顾怀三。（9）《后汉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10）《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十卷，（民国）曾朴。（11）《补三国艺文志》四卷，（清）侯康。（12）《三国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13）《补晋书艺文志》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刊误一卷，（民国）丁国钧撰，丁辰注并撰刊误。（14）《补晋书艺文志》六卷，（清）文廷式。（15）《补晋书艺文志》四卷，（清）秦荣光。（16）《补晋书经籍志》四卷，（民国）吴士鉴。（17）《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黄逢元。（18）《补宋书艺文志》一卷，聂崇岐。（19）《补南齐书艺文志》四卷，陈述。（20）《隋书经籍志补》二卷，张鹏一。（21）《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清）章宗源。（22）《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首一卷，（清）姚振宗。（23）《补南北史艺文志》三卷，徐崇。（24）《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清）顾怀三。（25）《宋史艺文志补》一卷，（清）黄虞稷、倪灿撰，卢文弨录。（26）《西夏艺文志》一卷，（清）王仁俊。（27）《辽艺文志》一卷，（民国）缪荃孙。（28）《辽史艺文志补证》一卷，（清）王仁俊。（29）《补辽史艺文志》一卷，黄任恒。（30）《补元史艺文志》四卷，（清）钱大昕。（31）《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清）倪灿撰，卢文弨录。（32）《补三史艺文志》一卷，（清）金门诏。是阅读和研究史志书目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
107、《中国古代史参考书目》（1949—1973），复旦大学图书馆、历史系合编，1973年印。计收编1949年10月至1973年6月出版和重印的有关中国古代史图书两千余种，按性质和时间顺序分别排列。可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等1975年编印的《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相配合使用。
108、《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杭州大学图书馆资料组1962年编印。
109、《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国务院法制局编、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
110、《中国历代兵书目录》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军事出版部军事图书馆1957年编印。
111、《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1900——1981）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史研究室，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2、《中国近代史参考书目初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1962年印。收录关于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中外文参考书。
113、《鸦片战争书目解题》，齐思和编，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之后。
114、《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张秀民编，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附录。
115、《捻军资料丛刊征引书目》，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116、《洋务运动书目解题》中国史学会主编，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洋务运动》附录。
117、《中法战争书目解题》，中国史学会主编，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法战争》一书之前。
118、《中日战争资料书目解题》，中国史学会主编，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日战争》附录）。
119、《戊戌变法书目解题》，中国史学会主编，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戊戌变法》附录。
120、《义和团书目解题》，中国史学会主编，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义和团》一书之后。
121、《五四运动论著目录初稿》，台北·国家图书馆参考组编，台北·国家图书馆2009年版。该书汇整1949年至2009年出版的有关五四运动的专书、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论文集论文和报纸评论，共收录1559笔书目资料，分为专论、书目资料、作者索引、题名索引四个部分。专论收录有代表性的四篇论文。书目资料分为十一类：中山研究、书评书目与方法、哲学与宗教、科学与技术、教育与礼俗、社会与文化、政治与经济、历史与外交、传记与回忆、语言与文学、艺术。
122、《台湾、琉球资料联合目录》，福建省图书馆1972年编印。
123、《我国南海诸岛资料联合目录》，福建省图书馆1973年编印。
124、《东西南沙群岛目录及重要资料选辑》，福建师范大学1974年编印。
125、《东北地区民族历史地理文献目录》（内部资料），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1973年编印。的除收录中国、朝鲜、日本和西文文献外，还收编了中、日文报刊上发表的部分论文资料，可供查找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考古、民族、地理方面的图书资料之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历史研究所等1961年编印的《蒙古史研究图书目录（汉籍部分）》。
126、《新疆研究参考书目（中文之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1962年编印。
127、《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方国瑜编，云南大学1957年印。
128、《有关西藏的图书目录》，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59年编印。
129、《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王鹤鸣等主编，为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编写的提要。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原件约11700种，为大陆最多（其次是北京，约8000种，包括国家图书馆3000种）。该提要主要是：始祖、始迁祖、。迁徙路线、卷次内容，有价值资料等，不足百字，没有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30、《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1958年增订重印。这部书的优点是著录的方志比较完备，又注明全国二十多个大型图书馆收藏方志的情况，具有联合目录的功用，缺点是有些书的纂修人和卷数著录有错误，藏书情况也不够准确，有待进一步修订。
131、《浙江地方志考录》，洪焕椿编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132、《上海方志资料考录》，上海师院图书馆1963年编印。另有1964年编印的馆藏建国前《上海地方资料中文书名目录》。
133、《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1987年前后编印。
134、《台湾文献书目解题第一种方志类》，台北·国家图书馆1987年前后印行。
135、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1958年修订重版。
【文学艺术类】
136、《汉书·艺文志》，（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目录文献。共分六略，收书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略有总序，每家之后有小序；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作了简明的叙述。商务印书馆1955年印，1965年重版。书末附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其中收集散佚书目有三百一十七部。自先秦至汉中叶止的古代书目，大致已包括在内。最后有书名人名索引。
137、《唐书·经籍艺文合志》。其中《旧唐书经籍志为（后晋）刘昀》撰，《新唐书艺文志》为（宋）欧阳修等撰。除《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外，它是现存较完整的史志书目，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唐朝的著述和古书概况，以及古籍至唐代散佚的情形。为便于参考检查，商务印书馆把两志合为一编，于1956年出版。合并时以旧志为主，分上下两栏，互相对照。同时将罗士琳等撰写的《旧唐书校勘记》中的第二十八、二十九卷（即经籍志部分）作为附录，以便参阅，末附四角号码书名人名综合索引。
138、《补五代史·艺文志》清宋祖骏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将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对勘作为附录。
139、《宋史艺文志·补·附编》，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本书包括三个部分：（1）元脱脱等修《宋史艺文志》；（2）清黄虞稷、倪灿撰，卢文弨订《宋史艺文志补》；（3）宋时官修，清徐松、叶德辉、赵士炜辑考之书目五种，即《四库阙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宋国史艺文志》，作为附编。书后附四角号码综合索引。
140、《辽金元史·艺文志》，（清）倪灿、黄虞稷、钱大昕等撰，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辽金元三史原先都没有纂修艺文志，商务印书馆把清人补撰的三朝史志书目如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十四种，汇为一编，分朝排列，末附索引，甚便检查。
141、《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清）黄虞稷原稿，王鸿绪、张廷玉等删定；商务印书馆1955年出版，分上、下二册。该书将清傅维鳞《明书经籍志》、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乾隆中官修《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作为补编，又将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和清宋定国、谢星缠合编的《国史经籍志补》作为附编一并收入。这对于我们今天考查明人著作及明以前著作在明代的留存情况均有一定的帮助。
142、《中国文学论著集目》，台北·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6年出版。《集目》共十四册，分为正编、续编，各七册。分别是通代（王国良主编），先秦两汉（韩复智主编），魏晋南北朝（王国良主编），隋唐五代（罗联添主编），两宋（刘德汉主编），辽金元明（王民信主编），清（宋隆法主编）。所收以研究中国文学的论著，兼及翻译、校注、索引、书志、资料汇编等。每一册按文体分为通论、诗、文、小说、戏剧等；每类分中文、日文、韩文、英文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包括著作、论文、翻译、校注、索引、书志、资料汇编等。均以出版、发表时间先后为序。书后附有作者索引。
14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著作论文索引》，此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的索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四册，陈友冰主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该书是对1978年至2010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状况的述论。共四册，分别是：第一卷《先秦汉魏六朝》，第二卷《隋唐五代》，第三卷《宋辽金》，第四卷《元明清近代》包括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总体特征；八个历史时段文学研究的整体情况；各个时段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情况；各个时段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研究情况。附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著作论文索引》分八个时段辑录1978年至2010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和主要论文。
144、《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文吉编撰，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该书收录1949年至1994年间台湾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包括尚未正式出版硕博士论文和大陆、香港学者在台初版的著作。其中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263种，其中专著185种，论文78种。全书分为文学思想、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台湾文学史五编。每编之下再分类，如各体文学史下分为诗史、戏剧史、小说史、散骈文史、民间文学史、民族文学史、儿童文学史七类。每类下再分小类，如诗史类分：通代、断代、诗经辞赋史、乐府史、词史、曲史、现代诗史七小类。各体文学之理论、批评史则排在各体文学史之末。“提要”主要包括：作者介绍、出版情况、成书经过、内容简介、评论得失和影响。书中附录包括：中国文学史总书目（1880—1994）；中国文学史总书目作者索引。
145、《中国历代诗文别集联合书目》王民信主编，共14辑，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1982间陆续出版。收录对象为台湾地区图书馆藏和坊间刊行的论著。特色是将著者的生平传记、墓志铭、年谱者皆一一收入，作为附录。
146、“台湾地区博士论文目录”，陈友冰摘编，见国学网。
147、《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1901—2000），寇淑慧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148、《清代诗经著述现存版本目录初稿》，蒋秋华、王清信编，为吴宏一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清代诗话见知录》附录。
149、《清代楚辞类著述版本目录》，崔富章编，为吴宏一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清代诗话见知录》附录。
150、《唐代文学论著集成著作提要、论文目录》，傅璇琮、罗联添主编，项目执行人、副主编陈友冰，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此是《唐代文学论著集成》的附录。《唐代文学论著集成》是收录中国大陆、港澳1949年以来、台湾1945年以来关于唐代文学研究著作和重要论文。共十册，分为《当代中国唐代文学研究论文选》《当代中国唐代文学研究著作提要》两种。其中《论文选》为论文摘要，《著作提要》为提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词曲、作家论、作品论、作家群体研究、流派研究、唐诗史、唐诗学、敦煌学等；各种研究手段，如考据、辑补、汇编、编年、年谱、专论、综论、通论等范围。每卷后附这个时段的“唐代文学研究著作目录”和《论文要目》，以方便研究者使用。该书由两岸三地十五位唐代文学学者参加编写，其中大陆七位，港澳一位，台湾七位。如此众多的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参加一项大型课题，在当时还是第一次。
151、《唐代文学论著集目》，罗联添编，王国良补编，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学生书局曾于1979年出版台湾大学罗联添教授编撰《唐代文学论著集目》。1984年又将其东吴大学（现任台北大学）教授王国良的“补编”合并印行。全书共收录当代学者研究唐代文学的论著。收录的两岸三地学者论著自1907年—1978年，日韩欧美学者自1900——1976.著作以已出版为主，硕博士论文酌量收入。目录分为：通论、作家及其作品、传奇小说、敦煌变文四大类，每类再分子目。书后附：引用文献、索引笔画检字表，著译者索引（中文部分、西文部分）。
152、《唐代文学西文论著选目》，（美）倪豪士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88年编印。此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唐代文学教授倪豪士编撰的一本欧美研究唐代文学的论著选目。选目为对唐诗总集、110多位唐代作家以及别集、诗文研究的论著索引，包括翻译、专著、论文等。后附作者索引。全书111页，仅是选目。
153、《台湾地区古典诗词研究学位论文目录》，彭正雄、彭雅铃编，《汉学研究通讯总56、57、58期。
154、《词学研究书目》，二册，黄文吉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目主要收集1912年至1992年间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欧美、苏联等各国学者研究中国词学的成果。包括著作和论文两种研究成果。著作包括专著和论文集，论文包括期刊论文、报纸论文、学位论文、论文集论文、会议论文、台湾国科会奖助论文六种。共收专书2500余种，论文10200余篇，条目总计12702条。全书分为十一类：总论、唐宋综论、唐五代、宋金元综论、两宋、金元明清综论、金元、明、清、民国、域外词人与词学。每类下再分小类，如总论类下分：合集、选集、词史、词派、体制、结构、词律、辑佚、辞典、学术会议等小类。各代作家则分为“背景资料”和“作品研究”两项。前者包括：传记、年谱、生平考辨、思想、著作等；后者包括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书后附录：收录期刊一览表（中文、日文、韩文、英文）；收录报纸一览表；收录论文集一览表（（中文、日文、韩文）。
155、《词学论著总目》，四册，林玫仪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该书收录1901年至1992年间中外词学相关资料目录。包括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加拿大、法国、苏俄、德国、意大利、瑞士、匈牙利等地出版中国词学资料。包括著作和论文两大部分。其中专书包括专著和学位论文；论文包括期刊论文、报纸论文论文集论文、会议论文、台湾国科会奖助论文五种。专书以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页数为序，论文则以作者、篇名、刊名、卷期、年月、页次为序。全书计分四大类：词学总论、词籍、词学杂著、词家与词作。词学总论收录与词学理论有关论著，分为综述、特质、起源、流变、派别、词调、词谱、格律等二十目；词籍收录丛编、合集、总集、选集、书目、索引、辞典、词学期刊及论文集等；杂著包括三类：1、札记、随笔、翻译、词汇、用语、名句、联帖；2、序跋、论词书信、论词日记；3、研究状况、消息报道。词家与词作，按历代顺序先总论一代，再分论词人。书后有八个附录：1、鉴赏类书籍选析词作索引；2、1901年以来重要词学丛刊目录；3、1901年以来三大词学期刊（词学季刊）、《同声月刊》、《词学》）总目；4、本书收录中外文期刊总目；5、本书收录中外论文集总目；6本书收录中文报纸总目；7、本书参用之书目索引；8、本书所收论著作者索引。
156、《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郑阿才、朱凤玉主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该书收录1908—1997年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以及日本学者有关敦煌学研究相关资料，包括专著、期刊论文、论文集论文、学位论文、学术会议论文和报纸论文共11650条。分为：目录、总论、历史地理、社会、法制经济、语言文字、文学、经子典籍、宗教、艺术、科技、综述十二类，每类再分若干子目。如目录类分为：写卷目录、石窟目录、图版录文、研究目录、其它五个子目。子目下再分小类，如写卷目录子目下分为：综合、英藏、法藏、俄藏、日藏、中国、其它、专题目录八个小类。书后附录：1、本书收录期刊？报纸、论文集一览表；2、作者索引。
157、《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刘进宝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8、《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编，《敦煌研究》1987年8期。
159、《敦煌歌辞研究论著汇录》，颜廷亮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0、《汤显祖研究文献目录》，陈美雪编，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版。该书收录1900—1995年间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以及日本、欧美等国研究汤显祖专著和论文条目。1900年以前部分传记资料和1996年部分论著也有收录。专书包括专著和收入丛书者，论文包括期刊论文、论文集论文、学位论文、学术会议论文和报纸论文，共1484条。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汤显祖各种著作版本及对一些作品评点，包括全集、诗文集、戏曲合集、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评点作品等类；下编为后人研究汤显祖及其著作论著，包括：传记、年谱、作品总论、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诗文与小说研究，评点作品、汤沈之争、学术活动、对外影响、论文集、书目文献等类。每一类下再分若干小类。如上编“汤氏著作”中“牡丹亭”类，下分明刊本、清以来刊本、点校本、改定本、选注本、曲谱、外文译本七小类；下编“后人研究论著”中“牡丹亭”类，下分概述、作成时代、本事探源、主题与思想、写作艺术、各出析论、人物研究、名物研究、札记、比较研究、改编剧本、影响与评价、外文译本、文献目录十三小类。后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毛效同编）目次；引用工具书目录；引用专书、论文集目录。
161、《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王晓传辑录、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分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会舆论、因果报应四编，附录几种被禁毁的“淫词小说”书目。这是查考元明清禁毁小说、戏曲的有用工具书。
162、《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中国戏曲研究院主编，1957年作家出版社等单位陆续出版。总录计划编印八编：一、宋金元杂剧院本全目；二、宋元戏文全目；三、元代杂剧全目；四、明代杂剧全目；五、明代传奇全目；六、清代杂剧全目；七、清代传奇全目；八、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书目。书后附“引用书籍解题”、“作家名号索引”和“杂剧名目索引”。
163、《曲海总目提要》，46卷，近代董康（1867～1947）编辑。该书是《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两种戏曲目录的提要。《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是在清康熙末年先后编成的两种戏曲目录。著者不详。两书内容、体例基本相同，现均无完整本传存。王国维、陈士弓、董康各得部分残本。董康即采用《乐府考略》、《传奇汇考》的原文，按作品产生年代先后，分别卷帙，编成《提要》。提要汇录了自元至清代乾隆年间684种杂剧、传奇。叙述了它们的情节，并辑录了很多考证材料其中很多作品现已失传或为世所罕见，极富资料价值，成为便于查检的重要的工具书。但书名虽为“曲海总目”，所收剧目却远远不全，遗漏甚多；提要部分，疏于考证，剧名和作者，或张冠李戴，或主观误定；有的剧情介绍与原作相距很远，应用时都需加以考订。1959年，北婴编撰了《曲海总目提要补编》，编者从不同传本的《传奇汇考》中编辑了《曲海总目提要》所漏收或文字不同的剧目72种，又对《曲海总目提要》作了200多条补充和修正。
《曲海总目提要》有1928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剧目不分杂剧、传奇的类别，无索引。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排本，始区分类别，对原书的疏讹也作了考订。并附索引。
164、《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卷，孙楷第著，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所收以语体旧小说为主，计已佚未见及现存诸书共八百余种，对各书版本、概要均有叙述。书后有书名索引、著者姓名及别号索引。
165、《晚清戏曲小说目》，阿英编，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出版。该书包括《晚清戏曲录》和《晚清小说目》两部分，成书约在1940年前后。《戏曲录》共录161种书，其中传奇54种，杂剧40种，地方戏51种，话剧16种。所录以晚清为界，略及民国初年，以石印本、排印本为主，兼及木刻本、未刊稿。限于已收得者，仅知其名者不录。所录各书均有扼要说明，叙明著者、版本、出版年月、内容本事等。《小说目》分创作、翻译2卷，以单行本为主，旁及杂志所刊，录创作479种，翻译628种。以笔划为序。每书说明，详略不一，基本包括著者、卷数（回数、册数）、各种版本等。中国小说书目，先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目》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两种行世，两本著录中国旧刊小说，达六、七百种，惟于晚清部分，仅得40余目。阿英的《小说目》则补充其不足。对查考晚清戏曲、小说极为有用。《晚清戏曲小说目》系就家藏书编著，难免有遗漏，编者拟据嗣后所得，加以增补订正，但未果。
166、《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全书分为五编，分录先秦至清文言小说。书目下注明作者，见于何书，历代版本，并间有考证。书后附书名索引。
167、《清代诗话见知录》，吴宏一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该书是清代346种诗话的目录提要，主要参阅：郭绍虞《清诗话》、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郑静若《清代诗话叙录》、蒋寅《清代诗学著作目录（附民国）》、蔡镇楚《清代诗话考略》、张寅彭《清代诗学书目辑考》《清代诗学书目辑考续》、《清代诗学书目辑考续二》的。全书包括五个部分：清代诗话见知录（大陆地区）、（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收藏清诗话初编，韩国收藏清诗话初编。所收清诗话，依次列书名、卷数、作者及版本馆藏资料。编目则以成书年代或作者生卒先后为序。书后附有：清代诗话编著者生卒年表初编；清代诗话馆藏单位简称表；书名索引和作者索引。
168、《清词别集见知录汇编》、为两岸学者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合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该书专收清词别集，零星不成卷数者则不收。酬唱、联句亦不收。共收清词作者二千余家，别集资料六千余条。依词集名、卷数、作者、版本及出处为序。按笔画检索。后附：合集、选集、个人词集子目，请词别集藏书单位索引，别集作者单位索引，检索极为方便。
169、《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谢巍撰，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出版。历代书目无论官修私撰，皆以经史为重，书画方面的著作收录甚少。《四库全书总目》中艺术类书画之属，收书七十一种，存目五十二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收录甚富，原计划收录画学著作3000，，因篇幅过巨，出版时删去以题画诗为主的别集约800种，现收录2200多种。本书从经、史、子集以及家谱、笔记、小说和释道等古籍，钓稽收录了自汉至近代三千余种成卷或单独成篇的中国绘画论著，凡是中国绘画的史传、论说、作法、图谱、品评、画录、题赞、杂识、鉴定、收藏、器用、装裱等著作，不论前人著录或已佚失均予收录。所著录的书，不论其为单行本、合编本、汇编本、丛书本、类书本，或为写绘本、稿本抄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彩色套印本、木刻水印本、影印本、油印本、打印本、缩微本，也都一一收著。同时对每一种论著的作者、版本和收藏情况以及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窜乱、真伪等问题均加以详尽的考辨，并附以内容提要。该书以考证、考辨、考补为主，故书称“考录”。一些善本，或为罕见的书，都注明收藏单位，或私人藏家姓名，以供查阅。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齐全的一部中国绘画论著目录解题类著作，也是查阅、运用古代画学著作的工具书。书后附书名、作者索引，以便检索。
170、《历代中国画学著述录目》，虞复编、朝花美术出版社1958年出版。作者参考各种相关著录200余种，计收历代画家2300余人的画作目录近50000条，一一按姓氏排比编辑，并标明出处。
171、《书画书录解题》，余韶宋撰。国立北平图书馆1932年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收录东汉迄近代论书画之书凡860余种，基本包括了中国历代有关书画艺术、书画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全书分为“史传、作法、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识、丛辑、伪托、散佚”十类，四十目，并列“未见”一类于十类之后，以俟续补。该书采用叙录体著录书画类图书，正文前的总目叙略，极便于读者了解各书的内容主旨，学术流别及著述得失。提要之后，还采用辑录方式，附载大量有关资料，包括择要辑录原书序跋、诸家书目及其他书中的有关资料，汇集了诸家研究成果。所作诸书提要，皆书必亲见，言必己出，注重考证，非辗转传抄者可及。
172、《中国古代音乐书目》，中国音乐院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61年出版。
【语言文字类】
173、《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编，中华书局1952年出版。辑录自1899年至1949年这五十年中有关甲骨学的中、日、英、法、德、俄各种文字的专书书目和论文篇目，共计八七六种，分类编纂，详注出版时期及版本出处。后附著者、篇名、编年三种索引，极便检查。
174、《甲骨文论著简目》，载陈梦家著《殷虚卜辞综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175、《金石书录目》，容媛著，1936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全书分十类：总类，金类，钱币类，玺印类，石类，玉类，甲骨类，匋类，竹木类，地志类。原书十卷，附方志中金石志目、金石丛书目各一卷。后有按朝代排列之人名通检和笔划书名通检。
《国立中央图书馆金石拓片简目》，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台北·国家图书馆1983年版。
二、字典、辞典
（一）字典
176、《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我国现存第一部字书。该书以小篆为主体，兼收古文、籀文，全书分为十四篇，收单字九千五百四十三个，用读若法注音，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成五百四十部，创立了按部首收字的体例。字体以篆书为主，有古文、籀文等异体列为重文；字头之下的解释，先释义，再释形体构造，后注读音，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以前的文字训诂，对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认作解说文字的“准绳”。《说文解字》的版本较多，中华书局1964年、1977年新印本以清陈昌治改刻清孙星衍本为底本（孙本据宋刻本）缩印，于字头篆字之前加楷体，卷末增编楷体笔划检字，颇便读者查阅。
177、《玉篇》，梁顾野王编著，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编成的字书。今本《玉篇》虽非原本，但可知其对《说文解字》有所增订，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
178、《类篇》，王洙等修纂。它继承了《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体例，着重探讨字源，说明文字形体之变化并吸收了大量的新字（共收字三万一千三百十九），讲古音、古训，在字书史上有一定贡献。
179、《字汇》明代梅膺祚著，是我国一部较为通俗而编排方法也比较进步的字书。它收编单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包括俗字，而僻字则一律不收，并把《说文解字》的部首简化成二百十四个，均按笔画多少排列。注音方法是先反切，后直音。对字义的解释，也较为清楚。全书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连首卷及附录共十四卷，每卷用表注明各部首及其所在页码，末附检字表以便查找不易辨别部首的字。这种编排方法是字书发展中的一大改进，后世多沿用。明末张自烈的《正字通》是其补编。
180、《康熙字典》，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张玉书等奉命撰，这是我国字书第一次用字典的名称。该书继承了《字汇》和《正字通》的体例，分为二百十四部，共收字四万七千○三十五，用反切注音，释义旁征博引，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一个高峰。该书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乾隆时王锡侯著《字贯》一书，就对《康熙字典》的错误有所指摘和议论而被查禁。直到道光七年（1827），王引之奉皇帝之命，著《字典考证》，才校正了该书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康熙字典》的版本较多，其善者有：商务印书馆1933年本，增《字典考证》、四角号码索引；世界书局1936年本，增笔划检字索引、篆字谱、《字典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本，增《字典考证》。
181、《新华字典》，由新华辞书社编，1953年人民出版社初版，后又多次再版，1972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不断修订，最近一次是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修订。计收字1万多，带注解的复音词3500多个。按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排列，注音以普通话读音为准，用汉语拼音字母标音，附注注音字母；释义明确易懂，各种版本都附有几种检字表，查找方便。“历史朝代公元对照表”等附录九种。是目前最为普遍使用的小型字典。
182、《中华大字典》，陆费逵、欧阳溥存等编，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该书按二百十四部首排列，收单字四万八千余，稍多于《康熙字典》，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且于字头之下兼列籀、古、省、俗、伪等体，还收进了近代方言和翻译字，是其优点。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但因它收字较多，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
183、《汉语大字典》九册，徐中舒主编，四川出版集团，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崇文书局2010年二版。全书约2000万字，共收楷书单字56000多个，是目前收集汉字单字最多，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目的的一部汉语字典。
184、《汉语方言字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年出版。为北京话和全国十七个方言点的字音对照表，收二千七百余字。
（二）辞典
辞典是用来解释词义。解释词义在我国古代叫“训诂”，它包括“训”和“诂”两个方面：一是说明词的定义和应用范围以及它和同义词、近义词的分别，这叫“训”；一是用当代通行词语说明古代词、方言词的意义，这叫“诂”。
【百科性辞典】
185、《尔雅》，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训诂书，也是我国古代训诂书的代表作。该书大约产生于春秋到汉初这一时期内，经过不少人的增补，到汉代才定型。今本《尔雅》按收录词汇的内容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等十九篇。它的内容丰富，不仅涉及到古代的一般词汇，还涉及到古代社会的人事、天文、地理和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分门别类进行了解释，是研究和查考先秦词汇的重要资料，在我国语言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部词典成书较早，不少内容若没有后人的解释，也难以看懂。汉代以来，为《尔雅》作注的不少，但大多已失传，现存晋郭璞的注和宋邢昺的疏，即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尔雅注疏》。此外，宋代还有陆佃的《尔雅新义》、郑樵的《尔雅注》，清代研究《尔雅》的著作更多，最著名的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尔雅》一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列为儒家的经典，对后世训诂书的影响颇大。后世训诂书，有的补充《尔雅》内容，有的仿其体例，且多以“雅”字命名。其中旧题孔鲋的《小尔雅》，是最早的一部补充《尔雅》之作。此后有汉刘熙的《释名》，除对字词进行简单的释义外，并进一步探求语源。魏张揖的《广雅》，则博采群书，以补《尔雅》训诂之缺。宋代补《尔雅》之作有：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明代朱谋炜的《骈雅》，专门收录冷僻深奥的词汇；方以智的《通雅》，特点在于探讨语源。清代吴玉搢收录形音歧异而意义相同的词，撰为《别雅》；史梦兰集叠字，撰《叠雅》。总之，以上诸“雅”，都是收录古籍书面语言的词典。
186、《四库大辞典并附七种》杨家骆撰，1931年年初版刊印，台北·“中国学典馆复馆筹备处”1975年七版。該辭典以四庫全書總目二○○卷著錄存目各書及其著者為範圍，範圍內的書名、人名均各立一條；凡一萬七千餘條，二百五十餘萬字。書名條下包括卷數、附錄，及其卷數、撰人，或編注人姓名、類次、解題、版本各項；撰人條下包括所著或所編注各書名稱、撰人時代、籍貫、小傳、四庫失收之著作名稱、撰人詳傳參考書各項。又因按字典式編排，為謀檢查便利起見，採取王雲五四角號碼檢字法排列。卷首刊有筆劃索引及拼音索引，以備不諳四角號碼者及外國人檢查之用。后又七种附录，包括助檢表、四庫全書概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等各省四庫採進書目等。其中“助檢表”係將辭典內各書之繁名、簡名、通名、別名、次名、附名，各人之別字、別號、諡號，及見於各人傳記內之四庫失收書書名，均各立一條，按四角號碼檢字法綜合排列，以助檢查之便利。“四庫全書概述”中之“表計”和“書目”二篇，為該辭典之分類索引。
187、《历代丛书大辞典》，杨家骆编，检阅丛书目录和相关知识辞典。杨家骆辞典馆1936年版，（美）加利福尼亚大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该词典汇集了顾修《汇刻书目》、傅云龙、朱学勤等《续汇刻书目》、《汇刻书目二编》、《丛书目录拾遗》，孙殿起《贩书偶记》、《丛书目录拾遗》，杨守敬、李之鼎《丛书举要》等丛书混编为条目，按四角号码为序检索。（1936）。
188、《辞源》，陆尔奎、方毅、傅运森等任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内容包括普通语词、成语、典故和人名、地名、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按字头部首编排，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并附直音，再标明声韵，解释字义。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注音简易，词条较多，引证丰富，释义明了，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1979年新版《词源》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在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并加《广韵》（间采《集韵》等）的反切，标出声纽，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篇目和卷次，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189、《辞海》，舒新城、张相等编，1936—193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又再版。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辞源》相同。《辞海》对《辞源》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如引书注了篇名，还采用了新式标点。1979年新版《辞海》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个，复词九一七○六条，计一千三百余万字。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
190、《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几部百科全书之一。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由胡乔木任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姜椿芳、梅益先后任总编辑，2万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撰稿。第一版历时15年，于1993年8月出齐，共74卷；第二版历时14年，共32卷，于2009年出版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66个学科和领域。共收77859个条目，计12568万字，并附有适量的插页。各学科分卷的条目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正文条目前一般有一篇介绍该学科卷内容的概观性文章，并附有反映该学科体系的条目分类目录。正文条目后有介绍对该学科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大事年表和供寻检的条目汉字笔画索引、条目外文索引、内容索引。卷内条目有完备的参见系统，部分条目附有参考书目。《中国大百科全书》74卷书目为：《哲学》Ⅰ、Ⅱ；《宗教》；《中国历史》Ⅰ、Ⅱ、Ⅲ；《外国历史》Ⅰ、Ⅱ；《政治学》；《法学》；《军事》Ⅰ、Ⅱ；《经济学》Ⅰ、Ⅱ、Ⅲ；《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社会学》；《民族》；《考古学》；《文物·博物馆》；《中国文学》Ⅰ、Ⅱ；《外国文学》Ⅰ、Ⅱ；《美术》Ⅰ、Ⅱ；《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曲艺》；《电影》；《语言文字》；《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教育》；《体育》；《新闻出版》；《中国地理》；《世界地理》；《数学》；《物理学》Ⅰ、Ⅱ；《力学》；《化学》Ⅰ、Ⅱ；《天文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水文科学》；《固体地球物理学·测绘学·空间科学》；《地理学》；《地质学》；《环境科学》；《生物学》Ⅰ、Ⅱ、Ⅲ；《现代医学》Ⅰ、Ⅱ；《中国传统医学》；《心理学》；《农业》Ⅰ、Ⅱ；《矿冶》；《机械工程》Ⅰ、Ⅱ；《电工》；《电子学与计算机》Ⅰ、Ⅱ；《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化工》；《轻工》；《纺织》；《土木工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水利》；《交通》；《航空·航天》；《总索引》。
191、《近代汉语辞典》，许少峰、卜华书编著，中华书局1997年版。为从事语言教学和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者编写的。收录了自唐代至清代的戏剧、小说、僧侣、宋儒语录等常用语词和部分短语口语词50306余条，总字数达5000千字。此典按汉语拼音音序编排。“同音词依笔划多少排列，由本字派生字编在一起，如胡、湖、葫、猢、（米胡）、糊、蝴、衚等字排在一起词目下附两个书证，尽可能做到一为戏剧书证，一为小说书证或其他书证，以供比较，同时兼收部分诗词曲作品为佐证，而着重在元杂剧和明代小说。”书前有《词目首字汉语拼音检字索引》，后有《词目笔画索引》，便于检索。
192、《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初版，1983年和1996年曾出版过两部修订本，2002年出版增补本。由于它的两任主编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和丁声树，所以该书具有一定权威性。
193、《四角号码新词典》，是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的通俗性语文工具书，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79年已再版八次，37次印刷。全书共收单字（包括繁体字和异体字）10600多个，复词20400多条。对于会用四角号码查字的读者，使用非常方便。
194、《汉语大词典》，大型百科性汉语词典，内容包括社会生活、古今习俗、中外文化乃至各种宗教的教义等。罗竹风主编，数百位专家参与编写。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1986年第一卷出版，1993年11月全书出齐。全书正文12卷，共收单字2.27万，复词37.5万，约5000万字，并配有插图二千余幅。另有《附录·索引》1卷。
195、《现代汉语同音词词典》，周勇翔编，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年版。该书专门收录现代汉语中的同音词。共收录现代汉语中的同音词（包括部分三音节词、成语、熟语等）近7000组，收词总数达15000余条。
【分类辞典】
语言文字类
196、《通用俗语词典》，邱崇丙主编，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选收常用俗语近四千条（包括副条）。例句以现、当代文学作品为主，附“词目笔画索引”。
197、《成语小辞典》，张晓栋、郭玲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收入常用成语五千条。每个词条包括词目、汉语拼音字母注音、释义等内容，对于一些含有典故的成语，则说清其出典，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成语的本义。
198、《汉语成语词典》，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8月出版。该书收录成语五千五百条（包括少量熟语），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附有音序表和按笔画排列的条目索引，成语中的每个单字均注明音读，容易读错、写错或错解的字词，以“辨误”标出正确的字音、字形和意义，释义简单明了，并注出成语的出处，是一本较重要的成语小词典。
199、《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王力等主编，收古汉语常用字和复音词约一万条。分为释义、审音、举例、注解、辨析等部分。后附（1）难字表，另收难字二千六百余，只有注音和释义，没有例句。（2）古汉语语法简介。（3）我国历代纪元表。
200、《中国谚语资料》，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资料室主编，兰州艺术学院文学系五五级民间文学小组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出版。该书收谚语四万五千八百十四条，上、中册是一般谚语，下册是农谚。另有歇后语三千八百○五条，附在一般谚语之后。收集范围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谚语，有些条目后还注明流行地区。
201、《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旧题汉代扬雄撰。我国第一部专门收编各地群众口头语言的词典。为《方言》作校勘疏证工作的集大成之作，是周祖谟的《方言校笺》（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续《方言》及收编方言俗语的专著还有不少，如：汉服虔的《通俗文》，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阙名的《释常谈》、龚颐正的《续释常谈》、李翊《俗呼小录》、明李实的《蜀语》等。清代续《方言》的著作主要有：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正》；考证一地方言的有：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专集诗词中方言的有：李调元的《方言藻》；专集常言俗语的有：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钱大昭的《迩言》等。
202、《方言校笺及通检》，周祖谟校笺，吴晓铃编通检，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扬雄撰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周祖谟的《方言校笺》参考了历代有关《方言》的研究，为一部集大成的善本。吴晓铃的《通检》，对《方言》及其注里的字词均列为条目，按笔划编排，查检颇便。
203、《通俗编》，清翟灏编，俗语、方言辞典。该书收录汉语中的俗语、方言、语词五千多条，按内容分天文、地理、时序、伦常、仕进等三十八类，条目下征引众说，凡经传子史、诗文词曲小说以及诗话、艺谈、佛道典籍中的材料，无所不取，有的还能探索语源，说明演变，颇有参考价值。清代梁同书把翟氏书中所遗，或举一语而征引不同者，汇为《直语补证》，录词语四百余条，可作为《通俗编》的补编使用。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出版以上二书的汇编本，并增《通俗编·直语补证索引》，按词头四角号码排列，查找方便。
204、《恒言录·恒言广证》，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汇印本。《恒言录》，清钱大昕撰。该书收录汉语中的成语、方言，又经张鉴、阮常生补注，内容益加详密。全书分为十九类，共计八百多条，各考其源流，对汉语词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体例虽然类似《通俗编》，但分类较为简明，有胜前书。《恒言广证》，清陈鱣著，对《恒言录》和张、阮两家补注又有所补充，1958年商务印书馆据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陈鱣手稿排印。以上两书均分吉祥、人身、交际、毁誉、常语、单字、叠字、亲属称谓等十九类，汇印本更增编四角号码索引，查找方便。
20、《迩言等五种》，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该书包括清钱大昭著《迩言》、清平步青著《释谚》、清胡式钰著《语窦》、清郑志鸿著《常语寻源》、罗振玉著《俗说》等书，并增编《迩言等五种综合索引》，按词头四角号码排列，附于书后，查检便利。
204、《汉语方言词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分别于1964年出版。是一本汉语比较方言词汇，共收普通词目九百○五条，每条下列出全国十八个方言点的同义词，并用国际音标注其音读。书前有各方言点声韵调系统表和分类词目，书后有音序词目索引，以便查考。
205、《广韵》，又称《大宋重修广韵》，是陈彭年、丘雍等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奉诏修。全书分二百○六韵，收录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注文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是我国现存最早和最完整的韵书。后人更常把《广韵》、《说文解字》和《尔雅》三书并称，作为我国古代字书中三大系统的代表。全书的编排以四声为纲，韵目为纬。平声字分上、下两卷，上、去、入三声各一卷。收录单字两万六千一百九十，分为二百零六韵，其中平声五十七韵，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所收字都是先释义，后注音，并把同音字（同声母）排在一个字头之下，作为一条；音有异读的，个别注明；字有异体的，附在字头之下。《广韵》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了魏晋唐宋间的语言，不仅把《说文解字》、《字林》、《玉篇》等古代字书的文字音义收录无遗，而且有所增补，是研究汉语史的主要参考书。《广韵》版本较多，周祖谟以泽存堂刊本为底本，作了精细的校勘，定名《广韵校本》，是最好的本子，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于1951、1960年影印。
206、《集韵》，宋代丁度等撰，后由司马光续编成书。仍分二百零六韵目，同《广韵》，但韵目名称和次序稍有更动，收字比《广韵》多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为我国收字最多的一部韵书，注文虽不及《广韵》详细，但引证古书材料很可贵，且注重文字的形体和训诂，是研究文字训诂和宋代语言的重要资料。清方成珪编《集韵考正》，对原书有所订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把二书汇印在一起，有便读者。
207、《中原音韵》，元周德清著。该书以北音为正音，根据元代北曲用韵，首倡“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之说，分十九部。由于该书是适应当时政治中心北移而专门研究北音的，所以也是研究近代以北音为主的普通话语音的重要资料。
208、《音韵阐微》，清康熙时李光地、王兰生等奉诏撰。全书韵部仍分一百零六。平声三十韵，上声三十韵，去声二十九韵，入声十七韵，附载《广韵》韵目，使读者知其分合。全书按照《广韵》、《集韵》的体例，把同音字编成一组，用反切注音。该书特点是改革以前韵书的反切方法，并根据当时北方官话来定字的音切。这种读音既非秦汉古音，也非《广韵》系统的中古音，而接近于今天的读音，给我们提供了读音上的方便。以光绪年间淮南书局本较为常见。
209、《经典释文》唐陆德明著，这是一部注释古籍字音，也兼及字义的专书。第一卷《序录》，包括陆德明的自序、《条例》及全书的总目等，其次是《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六卷，《春秋公羊》一卷，《春秋谷梁》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凡卅卷。它广泛采取各家的音切加以注音，兼辨字义，并考证诸书本文的异同，有的还加有按语。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汇集和保存了唐以前经书中文字的音读，特别是有的材料此后亡佚，仅赖本书的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它的注释是按原书的篇目和字句的先后次序编排的，查考或有所不便。本书在唐初即已流行，清乾隆间卢文弨刻《抱经堂丛书》本较佳，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即据以影印，并附卢氏《考证》。
210、《经籍籑诂》，清阮元著，为专门汇集经史中文字训诂的字书。全书字头按《佩文韵府》编次，一百零六韵，分平上去入四声，《佩文韵府》未收的字，依《广韵》补入。书中收录虽然仅限单字，但字下也罗列包括该字的复词解释，兼有字典和词典的作用。每一字头之后，先释义，再列出处，多义词一般是先举本义，后列引申义。该书是我国古代训诂的材料汇编和索引，对于我们阅读古书，特别是阅读唐代以前的书，提供了查考字词的帮助。原书按韵部排列，查检不便，1936年阮刻影印本增编了《目录索引》，按笔画排列，对不熟悉音韵的读者提供了寻检之便。有嘉庆三年（1798年）琅环仙馆原刻本，1936年世界书局影印本。
211、《一切经音义》，唐释玄应著，专门汇集释佛经音义的著作。
212、《助字辨略》，清刘淇著。这是一部虚字辞典。该书从先秦至宋元的经传、诸子、诗词、小说中搜集了虚字四百七十六个，用正训、反训、通训、转训等方法进行解释，释义明确，征引丰富，奠定了汉语虚字研究的基础。该书初刻于清康熙五十年，后多次重刊，1939年开明书店据长沙杨氏刻本标点排印，略加校注，在书眉上标出各字的解释，增编笔画索引以便检查；中华书局1954年据开明版重印。
213、《经传释词》，清王引之撰，专门研究虚字的训诂之作。该书搜集周秦两汉古书中的虚字一百六十个，对各字先说用法，再引例证，追溯原始，明其演变，在解释虚字的特殊用法上，超越前人，但对一般用法谈得较少。补充该书者有清孙经世的《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1956年中华书局合刊三书，定名《经传释词》（附补及再补），并在王氏书后附录有关该书综述及辨证之文三篇，予以标点，并改编目录，注明正文页码，以便查考。清吴昌莹的《经词衍释》，也是一部补充《经传释词》的著作。是书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长期来未受到人们的注意。有中华书局1956年本。
214、《词诠》杨树达著。该书收录古书中常用虚字约五百三十个。其特点是把释义与现代语法学结合起来，一方面继承了我国训诂学的传统，训释所收字的意义；另方面结合现代语法学，指出其在辞句结构中的作用，是我国研究虚词的一大进步。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版，1964年重印。
215、《古书虚字集释》，裴学海著。其价值主要在于收录周秦两汉书中前人阐释不完备的虚字二百九十个，补充以前诸家关于虚字研究的遗漏、不足和纠正错误。但是，排列方法按唐释守温的三十六字母为序，解放后重印时，也没有增编辅助检字法，对一般不明古韵的读者来说，查找颇为不便。193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
216、《文言虚词》，杨伯峻著，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
217、《辞通》，朱起凤编，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是一部联绵字典。全书收录联绵词四万条，按平上去入四声，取词的尾字韵分别编次；基本上以常见词列在最前，注明读音和意义；把和这个词意相同而形体相异的词附于其后；每词列举例证，注明书名和篇名；有的还加按语，指出音近假借、义同通用、字形讹误等项。如“逶迤”，翻开《辞通》，不仅可以查到作什么解释，而且可以看到有威夷、逶夷、、委蛇、逶袆、、逶随、委佗、委它等二十多种同义异文，并一一注明出处。卷首有《辞通检韵》，按韵寻检；卷末有《辞通索引》，按四角号码寻检。又附《笔划索引》，供不熟悉上述两种查法者，按笔画查检四角号码。
218、《联绵字典》，符定一编，商务印书馆1943年出版，正文十册，又索引一册。该书收录唐以前古书中的双声、迭韵、迭音及其他联绵词，包括虚词，按部首编排，用反切注音，作简单解释，再旁引书证，有的还加按语。有些词有不同的写法，或与他词相通，则分条注明。
219、《金文编》，容庚编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影印本。原书初版于1925年，1939年修订再版，书末附《采用彝器目录引用书目》、《采用彝器目录》和楷书笔划检字。
220、《金文诂林》，周法高主编，张日升、徐藏仪、林洁明编纂，香港中文大学1974—1975年出版十六册。书末附采用彝器目录及释文，方便参稽。另有李孝定的《金文诂林补编》，于1977年出版。
221、《石刻篆文编》，商承祚编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书前有《采用石刻目》，并附《伪石刻目》，书后有楷书笔划检字，是一部研究汉字形体演变，查考石刻篆文的重要字汇。
222、《古籀汇编》，徐文镜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该书收集散见于：汪立名《钟鼎字源》、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容庚《金文编》、罗福颐《古玺文字征》和《汉印文字征》、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等书里的古文字，以篆字为字头，按《说文解字》次序排列，每字下首注楷体字，次注出处和各家考释。书前有楷书笔划检字。
223、《金石大字典》，汪仁寿编，求古斋书局1926年刊本。该书收录金石各体文字，上自籀古，下及碑印，均分别搜集；每字先列楷书，下录金石等文字，皆注明出处。全书按部首排列，书前有笔划检字，查考方便。
224、《隶辨》，清顾蔼吉著，扫叶山房1915年仿原本重印。这部书钩摹汉代的隶书碑文，按《礼部韵略》分韵编次，每字之下分别注出碑名，并引包括该字的碑文。附碑考二卷，列所采碑目，考其碑文、时代和所在地。该书纠正了宋代娄机《汉隶字源》的谬误，补其未备，是一部研究汉字形体演变，查考隶书的重要字汇。
225、《增订碑别字》，罗振鋆、罗振玉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出版。该书收集汉朝以来碑拓所见而字书不载的各种异体字，按韵序编排，每字的各异体字并列，后注楷书，再按先后一一注明出处。书前有全书收编异体字目录，可供查考。
226、《草字汇》，清石梁编，上海古籍书店1978年影印本。该书集录汉章帝至明朱学古八十七家所书草书法帖，逐字摹写，按《字汇》偏旁编排，同一字兼录各家不同异体，偶及行书，旁注书家名号，字头旁标明楷书。书前有《历代草圣》，按时代排列。
227、《楷书溯源》，清潘存辑、杨守敬编，光绪三年杨守敬刊本。该书收编魏晋至五代楷体碑帖，按原字摹刻，依《说文解字》次序排列，每字均注明出处，书前并有帖目、碑目各一卷，是一部较为完善的楷书字汇。《凡例》详论楷法，有独到之见，可供研究楷法者参考。
228、《正草隶篆四体大字典》，陈龢祥编，上海扫叶山房1926年石印本。该书按部首排列，用楷书为字头，用直音或反切注音，标明四声，有简明的释义。每字后列正草隶篆四体字，正楷采自碑帖，草书采自名人墨迹，隶书采自汉碑，篆书采自《说文解字》和古器，并一一注明出处。书前有论述字体演变的《文字源流考》，以及《部首检字表》、《难字检查表》。另附《名人墨迹》、《名人楹联》、《太史石鼓》、《钟鼎文》各一册，正草隶篆四体字俱备，可供参考。
229、《中国书法大字典》，主编林宏元，副主编欧洋、白金，香港中外出版社1976年出版。该书采用中国历代著名书法家三百六十人所写碑碣法帖三百多部，收录首字四千三百九十二，重文四万七千四百三十余，剪贴墨迹影印，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全书以楷、行、草为主体，兼及章草、隶书、篆书、古文。每字下皆注明朝代、书写人，大部分还有出处。书前冠有《本书汇集历代书法家一览》、《本书汇集碑碣法帖等一览》和笔划检字表，查考方便。
230、《草书大字典》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
哲学、宗教类
231、《中国神话传说辞典》，袁珂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共收录与中国神话人物、书籍、故事相关条目3006条，另附参考词目269条，插图450幅，可谓图文并茂。词目分为六类：1、人：包括神、神性英雄、历史传说人物、仙人、精灵鬼怪；2、物：具有神话性质的动物、植物、矿物、武器、乐器等；3、天地：神话传说中天界、冥界、城池庙观等；4、辑录或研究神话的别集、丛书、类书等；5、事：以事件为主的神话传说，如八仙过海等；6、其它。词序以笔画为序，书后附有分类词目表，以便检索。
232、《中国神怪辞典》，栾保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收录古代文献中鬼神名目约五千余条，后附笔划索引；真灵位业图；《封神演义》中的神谱；诸神祭延日表；征引书目。
233、《宗教辞典》，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全书共收宗教词目6710条，分为：宗教一般、史前和原始宗教、古代宗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伊斯兰教、道教、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宗教、中国民间宗教、其他宗教（包括犹太教、摩尼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十类。。书前附有笔画检字表，书后附有：外文译名对照表，汉语拼音索引，分类词目索引。
234、《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1921年初版，1939年四版。本书采辑佛学书籍中的专门名词、人名、书名等等加以解释，全书约三百万言，收词目三万余条，按笔画排列，每词之下，先注明其为术语或书名、人名、经名，然后解释，这是我国佛学辞典中较为浩博的一部。
235、《佛学小辞典》，孙祖烈编，医学书局1919年出版，长春古籍书店1984据此影印。
236、《佛教大词典》吴汝钧编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37、《佛教文化辞典》任道斌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38、《中国佛教人物大辞典》，张志哲主编，黄山书社2006年版，收录自汉迄今中华佛教人物12600余条。除收历史名僧和在中国弘法而有影响的外国僧人外，还收录对中华佛教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实业家以及对中华佛教有研究的文人学士等。另有：《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239、《圣经辞典》，代彭康、陈邦俊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该书附有年表、圣经书目等六个附录。
240、《圣经大辞典》，本书原名《圣经辞典》，上海广学会编译是上海广学会根据英国海丁氏的简本原著编译而成，于1916年出版。今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241、《基督教辞典》（修订版），文庸、乐峰、王继武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本词典收词目3000余条，100余万字篇幅。包括教会（教派、组织、机构、概况）、教义、经籍、历史、人物、礼仪、教制、节日、教堂、教职等十类内容。正文按词目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排。正文前有词目表、词目音序检字表，正文后有词目分类索引、外文译名对照表、历任罗马教皇名号表、历任对立教皇名号表、基督教历史主要大事记及主要参考资料。
242、《道教小辞典（修订版）》，钟肇鹏编，此为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字典小丛书一种，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01初版，2010年出修订版。修订版吸收了初版近10年来道教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增收200余条词目，共收词目1620条；对原书内容作了修正、充实、提高。全书分9大类，包括道教总论，教派、组织，人物，教义，经籍书文，神仙，道术，称谓、斋戒、仪礼、节日，仙境、名山、宫观等。正文按分类编排，正文后附有词目笔画索引，既可查检，又可阅读。
243、《道教大词典》，中国道教协会、苏州道教协会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
244、《美学大辞典》朱立原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后附：中国美学大事年表；外国美学大事年表；词目汉语拼音索引；词目笔画索引；词目外文索引。
古典文学类
245、《古书典故辞典》，杭州大学中文系《古书典故辞典》编写组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收录上古至明清，古代诗文、词赋、小说中的典故5400余条。。各条典故包括释义和简介来历出处两部分。
246、《诗词曲语辞汇释》张相著，中华书局1957年初版，1977年重印。全书选录唐宋诗词、金元杂剧中流行的特殊语词，包括单字和短语。这里所谓特殊语辞，大部分是虚词，也有一些是实词，不过其意义复杂难解，或容易弄错。由于著者采用了诗词曲三者自证和互证这种办法，又从体会声韵，辨认字形，玩绎章法，揣摩情节，比照意义五项来分析一个语辞，因此解释颇多可取，不仅可供阅读诗词曲时查考之用，而且为研究诗词曲汇集了大量可贵的资料。卷首列词条总目，卷末附笔画索引，查找方便。
247、《金元戏曲方言考》，徐嘉瑞著，商务印书馆1948年初版，1956年修订本。是近人研究戏曲方言的第一部专著，但由于草创和当时所见材料的限制，既举例不广，证据薄弱，又不免产生一些错误。初版收词语六百条，修订本补充了原有一些词条的例证，并增加新条目一百五十条。
248、《元剧俗语方言例释》，朱居易著，商务印书馆1956年初版。前书后书内容较为充实，收词语一千余条，其中有前书和《诗词曲语词汇释》未收的条目二百余条，还有二百余条虽见于二书，而举例和解释则不尽相同。因此，查考金元戏曲方言时，上述三书可参照使用。
249、《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订本），蒋礼鸿著，中华书局1962年修订第三版。这是一部研究变文的重要著作，作者参考了不少有关材料，在整理、归纳变文语词上下了工夫，对变文中某些现已不易理解的难词加以考证和解释，有助于今天研究变文。全书分为：释称谓、容体、名物、事为、情貌、虚字八篇。附录一“变文字义待质录”，为变文中不能解释的词。
250、《小说词语汇释》，陆澹安编著，中华书局1964年本，上海古籍书店1979年本。该书收录的语词采自清末以前的通俗小说，计逐一加上解释的八千条，还有不需注释的成语二千余条，另辑《小说成语汇纂》附录于后。
251、《宋元以来俗字谱》，刘复、李家瑞编，1930年初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重印。这本书从宋刊《古列女传》、元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明刊《薛仁贵征东白袍记》、清刊《岭南逸史》等十二种书中摘取俗字编成，虽然包罗不了宋元以来的全部俗字，但也十不离九。全书按部首排列，以表格形式上书楷字，下列俗字，分别注明出处；书前有《宋元以来俗字谱检目》，以便查考。
252、《古谣谚》，清杜文澜辑，有清咸丰十一年曼陀罗华阁丛书本，光绪十八年扫叶山房本，中华书局1958年校点排印本。该书收编清代以前古书中的歌谣谚语及一些格言、成语、典故等，采录范围较广，是一部古代谣谚总集。全书分经、史、子、集，以时代为序排列，每条拟有标题，注明出处，并引录原书上下文，以便理解。书后附明杨慎《古今风谣》、《古今谚》、清曾廷枚《古谚闲谈》以及《谣谚集说》。
253、《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吴山主编，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共收工艺美术类辞条11875条。分为31个部分：总类，陶瓷，染织，服饰，金属工艺，雕塑工艺，漆器，家具，刺绣、抽纱，编织工艺，建筑、园林艺术，壁画，书籍装帧，脸谱面具、剧装戏具、民族乐器，首饰，车、旗、帐、伞，玩具，文房四宝，印章、国画技法、装裱、木板年画、剪刻纸、皮影、木偶、扇子、手杖、灯彩、风筝、烟花爆竹、绒绢纸花、工艺画，玻璃、搪瓷、塑料、皮革、灯具、铝制品，各地著名工艺美术品，基础图案、美术字，色彩，传统题材，寓意纹样，工艺美术著作，名匠、名师、名家，其他。后附笔画索引和参考书目。另有插图3100余幅。
254、《中国豫剧大辞典》，马紫晨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由二十个省（区、市）的千余名豫剧工作者参加撰搞，总量11200余个词条，170余万字。总目、史论（历史·习俗·班规·专著）、机构（艺教·班社·剧团）、人物（演员·剧作家·导演·教师·音乐家·舞美师·史论家·管理家·活动家）、剧目（传统戏·新编古代戏·现代戏）、音乐（板式·调门·唱法·曲牌·乐器）、场面·锣鼓经、表演·导演（角色·行当·基功·程式·特技·龙套·排练·调度）、舞台美术（舞台·装置·灯光·道具·服装·行头·脸谱·扎扮）、诀谚（术语·俗谚）等类别。
255、《唐诗鉴赏辞典》，萧涤非、程千帆等撰稿，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初版。全书共选唐代诗人196家1105首诗作。赏析包括原诗、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由一百二十多位学者分别撰写。书前列有“篇目表”，书后有八种附录：诗人小传，诗人年表，唐诗书目，名句索引，诗体诗律词语简释，唐代政区形势图，唐代长安城址图，唐代长安附近详图，诗题笔画索引。另附唐代诗人字画和元明清以唐诗为题材书画三十二幅。
256、《宋诗鉴赏辞典》，缪钺、霍松林等撰稿，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初版。此为《唐诗鉴赏辞典》全书共选宋代诗人253家1253首诗作。赏析包括原诗、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由一百二十多位学者分别撰写。书前列有“篇目表”书后有七种附录：诗人小传，诗人年表，宋诗书目，名句索引，篇目笔画索引、北宋、南宋政区形势图。另附与诗内容相关的字画三十余幅，多是宋人作品。
257、《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初版。全书共选唐、五代、宋词人185家（无名氏未计算在内），697首词作。赏析包括原词、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由一百六十多位学者分别撰写。后附：读词常识；词学要籍简介；本书所见词牌简介；词牌索引；词人索引五种。
258、《古文鉴赏辞典》，执行主编吴功正，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初版。全书共选上自先秦，下至鸦片战争各种体制古文175家，281篇。每篇分原文、注释、鉴赏三个部分。鉴赏包括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后附：作者小传、古文概要、古文书目举要三种。
259、《历代辞赋鉴赏辞典》，霍旭东等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初版。全书共选上自先秦，下至近代辞赋二百家家，276篇。每篇分原文、注释、鉴赏三个部分。鉴赏包括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后附“历代辞赋书目举要”。
260、《诗经鉴赏辞典》，金启华等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初版。全书为诗经305篇鉴赏。每篇分原文、白话翻译、鉴赏三个部分。鉴赏包括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后附：诗经学常识，历代诗经研究目录。
261、《楚辞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选取楚辞名篇进行鉴赏，每篇分为原文、白话翻译，注释、赏析四个部分。
262、《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吴小如等撰稿，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选收汉、魏、晋、南北朝及隋代诗歌900余首。每首分为原文、注释、赏析三个部分。
263、《全唐诗大辞典》，张忠纲主编，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收录唐诗作者、作品及有关著作方面词目28000多条，是目前收录最备的一部唐诗辞典。全书分为：作者简介、唐诗名篇、唐诗名句、格律与流派体类、语词典故、地名名胜、唐诗著作及其它。其中作者简介类收录唐诗作者3500余人；唐诗名篇类收录4500首；唐诗名句类2000余则；格律与流派体类500条；语词、典故类还包括成语、历史人物共14000余条；唐诗地名1000余条；著作类包括自唐至今总集、别集、选本、评注、研究著作、工具书以及研究组织、学会、学术刊物等，词目2000余条。该书词目按类按音序排列，书后附《词目首字笔画检字表》，以便检索。
264、《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宋绪连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全书共收唐诗艺术技巧483条，分为“立意切题”、“布局谋篇”、“抒情写景”、“体物叙事”、“议论寄讽”、“虚实相生”、“相反相成”等十三类。每个条目下分为依据、唐诗诗例和解析三个部分。后附：唐诗艺术技巧综论，艺术技巧笔画索引，“诗例”笔画索引，主要参考书目四种。
265、《三李诗鉴赏辞典》，宋绪连、初旭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共收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歌528首，其中李白272首，李贺70首，李商隐186首。每篇分原文、、鉴赏两部分。鉴赏包括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后附：李白评传、李贺评传、李商隐评传，李白年表、李贺年表、李商隐年表，三李书目、三李研究论文索引，三李国外研究重要论著索引九种。
266、《唐宋元小令鉴赏辞典》，陈绪万、李德身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共选唐、五代、宋词人184家（无名氏未计算在内）小令词580首，金、元曲家70人（无名氏未计算在内）259首。合计254家小令839首。赏析包括原词、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由一百二十多位学者分别撰写。后附：作家小传，作家索引，佳句索引、唐宋小令词派词谱简介，本书所见元人小令曲谱、词派索引，曲牌索引七种。
267、《宋词百科辞典》，程自信、徐宗元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为宋词有关常识，供学习或研究之用。内容包括七个部分：词学知识，典故释义，人物地名及职官民俗常识，词人小传，词集提要，词话提要，名篇赏析。后附“宋词研究资料”。
268、《元曲鉴赏辞典》，蒋星煜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初版。全书共选135位元曲作家712篇作品。其中小令544支，套数45套（含319支曲），杂剧137折（涉及88本，464支曲）。赏析包括原诗、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由一百七十多位学者分别撰写。书前列有“篇目表”书后有十种附录：作家小传，作家年表，元曲书目，元杂剧关目，名句索引，元曲释词简编，读曲常识，元北曲谱简编，元杂剧一览表，篇目笔画索引。另附与作品内容相关的字画一百余幅。
269、《近代诗歌鉴赏辞典》，毛庆耆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全书共选中国近代（1840—1919）八十年间150位诗人（含无名氏）750首诗作。赏析包括原词、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由近一百二十位学者分别撰写。后附：近代诗人小传，近代重要诗集目录，近代诗歌研究论文索引三种。
270、《名言、名句鉴赏辞典》，吴孟复、金隆德主编，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收录中外古今名言名句近千条，录自诗、词、曲、文、小说、俗语以及名人著作、讲话。每条分为原句、出处、鉴赏三部分。书前有“词条笔画索引，书后附人名索引。
271、《中国游记鉴赏辞典》，张田主编。全书共收古今游记352篇，分为：山、水、洞穴、园林、名城、佛寺石窟、奇风异俗、景物览胜、港台风光和圣地记游十类。赏析包括原文、作者介绍、主题、主要表现手法、文学地位和影响等。由近一百一十多位学者分别撰写。后附“中国旅游名胜要介”。
272、《中国曲学大辞典》，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收录词条近一万条，分为曲学、曲源、曲种、曲派、曲目、曲论等十大门类，集中了近代以来几代曲学研究成果。
273、《中国昆曲大辞典》，吴新雷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310万字，反映了昆剧在文学、音律和舞台演唱等方面的艺术成就。全书分12个栏目，共收辞条5682条，另列附录5种。收录时间下限1997年2月。
274、《简明中国画辞典》，路矧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分为综合术语、人物画术语、山水画术语、花鸟画术语、画家、作品、论著等部分。
人物、民族
275、《中国人名大辞典》臧励龢等编。商务印书馆1921年由刊行，至1949年已印至九版，1958年又予重新影印。该书内容丰富，共收上古至清末四万多人。但没有注明人物的生卒年代和传记的出处，以及部分材料失实等，这些都值得使用时注意。由于大辞典按姓氏笔划编排，而同姓者太多，查检时颇感不便，故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又编四角号码《中国人名大辞典索引》附于书后。
276、《古人混号大辞典》，孙振恒编著，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全书收录散落在历代古籍中三千多位历史人物的混号（俗称外号）。每个辞条，均为人物立传，概述其生平，其混号来历，并注意发掘其混号背后的故事。另附图片400余幅。
277、八大山人辞典，（日）栗原芦水编，二玄社，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278、《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彭作桢编、1934年北平好望书店出版。该书根据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余寅《同姓名录》、陈棻《同姓名谱》、刘长华《历代同姓名录》、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而编成。收五万六千七百人，依姓氏笔划编排。
279、《思想家大辞典》，潘念之编，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
280、《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谭正璧编，1934年蔚文印书局出版。
281、《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第一分册），北京语言学院1978年编印。
282、《中国画家人名辞典》孙濌公编，1944年神州国光社出版。
283、《唐前画家人名辞典》，朱铸禹编，1961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284、《唐宋画家人名辞典》，朱铸禹编，1958年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
285、《中国音乐舞蹈戏曲人名词典》，曹惆生编，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史、地理类
286、《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下），史为乐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7、《史记辞典》，仓修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收词范围以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为据，收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典制、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算、音乐等专门术语，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动植物等。
288、《汉书辞典》，仓修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收词范围以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为据，收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典制、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算、音乐等专门术语，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动植物等。
289、《后汉书辞典》，张舜徽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收词范围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范晔《后汉书》为据，收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典制、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算、音乐等专门术语，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动植物等。
290、《三国志辞典》，张舜徽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收词范围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范晔《三国志》为据，收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典制、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算、音乐等专门术语，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动植物等。附录：纪年表、帝系表、魏蜀吴全图。
291、《两唐书辞典》，赵文润、赵吉惠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收词范围以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为据，收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典制、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算、音乐等专门术语，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动植物等。附录：纪年表、帝系表、唐时期全图。
292、《北朝五史辞典》，专书辞典，简修炜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收词范围以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为据，收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典制、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算、音乐等专门术语，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动植物等。附录：纪年表、帝系表、各时期全图。
293、《南朝五史辞典》，袁英光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收词范围以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为据，收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典制、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算、音乐等专门术语，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动植物等。附录：纪年表、帝系表、各时期全图。
294、《元史辞典》，邱树森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收词范围以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为据，收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典制、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算、音乐等专门术语，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动植物等。附录：纪年表、帝系表、元时期全图。
295、《辽金史辞典》，邱树森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收词范围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辽史、《金史》为据，收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典制、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算、音乐等专门术语，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动植物等。附录：纪年表、帝系表、辽金全图。
296、《两宋五代史辞典》，宋衍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收词范围以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五代史》为据，收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典制、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算、音乐等专门术语，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动植物等。附录：纪年表、帝系表、两宋、五代全图。
297、《中国历史大辞典》，郑天挺等主编，中国通史大辞典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收词上起远古，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原分先秦史卷、秦汉史卷、魏晋南北朝史卷、隋唐五代史卷、宋史卷、辽夏金元史卷、明史卷、清史卷（上）、清史卷（下）、民族史卷、历史地理卷、思想史卷、史学史卷、科技史卷等十四个分卷出版，后汇编成按音序排列的上、中、下三卷。共收词目67154条。
298、《宋代文化大辞典》虞云国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了宋代文化包括典章制度、思想学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教育科举、礼仪制度、宗教信仰、神话传说、衣冠服饰、饮食烹饪、天文历法、医药卫生、建筑工程、科学技术、习俗传统、民族文化、中外交流、考古遗存等方面的有关辞条，凡6712条。
299、《帝王庙谥年讳谱》（清）陆费墀撰，专门查历代帝王避讳字的专书。有清代仪征阮氏嘉庆道光间刻本，民国17年（1928）抄本。
300、《历代讳字谱》，张惟骧辑，历代避讳字汇编，有武进张氏小双寂庵，民国21年（1932）刻本。
301、《史讳举例》，陈垣著。是对历代避讳问题进行系统整理总结的专著。有1928年初版，后经刘迺龢校订，科学出版社1958年重印。《史讳举例》分为八卷：第一卷讲避讳的方法，包括改字、空字、缺笔、改音例；第二卷讲避讳的种类，包括改姓、改名、辞官、改官名、改地名、改干支、改经传文、改常语、改诸名、改物名、文人避家讳、外戚讳、宋辽金夏互避讳、宋金避孔子讳、宋禁人名寓意僭窃、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字、恶意避讳例；第三卷讲避讳改史实，包括改前人姓、名、谥例和改前代官名、地名、书名例以及改前朝年号例；第四卷讲因避讳而生之讹异；第五卷讲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包括避嫌名、二名偏讳、已祧不讳、已废不讳、翌代仍讳、数朝同讳、旧讳新讳、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经后人回改未尽、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第六卷是不讲避讳学之贻误；第七卷讲避讳学之利用；第八卷是历朝讳例，分别介绍秦汉以至明清历朝讳制，并列出历朝的世次、帝号、所出、名讳、代字以及避讳举例，以便查考。
302、《辞海》第九分册《地理》，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共收地理词条10671条。其中地理一般622条、中国地理4727条、历史地理2974条、外国地理2348条。凡习见的地理一般名词术语、国家、行政区划、主要山脉、河流、海洋、湖泊、港湾、岛屿、地形区等，以及我国历史上比较习见的区划、都邑、城镇、山川、道路、水利工程等，均可查阅。这是我们今天查考地名首先值得参考的工具书。
303、《最新中外地名辞典》，葛绥成等编，1924年初版，1940年出版增订本，1948年又再版。共收中外地名二万五千多条，其中本国地名占十分之六，外国地名约占十分之四。收录地名以现代为主，但为便利读者了解近代沿革建置，本国地名自元、明、清以来之州、府、道、县等，以及外国历史上之重要地名，亦均加叙述；大至洲名、国名，小而市镇、关隘、盐场之名，以及名山、大川、矿区、铁路等等，无不择要辑录。末附六表：（1）中国行政区域表，（2）中国省市面积人口表，（3）中国商业都市表，（4）世界面积人口表，（5）英译中国重要地名表，（6）西中地名对照索引。此书地名按笔划编排，对于查考古今中外地名，甚为便利，所收词目也较《辞海》第九分册《地理》为多，但错误较多，还必须从不同角度试查其他类型的工具书以作参考。
304、《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清代李兆洛及其门人编。收录了《汉书》、《续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十四部正史地理志所载郡县之名，按下一字分一○六韵排列，分别时代，条其同异，并注明清代所在之处，南北朝侨置州郡及唐宋金元明镇堡羁縻州郡长官司有实地可考者，并列之。这是广录历代地名编为辞典专备寻检的创始，提供极大便利，但也有不少缺点，如取材狭窄，关于地名建置沿革的叙说有错误，而按韵编次，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仍有不便。
305、《中国地名大辞典》，刘钧仁编辑，北平研究院1930年出版。所录地名除史志郡县名外，兼及城镇堡塞关隘并各种小地名，共二万余条，以地名首字为准，分部编排，寻检方便。主要缺点是省区名及山水名不录。
306、《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臧励龢等编辑，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出版，1982年重印。收录地名约近四万条，按地名笔划编排。书前有笔画检字目录，书后附四角号码索引，另有“补遗”、“各县异名表”，寻检方便。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可以说是后来居上。所以此书一出，前两种书的作用显然大为下降。但即见于正史地志。《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书的地名未为全部采录。
其它
307、《新编汉蒙成语大辞典》，宝力高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308、《藏族大辞典》，丹珠昂奔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09、《满汉大辞典》，安双成主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那是一部以档案文献整理为目的满文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
310、《新满汉大辞典》，胡增益主编由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共收词三万四千余条，为满汉对照的满文词典。
311、《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孙书安编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三、索引（通检、引得）
（一）引得
312、《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1933年出版，四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精装三册。这是利用史志书目的极有用的索引。它将十五种艺文志和五部禁毁书目所收先秦至清末四万余种图书按书名和作者编成综合索引，并附笔划检字，甚便检查。现将二十种艺文志或书目列名如下：（1）《汉书艺文志》一卷，（汉）班固（八史经籍志本）。（2）《后汉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适园丛书本）。（3）《三国艺文志》四卷，同上。（4）《补晋书艺文志》六卷，（清）文廷式（长沙铅印本）。（5）《隋书经籍志》四卷，（唐）长孙无忌等（八史经籍志本）。（6）《旧唐书经籍志》二卷，（后晋）刘昀等（同上）。（7）《新唐书艺文志》四卷，（宋）欧阳修等（同上）。（8）《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清）顾怀三（广雅丛书本）。（9）《宋史艺文志》八卷，（元）托克托等（八史经籍志本）。（10）《宋史艺文志补》一卷，（清）卢文弨（同上）。（11）《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同上。（12）《补三史艺文志》一卷，（清）金门诏（同上）。（13）《补元史艺文志》四卷，（清）钱大昕（同上）。（14）《明史艺文志》四卷，（清）张廷玉等（同上）。（15）《清史稿艺文志》四卷，朱师辙等（清史稿本）。（16）—（19）《禁书总目》、《全毁书目》、《抽毁书目》、《违碍书目》（咫进斋丛书本）。（20）《征访明季遗书目》，（清）刘世瑗（国粹学报七卷八期）。
313、《佛藏子目引得》，三册，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3年出版.是综合日本1881—1885年弘教书院刊大藏经、1902—1905年藏经书院刊大藏经、1905—1912年藏经书院刊续藏经、1922—1933年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刊行大藏经而编成。引得分三种：撰译者引得，梵音引得，经品名引得，极便检索。
314、《道藏子目引得》，翁独健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5年出版。该引得除《道藏》外，兼收《道藏阙经目录》、《道藏辑要》二书。引得分四种：分类，经名，撰人，史传（史传引得乃道藏中仙道传记之引得）。这是查检道经之重要工具书。
315、《周礼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0年出版。以《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岳氏刊本为准，摘取原书重要字词列目，下引包含该目的句子，后标该句出现的卷、页、面。各目按中国字庋撷编排，附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便利。又附《各版周礼卷页推算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所附注疏引书引得，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准。
316、《周易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5年出版。编纂体例同《周礼引得》。附经过标校的《周易》原文。
317、《仪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2年出版。《仪礼引得》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徐氏复宋本为准。所附注疏引书引得，编纂体例亦同《周易引得》。
318、《礼记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7年出版。以上海锦章书局1926年影印江西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的文字为准，凡名词及较重要的动词、形容词皆列为目，下引含有该目的句子，句后标明篇、节。各目按中国字庋撷编排，附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便利。又附《礼记篇次、节数表》和《开明版礼记节数与他版礼记页数互推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
319、《论语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0年出版。引得和标校经文均以上海锦章书局1926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为准。引得以原书一句为主，逐字或词排列，字或词下皆缀原句，句后皆标页次、篇次。引得按中国字庋撷编排，附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方便。附经过标校的《论语》原文。
320、《孝经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50年出版。以渭南严氏重刻唐玄宗御注宋相台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论语引得》。附经过标校的《孝经》原文。
321、《孟子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1年出版。以上海锦章书局1926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论语引得》。附经过标校的《孟子》原文。
322、《荀子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50年出版。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论语引得》。附经过标校的《荀子》原文。
323、《庄子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7年出版以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论语引得》。附经过标校的《庄子》原文。
324、《墨子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8年出版。引得和标校原文均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论语引得》。附经过标校的《墨子》原文。
325、《白虎通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1年出版。以《四部丛刊》影印元大德本为准，并参考卢文弨校刻《抱经堂丛书》本。条目按中国字庋撷排列，以词列目，下注该词所在句子；词目按首字笔划编排，一词多见的，则按原书卷、页顺序排列。前有各目首字的法文英文拼音检字，以便不习惯用汉字笔划检字者。
326、《毛诗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4年出版。以上海锦章书局1926年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为准。标校经文逐篇皆用号码标明。引得以句为主，逐字分列，每字之下皆缀原句，后注页、篇、章。引得按中国字庋撷编排，书前附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便利。附经过标校的《毛诗》原文。
327、《杜诗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0年出版。以嘉庆间翻宋刻《九家注杜诗》为底本，补遗据扫叶山房1921年石印仇兆鳌《杜诗详注》增入。全书分为三册：第一册是序、叙例、笔划检字、拼音检字、中国字庋撷、杜诗各本编次表、杜诗各本逐卷章次起迄表。第二册是《九家注杜诗》全文和补遗，每题依次用数码标明，诗句亦依次编号。第三册是引得（附补遗引得于后），逐字或词排列，字词后皆缀原句，句后标明出处，即见于第二册的卷、页、行次；诗前有序，仅作人名、地名引得，其他从略。引得按中国字庋
撷编排，有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便利。
328、《说苑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1年出版。引得以《四部丛刊》本为准，并参考了卢文弨《群书拾补》中的《说苑》校勘记。这是一部词条引得，即摘取原书中的重要词语列目，目下注该词所在句子。全书按中国字庋撷编排，附有笔划和拼音检字以助查检，又附《各版说苑推算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
329、《文选注引书引得》、《文选篇目及著者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7年出版。引得以《四部丛刊》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说苑引得》。
330、《世说新语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3年出版。引得以《四部丛刊》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说苑引得》。
331、《春秋经传引得》，燕京大学学引得编纂处1937年出版。引得和标校经传全文，以上海锦章书局1926年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本为准，全书分为四册。第一册是经过标校的经传全文，依鲁十二公分为十二篇，每篇又按年为章，章内分段，段皆用数码标明。经传文的排列，首经文，次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经传文异于校勘记的，另列异文。第二、三、四册是引得，以经传文的一句为主，逐字或词列目，字词下皆缀原句，句后标明见于标校经传文的页码，以及篇、章、节，节后则别以经、公、谷、左。全书按中国字庋撷编排，附有笔划和拼音检字，查考便利。附经过标校的《春秋》原文。
332、《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7年出版。引得依据1903年上海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它包括了有名的三家注，即刘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此外，还收录了日本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这是一部词条引得，它摘取《史记》及上述注释中的人名、地名等重要词语列为目，目下注该词所在句子，句后标明出处。各目按中国字庋撷编排，附笔划和拼音检字。又附《各版史记卷页推算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
333、《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0年出版。引得所用《汉书》本文、唐颜师古注据上海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则据光绪间长沙虚受堂校刊本，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334、《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9年出版。《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引得依据上海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包括了《后汉书》的原文，以及唐李贤注、梁刘昭注。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但清末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这部重要注本未予收入，是一大缺点。
335、《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8年出版。引得根据上海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包括了《三国志》原文及裴松之注，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336、《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8年出版，中华书局1960年重印。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是我国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一部经济史，继《史记》而作的《汉书》以下的纪传史，大都仿其体例，把经济列为专题记述，可是改名《食货志》，不再称《平准书》。这里的《食货志》十五种，即《史记·平准书》以及《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中的《食货志》。引得中《新元史》用1930年重刻本，《清史稿》用1927年排印本，其余用上海五洲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引得以十五种《食货志》中的人名、地名、货物名、制度、事件等名词为目，其他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337、《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1934年版，查找唐代宰相家族的工具书。
338、《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书中采用了一些不属于传记性质的书，如《桐阴话旧》、《万柳溪边旧话》、《宋诗钞》、《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等，但诗文集和笔记里还保存着不少关于人物的记载，传记引得为了体例的关系又没有采用。
339、《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由于宋辽金元四朝时间上是交叉的，有些见于宋代传记引得的人物，在辽金元传记引得里也能够查到，这两部书有相互补充的作用。书中亦采用了一些不属于传记性质的书，如如《辽诗纪事》、《辽大臣年表》、《辽方镇年表》、《元诗选》、《元行省平章政事年表》等，或为史表，或为诗选、诗话。但诗文集和笔记里还保存着不少关于人物的记载，传记引得为了体例的关系又没有采用。
340、《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该索引是查明代人物工具书。
341、《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该索引是查清代人物工具书。
342、《水经注引得》，郑德坤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4年出版。引得以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为本，分上下两册，以水名、山名、地名、人名为目，目下有注，后注卷叶数，方便查检。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另外，杨守敬的《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则可以作辅佐。
343、《刊误引得》，侯毅编，燕京大学1934年出版。《刊误》，唐李涪撰，原书五十篇，今存四十九篇，有关唐代典制及社会风俗。引得以《榕园丛书》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344、《苏氏演义引得》，侯毅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3年出版。《苏氏演义》，唐苏鹗撰，今本从《永乐大典》辑出，仅二卷，为考证名物之作，引得以《榕园丛书》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345、《容斋随笔五集综合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3年出版。引得以光绪二十年皖南洪氏重刊本为据，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346、《考古质疑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1年出版。《考古质疑》，宋叶大庆撰，原书早佚，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七十四条，定为六卷。其书从六经诸史到宋代著述，各为抉摘其疑义，详为考证，颇多前人所未发。引得依据《海山仙馆丛书》本，编纂体例同前《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347、《诸史然疑校订附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2年出版。《诸史然疑》，清杭世骏撰。校订以《杭氏七种》本为主，校以《知不足斋丛书》本、《昭代丛书》本、《道古堂外集十二种》本。
348、《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1年出版。
349、《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者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1年出版。此为清严可均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引得，据广雅书局本，只有作者索引。
350、《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蔡金重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41年出版。该引得根据1916年丁福保校印《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为底本而编，以全书的作者列为条目，按中国字庋撷法进行编排，作者后注明朝代及其所在卷数。条目中除帝王用朝代庙号、公主用封号外，余均以姓名为主，括其字、号、封、諡诸异名于后。另附笔画和拼音检字，以便不熟悉中国字庋撷法者寻检。
351、《全唐诗文作者引得合编》，林斯德编，山东大学图书馆1931年出版。该引得将《全唐诗》、《全唐文》的作者按笔画编排，甚便检查，但其中颇有遗漏，如卷一五六漏去高若思。
352、《唐诗纪事著者引得》，李书春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4年印行。
353、《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邓嗣禹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4年印行。引得按中国字庋撷法排列，分书名与题目二种：《书名引得》以书为主，而以各卷某条，及其题目列入之；《题目引得》以题为主，列入卷数条数，而不再列书名。
354、《宋诗纪事著者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4年印行。
355、《元诗纪事著者引得》，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4年印行。
356、《清画传辑佚三种附引得》，洪业辑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4年出版。
357、《藏书纪事诗引得》，蔡金重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7年印行。是检索叶昌炽著的《藏书纪事诗》和伦明著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的工具书。《藏书纪事诗》共辑录五代至清的藏书家一千余人的材料。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则是叶书的续辑。《引得》将以上二书中的有关条目按中国字庋撷法混合编排，以人名等为主目，下注朝代、字号、籍贯、室名、印鉴及著述选辑校刻诸书名，再注出处；以字号、室名等为见目，只注其所属的主目，不注出处。不会查中国字庋撷法者，另有笔画索引可查。
358、《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蔡金重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4年印行。
（二）通检
359、《吕氏春秋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1943年编辑出版。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本为准，以词列目，下注该词所在句子；词目按首字笔划编排，一词多见的，则按原书卷、页顺序排列。通检前有各目首字的法文英文拼音检字，以便不习惯用汉字笔划检字者；又附《各版吕氏春秋卷页推算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
360、《春秋繁露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1944年编辑、出版。通检以《抱经堂校定》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361、《淮南子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1944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四部丛刊》本为准，并参考1923年商务印书馆的刘文典《淮南鸿烈集释》，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362、《论衡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1943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四部丛刊》本为准，参考黄晖《论衡校释》，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363、《申鉴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京）1947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四部丛刊》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364、《潜夫论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京1945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四部备要》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365、《新序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京）1946年编辑、出版。引得以《四部丛刊》本为准，通检按笔划编排，其他体例同前《说苑引得》。
366、《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编辑、出版。编纂体例同前《吕氏春秋通检》。
367、《战国策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1948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士礼居仿宋本、即朱姚弘校正本为准，摘取原书中的重要词语列目，按笔划编排，后注包含该词的句子，再标明见于原书的卷、章、页、面。附有法文、英文拼音检字，以助查检；又附《五种战国策卷页对照表》，方便查找其他版本。
368、《山海经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1948年编辑、出版。通检以嘉庆间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为底本，摘取书中的重要词语列目，下注该词所在句子，句后标明见于原书的卷、页、面。各目按笔划编排。附英文、法文拼音检字及《各版山海经卷页推算法》，方便查检。
369、《风俗通义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1943年编辑、出版。本书分为两册，上册是《风俗通义》原文及佚文。原文十一卷据《四部丛刊》本排印；佚文六卷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十六至四十一，并参酌卢文弨《群书拾补》中的《风俗通义》逸文排印，其中后两卷还根据张澍《风俗通·姓氏篇》（《二酉堂丛书》本）予以增补。下册是通检，编纂体例同前《山海经通检》。
370、《契丹国志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1949年编辑、出版。《契丹国志》，南宋叶隆礼撰。通检依据嘉庆扫叶山房《四朝别史》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山海经通检》。
371、《辍耕录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1950年编辑、出版。《辍耕录》，又名《南村辍耕录》，元末陶宗仪撰。通检依据1922年武进陶湘逸园覆元刊本，编纂体例同前《山海经通检》。
372、《大金国志通检》，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北平）1949年编辑出版。《大金国志》，传为南宋时金遗臣宇文懋昭撰。通检以嘉庆扫叶山房《四朝别史》本为准，编纂体例同前《山海经通检》。
373、《清代碑传文通检》，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收有关文集一千零二十五种，分列碑传主人的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代和碑传文的作者及所载书名、卷数，依碑传主姓名笔划排列。凡明朝人死在1644年（崇祯17年）以后及现代人生在1911年（宣统三年）以前的人，一律收入。是一本研究清代史料和查考清代人物的极有用的参考工具书，可与《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参照使用。另外《清代七百名人传》，蔡丐因编，世界书局1937年版。可以查找清代人物的小传。
374、《尚书通检》，顾颉刚主编，燕京学社1936年出版。为逐字索引。通检以江南书局翻刻相台本《尚书孔传》为底本，把原书所有的字列为条目，按笔画次序，后注包括该字的句子，这些句子又按篇、字先后排列。并标明该字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和具体位置（篇、页、第几字），极为细密。该书还附有中国字庋撷法、四角号码、拼音三种检字，查检方便。
375、《方言校笺及通检》，周祖谟校笺，吴晓铃编通检，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扬雄撰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周祖谟的《方言校笺》参考了历代有关《方言》的研究，为一部集大成的善本。吴晓铃的《通检》，对《方言》及其注里的字词均列为条目，按笔划编排，查检颇便。
（三）索引
【经学、史学类】
376、《十三经索引》，叶绍钧等编，属句子索引，于1934年由开明书店初版，当时附《十三经经文》一册，1957年中华书局重印，删去经文，并改正了旧本的一些错误。
377、《四朝学案人名索引》，张明仁编。史学界将《清儒学案》（清代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清人唐鉴《清学案小识》合称《清儒学案》）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又合称《四朝学案》。由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分别在1936年出版。张明仁编的《四朝学案人名索引》是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的《四朝学案》的附录，是检索这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学术家的重要工具书。共收二百多卷书中所载有传及附传学者三千余人，按姓氏笔划排列，亦于1936年出版。
378、《宋元学案人名索引》邓元鼎、王默君编，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鉴于《明儒学案》已收入《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清儒学案》已入《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故于1936年出版《宋元学案人名索引》。
379、《古今人物别名索引》，陈德芸编、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1937年出版。
380、《室名别号索引》，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7年重印。
381、《民国以来人名字号别号索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7年编辑出版。
382、《二十五史人名索引》，1935年由开明书店编辑出版，1956年中华书局重版。是查找“正史”中人物传记的主要工具书之一。由于它标明了卷数，因此也可据此在其它版本的“正史”中查找人名。自出版以来影响很大，至今仍是人们查找资料的重要工具书。1977年以后陆续出版的《史记人名索引》等，皆是以它的编制原理为蓝本。
383、《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1990年版。本书是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联合出版的《二十五史》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编制。前者在书中标为“上”，后者标为“中”。所录为二十五史纪传和附传中人物、《史记》“世家”中仅收录有专载的人名，《三国志》裴松之注中有事迹始末的人名亦收录。诸史中少数民族传和外国传，则收录其首领及主要臣属。每条下注明册数、卷数，“上”版中总页数、栏数，“中”版的分史页数。因其中标有卷数，亦可供“上”、“中”版外其它版本的正史版本使用。该书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后附《索引字头笔画检字》。
384、《史记人名索引》，锺华编，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是专查《史记》人名，也即查先秦至汉初人物极为重要的工具书。该书系根据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校点本编制，以姓名或曾用称谓作主目，其他称谓如别名、字、号、封号、谥号、绰号等附注于后，并一律作为参见条目，可以从不同名称进行翻检，如查先秦人物，可与《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燕大引得第40号，1947年出版）和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配合使用。《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中有关人名的部分，可供查检先秦至西汉初期人名之用。清梁玉绳《古今人表考》、蔡云《人表考补》、翟云升《校正古今人表考》，可供查阅《汉书古今人表》时作参考。日本重泽俊郎的《左传人名地名索引》（弘文馆1935年版），也可查找见于《左传》的先秦人物。
385、《东西汉书姓名韵》，清代傅山编著（山西铅印本），是两汉书的传记索引，是查两汉人物的工具书。可与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的《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结合使用。
386、《两汉不列传人名韵编》，庄鼎彝编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该书辑录两汉书中没有专传而散见于纪表或他人列传中提到的人名，是查两汉人物的工具书。
387、《后汉书人名索引》，李裕民编著，中华书局已于1979年出版。该书系据1965年出版的《后汉书》点校本编制，收录两汉及三国（魏蜀吴）、两晋的人名。两汉以前的人名，凡属纪传追述世系或有重要价值者，也予收录。这是查找汉代人物重要的工具书。所收的人名同样远远超过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值得加以重视。
388、《三国志人名录》，王祖彝编著，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是查三国、两晋和隋代人物工具书。可与燕京大学引得处编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结合使用。所收的人名同样远远超过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值得加以重视。
389、《晋书人名索引》，张忱石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是查两晋人物工具书。据1974年11月出版的《晋书》点校本编制，收晋代（包括十六国）、三国（魏蜀吴）及由晋入刘宋的人名。但关系到晋代人物世系的古代人名，仍予收录。书中提到的其他古人，均不收录。本索引以姓名或常用的称谓作主目，其他称谓如字、号、小名、绰号、官名、爵名、谥号等，附注于后。为了方便于从各种名称进行翻检，主目后面附注的所有异称，另立参见条目。全书按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后附笔画检字表，极便查阅。
390、《隋书人名索引》，邓经元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是查隋代人物工具书。《隋书人名索引》，据1973年出版的《隋书》点校本编制。该书收录隋代、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北齐北周）以及入唐的人名。纪传中上溯隋代人物世系的人名，不受此限，仍予收录。书中提到的其他古人，均不收录。但《隋书·经籍志》中的作者名，一概全收。所收的人名同样远远超过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值得加以重视。
391、《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三册，张万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
392、《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张万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93、《宋元方志传记索引》，朱士嘉编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该索引是查宋、元代人物工具书。作者从三十三种宋元方志中搜集三九四九人的传记资料编成。
394、《十通索引》，商务印书馆1937出版，依据是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出版的“十通”合刊本编成。所谓“十通”是指杜佑《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古代典章文物资料汇编和考释类著作的统称。该书分为《篇目主题索引》和《分类索引》。前者将“十通”中所载的制度名物、篇章，凡能够独立成为一个名词的，都列为一个条目，按其四角号码编排，然后注明有关记述在“十通”中的位置。后者按“三通典”、“三通志”、“四通考”的范围分为三编，在每一编中，在原书分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分，把同类记述的出处集中揭示出来。
395、《大清一统志》索引，商务印书馆年版.乾隆朝官修《大清一统志》四百二十四卷，嘉庆朝重修的《大清一统志》有五百六十卷，内容丰富，特别是县级以下的小地名搜罗较多，对于查考古代地名用处极大。该索引即为检索两书的工具书。
【文学、艺术类】
396、《历代诗史长编索引》，杨家骆编，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版，共录历代诗人及其交游人物21000多人。
397、《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中华书局1965年编辑、出版。以中华书局《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1958年本为底本，分为《》和《作者索引》两部分。《篇名目录》以朝代为顺序，每个朝代下以作者为纲，下列篇名，后注原书总页码及上、下面。《作者索引》，按四角号码编排；作者姓名后注明朝代和见于原书的卷次、总页码。另附索引字头笔画检字，后注四角号码，以便不熟悉四角号码者寻检。
398、《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傅璇琮等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该书收录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元和姓纂、唐诗纪事、唐方镇年表、唐登科记、十国春秋、宋高僧传等83种传记著作中唐五代人物的字、号、别号、绰号、谥号，并于其后括注姓名。分为字号索引和姓名索引两类，分别以四角号码排序。后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引用书表》。1978年，日本东方书店以中华书局1982年版在日本印行。
399、《全唐诗重篇索引》，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辑录清编《全唐诗》中重出作品6000多首，作家700余人。后附“姓氏笔画通检”和《关于全唐诗重出作品类型、原因以及辑录情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2009年有经过数位化处理的该书，便于计算机检索。
400、《全唐诗人名索引》，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
401、《全唐诗索引》，史成编，1990年版。此书是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全唐诗》（包括扬州书局本《全唐诗》和知不足斋本《全唐诗逸》），分为作者索引和篇名索引两部分。作者索引的作者条目下列卷次、页码。作者名下有小传。篇目索引按原诗题目出条。原诗题有异文者，皆列条目并注明。条目以四角号码顺序编列。后附“笔画检字”。
402、《全唐文作者姓名索引》，李之勤编，西北大学教务处1964年油印本。该索引据《全唐文·总目》编制，按作者姓名笔画排列，注明见于原书的卷次，书前有姓名首字笔画检字。
403、《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马绪传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
404、《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冯秉文主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该书是为《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三书编制的索引，以文献内容性质分类，分别以笔画排序。全书分为人物传记、史事典制和艺文杂撰三部分，共3533人，文章23034篇。人物传记类收录人物的传记、碑志以及传记性文字如祭文、送序、人物赞、个人陈情表等篇目的索引；史事典制类收录诏令、奏议以及记载、论述有关政治、经济、生活等文献，分为政事、职官、选举、食货、礼仪、军事、刑律、营造、边政邦交、释道、农民起义十一部；艺文杂撰类收录经史百家文章，按经史子集分部，再分小类，如“子部”再分为儒家、法家、天文历算、艺术等十五小类。
405、《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编纂出版。
406、《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陕西社会科学院1985年版。
407、《杜集书录》周采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08、《杜集书目提要》，郑庆笃等著，齐鲁书社1986年版。
409、《杜甫诗集四十种索引》，黄永武主编，台北·大通书局1976年版。
410、《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孙琴安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411、《中国文言小说提要》，侯忠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412、《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李剑国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13、《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方积云、吴冬秀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
414、《文苑英华》篇名总目和作者索引，是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的宋代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另编新的篇名总目，列于各册之前；另据篇名总目编《作者姓名索引》，按原书所收作者姓名第一字四角号码编排。作者姓名下列原书所收作品篇目，按书中收录次序先后排列。索引前冠有“索引字头笔划检字”，以便寻检。卷末印入南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和劳格《文苑英华辩证拾遗》，指明原书编纂中的各种错误，论断精确，可供查稽。
415、《全宋诗1—72册作者索引》，许红霞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书是为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72册，不包括后出的《全宋诗订补》所做的索引，以作者姓名第一字的四角号码排序。没有篇名索引，不然更易检索。
416、《全宋词》篇目、作者索引，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唐圭璋编纂的《全宋词》附录。书前冠有全书（一至五册）目次，按时代先后为序，以人系词，标明篇名和见于该书的页码。后附《作者索引》，按姓名笔画排列。
417、《曲海总目提要》四十六卷，清初人著，董康校订，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排印线装本重印，精装上、中、下三册，书后附有笔划书名索引。这是一部解题式书目，共著录六八四个戏曲。提要叙述了这些戏曲的故事情节，有的还考证了有关史实，是研究古典戏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418、《曲海总目提要补编》二卷，北婴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此书从各种不同传本的《传奇汇考》里，辑录了《曲海总目提要》所遗漏的（或文字不同的）提要七十二篇，并对《提要》作了补充和修正，书后附剧目索引，甚便查检。
419、《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陆峻岭，中华书局1979年版。
420、《清诗铎》作者索引，原名《国朝诗铎》，《清诗铎》，清张应昌编，是一部清诗选集，所收作品起自清初，包括明末遗民，下迄同治年间，附存编者的作品。书前附有《诗人名氏爵里著作目》。全书按作品类别编排，分为岁时、舆地、总论政术等一百五十类。；中华书局1960年用同治八年永康应氏秀芝堂刻本断句排印，并补编作者索引，按姓名笔划排列，并标明有关出处附于书末。
421、《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王重民、杨殿珣等编，前北平图书馆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这部索引收录了清人别集四百二十九种，总集十二种，按文章的性质分为学术文、传记文、杂文三部，书前冠有文集目录、文集提要、著者姓氏索引。学术文这个部，分经史子集四类，部前冠有详目以便寻检。传记文这个部，分为：碑传、赠序、寿序、哀祭、赞颂、杂类。文中姓氏见于原文标题者，补注其别号、籍贯，按笔划编排，列姓名于目。赠序、寿序、哀诔、铭赞有不能推其名者，仅著其姓。释道亦按名号笔划为次，列于后。另冠传记文目录和传记文姓氏笔划检字，可便查阅。杂文这个部，分为：书启、碑记、赋、杂文四类。书启一类，内容广泛，有关经史者分别摘出，互见于学术文之部，这里则按原集目次，以作者为纲，依年代排列。碑记一类又分城垣衙署、宫室园亭、祠庙学校、会社义庄、动、植物器等。凡以赋名者入赋类，其余则概入杂文类。
此书是现在查找有清一代文章的重要工具书，缺点是它收编的清代文集并不完备，需要注意。
422、《清朝经世文编总目录、索引》，日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56年8月编。全书分为《经世文编总目录》和《经世文编总目录索引》两部分。前者按所收经世文编分别编次，实际上只是原书的目录；后者分为《姓氏索引》和《书名·官署名索引》，均按日本五十音图顺序编排，书前冠有日本五十音序人名索引表，中国音序姓氏索引表。这一部目录、索引收编了下列各书：①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②张鹏飞编《皇朝经世文编补》；③饶玉成编《皇朝经世文续编》；④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⑤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⑥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⑦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⑧何良栋编《皇朝经世文四编》；⑨求是斋编《皇朝经世文五编》；⑩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11）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12）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编》；（13）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时务续编》；（14）宜今室编《皇朝经济文新编》；（15）于鹔庄编《皇朝蓄艾文编》；（16）王延熙、王树敏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17）经世文社编译部编《民国经世文编》。
这部目录索引的收编范围虽然较为广泛，但还有以下诸书并未收入：①管窥居士编《皇朝经世文续编》；②三画堂主人编《皇朝时务经世文编》；③求自强斋主人编《皇朝经济文编》。此外，该目录索引还把《皇清道咸同光奏议》编入，若按此例，同类的书远不止这一种；同时又把《民国经世文编》编入，显得编例混乱，名实不符。
423、《词综》作者索引，为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清朱彝尊编、汪森辑《词综》的附录，按作者笔画查阅。
424、《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商承祚、黄华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出版。
425、《石刻题跋索引》，杨殿珣编，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收集墓碑、墓志、和刻石中文字和题跋中文字索引。
426、《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书名索引》、《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人名索引》，台湾中央图书馆分别于1971、1972、1980、1982年刊行。这四种索引是汇集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八家善本书目和普通本线装书目编成。
427、《中国书画文献索引》，卢辅圣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对历代书画文献中所涉及的人物、作品以及书画术语多予录入，共有词条573276条。分为人名编、篇名编、术语编三部分，其中人史编计365276条，篇名编计171284条，术语统计36899条。
四、年表、图志
（一）历史年表
428、《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编辑、出版。该表是《辞海》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的修订本，是同类纪年表中较好的一部。全书分为九部分：《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表》，《旧石器时代表》，《新石器时代表，《夏世系表》，《商世系表》，《周世系表》（共和以前），《西周共和以后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按笔划编排的《年号索引》。
429、《中国历史纪年表》，万国鼎编，商务印书馆1956年3月出版，中华书局1978年重版。本表分为上、下编。上编包括历史年代总表和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两千七百九十年的公元甲子纪年表，表中还注明朝代、帝王姓名、庙号和年号纪年。下编包括夏、商、周年代简表、东周诸侯年表、两周诸侯存亡表、秦以后主要朝代年表、十六国年表、十国年表、中日对照年表、公元甲子检查表、太岁纪年表以及该书所载年号的笔划索引。其中“中日对照年表”包括日本上自神武，下迄昭和二千多年间的天皇和年号以及统治年数，并注明各年号相应的日本纪元、公元年代、中国年代。这是同类纪年表中少有的。
430、《中国历史纪年》，荣孟源编，三联书店1956年8月出版。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历代建元谱。起于公元前206年（汉高帝元年），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年代顺序把历代帝王姓名、年号、庙号、谥号、尊号汇集而成，便于查某朝、某帝的年号与年数。第二编历代纪年表。起于公元前841年，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时间顺序编排，表中标明公元纪年、干支纪年、年号（包括帝号）纪年。其中《历代建元谱》，可供查找我国历代帝王的姓名、籍贯、世系、帝号、年号、庙号和统治时间，是其特色。
431、《中国历史中西历对照年表》，李佩钧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出版。基本内容同上述年表，但每一朝代均注明国都所在地，为其他年表所没有。
432、《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刘坦编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是部研究岁星纪年、太岁纪年法的专著考。该书中还编制了一个传说中的唐尧元年至汉光武中元二年共2359年的纪年表，内容包括三统历上元积年、星次、岁次、历代纪年、鲁公纪年、公元纪年，可供查考之用。
433、《中西回史日历》，陈垣著，解放后修订，中华书局1962年重版。该书以中西回历对照，这是我国历表的创举，对研究中外关系，查考年月日期提供了方便。包括的时间从公元元年到二千年，全书以阳历为纲，注明相应的中、回历年月日。中国纪年包括帝王年号、年代和干支，并注明改元时间。西历在公元1582年以前用儒略历，以后用格里历；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还注明罗马纪年。回历纪年从回历元年（公元622年）开始。书后附日曜表，供查考星期；干支表供换算日的干支；年号表供检查中国年号，每年号之后注明元年相应的西历纪年。
434、《二十史朔闰表》，陈垣著，解放后修订，中华书局1962年重版。时间从公元前的206年起。该书以中历为纲，自汉至清各依本历著其朔闰，另附三国南北朝朔闰表。从汉昭帝始元年（前86）起，加入西历，以中历的月朔，求西历之月日。西历在1582年以前用儒略历，后用格里历。唐武德五年起加入回历，以回历每年的一月一日，求中历的月日。书前冠有中国年号通检，书后附有日曜表。书中对古籍记载的错误和清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有不少纠正。但使用《二十史朔闰表》时务必注意，该表对西汉太初以前朔闰的推算是错误的。今天查考汉高祖元年至汉武帝元封六年这一时期的朔闰，应以1974年第三期《文物》所载《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陈久金、陈美东著）一文的附表为准。
435、《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薛仲三、欧阳颐编，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三联书店1956年修订本。本书是中英文对照的历表，包括年代从公元元年到公元2000年，所用阳历在1582年以前是儒略历，以后是格里历。全表以阴历为纲，注明相对应的阳历、干支、星期。正表每面包括阴历五年整，分为年序、阴历月序、阴历日序、星期和干支五栏。其中附表：1—12是西蜀、东吴、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辽、金、元、清的朔闰与西历对照表，13是黄伯禄、陈垣二历表异点考校，14—15是历代帝系，16是历代年号笔划索引，17是二十四节气在西历上之约数，18是六十干支与其序数。
436、《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郑鹤声编，前国立编译馆1936年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该表包括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到中华民国三十年共计426年间的中西历日对照，凡查考年月日星期干支和节气，一检即得，使用方便。书前冠有426年间的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年号与公元、干支对照表，书后附有太平天国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
437、《中国近代史历表》，孟荣源编，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本表从1830年1月25日（道光十年正月初一）起到1949年9月30日为止，以公历为主，每年一表，注明相对应的中历年、月、日、干支、节气。附录太平天国历简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韵目代日表。
438、《中外历史年表》（公元前5000年—公元1918年），翦伯赞等编，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该年表按年月叙述了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1918年的中外大事，每年分为中国、外国两部分。中国部分若有并立年号者分别叙述；外国部分则分国叙述。包括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重要法令的颁行；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要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国际间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著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等，可以说是同类年表中观点比较正确，材料较为丰富的一种。
439、《中国历史大事纪年》，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1975年编印。这一本大事纪年按年代叙述了远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大事，全书分为两部分：一、中国古代史大事纪年，包括六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到1840年鸦片战争，二、中国近代史大事纪年，包括1840—1919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1919—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附录：①中国原始社会主要文化遗存简表，②中国历史朝代简表，③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简表，④中国历史朝代世系表（夏至清），⑤中国历史朝代纪年表（春秋至清），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权首脑更迭表，⑦中国历代人口数目简表，⑧中国历代度量衡比较简表，⑨中国重要历史地名今释索引。全书在选材方面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制度的叙述较详，其他内容较简。大事纪年一律采用公历，必要时标出旧史纪年，古代史所标月、日沿用旧历，近代史所标年、月、日均为公历。
440、《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四册，张习孔、田珏主编，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记录时间上自原始社会元谋人，下至1918年五四运动之前。编纂上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编年系月，按月排比史事。
441、《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唐培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册。体例上以编年体为主，同时采用纪事本末体对历史大事作简要叙述。重要历史人物加注生卒年，古代地名加注今名。
442、《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姜亮夫编著。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收春秋末期至1919年以前去世的人物约一万二千余名，按人物的生年顺序排列，末附人名笔划索引。所收材料包括钱大昕的《疑年录》、吴修《续疑年录》、钱椒《补疑年录》、陆心源《三续疑年录》、张鸣珂《疑年赓录》、闵尔昌《五续疑年录》和作者自编《六续疑年录》，以及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张惟骧《疑年录汇编》中记录的人物和大量的碑传资料。解放后经作者订正、删汰和增补，1959年由中华书局重印。由于该书引用资料不尽可靠，某些人物的生卒、里第有脱漏和错误。另外，旧的《总表》收有名僧，再版时已删去。
443、《释氏疑年录》，陈垣编著，可查的（中华书局1964年版。此书专查佛教徒的生卒年代，根据七百余种佛教典籍、僧传、语录，参考诸家文集、方志和金石碑拓等材料而编成，计收晋至清初有年可考者二千八百人，书末有僧人法名通检，是查考历代僧人事迹，包括名号、籍贯、生卒年月等等的重要工具书。
444、《历代帝王系统表》，李子文编，上海新亚书店1954年出版。
445、《历代帝王年表》，齐召南编著，四部备要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446、《历代方镇年表》，吴廷燮编，辽海书社排印线装本。
447、《唐方镇年表》，8卷，吴廷燮编，该表根据新旧《唐书》以及其他材料、典籍、杂史、别集等中的材料，梳理集成。书中对每个地区的节度使的任职情况，逐年列出，供研究者参考。所引材料有出处，但仅注书名，不易查核。此书旧有景杜堂铅字线状本，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本。中华书局于2003年出版，三册。
448、《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目录、人名索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二十四史中唯一记录帝室王族之外谱系的表，共收唐代宰相369人，凡98姓世系。赵超编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书前列目录、人名索引，为查找唐代宰相世系提供方便。
449、《历代职官表》，七十二卷，清代乾隆年间官修。其书以清代官制为纲，每类先列表，把上古至明的职官名称排比对照，以便知道清代某官相当于前代何官。表后是考证，援引古书说明历代官制之沿革置废。有殿刻原本，四部备要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450、《历代职官表》头绪纷繁，又无索引，查检颇为不便。道光年间，黄本骥删去释文，仅存诸表及简略的清代官制说明，约为六卷，仍称之为《历代职官表》。有中华书局1965年排印本，出版前经仔细校勘，纠正了不少错误，改进了表中官名的排列，并加新式标点，又请瞿兑园撰写《历代官制概述》，通论历代官制沿革情况，刊于表前。另有《历代职官简释》以解释表文，附于表后。全书之后又编有索引，极便参考。此外，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77年编印的《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常识》，亦可参考。
451、《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章伯锋编，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
452、《清季重要职官年表》，钱实甫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二）学术年表
453、《汉晋学术编年》，七卷，刘汝霖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汉晋学术编年》约成书于1932年，用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及演变，开创了中国学术编年这一体例。《汉晋学术编年》起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4年），迄于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书中将各项学术事件，分志于各年之内，后附出处、考证，注明史料出处，考证学者身世;又有附录一项，载各种图表，说明学者传授次第、著述、各派学术系统、优劣异同、各派学说内容和特点;并在书末后附有人名索引和分类索引。
454、《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六卷，刘汝霖等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这是刘汝霖继《汉晋学术编年》后完成的又一部学术编年体著作。该书年限从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至南陈后主祯明二年（即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书中将各项学术事件，分志于各年之内，后附出处、考证，注明史料出处，考证学者身世：又有附录一项，载各种图表，说明学者传授次第、著述、各派学术系统、优劣异同、各派学说内容和特点；并在书末后附有人名索引和分类索引。
455、《甲骨年表》，董作宾、胡厚宣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该书按年代叙述了商代甲骨文字的有关事项，表中每页均分为三栏：纪年，始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迄于1936年8月；每年均标中国年代、甲子、公元纪年。纪事，略记甲骨文字的发现始末、流传情形及研究之经过。撰者，备列关于商代甲骨文字的中、外文专著及论文（外文有中译文者，仅收译文）。书后有《论著分类索引》、《撰人索引》。该年表的编例严密，材料丰富。记载精确，又附二种索引，以助查检，颇便读者，是一本查考商代甲骨文字有关事项的重要年表。但因成书较早，没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材料四十年的材料。
456、《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三册），吴文治编著，黄山书社1987年版。该把文学史上头绪纷繁的大量事件，提纲摘要按年月编次，以供检阅之便。全书上起春秋战国，下迄“五四”，以公元纪年和历史朝代纪年为顺序，并列出帝王称号、姓名、所使用年号，以及逐年干支。事件按年、月、日顺序排列；其有年代而无月、日者，排列在这年之后。本书按历史朝代分为十八章，即：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辽、南宋。金、元、明、清、近代。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先秦至五代十国，共十二章；下册包括北宋、辽至近代，共六章。书前编有《姓名检目》，所列人名，大体按朝代及本书所见先后编排，人名后数字，系该人史事在本书所见页码。全书内容分“时事纪要”和“文学史事”两栏。前者粗略地提供当时文学的社会政治背景；后者则详列文学家的生卒、年岁、重要事迹、主要作品系年，文学家之间交往，朝政对文坛重要措举，国际间民族间文学交流，以及文坛重要轶事等等。鉴于古代参与文学活动、从事文学创作和评论的人物，多数并非专业的文学家，故本书对他们的创作、评论和有关活动，亦一并收录。本书记事采取条文化，一般一条记一事，主要记录事实，不叙或略叙原委。凡重要记事有异说者，适当加附注作简要说明。对一些较为重要的文学家，除了生卒年之外，还有扼要小结。
457、《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四卷，傅璇琮主编，辽海出版社1998年出版。全书250万字，分为初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四卷。本书继承了我国《左传》、《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所开创的优良传统，突破了过去已有的章节式文学史撰写模式，以编年史的形式叙述唐五代文学发展历史。全书采用了一种纲目互现的编撰体式，先以概括的语句叙述一件史事，然后引用有关史料说明依据或作出补充。编者从大量文学文献和非文学文学文献中广泛收集有关唐代文学史料，诸如王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重要文学问题的争论等，经过严密的考订之后，按年月逐一细致编排（五代部分则略加变通，即在一年之中，分国别后再按月编排），对唐五代360年文学发展的历史做了全新的叙述。书后附《人名索引》，主要收录书中记载的唐五代文学家，酌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和宗教界人士。
458、《敦煌文献资料分类类目表》，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编，《敦煌研究》1987年3期。该表主要对遗书卷子和石窟资料以及中外学者研究论著进行分类。
459、《宋元学案》附表，黄宗羲著。《宋元学案》列述有宋元各个学派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是继作者《明儒学案》后一部著名的学术思想史。可惜此书没有完成，黄宗羲就去世。其后由其子黄百家续写一部分，而主要由全祖望续成。全书一百卷，列有九十一个学案，叙述的学者多达两千余人。每个学案列有一“表”，对于师友的渊源，各派的支流，了如指掌；每案之后又编有“附录”，把时人及后人正反两方面的评论广加搜罗。
46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编年》，钱穆编，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
461、《中国目录学年表》，姚名达编，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462、《中国美术年表》，傅抱石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463、《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刘九庵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
464、《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郭味蕖编，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
465、《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徐邦达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466、《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清陈芳绩编著，共47卷（卷首目录1卷，表46卷），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冬撰成。该书以表的形式诠述上古至明代地理沿革的著作。表分3等：一曰部表，以虞为首，次汉至明，共12格；二曰郡表，以秦为首，次汉至明，亦12格；三曰县表，包罗秦汉至元明各种政区的发展变化情况，如州、道、路、省、郡、府、县、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的添置、归并、更名、改隶、迁治、废仍情形。“凡说有不同者，皆明辨而详注之”，“其未能确然者，两存之”（自叙）。叙列历代政区沿革，凡有关添设、并省、更名、徙沿者，尽量详细具载。表中用方框标出的147处考证和辨析（部表7处，郡表53处，县表87处），是本书精华所在，有的考证和辨析，如《秦三十六郡考》、《考竟陵云杜》、《废东城考》、《丹阳考》，都是内容精湛、质量较高，可以单独成篇的论文。
467、《历代地理沿革表》有清道光13年（1833）虞山张氏万卷楼刻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版。
468、《历代疆域表》三卷，《历代沿革表》三卷，清段长基编著。前者为查考历代疆域沿革的工具书，后者为为查考地名历代沿革的工具书。《历代疆域表、历代沿革表》有清嘉庆二十年（1815）小酉山房刻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
469、《历代舆地沿革图》，台北中华书局“中华百科全书”1983年版。该书收录《先秦地图》、《马王堆汉墓出地图》、晋《裴秀地形方丈图与制图六法》、唐《贾耽海内华夷图》、宋《现存石刻禹迹、华夷、地理图》、元、明《舆地图、广舆图、世界地图》，清《清一统舆图》、《中华民国地图》等八种中国历代地图。
（三）地理类图志
包括各种地理类志书、图籍和沿革地理表等。志书如《汉书》中的《地理志》、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图籍如杨守敬《历代舆地全图》、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沿革地理表如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杨杰复的《舆地沿革表》等。通过这些地理图志，是我们能确切知道古代各国、州郡、山川、关隘的具体位置、形势和历史沿革，图表的可视性又很强。
470、《元和郡县志》，四十卷，唐代李吉甫修撰。原称《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开始失附图，故略称《元和郡县志》。因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方志和全国总地志，十九已经亡佚。它是现存的六种唐宋地理总志之第一种（其余为：《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体例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所以，它对于后世总志的编纂实有很大的影响。
471、《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北宋乐史撰。宋太宗时地理总志。是继《元和郡县志》后又一部现存较早较完整的地理总志。该书卷帙浩博，采摭繁富，考据精核，广泛引用了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以至仙佛杂记，计约二百种，且多注明出处，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该书对后世地志影响巨大，在体例上仿唐代总志，又有所创新，增风俗、姓氏、人物等门，虽然遭后人诟病“人物琐事登载不遗”，但这种以人文结合地理的方式实被后世地志奉为典范，四库馆臣认为“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大变”。有清光绪金陵书局刻本传世，其缺佚部分据日本藏宋刻残本收入《古逸丛书》。今有中华书局2000年版，八册，后附地名索引。
472、《元丰九域志》，十卷，北宋中叶地理总志，王存（1023～1101）主编，曾肇、李德刍共同修撰。全书分十卷，始于四京，次列二十三路，终于省废州军、化外州、羁縻州，分路记载所属府、州、军、监及其距京里程、四至八到、主客户数、土贡、领县数和名称；每县下又详列距府州方位里程、所领乡数镇堡、寨名目以及名山大川。府州县皆标出其等第。文直事赅，条理井然。书中记述州县沿革，以元丰以前为主，涉及唐、五代只一笔带过。该书特色是书中除记载当时疆域政区外，又备载各地户数、元丰三年（1080）土贡数额及城、镇、堡、寨、山岳、河泽的分布，据统计仅镇即达一千八百八十余个，山岳、河泽亦各在一千以上。这是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其中所列土贡数额远较以往任何史书、地理总志为详，而所载镇名更为宋时其他地理总志所无。《元丰九域志》版本有上海图书馆藏有十卷抄本，清卢文弨校勘；聚珍版丛书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版；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上下册。
473、《舆地广记》，三十八卷，北宋欧阳忞撰，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学著作，成书于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在编撰体例上具有许多独到之处。该书共38卷，前四卷专门概述上古至宋的历代政区之纲要，分列《禹贡》九州、舜十二州、七国、秦四十郡、汉十三郡、三国、晋十九道、唐十五道采访史、唐藩镇、五代、皇朝郡国。对古地名，皆注以宋代之名称。自第五卷，始依元丰时四京、二十三路之制详述宋代政区。路下重在叙述府、州、军、县建置沿革，略古详今，而对一般地志都有的四至、道里、户口、风俗、土产等皆略而不谈。河北路、陕西路、河东路、荆湖北路、成都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广南路之末还附记有“化外州”，即前代州邑而在宋版图之外者。清人朱彝尊称赞该书“其沿革有条有理，胜于乐史《太平寰宇记》实多”。四库馆臣称其“端委详明，较易寻览，亦地理家之佳本也”。后附《舆地广记》人名、地名索引，便于查阅。
474、《方舆胜览》七十卷，南宋祝穆撰，其子祝洙补订。它偏重史实和人物，不同于《元和郡县志》等前期四志，没有前四志的州境、四至、道里、户数、乡数等门，增加了前期的四志所没有的“题咏”和四六文。又搜罗了大量的当地风俗、山川形势、景物、人物和有关诗赋、记叙文字，分系于各门各条之下，同期的王象之《舆地纪胜》体例相近，只是少了“县沿革”和“碑记”两门，从地理方面来说意义较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后附李伟国编的“人名、引书、地名索引”，便于查阅。
475、《舆地纪胜》，二百卷，南宋王象之撰。八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该书同《方舆胜览》一样偏重史实和人物，没有前四志的州境、户数、乡数等门，增加了前期的四志所没有的“诗”和“四六”文。又搜罗了大量的当地风俗、山川形势、景物、人物和有关诗赋、记叙文字，分系于各门各条之下。
476、《长安志》，20卷，宋敏求撰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着重记述唐代旧部，并上至汉以来长安极其附属县的情况。书中记述长安的坊市、街道、宫室、官邸、雍州俯县的政治，官员的职务，地方上的河渠、关塞、风俗、物产等，记载比《两京新记》详过10倍。书中的3卷附图，系元代李好文编制，包括城市图、官坊图、古迹图和农田水利图等多幅。清人将图并入《长安志》，图名由《长安图记》改为《长安志图》。此书对研究长安的历史地理有较大参考价值。今有《宋长安志》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四册。另有《类编长安志》元代骆天骧著，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477、《咸淳临安志》，九十三卷，南宋地方志南宋度宗咸淳年间潜说友撰。作者以《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为基础﹐旁搜博采﹐增补成书﹐共一百卷。前十五卷为行在所隶﹐记载皇城及中央官署等。十六卷以下﹐分列疆域﹑山川﹑诏令﹑御制﹑秩官﹑宫寺﹑文事﹑武备﹑风土﹑贡赋﹑人物﹑祠祀﹑寺观﹑园亭﹑古迹﹑冢墓﹑恤民﹑祥异﹑纪遗等门。体例完备﹐徵材宏富﹐考辨精审﹐条理秩然。所绘皇城﹑京城﹑府署﹑浙江（钱塘江）﹑西湖及府治﹑各县境﹑九县山川等地图颇为详明。所引宋人晏殊《舆地志》﹑范子长《皇朝郡县志》及《大宋登科记》等多种史籍﹐原书早已散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明﹑清人所作西湖诸志也大多取材于此。该志在宋末已有刊本﹐明代流传几绝。清人朱彝尊从海盐胡氏﹑常熟毛氏先後得宋刊本八十卷﹐并补抄十三卷﹐尚缺七卷。鲍廷博又多方搜补了宋刊本的六十五﹑六十六两卷﹐为宋本所无﹐即现存九十五卷本。以清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仿宋重刊本较为完备。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善本再造本”2006年版。
478、《吴郡志》，五十卷，又作《吴门志》，即南宋平江府志，为地方志名作。南宋范成大（1126-1193）撰。共五十卷，采门目体，分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官宇、仓库、坊市、古迹、封爵、牧守、题名、官吏、祠庙、园亭、山、虎丘、桥梁、川、水利、人物、进士题名、土物、宫观、府郭寺、郭外寺、县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等三十九门。艺文未列专门，而是将有关内容分附各门之下，此法后人多有仿效。为突出地方特点，将虎丘单立一门，与山并列，开方志门目“升格”之先河。《吴郡志》成书于绍熙三年（1192），未及此书刊行范氏已殁，先以抄本流传，万历四十五年（1617）冯梦龙以“东吴弄珠客”的化名作序刊刻。今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79、《东京梦华录》，十卷，南宋孟元老撰。全书三万言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一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内容包括：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自从它于南宋初年在临安刊行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墨客，在谈到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如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对本书的部分资料，都有所选录。到了近代，由于其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的价值，更引起了中外许多从事各种专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交相征引利用。人们往往把本书与《清明上河图》视同姐妹之作。《东京梦华录》也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为以后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如梦录》﹑《续东京梦华录》等书所沿用。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东京梦华录》邓之诚注，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2年版；《东京梦华录笺注（上下）》伊永文箋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东京梦华录注》，邓之诚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初版。
480、《元一统志》，两册。赵万里校辑，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元明清三朝都有一统志的纂修，其中元一统志已佚，今有原书一千三百卷，规模宏大，然多转引《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和其他宋、元旧志材料。赵万里辑本作十卷。据说《关中丛书》等有关《元一统志》的材料，仍为辑本所遗漏。
481、《明一统志》九十卷，李贤等奉敕编，有天顺五年刊本，弘治十八年慎独斋刊本。
482、《读史方舆纪要》，130卷，清代顾祖禹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收录地名在三万以上，偏详于疆域形势、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等方面的叙述。后附“虔镇、黄河、海运、漕运、朝鲜、安南、海夷、沙漠诸夷”八种图说。魏源为此书作序，称之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许鸿磐编《读史方舆纪要考证》，对顾氏书有所补充。日本青山定男为顾书编制索引，又一一注明今天的方位，使之成为索引兼辞典的性质，便于检索。
483、《大清一统志》，424卷，乾隆朝官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560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34年版。两书是有名的地理总志，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集大成的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地名只收到明代为止，两书收至清代，其内容之丰富，地名之众多，远远超过《读史方舆纪要》。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另附有目录索引，凡书中所有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人物、流寓、烈女、仙释，以及图、表、疆域、分野、形势、风俗、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土产、建置沿革等名目均按四角号码编排，极便检查。两书内容丰富，特别是县级以下的小地名搜罗较多，对于查考古代地名用处极大。
484、《历代舆地全图》，三十四册，清末杨守敬所编。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年）杨氏观海堂木刻朱墨套印本。这是历史地图中空前的杰作，但也存在不少错误，特别是在边境各地大都是一片空白，水道迁移也往往有不准确的地方。可供专业工作者参考，初学则不一定查考此图。
485、《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顾颉刚、章巽编，谭其骧校，地图出版社1955年出版。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内容包括我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分布图，以及夏商周至清鸦片战争以前各朝代的政区划分、起义、战争、交通、四邻等地图三十一幅，附图十六幅，另有附注及地名索引。不过，在处理国界和少数民族地区方面，此图集存在若干问题，查阅时应注意。
486、《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地图出版社1974年起陆续出版。共八册，分别是：1、原始社会、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2、秦、西汉、东汉时期；3、三国、两晋时期；4、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5、隋、唐、五代十国时期；6、宋、辽、金时期；7、元、明时期；8、清时期。
487、《唐代交通图考》，6册，严耕望著，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84编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此为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严耕望先生史学著作的代表作，颇受海内外史学界的推重。本书考订唐代的交通地理沿革，以区域分卷，按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河南淮南区分为6卷，以路线为篇，如长安洛阳驿道、长安太原驿道等路线，考论沿途所经州府军镇、馆驿津梁、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并及古迹诗篇，引证史料繁富，考订详核，每篇考论结果，皆绘制地图，颇便读者了解和应用。
488、《中国边疆图籍录》，邓衍林编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这是查考我国历代有关边疆图书资料的重要工具书。此书收录我国边疆史地资料及各民族地区的文献记载（包括专著和舆图）近万种，先依地区再以时代先后为序。西夏、契丹、辽、金、元及明代边墙与倭寇史料，皆列为专目，书后有书名、著者索引。
489、《中国地理图集丛考》，王庸编，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1964年修订重印。主要是查明代边疆海防方面有关图书的工具书。此书分甲乙两编，甲编包括明代总舆图汇考，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明代海防图籍录，都是关于明代的图籍考录。乙编包括中国地理学史订补，中国历史上地图与军政之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疆域图等。最后附录明代倭寇史籍志目。
490、《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为郦道元《水经注》所作的注疏和图谱，可与郑德坤编，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4年出版《水经注引得》，互为参考。
491、《通鉴地理通释》，南宋末王应麟著，有《玉海》附刻本，广陵书社2007年版；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玉海》1935年版。
492、《资治通鉴胡注地名索引》，日本荒木敏一、米田贤次郎等编，同朋舍出版部1976年出版。该书是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和《释义辨误》的索引。
493、《历代地理志汇编》，罗汝南辑、光绪二十四年广东集古书屋刊印。
（四）文物类图籍
包括历史文物图像和各类器物图象。编辑时既可按时代断限，如《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又可按文物的类别分类，如《古泉汇》、《古镜图录》；还可以按地区分类，如《新疆出土文物》、《湖南省文物图录》、《西沙文物》等。其间时间、类别、地区又可以交叉，如《上海博物馆藏瓷器初编》、《殷周青铜器通论》、《武英殿彝器图录》等
494、《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郑振铎编，该图谱收编上古至清末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遗迹、名人图象、古代器物、重要文献、善本书影、墨迹，以及艺术珍品如雕刻、壁画、工艺品等各种图片共三千零四幅，按时代顺序分装二十四辑。第一辑上古，一一五图；第二辑殷商，一五○图；第三、四辑春秋战国，二四八图；第五辑秦，八十六图；第六、七辑两汉三国，二五二图；第八、九辑两晋南北朝，一九五图；第十至十二辑隋唐五代，三七九图；第十三至十五辑宋代，三四八图；第十六、十七辑元，二一九图；第十八至二十辑明代，四○五图；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辑清代，六○七图。每辑有目录，并附有说明一册，介绍文物的时代背景及每幅图片的内容。上海出版公司1947—1951年出齐。
495、《简明中国历史图册》，十册，中国历史博物馆编。本书以大量的照片、绘画、图表和简炼的文字扼要地介绍了从中国原始社会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十册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各一册，封建社会六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册。第一册原始社会，1978年出版。第三册封建社会（战国部分）和第九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出版。
496、《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北京历史博物馆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该图片集收编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关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图片和统计资料，共分三册：上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集，包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形势、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下集，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图片的来源一部分选自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各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和个人收藏，另一部分选自外文书刊。全书有照片、美术作品、地图、统计表等二千多幅，是一本中国近代史教学上很有用的参考图片集。
497、《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840—1975），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本书从数以百计的中外书刊、图籍中选出了一千七百多幅图片（包括照片、美术作品、地图和文物资料）。这些图片系统和形象地介绍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颇有参考价值。全书共分十六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太平天国运动，第三章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失败，第四章洋务运动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五章中日甲午战争及列强瓜分中国，第六章戊戌维新，第七章义和团运动，第八章辛亥革命，第九章动荡不安的民国初年，第十章五四运动，第十一章中国共产党成立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十二章十年内战，第十三章抗日战争，第十四章国共内战时期，第十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六章台湾——尚待统一的领土，附录：中国近百年历史大事记。另附英文说明一册。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6年出版。
498、《中国近百年史图集》（1840—1978），中国近百年史图集编辑委员会主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6月出版，本书是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6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史图集》（1840—1975）一书的增订本。内容补充了反映中国1976—1978年三年间的有关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图片一百多幅。
499、《中国文物地图集》，高大伦主编。分31个省、市自治区编辑出版。至2009年已全部编辑完成，尚有部分省市分册未出版。该书运用地图形式分省介绍中国境内已知的不可移动的文物状况，综合反映中国文物工作已有的学术成果和重大新发现。内容包括分省介绍文物单位简介、文物工作和文物状概况；序图、文物地图、重点文物图、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书后附文物单位索引。其中最早为广东分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继后依次是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吉林分册1993年，青海分册1996年，湖南分册1997年，陕西分册1998年，云南分册2001年，云南分册、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天津分册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分册2003年，山西分册2006年，福建分册2007年，山东分册2007年，江苏分册2008年，北京分册2008年，四川分册2009年，辽宁分册2009年，浙江分册年，安徽分册年，西藏分册年。
500、《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精装四册），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本图说收我国历代各类重要文物图片一千零二十二幅，共分四册：第一册著录铜器一百零八件；第二册著录瓷器三百五十二件；第三册著录书画一百七十五种；第四册是其他，著录了包括玉器、景泰蓝、织绣、剔红、摺扇、文具、珍本古书及家俱等在内，共三百八十七件。每类前面冠长篇序言，每一图象都有中英文说明。展品选自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河南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等所藏珍品，均为我国艺术品中的杰作，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501、《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线装二册），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6年出版。解放后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发掘出来了大批文物，据估计，仅1949—1954年间出土的文物就有十四万件以上。1954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展出文物三千六百六十件。本图录是从展品中精选了二百五十六件珍贵文物编印而成，所选文物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日用器具，出土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陕西、甘肃、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南、广东、四川等全国十八省市，时代则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十七世纪的明代。
502、《新中国考古收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61年出版。这是一本介绍新中国成立到1961年期间我国考古方面重要收获的专书，共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部分。全书除文字部分外，还附有五十三幅插图和一百三十幅图版，占全书的二分之一。
503、《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本书著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重要文物一百件，其中多数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发现。时代从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起，到十四世纪元代止。
504、《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展品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本书是我国在英国和法国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展品的选集，收录了展览会陈列重要展品的图片一百六十七幅，其中彩色图版四十六幅，时代从六十万年前的“蓝田人”头骨化石到十四世纪元代的文物。以上两书所收文物，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两书都附有英文图版说明。
505、《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文物出版社1972年出版。该辑收录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北、湖南、陕西、湖北、北京、河南、安徽、新疆、山东、山西等十个省市自治区出土的历代重要文物的图版共二百七十三幅，其中彩色图版三十四幅。另附文字说明一册。这些文物中有不少是以前很少发现甚至是第一次发现的，如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两座古墓中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过去它只见于文献，这是第一次看到了实物；又如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景龙四
年（710年）的手写本《论语》，是现在所见最早的抄本。无疑，这些历史文物是研究中国历代社会情况的宝贵资料。
506、《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本书是上海博物馆所藏我国历代瓷器珍品的选集。收录商周到明清的珍贵瓷器图版一百幅。每图都有简要说明。介绍器物的形状、大小、出土的地方及其艺术价值。其前言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瓷器发展的历史。
507、《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集），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1972年在湖南长沙发掘了一座西汉古墓，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从丝织品、漆器、陶器到粮食、明器等有一千余件，墓主的尸体经二千余年仍保存完好。这大量实物资料和保存二千年的尸体对研究我国汉代的社会生产、文化艺术以及医学都有重大的价值。本书就是这次考古发掘成果的全面纪录和研究性的专集，共二册。上册是发掘纪录和研究报告，有插图；下册是图录，有图版二百九十二幅，其中彩色图版七十六幅。
508、《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本书是一本考古论文集，反映了建国三十年来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收获。收有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等各省市的重要文物图版三十二幅，并有大量插图。
509、《新疆出土文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本书着重介绍了新疆在元代以前各个时期的出土文物，如毛棉、丝织品、陶瓷、雕塑、印章、钱币、文书资料以及遗址遗迹等。全书有图版一四一面，其中彩色图版五十七幅。
510、《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南京博物院等编，文物出版社1963年出版。本书949—1962年江苏省出土的文物，计有图版二二六幅。这些文物的年代约距今5000年前至公元1644年，即从新石器时代至明代。
511、《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山东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合编，文物出版社1959年出版。山东省在1957年上半年曾展开了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工作，收集的历史文物达二万三千九百七十八件。1958年举办展览会展出文物二千三百多件。本选集是从展品中精选的，共有图版二百五十一幅。
512、《湖南省文物图录》，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本图录收新石器时代到宋代的古文物四百余件，其中楚文物为重点。
513、《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文物出版社1963年出版。本书选录旧石器时代至明代的文物共一八八件。其中有东胡、匈奴、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及其他我国北方古代民族的文物。
514、《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文物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本书收录解放后陕西出土的从商代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共分六册。按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分地区编排，基本上保持出土的器物组合。第一册收录商代的青铜器和岐山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共有图版二○七幅。
515、《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出土文物》，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该书收录1966年到1973年陕西各地出土的各类重要文物。
516、《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冀东山主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书中从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李寿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三十座墓葬中的五百多幅壁画中选取了二十座墓葬中145幅壁画。包括李寿墓中是《狩猎图》，新成公城墓的《担子图》章怀太子墓《青龙图》，永泰公主墓《胡人备马图》等。
517、《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五省出土文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58年出版。本图录收陕西、江苏、热河、安徽、山西五省在1958年前出土的各种重要文物图版共一二一幅。这些文物选自陕西省西安半坡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五省的重要墓葬。书前有唐兰的序言，后附参考文献目录。
518、《西沙文物》，广东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74年出版。该书是1974年3月至5月我国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在西沙考古发掘成果的选集。计有唐、宋时期的居住遗址，历代瓷器和铁器残片，宋代和明代的铜钱，明、清时期的庙宇建筑和佛像、碑刻等等遗址遗迹及大量遗物。这些文物有力地证明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全书有图版二十五面，彩色图版四幅。
519、《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博物馆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该图录收编1958年前浙江省五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主要发掘物，也挑选了一些其他地区采集的文物，共有图版九十六幅。附录有浙江全省七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存的分布图。
520、《楚文物图片集》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本集收1952—1956年长沙出土的春秋战国楚文物图片五十七幅。
521、《考古图》，十卷，宋吕大临撰，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器物图，著录元祐间所藏古代铜器二百十一件，玉器十三件。该书体例严谨，先将器物按时代分开，同时代的按形制分类，一一画出器形，模写铭文，后附释文，注明器物大小容量、出土地点、收藏者，最后加以说明和考订。另有《续考古图》五卷，宋人佚名辑；《考古图释文》一卷，清人以为明代赵九成撰，今人考证亦为吕大临撰。有四库全书本；清光绪年间刻本；今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522、《宣和博古图》，又称《博古图》，30卷，宋王黼撰，一说王楚撰。徽宗大观初年（1107）开始编纂，成于宣和五年（1123）之后。该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包括一些著名的重器。。分为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觯、敦、簋、簠、鬲、鍑及盘、匜、钟磬錞于、杂器、镜鉴等，凡二十类。各种器物均按时代编排，每类器物都有总说，每件器物皆摹绘图形、款识、大小、容量、重量，并附考证，有些还附记出土地点、颜色和收藏家的姓名。在分类和考订方面都有较大贡献，所定器名多为后世沿用。但内容有失误，铭文考证疏陋较多。有明万历刻本，清乾隆刻本。今有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
523、《西清古鉴》，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清梁诗正等编，该书著录清代乾隆时内府收藏古铜器一千五百二十九件，体例仿《博古图》。《钱录》著录历代货币。全书所收伪器颇多，绘图和铭文有不少失真，考订亦不精审。另有《西清续鉴》甲、乙编，《宁寿鉴古》等书，均收清宫所藏铜器，亦可参考。《西清古鉴》有清乾隆内府刊本，光绪年间铜版本。今有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北京美术工艺出版社2011年版。
524、《武英殿彝器图录》，容庚编，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影印本。该书著录清代热河行宫所藏彝器百件，为《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诸书所未收。
525、《中国古青铜器选》，文物出版社1976年编辑、出版。本书收商代到东汉重要青铜器图版九十六幅，并附有图版说明。这些青铜器选自北京、上海、天津、陕西、河南等二十个省市博物馆、文物管理单位所藏的珍品，其中多数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发现的，是研究中国青铜器和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526、《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编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这是一本研究殷周青铜器的专著。全书对青铜器的时代、发现、形制、类别、铭文和花纹等都有论述，并对历代著录青铜器的重要书籍也有评介。书中有插图一百多幅和附图三○四幅。
527、《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八册，郭沫若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本书对两周的青铜器作了系统的整理，是研究周代金文的一本重要著作。该书曾由考古社于1935年将图录与考释分别印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五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三册。新版增订合印并改名，共八册，前五册为图录，后三册是考释。图录收二百五十三种青铜器图象。书前有作者增订序言。
528、《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解放前的数十年间，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大量珍贵文物，青铜器是其中重要部份。本书所选录的八百四十五件青铜器，仅限于礼器或祭器的一部分。本书内容共三部分：一是器物的图象，共有照片一千余幅；二是器物铭文，共约五百余拓片；三是说明，记录各器的尺寸、铭文、年代、著录、流传经过和简略考释。
529、《海外吉金图录》三册，容庚编，考古社1935年印行。本图录收日本所藏中国青铜器一百五十八种。
530、《海外中国铜器录》，第一辑，陈梦家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影印本。本图录收欧美各国所藏中国古铜器一百五十件。此外，还有一些专供查找某一类器物的工具书。
531、《秦汉瓦当文字》，线装二册。上虞罗振玉1914年刻本。本书分五卷：卷一收宫阙殿署关仓屯冢等瓦，卷二、卷三收吉语瓦，卷四画瓦，卷五补遗。共有拓片三百余品。书前有罗振玉序，对秦汉瓦当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532、《古泉汇》，清代著名古物鉴藏家、古钱币学家李佐贤编。咸丰年间成此书，共五集六十四卷：首集为四卷，卷一凡例，卷二目录，卷三历代著录，卷四节录诸家钱说；正文分为元、亨、利、贞四集，元集布币十四卷，亨集刀币十四卷，利集历代圆钱十八卷，贞集异钱杂品十四卷，总共收钱币、钱范五千零三品，分成布币、刀币、圆钱、异泉杂品、钱范等部分，图文并茂。其中圆钱除各朝所铸之外，还包括农民军及地方割据势力发行的，以及朝鲜、日本、越南钱。书中材料之丰富，超过以往各家。因作者精于古钱鉴别，该书选材比较严格。考释和论证也很审慎，但由于当时古钱币均来自传世品，其中仍不免混入赝品，尽管如此刻书仍是一部有价值的古学专著，同治三年（1864）刊行。
作者后又与鲍康合撰《续泉汇》14卷、补遗2卷，《续泉汇》依《古泉汇》体例，分为元、亨、利、贞四集。元集布币三卷，亨集刀币三卷，利集历代圆钱三卷，贞集收无考品、泉范五卷、合补遗二卷，总十六卷，共收钱币、钱范九百八十四品。于光绪元年（1875）刊行。
《古泉汇》、《续泉汇》二书，共收钱图六千品，为古典钱币学专著中之巨作。今有《古泉汇·续泉汇》北京出版社2005年出版。洪遵的《泉志》，亦是研究钱币的专书。
533、《古钱大辞典》，丁福保编纂，共十二册。第一册为通检，将各古钱之第一字，按笔画编成目录。第二册至第六册为上编，按古刀币、圆钱、压胜等三类列图。第七册至第十一册为下编，按各钱之有关考据及钱谱之学说，加以分列，第十二册为总论，列综合性的论著和各钱谱的介绍。本书资料搜集比较完备。上海医学书局1938年出版。
534、《古镜图录》三卷，附补遗，清末罗振玉编，上虞罗氏1916年影印本。
535、《古玉图考》，清末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古玩收藏鉴赏家吴大澂编。全书2册，共录玉器近200件，并按类记述器物尺寸、名称、用途、年代及考释，均绘有附图，由吴大澄族弟吴大桢绘制。该书其特色是把古玉器的考据研究同古代历史的研究联系了起来。如把《周礼》中记载天子、诸侯及各级官吏的玉器尺寸、长短，与当时所见古玉对比。考出周朝时的一尺等于清朝时的一尺的六寸。是一本文图并茂，研究中国古代玉器有较高参考价值的著作。《古玉图考》成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同年上海同文书局石版影印出版。另有《古玉图考补正》，郑文焯编，1934年艺海一勺本。
536、《传世历代古尺图录》，罗福颐编，文物出版社1957年出版。本书收商周至明清各代古尺，有图五十七幅。
537、《历代符牌图录》，二卷，后编一卷，罗振玉编。专门收辑秦汉以来各种符牌，绘有图谱，兼以说明和考证。如汉代渔阳太守虎牌，左边一符曰“渔阳左二”，右为虎形，故得其名；唐郎州传佩鱼符，文字为“同，郎州传佩”，形制为鱼形，故得此名。1914—1916年影印《汲古丛编》本。
538、《古明器图录》，四卷，罗振玉编。专门收集绘制各种殉葬器物图谱，有三代、汉魏六朝、唐宋的各种陶俑、魌頭、枭斝、枭尊、鹦母尊、　盉、鼎、凫、酌器、壺、漢永和瓶、吳会稽陶器、瓦甒、羽觞、陶匏、砚、屋舍、防舍、家畜等。1916年上虞罗氏辑本。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03年据上虞罗氏辑本影印。另外岳珂的《古冢桴盂记（载《桯史》），亦是研究明器的专文。
539、《秦汉瓦当》，陕西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65年2月出版。本书收有秦汉瓦当共一百三十五幅，秦代四十幅，其余属汉代。
除上述外，还有：洪适的《隶释》、《隶续》，是关于碑刻的专书；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专门研究印章；明王圻与其子思义撰《三才图会》、章潢撰《图书编》，则为图谱方面的专书；嘉庆时阮元等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专录器物铭文。
（五）版刻、绘画、雕塑类图籍
540、《中国版刻图录》，一函八册，北京图书馆编，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本图录收历代善本书影和重要版画共五百五十种，图七百二十四幅，分三部分：一、刻版，收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各代刻版书影四百六十种，图五百九十八幅；二、活字版，收明清两代活字版书影四十种，图五十幅；三、版画，收宋元明清四朝版画五十种，图七十六幅。这本图录所收都是我国现存版刻的精华，系统地反映了我国版刻的发展过程，是我们研究古书版本、版刻艺术的必备工具书。
541、《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共十二卷。线装四册。潘承弼、顾廷龙编著。开明书店1941年印行。本书是明代所刻书籍的版本书影。共有分代、监本、内版、藩府、书院、家刻、毛刻、书林、活字、套印、绘图、附录等十二卷。书末附有人名、书名、室名首字四角号码索引。这是一本研究明代图书版本的重要书籍。
542、《中国版画史图录》，五辑二十册，又别集一辑四册，郑振铎编，中国版画史社珂罗版印，1940—1949年出版。
543、《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初编》，五函四十四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中华书局1959—1961年出版。本丛刊原计划收宋至清各代的珍贵版画书籍三十六种，1959—1961年出了十八种，其余未见出版。以上两书所收版画丰富，是研究中国版画史的重要参考书，也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重要资料。
544、《故宫博物院所藏中国历代名画集》，五卷，中国历代名画集编辑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二版。本画集所收是故宫博物院收藏中国古代绘画的一部分，为古画中的精品，其中有一部分古画从未发表过。原件在解放前夕已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全书共五卷：第一卷，唐、五代、宋，收画七六幅；第二卷，宋，收画一○五幅；第三卷，元，收画一○一幅；第四卷，明，收画一六一幅；第五卷，清，收画七三幅。书前有郑振铎长篇序言。本书第二版在内容上作了修改和补充。
545、《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Ⅰ——东晋、隋唐、五代部分，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编辑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出版。
546、《中国历代绘画》，选编从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各时期绘画作品，分卷轴、壁画、版画、民间绘画等类别。《故宫博物院藏画集》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一册收东晋、隋、唐、五代的名画十九幅。附录有作品简介，题跋选印和历代著录三部分。
547、《中国古代绘画选集》，中国古代绘画选集编辑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出版。本选集收了我国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一百多位画家的名画共一○八幅，大体上包括各种风格流派。作品的创作年代，上起战国下迄清末。这些作品表现了我国从楚帛画开始两千年来绘画艺术的发展过程。历代名画流散国外不少，这里所选的是国内各博物馆所藏珍品。书前有郑振铎序言。
548、《中国近百年绘画展览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编辑、出版。本书选印了故宫博物院、各省博物馆文管会、美术家协会、美术馆以及个人所藏中国近百年名画一○七幅。书前有郑振铎的《近百年来中国绘画的发展》一文。
549、《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郑振铎编，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出版。中国历代名画不少流散在国外。这本画集将许多散见于国外博物馆里的中国古画汇集起来，影印出版。全书分正、续两集，正集有：一、西域画上、中、下三册，二、魏晋六朝画一册，三、唐五代画一册，四、宋画一册，五、元画一册，六、明画上、中、下三册，七、明遗民画一册，八、明遗民画续一册。续集第一集宋画，第二集宋元画，第三集元明画，第四集清画。共收中国古代名画一千多幅。
550、《中国古代雕塑集》，刘开渠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出版。本书是我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选集。收北京故宫博物馆等所藏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陶、瓦当、石刻、泥塑等雕塑品的图版四十八幅。书前有编者写的《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一文，介绍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成就。
551、《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上下册，郑振铎编，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出版。本图录介绍了我国历代重要的绘画、雕刻、陶瓷、刺绣及其他传统艺术作品。全书共十二辑，第一辑古代，三四图；第二辑两汉三国，三○图；第三辑两晋南北朝，二二图；第四、五辑隋唐五代，二四图；第六、七辑宋辽金，二三图；第八辑元代，十二图；第九、十辑明代，三五图；第十一、十二辑清代，二八图。每辑前都有文字说明。本书所收大部分艺术品为帝国主义劫走，现藏于国外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故宫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74年出版。本书从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工艺品中，选取玉、石、竹、木、漆、匏及牙、角、金银、琺瑯等工艺品共一百件，编印而成，全部为彩色图版。所选工艺品的时代从商代到清代。
五、典章制度（政书）
查古代典章制度的工具书，主要有《十通》和会要、会典等典志体史书。它广泛收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材料，经过编纂者的融会贯通和重新组织，然后分门别类系统地论述各种制度的因革损益，与类书只是排比资料、述而不作颇有区别。今天，无论是了解古代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的变化，稽查古今典籍的聚散、学术源流的演化或学校的兴废，还是研究礼、乐、兵、刑以及赋税、选举等等制度的沿革，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类著作，或者和二十四史中的志、书互为补充并参照使用。
552、《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的史料汇编，著名的“三通”之一（另外为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为后来典志体史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书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时间从上古传说，终于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各冠以总论，下系子目，凡有1584条，正文约170万字，注文约20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通典》也有不足之处，如《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叙兵法而不载兵制，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记事中也偶有遗漏，窜入宪宗朝数事等。
《通典》有中华书局1988年版。商务印书馆1937出版《十通索引》，是检索《通典》的工具书。
553、《通志》，二百卷，宋代郑樵著。是一部记载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史。其中“二十略”是关于典章制度部分，也是全书精华所在。《二十略》为天文、地理、艺文、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器服、都邑、氏族、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其中“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七略，以往旧史很少涉及，是郑樵的首创。《金石略》和《图谱略》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艺文略》通录了古今存佚的文献，创立了新的图书分类方法；《校雠略》是《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的说明书，集中又系统地反应了郑樵的文献学思想，也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在我国学术史上，将校雠之学写成专著，是从《校雠略》开始的，郑樵的发轫之功，不可抹煞。后人评论《通志》，一致公认全书精华唯在《二十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云：“其平生之精力，全书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
《通志》有中华书局1995年版，王树民点校。商务印书馆1937出版《十通索引》，是检索《通志》的工具书。
553、《文献通考》，元代马端临著，记载时间上自上古，下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杜佑《通典》的扩大与续作。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等十九门，是继《通典》，补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末的典章制度。另新建“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文献通考》将“食货”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八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超过杜佑和郑樵。另外《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门类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1936年版，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37出版《十通索引》中索引，是检索《文献通考》的工具书。
554、《九通》、《十通》，唐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史学界称为“三通”。乾隆时特设三通馆，奉敕续编三书，先编《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后编《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为《九通》。后刘锦藻以一人之力，经过二十八年的辛勤劳动，将乾隆五十一年至清末的材料搜集整理，编成《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遂使《九通》而增为《十通》。刘氏之书材料极为丰富，其中四裔考和新增加的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考，尤为可贵。《十通》可分为《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各自的续编三个系统。今天从研究历史和分门查考古代典章制度来看，以《文献通考》及其三部续作这一系统最为完备有用丰富，分类详细，其参考价值又在《通典》和《通志》二十略之上。商务印书馆1937出版《十通索引》，是检索《十通》的工具书。
555、《唐会要》，一百卷，宋代王溥著。“会要”与《通典》的主要区别在于：《通典》是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综合叙述；会要则是有关典章制度原始资料的摘录，是分门记述历代各项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唐会要》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会要。专门记录有唐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制沿革，自“帝號”始，以“四夷”終，共分514事目，细琐史事不能定目者，则錄於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唐会要》保存了《新唐书》、《旧唐书》未载的史实，由於《大唐起居註》、《大唐實錄》，加上唐德宗时苏冕所撰的《会要》40卷，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均亡佚，部分內容多靠此書保存，因而是研究唐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可用以校勘两《唐书》。但由于不分门，查阅不便。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张忱石的《唐会要人名索引》可供查考
556、《秦会要》，又称《秦会要订补》，二十六卷，清末孙楷著。清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该书仿照汉、唐、五代《会要》体例，分为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14门。门下再分为三百零一目，以史事系其下，并注明引用档案文献名目。此书对秦制与山东诸侯递相仿效之有显例可见者，亦详著于编，以明秦制并非完全独创而无因革可寻。原书遗误甚多，后由徐复进行订补，逐条修正。195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书名《秦会要订补》。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2000年，杨善群又对此书加以补充，订正，复原书名为《秦会要》。分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十四门。
557、《春秋会要》，四卷，姚彦渠著。中华书局1955年校点本。卷一为世系、后夫人妃，卷二为吉礼，卷三凶礼，卷四宾礼、嘉礼，计六门、九十八事。校点时曾取原书所本“三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原文及有关书籍校勘，并加新式标点，是目前通行的较好版本。
558、《七国考》十四卷，明代董说著，中华书局1956年校点本。校点时以守山阁丛书本为主，以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参校。相当于战国的会要。记战国秦、齐、楚、赵、韩、魏、燕七国的典章制度，分为十四门：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记、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征。
559、《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分别记载西汉和东汉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南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七十卷，成于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十五门类分别记载西汉时期的典章制度。每门之中，卷数多寡不等，均有子目。总计376目（《四库提要》误作367）。其中“职官”110子目，“食货”36子目，很详细。尤其是“兵”一门，共38目，徐氏把《汉书》有关兵制一类的材料收集编排起来，查检很方便。有中华书局1955年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本和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校点本。校点本据清江苏书局翻刻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了中华书局1975年第三次印刷的《汉书》校点本，校正了原书若干错误。
《东汉会要》四十卷，记载东汉王朝的典章制度及沿革，亦是徐天麟撰。成书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比《西汉会要》晚十五年。取材与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纪》等，分作十五门，但门类名称与《西汉会要》不全相同，去学校、运历，祥异门，增文学，历数，封建门。子目共三百八十四。两书均仿照《唐会要》体例，史料都是根据正史的纪、表、志、传，每条均注出处，未杂以其它笔记，恐有偏颇之虞。新版以清江苏书局翻刻的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了中华书局1973年第二次印刷的《后汉书》标点本，校正了某些原书的错误。计四十卷。
560、《三国会要》，22卷，清人杨晨编撰。记载魏、蜀、吴三国典章制度及沿革的史料汇编。该书仿效徐天麟编纂《两汉会要》的体例，全书分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举、兵、刑、食货、庶政、四夷，共15门，84目。琐闻轶事，作为杂录附于后。杨晨的《三国会要》所采录的材料，有一百五十六种，较为广博。参与考订的有唐景崇，孙怡让等著名学者。因而流传较广。
本书由江苏书局初刊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华书局于1956据江苏书局版校点出版。
561、《五代会要》，30卷，宋代王溥著。与《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两种“会要”。它依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的诏令、奏议分类编纂而成，是研究五代典章制度必不可少的史料，在保存五代典章制度方面功绩殊伟。它成书於《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之前，是关于五代典章制度的最早撰著。而且由于此後诸史於五代典章的叙述均甚简略，《五代會要》遂成為研究五代这五十多年的典章文物制度的唯一史料。其“禮法刑政沿革”全赖《五代会要》得以流传。關於唐初世族之升降，唐役使民工興建諸宮、府兵、養馬、都督府的設置、佛寺之興建等皆有記載，足補正史之缺。王溥仕於五代，後周时居相位，谙熟五代典章文物，编撰此书时又大量摘引五代诸朝实录中的诏令﹑奏议，故史料亦比後出的新、旧《五代史》翔实。。四库馆臣称该书“收放失旧闻，厥功甚伟”，又说：“读五代史者，又何能无此一书哉！”
今通行本为清光绪十二年（1886）江苏书局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之校点刊行。
562、《宋会要辑稿》，二百卷，清人徐松辑编。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宋会要》为宋代官修。宋代自仁宗天圣八年（1030）诏修《庆历国朝会要》，至理宗淳祐二年（1242）的《宁宗会要》，213年中共修会要十一种，三千余卷。南宋李心传在此基础上编辑两宋会要《十三朝会要》（又名《国朝会要总类》588卷。该书在明朝散失，而被分类辑录于《永乐大典》中。后《永乐大典》散佚，清代四库全书又因卷帙太多而未辑录，《宋会要》遂亡佚。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出二百册计五百多卷。1931年，北平图书馆影印徐稿，名《宋会要辑稿》，线装二百册。1957年，中华书局再度影印，八册。1960年，中华书局又从残本《永乐大典》中辑得103篇，出版《宋会要辑稿校补》。《宋会要辑稿》是研究宋代制度最详实的材料。王云海著有《宋会要辑稿考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刊有《校补》，后附《宋会要辑稿》篇目索引，便于查索。
563、《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元赵世延、虞集等编著，元代官修政书。又名《皇朝经世大典》，类似元朝会要。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编纂，次年五月修成。全书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记载，全书分为十篇：君事四篇，即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别置蒙古局负责修纂；臣事六篇，即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各典复分若干目。该书体例，参考了唐﹑宋会要，而有所创新。如工典篇分为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抟埴之工﹑石工﹑丝枲之工﹑皮工﹑毡罽﹑画塑﹑诸匠二十二目，多为唐﹑宋会要所无。各篇﹑目正文之前，均有叙文说明其内容梗概，或变革之因，或设立宗旨，便于读者了解；这种编纂方法亦较唐﹑宋会要为胜。其所依据，多为中朝及外路各官府文件，但将蒙古语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并删去了公文中的吏牍繁词。该书在明初已残缺。《经世大典》尚存的文字，内容涉及市籴粮草﹑仓库﹑招捕﹑站赤﹑急递铺﹑海运﹑高丽﹑缅甸等事，为研究元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工艺技术﹑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今有安作璋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64、《明会要》八十卷，清人龙文彬撰。记载明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体例本于《秦会要》、《两汉会要》、《三国会要》，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动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等十五门，子目为四百九十八事，征引赡博，间附论列辨证，可供检索明代制度资料之用。一般认为史料价值不及明代官修的《明会典》。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点校本。
五、典章制度（政书）
查古代典章制度的工具书，主要有《十通》和会要、会典等典志体史书。它广泛收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材料，经过编纂者的融会贯通和重新组织，然后分门别类系统地论述各种制度的因革损益，与类书只是排比资料、述而不作颇有区别。今天，无论是了解古代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的变化，稽查古今典籍的聚散、学术源流的演化或学校的兴废，还是研究礼、乐、兵、刑以及赋税、选举等等制度的沿革，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类著作，或者和二十四史中的志、书互为补充并参照使用。
552、《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的史料汇编，著名的“三通”之一（另外为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为后来典志体史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书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时间从上古传说，终于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各冠以总论，下系子目，凡有1584条，正文约170万字，注文约20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通典》也有不足之处，如《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叙兵法而不载兵制，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记事中也偶有遗漏，窜入宪宗朝数事等。
《通典》有中华书局1988年版。商务印书馆1937出版《十通索引》，是检索《通典》的工具书。
553、《通志》，二百卷，宋代郑樵著。是一部记载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史。其中“二十略”是关于典章制度部分，也是全书精华所在。《二十略》为天文、地理、艺文、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器服、都邑、氏族、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其中“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七略，以往旧史很少涉及，是郑樵的首创。《金石略》和《图谱略》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艺文略》通录了古今存佚的文献，创立了新的图书分类方法；《校雠略》是《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的说明书，集中又系统地反应了郑樵的文献学思想，也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在我国学术史上，将校雠之学写成专著，是从《校雠略》开始的，郑樵的发轫之功，不可抹煞。后人评论《通志》，一致公认全书精华唯在《二十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云：“其平生之精力，全书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
《通志》有中华书局1995年版，王树民点校。商务印书馆1937出版《十通索引》，是检索《通志》的工具书。
553、《文献通考》，元代马端临著，记载时间上自上古，下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杜佑《通典》的扩大与续作。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等十九门，是继《通典》，补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末的典章制度。另新建“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文献通考》将“食货”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八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超过杜佑和郑樵。另外《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门类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1936年版，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37出版《十通索引》中索引，是检索《文献通考》的工具书。
554、《九通》、《十通》，唐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史学界称为“三通”。乾隆时特设三通馆，奉敕续编三书，先编《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后编《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为《九通》。后刘锦藻以一人之力，经过二十八年的辛勤劳动，将乾隆五十一年至清末的材料搜集整理，编成《清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遂使《九通》而增为《十通》。刘氏之书材料极为丰富，其中四裔考和新增加的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考，尤为可贵。《十通》可分为《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各自的续编三个系统。今天从研究历史和分门查考古代典章制度来看，以《文献通考》及其三部续作这一系统最为完备有用丰富，分类详细，其参考价值又在《通典》和《通志》二十略之上。商务印书馆1937出版《十通索引》，是检索《十通》的工具书。
555、《唐会要》，一百卷，宋代王溥著。“会要”与《通典》的主要区别在于：《通典》是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综合叙述；会要则是有关典章制度原始资料的摘录，是分门记述历代各项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唐会要》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会要。专门记录有唐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制沿革，自“帝號”始，以“四夷”終，共分514事目，细琐史事不能定目者，则錄於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唐会要》保存了《新唐书》、《旧唐书》未载的史实，由於《大唐起居註》、《大唐實錄》，加上唐德宗时苏冕所撰的《会要》40卷，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均亡佚，部分內容多靠此書保存，因而是研究唐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可用以校勘两《唐书》。但由于不分门，查阅不便。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张忱石的《唐会要人名索引》可供查考
556、《秦会要》，又称《秦会要订补》，二十六卷，清末孙楷著。清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该书仿照汉、唐、五代《会要》体例，分为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14门。门下再分为三百零一目，以史事系其下，并注明引用档案文献名目。此书对秦制与山东诸侯递相仿效之有显例可见者，亦详著于编，以明秦制并非完全独创而无因革可寻。原书遗误甚多，后由徐复进行订补，逐条修正。195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书名《秦会要订补》。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2000年，杨善群又对此书加以补充，订正，复原书名为《秦会要》。分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十四门。
557、《春秋会要》，四卷，姚彦渠著。中华书局1955年校点本。卷一为世系、后夫人妃，卷二为吉礼，卷三凶礼，卷四宾礼、嘉礼，计六门、九十八事。校点时曾取原书所本“三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原文及有关书籍校勘，并加新式标点，是目前通行的较好版本。
558、《七国考》十四卷，明代董说著，中华书局1956年校点本。校点时以守山阁丛书本为主，以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参校。相当于战国的会要。记战国秦、齐、楚、赵、韩、魏、燕七国的典章制度，分为十四门：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记、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征。
559、《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分别记载西汉和东汉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南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七十卷，成于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十五门类分别记载西汉时期的典章制度。每门之中，卷数多寡不等，均有子目。总计376目（《四库提要》误作367）。其中“职官”110子目，“食货”36子目，很详细。尤其是“兵”一门，共38目，徐氏把《汉书》有关兵制一类的材料收集编排起来，查检很方便。有中华书局1955年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本和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校点本。校点本据清江苏书局翻刻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了中华书局1975年第三次印刷的《汉书》校点本，校正了原书若干错误。
《东汉会要》四十卷，记载东汉王朝的典章制度及沿革，亦是徐天麟撰。成书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比《西汉会要》晚十五年。取材与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纪》等，分作十五门，但门类名称与《西汉会要》不全相同，去学校、运历，祥异门，增文学，历数，封建门。子目共三百八十四。两书均仿照《唐会要》体例，史料都是根据正史的纪、表、志、传，每条均注出处，未杂以其它笔记，恐有偏颇之虞。新版以清江苏书局翻刻的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了中华书局1973年第二次印刷的《后汉书》标点本，校正了某些原书的错误。计四十卷。
560、《三国会要》，22卷，清人杨晨编撰。记载魏、蜀、吴三国典章制度及沿革的史料汇编。该书仿效徐天麟编纂《两汉会要》的体例，全书分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举、兵、刑、食货、庶政、四夷，共15门，84目。琐闻轶事，作为杂录附于后。杨晨的《三国会要》所采录的材料，有一百五十六种，较为广博。参与考订的有唐景崇，孙怡让等著名学者。因而流传较广。
本书由江苏书局初刊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华书局于1956据江苏书局版校点出版。
561、《五代会要》，30卷，宋代王溥著。与《唐会要》是我国最早的两种“会要”。它依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的诏令、奏议分类编纂而成，是研究五代典章制度必不可少的史料，在保存五代典章制度方面功绩殊伟。它成书於《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之前，是关于五代典章制度的最早撰著。而且由于此後诸史於五代典章的叙述均甚简略，《五代會要》遂成為研究五代这五十多年的典章文物制度的唯一史料。其“禮法刑政沿革”全赖《五代会要》得以流传。關於唐初世族之升降，唐役使民工興建諸宮、府兵、養馬、都督府的設置、佛寺之興建等皆有記載，足補正史之缺。王溥仕於五代，後周时居相位，谙熟五代典章文物，编撰此书时又大量摘引五代诸朝实录中的诏令﹑奏议，故史料亦比後出的新、旧《五代史》翔实。。四库馆臣称该书“收放失旧闻，厥功甚伟”，又说：“读五代史者，又何能无此一书哉！”
今通行本为清光绪十二年（1886）江苏书局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之校点刊行。
562、《宋会要辑稿》，二百卷，清人徐松辑编。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宋会要》为宋代官修。宋代自仁宗天圣八年（1030）诏修《庆历国朝会要》，至理宗淳祐二年（1242）的《宁宗会要》，213年中共修会要十一种，三千余卷。南宋李心传在此基础上编辑两宋会要《十三朝会要》（又名《国朝会要总类》588卷。该书在明朝散失，而被分类辑录于《永乐大典》中。后《永乐大典》散佚，清代四库全书又因卷帙太多而未辑录，《宋会要》遂亡佚。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出二百册计五百多卷。1931年，北平图书馆影印徐稿，名《宋会要辑稿》，线装二百册。1957年，中华书局再度影印，八册。1960年，中华书局又从残本《永乐大典》中辑得103篇，出版《宋会要辑稿校补》。《宋会要辑稿》是研究宋代制度最详实的材料。王云海著有《宋会要辑稿考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刊有《校补》，后附《宋会要辑稿》篇目索引，便于查索。
563、《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元赵世延、虞集等编著，元代官修政书。又名《皇朝经世大典》，类似元朝会要。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编纂，次年五月修成。全书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记载，全书分为十篇：君事四篇，即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别置蒙古局负责修纂；臣事六篇，即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各典复分若干目。该书体例，参考了唐﹑宋会要，而有所创新。如工典篇分为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抟埴之工﹑石工﹑丝枲之工﹑皮工﹑毡罽﹑画塑﹑诸匠二十二目，多为唐﹑宋会要所无。各篇﹑目正文之前，均有叙文说明其内容梗概，或变革之因，或设立宗旨，便于读者了解；这种编纂方法亦较唐﹑宋会要为胜。其所依据，多为中朝及外路各官府文件，但将蒙古语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并删去了公文中的吏牍繁词。该书在明初已残缺。《经世大典》尚存的文字，内容涉及市籴粮草﹑仓库﹑招捕﹑站赤﹑急递铺﹑海运﹑高丽﹑缅甸等事，为研究元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工艺技术﹑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今有安作璋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64、《明会要》八十卷，清人龙文彬撰。记载明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体例本于《秦会要》、《两汉会要》、《三国会要》，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动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等十五门，子目为四百九十八事，征引赡博，间附论列辨证，可供检索明代制度资料之用。一般认为史料价值不及明代官修的《明会典》。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点校本。
七、域外汉籍及研究书目
596、《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十册），北京图书馆2003年版。本书共收录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学者和日本汉学家编撰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计八种：《经籍访古志》六卷，补遗一卷，日本澁江全善、森立之撰；《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补遗一卷，杨守敬撰；《日本访书志补》一卷，杨守敬撰，王重民辑；《书舶庸谭》，九卷，董康撰；《古文旧书考》四卷，附录一卷，日本岛田翰撰；《静嘉堂秘籍志》，五十卷，日本何田羆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原名《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藤原佐世撰。“集成”详细介绍了上述各书的刊刻墨印、行款卷数、名家题校及著者藏书者等相关内容，全面反映了一千多年来我国古籍流传日本列岛的总体情况，为今人了解和研究国内失传的珍稀古籍版本提供了相关资料。
597、《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黄仕忠、（日）金文京、乔秀岩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全书共十八册，收录了四十多个剧本。全书采取影印原版，每种戏曲前均有提要，介绍了该种戏曲在日本的收藏地点，在中国的原来收藏者，及其版本格式以及各种书目的著录概况。丛刊前有的目录，后有作者和引书索引。
598、《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福井保编纂，内阁文库1956编印。此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书中的汉籍目录。该书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又收录字书、韵书、目录、类书、丛书，别立第五门。此目录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一起，成为日本汉籍目录编纂的样本。
599、《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增加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图书寮汉籍善本目录》，神田喜一郎整理编目，宫内厅书陵部编印。此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馆藏书中的汉籍目录。
600、《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国立国会图书馆1987年出版，1995年刊行其索引。此为日本中央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中的汉籍目录。
60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1964、1965）《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1979、1980）。此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汉籍目录。日本大学中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要数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收藏汉籍珍本、善本极为丰富，仅甲骨文片就达3600多片，龙门、云冈石窟资料5600多件。该馆《目录》与内阁文库之汉籍目录《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一起，成为日本汉籍目录编纂的样本。京都大学除人文科学研究所之外，其附属图书馆以及京都大学各部图书馆内也存有汉籍。如文学部的《铃木文库》、《狩野文库》、《今西文库》等个人文库内的汉籍都相当丰富。但遗憾的是：自1959年编成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汉籍分类目录第一》以来，反映新增汉籍的新书目一直没有公开刊行。
602、《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图书馆编辑出版，前书为1973-1975出版，后者为新增，1995年出版。皆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汉籍目录。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约三十五万册，以中国研究的藏书为主，其中汉籍古籍约一万种。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内容及搜书原则是以对科学研究有实用价值的图书资料为重点，如分藏于世界各处的中国绘画的图片资料，以及（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种文书资料，包括北京、上海、苏州、嘉兴、武进等处之地主、当铺、商店资料一千余种。宋元版之类的珍本版本并不受重视。
603、《东洋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东洋文库编印。此为东洋文库所收藏的汉籍目录。东洋文库是日本最大（也是全球第五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也是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对象的专门性的图书馆兼研究所。所藏中国珍籍有：中国方志和丛书约4000部、中国方言辞典500多册、中国家谱、清版满蒙文书籍、中国探险队报告、中国考古学资料、《顺天时报》、《华北正报》、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和其他西藏文献3100件等。藏书的来源，在战前主要是依靠以日本对中国和东亚、南亚的武装侵略为后盾，在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等地进行的掠夺。另一部分是井上准之助1917年从英人莫里逊手中购买的“莫里逊文库”。
604、《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续篇》、《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由静嘉堂文库分别于1930年、1951年、1992年编印。此为岩崎家族私人藏书的编目。静嘉堂文库由岩崎弥之助在明治二十五年（1892）创立，明治四十年（1907年）购得其湖州陆氏皕宋楼所藏宋元版刻本和名人手抄本4146部43218册，成为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该文库收藏汉籍12万册，另有6000多件中国、日本的古代美术作品。但全部藏书的新目录仍待编辑。
605、《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尊经阁文库国书分类目录》、《尊经阁文库加越能文献书目》及索引，由尊经阁文库1998前后编印。尊经阁文库与静嘉堂文库一样，皆是日本以收藏汉籍著名的私人图书馆，属于加贺前田家族。收藏汉籍1.7万种，其他档案文书等文献5600种，且多绝版之书及珍稀之本。汉籍以明代图书居多，亦不乏宋元善本。
606、《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和索引，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编，“目录”1991出版，“索引”1996出版。此为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编制。
早稻田大学是亚洲最为国际化的大学之一，拥有日本最先进的图书馆，留学生数也位居日本大学第一（2008年），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以中央图书馆为核心，共有30座，藏书总数约427万册。其中收藏的汉籍有四库系列丛书、敦煌系列丛书、地方志系列等，还从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购买了大量汉文古籍珍本，如《礼记义疏》和被视为日本国宝级的《玉篇》。
607、《大仓文化财团汉籍善本目录》大仓文化财团编印，1964年，东京。
608、《中国正史研究文献目录》，一册，日本东京图书刊行会编，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印行。该书收录日本明治初年至昭和五十二年，以中文、日文、韩文撰写的研究中国二十四史之论著目录。以二十四史年代为序，共收论著1523种，后附作者索引。
609、《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林庆彰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版。参与者有冯晓庭、许维萍、大薮久枝、桥本秀美。该书为日本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收录对象是：日本人在日本出版的论著；日本人在外国发表的论文；外国人在日本发表的论文；外国人对日本经学研究成果的评介，日本人翻译的中国经学著作。目录分为群经总论，周易，尚书三礼，春秋三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尔雅，孝经、石经、谶纬十四类，共7263条，后附：所收期刊、论文一览表，引用工具书目录，作者索引。
610、《日本儒学研究书目》，林庆彰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版。
611、《有关东南亚的汉籍史料》（日）小川博撰、曲翰章译，见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一期。
612、《外国古书目录》，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制，2002年版。此为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汉籍文史类图书目录。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45年创立。据该馆《外国古书目录》，所藏中国本古籍为1930种。其中经部261种、史部769种、子部652种、集部248种。四部之中，史、子二部的数且占70%以上。就版本形式而言，所藏中国本以木版本为主，共有1328种。其次是新活字本217种、石印本137种、影印本115种。此外，尚有少数写本、木活字本等。就出版年代而言.清刊本（尤其是光绪刊本）与民国刊本较多，明刊本也为数不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中国本古籍中，有许多藏书印，其中有朝鲜时代名臣和学者4O人，如阴维、金命喜、李锡卿等。这些藏书印在我们查考该馆所藏中国本古籍如何流人朝鲜时可提供一个线索。1970至1976年间.该馆还出版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解题》4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汉籍。但是，4册所收录的只是全部馆藏古籍的一部分，故该馆计划于2003至2008年间再出版其它古籍的善本解题，第5册于2003年12月出版。
613、《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此为收藏的汉籍文史类图书目录。奎章阁原为收藏历代皇家文献之所。据该目录，收藏中国古籍共有7530种87963册。奎章阁所藏，不乏很有价值的中国古籍，如《夹注名贤十抄诗》，此书是高丽时期韩国人所编的一部唐诗选集，共收作品300首。其中未见于《全唐诗》者达183首之多。此书不仅有功于辑佚，且能使学者了解唐人文集流传和散佚情形，以及中国和高丽文化交流的状况。又如《型世言》11册，四十五回正文，乃海内外孤本。奎章阁已于1997年完成所藏图书目录的电子数据库，可检索所藏17.5万余种资料的目录、部分书籍的解题以及韩国学参考资料等。网站（httP：//kuujanggak.cn`snu.ac.kr）。
614、《藏书阁图书中国本总目录》、《藏书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分别于1972、1982年编印，后者是前书的补正。此为藏书阁收藏的汉籍文史类图书目录。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于1978年成立，当时称为“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2005年2月改今名。藏书阁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为韩国东亚学术资料中心。据《藏书阁图书中国版总目录》，藏书阁共收录1200种25839册中国本古籍，主要是元明清刊本。所藏汉籍有七种被指定为韩国宝物，包括在11世纪末依据宋板而刊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残本、高丽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高丽后期刊《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残本、高丽末刊《大佛顶陀罗尼》等。此外，有关皇室的资料、绘画相关资料、拓本以及从文化财管理局递藏的古文书，藏书阁都收藏丰富。藏书阁电子图书馆的网站（http：//www.aks.ac.kr/aks.ac.kr），内容包含藏书阁简介、所藏资料现况、组织介绍、相关规定、全文数据库等内容。
615、《古书目录·第一辑》（1979）、《第二辑》（1981）、《第三辑》（2002），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尊经阁编。此为东亚学术院尊经阁收藏的汉籍文史类图书目录。成均馆于朝鲜太宗七年（1398）由皇室设立，为当时的最高国家教育机构，至19世纪末期发展成一所现代大学。而尊经阁则于朝鲜成宗六年（1475）在成均馆设置，是朝鲜半岛最早的图书馆。2000年，该校成立东亚学术院，其专门资料情报中心合并了大学中央图书馆古书室和大东文化研究院资料室的藏书，仍以尊经阁命名。尊经阁藏书如今已达到25万余册，其中古籍资料大约有7万册，主要是汉籍，其中不乏珍本秘籍，如朝鲜刊本（五臣注文选》，与我国李善注本及六臣注本有很大不同。尊经阁网站http：//www.eagt.skku.ac.kr可搜寻尊经阁所藏图书l万余条的目录及41万余叶的一般古书与古文书的原文资料。
616、《汉籍目录综合索引》，高丽大学校图书馆编印。该图书馆自1966年开始，陆续出版了高丽大学校图书馆藏书目录《石州文库目录》、《庵文库汉籍目录》、《景和堂文库目录》、《华山文库汉籍录》、《晚松文库目录》、《贵重图书目录》、《公亮文库录》、《痴庵文库汉籍目录》、《汉籍目录（旧藏）》、《汉籍录综合索引》等。《汉籍目录综合索引》为高丽大学校藏书录第19辑。为上述目录的综合索引。至2003年3月，高丽大学校图书馆所藏汉籍共有98978册，其中贵重书籍有5268册。其中有三种中国古籍被韩国政府列为国宝与宝物，为：（I〕《龙龛手镜》，辽·释行均撰。残本l册，存卷第至四。高丽罗州牧刊本。《龙龛手镜》国所存最早版本为南宋浙刊本，现藏中国台湾地区。但此本并非辽本的原貌，惟高丽刊本可窥见辽版面貌.而且在勘质量方面优于南宋浙刊本；（2）《洪武正韵译训》，〔明〕宋濂等奉救撰，朝鲜世宗命译训，朝鲜端宗三年（1455）活字本。此书乃成三问、申淑舟等于鲜世宗廿七年（1445）奉救撰，以韩文来音解《洪武正韵》。就当时汉字音的研究而言，此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中庸朱子或问》，[元」倪士毅辑释、朱平仲校，1册。高丽恭憨王20年（1371）晋州牧刊本。此本为覆元本，从中可窥见元刊本的特色。
该图书馆网站为：httP：//163.152.81.89/arbook
617、《韩国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书目》（上、下）、《延世大学校中央图书馆古书目录·第一集》、《延世大学校中央图书馆古书目录·第二集》。此为延世大学校中央图书馆收藏了的汉籍目录。《韩国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书目》为延世大学校许璧教授编撰，1986年编印。收录古籍422种，但并不完备。后两种为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分别于1977和1987编印，后者是前书的订补。延世大学校为韩国著名的私立大学，其中央图书馆所藏汉籍达到8763种65400册。其中不乏各种古活字本、珍本以及贵重写本，其中许多本及档案等贵重资料，往往为其它重要图书馆所无。据《延世大学校中央图书馆书目录》第二集，所收录贵重古籍共949种。该馆所藏汉籍以朝鲜本为最多，如甲寅字金属活字本（1440年刊印）《唐柳先生集》（残）、明正统戊辰（1448）年端阳伊府刊本《释迩如来十地修行记》、1455年间甲寅字金属活字本《洪武正韵》、1516年丙子字本《文苑英华》、嘉靖甲寅（1554）清州牧刊本《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隆庆二年（1568）平安道顺安法兴寺刊本《景德传灯录》等，皆为朝鲜善本。然中国本方面，也有如亲笔手写本《翁方纲书帖》。若欲查询该馆的历史沿革、所藏资料现况等资料，可浏览该馆网站httP：library.yonsei.ac.kr。
618、《藏书目录（汉古籍篇）》、《藏书目录（续编·汉古书篇）》（1980）、《味山文库古书目录》、《岭南大学校图书馆所藏古书目录·南斋文库第一辑》、《岭南大学校图书馆所藏古文书目录·南斋文库第二辑》，岭南大学校图书馆分别于1973、1980、2000、2002、2003编印，皆为岭南大学校图书馆所藏古籍目录，其中大多为汉籍。岭南大学校是位于韩国中部重镇大邱市的一所著名私立学府。该馆所藏“一般汉籍”共有25000册，其中中国本古籍的数量甚少，而清代以前刊本尤少，但亦有宋本、元本、明本等善本，如明刊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每卷首有明神宗宝印，可见此本为明神宗的御藏本;明刊本《论语》，其中有“徽王之宝”，可见此本曾是明徽王的藏本。岭南大学图书馆的网站（http：//slima.yu.ac.kr/slimaDL）检索该图书馆所藏古书的内容。
619、《古书目录》，韩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古籍目录，韩国国会图书馆1983编印。韩国国会图书馆成立于1952年，目前藏书量已达150万卷。《古书目录》，共收录4175种19569册：古书2134种12989册。其中古籍影印本299种902册、影写本234种905册。网站（httP：//kuksa.nhcc.go.kr）可检索相关内容。
620、《越南所存汉文经学古籍》王小盾、王福利编，见《经学研究论丛》，台北·学生书局1999年版。
621、《越南文献》李文雄编撰，西贡·堤岸新华书局1972年版。
622、《安南书录》，冯承钧撰，北平图书馆馆刊6卷1号1932·1、2
623、《安南书目提要》，张秀民撰，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1期
624、《河内佛国极东学院所藏喃字及び安南版汉籍书目》，（日）山本达郎撰，史学16卷4号1938·12。
625、《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安南本目录》，（日）山本达郎撰，日本·东洋学报36卷1号1953·6
626、《越南社会科学院所藏汉喃本目录》，（日）川本邦卫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纪要2号，1971
627、《巴黎国民图书馆新收安南本目录》，（日）藤原利一郎，史窗32期，1974·3
628、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善本书录》，王重民编，袁同礼重校，台北1972。所收之书均详细著录书名、卷数、行款、板框，著者、编校者、刻印者的姓名、字号和籍贯，刻工姓名、刻书地点、收藏家的印章及校语，序跋作者姓名及写作年月，重要序跋或记全文或摘录
629、《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总目提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此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国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的提要。哈佛燕京国书馆“善本汇刊”汇集了67种珍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稀见中国古籍，共37册。其中宋代珍本3种，元代2种，明代62种。涉及经传、音韵、宗谱、方志、兵法、中医、文学、佛教、戏曲等，隶属经史子集四部。该提要介绍每种书的作者、内容、版本、源流等。
630、《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屈万里撰，见台北艺文图书公司版1975年版《屈万里全集》。
631、《读史方舆纪要索引支那历代地名要览》，日本·青山定男编，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3年出版，为检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工具书。此书于每一地名下注明原书卷数及所隶府州县，并说明现今方位所在，名为索引，实兼辞典性质。然青山此书以《纪要》的范围为范围，以《纪要》的解说为解说，遗漏和舛误实多。
632、《唐代的散文作家》，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1954年出版。该书是《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全部作家的姓名索引，作品系于作者之后。此后，该所还出版有《唐代的散文作品》、《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等书，均可供查找唐代诗文之用。
633、《辽金元人传记索引》日本梅原郁、衣川强编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年版。该索引是查宋代人物工具书。作者从一三二种宋代文集中收录三千二百人的传记资料（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传），按笔划顺序编成。可与燕京大学引得处编、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参读。
634、《续资治通鉴长编人名索引》，日本梅原郁编，京都同朋会1978年版，该索引是查宋代人物工具书。
635、《辽史索引》，日本若城久治郎编，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版），该索引是查辽代人物工具书。
636、《金史语汇集成》，日本小野川秀美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0年版，该索引是查金代人物工具书。
637、《元史语汇集成》，日本田村实造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部1961年版，该索引是查元代人物工具书。
资料来源：张之洞《书目答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王明根等《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上海）、刘兆祐《中国目录学》（台北）、昌彼得、潘美月《中国目录学》（台北）、仓石武四郎《目录学》（东京）、中国大百科全书、互联网、图书馆及私人藏书等。
美景美图
精品美文
音乐空间
职场技巧
音画图文
感悟哲理
星座运清
生活百科
史海钩沉
健康常识
书画古玩
网页特效
电脑技巧
在线书架
精美相册

您已阅览  分秒   感谢光临
背景音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