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争鸣

市场的逻辑之外

    ■“自利”的理论难以解释“利他”的组织，赚钱的逻辑说不通捐钱的道理。

    陈志武教授是向中国民众宣传市场经济理念用力最著、贡献最多的学者之一，本人对他非常敬佩。尤其敬佩的是，他能够正视客观事实，不死守宗派教条，不为了理论形而上的完美而走极端。

    这大概也是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中国信徒的一个明显区别——前者可能认为市场大约在99%的情况下都有效，而后者则要求必须承认市场的有效率达百分之百，“市场从不失灵！”（张维迎教授语）。只要留下1%的空当，就等于开启了“通往奴役之路”。陈志武显然不会如此胶柱鼓瑟。按照张维迎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标准：“正如以对上帝的信仰程度可以将人分为四类：完全相信从不怀疑；非常相信偶尔怀疑；半信半疑；完全不信。经济学也可以依据对‘无形的手’的相信程度划分为四类：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 陈志武教授属于“非常相信偶尔怀疑”的芝加哥学派。这一派正是传说中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派”。

    近期，陈教授在媒体刊发系列文章“生活的逻辑”。已经刊出的3篇——《学校如何办》，《为什么公立大学钱少，却花重金搞体育？》和《中国大学为何一有钱就盖新楼》，都是讨论教育问题的。相比另外一些曾跨界讨论教育问题的中国知名经济学者，他的意见较具开放性。但教育理论与经济理论毕竟逻辑起点不同，套用起来总不免生硬。而且，他的具体论说过程中也存在若干事实不够准确、推理不够周延的问题。因其名气大、平台高，所以笔者认为，对这些瑕疵不可不辩。

    仅仅是“信息不对称”吗？

    陈教授这组文章使用的经济学分析工具，是“信息不对称理论”。而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学者斯蒂格利茨等人用以否定“市场万能”的最称手兵器。单看《学校如何办》的结论，陈教授甚至就是一个对“无形的手”“半信半疑”的凯恩斯主义者。他说：“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办学校的大致规律是：学生受教育的年龄与工作阅历越高，学校市场化的可行性越高，由营利性公司经营的不可靠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在中国，EMBA教育、电脑职业教育、英语教育、会计职业教育、成年人教育等等，都已经高度商业化，而中学、小学、幼儿园教育即使有民办，也是由非营利机构办的。在职业教育方面，新东方、北大青鸟IT教育等，不仅是营利性公司，而且也做到在纽约证交所上市，规模相当大。”他认为，这一状况恰好吻合了信息不对称理论。

    且不论教育领域到底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规律”， 陈教授据以印证该“规律”的上述“中国教育现状”，显然并非事实。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幼儿园，多数都是民办营利性机构。按照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家雄教授的估算，我国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占学前教育机构总数的60％左右。正因为如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时，其下述内容才被民众普遍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北京市相应的“规划”之一大亮点则是：到2020年，公办幼儿园数量占幼儿园总数的50%以上。

    中国的中小学阶段教育，也有大量的民办校。和民办幼儿园一样，不管其表面上注册的性质如何，实质大都是营利性企业。正因为如此，去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后，很多民办教育投资人才会着急上火，指责其“从《民办教育促进法》倒退”。如果它们真像陈教授所说“即使有民办，也是由非营利机构办的”，还会怕“分类管理”吗？

    更别说大量打着“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旗号、“名校办民校”的“公”字头营利性学校了。严格地说，民办教育机构营利，只是个税务监管问题。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对其进行免税甚至补贴，以鼓励其发展，如同对待新兴高科技企业那样。我们的最大问题在于，公立教育机构普遍的、不可遏制的营利冲动。“择校费”就是这样产生的一个怪胎。

    陈教授提到有些教育类企业在美国成功上市。但他没有细加辨析，以为这些企业从事的都是已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成人职业教育（或曰“继续教育”）。事实并非如此。去年第四季度轰动一时，中国连续有4家教育培训机构在美国上市。其中的两家——“学大教育”和“学而思教育”——是非常明确的中小学课外辅导机构，“环球雅思”则和“新东方”一样，是以大中学生留学英语培训为主、成人职业英语培训为辅的机构。另外，“安博教育”宣称，其“服务业务以重点解决升学和就业两大关键需求为目标，为各个阶段学习者提供高效的个性化学习服务”。实际上，上述4家在美国上市的营利性教育机构中，唯有安博一家继续教育的色彩突出一些。

    以上情况并不说明陈教授的论说有什么失当，它恰恰说明：即使以非常重视市场作用的陈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从幼儿起始到大学止的整个“普通教育”，都过于市场化了。近些年来社会上对于“教育市场化”的批评，经济学界和民办教育界多有不服。陈的文章证明，“教育市场化”确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

    要么改制，要么发券:关于教育的两大幻想    

    在确认“托儿所、幼儿园等只能是非营利性机构”、“严格讲，小学和中学还是不能由营利性公司经办”（这些都是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一向最为反感的观点。信孚据称是“南中国最大的私立教育集团”，主要从事的就是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去年该集团创办基于网络的信孚大学，其招生启事中也把陈志武教授列入该校首批“导师”。）之后，陈教授指出，大学市场化的可行性处于中间地带，既可由政府、非营利机构办，也可以由营利性商业公司办——这也很符合“信息不对称理论”，但却不符合教育史的事实。第一，由营利性商业公司办大学，在全球教育自由度最高的美国，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才有的事情，与这一类学校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是前后脚；第二，在全世界，包括美国，还没有一所营利性大学进入一流大学行列——甚至连一所“入流”的都没有。

    而且，陈教授自己在文中也提到：“据《纽约时报》统计，营利性大学教育公司招收的学生占美国大学生群体的12％，却占了联邦政府大学生补贴总额的25％，并且它们毕业生的学生贷款坏账占了全美大学生贷款坏账总额的一半。总体而言，这些营利性大学的收入有80％来自联邦政府的学生补贴经费。”这正好说明了营利性大学之不可行！如果营利性大学的收入80％来自联邦政府的补贴，假定其毛利率是20%的话，那岂不等于联邦政府直接出钱办大学？

    后来，在《中国大学为何一有钱就盖新楼》一文中，陈教授提出最好“让大学教育受益者决定资源配置”。虽然其目的是批评“公立”体制总难免资源错配，但却歪打正着，把“大学也可以办成营利性商业公司”的逻辑前提给掀翻了。因为，如陈所说，民主选举制度毕竟还能迫使政府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受益者负责，而营利性大学的管理者当然首先对股东负责。营利性大学如果“让大学教育受益者决定资源配置”，那不成“吃大户”了？还要公司董事会干什么？

    芝加哥学派宗师弗里德曼早就提出过，大学应改制为营利性企业。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和其死对头、新凯恩斯主义宗师萨缪尔逊关于“苏联将会赶超美国”的预言一样荒诞的谬论。

    在谈到“如何让市场化的原则更多介入公办教育”时，陈志武回到了他所钟爱的芝加哥学派立场。他拿出的办法，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是弗里德曼发明的“教育券”制度——如果一定要保留公立学校的话，那么也必须引入竞争，“政府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给家长即学生们，让家长和学生一起对各公办学校作评估判断，然后把手中的教育券投向他们选择的学校”。但“教育券”的设计与“信息不对称理论”显然是不相容的，后者认为（陈本来也认同），在中小学阶段，家长和学生还无力对学校教育的质量好坏作出评估判断，当然也就无法对学校作出理性的选择。

    在《中国大学为何一有钱就盖新楼》一文中，陈教授更进一步，把“教育券”制度也当成了解决大学阶段公立学校弊端的根本措施。

    “教育券”在中国的知名度可能比美国还高。它作为一个逻辑上完美无缺的理论模型，一直对于市场的信仰者具有无穷的吸引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有很多人曾卖力地进行推介，每年全国“两会”上也都有人为之呼吁。但实际上，这一理论发明迄今已长达半个世纪，却只在美国的个别城市社区获得过实验机会，一直无法推广。长期稳定实施“教育券”制度的人群，甚至还不及践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基布兹（以色列集体农庄）！这说明，它根本就离不开“真空”的“试管”环境，只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如果它真有那么大的神通，在“里根—撒切尔夫人主义”风行的最近二三十年里，早就应该在全世界开花结果了，不至于一直停留在经济学的课堂上。

    前些年中国的浙江某县曾经引进“教育券”，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闻讯兴冲冲地赶去观摩，一来二去却发现那不过徒具虚名而已。这一制度真要不走样地引入中国，我猜在北京市区，大多数小学适龄儿童的家长都将毫不犹豫地把“券”投给同一所小学——史家胡同小学；大多数中学适龄少年的家长都将毫不犹豫地把“券”投向两所中学——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和北京四中。于是，全市中小学财政拨款的大多数也都将投向这3所学校，其他的学校要么关门，要么被这3所学校兼并，然后统统挂牌为其“分校”。这有意义吗？

    仅仅是“花别人的钱不心痛”吗？ 

    陈教授的《为什么公立大学钱少，却花重金搞体育？》和《中国大学为何一有钱就盖新楼》两文，重点批评“公立大学”的制度弊端。前文指向的是其曾亲历其间的美国州立大学，其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橄榄球和其他大众化体育，能帮助州立大学降低教育‘好坏’难以量化评估带来的挑战，能减少纳税人的抱怨。”“他们为了获得广大纳税人的认同、让纳税人愿意为大学出钱，就不得不把大学橄榄球队办好，让本州的纳税人觉得缴的税还有所值，哪怕花数百万美元请好教练，也值！”但这恐怕是个太具“美国特色”的问题了。如果它有普遍性的话，那么，全世界排名最靠前的两所公立大学剑桥和牛津，一定拥有全世界水平最高的足球队！

    中国公立大学的弊端，则是另外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问题，远非“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公立不公立”所能解析。就说“乱花钱”吧，中国公立大学确实普遍存在“乱盖楼”现象，但欧美的公立大学则没这问题。杨福家院士在卸任中国的（公立）复旦大学校长之后，担任了英国的（公立）诺丁汉大学校长。他就经常拿诺丁汉作为样板，批评复旦“乱盖大楼”。

    其实，质疑“中国大学为何一有钱就盖新楼”，还不如追问“中国大学为何一盖新楼就有钱”。就大学的书记、校长们来说，他们并不存在“手里有一笔总数若干的钱，优先投向哪里”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财政预算支出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谓“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盖楼的钱是“专款专用”的，既不可能挪用自教授工资，也不可能挪用作教授工资。问题是：一、大学在“算计”政府的时候，总是想尽量多要点钱，而相对来说，盖楼是个花钱比较多的项目；二、比直接申请财政拨款盖楼要容易得多的，是贷款盖楼。银行都很明白，公立大学的账是不会烂的，有政府挺在后面作“最后付款人”呢。

    陈教授从“政绩工程”的角度，揣测大学管理者“只有更多地通过高楼大厦及其他有形物来表现业绩”，“盖了新楼，领导一看就知道书记校长任内是否做了贡献”，倒是把事情想复杂了。目前中国高教界最当回事的“政绩指标”（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有各种各样的“大学排名”，有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这“三大奖”的获奖情况，有“基地”数、“课题”数、“项目”数、“重点学科”数、“一级学科博士点”数、“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数、院士数、“长江学者”数、“千人学者”数、大官大款校友数、科研经费数、“成果转化收入”数，等等。“一次就业率”虽然非常重要，但因造假方便而逐渐失去了参考价值。对于中国大学校长们来说，每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涨跌，也是学生及其家长们对学校非常重要的一轮评价。大学管理者们更在乎以上这些角度的评价，“新大楼”云云，还摆不上台面。

    陈教授认为，只要大学经费由政府官员决定，由于“花别人的钱不心痛，花自己的钱才心痛”的根本人性，浪费和错配就无法根除。所以要允许并鼓励私人办大学。问题是，以陈教授现在任教的（私立）耶鲁大学为例，决定该校怎么花钱的校董会，其董事们并不是学校的主要捐资人，他们只是受社会委托，来管理这笔“无主”的公共资产。他们难道就不会“花别人的钱不心痛”？

    欧洲各国大学绝大多数都是公立的，并非因为他们不“允许并鼓励私人办大学”。而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存在美国那样深厚的“捐赠文化”（资中筠教授语）。私人没有积极性办的公益事业，当然只好由政府来办。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以民间办学为主。遍布乡村的私塾，基本都是“非营利”性质，办学经费以“族田”、“庙田”收入以及“大户人家”的慈善捐赠为支撑。古代有孔子这样招收弟子三千却仍然穷困潦倒的民办教育家，近代以来还有“武训行乞兴学”、陈嘉庚“宁肯卖掉大厦，也要办好厦大”这样动人的慈善案例。中国的慈善传统堪与美国比肩，而远胜欧洲。但是到如今，投资者们竟为了在《民办教育促进法》里写入“可获得合理回报”几个字而不懈斗争，也就怪不得“营利性学校”办得如火如荼了。

    赚钱的逻辑说不通捐钱的道理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经济学的逻辑，进入教育领域，再锐利的解剖刀也会减弱锋芒。按照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连义务教育制度也是不可容忍的，因其包含了“政府强制”。按照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即使允许存在公立教育，也必须辅以“教育券”制度。就算是陈教授推荐的新凯恩斯学派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也并不能完全解答“学校如何办”的问题。因为该理论仍是建立在“生产-消费”的框架之中，而规范的非营利性学校与一般企业的最显著区别是：它并不把教师当做雇员，也不把学生当做消费者；教师和学生都是学校的主人，而投资者——不论来自公方还是私方——反倒对如何办学没有多少话语权。

    从根本上说，市场的逻辑是以“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为起点，而教育作为公益事业，其运行逻辑是以“利他”为起点。“自利”的理论难以解释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赚钱的逻辑说不通捐钱的道理。譬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著名的“产权理论”，可以用以阐释“企业的性质”，却无法说明名为“私立”但产权归属模糊的芝加哥大学为什么竟然也能发展壮大。

    最重要的事实是，经济学家们按照市场逻辑提出的种种教育改革方案，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马少华一部新著的书名——“想得很美”，却并无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真正实行。无人实行，其实就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