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有关tfboys的问题:百年收藏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14:53:33
宋路霞
一、收藏
国宝“发源地”
上世纪末，清帝国的气数已是奄奄一息，内外交困之中，又撞上了庚子之乱。八国
联军进京之际，慈禧太后挟持光绪仓皇出逃，朝野上下主战与主和的争吵早已悄无声息，
只等着割地赔款了。
然而在文物考古上却接二连三地发生重大事件。这些重要的发现对人类的文明进程，
客观上有着划时代的认识价值，多少给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带来些喜气，亦给收藏界和
古玩市场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或许是天时地利的某种契合，这几项重大的发现多少都带些偶然性。
1900年5月的一个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王圆）正在一个洞窟里清扫积
沙。当一大堆积沙被清除之后，洞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响，一面洞壁因失去了积沙的支
撑，壁土开始层层剥落，墙上出现了裂痕。王道士惊诧之余用手敲敲，里面竟是空的！
这无意中的叩击，竟叩开了一座千年秘室———北宋晚期僧人们封掩起来的一个藏经洞！
只见里面从地上层层堆码着早已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一直堆到“天花板”。从那时起，
边城敦煌就再也没有清静过。人们从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洞窟里，先后搬出了4万多件手
写经卷、唐抄古书、唐拓碑片和历代各类古物！
据说当初藏经洞被挖开之后，王道士确也向地方政府作了汇报，还抽出些卷子呈送
到上级衙门。地方政府从敦煌县令开始一级级地向上禀报，直达天子。可是那个末代封
建王朝，刚刚经历一场性命交关的巨变，伤痕累累，元气殆尽，何来那些思古之幽情？
对那些古卷儿根本无兴趣，所有的奏件就只能是泥牛入海。
然而事情到了两个嗅觉灵敏的“老外”那儿，情形就完全颠倒了过来。英籍匈牙利
人斯坦因，无意中从一个叫扎伊德·贝格的乌鲁木齐商人嘴里，得知了藏经洞的消息。
过了一年，法国人伯希和又在闲聊中，从“老朋友”———曾任过清政府北京警察总督
的兰公爵那儿，得知了藏经洞的事情。这个兰公爵据说当年与义和团有旧，庚子之后就
被发配到新疆，终身流入乌鲁木齐。于是，这两个“老外”，便先后发疯似地扑向了敦
煌，以种种手段威逼利诱，终于使得那本来就俗不可耐的王道士，打开了那只足有半斤
重的铁锁……
接下来的日本“探险队”又来了，俄国“考察队”也来了，美国人也来了，国内大
大小小对此有兴趣的人物都蜂拥而至。藏经洞里4万件千年古物，就一批批地搬出洞外，
捆扎起来，扛上骆驼，然后走兰州，上北京，绝大多数被运到伦敦、巴黎、彼得堡、东
京、汉城……散落在全世界共计四五十个地方，而留在国内的仅号称“八千经卷”。
这块风水宝地，直到1965年，还有新的文献发现！
其次是河南安阳小屯村。
传说1899年，紫禁城里的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生了一场病，
命老仆人去中药铺抓药。这个熟谙古文字的王大人，望着五味杂处的药罐忽发奇想——
—这“龙骨”上的横竖道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刻画的呢？假如刻画的是一种符号、一
种文字，传递着一些什么消息呢？王大人为自己的联想而激动万分，遂命仆人将那家中
药铺的“龙骨”全部买下，继而又跑遍全城，收购“龙骨”，有多少买多少……商人们
自然闻风而动。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就连王大人的子孙后代亦不能完全确认，但是，
王懿荣是揭开“龙骨”真面目的第一人，即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却是史学界所公认的
事实。
于是，“龙骨”的产地就成了一座格外诱人的宝库。河南商贾起初封锁消息，大摆
迷魂阵，说是在汤阴。大学问家、上虞罗振玉加以考证，1915年又亲自赴安阳收集甲骨，
大破迷魂阵，不仅查实了“龙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而且确定了这儿即是史
书上记载的殷墟———商朝后期的政治中心。
一向默不为人知的小屯村空前红火了起来，而王大人却在八国联军破城之后，率全
家人投井殉节了。他何曾想到，他那石破天惊的发现，使人们在100年间从小屯村及其周
围挖出了多达15万片的甲骨龟片，把中国文字的起源，一下子向前推进了上千年，而且
这一“富矿”，不知养活了多少当地农民和北京、上海的古玩商人。
据说，先是当地农民来刨坑挖土，把甲骨龟片当中药卖，后又有古董商贩雇人坐庄
开挖，而当地军阀、官僚豪绅、外国传教士插足，又使得原先才几分钱一斤的“龙骨”
价格扶摇直上，从论筐卖、论坑卖，一直卖到了几两银子一个字！使那些头脑活络的南
北商贩，美美地发了一笔，也使中国的古文字训诂学家们，忙碌了整整一个世纪。
从那时至今，河南安阳不断有新的窖藏面世，不仅“盛产龙骨”，还出土了大量的
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这些文物的发现、收集、流传和著录研究，以及出国后的
聚散过程，真不知演绎了多少明里暗里的现代神话。
再就是周原。
周原是指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沿河一溜拉开的、扶风县和岐山县之间的一段黄
土塬。这片黄土，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人进入中原地区之前的统治中心区之一；在
本世纪初，地表已被岁月的风霜“切割”得条条缕缕、沟沟坎坎了。当地百姓说，每经
一场暴雨或是一场洪水，总会有些青铜类的古物遗留在沟边的土崖上，或是滚落到沟底。
有时一座窑洞坍塌，亦会暴露出一座古墓。
这些洪水过后的遗存物，就成了“这里有宝”的广告牌，养活了一批陕西省内早期
的古董商人。是他们，将从这儿出土的包括毛公鼎、散氏盘、大盂鼎、小盂鼎、天亡簋、
何尊、墙盘等在内的标志着西周王朝社稷的礼器，一批批带到了北京、上海，有的再转
道欧美，进入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这个地区早在宋代就出土过著名的“穆公
鼎”，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都有著录。近百年
来更成了一座庞大的文物“矿山”，吸引着一批批前来挖宝的队伍。
这一带地下文物之丰富，世所罕见。动辄一窖十几器、几十器乃至上百器。扶风县
庄白村微氏世家窖藏，一窖就出土青铜器103件。岐山县任家村的一处窖藏，亦是一坑达
120余件青铜器。1901年出土的著名的蝉纹木乏禁，为当时出土的唯一的一件青铜木乏禁，
举世轰动。著名的盂鼎、大丰、毛公鼎、大克鼎均出自这一带。解放后仍不断有稀世珍
宝面世，好像是一座宝山，永远也开采不完似的。
另外还有河南洛阳北面的邙山，绵延50多公里的山脉，北临滔滔黄河，历来被视为
最标准的葬身之地，偌大个邙山，几十年间竟出土了近万方墓志铭。难怪有墓冢林立，
“几无卧牛之地”之说。京汉铁路穿山而筑时，一路开出去全是古墓！所以著名的盗墓
工具被称为“洛阳铲”，真是意味无穷。
除了以上几次“天赐”的良机之外，本世纪还有几次大的人为造成的国宝“发源地”。
首先是东陵盗宝案。1928年军阀孙殿英为筹军火，扩充实力，竟然派工兵用炸药炸，
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给炸开了。盗出的珍宝玉器、各式文物不知其数。慈禧的
尸体在棺中全用珍珠掩埋，所以挖出的仅珍珠一项就大大小小地堆满了并排的三张八仙
桌面，最大的珍珠直径有10毫米。后来，这一大宗珍宝就成箱成箱地运到了北京、天津、
上海、青岛，继而流向全国各地。除去军阀们分掉、送掉、卖掉的，还真的向国外换回
了一批军火。
其次是陕西军阀党玉琨斗鸡台盗宝案。斗鸡台在陕西宝鸡，盗宝的具体地方叫戴家
沟。党玉琨为地方一霸，为筹集军费扩充实力，于1927年至1928年间，驱赶了上千名贫
苦百姓到戴家沟为他挖宝。仅仅七八里长、十多丈深的一条山沟，在8个月间被破坏古墓
达50余座，盗得青铜器等古物1000多件，把个好端端的戴家沟挖了个沟底朝天。党玉琨
后来虽被冯玉祥将军派兵击垮了，但这一大批文物，最后仍然未能逃脱民间出土文物的
大致走向———运到北京、上海、天津后，又陆续飞往欧美各国去了。
影响最大、损失最惨、最令国人顿足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当年从天津张园带去
长春伪宫的那一大宗清王室的遗藏。这一大宗宝藏，仅历代堪称国宝的法书和古画就达
1200余件，即所谓“赏溥杰单”上记录的那批文物。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
降，溥仪出逃，被封存在长春伪宫内小白楼的黄条封箱，就成了留守“国兵”们猎取的
对象。他们监守自盗，先下手为强，把从地上堆到天花板的黄条封箱一箱箱挪下，逐个
撬开，偷的偷，抢的抢，分不均匀就撕成几份。著名的《宫中游乐图》竟被撕成5块，现
分藏在国外好几个大型的博物馆中———这就是几十年前北京琉璃厂一些老板们谈之色
舞的“东北货”。后来这批“货”的踪迹遍布了沿海各大城市和海外的大型博物馆，小
白楼就成了又一处人为的国宝“发源地”。解放后国家为追踪这批国之镇库，组成了以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凯先生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调查和思想说服工
作，为之整整忙碌了40年。
直到最近的1997年，神秘的“东北货”还时有露面。一位东北老汉推开了赫赫有名
的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的大门，声称带来一幅宋代《十咏图》，是宫中藏品，要求估价拍
卖。工作人员将信将疑，结果在全国最高级、最具权威性的“五老”鉴定会上，“五老”
做出了一致认可的鉴定，确属真迹无疑。原来，这老汉的父亲原为溥仪的侍卫官，近水
楼台先得月，传到老汉手上，又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现在他要价800万，声称7个子女，
加上他本人，每人要得100万。于是在1997年的一次文物拍卖会上，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
800万的天价把“货”揍走。“东北货”在50年间，价格不知翻了多少个跟斗，亦堪称收
藏史上一绝了。
收藏家的黄金岁月
大约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抗战爆发之前，这30来年的时间，可推为本世纪收藏家们
的黄金岁月。
这个时期，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其“余震”反映到收藏界，就使得传统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了聚
散和流转的过程；同时由于中国考古的几次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发现，以及国际文物市场
上中国文物的“走俏”等因素，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们便占尽天时地利，传统的收藏家的
队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原先，衣食依附于清廷皇室的满族皇亲国戚，以及近臣太监，他们平素就聚敛了大
量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手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皇宫里流出来的宝贝，或是皇帝赏赐，
或是得来不明不白。待末代王朝的大厦一朝倾覆，后台垮了，在经济告急的时候，家传
的古董就不再那么神圣，逐步散了出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本是北京玻璃厂的好主顾，辛
亥革命后倒了过来，反求玻璃厂老板们帮他们卖宝解窘。大名鼎鼎的文葵、载润、载沣、
宝熙、溥儒、溥杰等都是这样。宝熙后来不仅自己卖文物度日，还帮人家卖。他本是清
廷宗室后裔，当过学部侍郎，有学问，又跟玻璃厂的掌柜、伙计个个都熟，那些怕失脸
面的贵族就请他代卖。末代皇帝溥仪的兄弟溥杰家中的一个商代古铜尊，就是经他的手
卖出的。后来宝熙在东北去世，子女仍继续出卖他的藏品。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
了巴结张作霖，把家藏的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和一对乾隆款的瓷瓶派人送了
去。末代王孙溥儒是摄政王奕讠斤的孙子，民国后一二十年，不仅偌大的恭王府已抵押
出去，就连为母亲办丧事的钱也拿不出，传世的第一法书名迹《平复帖》就这样散了出
来。后来，连逊帝溥仪也嫌民国政府给的钱不够花销，编造了“赏溥杰单”，偷偷地将
一千多件文物带出紫禁城，运到天津，有不少被抵押在银行里。其他旧僚百官，其状况
更可想而知了。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批所谓朝廷命官，从政治舞台退出之后，有的进入北洋政府继续
当官，也有一部分不愿食民国“周粟”的，就躲到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
里当了寓公，或者回家养老，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靠变卖文物度日的。著名金石学家、藏
书家、原甘肃省学政叶昌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收藏家、原天津造币厂监督刘世王行，
原两广总督陈夔龙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罗振玉则跑到日本，卖掉了不少文物。还有一些
晚清老资格的大官僚、大收藏家，本人过世之后，后人多不能守业，也开始靠变卖祖传
文物度日。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实际上能传三代的藏家已寥若晨星，多数家
庭在第一代人去世之后，藏品就很快地散诸市肆。受知于李鸿章而官至邮传部大臣的盛
宣怀，素以收藏闻名，1916年去世后，藏品陆续散出，尤其号称数十万之巨的“愚斋藏
书”，绝大部分在民国年间由其后人“三家分晋”，分成三份，分别赠予上海交通大学、
圣约翰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而精善古秘之本，则由中国书店整批购下，然后散售而尽。
原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苏州人潘祖荫，在政事余暇广事收罗，金石书画无所不收，堪
称江南之冠；西周重器大克鼎、大盂鼎曾久居其室，然而他本人去世后，其“攀古楼”
藏青铜器除大型器件外，几为童仆盗窃一空，李鸿章的侄孙李荫轩曾购去不少。潘氏著
名的“滂喜斋”藏书亦逐渐散尽。浙江杭州以收藏和补辑文澜阁四库全书而闻名的丁丙、
丁申兄弟，有“八千卷楼”藏书，号称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然而丁丙去世不久，其后
人经商失败，亏空巨万，只好由官方主持出卖家产赔偿，以75000元的价钱，将“八千卷
楼”售与江南图书馆。道光年间的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大收藏家陈介祺，以最早
收藏毛公鼎和上万方古印闻名，一生收藏涉猎古铜器、古印、陶器、封泥、碑版、瓦当、
石刻、古钱，大凡古人遗存之物，无所不收，身后藏品于本世纪初亦星散殆尽。还有大
名鼎鼎的两江总督端方，一生聚敛有如山海之富，而1911年被四川新军刺死后，不数年，
藏品就陆续散出，连当时最负盛名的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西周木乏禁共20件，也漂洋
过海，被美国人福开森转卖到了美国……在封建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豪门贵族是一
人得势，鸡犬升天；而一旦失意落拓，或台柱倾覆，整个家族连同所有藏品的败落星散
之速，有时外人竟难以想象。
皇室庆亲王1917年去世后，三个儿子分家，依仗家底厚，坐吃山空，到了他的孙子
溥钧、溥铭手里，房产、地产、金银古玩全部卖光，溥铭最后沦为拣破烂的了。当时的
报纸上常有“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新闻。解放以后有资料证
明，清朝第一代王爷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中铨，在1924年因借钱不还，被法院查封了
“一百多间房的古玩陈设动产”，最后因“衣食不周”而去世。试想这许多古玩陈设，
该给古玩市场带来多大的“振兴”！
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的，还有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吴兴陆氏百百宋楼的整批藏
书的东去。陆心源官至福建盐运使，生平嗜书如命，曾东并“宜稼堂”，南逮周星贻，
远抄近访，十年中得书15万卷，其中仅宋版书即达200部之多，遂有“百百宋楼”之称。
不想陆氏殁后，其子孙不能守业，未几，即以118000元的价钱，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
文库”囊括而去。其他藏品亦如行云流水，踪迹莫辨。此事亦如敦煌卷子的外流一样，
曾大大刺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舆论上很是激愤了一阵。
自然，藏品的流转，有散出者就有收进者。抗战前的北京和上海，已经形成了南北
两大文物聚散中心。随着一批老收藏家相继成为历史陈迹，一批新的官僚、买办、工商
业巨头、银行家、传教士和少数文人学士，他们及时地抓住了清末民初这个政治大动荡、
经济大改组、文物大聚散的历史时机，以雄厚的实力和独特的眼力，一时占尽了收藏的
风光。再加上当时几个“文物发源地”的出现、国内文物市场的成熟、外国传教士和外
国文物商贾的介入、国际文物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和价格的刺激、中国专做“洋庄”
生意的文物巨贾的出现等因素，都使得这个时期的收藏活动日趋活跃起来。
这个时期收藏内容最广泛、成就最显著者，可能要推安徽庐江人刘体智和广东番禺
人叶恭绰两位。
刘体智，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的第四子，曾在清廷户部银行任职，民国后出任中国
实业银行总经理。一生嗜古，收求古物不遗余力，曾将其藏品印行过10种目录，其中
《善斋吉金录》28册和《小校经阁金石文字》18册最为著名。其收藏甲骨28000片，青铜
器达400余件，其中最著名者为洛阳出土的一套氏编钟。藏书在解放后捐入公库者近7万
册，另有古墨、古砚、古印、古画，均成巨观，还有那两具自唐代宫中流出后在民间
“流浪”了千年的大小忽雷（琵琶），更是令人叹为奇迹。解放后他手头尚存的全部文
物或卖或捐，输入公库。
叶恭绰，清末曾任职清廷邮传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铁道部长、交通总长。一生收
藏遍涉青铜、古画、法书、碑刻、藏书各类，20年间收集明代宣德炉即达300余器，著名
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在他家逗留10余年。传世法书如《曹娥碑》、《鸭头丸帖》等均在其
柜中多年。他居沪时还曾设法宝馆一处，陈放佛家遗物，数量之多，难以计数。其藏书、
碑版一部分毁于广州沙面之火，一部分在抗战中捐入上海叶景葵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
佛家故物则捐入上海玉佛寺。叶氏所藏，虽未留下完整的目录，然其晚年所著的《矩园
余墨》，多谈其藏品，于其书画类的收藏说明尤详，故亦可作其收藏著录观。
这个时期在收藏品的多个门类中，涌现出一批“大王”。瓷器收藏方面，北方有袁
世凯的红人郭世五，南方则有梁培和仇炎之。邮票有“集邮大王”周今觉，是为两江总
督周馥的孙子，曾任中华集邮协会会长多年。钱币方面南方有丁福保、张叔驯、陈仁涛、
罗伯昭；北方有天津的方若（药雨）。藏画方面以上海和苏州为重镇，有虚斋主人庞莱
臣，过云楼主人顾鹤逸，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还有广东人谭敬。尤其是过云楼顾氏，
四代递传，精心藏护，直至解放后捐献，实属不易。藏书方面大家就更多，南方有宁波
范氏天一阁，吴兴刘氏嘉业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北方有山东杨氏的海源阁，天津
傅增湘的藏园、李盛铎的木斋等。碑版方面有两位权威人士，一是清末名儒缪荃孙，一
是湖北南陵人徐乃昌，都以收藏碑版墨拓逾万著称。甲骨龟片的收藏以罗振玉、刘晦之
和传教士、加拿大人明义士为三大宗。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
文，自称“皇二子”。此人于其父在世时，日斥万金在所不惜，各类收藏于他是匆匆过
眼，来去俱速，收得不少，散去亦如野云鹤影，杳无踪迹。唯其藏书差不多算是归诸一
处，即广东人潘宗周的宝礼堂。袁世凯死后，袁克文以出售藏品解窘，最后落得个登报
卖字，了其一生。
另外，还有两个对中国古玩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外国人，在这个时期也极为活跃。
一个是美国人福开森，中文名叫福茂生；另一个是日本人山中。福开森旅居中国近60年，
是个中国通，经手并收藏了大量中国文物，编有《历代吉金目》和《历代藏画目》，不
知有多少珍贵藏品经他手卖到了美国，其中有天下闻名的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卷
（摹本之一）等等。日本人山中是个走“国际路线”的大古玩商，在巴黎、纽约、北京
均设有商行，名山中商会。该公司的唯一业务，就是把中国的历代收藏品远销欧美。这
两个人尤其是福开森，与各地古玩商贩及朝野上下、文人学士颇能打成一片，所以藏品
亦能高人一等。抗战时福开森被日本人遣送回国，他的藏品有一部分现存南京大学。
在收藏活动日趋红火的时候，古玩商中做“洋庄”生意的也发达起来。其中最大的
一家是上海卢芹斋和吴启周的“卢吴公司”。卢本人坐镇巴黎销货，吴启周在国内“搂
货”，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作“空中飞人”，来回送货、联络接应，还曾坐镇北京收购
文物，分工颇具现代化，个中秘闻故实，少有人知。
日寇炮火下的文物大战
八年抗战，对中国收藏界来说，是继1900年庚子之乱和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次更大
规模、更长时期的大动荡、大聚散和大劫难，损失的文物无以计数，被日本帝国主义公
然破坏和劫掠去的珍贵文物有目共睹，不少收藏家为保全藏品而受尽磨难。
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创办的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已
是藏书50万册和收藏图片、照片5万余幅的东方第一大馆，其中经鉴定和整理过的善本书
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扬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
的总数已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还有2641种全国各地的地
方志25682册。这些藏书是张元济先生集几十年的功力和心血而致，“求之坊肆，丐之藏
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先后收购了绍兴徐氏熔经
铸史斋的全部藏书、长洲蒋氏十印斋藏书、广东丰顺丁日昌持静斋藏书、清宗室盛氏意
园部分藏书，以及太仓顾氏谀闻斋的藏书……可是“一·二八战事一起，日本人轰炸上
海闸北，整个商务印书馆厂区，连同东方图书馆藏书，即刻化为灰烬。幸亏在敌机轰炸
之前，已有500多种善本书抢先运到租界内的金城银行保险库，否则将是片纸不留！
在“一·二八”战火中遭受灭顶之灾的还有吴兴人周越然的言言斋。周氏曾任商务
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言言斋是一幢西式二层楼房，藏有线装书178箱，
内中以宋元旧版、明清精钞闻名于世，还有西书整整十大橱。“一·二八”战火一起，
周氏几十年的心血即刻化为灰烬。
著名学者、藏书家郑振铎，初在“一·二八”中被毁书数十箱，继而在1937年“八
·一三”战事中，其存于上海市区东部之书，又悉数付之一炬，所藏又去其半数。郑先
生叙述其时情景：“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啪啪，若燃爆竹
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
耳欲聋。昼时，天空营营如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簌簌摇撼，
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如
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坠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
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
生……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亦有以双篮盛书，肩挑而趋，沿街叫卖者……
战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渐出于市。”（《劫中得书记》）其情景之惨烈，
可想而知。
安徽贵池刘世珩之子刘公鲁，三代人均为收藏家，其祖父刘瑞曾官上海道台，藏品
山堆海积。其家藏两部《玉海》，一部为宋版，一部为元版；唐代宫中乐器大小忽雷二
具也曾在家多年，所以其门楹有“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的对联。抗战中刘公鲁为
避战火移家苏州，不久苏州又沦陷，家人均往乡间避难。刘公鲁不忍丢下此累世收藏，
誓与藏品共存亡。果然鬼子打进城来，烧杀劫掠，太平巷内一片狼藉，刘家被抢去文物
不知其数。刘公鲁本人惊吓成疾，不久便逝去。
“江南三大名儒”之一的高吹万老人，家住金山张堰镇，所居有花木回廊之胜，占
地10亩，取《诗经》“桑者闲闲”之意，取名为“闲闲山庄”，其收藏名动一时。抗日
战争中，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张堰镇首当要冲，“闲闲山庄”顿成废墟。其藏书藏画27
0多箱，大半毁于此时。高吹万携家人深夜乘舟逃命，由吕巷至虹桥，船居半月，食物断
绝，饥寒交迫，极尽流离颠沛之苦。待战事稍停，其家人于废墟中零星收捡，仅得书画
碑帖2箱，残书24箱，其余全部付诸荡然。
上海工部局总办潘宗周收书唯宋元旧版是嗜，1939年去世后，107部宋元版书由其子
潘世兹先生继藏。为避战火，潘先生只好请英国人帮忙，将其藏书运抵香港，寄存在汇
丰银行保险库，直至全国解放才取回。
叶恭绰在抗战中不愿去重庆，只得避之香港。临行大批藏品无法安置，只得分成数
份，赠送亲友。随身不便多带，只能精简再精简，将字画去掉卷轴，甚至截去题识。香
港天气阴湿，所存文物大多受潮至损，苦不堪言！
清末京师大学堂总办李盛铎的木樨轩藏书，已是四代累积。先是“兼并”湘潭袁芳
瑛的“卧雪楼”，后又购进不少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散出之书，仅宋元古版即达300余部，
被伦明称之为“吾国今日唯一大藏家”，也在抗战中全部散尽。数百卷敦煌卷子被日本
人“买”去，其余藏书于1939年由北京伪临时政府整批购去。
抗战中国民党政府迁往内地，一大批机关、学校、研究单位随之西去，一些不愿留
在沦陷区的工商界人士亦纷纷打包入蜀入滇，一向珍爱的古玩、字画、碑刻之类，能带
走的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只好忍痛卖掉，市面上文物价格一时大跌。乱世人心惶恐，
不知何时命将不保，又何来玩古雅兴！一时流向市场的文物不知有多少。一些不愿跟蒋
介石走的人，就走香港、澳门，或是把藏品存入租界内的外国银行，以求保护。而到达
内地的一些机关、学校的人员，生活上一时无法安定下来的，仍是解开行囊，打藏品的
主意，无非是抛向市场，以求柴米之资。先期到达昆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施蛰存等，
属于已经安顿下来的人员，已开始在黄昏时逛“鬼市”了。沈从文那时从地摊上“淘”
来的古代服装和饰品，后来在研究撰写中国古代服饰史时，居然就派上了用场。
至于中国政府官方所藏文物，主要是故宫文物和原南京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的藏
品，在华北吃紧之后，只得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文物被装入14000多只箱子，从北
京城一路南下，先到南京，再送贵州遵义、四川重庆。把藏品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停当，
再次装箱，马拉车载，一路上费尽周折才到达大西南。一部分先是安顿在贵州遵义，再
转道四川重庆。重庆又遭轰炸，再运到宜宾和峨眉山区，抗战胜利后这批宝贝才又运抵
南京。解放战争爆发，原属故宫文物大都未能够再返回故宫，而是随国民党军队在大陆
的溃败运到台湾去了。这就是现存台湾故宫的大宗藏品。当初，由原故宫博物馆古物馆
馆长徐森玉押送的文物车队到达遵义时，日本人派飞机尾随其后进行轰炸，炸弹爆炸处
距文物车队停车点仅差两条马路，其惊险场面，今人闻之，尤觉胆寒！
在抗战中民间珍藏大量散出的时候，一些外国收藏家和文物大盗尤其是一些日本人，
瞅准了这个机会，纷纷来中国“搂货”。他们各有各的胃口。美国人喜欢中国古瓷器和
青铜器；日本人喜欢中国的古代石雕和木雕艺术品；法国人喜欢色彩和纹饰优美的陶瓷
工艺品；而英国人和德国人则喜欢有历史价值的、收藏意义久远的物品。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物进行掠夺的急先锋，首推日本的山中商会。
这个山中商会，是个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在北京设山中商会北京分会。从民国初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它
的业务未断过，专门从事中国文物销往欧美的国际贩卖，其北京分会经理叫高田。山中
本人每年春秋两次到北京，视察业务，这时琉璃厂的古玩老板们就会带来各式各样的古
玩珠宝，云集麻纱胡同的盛家花园。山中挑足宝物后就携往欧美，转手销售。山中和高
田做下的其中一宗“买卖”，就是破坏我国北齐时代至唐代的石雕艺术群址———山西
太原天龙山佛教石窟造像群。
天龙山石窟造像群，在今山西太原天龙山的山腰，共21个洞窟。1至8窟在东峰，9至
21窟在西峰。1至3窟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经营太原陪都时，余皆隋唐开凿之物。其中
第8窟建于隋开皇四年（584年），是唯一的一座纪年窟。第10、16窟前有仿木构窟廊，
是研究隋代建筑的实物。第9窟为唐代开凿，是二层阶级的摩崖造像，上层倚坐大佛高达
7米余，面相秀美，比例准确，衣纹写实；佛前一尊观音菩萨，形体饱满，衣纹、璎珞的
装饰感极强；窟前原有三层木构建筑。第14、18窟是平面方形的小型窟，有唐代最精美
的石刻造像，坐式突破了造像传统规格的束缚，极似真实的人体，安然闭目，是唐代最
具写实风格的典型之作。
这批1500年前的精美艺术品，被山中商会“相”中了。他们买通了北京的古玩商人
倪某，把这些菩萨头一个个地砍了下来，装进木箱带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往世界各地。
这批佛头，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宫所藏最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次之。以至于
现在人们来到天龙山，满目皆是断头残臂。据统计，他们当时共砍去300多个佛头！高田
为“安全”起见，以防走漏风声，据说还买通了山西的“佛爷”阎锡山。
中国猿人化石在北京协和医院“失踪”的故事，也同样是日军占领北平之后耍的阴
谋。
1929年，科学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地区发现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后，当时就引起了国
际学术界的注意。这些化石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B楼魏敦瑞研究室的两个大保险柜中。1
941年11月日美关系紧张后，为了安全起见，就从保险柜中取出装箱，送到美国大使馆，
准备运往美国暂存，同时装箱的还有从云南、广西等地发现的各种化石，除了头盖骨，
还有中国猿人的股骨、上臂骨、上颚骨、锁骨、肩股等等，总共100多件。谁知前来接应
的船只由马尼拉开往秦皇岛的途中，被日舰追击而沉没于长江口。不久，12月8日日美战
起，美国大使馆及各地军事仓库均被日军占领，这两箱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就告“失踪”
了。直到1945年12月，天津大公报刊发了中央社驻东京的消息，才把这事捅出来，说是
这批化石在东京被发现！
当时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标本，损失达67箱之巨，连同图书资料、出版物、研究报
告又30余箱，均在日寇占领北平之后，被拉到东城根，一把火烧掉了！
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的文化掠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在掠夺文物、毁灭历史遗迹
之外，他们甚至不惜编造历史，抹杀历史，用来麻痹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从而服从于他们的历史观。
原在旅顺口以东金山后的唐代碑刻，是存于东北地区的唯一唐碑，上刻“敕持节宣
劳革未革曷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碑的背面刻有清
人建设旅顺口海防，抵御英法侵略军的题记两大段，最后又有光绪乙未兵备道贵池人刘
含芳作石亭，保护此石的题记。崔忻是唐开元中出使革未革曷（渤海）的使臣，在此地
凿井题名以作纪念。此碑在地理交通史上有极重要的文物价值。日军占领旅顺口后就将
其盗运东去，献给了他们的天皇。此事连日本侵略者所著的书里也有记载。
后金天命年间辽阳新城老满文城门石额，刻着不加圈点的老满洲文字，有大金天命
年间年号月日款，是研究清初历史语言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现存天命年款的唯一碑刻，
竟被日本侵略者敲下来运到大阪，而国内连拓片也不易找到。
在日军占领东北十周年的时候，曾在东京举办过一个所谓的展览会，其展品就是从
伪满奉天博物馆里精选出来而“借”去的珍贵文物，包括书画、陶瓷、丝绣等共计200多
件，放在东京以炫耀他们对中国的精神占领。可是到了归还的时候，箱内却变成了海产
鱼类的标本，“借”去的珍贵文物大半不见了！
存素堂的宋元明清四代的缂丝绣品亦被日本人骗去不少。存素堂收藏的缂丝是北洋
军阀时期的首脑人物之一朱启钤先生的旧藏，后来卖给了张学良将军，“九·一八”以
后归入伪满奉天博物馆。这批缂丝绣品许多是从恭王府里散出的，是皇帝御赐之物，不
少历经内府著录和历代名人递藏，流传有绪，总共79种100多件。日本人久已垂涎，后来
就以必须由日本专家来装裱为理由，选取其中精品缂丝21种，刺绣13种，共34种盗运而
去！
1935年和1939年，日本侵略者还对我国辽代遗迹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刮。祖州
是辽祖阿保机寝陵所在地，日本人在那儿作了三个多月的大挖掘，出土文物全部盗运东
京，存于当时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其中有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极为珍贵，其余辽墓
被盗被毁弃的无以计数。
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都有代理机构坐镇北京，专捡世家
旧族后人手里流出的古籍线装书。1938年江南各地相继沦陷之后，各地藏书汇集在上海
市肆，日本、伪满和美国各大学都派人来购书，北平的书贾亦南下收购，不仅是善本，
连普通本也在网罗之列。
有掠夺就有反掠夺。在沦陷区的一些有民族责任感的志士仁人，不忍见大批的文物
珍宝流落他乡，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凭借个人的能力和财力，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力
求把那些行将流散出国的珍品买下来，在国内由子孙后代传下去。
苏州著名收藏世家顾氏过云楼，祖孙五代都是画家、收藏家，以收藏历代书画为主，
藏有巨然、倪云林、赵孟兆页、沈石田、文徵明等人的作品总计四五百幅。日寇打进苏
州时，他们家的院子里落下一颗炸弹，房间一面墙上的门窗全被炸飞了，而窗下的两只
画箱却意外地无恙。然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顾家第四代主人顾公雄毅然把儿子安
置到乡下，自己带了两大包字画进入上海租界。日本人和汉奸到处打听他的住所，目的
是要得到这批字画，顾氏家人和亲属个个严守秘密，结果一张画也未遭损失，直到抗战
胜利。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宁肯生活清苦一些也不卖一张画，真正实现了顾氏祖
先的遗愿。
我国商周时期最重要的几件青铜礼器，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大盂鼎等，抗战中
亦成为日本人到处搜觅的对象。苏州名门望族潘祖荫的后代潘达于女士，将家传的大克
鼎和大盂鼎抬到后院里挖土深埋，再在上面种一棵树，使得日本人始终不能发现。安徽
肥西地区刘铭传的后代刘肃曾等人，将家传的虢季子白盘安置在一道貌似断垣残壁的夹
墙下，躲过了日本人一次次的追查。抗战中著名的毛公鼎在叶恭绰手里，他本人避之香
港，毛公鼎体大无法携带，就留在上海寓所。时逢闹家庭纠纷，一个姨太太走漏了风声，
引来日本宪兵前来抄家。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为此被日本人抓去坐牢，最后经多方营救，
才巧妙地对付过去了。
著名收藏家张伯驹为保护传世第一法书《平复帖》，竟遭日本人所指使的绑架！张
伯驹宁肯“撕票”也不交出国宝，终于战胜了敌人。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眼看在日军的铁蹄下，诸多亲朋好友的藏书无法保存，
日益沦为纸灰，毅然出资5万元，在租界内购地造屋，又联络了实业界巨擘张元济、陈叔
通一起，创办了合众图书馆，并从北京聘请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顾廷龙掌管馆务，为
抗战中无法保存的世家藏书，创建一个容身之地。自1939年至全国解放10年间，该馆积
书20万册，吸纳了江南一带名流的书藏，至今仍是上海图书馆的一大特藏。
在敌后有组织地抢救珍贵古籍的，是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个
“同志会”在重庆的领导是蒋复璁，所用的基金是原中英庚款理事会本来决定用于建造
中央图书馆的费用，在面临中华典籍大量外流的形势下，决定先用于抢救古籍，主要地
区一是上海，二是香港。上海方面由郑振铎负责，香港方面由叶恭绰负责，另有徐森玉
和张寿镛、何炳松协助工作。
“同志会”先后收集了安徽刘世珩、玉海堂、广东莫伯骥五十万卷楼、常熟瞿氏铁
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以
及浙江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的大批善本，总共有4864部，48000多册，普通线装书
11000多部。收购过程中，不断有日本人通过书肆贾人横加干扰，要么哄抬书价，要么就
抢先购下，再以高价与“同志会”讲条件。这批珍籍先后存放上海、香港和重庆三处，
存放香港的还未及运往重庆，香港沦陷了，就被日军劫走，直至抗战胜利后方才追回。
大落大起的收藏潮
全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文博事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都在筹备建立
博物馆。截至解放前夕，故宫内一般文物尚有150余万件，然而精品已不多，宋元时代的
法书名画尚不足20件。这样，共和国新生的文博事业就急需得到民间珍藏的支持。国家
鼓励捐献，对捐献者实行奖励的政策，使民间的收藏品大批地进入了公库。解放初期，
人民群众热情高、干劲大，无论什么事只要政府振臂一呼，全国上下就会一致响应。向
政府捐献文物的工作，虽是由各地文物保管委员会出面主持，结果却是群情激昂，此起
彼应，几乎形成了一个捐献运动。
在各地的文物捐献工作中，不少地方组织偏重于精神鼓励，如颁发一纸奖状。只有
上海市政府，不仅颁发奖状，而且给予奖金，这使收藏家及其后代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愿意捐献给上海市政府。这要归功于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正确决策。当
时上海刚刚经过国民党的“二·六”飞机轰炸，偌大一个上海，财政上十分困难。然而
当上海市文管会第一任副主任委员徐森玉先生向陈毅同志建议实行物质奖励时，陈市长
当即拍板同意拨款。这使得江南一带的民间珍藏源源不断地被带到了上海，其情景十分
感人。
然而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当公藏成为主流的时候，私藏就成了支流。尤其在那红红
火火的群情激奋的年代，私人收藏几乎成了不那么荣耀的事情，这就加重了捐献者的心
理代价。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原为上海著名实业家，他把几十年间收集珍藏的“百家画
梅”藏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梅花一向是文人雅士们吟咏和绘画的题材，自从宋朝杨
补之、元末王冕专画梅花自成一家之后，历代画家擅画梅花的不乏其人。陈叔通费尽心
血，汇集、精选了历代102家共计109幅梅花图，其中有杨补之、王冕、唐寅、陈录、王
綦、邵弥、道济、弘仁、胡玉昆、扬州八怪等人的杰作。陈录专画梅花凡30年；弘仁的
别号就叫梅花古衲；扬州八怪的八幅梅花，件件都是精品；郑板桥的那幅，他自己的题
词是：“一生从不画梅花”，可见弥足珍贵，收集起来谈何容易！陈豪是陈叔通的父亲，
他的梅花图自有独特的风骨。这一个系列，可称之为集明清两代梅花图之大成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周叔副市长，与其周氏家族“孝友堂”人员公议，将其家在小孙庄
的祠堂及30余亩地捐献给国家，同时将其祖上历经三代人收藏的古籍380余箱、共计6万
余册捐赠给南开大学文学院，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一部明版南藏以及百余种丛
书均极为珍贵；还有其他文物，捐献共计1260件。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将其储存于杭州的藏书捐给浙江大学，共1944册，
内中稿本、钞本、批校本及明代刊本90余种。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于1950年10月，将其故乡吴江县黎里镇旧宅中的藏书全
部捐献国家，计有大小书箱300余只，书籍44000余册，还有柳亚子私人信札400余包，其
中有许多是革命文物和珍贵的现代史料。
杭州钱塘“六唐人家”后人朱家氵晋、朱家濂兄弟，先后向国家捐献了家藏古书画、
碑帖、藏书、明清紫檀家具等文物数万件，以目前拍卖行情估算，价值数亿元。
金山姚石子捐书5万余册，内中有崇祯本《松江府志》，为海内孤本；其他如康熙本
《吴江县志》、乾隆原刻本《震泽志》等，均为不易购求的珍本。
宁波萱荫楼的最后一位主人李庆城，将家藏古籍2800余种、30431册，分装236只书
箱内，全部捐献国家。萱荫楼藏书为天一阁、大梅山馆、抱经楼、墨海楼等江南著名藏
书楼流出的，其中有《明实录》、《国榷》、方志和词曲等，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
本、名人稿本等，以明刻海内孤本《天工开物》最为著名。
晋江陈盛明、陈盛智兄弟，将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全部捐献国家，改属厦门大
学。该馆拥有图书7262册、杂志4654册、剪报15000份、图片6000张、地图302幅、文物
标本121件。地处峰巢山的土地11．6亩，也一并捐献了。
著名陶瓷学专家陈万里，将其历年来收集的一批青釉陶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一
共55件。这批陶瓷是汉晋至唐宋的，其中有精品青釉陶楼，是汉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
黄釉大陶盘和陶壶，是不多见的汉晋六朝时期的精品。
现代著名实业家吴蕴初的家属袁友文、吴志超、吴志进、吴进迪、吴志逵等，遵照
吴先生的遗嘱，将家藏文物132件捐献给国家，其中有战国时代的铜镜、乾隆时代的庐钧
釉瓷器，以及近代工艺品翡翠荷花插等等。
著名收藏家顾丽江夫妇，将40余年来收集的文物珍品2441件，全部捐献给国家，其
中有彩陶罐、青铜器、唐三色釉陶瓷器、宋代龙泉窑、越窑和元明清各代的瓷器，以及
象牙、犀牛角、竹刻、玉雕等工艺品。
浙江吴兴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后代陆思安，将祖上多年收集的各种古砖共800多块，
全部捐献给浙江省文管会，拨交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上海古玩界的知名人士钱镜塘，将30年来收集的其家乡浙江海宁的地方文献，共计
955件，全部捐献国家，其中有书籍、手卷、册页、书画、拓本、楹联，及有关清初文字
狱的第一手材料。
冒广生病逝后，其家人遵照先生遗愿，将珍藏了300多年的先祖（冒襄辟疆）的遗存
文物共900多件，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书画、印章、砚台、师友信札等等。
孙煜峰从30年代起收藏文物，对字画有较高的鉴赏能力。1961年起他先后五次向上
海博物馆捐献了书画、青铜器、陶瓷器等文物656件，其中宋人《五老图》题跋册、清康
熙窑豇豆红刻花菊瓣瓶和宝石红瓶，均为稀世珍品。此外，他还向故宫博物院、南京博
物院、广东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捐赠过文物，其捐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如元王蒙
《葛稚川移居图》，极为名贵。
徐梦华生平喜爱文物收藏，曾任上海大德五金号经理，闲暇之余出入古玩市场，收
藏古玩、书画达2万余件。1958年至1964年先后五次向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捐赠
其藏品，其中青铜器、陶瓷器、砚台等文物数百件，图书近5000册。
现任上海文物商店经理顾问的薛贵笙，当年是“薛贵记文玩号”的老板，擅长瓷器
鉴定，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在50年代初和1979年，先
后将个人珍藏的“西周恭王效卣”等80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陈器成收藏颇丰，于青铜器、瓷器、甲骨、石刻造像的收藏均具规模。1962年，他
将88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余收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1980年落实
政策发还后，他主动将其中重要文物130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其中有商代甲骨100片，
有些是从未著录过的，还有五代白釉梅花罐、宋定窑刻花大盘、明宣德白釉莲瓣暗花碗
等，均属罕见之物。
经济界人士胡笔江的儿子胡惠春捐献历代名瓷280余件，件件都有特殊的来历。
锦州市中学教员王正旭，将其先人、著名的辽瓷专家王璞全的遗藏文物捐献给东北
博物馆，计有历代名瓷700余件，古钱2500余枚，书画800余轴，其他杂器57件，总计各
类文物达4000余件。
著名的国之重宝大克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等，亦在这时重新“出土”，由其
最后一代递藏者，捐献给了国家。
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捐献历代古钱15000枚，内中不少是罕见的珍品。
苏州过云楼顾氏五代藏画，解放初一次就捐献了200多幅。
在藏书的捐献上，还有几位大手笔。
第一位潘世兹，将其抗战中存于香港汇丰银行的宋元古本，共计107部，全部捐献给
北京图书馆。
第二位刘晦之，家在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幢八角飞檐式的二层藏书楼，藏书近8万，
全部捐献，是解放初捐书数量最多的人之一。内中属于善本的即达1928册，不乏宋元古
本。他先后捐献公库的还有130件古兵器、28000片龟甲骨片、一大批古墨古砚……
第三位是傅增湘先生的儿子傅忠谟，将先人遗书全部捐献，宋元古版达300余部，包
括百衲本《资治通鉴》，极其名贵。
各地捐入公库的文物无以数计，仅上海一地，在1951年2月底以前，就收到了图书2
51000余册、陶器400件、瓷器984件、铜器245件、书画607件。
山东省文管会在1954年就收到捐献文物1700余件。南京博物院在1953年至1954年，
收到私人和单位的捐献文物达数千件，其中包括王慰曾及其母亲汪镜芙捐献的清代刺绣
服饰403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贻芳捐献的清代刺绣280余件，上海郑家相捐献的梁五
铢泉范119件，沈子槎捐献的古钱907件，罗伯昭捐献的钱币1422件，南京市委干部周屯
阝捐献的汉碑拓片，南京于去疾捐献的字画、瓷器170件等等。全国最大的文物宝库北京
故宫博物院，仅1956年就收到各地捐赠文物3855件。
在陶类文物中，最有价值的，一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两省发掘及收
购的一批彩陶，代表了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等期的中国史前文化；二是历代
墓葬出土的明器，如战国的彩画、陶俑、鼎号鸟，汉代的银氵幼象生新画、鼎、尊、壶、
龛、朱书粟仓，以及汉、魏、六朝、隋、唐各代的各式陶俑、陶马等；三是史前黑陶和
殷代灰陶、白陶等。
瓷器方面，有晋代的瓯窑，隋瓷，唐代的越窑、窑、钜鹿窑、三色氵幼等，宋代的
越窑、丽水窑、钧窑、龙泉窑、吉州窑、磁州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德清后窑、
建窑等，以及元、明、清等代瓷器与近代仿古之品。
书画方面更是蔚为大观，一部分是民间收藏家捐献的，一部分是接收得来，还有一
部分是收购来的，包括江南书画收藏大家庞莱臣的藏品。其中至精者有：宋代李蒿《西
湖图》卷，马远《乐志论图》卷；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卷，倪云林《赠周伯昂山水》
直幅、《渔庄秋霁》直幅、《吴淞春水》直幅，王冕《墨梅》直幅，柯敬仲《墨竹》直
幅，任仁发《花鸟》直幅；明代沈周《云冈小隐图》卷，文徵明《石湖清胜图》卷，唐
寅《春山伴侣》直幅，仇英《柳下眠琴》直幅，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陈继儒《雾
林图》卷等。其他如郭清狂、张大风、邵瓜畴、李檀园，以及清初四王、吴历、恽格、
石涛、石溪、金农、罗聘、郎世宁的卷册、挂幅等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50年代初期的经济建设高潮，还给了文物部门不少意外的惊喜———从废铜和废纸
堆中，抢救出了不少有相当价值的文物，1952年，华东文化部遵照政府保护文物的指示，
派出专人向各废铜收购店联系，仅在沪、宁两地，就选出了3500余件文物，其中历代铜
镜170余面，青铜器200余件；在3000余枚历代货币中，还发现了古代农民运动时期所用
的钱币，如韩林儿、李自成、太平天国时代的大钱等等，又发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
发行的几种铜元；青铜器中，有楚国铜钅复、周代铜爵、春秋时代的斧等。有些大的铜
块上明显地有纹饰，经过工作人员细心地筛选、拼合，居然是一尊大型的方鼎，这显然
是被砸坏了当废铜卖掉的。
与文物捐献高潮相反相成的，是古玩市场的冷落。当时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认
为：“沪地获得解放，一度因出口未能畅通，又兼‘二六’轰炸后，营业时常清淡，不
久渐趋正常，出口亦随之日增，讵意美帝国主义者1950年6月发动侵朝战争，并于同年1
2月片面无理宣布冻结资金，实行经济封锁以来，我业出口贸易形成缩减，业务大受影响，
同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尚未开展，故营业较呈清淡。”这些固然都是客观事实，但
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
古代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再多也毕竟是有限的。公藏兴起，成为时代主潮流，
私藏就必然成为支流。有财力玩古玩的工商界和国民党政界、军界人士，很多在解放前
夕跑到了香港和台湾等地。过去在中国横行的各国传教士，逐渐地被堵在了国门之外。
同时，国家制订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规，要求规范地进行古玩商业，乾隆六十年之前
的古董一律不准出口。这样，那些走“洋庄”生意的就垮了台。更重要的是时代的主旋
律和社会时尚变了，有钱有势有收藏，不再成为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把文物捐献给国
家的人无上光荣，所以这个时期的私藏低潮亦是自然的事了
一、收藏
国宝“发源地”
上世纪末，清帝国的气数已是奄奄一息，内外交困之中，又撞上了庚子之乱。八国
联军进京之际，慈禧太后挟持光绪仓皇出逃，朝野上下主战与主和的争吵早已悄无声息，
只等着割地赔款了。
然而在文物考古上却接二连三地发生重大事件。这些重要的发现对人类的文明进程，
客观上有着划时代的认识价值，多少给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带来些喜气，亦给收藏界和
古玩市场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或许是天时地利的某种契合，这几项重大的发现多少都带些偶然性。
1900年5月的一个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王圆）正在一个洞窟里清扫积
沙。当一大堆积沙被清除之后，洞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响，一面洞壁因失去了积沙的支
撑，壁土开始层层剥落，墙上出现了裂痕。王道士惊诧之余用手敲敲，里面竟是空的！
这无意中的叩击，竟叩开了一座千年秘室———北宋晚期僧人们封掩起来的一个藏经洞！
只见里面从地上层层堆码着早已发黄的纸卷和丝织物，一直堆到“天花板”。从那时起，
边城敦煌就再也没有清静过。人们从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洞窟里，先后搬出了4万多件手
写经卷、唐抄古书、唐拓碑片和历代各类古物！
据说当初藏经洞被挖开之后，王道士确也向地方政府作了汇报，还抽出些卷子呈送
到上级衙门。地方政府从敦煌县令开始一级级地向上禀报，直达天子。可是那个末代封
建王朝，刚刚经历一场性命交关的巨变，伤痕累累，元气殆尽，何来那些思古之幽情？
对那些古卷儿根本无兴趣，所有的奏件就只能是泥牛入海。
然而事情到了两个嗅觉灵敏的“老外”那儿，情形就完全颠倒了过来。英籍匈牙利
人斯坦因，无意中从一个叫扎伊德·贝格的乌鲁木齐商人嘴里，得知了藏经洞的消息。
过了一年，法国人伯希和又在闲聊中，从“老朋友”———曾任过清政府北京警察总督
的兰公爵那儿，得知了藏经洞的事情。这个兰公爵据说当年与义和团有旧，庚子之后就
被发配到新疆，终身流入乌鲁木齐。于是，这两个“老外”，便先后发疯似地扑向了敦
煌，以种种手段威逼利诱，终于使得那本来就俗不可耐的王道士，打开了那只足有半斤
重的铁锁……
接下来的日本“探险队”又来了，俄国“考察队”也来了，美国人也来了，国内大
大小小对此有兴趣的人物都蜂拥而至。藏经洞里4万件千年古物，就一批批地搬出洞外，
捆扎起来，扛上骆驼，然后走兰州，上北京，绝大多数被运到伦敦、巴黎、彼得堡、东
京、汉城……散落在全世界共计四五十个地方，而留在国内的仅号称“八千经卷”。
这块风水宝地，直到1965年，还有新的文献发现！
其次是河南安阳小屯村。
传说1899年，紫禁城里的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生了一场病，
命老仆人去中药铺抓药。这个熟谙古文字的王大人，望着五味杂处的药罐忽发奇想——
—这“龙骨”上的横竖道道，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刻画的呢？假如刻画的是一种符号、一
种文字，传递着一些什么消息呢？王大人为自己的联想而激动万分，遂命仆人将那家中
药铺的“龙骨”全部买下，继而又跑遍全城，收购“龙骨”，有多少买多少……商人们
自然闻风而动。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就连王大人的子孙后代亦不能完全确认，但是，
王懿荣是揭开“龙骨”真面目的第一人，即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却是史学界所公认的
事实。
于是，“龙骨”的产地就成了一座格外诱人的宝库。河南商贾起初封锁消息，大摆
迷魂阵，说是在汤阴。大学问家、上虞罗振玉加以考证，1915年又亲自赴安阳收集甲骨，
大破迷魂阵，不仅查实了“龙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而且确定了这儿即是史
书上记载的殷墟———商朝后期的政治中心。
一向默不为人知的小屯村空前红火了起来，而王大人却在八国联军破城之后，率全
家人投井殉节了。他何曾想到，他那石破天惊的发现，使人们在100年间从小屯村及其周
围挖出了多达15万片的甲骨龟片，把中国文字的起源，一下子向前推进了上千年，而且
这一“富矿”，不知养活了多少当地农民和北京、上海的古玩商人。
据说，先是当地农民来刨坑挖土，把甲骨龟片当中药卖，后又有古董商贩雇人坐庄
开挖，而当地军阀、官僚豪绅、外国传教士插足，又使得原先才几分钱一斤的“龙骨”
价格扶摇直上，从论筐卖、论坑卖，一直卖到了几两银子一个字！使那些头脑活络的南
北商贩，美美地发了一笔，也使中国的古文字训诂学家们，忙碌了整整一个世纪。
从那时至今，河南安阳不断有新的窖藏面世，不仅“盛产龙骨”，还出土了大量的
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这些文物的发现、收集、流传和著录研究，以及出国后的
聚散过程，真不知演绎了多少明里暗里的现代神话。
再就是周原。
周原是指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沿河一溜拉开的、扶风县和岐山县之间的一段黄
土塬。这片黄土，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人进入中原地区之前的统治中心区之一；在
本世纪初，地表已被岁月的风霜“切割”得条条缕缕、沟沟坎坎了。当地百姓说，每经
一场暴雨或是一场洪水，总会有些青铜类的古物遗留在沟边的土崖上，或是滚落到沟底。
有时一座窑洞坍塌，亦会暴露出一座古墓。
这些洪水过后的遗存物，就成了“这里有宝”的广告牌，养活了一批陕西省内早期
的古董商人。是他们，将从这儿出土的包括毛公鼎、散氏盘、大盂鼎、小盂鼎、天亡簋、
何尊、墙盘等在内的标志着西周王朝社稷的礼器，一批批带到了北京、上海，有的再转
道欧美，进入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这个地区早在宋代就出土过著名的“穆公
鼎”，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都有著录。近百年
来更成了一座庞大的文物“矿山”，吸引着一批批前来挖宝的队伍。
这一带地下文物之丰富，世所罕见。动辄一窖十几器、几十器乃至上百器。扶风县
庄白村微氏世家窖藏，一窖就出土青铜器103件。岐山县任家村的一处窖藏，亦是一坑达
120余件青铜器。1901年出土的著名的蝉纹木乏禁，为当时出土的唯一的一件青铜木乏禁，
举世轰动。著名的盂鼎、大丰、毛公鼎、大克鼎均出自这一带。解放后仍不断有稀世珍
宝面世，好像是一座宝山，永远也开采不完似的。
另外还有河南洛阳北面的邙山，绵延50多公里的山脉，北临滔滔黄河，历来被视为
最标准的葬身之地，偌大个邙山，几十年间竟出土了近万方墓志铭。难怪有墓冢林立，
“几无卧牛之地”之说。京汉铁路穿山而筑时，一路开出去全是古墓！所以著名的盗墓
工具被称为“洛阳铲”，真是意味无穷。
除了以上几次“天赐”的良机之外，本世纪还有几次大的人为造成的国宝“发源地”。
首先是东陵盗宝案。1928年军阀孙殿英为筹军火，扩充实力，竟然派工兵用炸药炸，
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给炸开了。盗出的珍宝玉器、各式文物不知其数。慈禧的
尸体在棺中全用珍珠掩埋，所以挖出的仅珍珠一项就大大小小地堆满了并排的三张八仙
桌面，最大的珍珠直径有10毫米。后来，这一大宗珍宝就成箱成箱地运到了北京、天津、
上海、青岛，继而流向全国各地。除去军阀们分掉、送掉、卖掉的，还真的向国外换回
了一批军火。
其次是陕西军阀党玉琨斗鸡台盗宝案。斗鸡台在陕西宝鸡，盗宝的具体地方叫戴家
沟。党玉琨为地方一霸，为筹集军费扩充实力，于1927年至1928年间，驱赶了上千名贫
苦百姓到戴家沟为他挖宝。仅仅七八里长、十多丈深的一条山沟，在8个月间被破坏古墓
达50余座，盗得青铜器等古物1000多件，把个好端端的戴家沟挖了个沟底朝天。党玉琨
后来虽被冯玉祥将军派兵击垮了，但这一大批文物，最后仍然未能逃脱民间出土文物的
大致走向———运到北京、上海、天津后，又陆续飞往欧美各国去了。
影响最大、损失最惨、最令国人顿足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当年从天津张园带去
长春伪宫的那一大宗清王室的遗藏。这一大宗宝藏，仅历代堪称国宝的法书和古画就达
1200余件，即所谓“赏溥杰单”上记录的那批文物。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
降，溥仪出逃，被封存在长春伪宫内小白楼的黄条封箱，就成了留守“国兵”们猎取的
对象。他们监守自盗，先下手为强，把从地上堆到天花板的黄条封箱一箱箱挪下，逐个
撬开，偷的偷，抢的抢，分不均匀就撕成几份。著名的《宫中游乐图》竟被撕成5块，现
分藏在国外好几个大型的博物馆中———这就是几十年前北京琉璃厂一些老板们谈之色
舞的“东北货”。后来这批“货”的踪迹遍布了沿海各大城市和海外的大型博物馆，小
白楼就成了又一处人为的国宝“发源地”。解放后国家为追踪这批国之镇库，组成了以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凯先生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调查和思想说服工
作，为之整整忙碌了40年。
直到最近的1997年，神秘的“东北货”还时有露面。一位东北老汉推开了赫赫有名
的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的大门，声称带来一幅宋代《十咏图》，是宫中藏品，要求估价拍
卖。工作人员将信将疑，结果在全国最高级、最具权威性的“五老”鉴定会上，“五老”
做出了一致认可的鉴定，确属真迹无疑。原来，这老汉的父亲原为溥仪的侍卫官，近水
楼台先得月，传到老汉手上，又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现在他要价800万，声称7个子女，
加上他本人，每人要得100万。于是在1997年的一次文物拍卖会上，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
800万的天价把“货”揍走。“东北货”在50年间，价格不知翻了多少个跟斗，亦堪称收
藏史上一绝了。
收藏家的黄金岁月
大约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抗战爆发之前，这30来年的时间，可推为本世纪收藏家们
的黄金岁月。
这个时期，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其“余震”反映到收藏界，就使得传统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了聚
散和流转的过程；同时由于中国考古的几次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发现，以及国际文物市场
上中国文物的“走俏”等因素，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们便占尽天时地利，传统的收藏家的
队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原先，衣食依附于清廷皇室的满族皇亲国戚，以及近臣太监，他们平素就聚敛了大
量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手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皇宫里流出来的宝贝，或是皇帝赏赐，
或是得来不明不白。待末代王朝的大厦一朝倾覆，后台垮了，在经济告急的时候，家传
的古董就不再那么神圣，逐步散了出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本是北京玻璃厂的好主顾，辛
亥革命后倒了过来，反求玻璃厂老板们帮他们卖宝解窘。大名鼎鼎的文葵、载润、载沣、
宝熙、溥儒、溥杰等都是这样。宝熙后来不仅自己卖文物度日，还帮人家卖。他本是清
廷宗室后裔，当过学部侍郎，有学问，又跟玻璃厂的掌柜、伙计个个都熟，那些怕失脸
面的贵族就请他代卖。末代皇帝溥仪的兄弟溥杰家中的一个商代古铜尊，就是经他的手
卖出的。后来宝熙在东北去世，子女仍继续出卖他的藏品。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
了巴结张作霖，把家藏的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和一对乾隆款的瓷瓶派人送了
去。末代王孙溥儒是摄政王奕讠斤的孙子，民国后一二十年，不仅偌大的恭王府已抵押
出去，就连为母亲办丧事的钱也拿不出，传世的第一法书名迹《平复帖》就这样散了出
来。后来，连逊帝溥仪也嫌民国政府给的钱不够花销，编造了“赏溥杰单”，偷偷地将
一千多件文物带出紫禁城，运到天津，有不少被抵押在银行里。其他旧僚百官，其状况
更可想而知了。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批所谓朝廷命官，从政治舞台退出之后，有的进入北洋政府继续
当官，也有一部分不愿食民国“周粟”的，就躲到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
里当了寓公，或者回家养老，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靠变卖文物度日的。著名金石学家、藏
书家、原甘肃省学政叶昌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收藏家、原天津造币厂监督刘世王行，
原两广总督陈夔龙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罗振玉则跑到日本，卖掉了不少文物。还有一些
晚清老资格的大官僚、大收藏家，本人过世之后，后人多不能守业，也开始靠变卖祖传
文物度日。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实际上能传三代的藏家已寥若晨星，多数家
庭在第一代人去世之后，藏品就很快地散诸市肆。受知于李鸿章而官至邮传部大臣的盛
宣怀，素以收藏闻名，1916年去世后，藏品陆续散出，尤其号称数十万之巨的“愚斋藏
书”，绝大部分在民国年间由其后人“三家分晋”，分成三份，分别赠予上海交通大学、
圣约翰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而精善古秘之本，则由中国书店整批购下，然后散售而尽。
原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苏州人潘祖荫，在政事余暇广事收罗，金石书画无所不收，堪
称江南之冠；西周重器大克鼎、大盂鼎曾久居其室，然而他本人去世后，其“攀古楼”
藏青铜器除大型器件外，几为童仆盗窃一空，李鸿章的侄孙李荫轩曾购去不少。潘氏著
名的“滂喜斋”藏书亦逐渐散尽。浙江杭州以收藏和补辑文澜阁四库全书而闻名的丁丙、
丁申兄弟，有“八千卷楼”藏书，号称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然而丁丙去世不久，其后
人经商失败，亏空巨万，只好由官方主持出卖家产赔偿，以75000元的价钱，将“八千卷
楼”售与江南图书馆。道光年间的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大收藏家陈介祺，以最早
收藏毛公鼎和上万方古印闻名，一生收藏涉猎古铜器、古印、陶器、封泥、碑版、瓦当、
石刻、古钱，大凡古人遗存之物，无所不收，身后藏品于本世纪初亦星散殆尽。还有大
名鼎鼎的两江总督端方，一生聚敛有如山海之富，而1911年被四川新军刺死后，不数年，
藏品就陆续散出，连当时最负盛名的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西周木乏禁共20件，也漂洋
过海，被美国人福开森转卖到了美国……在封建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豪门贵族是一
人得势，鸡犬升天；而一旦失意落拓，或台柱倾覆，整个家族连同所有藏品的败落星散
之速，有时外人竟难以想象。
皇室庆亲王1917年去世后，三个儿子分家，依仗家底厚，坐吃山空，到了他的孙子
溥钧、溥铭手里，房产、地产、金银古玩全部卖光，溥铭最后沦为拣破烂的了。当时的
报纸上常有“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院”的新闻。解放以后有资料证
明，清朝第一代王爷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中铨，在1924年因借钱不还，被法院查封了
“一百多间房的古玩陈设动产”，最后因“衣食不周”而去世。试想这许多古玩陈设，
该给古玩市场带来多大的“振兴”！
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的，还有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吴兴陆氏百百宋楼的整批藏
书的东去。陆心源官至福建盐运使，生平嗜书如命，曾东并“宜稼堂”，南逮周星贻，
远抄近访，十年中得书15万卷，其中仅宋版书即达200部之多，遂有“百百宋楼”之称。
不想陆氏殁后，其子孙不能守业，未几，即以118000元的价钱，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
文库”囊括而去。其他藏品亦如行云流水，踪迹莫辨。此事亦如敦煌卷子的外流一样，
曾大大刺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舆论上很是激愤了一阵。
自然，藏品的流转，有散出者就有收进者。抗战前的北京和上海，已经形成了南北
两大文物聚散中心。随着一批老收藏家相继成为历史陈迹，一批新的官僚、买办、工商
业巨头、银行家、传教士和少数文人学士，他们及时地抓住了清末民初这个政治大动荡、
经济大改组、文物大聚散的历史时机，以雄厚的实力和独特的眼力，一时占尽了收藏的
风光。再加上当时几个“文物发源地”的出现、国内文物市场的成熟、外国传教士和外
国文物商贾的介入、国际文物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和价格的刺激、中国专做“洋庄”
生意的文物巨贾的出现等因素，都使得这个时期的收藏活动日趋活跃起来。
这个时期收藏内容最广泛、成就最显著者，可能要推安徽庐江人刘体智和广东番禺
人叶恭绰两位。
刘体智，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的第四子，曾在清廷户部银行任职，民国后出任中国
实业银行总经理。一生嗜古，收求古物不遗余力，曾将其藏品印行过10种目录，其中
《善斋吉金录》28册和《小校经阁金石文字》18册最为著名。其收藏甲骨28000片，青铜
器达400余件，其中最著名者为洛阳出土的一套氏编钟。藏书在解放后捐入公库者近7万
册，另有古墨、古砚、古印、古画，均成巨观，还有那两具自唐代宫中流出后在民间
“流浪”了千年的大小忽雷（琵琶），更是令人叹为奇迹。解放后他手头尚存的全部文
物或卖或捐，输入公库。
叶恭绰，清末曾任职清廷邮传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铁道部长、交通总长。一生收
藏遍涉青铜、古画、法书、碑刻、藏书各类，20年间收集明代宣德炉即达300余器，著名
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在他家逗留10余年。传世法书如《曹娥碑》、《鸭头丸帖》等均在其
柜中多年。他居沪时还曾设法宝馆一处，陈放佛家遗物，数量之多，难以计数。其藏书、
碑版一部分毁于广州沙面之火，一部分在抗战中捐入上海叶景葵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
佛家故物则捐入上海玉佛寺。叶氏所藏，虽未留下完整的目录，然其晚年所著的《矩园
余墨》，多谈其藏品，于其书画类的收藏说明尤详，故亦可作其收藏著录观。
这个时期在收藏品的多个门类中，涌现出一批“大王”。瓷器收藏方面，北方有袁
世凯的红人郭世五，南方则有梁培和仇炎之。邮票有“集邮大王”周今觉，是为两江总
督周馥的孙子，曾任中华集邮协会会长多年。钱币方面南方有丁福保、张叔驯、陈仁涛、
罗伯昭；北方有天津的方若（药雨）。藏画方面以上海和苏州为重镇，有虚斋主人庞莱
臣，过云楼主人顾鹤逸，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还有广东人谭敬。尤其是过云楼顾氏，
四代递传，精心藏护，直至解放后捐献，实属不易。藏书方面大家就更多，南方有宁波
范氏天一阁，吴兴刘氏嘉业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北方有山东杨氏的海源阁，天津
傅增湘的藏园、李盛铎的木斋等。碑版方面有两位权威人士，一是清末名儒缪荃孙，一
是湖北南陵人徐乃昌，都以收藏碑版墨拓逾万著称。甲骨龟片的收藏以罗振玉、刘晦之
和传教士、加拿大人明义士为三大宗。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
文，自称“皇二子”。此人于其父在世时，日斥万金在所不惜，各类收藏于他是匆匆过
眼，来去俱速，收得不少，散去亦如野云鹤影，杳无踪迹。唯其藏书差不多算是归诸一
处，即广东人潘宗周的宝礼堂。袁世凯死后，袁克文以出售藏品解窘，最后落得个登报
卖字，了其一生。
另外，还有两个对中国古玩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外国人，在这个时期也极为活跃。
一个是美国人福开森，中文名叫福茂生；另一个是日本人山中。福开森旅居中国近60年，
是个中国通，经手并收藏了大量中国文物，编有《历代吉金目》和《历代藏画目》，不
知有多少珍贵藏品经他手卖到了美国，其中有天下闻名的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卷
（摹本之一）等等。日本人山中是个走“国际路线”的大古玩商，在巴黎、纽约、北京
均设有商行，名山中商会。该公司的唯一业务，就是把中国的历代收藏品远销欧美。这
两个人尤其是福开森，与各地古玩商贩及朝野上下、文人学士颇能打成一片，所以藏品
亦能高人一等。抗战时福开森被日本人遣送回国，他的藏品有一部分现存南京大学。
在收藏活动日趋红火的时候，古玩商中做“洋庄”生意的也发达起来。其中最大的
一家是上海卢芹斋和吴启周的“卢吴公司”。卢本人坐镇巴黎销货，吴启周在国内“搂
货”，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作“空中飞人”，来回送货、联络接应，还曾坐镇北京收购
文物，分工颇具现代化，个中秘闻故实，少有人知。
日寇炮火下的文物大战
八年抗战，对中国收藏界来说，是继1900年庚子之乱和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次更大
规模、更长时期的大动荡、大聚散和大劫难，损失的文物无以计数，被日本帝国主义公
然破坏和劫掠去的珍贵文物有目共睹，不少收藏家为保全藏品而受尽磨难。
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创办的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已
是藏书50万册和收藏图片、照片5万余幅的东方第一大馆，其中经鉴定和整理过的善本书
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扬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
的总数已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还有2641种全国各地的地
方志25682册。这些藏书是张元济先生集几十年的功力和心血而致，“求之坊肆，丐之藏
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先后收购了绍兴徐氏熔经
铸史斋的全部藏书、长洲蒋氏十印斋藏书、广东丰顺丁日昌持静斋藏书、清宗室盛氏意
园部分藏书，以及太仓顾氏谀闻斋的藏书……可是“一·二八战事一起，日本人轰炸上
海闸北，整个商务印书馆厂区，连同东方图书馆藏书，即刻化为灰烬。幸亏在敌机轰炸
之前，已有500多种善本书抢先运到租界内的金城银行保险库，否则将是片纸不留！
在“一·二八”战火中遭受灭顶之灾的还有吴兴人周越然的言言斋。周氏曾任商务
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言言斋是一幢西式二层楼房，藏有线装书178箱，
内中以宋元旧版、明清精钞闻名于世，还有西书整整十大橱。“一·二八”战火一起，
周氏几十年的心血即刻化为灰烬。
著名学者、藏书家郑振铎，初在“一·二八”中被毁书数十箱，继而在1937年“八
·一三”战事中，其存于上海市区东部之书，又悉数付之一炬，所藏又去其半数。郑先
生叙述其时情景：“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啪啪，若燃爆竹
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
耳欲聋。昼时，天空营营如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簌簌摇撼，
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如
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坠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
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
生……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亦有以双篮盛书，肩挑而趋，沿街叫卖者……
战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渐出于市。”（《劫中得书记》）其情景之惨烈，
可想而知。
安徽贵池刘世珩之子刘公鲁，三代人均为收藏家，其祖父刘瑞曾官上海道台，藏品
山堆海积。其家藏两部《玉海》，一部为宋版，一部为元版；唐代宫中乐器大小忽雷二
具也曾在家多年，所以其门楹有“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的对联。抗战中刘公鲁为
避战火移家苏州，不久苏州又沦陷，家人均往乡间避难。刘公鲁不忍丢下此累世收藏，
誓与藏品共存亡。果然鬼子打进城来，烧杀劫掠，太平巷内一片狼藉，刘家被抢去文物
不知其数。刘公鲁本人惊吓成疾，不久便逝去。
“江南三大名儒”之一的高吹万老人，家住金山张堰镇，所居有花木回廊之胜，占
地10亩，取《诗经》“桑者闲闲”之意，取名为“闲闲山庄”，其收藏名动一时。抗日
战争中，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张堰镇首当要冲，“闲闲山庄”顿成废墟。其藏书藏画27
0多箱，大半毁于此时。高吹万携家人深夜乘舟逃命，由吕巷至虹桥，船居半月，食物断
绝，饥寒交迫，极尽流离颠沛之苦。待战事稍停，其家人于废墟中零星收捡，仅得书画
碑帖2箱，残书24箱，其余全部付诸荡然。
上海工部局总办潘宗周收书唯宋元旧版是嗜，1939年去世后，107部宋元版书由其子
潘世兹先生继藏。为避战火，潘先生只好请英国人帮忙，将其藏书运抵香港，寄存在汇
丰银行保险库，直至全国解放才取回。
叶恭绰在抗战中不愿去重庆，只得避之香港。临行大批藏品无法安置，只得分成数
份，赠送亲友。随身不便多带，只能精简再精简，将字画去掉卷轴，甚至截去题识。香
港天气阴湿，所存文物大多受潮至损，苦不堪言！
清末京师大学堂总办李盛铎的木樨轩藏书，已是四代累积。先是“兼并”湘潭袁芳
瑛的“卧雪楼”，后又购进不少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散出之书，仅宋元古版即达300余部，
被伦明称之为“吾国今日唯一大藏家”，也在抗战中全部散尽。数百卷敦煌卷子被日本
人“买”去，其余藏书于1939年由北京伪临时政府整批购去。
抗战中国民党政府迁往内地，一大批机关、学校、研究单位随之西去，一些不愿留
在沦陷区的工商界人士亦纷纷打包入蜀入滇，一向珍爱的古玩、字画、碑刻之类，能带
走的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只好忍痛卖掉，市面上文物价格一时大跌。乱世人心惶恐，
不知何时命将不保，又何来玩古雅兴！一时流向市场的文物不知有多少。一些不愿跟蒋
介石走的人，就走香港、澳门，或是把藏品存入租界内的外国银行，以求保护。而到达
内地的一些机关、学校的人员，生活上一时无法安定下来的，仍是解开行囊，打藏品的
主意，无非是抛向市场，以求柴米之资。先期到达昆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施蛰存等，
属于已经安顿下来的人员，已开始在黄昏时逛“鬼市”了。沈从文那时从地摊上“淘”
来的古代服装和饰品，后来在研究撰写中国古代服饰史时，居然就派上了用场。
至于中国政府官方所藏文物，主要是故宫文物和原南京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的藏
品，在华北吃紧之后，只得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文物被装入14000多只箱子，从北
京城一路南下，先到南京，再送贵州遵义、四川重庆。把藏品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停当，
再次装箱，马拉车载，一路上费尽周折才到达大西南。一部分先是安顿在贵州遵义，再
转道四川重庆。重庆又遭轰炸，再运到宜宾和峨眉山区，抗战胜利后这批宝贝才又运抵
南京。解放战争爆发，原属故宫文物大都未能够再返回故宫，而是随国民党军队在大陆
的溃败运到台湾去了。这就是现存台湾故宫的大宗藏品。当初，由原故宫博物馆古物馆
馆长徐森玉押送的文物车队到达遵义时，日本人派飞机尾随其后进行轰炸，炸弹爆炸处
距文物车队停车点仅差两条马路，其惊险场面，今人闻之，尤觉胆寒！
在抗战中民间珍藏大量散出的时候，一些外国收藏家和文物大盗尤其是一些日本人，
瞅准了这个机会，纷纷来中国“搂货”。他们各有各的胃口。美国人喜欢中国古瓷器和
青铜器；日本人喜欢中国的古代石雕和木雕艺术品；法国人喜欢色彩和纹饰优美的陶瓷
工艺品；而英国人和德国人则喜欢有历史价值的、收藏意义久远的物品。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物进行掠夺的急先锋，首推日本的山中商会。
这个山中商会，是个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在北京设山中商会北京分会。从民国初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它
的业务未断过，专门从事中国文物销往欧美的国际贩卖，其北京分会经理叫高田。山中
本人每年春秋两次到北京，视察业务，这时琉璃厂的古玩老板们就会带来各式各样的古
玩珠宝，云集麻纱胡同的盛家花园。山中挑足宝物后就携往欧美，转手销售。山中和高
田做下的其中一宗“买卖”，就是破坏我国北齐时代至唐代的石雕艺术群址———山西
太原天龙山佛教石窟造像群。
天龙山石窟造像群，在今山西太原天龙山的山腰，共21个洞窟。1至8窟在东峰，9至
21窟在西峰。1至3窟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经营太原陪都时，余皆隋唐开凿之物。其中
第8窟建于隋开皇四年（584年），是唯一的一座纪年窟。第10、16窟前有仿木构窟廊，
是研究隋代建筑的实物。第9窟为唐代开凿，是二层阶级的摩崖造像，上层倚坐大佛高达
7米余，面相秀美，比例准确，衣纹写实；佛前一尊观音菩萨，形体饱满，衣纹、璎珞的
装饰感极强；窟前原有三层木构建筑。第14、18窟是平面方形的小型窟，有唐代最精美
的石刻造像，坐式突破了造像传统规格的束缚，极似真实的人体，安然闭目，是唐代最
具写实风格的典型之作。
这批1500年前的精美艺术品，被山中商会“相”中了。他们买通了北京的古玩商人
倪某，把这些菩萨头一个个地砍了下来，装进木箱带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往世界各地。
这批佛头，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宫所藏最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次之。以至于
现在人们来到天龙山，满目皆是断头残臂。据统计，他们当时共砍去300多个佛头！高田
为“安全”起见，以防走漏风声，据说还买通了山西的“佛爷”阎锡山。
中国猿人化石在北京协和医院“失踪”的故事，也同样是日军占领北平之后耍的阴
谋。
1929年，科学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地区发现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后，当时就引起了国
际学术界的注意。这些化石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B楼魏敦瑞研究室的两个大保险柜中。1
941年11月日美关系紧张后，为了安全起见，就从保险柜中取出装箱，送到美国大使馆，
准备运往美国暂存，同时装箱的还有从云南、广西等地发现的各种化石，除了头盖骨，
还有中国猿人的股骨、上臂骨、上颚骨、锁骨、肩股等等，总共100多件。谁知前来接应
的船只由马尼拉开往秦皇岛的途中，被日舰追击而沉没于长江口。不久，12月8日日美战
起，美国大使馆及各地军事仓库均被日军占领，这两箱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就告“失踪”
了。直到1945年12月，天津大公报刊发了中央社驻东京的消息，才把这事捅出来，说是
这批化石在东京被发现！
当时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标本，损失达67箱之巨，连同图书资料、出版物、研究报
告又30余箱，均在日寇占领北平之后，被拉到东城根，一把火烧掉了！
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的文化掠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在掠夺文物、毁灭历史遗迹
之外，他们甚至不惜编造历史，抹杀历史，用来麻痹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从而服从于他们的历史观。
原在旅顺口以东金山后的唐代碑刻，是存于东北地区的唯一唐碑，上刻“敕持节宣
劳革未革曷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碑的背面刻有清
人建设旅顺口海防，抵御英法侵略军的题记两大段，最后又有光绪乙未兵备道贵池人刘
含芳作石亭，保护此石的题记。崔忻是唐开元中出使革未革曷（渤海）的使臣，在此地
凿井题名以作纪念。此碑在地理交通史上有极重要的文物价值。日军占领旅顺口后就将
其盗运东去，献给了他们的天皇。此事连日本侵略者所著的书里也有记载。
后金天命年间辽阳新城老满文城门石额，刻着不加圈点的老满洲文字，有大金天命
年间年号月日款，是研究清初历史语言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现存天命年款的唯一碑刻，
竟被日本侵略者敲下来运到大阪，而国内连拓片也不易找到。
在日军占领东北十周年的时候，曾在东京举办过一个所谓的展览会，其展品就是从
伪满奉天博物馆里精选出来而“借”去的珍贵文物，包括书画、陶瓷、丝绣等共计200多
件，放在东京以炫耀他们对中国的精神占领。可是到了归还的时候，箱内却变成了海产
鱼类的标本，“借”去的珍贵文物大半不见了！
存素堂的宋元明清四代的缂丝绣品亦被日本人骗去不少。存素堂收藏的缂丝是北洋
军阀时期的首脑人物之一朱启钤先生的旧藏，后来卖给了张学良将军，“九·一八”以
后归入伪满奉天博物馆。这批缂丝绣品许多是从恭王府里散出的，是皇帝御赐之物，不
少历经内府著录和历代名人递藏，流传有绪，总共79种100多件。日本人久已垂涎，后来
就以必须由日本专家来装裱为理由，选取其中精品缂丝21种，刺绣13种，共34种盗运而
去！
1935年和1939年，日本侵略者还对我国辽代遗迹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刮。祖州
是辽祖阿保机寝陵所在地，日本人在那儿作了三个多月的大挖掘，出土文物全部盗运东
京，存于当时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其中有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极为珍贵，其余辽墓
被盗被毁弃的无以计数。
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都有代理机构坐镇北京，专捡世家
旧族后人手里流出的古籍线装书。1938年江南各地相继沦陷之后，各地藏书汇集在上海
市肆，日本、伪满和美国各大学都派人来购书，北平的书贾亦南下收购，不仅是善本，
连普通本也在网罗之列。
有掠夺就有反掠夺。在沦陷区的一些有民族责任感的志士仁人，不忍见大批的文物
珍宝流落他乡，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凭借个人的能力和财力，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力
求把那些行将流散出国的珍品买下来，在国内由子孙后代传下去。
苏州著名收藏世家顾氏过云楼，祖孙五代都是画家、收藏家，以收藏历代书画为主，
藏有巨然、倪云林、赵孟兆页、沈石田、文徵明等人的作品总计四五百幅。日寇打进苏
州时，他们家的院子里落下一颗炸弹，房间一面墙上的门窗全被炸飞了，而窗下的两只
画箱却意外地无恙。然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顾家第四代主人顾公雄毅然把儿子安
置到乡下，自己带了两大包字画进入上海租界。日本人和汉奸到处打听他的住所，目的
是要得到这批字画，顾氏家人和亲属个个严守秘密，结果一张画也未遭损失，直到抗战
胜利。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宁肯生活清苦一些也不卖一张画，真正实现了顾氏祖
先的遗愿。
我国商周时期最重要的几件青铜礼器，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大盂鼎等，抗战中
亦成为日本人到处搜觅的对象。苏州名门望族潘祖荫的后代潘达于女士，将家传的大克
鼎和大盂鼎抬到后院里挖土深埋，再在上面种一棵树，使得日本人始终不能发现。安徽
肥西地区刘铭传的后代刘肃曾等人，将家传的虢季子白盘安置在一道貌似断垣残壁的夹
墙下，躲过了日本人一次次的追查。抗战中著名的毛公鼎在叶恭绰手里，他本人避之香
港，毛公鼎体大无法携带，就留在上海寓所。时逢闹家庭纠纷，一个姨太太走漏了风声，
引来日本宪兵前来抄家。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为此被日本人抓去坐牢，最后经多方营救，
才巧妙地对付过去了。
著名收藏家张伯驹为保护传世第一法书《平复帖》，竟遭日本人所指使的绑架！张
伯驹宁肯“撕票”也不交出国宝，终于战胜了敌人。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眼看在日军的铁蹄下，诸多亲朋好友的藏书无法保存，
日益沦为纸灰，毅然出资5万元，在租界内购地造屋，又联络了实业界巨擘张元济、陈叔
通一起，创办了合众图书馆，并从北京聘请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顾廷龙掌管馆务，为
抗战中无法保存的世家藏书，创建一个容身之地。自1939年至全国解放10年间，该馆积
书20万册，吸纳了江南一带名流的书藏，至今仍是上海图书馆的一大特藏。
在敌后有组织地抢救珍贵古籍的，是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个
“同志会”在重庆的领导是蒋复璁，所用的基金是原中英庚款理事会本来决定用于建造
中央图书馆的费用，在面临中华典籍大量外流的形势下，决定先用于抢救古籍，主要地
区一是上海，二是香港。上海方面由郑振铎负责，香港方面由叶恭绰负责，另有徐森玉
和张寿镛、何炳松协助工作。
“同志会”先后收集了安徽刘世珩、玉海堂、广东莫伯骥五十万卷楼、常熟瞿氏铁
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以
及浙江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的大批善本，总共有4864部，48000多册，普通线装书
11000多部。收购过程中，不断有日本人通过书肆贾人横加干扰，要么哄抬书价，要么就
抢先购下，再以高价与“同志会”讲条件。这批珍籍先后存放上海、香港和重庆三处，
存放香港的还未及运往重庆，香港沦陷了，就被日军劫走，直至抗战胜利后方才追回。
大落大起的收藏潮
全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文博事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都在筹备建立
博物馆。截至解放前夕，故宫内一般文物尚有150余万件，然而精品已不多，宋元时代的
法书名画尚不足20件。这样，共和国新生的文博事业就急需得到民间珍藏的支持。国家
鼓励捐献，对捐献者实行奖励的政策，使民间的收藏品大批地进入了公库。解放初期，
人民群众热情高、干劲大，无论什么事只要政府振臂一呼，全国上下就会一致响应。向
政府捐献文物的工作，虽是由各地文物保管委员会出面主持，结果却是群情激昂，此起
彼应，几乎形成了一个捐献运动。
在各地的文物捐献工作中，不少地方组织偏重于精神鼓励，如颁发一纸奖状。只有
上海市政府，不仅颁发奖状，而且给予奖金，这使收藏家及其后代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愿意捐献给上海市政府。这要归功于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正确决策。当
时上海刚刚经过国民党的“二·六”飞机轰炸，偌大一个上海，财政上十分困难。然而
当上海市文管会第一任副主任委员徐森玉先生向陈毅同志建议实行物质奖励时，陈市长
当即拍板同意拨款。这使得江南一带的民间珍藏源源不断地被带到了上海，其情景十分
感人。
然而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当公藏成为主流的时候，私藏就成了支流。尤其在那红红
火火的群情激奋的年代，私人收藏几乎成了不那么荣耀的事情，这就加重了捐献者的心
理代价。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原为上海著名实业家，他把几十年间收集珍藏的“百家画
梅”藏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梅花一向是文人雅士们吟咏和绘画的题材，自从宋朝杨
补之、元末王冕专画梅花自成一家之后，历代画家擅画梅花的不乏其人。陈叔通费尽心
血，汇集、精选了历代102家共计109幅梅花图，其中有杨补之、王冕、唐寅、陈录、王
綦、邵弥、道济、弘仁、胡玉昆、扬州八怪等人的杰作。陈录专画梅花凡30年；弘仁的
别号就叫梅花古衲；扬州八怪的八幅梅花，件件都是精品；郑板桥的那幅，他自己的题
词是：“一生从不画梅花”，可见弥足珍贵，收集起来谈何容易！陈豪是陈叔通的父亲，
他的梅花图自有独特的风骨。这一个系列，可称之为集明清两代梅花图之大成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周叔副市长，与其周氏家族“孝友堂”人员公议，将其家在小孙庄
的祠堂及30余亩地捐献给国家，同时将其祖上历经三代人收藏的古籍380余箱、共计6万
余册捐赠给南开大学文学院，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一部明版南藏以及百余种丛
书均极为珍贵；还有其他文物，捐献共计1260件。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将其储存于杭州的藏书捐给浙江大学，共1944册，
内中稿本、钞本、批校本及明代刊本90余种。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于1950年10月，将其故乡吴江县黎里镇旧宅中的藏书全
部捐献国家，计有大小书箱300余只，书籍44000余册，还有柳亚子私人信札400余包，其
中有许多是革命文物和珍贵的现代史料。
杭州钱塘“六唐人家”后人朱家氵晋、朱家濂兄弟，先后向国家捐献了家藏古书画、
碑帖、藏书、明清紫檀家具等文物数万件，以目前拍卖行情估算，价值数亿元。
金山姚石子捐书5万余册，内中有崇祯本《松江府志》，为海内孤本；其他如康熙本
《吴江县志》、乾隆原刻本《震泽志》等，均为不易购求的珍本。
宁波萱荫楼的最后一位主人李庆城，将家藏古籍2800余种、30431册，分装236只书
箱内，全部捐献国家。萱荫楼藏书为天一阁、大梅山馆、抱经楼、墨海楼等江南著名藏
书楼流出的，其中有《明实录》、《国榷》、方志和词曲等，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
本、名人稿本等，以明刻海内孤本《天工开物》最为著名。
晋江陈盛明、陈盛智兄弟，将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全部捐献国家，改属厦门大
学。该馆拥有图书7262册、杂志4654册、剪报15000份、图片6000张、地图302幅、文物
标本121件。地处峰巢山的土地11．6亩，也一并捐献了。
著名陶瓷学专家陈万里，将其历年来收集的一批青釉陶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一
共55件。这批陶瓷是汉晋至唐宋的，其中有精品青釉陶楼，是汉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
黄釉大陶盘和陶壶，是不多见的汉晋六朝时期的精品。
现代著名实业家吴蕴初的家属袁友文、吴志超、吴志进、吴进迪、吴志逵等，遵照
吴先生的遗嘱，将家藏文物132件捐献给国家，其中有战国时代的铜镜、乾隆时代的庐钧
釉瓷器，以及近代工艺品翡翠荷花插等等。
著名收藏家顾丽江夫妇，将40余年来收集的文物珍品2441件，全部捐献给国家，其
中有彩陶罐、青铜器、唐三色釉陶瓷器、宋代龙泉窑、越窑和元明清各代的瓷器，以及
象牙、犀牛角、竹刻、玉雕等工艺品。
浙江吴兴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后代陆思安，将祖上多年收集的各种古砖共800多块，
全部捐献给浙江省文管会，拨交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上海古玩界的知名人士钱镜塘，将30年来收集的其家乡浙江海宁的地方文献，共计
955件，全部捐献国家，其中有书籍、手卷、册页、书画、拓本、楹联，及有关清初文字
狱的第一手材料。
冒广生病逝后，其家人遵照先生遗愿，将珍藏了300多年的先祖（冒襄辟疆）的遗存
文物共900多件，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书画、印章、砚台、师友信札等等。
孙煜峰从30年代起收藏文物，对字画有较高的鉴赏能力。1961年起他先后五次向上
海博物馆捐献了书画、青铜器、陶瓷器等文物656件，其中宋人《五老图》题跋册、清康
熙窑豇豆红刻花菊瓣瓶和宝石红瓶，均为稀世珍品。此外，他还向故宫博物院、南京博
物院、广东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捐赠过文物，其捐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如元王蒙
《葛稚川移居图》，极为名贵。
徐梦华生平喜爱文物收藏，曾任上海大德五金号经理，闲暇之余出入古玩市场，收
藏古玩、书画达2万余件。1958年至1964年先后五次向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捐赠
其藏品，其中青铜器、陶瓷器、砚台等文物数百件，图书近5000册。
现任上海文物商店经理顾问的薛贵笙，当年是“薛贵记文玩号”的老板，擅长瓷器
鉴定，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在50年代初和1979年，先
后将个人珍藏的“西周恭王效卣”等80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陈器成收藏颇丰，于青铜器、瓷器、甲骨、石刻造像的收藏均具规模。1962年，他
将88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余收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1980年落实
政策发还后，他主动将其中重要文物130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其中有商代甲骨100片，
有些是从未著录过的，还有五代白釉梅花罐、宋定窑刻花大盘、明宣德白釉莲瓣暗花碗
等，均属罕见之物。
经济界人士胡笔江的儿子胡惠春捐献历代名瓷280余件，件件都有特殊的来历。
锦州市中学教员王正旭，将其先人、著名的辽瓷专家王璞全的遗藏文物捐献给东北
博物馆，计有历代名瓷700余件，古钱2500余枚，书画800余轴，其他杂器57件，总计各
类文物达4000余件。
著名的国之重宝大克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等，亦在这时重新“出土”，由其
最后一代递藏者，捐献给了国家。
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捐献历代古钱15000枚，内中不少是罕见的珍品。
苏州过云楼顾氏五代藏画，解放初一次就捐献了200多幅。
在藏书的捐献上，还有几位大手笔。
第一位潘世兹，将其抗战中存于香港汇丰银行的宋元古本，共计107部，全部捐献给
北京图书馆。
第二位刘晦之，家在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幢八角飞檐式的二层藏书楼，藏书近8万，
全部捐献，是解放初捐书数量最多的人之一。内中属于善本的即达1928册，不乏宋元古
本。他先后捐献公库的还有130件古兵器、28000片龟甲骨片、一大批古墨古砚……
第三位是傅增湘先生的儿子傅忠谟，将先人遗书全部捐献，宋元古版达300余部，包
括百衲本《资治通鉴》，极其名贵。
各地捐入公库的文物无以数计，仅上海一地，在1951年2月底以前，就收到了图书2
51000余册、陶器400件、瓷器984件、铜器245件、书画607件。
山东省文管会在1954年就收到捐献文物1700余件。南京博物院在1953年至1954年，
收到私人和单位的捐献文物达数千件，其中包括王慰曾及其母亲汪镜芙捐献的清代刺绣
服饰403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贻芳捐献的清代刺绣280余件，上海郑家相捐献的梁五
铢泉范119件，沈子槎捐献的古钱907件，罗伯昭捐献的钱币1422件，南京市委干部周屯
阝捐献的汉碑拓片，南京于去疾捐献的字画、瓷器170件等等。全国最大的文物宝库北京
故宫博物院，仅1956年就收到各地捐赠文物3855件。
在陶类文物中，最有价值的，一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两省发掘及收
购的一批彩陶，代表了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等期的中国史前文化；二是历代
墓葬出土的明器，如战国的彩画、陶俑、鼎号鸟，汉代的银氵幼象生新画、鼎、尊、壶、
龛、朱书粟仓，以及汉、魏、六朝、隋、唐各代的各式陶俑、陶马等；三是史前黑陶和
殷代灰陶、白陶等。
瓷器方面，有晋代的瓯窑，隋瓷，唐代的越窑、窑、钜鹿窑、三色氵幼等，宋代的
越窑、丽水窑、钧窑、龙泉窑、吉州窑、磁州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德清后窑、
建窑等，以及元、明、清等代瓷器与近代仿古之品。
书画方面更是蔚为大观，一部分是民间收藏家捐献的，一部分是接收得来，还有一
部分是收购来的，包括江南书画收藏大家庞莱臣的藏品。其中至精者有：宋代李蒿《西
湖图》卷，马远《乐志论图》卷；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卷，倪云林《赠周伯昂山水》
直幅、《渔庄秋霁》直幅、《吴淞春水》直幅，王冕《墨梅》直幅，柯敬仲《墨竹》直
幅，任仁发《花鸟》直幅；明代沈周《云冈小隐图》卷，文徵明《石湖清胜图》卷，唐
寅《春山伴侣》直幅，仇英《柳下眠琴》直幅，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陈继儒《雾
林图》卷等。其他如郭清狂、张大风、邵瓜畴、李檀园，以及清初四王、吴历、恽格、
石涛、石溪、金农、罗聘、郎世宁的卷册、挂幅等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50年代初期的经济建设高潮，还给了文物部门不少意外的惊喜———从废铜和废纸
堆中，抢救出了不少有相当价值的文物，1952年，华东文化部遵照政府保护文物的指示，
派出专人向各废铜收购店联系，仅在沪、宁两地，就选出了3500余件文物，其中历代铜
镜170余面，青铜器200余件；在3000余枚历代货币中，还发现了古代农民运动时期所用
的钱币，如韩林儿、李自成、太平天国时代的大钱等等，又发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
发行的几种铜元；青铜器中，有楚国铜钅复、周代铜爵、春秋时代的斧等。有些大的铜
块上明显地有纹饰，经过工作人员细心地筛选、拼合，居然是一尊大型的方鼎，这显然
是被砸坏了当废铜卖掉的。
与文物捐献高潮相反相成的，是古玩市场的冷落。当时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认
为：“沪地获得解放，一度因出口未能畅通，又兼‘二六’轰炸后，营业时常清淡，不
久渐趋正常，出口亦随之日增，讵意美帝国主义者1950年6月发动侵朝战争，并于同年1
2月片面无理宣布冻结资金，实行经济封锁以来，我业出口贸易形成缩减，业务大受影响，
同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尚未开展，故营业较呈清淡。”这些固然都是客观事实，但
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
古代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再多也毕竟是有限的。公藏兴起，成为时代主潮流，
私藏就必然成为支流。有财力玩古玩的工商界和国民党政界、军界人士，很多在解放前
夕跑到了香港和台湾等地。过去在中国横行的各国传教士，逐渐地被堵在了国门之外。
同时，国家制订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规，要求规范地进行古玩商业，乾隆六十年之前
的古董一律不准出口。这样，那些走“洋庄”生意的就垮了台。更重要的是时代的主旋
律和社会时尚变了，有钱有势有收藏，不再成为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把文物捐献给国
家的人无上光荣，所以这个时期的私藏低潮亦是自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