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新型两栖攻击舰:不得不重提“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老话题

不得不重提“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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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后的前五届学生和当时的中国知识青年，都不会忘记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关于人生道路问题的大辩论。时间过了这么久，面对着社会财富、机会、出路的不均等。处于激烈竞争中不利地位的中国弱势群体，又一次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需要得到方方面面能解决根本实际问题的解答。这个问题修正词语后就是：改革开放取得了这样大的经济成就，我们为什么没有感受到多少实际的利益，反而觉得自己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为了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这个问题需要回答。但我们也需要回顾历史，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老话题，为什么老是困扰着相当多的中国人，时隔二十年，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们还是从源头说起吧！

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由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权利核心的更新和重建，也完成了治国大计的修正与确立。但是，中国多年的极左政治经济统治的社会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动摇与置换；那广大的权利统治的基础—旧的官僚体制与意识形态，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这一体制存在的思想基础、经济基础以及习惯势力与思维的影响，仍然是强有力的。因此，面对着无情的现实，一代青年人，开始从最初的对变革、开放、自由、民主、幸福的狂热盲目的追求，转向苦闷和迷惘。他们在个人的生活道路的挫折和探索中，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理论和宣传是一回事，现实环境和条件又是一回事；社会并没有真正敞开大门，让人才自由竞争，以体现自己的生存价值。诗人北岛在自己的诗歌中是这样呼号道：“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这是一代人心中的疑虑和彷徨，以及在社会巨变中的追问和求索。

思想解放，敢为人先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在这年五月至翌年上半年，发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一场关于人生观与人生理想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波及之广，争论之激烈，以及思想解放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央舆论控制的底线，以至于最初讨论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岁月里为自己招徕了冷遇、不幸与麻烦，甚至“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①

这场讨论的始作俑者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但他们的彷徨与苦闷却代表了那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声。《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们，以时代的责任感和振兴民族的使命感，敢为人先，挑起了这一敏感的问题的讨论，目的是在迷雾中给青年人指明方向、明确责任、焕发斗志，砥砺锐气、激励他们积极地投入社会的变革，并从中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以不虚度一生。但他们美好的愿望终究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过分助长个人情绪的宣泄，毕竟与当局一贯要求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相背离，怎么能抛离了党的利益，党的愿望去追求纯个人的思想解放与存在价值呢？因而，这场空前绝后的大讨论，以轰轰烈烈始，以不了了之终，就如昙花之一现，短促、辉煌，镂骨而铭心！

那是一个充满了困惑的年代，政府包揽了老百姓的一切，大到就业、升学、工作、婚姻，小到发型、服饰、个人爱好。平常百姓几乎没有个人意志、居住、择业、迁徙、追求的自由，一切个人的出路、前途都在政府的计划与安排之中。虽然，中央高层与理论界已经认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整个国家与人民的思想解放程度，并没有达到能摧毁旧意识形态，开辟一个全新的天地的地步。所以，政府宣告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还有很大的差距；政府宣传的忘我精神和大公无私，连他们自身的成员也未必能够率先垂范。生活中实在是人人都是为了自我；政府宣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共产主义却在云雾飘渺间。这许多的矛盾冲突，正因为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才使一代热血青年彷徨苦闷，焦躁、疑虑。

是《中国青年》杂志社高屋建瓴地抓住了这一现实的思想动态，组织了各行各业青年的座谈会，要求他们畅所欲言，直抒心声。

黄晓菊，一个23岁的女青年，初中毕业就进了工厂，本来满怀着作一番事业的理想和雄心，却发现自己周围充满了庸碌与世俗的社会势力：爱人背信弃义，不懂抑或无资质知道爱情是何物；从小就尊敬的工人老大哥并非高瞻远瞩、思想先进，大公无私的圣者，而也是平平庸庸，为生计忙忙碌碌的人群。她疑惑：“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就这样，因严重的关节炎正在北京小唐山医院治疗的她激奋难眠，伏在病床上，草就了一首8000多字的长诗寄给《中国青年》杂志，来倾吐夙夜的忧思。稿件得到了执着于理想与事业，凡事爱较真的编辑马笑冬的重视。以至于成为后来大讨论命题的由来。黄晓菊并没有离经叛道，只不过她的某些认识一语中的地揭示了某些问题的实质，超越现实正统意识形态划定的界限，过于露骨与大胆而已。

她说：“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出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似非而是，绝妙精当，但与当局的宣传、要求相背离。

另一个编辑马丽珍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叫潘禕的青年。他是江苏宜兴人，祖父是当年宜兴乃至江南有名的买办，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却未能逃脱解放后的政治运动和迫害，被下放到青海劳动，以至于妻离子散，不得已把潘禕寄养在北京亲戚家。遭遇家庭不幸又寄人篱下的潘禕因为缺少天伦之乐，变得孤僻内向，离群索居，又不大懂得人际交往，人缘关系较差。恢复高考后，他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只是因为是在校生，受招生指标限制，未被录取。第二年才得以考上北京经济学院。

大学并不是潘禕理想中的净土和乐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这里无异于社会。失望至极的潘禕的情绪又重新滑入以前的冷漠与幽僻之中。这年春节，无家可归的他独自留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对着孤灯暗夜，倍生凄凉，感觉中就如被尘世抛弃的鳏寡孤独。烟酒不足以消愁，于是他选择了弃世而去，于学校大操场喝来苏水自尽。

他侥幸被人发现，抢救及时而活过来了，同时也成为学校非常事件的头号新闻人物。1980年4月7日，《中国青年》杂志社来北京经济学院组织青年人座谈人生观的问题，校团委以特例推举他参加座谈会。了解了他的遭遇与情况的编辑马丽珍特意与他单独会谈.有感于这位常州老乡的坦率、真诚，潘禕敞开了心扉 ，倾诉了自己的孤独、苦闷和不幸，以及自己人生态度转化的过程。马丽珍鼓励他将这些感受写下来。后来开展人生观大讨论时,因为他的思想、变化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中国青年》杂志社遂将他的某些认识和黄晓菊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观点糅合起来，以“潘晓”的署名，《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标题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五期上。来信一经发布,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 《中国青年》编辑部先后收到6万多封群众来信,当年杂志发行量达到历史最高峰的369万份。

几乎所有有良知、有追求的中国青年都被动员起来了，学习工作之余，茶余饭后，公众场所，到处都在辩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生的路究竟在我们自己脚下，还是早就被人安排好了？同意或与潘晓共鸣的，持异议反对潘晓观点的，折衷二者之说，另辟蹊径的，各抒其见，争论不休。《中国青年》杂志社门庭若市，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所在。

这是一场源自于改革开放初期,打动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大讨论.那个名为潘晓的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使人们像触电似的,在“潘晓”式的苦闷和疑惑中突然“发现了自我”,发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缺失,发现了理想中的生活的路,并不存在在现实里。犹如醍醐灌顶,人们猛醒到:该是自己设计自己,而不应当继续作被人牵着鼻子走的阿斗的时候了。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人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那么,1980年的这场讨论,则标志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转变。

这是一场朴素的、自发的、产生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没有经过政界高层人物和资深理论界的深思熟虑,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也不具备权力背景和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它只是在几个思想解放,具有民主意识和开拓精神的杂志人的引导与推动下,全体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压抑已久的情感、失落与困惑、苦闷的情绪化的宣泄,它是自然人性的率真迸发。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下，面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面对一次次美好愿望的落空，壮志的难酬，对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充满了疑惑的中国青年一代，必将经历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以获得人生意义的真正答案，在求索中更接近真理的阳光。

《中国青年》杂志社特地为这篇群众来信加了编者按。编者按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人生观的大讨论。彷徨、苦闷相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80年代的特定内容”。

无庸讳言，这一特定的时代内容，来源于对过去长期的高压、僵化、机械教条的政治制度和贫困、落后、难知温饱的经济生活的否定与背叛。他是思想解放时代新的社会产儿在母腹躁动时不可或缺的阵痛和烦躁不安。只是刚刚走出苦海的中国人，还看不到现实中的光明彼岸，才在艰难跋涉中四顾茫然，真正感到：“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这场大讨论延续了整整一年，从高等学府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可以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如果不是官方认为这场讨论超过了本政体意识形态的限度，需要限制与引导，并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处理当事人，调走组织者，使它消融于无形的话，它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也许会触及到，危急到现实社会统治的理论基础，当然，当局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可是，这场讨论毕竟作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存储在历史的橱窗里，被后人称之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①用当年《中国青年》总编辑关志豪的话来说：“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再也不会有了，潘晓是一个符号，他属于那个时代”。

       如今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虽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由于贫富的分化，20%的富贵中国人占据了全社会70%的财富；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的高额收费，又榨取了大部分穷人80%甚至提前预支的有限收入，使他们个人和家庭，并没有感受到改革的成果，得到改革的实惠，却在困厄，下岗、待业、奔波中面临着新的贫困的危机。而近年持续增长的就业危机，又将他们耗尽了一生心血储蓄的子女抛在待业的大军中，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再一次问自己：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而对改革产生了怀疑、失望和敌对情绪。这无论如何是建设和谐社会中不和谐的强分贝噪音。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从而动摇整个社会的稳固基础。

       和历史上无数成功和不成功的改革一样，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用什么人和用什么体制和机制保护改革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经济改革的成果并没有完全收归于国库，也没有大部惠及到黎民百姓；而是被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吞噬了。这就造成了贫富的急剧分化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因为金钱的风行和魔力，加之权贵阶层的实际存在。他们的子弟和平民百姓的子弟受背景、条件、关系、权势制约，在人生道路上的机会并不均等，没有享受社会主义同等的公民权，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竞争，所以在激烈竞争中，老是处于劣势地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正。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老百姓，并没有从剩余价值和利润中作为真正的主人（如宣传那样）取得自己应得的那份，获得住房，就医，子女入学的充足补偿，而不得不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去赊欠自己一生不吃不喝也买不起的住房。去省吃俭用，用一生心血积累去培养属于社会主义的自己的子女，还不能确切知道他们未来的出路；去寻求昂贵的医疗服务，眼红着达官贵人全额报销，而自己不得不从牙缝里挤出求医问药钱，或者干脆受疾病煎熬，熬一天算一天。以至到今天中国都不曾存在真正的中间阶层。因为，在市场不确定因素前，任何天灾人祸，所谓中间阶层共事的企业和事业机关面临着某种变数，他们一旦失业的话，失去新的经济来源的他们，随时可能破产，沦为一贫如洗的贫民。今天，在外资、港台，私人企事业供职的大量的中国公民，至今，在法律和制度上，并没有取得真正的劳动保护，随时会被解雇，降薪、停用。而他们中的白领，尽管比起国人来，领着相对的高工资，但是如果不是发横财，和贪污腐败，在上海，北京、杭州、广州那样的大城市和劳动合同的贯彻执行相对还要落后的中小城镇中，同样购不起高额费用的住房，享受全额的劳动保险。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短时期的高速突击来赚取高额利润的各种非国有企业，存在着随时撤离，解雇员工的可能。当他们人老珠黄的时候，又有谁来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经济利益和老年生活？这许许多多的变数和负担压在中国广大老百姓头上，尤其是为国家拼搏苦干了一生，没有任何私人生产资料的工人和职员、店员头上，他们惴惴不安的内心世界，不感到人生的道路怎么越走越窄，到是思维出了问题的咄咄怪事！

       凡此种种，需要执政者考虑。如何以制度作保障，切实维护广大国民的切实利益。如何抑制权贵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对国家经济政治决策的影响和干扰，真正把决策的出发点放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劳动法，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强制性地建立任何大小企业都不能回避的劳动保险制度。并以法令的形式明文规定，非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和企业事实上的破产，任何企业不得抽资外逃，不得随意解雇遵纪守法的员工，并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实行日本企业的终生雇佣制度。同时，加大打击贪污腐败力度，实行家属、子女及特殊关系者连坐，抑制贪污气焰嚣张的新办法。提高各级官吏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裁抑不作为的昏庸官僚。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基础上，发现与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就业门路。合理地调配和引导农村闲散劳动力，首先用之于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就地消化于农村新开辟的企业和第三产业，以减轻城镇就业的压力。并要宣传与教育国民，面对社会实际，选择自己的出路，不要以过高的期望值，去梦想根据自己的实力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做人，等等。

       也许，真正做到了上述各点，消弭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让最广大的人民都看到了希望，都得到了生存的基本保障，“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困惑和不安才会真正消退。一个祥和的，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才会真正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