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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

石声汉

载《石声汉农史论文集》

一、张骞引入植物，正史上无明文记载

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从长安经过宁夏、甘肃、新疆，达到中亚细亚各地的内陆大道，是世界史上一件大事。我们不能说，张骞以前，这条大道完全不通；但止在他前至大夏后至乌孙之后，才把整条大道联成一线，可以一直由中国内地，通行到阿母河上游，今日乌兹别克地域。这样，旧大陆上出现了畅通的“丝道”，固然为前汉多次出使和出兵，打通了道路，也为后汉甘英到西海(今黑海)东岸，准备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丝绸、纸、火药、木版印刷术等项发明，后来也都通过这条道路传向西方。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原来没有的某些“西域”植物，陆续引进关中，由此向东向南发展，遍及全国，使我们祖国原已很丰富的栽培作物，扩大范围，添加色彩，在大众生活上增多有益项目。这就是后来传说中张骞带回许多植物的根源。

张骞究竟从西域带回来多少种栽培植物?至今还没有在正史中找到可靠的明文记载。《史记》和《汉书》中的《张骞传》、《大宛传》、《匈奴传》、《西域传》，乃至《西南夷传》，都只说到张骞两次出使和开辟道路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曾亲自带回任何栽培植物。司马迁和班固，对张骞都是不十分满意的，——可能认为张骞在失侯后贪图富贵而向武帝建议，是汉武帝穷兵黩武造成国内灾害恶果的远因——所以两人都说汉代通西域，是由张骞“凿空”(即开端、钻出空子)。他们没有提到张骞携有植物种子回来，虽然也可能是由于这种不满意的情绪，可是就《史记》和《汉书》所记事实看来，似乎张骞也的确没有带回过什么栽培植物：第一次出使大夏，去时路经匈奴，被扣留过十多年，回来取道甘肃南部，想从羌族地区通过，仍旧被匈奴发觉，扣留了一年多些，前后一共稽留了十三年，最后才和堂邑甘父两人逃命回来。这样困难的旅程中，似乎不会有机会与心情，带上多种奇异的栽培植物种子。第二次出使乌孙，行程比较顺利；回来时，“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同行”(《史记·大宛传》、《汉书-张骞传》记载相同)，是否带有西域的栽培植物，《史记》和《汉书》都没有说。但是这次归途，张骞原有“因令(乌孙使)窥汉，知其广大”，恐怕也不见得反而彰明较著地把西域的种子带回。反过来，后来相传张骞带回的植物中最重要的葡萄与苜蓿，《史记》和《汉书》都明明说过，是张骞死后好几年，汉使才“采葡萄、苜蓿种归”[见下三(一)1及2]，足见这两种植物决非张骞带回。因此，我们目前似乎不能不这么作结论：张骞从西域带回栽培植物种子的事，既没有正面的史料可以证明，事实上的可能性也并不高。

二、传说中张骞带回的植物

    尽管《史记》、《汉书》中，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张骞带回过任何栽培植物，但后来的文献中，所记由张骞引入的植物，却有不少种类。试以最后集本草学大成的、伟大植物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为例：《纲目》中所记，为张骞从西域携归的植物，确切的共有十种。《纲目》在植物学历史上地位之高，是世界公认的。他写作《纲目》时，为了考订各种药物的来源，除直接间接采用过277种书之外，自己还引据了“古今经史百家书四百四十种”(见《纲目》序例)，已把当时(16世纪末)存在着的，与植物稍有关系的书，都搜集得差不多了。因此，我们根据《纲目》征引，来总结16世纪以前大家相信为张骞所引入的植物，不会有多少遗漏。

    《纲目》中认为张骞引入的植物，我们将有关部分，依原书次序，汇录如下：

    1．红兰花(卷15草部之四)“集解”：志曰：“红兰花，即红花也；生梁汉及西域。《博物志》云：‘张骞得种于西域，今魏地亦种之’。”

  2．胡麻(卷22谷部之一)“释名”：时珍曰：“按沈存中《笔谈》云：‘胡麻即今油麻，更无他说。古者中国止有大麻，其实为“蒉”。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故名“胡麻”，以别中国大麻也’。”

    3.蚕豆(卷24谷部之三)“释名”：时珍曰：“……此豆种亦自西胡来，虽与豌豆同名同时种，而形性迥别。《太平御览》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种归’，指此也。今蜀人呼此为‘胡豆’，而豌豆不复名‘胡豆’矣。”

    4．葫(卷26菜部之一)即大蒜，“释名”：时珍曰：“按孙俪《唐韵》①云：‘张骞使西域，始得大蒜胡荽’，则小蒜乃中国旧有；大蒜出胡地，故有胡名。”

    5．胡荽(卷26菜部之一)“释名”：时珍曰：“荽，许氏《说文》作莅，云‘姜属，可以香口也’。……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故名‘胡荽’。”

6．苜蓿(卷27菜部之二)“集解”：时珍曰：“《西京杂记》言，‘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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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俪《唐韵》原书，明代是否还存在，颇有问题。很可能李时珍实际所见，只是赵宋陈彭年等增修的《广韵》，而袭用《唐韵》旧名(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9《广韵》一条的说明)。

    7．胡瓜(卷28菜部之三)“释名”：时珍曰：“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

    8．安石榴(卷30果部之二)“释名”：时珍曰：“汉使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

9．胡桃(卷30果部之二)“释名”：颂曰：“此果本出羌胡，汉时张骞使西域，始得种还，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故名之。”

10．葡萄(卷33果部之五)“释名”：时珍曰：“葡萄，《汉书》作蒲桃(按‘桃’应作‘陶’。《汉书》作‘陶’，李时珍自己的解释：饮之则陶然而醉，故有是名’，也是就‘陶’字作文章的)……《汉书》言‘张骞使西域还，始得此种’；而《神农本草》已有葡萄，则汉前陇西旧有，但未人关耳。”

值得注意的，这十种之中，蚕豆和胡瓜两种，都是李时珍才第一次确定为张骞带回。蚕豆，引《太平御览》中的“胡豆”，而自己断定胡豆只是蚕豆不是豌豆。胡瓜条下“张骞使西域得种”，并没有引证任何文献作根据，我们也还没有找到可以作证明的材料。如不是《纲目》传刻时遗漏了来历，则只能认为李时珍自己的断定。胡荽一条，李时珍虽没有注出根据，但《齐民要术》已引有《博物志》，说明它是张骞使西域得来的，因此，将胡荽认为张骞带回的，李时珍不是第一人。

三、这些植物，怎样说成了张骞引入的?

    除了蚕豆、胡瓜两种之外，其余八种植物，在什么时候，为何认为是张骞引入的?我们可以从李时珍《纲目》中所引，以及我们目前所见的文献，尝试总结如下：

我们先将植物种类，大致依照引证文献中肯定属于张骞携归的时代次序排列；每种植物的有关重要文献，也依时代排列。

(一)葡萄

    1．《史记·大宛列传》①：“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安息……元朔六年……其明年……骞既至乌孙……。乌孙发导，驿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余，卒……其后岁余……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宛左右以蒲陶为酒，……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2．《汉书·西域传上》②：“大宛国……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俗嗜酒，马嗜目宿，……多善马，………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后岁余，……汉因使赂赐镇抚之，……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

    3．《齐民要术》③引：

    (1)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种蒜第二十九》，《今释》本19．1．3。)

    (2)“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葡萄实……”(《种桃柰第三十四》，见《今释》本34．21．1。这一条，只是一个小注，未说明根据。《要术》引书，大多数都注明出处，这里是很少数的例外之一。)

4．《艺文类聚》④(卷87“葡萄”)引《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还得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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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卷123，影印黄善夫刻本。

    ②卷96上，影印宋景韦占刻本。

    ③暂据我自己校定的《齐民要术今释》1—4分册，1958年科学出版社。以下引《要术》同。

④依清末成都覆明刻本。以下引《类聚》同。

    5．《初学记》(卷28石榴第二十一)引《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所得蒲桃、胡荽、苜蓿、安石榴。”

    6．《酉阳杂俎》①(卷18广动植之三)：“庾信谓魏使尉瑾，……瑾曰：‘此物实出于大宛，张骞所致’。”

    7．《太平御览》②引：

    (1)《史记》曰：“大宛以蒲萄为酒，……汉使取其实来。”

    (2)《汉书》曰：“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破大宛，得蒲萄种归汉。”

    (3)王逸子曰：“或问‘张骞，可谓名使者欤’?曰：‘周流绝域，东西数千里。其中胡貊皆知其习俗；始得大蒜、葡萄、苜蓿等’。”

    (4)《本草经》曰：“葡萄生五原、陇西、燉煌。”

    (5)《博物志》曰：“西域有葡萄酒。……又曰：张骞使西域还，得蒲萄。”

(6)《博物志》：“张骞使西域，所得蒲桃、胡葱、苜蓿。”

(1)(2)(4)(5)四条见卷972果部九“葡萄”项；(3)见卷779奉使部三；(6)见卷996百卉部“苜蓿”项。

据《史记》、《汉书》所记事实，张骞只向汉武帝说起过大宛等处有蒲陶，可以酿酒。蒲陶不是张骞带回，而是张骞死后若干年，另外的“十余辈”汉使采取回来的。将引入蒲陶的事归于张骞，第一次见于文献的，是后汉王逸。以后，三国至晋初的《本草经》[《御览》所引，见上面7．(4)]虽说过葡萄产于西域，却没有提到张骞，《博物志》今日留存的明吴琯刻《古今逸史》本及清士礼居刻本，都没有《类聚》、《初学记》、《御览》所引这一条；但既在唐、宋类书中出现三次，估计应非伪作，而是后来辑刻时遗漏了。《齐民要术》所引一条，未注明出处，不能肯定是贾思勰原书如此，或后来钞刻时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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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依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明赵氏脉望馆本。

②依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宋庆元五年四川重刻本，并用清代鲍崇城刻本校勘。以下引《御览》同。

    李时珍说：“《神农本草》已有葡萄，则汉前陇西旧有，但未入关耳。”《本草经》是三国至晋初的书，李时珍误信《本草经》为神话中的“神农皇帝”所作，原则上有错误。据上面7．(4)所引《本草经》，连五原也有葡萄，不仅陇西。这些，显然是后汉以至晋初的情形，汉武帝时还不会有；所以“汉前陇西旧有”，也还是误信伪书而作出的结论。

    前汉以前，中国内地没有真正的葡萄(Vitis vinifera)，只有奠(Vitis thunbergii及其近亲种)；“薁”字在《诗经》中有。葡萄这名称，最早只见于《史记》及司马相如《上林赋》。两处都写作“蒲陶”，后来才有“蒲桃”、“蒲萄”、“葡萄”等写法，可见它是外来语的记音字，也就是说，这植物不是中国原产。

    (二)苜蓿

1．《史记》见上(一)1．

2．《汉书》见上(一)2．

3．《齐民要术》引：

    (1)《汉书·西域传》

    (2)王逸曰，见上(一)3．(1)

    (3)陆机与弟云书曰：“张骞使外国十八年，得苜蓿归。”(卷三《种苜蓿第二十九》)

    (4)《西京杂记》曰：“乐游苑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光风’：光风，风在其间，常肃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同上条，中有错漏，暂未改补。)

    4．《太平御览》引：

    (1)王逸子曰，见上(一)7．(3)

    (2)《正部》曰：“张骞使还，始得大蒜、苜蓿。”(卷977菜部“蒜”项，按《御览》卷首“经史图书纲目”有王逸《正部》。)

    (3)《博物志》曰，见上(一)5，7．(6)

    (4)《述异记》曰：“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骞始于西国得之。”

    苜蓿无疑是汉代输入的植物。名称可能仍是外来语对音，《史记》写作“苜蓿”，《汉书》作“目宿”；此外，有些文献中写作“牧宿”、“木粟”。《史记》、《汉书》交待得很清楚，是张骞死后，汉使从大宛采来。《齐民要术》所引《汉书》和《西京杂记》虽有删节，但都没有说成张骞带归。第一个将苜蓿与张骞联系起来的仍是王逸。晋张华、陆机大概只是祖述王逸或王逸所根据的传说。《述异记》说张骞苜蓿园在洛中，是荒唐可笑的。张骞是汉中人，前汉都城在长安，无论如阿，很难想象到他会特地旅行到洛阳去种一个苜蓿园，而且这园在南北朝中还留存在。从来都怀疑任昉《述异记》是后人伪托的；由这条看来，作伪的人实在不高明。

    李时珍说：《西京杂记》说过苜蓿是张骞带归中国。今本《西京杂记》及《要术》《御览》所引，均无此说。大概李时珍没有查对原书，所以弄错。

    (三)大蒜

1．《齐民要术》卷三《种蒜第十九》引：

(1)王逸曰，见上(一)3．(I)

    (2)延笃曰：“张骞大宛之蒜。”

    (3)《博物志》：“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今本中无此条)

    2．《广韵》①卷四“二十九换”：“蒜：荤菜也。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

3．《太平御览》(卷977菜部“蒜”项)引：

(1)王逸子曰，见上(一)7．(3)

    (2)《正部》，见上(二)4．(2)

    (3)延笃与李文德书：“五折张骞大宛之蒜。”

    黄河流域原来只有小蒜，大蒜是中央亚细亚传人的；《齐民要术》叙述很明白。德亢朵儿(de can dolle)认为真正野生的小蒜，只在准噶尔和吉尔吉斯一带有；野生大蒜，原产欧洲南部(见《农艺植物考源》，俞德浚、蔡希陶编译；l940商务印书馆版)。黄河流域什么时候开始栽培大蒜，没有可以考证的材料。将大蒜和张骞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仍是王逸。延笃比王逸迟几十年。

    (四)胡荽

    1．《齐民要术·种蒜第十九》引《博物志》：“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但《种胡荽第二十四》却没有征引任何文献。

    2．《广韵》卷一“六脂”菱、荽、芰、葰四个字相同；“菱”下注解引《博物志》曰：“张骞西域得胡芟。”《石虎邺中记》曰：“石勒改胡荽为香荾。”

    3．《太平御览》引：

    (1)石崇奴券曰：“奴当种萝菔、胡荽，不亲不疏。”(卷980菜部“胡荽”项，止此一条。)

(2)《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得蒲桃、胡葱、苜蓿。”(卷996百卉部“苜蓿”项)其中“葱”字，大概是“荽”字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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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张士俊泽存堂覆宋本，并用黎庶昌《古逸从书》影刻日本藏宋本校勘。

   “胡荽”这名称，表明它非黄河流域原产，而是“西胡”传入的东西。将胡荽和张骞牵合起来，应以晋初张华为最早。李时珍虽没有指明他所根据的文献，大概仍是根据《广韵》“蒜”字注。《说文解字》中的“葰”字，原指“廉姜”。《纲目》卷14草之三，芳草类“廉姜”“释名”下，李时珍已经注有“蔟葰”；亦见于张揖《广雅》及《齐民要术》卷十，与胡荽无关。

    (五)安石榴

    1．《齐民要术·安石榴第四十一》引陆机曰：“张骞为汉使外国，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

    2．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四)：“白马寺浮屠前荼林、蒲陶，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荼林实重七斤，蒲陶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直牛’。”

    3．《艺文类聚》(卷86“石榴”项)陆机与弟云书曰：“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也。”

4．《六帖》①引陆机书，与《要术》全同。

5．《初学记》，见上(一)5

    6．《太平御览》(卷970果部七“石榴”项)引：

    (1)《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还，得安石榴。”

    (2)陆机与弟云书曰：“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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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影印江安傅氏藏宋绍兴本。

安石榴的原产地，德亢朵儿以为在库尔德司坦、伊朗、阿富汗、俾路支(即现在的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一部分)一带。中国的石榴，大概也是这些地方传来的。安石榴或石榴这名称，我们所见最早的文献，是《太平御览》所引曹植《弃妻诗》：“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但不见于《曹子建集》。又李善引(三国魏)张揖《广雅》“若榴石榴也”来注解后汉张衡《南都赋》的“梬枣若榴”，则更早的名称应是“若榴”①。陆机称它为“涂林”，大概是当时外来语的对音字。杨街之写成“荼林”，可能不易为人了解，但后面既点明了“白马甜榴”，便正是“涂林”的另一写法。也许李时珍因为没有详细推索“涂林”两个字的意义，所以误认“涂林安石”为一个国名。

    张华稍早于陆机，大概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传说，将安石榴的传人，归之于张骞。

    (六)胡麻

    1．《齐民要术·胡麻第十三》引《本草经》云：“《汉书》，张骞外国得胡麻；今俗人呼为‘乌麻’者非也。”

    2．《太平御览》(卷841百谷部五“豆”项)引《本草经》曰：“张骞使外国，得胡麻胡豆，或曰‘戎菽’。”(“胡豆”的“胡字，宋本缺，依鲍本补。)

《齐民要术》所引《本草经》，应与《御览》所引是同一种书。《要术》所引前面，“汉书”的“书”字，可能是“使”(参看沈括所引)或“时”(读音相近)等字之误，或者误衍(《农桑辑要》所引无此字)。《汉书》中没有见到“胡麻”这个名称。沈括《梦溪笔谈》及《苏沈良方》②，均载有李时珍所引这一段。沈括说“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没有引证出处，大概不外《本草经》。中国栽培的胡麻，肯定非我国原产；但何时引入，暂无法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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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雅》(王念孙《广雅疏证》本)原只是“楉榴，柰也”；王引之在《疏证》中引《文选》李善注及《太平御览》所引，补“石榴”字。如原文真止是“楉榴，柰也”，则楉榴是否石榴，还有问题。

②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848页。

    (七)胡桃

    1．《博物志》：现存(吴、黄两种)刻本，均有“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

    2．《艺文类聚》(卷87“胡桃”)引《博物志》：“张骞使西域，还得胡桃。”

3．《六帖》与《艺文类聚》同。

4．《初学记》，见前(一)55．《太平御览》(卷971果部“胡桃”项)引：

    (1)马融《西第颂》云：“胡桃自零。”

(2)孔融与诸卿书曰：“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

(3)《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还得胡桃。”

    (4)《广志》曰：“陈仓胡桃，皮薄多肌；阴平胡桃，大而皮脆，急捉则破。”

    (5)《吴时外国志》曰：“大秦有枣、柰、胡桃。”

    (6)刘滔母答庾吴国书曰：“咸和中，避苏峻乱于临安山；吴国遣使饷馈，乃答书曰：‘此果有胡桃、飞攘。飞攘出自南州，胡桃出自西羌……’”

    胡桃这个名称，在文献中，应以《御览》所引马融(后汉初，约二世纪中叶)文为最早；其次是后汉末孔融(三世纪末)书。既称为“胡”桃，可见它不是中国内地原有；但从什么地区输人，却很值得考虑。胡桃保持萌发力的时间较短，贮藏时间稍长，就会因霉类侵入而败坏；三四年以上的胡桃，一般很难出苗。德亢朵儿说它“并非极易逸出田园而化为野树之植物”，完全是事实。也就因为这样，很难想象到它是张骞多年长途旅行中带回种植的。《广志》记着有陈仓、阴平的好品种胡桃。刘滔母答庾羲①书，也说到“胡桃本生西羌”。《广志》作者郭义恭，我曾推测为“五胡乱华”之后，即四世纪前半时代的人(见《齐民要术今释》第二分册第244面)；现在还未见到更精确的考订。刘滔母答书前小序所记咸和中苏峻之乱，是公元327年的事。在四世纪初，今日陕南、甘南和四川接界的地区，正是羌族居住地带(解放前，宁强县还称为“宁羌”，是一个痕迹)。赵宋苏颂《图经本草》说“此果本出羌胡”，虽未举出根据，但由《广志》和刘母的信稿看来，应当是正确事实。羌族居住地，大致地说，在汉族集中地域西边，张骞第一次从大宛回关中，就有过取道南山经过羌族地区的打算。因此，“羌胡”连称；羌族地区也常包括在广泛的“西域”范围之内。今日秦岭各地，都有胡桃林。我们很难想象到四世纪以前的汉族，会舍近求远，不从羌族而从中亚去引入胡桃。至于《吴时外国记》所说“大秦有胡桃”，不一定就指明三国时代的胡桃由大秦得来，更不指明张骞甚或后汉甘英曾从大秦运回过胡桃种。

    (八)红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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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73《庾羲传》“初为吴国内史”。

《齐民要术》中有《种红兰花及栀子第五十三》一篇，对红兰花的种法与从红兰花提取色素来制作燕脂的手续，记述十分详细，但没有一个字说到它的来历。红兰花这名称，见于文献的，最早应在何时，还没有找到肯定材料。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十四红兰)说“红花，《汉书》作红兰花，种以为业”。我还没有在《汉书》中找到。《史记·货殖传》“千亩卮茜”句下，有东晋末徐广所作的一节小注：“‘茜’音‘倩’，一名‘红兰’，其花染缯黄赤也。”茜和红兰花，是绝对不相同的两种植物；徐广完全弄错了。吴其浚是否误记《史记》注中的“红兰”为《汉书》中“种以为业”的植物，还不敢断定。但可靠的史料，却找不到。《纲目》所引文献，以宋初(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刘翰、马志等校订的《开宝本草》为最早；前面我们钞录的《纲目》中，“志曰”，就是马志的话。马志所引《博物志》不见于今本《博物志》，从《北堂书钞》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也没有见到①。

    《太平御览》卷719服用部四“燕脂”项里面，共引有四条古代文献：

    (1)《博物志》曰：“作燕支法：取兰*[艹+白+爲]，捣。以水洮(即淘)去黄汁，作十饼如手掌，着湿草，卧一宿，便阴干。欲用燕支，以水浸之三四日，以水洮。赤黄汁尽，得赤汁而止也。”(与下面的3、4两条参对，可见其中“兰”字上显然脱掉一个“红”字。“十”字应当是“小”字钞刻错误。)

    (2)《西河旧事》曰：“祁连山、焉支山，宜畜养。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3)崔豹《古今注》曰：“燕支叶似蒯，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红蓝’。以染纷，为妇人面色，谓为‘燕支粉’也。”(吴琯刻本《古今逸史》的《古今注》有此一条。其中：“蒯”作“蓟”，“菖蒲”作“蒲公”，“纷”作“粉”，都应照改。后面还有一节：“今人以重绛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自为红蓝耳。旧谓赤白之间为‘红’，即今所谓‘红蓝’也。”应照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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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红兰花部，倒有这么一条；但显然只是从《纲目》承袭的。

(4)习凿齿与燕王书曰：“此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采取其花，染绯黄；接其止英者，作燕支，妇人用为颜，色可爱，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阏支’”，言可爱如燕支。”(《古今图书集成》所引，“此下”作“山下”，“接其止英”作“挼取其上英鲜”……似较好。下面还有一节《御览》删节甚多。)

    这四条中，《博物志》一条，文体和今本所存各条不甚相同，而很像东晋末年到南北朝人的手笔；我们暂时还不敢作“真伪”的判断。所记从红蓝花取得色素的操作和《要术》所记大体相类似。但没有马志所引张骞得来的话。可能马志所见《博物志》比这条多了那么一句。崔豹《古今注》，不少人认为是唐代伪托书。《纲目》在“红蓝花”、“番红花”后的“燕脂”条“集解”下，所引苏鹗《演义》所谓“……叶似蓟，花似蒲，出西方，中国谓之红蓝，以染粉，为妇人面色者”与这里所引全同。(“似蒲”，吴刻本作“似蒲公”，应当是“似蒲公英”。)究竟《古今注》、《伏侯古今注》、《演义》三书，关系如何，我们不必在这里作结论。就算是唐代人钞集的伪托书，书中材料一定有些早于唐代的，不妨也有着六朝残句；否则又何必托名于晋惠帝时一个别无记载的太傅崔豹?至于习凿齿这一节文章，还未见到有人怀疑。总结这三条，我们似乎不妨暂时假定：晋代黄河流域已有红兰花及红兰花所制成的燕脂。推想中，两汉三国时，中国内地的妇女，用来妆点面颊和口唇的红色颜料，是朱沙或丹沙，即氧化铁，和欧洲习惯用rouge相同。宋玉《登徒子赋》中“施朱则太赤”，曹植《洛神赋》中“丹唇外朗”，刘熙《释名》“以丹注面曰‘的’”，都是氧化铁。匈奴妇女，则用色彩更鲜丽的燕支(《纲目》所收阏支、焉支、燕脂、胭脂、*[赤+垔]赦等，应当都是匈奴语的对音字)，即以红兰花制成的色素。在晋初到南北朝中原妇女才采用燕支，也就在黄河流域栽培着红兰花，作为妆饰品及染料。《齐民要术》叙述提取红兰花色素时，曾提到红兰花汁要“收取染红，勿弃也”，和习凿齿所说“染绯黄”相同。徐广将茜草误认作红兰，也说明晋代已用红花为红色染料。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都还提到过，清代中叶，用红花染的布，比苏枋色素好。

    《御览》所引《博物志》没有说到红兰花的原产地。《古今注》说西方，应当是洛阳人的角度，与习凿齿所谓“北方”是襄阳人的角度一样。《西河旧事》虽没有提到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是种红兰花的地方，但暗示着匈奴妇女利用红兰花作妆饰品，是当时的习惯。值得注意的，《齐民要术》没有一个字提到红兰花的来历。原因可能有四种：一种是原书本有而传钞中漏去。一种是种红兰在北魏时(六世纪中)已十分普遍，不必叙述它的来历。一种是贾思勰没有见到值得引证的材料，——这点，可以引起对“张骞携回红蓝”出于《博物志》的怀疑：贾思勰征引《博物志》不少，不应在红兰花上偏不提到。还有一种可能是魏统治者因为鲜卑与匈奴都是北方入侵民族，忌讳谈论匈奴的习俗。这四种可能，现在无从断定。总的看来，红兰花不是黄河以南原有，可能是由甘肃或宁夏等地方引入，但是与张骞毫无关系。

    (九)胡豆

    古代文献中所说“胡豆”，究竟指哪种豆类，我们很难确定。中国内地原来栽培的豆，有大豆，还有许多小豆。后来，陆续由外国引入了许多豆类，不少种称为“胡豆”。张揖《广雅》归纳为：“大豆，菽也；小豆，苔也；豍豆、豌豆，*[豆+留]豆也；胡豆，*[豆+夅]*[豆+雙]也。”*[豆+夅]*[豆+雙]，李时珍认为就是今日的“豇豆”；而且说《广雅》指为胡豆，误矣。《尔雅·释草》有“戎菽，荏菽也”；郭璞注解说：“即胡豆也”；孙炎则以为“大豆也”，樊光、舍人、李巡和郭璞一样，都认为是“胡豆”。《史记·天宫书》中的“戎菽”，孟康注解为胡豆，韦昭也说是胡豆；《管子》中的“戎菽”郭璞也认为“胡豆”。《太平御览》卷841引《本草经》：“张骞使外国，得胡麻豆，或曰‘戎菽’。”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所说“胡豆”，和陶弘景《名医别录》“序例”中的“青斑豆”，李时珍认为都是豌豆；而且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胡豆，只有蚕豆才是真正“胡豆”。“戎菽”不一定解释为“胡豆”；大豆，则向来公认为中国原产，将“戎”解释为“大”，指大豆，没有什么问题。《齐民要术·大豆第六》也引有《本草经》，却和《御览》不同，只是“张骞使外国，得胡豆”，但“胡豆”所指是什么豆，没有说明。《要术》所总结的，大豆有白、黑二种，还有“长梢”、“牛践”两个品种名称；小豆，有绿、赤、白三种；还有黄、黑两种高丽豆，燕豆、豍豆，也是大豆类；豌豆、豇豆、*[勞去力加豆]豆，则是小豆类；也没有说明那一种在他当时称为“胡豆”。

    总结起来，曾称为“胡豆”的应有豇豆、豌豆、蚕豆三种。    豇豆，《要术》写作“江豆”，和“*[豆+夅]”字读音相似；可能这三个字都只是记音。也就是说，由中国的俗名上看来，Vigna sinensis倒并不是黄河流域原产，而是在三国以前引入的其他地区栽培植物。张揖没有说明它是张骞引入；《本草经》成于后汉到晋初，即豇豆已输入黄河流域之后，所说张骞引入的胡豆，很可能是豇豆，不过没有正面的证据。

    豌豆，张揖不把它归人“胡豆”类中，可见在三国时，洛阳及附近已经不把它认为外来植物，而与*[豆+畢]豆(即《要术》的豍豆)同样当为*[豆+留]豆(怀疑即《要术》的“*[勞去力加豆]豆”，也许就都是“*[禾+鲁]豆”、“旅豆”，即自然野生小豆)之一种。但这样并不能排斥当时及后来其他地区的人将豌豆认作胡豆。李时珍在“豌豆”条“释名”下，已说过，“胡豆，豌豆也”，又说“然豌豆、蚕豆皆有胡豆之名”。在“蚕豆”条“释名”下又说“(蚕豆)种亦自西胡来，虽与豌豆同名同时种”，可见直到明末，仍有人将豌豆称为胡豆。《本草经》中的“胡豆”，也不能绝对肯定非豌豆。德亢朵儿推定豌豆原产地是高加索南部乃至波斯、印度北部；从这些地区传人中国的可能性也很高。后人将它的输入归于张骞，恐怕也正因为它是中亚及西亚的植物。

    蚕豆不是中国原产，李时珍已给了不少证明，德亢朵儿推定蚕豆原产里海南岸，似乎仍是依西亚至中亚至新疆、甘肃这条路线传入中国内地的。但一定要说蚕豆才是真正的胡豆，尤其说它是张骞携归，却没有充分根据。蚕豆的名称出现很迟。李时珍采人《纲目》，所根据的是明中叶(正德年间)的《食物本草》；即是说，唐、宋两代的本草书中都还没有它的地位。赵宋以前的文献中，是否有有关“蚕豆”的材料，现在不能断定。赵宋林洪《山家清供》，说他读苏轼诗，中间有“巢元修故人菜”，不知是什么植物，后来“郑文千自蜀归，……曰：‘蚕豆也’，即是弯豆也；蜀人谓之‘巢菜’”。如郑文千的话正确，则当时浙江一带的蚕豆并非真正的蚕豆，而只是同属的Vicia hirsuta及V．angustifolia等。杨万里蚕豆诗(《广群芳谱》卷10)所写的才真是蚕豆。林洪和杨万里以前，是否已有蚕豆，也无法说定。四川从明末一直到现在，称蚕豆为胡豆，只能证明蚕豆不是四川原产，不能肯定说四川的蚕豆，就是唯一的“胡豆”，尤其不能证明它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种类。

    总之，称为“胡豆”的豆类，可以有多种同名异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强迫明末以前的人，只接受明末以来四川方言中将蚕豆称为胡豆的习惯，而否认其他如豇豆、豌豆等豆类，也可以拥有“胡豆”的名称。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根据《救荒本草》说河南产有一种野生豆科植物(似乎还是蚕豆属?)称为“胡豆”，怀疑它即是陈藏器所谓“胡豆”，同时说“今胡豆野生，非古胡豆也；……诚不能定古之胡豆为今何豆也”，我觉得最合理。

    李时珍绝对否认豌豆和豇豆有为张骞引人中国的资格；德亢朵儿所说《本草》(按系布累迟乃德介绍的《本草纲目》而非以前的《本草经》)中所记张骞引入的植物，有“蚕豆、黄瓜、苜蓿、红兰花、番红花、胡麻、胡桃、豌豆、菠菜、西瓜等”，颇有误会。菠菜、西瓜，李时珍没有说到张骞引入的话，豌豆则是李时珍所否认的。

    (十)胡瓜

    《齐民要术·种瓜篇》篇首，所引瓜的品种名称和典故，只限于甜瓜及茄子(“落苏”)。冬瓜，在条首引有《广雅》及《神农本草》。种越瓜胡瓜条，没有一个字说到胡瓜的来历。    《纲目》所引文献，最早的止于杜宝《(大业)拾遗录》：“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其次是陈藏器《本草拾遗》：“北人避石勒讳，改呼胡瓜。”杜宝和陈藏器，都没有说到张骞。

    “胡瓜”这名称，说明它是西北引入植物，但何时从何地引入，却没有可供确指的说明。德亢朵儿推定胡瓜原产印度或喀布尔；这样可能由阿富汗通过南疆传人关中。

    以上十种植物，在我国古文献中与张骞发生联系的经历，可以总结如下表：

    说明：?所引文献，本身还有问题。

王＝王逸  延＝延笃  张＝张华《博物志》  陆＝陆机  贾＝贾思勰  本＝《本草经》  (博)＝《博物志》  (术)＝《齐民要术》  记＝任防(?)述异记(聚)＝《艺文类聚》  (帖)＝《六帖》  (初)＝《初学记》  开＝《开宝本草》(览)＝《太平御览》  纲＝《本草纲目》(纲)同

    由这个表所总结的材料，可见开始将引入这些栽培植物之功归给张骞的，决不是与张骞时代相同的司马迁以及继承司马迁的班固，而是比班固(一世纪末)稍后的王逸(后汉顺帝时人，大约一世纪后半到二世纪初)及延笃(?—167年)；即从后汉初叶起，西域植物之称为张骞引入的，才渐渐多起来。王逸、延笃最初根据什么材料作这样的叙述，无从知道；大概有很大的可能是得自传说。不妨这么推测：张骞虽然并没有真正带回什么栽培植物种子，但是他常常向大家谈到西域有某些良好动植物品种，是关中及内地他处所没有的；——《史记》和《汉书》都记载过他曾向汉武帝作过这样宣传。此后，他又确实开辟了通往西方的道路，这一点，对以后大众向西边觅取优良品种准备了先决条件，应当是大家称颂他的重要原因。另外，《史记》与《汉书》都说过，后来以“汉使”名义出使西边各国的人，总是假借“博望侯”的威信，以取得种种方便。估计起来，所谓“张骞通西域”，也许几乎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将前汉与西方各地区的一切交往，都包括在内；栽培植物的引入，只是其中的一项，——可能是重要的一项。这种传说，从前汉宣、成、元、哀时代(公元前一世纪的七十年代至公元一世纪初)，伴随关中与西方交通的发展，逐渐在大众中生长扩大；公元一世纪中，班固作《汉书》时，应当已经相当广泛。班固大概一方面要维持“信史”的尊严，坚持司马迁“张骞凿空”的说法，一方面还可能为了私人的家庭关系(有些为自己的亲兄弟打算)，所以在《汉书》中不采用传说为材料。王逸和延笃，都是“文苑”人物，在私人著作中，以“掞藻摛华”方式，采取群众传说材料，来装饰自己的文章，或借此发抒个人感慨，对张骞作称颂，甚至参人一定程度的夸张，并不违背文学作品的通例与原则。魏晋文人，欢喜谈掌故和神怪，已相习成风①；蔡邕《独断》、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崔豹《古今注》，乃至《神异经》、《洞冥记》、《海内十洲记》等，陆续出现。因此，张华和陆机，将当时承袭及扩大了的张骞故事传说，依照流行形式，记入个人著作，甚至渲染扩大，很可理解。张骞通西域，带回来的植物，到魏晋时，增加到了九种之多，可说已经完全成熟。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事象的时代背景。

《博物志》今本，是后人“缀集成书”②的，应当是正确推论。在传钞及传刻中，自然不免有增附及搀入，也不免有遗漏删节；但其中必定仍保存有一些原始材料，也可以断定。《齐民要术》以及由《艺文类聚》起到《太平御览》止的一些类书中所引，乃至马志所见的《博物志》，与今本不尽同。我们宁愿相信旧类书比后刻本更近原始。《本草经》的起源，估计不会早于后汉末年多少，到晋初大概已有定本。其作者决不是什么神农氏皇帝，而必定是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的许多医药学界无名英雄。这些古书所收材料，要辨别真伪，须经过两重审核：首先材料属于何人，——至少属于哪个时代；其次才是其内容是否符合客观事实。推想起来，这种辨别的工作，也不是一下立刻就可以作出结论的，必须由各个角度去反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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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册379面。

②见张心澂《伪书通考》修订本下册，1045面。

赵宋的马志、苏颂、沈括，都是以“本草学家”的身份，来推定药物的历史来源、性状及效用的。在讨论药用植物的来源时，他们都根据所见文献作结论。马志(973年作)据他所见的《博物志》，说红兰花是张骞带回；苏颂(11世纪初)说“胡桃出自羌胡”，由“张骞携回”，大概仍是根据《博物志》；沈括将胡麻的引入归之于张骞，可能仍以所谓《神农本草经》为依据。因此，从南北朝直到赵宋，传说中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植物种类，还只是晋朝已经固定了的那九种，没有增加。

    最后，到李时珍手中，除将胡豆特指为蚕豆之外，还添上胡瓜一种，作为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植物。

    根据这些考证，我们可以暂时作出初步结论：这十种栽培植物归于张骞引入中国内地，有九种是晋初以前逐渐生长发展固定下来的传说，一种是李时珍自己的断定。全部十种都还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证明它们的确是张骞由西域带归。

    大众往往喜欢将无数无名英雄劳动创造的成果，集中于某一个为大家所爱戴的古人身上，作为他个人的功绩，形成传说，趋势颇为自然。这种爱憎，正是大众情感的率真表现，谁也不能勉强抑制或攘夺。(即使有那么一些人，想为自己制造或抢夺一个传说，也不会得到顺利发展，而必定天亡，或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成为嘲笑与耻辱。)像《本草经》之归功于神农，固然也许只是文人们的附会妆点，但如果没有大众中间医药工作者的赞同扶植，也不会成功。另外，像公输般之由“泥木两行”摧崇为“巧圣”或“鲁班先师”，许多有用事物之附托于“孔明先师”，切面刀托附于“关帝”，以及“唐僧”(玄奘法师)、“岳王”(岳飞)、“杨令公”(杨继业)之伟大到不可思议，都是劳动大众衷心愿意累积的成果。张骞之成为传说中心人物，可能正是一个例。作为传说题材，以艺术史眼光看待，没有任何可以非难之处；不过还得分析其生长发展历程，才可以正确地认识时代精神。要是不辨真伪，将这些传说作为史实根据来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史的材料，那就不免于韩非所说“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篇》)，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所能允许的。

李时珍作《本草纲目》，在世界自然科学史是光辉灿烂的一页，任何人也不能否认或贬低。但这部大著作，究竟不能毫无缺点。明代后期，特别是嘉靖以后，学风疏阔，粗率夸诞，“文苑”式人物多而谨严不足。我国本草学发展过程中，对动植物来源及性状的探索，原来沾染有“搜奇志怪”不加甄别的弊病，有时不免流于荒唐神怪。李时珍注重亲身考验，力扫蹈空袭伪的错误，已经远远超过前代和当代人，绝对应当肯定。可是个人亲身考验所能达到的境域，毕竟狭小；根据文献作总结时，哪些“能必”，哪些“弗能必”，任何人也不能避免主观见解的局限。《本草纲目》中，所录药物来源、生物学性状，特别是历史演进，未经“亲身考验”的，究竟还有。(如菜部各种“芝”，鳞部“龙”“蛇”各项，虫部的“金蚕”“蛊”，鸟部的“凤凰”“寒号虫”“鸩”等。)而误信《本草》为神农所作，更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李时珍在这方面未能免于时代的限制，正是必然现象。误信古人纸面传说，将九种栽培植物，归之于张骞之外，自己还主观地加上一种，只是局部现象而已。我们从分析中指出这一点，只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并无损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的伟大贡献。只要看下面所谈，李时珍之后两百年中，在这一个小小的问题上，本草学者们还没有突破李时珍的所受局限，就可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要超脱这种拘束，真不容易。

四、《纲目》以后两百年

    《本草纲目》成书年代，据王世贞所作序文所记日期(万历庚寅上元)推测，应在1590年以前。此后二百多年中，植物学方面的大部著作，包括农书和类书，在推论引入植物来历上，对传说认为张骞带回的十种植物，没有突出李时珍所受局限。

王象晋《群芳谱》(1621年刻成)：脂麻(谷类)，据《纲目》转引沈括的话，认为张骞得种子西域；大蒜(蔬谱一)据孙俪《唐韵》，藤荽(同上)；直接断定蚕豆(蔬谱二)；据《御览》，葡萄(果谱一)据《汉书》；石榴(果谱三)核桃(同上)，苜蓿(卉谱一)未引书，都断定为张骞带回；比较一下，就知道只是节引或钞录《纲目》而已。只有“葡萄”项下，引有《六帖》“李广封为贰师将军，破大宛，得种归”，其实《六帖》中并没有这么一项引证。贰师将军是李广利，却误为李广，加一个“封”字，似乎李广被“封”为这么一个将军，错得相当奇特。

徐光启《农政全书》(1625年着手编写)中，“树艺”各卷，原不是重点；所收材料，主要钞《齐民要术》以后至元明两代的各种农书，有些是节录《纲目》。除原来未收“胡桃”，“胡瓜”一项未引来源之外，其余蚕豆、脂麻、大蒜、藤荽、苜蓿、石榴、红花，都和《纲目》一样，归之于张骞。

    《广群芳谱》(1708年康熙皇帝命令一些“词臣”编成的)：从书名可以知道，只是在《群芳谱》的基础上稍加扩充，事实上也只增加了一些“文苑”材料，成为一种四不像的类书。所有王象晋承袭李时珍的地方，都又承袭了下来，毫无长进；所好的，《群芳谱》葡萄项所引《六帖》，却删去了，用节录《汉书》代替，因而少了一项错误。

    康熙到雍正两朝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部分：既是类书便只有材料，而无断案；所以这十种植物的来历，只罗列了大部分素材(而且还只有“大部分”)，没有超出李时珍的范围以外。

    《授时通考》(1737—1742年乾隆皇帝“命内廷词臣”搜辑)：这部书奉命编辑的时候，正是乾嘉朴学还未抬头，康雍两朝文字狱结束不久。“词臣”们学得很乖，在校对古书上，似乎比《广群芳谱》和《图书集成》略有进步，可以看作朴学复兴的朕兆；但揣摩着皇帝的心事，只跟着皇帝的祖父走，不敢超越《广群芳谱》半步；也不作任何论断，一切照钞。所以内容十分贫乏。书中蚕豆(卷28，谷种，豆二)、(脂)麻(卷30，谷种，麻)、黄瓜(卷61，农余，蔬三)、蒜、藤荽、苜蓿(卷62，农余，蔬四)、红花(卷69，农余，杂植)七种，都承袭过去的说法，归之于张骞。葡萄(卷63，农余，果一)、安石榴、核桃(卷64，农余，果二)，只是没有提到张骞，却也未加否认。

    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刻成(1848年)，上距《纲目》成书，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算有了突破这个“僵局”的尝试。《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植物学第二部世界名著。吴其浚(1789—1847年)真正读书治学的壮年(1817年中状元以后)，正是清代朴学复兴达到盛期的时候，学者们在精密、严肃、踏实方面，远远胜过前代；吴其浚无疑受到很深的时代影响，所以他的踏实与着重亲身经验方面，不下于李时珍。他是河南人；又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云南、贵州、山西等省，作过学政、巡抚、总督等高官，旅行经过的省份不少，有广泛实地观察的机会，因此熟悉了许多地区的风土及植物真实情况。所以《植物名实图考》，尽管仍有缺点乃至错误，但已比《纲目》谨严精密。对这十种栽培植物与张骞的关系，虽然在《长编》(即自己所收集的参考文献资料)中也引了不少，但在《图考》中作结论性叙述时，却从不征用，而且还正面地否定了张骞引入的说法：卷一“胡麻”条，他提出：“说者云：‘大宛之种，随张骞人中国’，其语无所承。”卷三“苜蓿”条，他的按语是：“按《史记·大宛传》，只云‘马嗜苜蓿’，《述异记》始谓‘张骞使西域得苜蓿菜’”，也是不信任的表示。我们不能忽视，吴其浚是一位“才子状元”的文苑人物，《植物名实图考》中，植物来源、形态性、功用的记载，分量还不如诗词歌赋以及借题发挥的文艺材料多；但是他能够突破明代以来一直笼罩整个学术界的因袭传钞、不加分析批判的风气，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吴其浚稍早的王引之，本身是复兴朴学开辟巨匠之一，在《广雅疏证》中，仍相信石榴是张骞携归，引《本草经》说胡豆是生大豆，由张骞得来，并不怀疑这种传说本身是否可靠。吴其浚(《图考》“甘草”条)讥笑王引之“经生家言，墨守故训”，不算太寃枉。同样出发于谨严与注重亲身经验，李时珍却不免于迷信古人甚至臆断的缺点，而吴其浚却能扫除信赖传说的障碍。同样反对明代疏阔因袭之风，而以朴学的作风来进行考证，王引之与吴其浚在判断作物来源上得出不同结果。这些事实，归结起来，教训了我们：治学时，方法之外，实际感性知识的储备也很重要；吴其浚的长处，就是既有丰富的亲身经验，又有正确的考证方法，才会得到这种成就。

    正因为李时珍是世界性科学家，《本草纲目》是世界性伟大著作，所以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界开始对中国的科学成就有认识时起，就得到世界科学家们的重视。大概布累迟乃德(Emil Bretschneider)是第一个向西方科学界介绍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人。他对李和《纲目》都极推崇；在1870年出版的《On the Study and Value of Botanical Works with Notes of the Plants and Geographical Botany from Chinese Sources》(中译本：《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版)中，作过郑重详细介绍，并且根据《纲目》，将这十种植物的引入，归之于张骞。此后，德亢朵儿就曾根据布累迟乃德的介绍，推定这些植物由张骞引入中国的史迹。

劳斐(Berthold Laufer)1919年在他的《伊朗——中国：中国对古代伊朗文化史的贡献》①中，也记有张骞带回的十种植物，不过没有蚕豆而代以无花果；其余九种，与《纲目》所引全同。无花果传入中国，似乎不是由西域陆路而是南边海道。《齐民要术》(卷10)的“古度”，应当就是无花果或极近的种；贾思勰所引文献，止是《交州记》与《广州记》，没有一个字涉及张骞。《纲目》中“无花果”仍止根据明代《食物本草》，也没有说到与张骞有关系。劳斐的话，不知另外有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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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ino-Iranie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in Aucient Ira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1919．

五、神话式植物与张骞

    传说很容易发展到成为神话。分界之处在于：传说虽非真实，但在常识范围内有可能；神话是既非真实，在常识范围内也不能实现。大众尊崇的人物，常成为传说的中心。例如“神农氏尝百草”，著作《本草经》；黄帝元妃西陵氏发明养蚕；张骞从西域带了许多栽培植物到关中；以及关于“徐文长”(徐渭)的故事之类。像“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和有关“唐三藏”的“西游记”故事，则是神话了。关于张骞可能也有神话出现过。

《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内，有《张骞出关志》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都未再记录；《太平御览》引用书目也未见有。似乎在宋初便已失传。《隋书》在“杂传”类引言中，对杂传类的性质，有“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的总结，可见这些书的内容中，神话成分不少。现在唐代伪托书崔豹《古今注》“草木第六”中(吴琯《古今逸史》本)有这么一条：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叶似葛，花实如梧桐实。花坚，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哄彻可爱。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携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实消酲。国人宝之，不传中土。张骞出大宛，得之。事出《张骞出关志》。

这条，也见于《太平御览》卷995百卉部二“藤”项；有删节，错字不少。依所记这种植物的形态说，木质蔓本，具有三数宽卵形复叶，荚果或蒴果像人手指粗细，种子像梧桐子，含有萜类芳香油，都很可能；假使大胆一些，说它是一种豆科植物，也还不算太不合理。但这样的植物，开的花像梧桐，却又大而肥厚到可以盛酒，就不好想象了。如果把“梧”字去掉，则花形状像Pawlonia的花，可以盛酒；就可以更像豆科，但泡桐却没有果实。因此，只好说它是“谜式”的植物。

    严格说来，这条文章，“虚诞”则有之，还不算十分“怪妄”，不过确已由传说过渡到神话边缘。崔豹《古今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都载有；《张骞出关志》只见于《隋书》。《古今注》引《张骞出关志》，似乎说明《古今注》在《张骞出关志》之后，如《古今注》这一条能确定是崔豹原文，或是马缟或苏鹗所记，就可以知道《出关志》的时代，也就可以推定张骞带回奇异植物的传说，在何时已经趋近于神话；可惜现在办不到。

历代“小说家”的书中，可能还会发现其他有关张骞与神话式植物的记述，我们暂时没有搜掘，但可以保留这种可能。

1962年6月30日初稿

(《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