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回忆录解开历史迷团

多年来，笔者一直困惑，当年那场发端于文化领域的“革命”，何以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大夺权、大动乱？在曾志的回忆录中，这个问题隐约找到答案。

1964年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一年，中央已经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党内一线工作也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期间，刘少奇让陶铸转告李雪峰，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这个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的听着，看样子对此不满意。

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陶铸和曾志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见到毛泽东。毛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然退居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毛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回答：“有的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的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委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讲话，他相当严肃的批评：“社教只讲‘四清’，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大概意思如此）

会议刚开完，恰逢毛泽东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人来吃饭。席间，毛泽东突然扭头对坐在身边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对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这话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由于时间久远，曾志已记不清毛泽东谈话的全部内容，但有一句很厉害的话至今却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毛泽东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毛泽东一个人在那嬉笑斥责，在座的人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毛泽东当时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而一年多后，一九六六年，终于爆发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

上述这段史料，笔者也曾经在别的地方看到过，但由于现在杜撰的东西太多，只能是将信将疑。但这次不同，曾志的回忆录应该是真实的，可信的，因为她既是“老井岗”，也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这就不由得人不相信。

由此看来，毛泽东当年在主动退居“二线”后，感到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感到有人在他头上“拉屎尿”，大权旁落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长期受排挤、受压制，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扭转乾坤，他无疑不会坐视过去的历史重演。然而，这又不是单纯的“权力之争”，政见和治国方略的分歧，也是引发这场斗争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坚持反对“新生的资产阶级”，这是他毕生的政治信仰，直到晚年也没有动摇过。从这两点出发，他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要重新夺回最高权力，重新纠正中国革命的“航向”，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林彪、江青之流借此兴风作浪，这让毛泽东始料不及，人民和一大批开国元勋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发展也被整整耽误了十年。

笔者还有一个疑惑：毛泽东一世英雄，为何会重用江青这样的人？尽管从进城后，毛泽东和江青就已经分居，直到后来干脆规定，没有得到毛的同意，江青不能见他，甚至讲过：“总而言之，她只代表她自己”这样的话。但江青何以能担任“中央文革”的主要负责人，何以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如此呼风唤雨？这个问题，在曾志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部分解答。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有一次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当时已经是六月份了，毛泽东还穿条破旧的有几个洞洞的毛裤，曾志问：“这么热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腿没毛病，只因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那江青不会给你订做吗？”“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那我在广州针织厂帮你订做两套好吗？”“好呀，那就麻烦你了，我有稿费，我自己出钱。”于是，曾志给毛泽东订做了两套线衣线裤。

江青在生活上很忽视毛泽东，但毛对江青却是关怀备至。在广州，毛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他还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他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所以，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职务，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

看到这里，笔者感到有所悟。毛泽东对江青并非没有“夫妻情份”，尽管生活上过不到一起，但仍然是很照顾她的，尤其是对江青“政治上很敏锐”的评价，反映了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的欣赏甚至信赖。联想到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支持江青搞京剧“革命”、搞“样板戏”，直至由江青挑头发动批判《海瑞罢官》，以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端，毛泽东可以说都是江青的支持者，或者说是江青做了毛泽东所希望做的事情。在此情况下，江青在“文革”中身居高位，成为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也就不足为怪了。至于后来，江青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骄横跋扈变成孤家寡人，逼得毛泽东不得不与其分道扬镳，并多次对其严斥和批评，那是事情演变的结果，尽管毛泽东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形，但他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曾志回忆录中，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述。

曾志的女儿陶斯亮总是问她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曾志叹口气，对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

看了这段对话，笔者沉思良久。在曾志这个“老井岗”的眼中，晚年的毛泽东是个“老人”、“病人”，这种充满人性化的回答，也许是很多老一代革命家们的共同感受。毛泽东晚年深居简出，自然无法体察民情民意，而“老人政治”所带来的弊端，历朝历代都不鲜见；毛泽东又是重病缠身，最后几年甚至丧失语言功能，只好用笔来表达意思，这就为那些野心家们留下巨大的政治真空，使他们得以肆无忌惮的乱党乱国。由此也想到，小平同志率先提出退休制度，一举改变领导人“终身制”的积弊，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贡献又是何其之大啊！

（注：本文史料摘自曾志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