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道信仰下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
中华民族在天道信仰下对人类文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首先，天道信仰容许在世界观或人对终极实在见解上的多元合法性，为思想自由奠定了本体论前提。天道信仰的包容性为各种能支撑普世价值的正教信仰融入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有机部分准备了心理基础，并为中国人开辟出广阔的信仰选择空间和宽松环境。同时，各种支持和滋养普世价值，有益人的身心健康，帮助人实现精神超越的宗教，在中国也就成了天道信仰的朋友和助手，而不是敌人。正像上文已经指出的，中国百姓的信仰需要，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竟可以通过信仰外来宗教的形式实现。与历史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敌对关系相比，中国的天道信仰，对两者都不排斥。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由国家政权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推行的“灭佛”，却没有起于宗教信仰不同的战争。不但如此，世界观不同的哲学家可以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可以相互借鉴和分享理性认识的成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宋明理学的建设过程中，持太虚或太和本体的张载19、与无极本体的周敦颐、及天理本体的二程在对终极本体的理解上大相径庭却相互尊重和相互借鉴；二程和朱熹还都心悦诚服地肯定特别强调了“气为理所依”的张载的“心统性情”说，都极为推崇张载在《西铭》中所迸射出的哲学理性之光，甚至从中悟出了“理一分殊”。而他们对《西铭》的肯定是由于他们在信仰的境界或层次上都达到了与张载同样的高标。张载那聊聊三百言，诗意而凝炼地表达出来的，恰恰是中华圣哲信仰“天道”的存在状态。――无论顺逆、达困、贫富、生死，都因知天、从道、认命（认领以身载道的使命）而做到“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传•乾文言》）的明智、坦然与达观。这种由天道信仰而来的人生价值观，是宋明理学的共通之处，也是在世界观、以及水平价值维度上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基础，也展示出二千五百多年来，所有自觉地固执着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中国人所认同和向往的精神境界。有此对天道信仰提供的终极价值上的认同，至于理气孰为先，形神孰在后之类的问题都是可以平等讨论的了。
其次，天道信仰下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科学技术做出了伟大贡献。中华民族先人，得以不受终极精神被动的束缚，而以充分的思想自由，格物致知，去探讨天之则――自然的奥秘，解决生活实践的问题。李约瑟博士以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史的详实研究不可辩驳地证明了，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17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于西方。但是15世纪后，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发生文艺复兴运动，也没有发展出来现代的科学技术。他对其中的原因有这样一些认识：“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抑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20实际上，李约瑟对中国文化还是有所不知，他体会不到，中国在15世纪之前对人类科学技术文明的伟大贡献，是由其天道信仰作精神基础和理性前提的。而同一时期的西方科学思想处于基督教教义的束缚之中，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圣经》对世界起源、对人的认识，都成了被教会也被官方意识形态权威化了的绝对真理标准，而难以突破。提出与教会不同见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会蒙受宗教裁判所作出的从禁止在大学教书、监禁直到处以火刑的惩罚。而中国历朝历代对于宇宙发生论的各种解释都会被认为是对天道之则的合法探讨。尽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对天人关系的解释就被官方接受，可此后，不是照样有不同的解释纷纷涌现吗？崇无论、崇有论，理论、气论，形神论，体用论――真是多姿多彩。在由天道信仰支持的这种信仰自由、学术自由的文化氛围里，中国人对于天文、气象、地理、农业、养殖、水利、建筑、环保、医药、饮食，当然还有最著名的造纸、火药、指南针和活版印刷术这科学技术四大发名等等的经验研究才可能没有宗教设定的禁区，才可能结出那么多璀灿的科技发明成果。北宋时期周敦颐的那篇以大化论或进化论解释天地万物及人的起源的《太极图说》，放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可以同样地洋洋洒洒、无拘无束地写出来而倍受欣赏，假设是在当时的欧洲，恐怕哲学家和科学家是想也不敢这么想的。
第三，天道信仰下中华民族对人类精神文明也做出了伟大贡献。首先，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为人类贡献了极为丰富的普世伦理价值。其处理人伦关系的许多道德规范，形成了中华民族认知和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范式。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如果和专制制度剥离开来，如果再建立在人权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就会成为弥补现代性及后现代性之不足的极好内容。现代性的突出特征是，人的个体独立性、自主性、权利和人格尊严高扬，并得到广泛认同和制度地保证，科学工具理性大大发展，水平维度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然而伴随着人的个性的张扬，是人际关系的冷漠；伴随着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娱乐的多姿多彩，是人的精神品位的失落；伴随着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是人变成消费动物的异化。在天道信仰下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看重的通过精神境界的自我修养而达到情感和谐和生活美善的存在之维，就成了当代人生活的一种极有益的参照。中国文化的和谐观内在地包含了达到和谐的路径。概括地说，就是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和道中庸。中国人对天的信仰不是把天视为彼岸的至高存在，而是将天地亲切地体会为与祖宗、父母同在的大依大靠，以“天人合一”的视角把主宰之天操控生杀予夺的意志主宰色彩褪去，将“主宰”理解为“涵养”，将主宰之天发出的不可违的天意理解为人在一定程度上能把握也能运用的规律――天则，并把有则可循之天和道德可仰之天统一起来，通过人在生活实践中自觉地循道而行，努力去达到在天人之际同真善的境界。中国文化在追求和谐时，非常自觉地把中庸不偏、不走极端的方法贯穿在人与自我、人与生存环境、人与人三种关系的处理中。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主张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谐，即身与心、理与欲、才与德、仁义礼智信的和谐。不以心压身亦不以身抑心，不以理灭欲亦不以理从欲，德与才要兼备，仁义礼智信相互为辅。在追求人与外生存环境的和谐时，认为人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人的生命受惠于天地，因此首先对天地自然要有感恩态度，要热爱和善待自然，要顺应自然地去利用自然，不能以主宰和控制的态度去对待自然。人的生命也受惠于现有的家庭、社会和文化条件，因此对给予了生命的血缘父母祖先，对创造了文化遗产的人文先祖要有一种爱戴和敬慕，对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也当有一种成全的责任感，可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为人态度，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西方人在上帝信仰下，是以彼岸的上帝和此岸的个人之间的垂直关系为支点来处理社会问题。中国人在天道信仰下，是以修、其、治、平的立体扩展定位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在对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上，西方文化从爱上帝而达至爱上帝创造的一切，中国文化则把崇天与敬祖联系在一起，强调由亲亲而仁民，老吾老及之人之老，幼吾幼及之人之幼。现代人能接受并认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这些人伦规范的积极意义还在其次，最关键的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被现代心理学划归非智力因素范畴的情商，实际上是完整的人格中不可缺少的有机内容。亲情是人出生后就能受到爱的情感教育的第一课堂。情商与智商一样，在人格的成长发育过程中有时段性，错过最佳年龄段导致的冷酷无情的人格偏执甚至畸型，在过了相应的年龄段就无法弥补和矫正。所以中国人的重视家庭和谐和调整人际关系的家庭伦理在现代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建设性意义。敬爱祖先、孝敬长辈、慈爱儿女、重视手足之情是热爱生命感恩生命的源泉的表现，垂直向上提升就是敬仰上天，水平向外扩大就是热爱同胞、民族、人类。就像张载所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西铭》）情商的养成一定是以真诚的爱作营养源的，而最自然丰沛的爱之营养的直接来源恰恰是血缘家庭。
其次，中华民族文化由天道信仰支持起来的文化垂直高度与水平维度上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的多姿多彩相统一，形成了内蕴着人文伦理价值和中华民族审美情趣的中国人学或生命学――包括中医保健、中华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气功文化；中国文学艺术――包括千姿百态的诗词歌赋、曲艺戏曲、音乐、美术、雕塑、工艺；以及中国人的非常有说道儿的种种生活习俗。我们之所以把这些纳入中华民族对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贡献的范畴，不是仅仅由于它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点和审美特点，更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与天同德的追求，是以比上帝信仰在西方文化同样的领域更自觉、深刻、广泛得多地渗透于这些水平维度的文化形式中。比如，我们的中医强调医术与医德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好医德的人不可能有好医术，医术极高的人，必先是德性极佳的人。相应地，人的真正健康的获得要解决的不单单是生理问题，甚至也不止于心理问题，还涉及思想境界或心灵自由的问题。不但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首先都要是有德之人，文学家、诗家，画家、书法家、武术家、医家，等等社会各领域的大家也必须先是德高之人，才能堪其所任而在其有所专的领域堪成为“家”。相应地，这些领域的理论学说和其指导下的社会行为及产生的文化成果，也必是寓德于其中的。
第四，天道信仰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树立起了一种堪与西方文明媲美，与其平分秋色、不分伯仲，各具独到美丽、高度互补的东方文明。
上面的三种贡献可说都是中华文明这种东方文明的独到内容。这里，我们再集中于信仰支撑起来的价值体系的角度作一概括。
对于中西文明或东西文明历来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出自不同视角不同立场的概括。这里只引用1918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所作的一种心平气和的概括：“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21李大钊发表此文时，还大段且多段地引用了当时发表于《东方时论》上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北聆吉教授的《论东西文化之融合》。李大钊明确地肯定北聆吉氏“东西文明之须相调剂”的主张，但认为不是日本民族而是中华民族才能担当起这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融通的使命。现在看来，李大钊与北聆吉对两种文明及文化的概括都可以说是提炼出了东西文明在价值观上的异趣，也同时都存在不切之处，而且有停留于现象的举例的问题。更深入地看，我们能发现，一，两种文明作为人类宝贵的文化创造有着伟大的也是基本价值的相通和一致；二，两者的不同价值取向是在更基本的相同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三，其表现出的不同价值趣味的逻辑源头是两种文明设定的终极实在及信仰对象的不同。
从哲学上看，源远流长的中西大哲学都是“求道之学”，而哲学所求最高之道，如上所述，其内容也就是最大之“则”与最高之“德”。两大哲学体系都非常自觉地涉及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这是两大哲学体系的共同之处。在这个层面上中西哲学的不同表现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界限分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浑然一体。西方哲学是进入14世纪之后，才以基督教哲学的形式形成了堪当西方文化灵魂的“哲学铁三角”。而中国哲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可作中国文化灵魂的“铁三角”。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西方哲学直接影响到的只是哲学家和少数知识精英，而中国哲学却通过一般性教育普及到普通百姓。所以从整体上看，中华民族是比西方民族更为地道的哲学的民族。这恰如冯友兰指出的那样：“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22
同是作为“求道之学”的中西哲学，还在求道的方式与形式上，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在理论期望值上，西方哲学所求是严谨的思辨的真理，中国哲学所求则是实用的生活的真理；在表述形式上，西方哲学是用概念的逻辑体系，中国哲学则是用比类之象，形象语言之微言大义；在认识方法上，西方哲学是离事言理、非此即彼、概念分析、公理演绎的还原论，中国哲学则是即事言理、亦此亦彼、取象比类、实际综合的辩证法；西方哲学强调排除功利地程式化或范式化地想，中国哲学则要求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地悟；在成果形式上，西方哲学是大部头理论著作，中国哲学是言简意赅的象、格言、警句、诗、寓言、散文；在可实行或可操作性上，西方哲学过于抽象不易为一般人理解，中国哲学则易懂易行，难在境界极高。
中西哲学以高度概括的理性形式表现出来的上述差异一方面折射出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塑造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生存态度、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经验价值领域上各自独到的民族特色和审美情趣。雅斯贝斯曾对西方人的思维定势作过很好地概括：“西方具有不屈不挠的特征，即决心把事物带到极端，把它们连最后一个细节都详尽说明，让它们处于非此即彼的地位。”“像所有文化一样，西方意识到一种普遍原则的形式。但是在西方，这种普遍原则并没有凝结成一种限定的制度和观念的固定教条”，“西方给例外以活动的余地。它经常容纳绝对新颖的生活和创造的模式，然后，又能从根本上毁灭新模式”。23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则具有恰恰相反的思维定势：即务实、圆融而灵活，不屑于可量化的细节，注重关系更甚于注重实体，追求平衡、和谐与持久更甚于期盼新旧决裂基础上的新质的诞生；强调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这些不同，在中西雅俗文化及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体现出来。例如体育，西方的体育是纯粹的竞技体育，不断地挑战人体的极限，力求做到更高、更快、更强；而中国人的体育则是一种身心修炼的功夫，表现为娱乐、游戏、健身和养生的形式，如武术、气功，所追求的是通过适度的身心调适而达到身心健康。再比如美术，西方人的美术，古典时期写实就要达到照镜子般的真实，而现当代写意就表现为像达利、比加索那样的离谱，而中国人的美术将写实和写意统一起来，是以形似与神似的有机统一为艺术表现的目的。再比如吃饭的餐具，西方人用刀叉来“分取”，中国人用筷子来“合夹”，等等等等。
李大钊等学者在解释中西文明之差异的原因时，注意到了地理环境的因素，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恰如斯维德勒所言：“我们对终极实在的理解塑造我们的行动”。24如果着眼于文化的逻辑源头，我们能发现，中西民族信仰对象和达成超越有限性的途径的不同，深刻地决定了中西文明的不同。如前所述，西方人信仰代表至高的终极实在的位格神上帝是通过宗教的路径，而中国人信仰非位格的大一之天及天道是通过哲学的路径。前者要实现终极的救赎，虽然也需要信仰者的真诚努力和严格自律，但是却以倚重来自至高神的“他力”为前提；而后者要实现对生命的有限性的精神超越，则要求信仰者以“自力”在追求与天同德中做到“求诸己”和“慎独”。中国文化也有善恶报应的观念，而且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有了的。《易传·坤文言》已经非常明确：“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然而，儒家的为善却并不以来自“他力”的奖惩为前提，而是自觉地立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上超拔于这种善恶报应之上，丝毫不受制于由不可抗拒的他力导致的终极精神被动。《中庸》中提出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一经典论述，将孔子的“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欲仁”和“为仁”所意指的精神自由境界清楚地展示出来。
台湾辅仁大学邬昆如教授从最高存在――上帝所具有的四种特质“真”、“善”、“美”、“圣”引伸出四种基本价值：科学探索价值－－真、伦理道德价值――善、艺术追求价值――美、宗教信仰价值――圣。25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所有积极成果都可纳入这四种基本价值的纲目中。而真、善、美、圣这四种基本价值又都来自上帝之爱，上帝之“无条件的爱”，就是西方文化的最高的终极人文价值。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主张“物质”本体、“个人存在”本体、“意志”本体等等“旁门左道”的哲学家想要独辟蹊径，但是事实上，正如斯维德勒指出的，“西方文明的支柱和人权理念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犹太教――基督教的宗教。”它坚持认为，“全部实在只有一个来源，一个上帝，并且全部出自上帝的实在都是善的。”26包括西方现、当代以及后现代整个西方文明，特别是其民主宪政的制度文明和其精神文明的内核――普世人权价值和底线伦理价值，其终极本体论依托始终是位格神上帝。
正像对上帝位格神的信仰撑起了西方文化的高度和容积一样，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也撑起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和容积。陈立夫先生对天道启示给人的价值内涵作了非常好的概括。他说：根据中国的道统，“人要以德配天，那末天地宇宙究竟给了人类什么道理呢？归纳起来，人从天道中学到了五个字，即‘公’、‘诚’、‘仁’、‘中’、‘行’。”所谓“公”即“‘天无私复，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人应以此为准则有包容和协之德”。“诚者天之道也”。“‘诚’用之于人道有几种含义：所谓诚者明矣，就是说无诚不智；所谓成己成物，就是说诚通于仁；所谓至诚无息，就是说唯诚乃勇；所谓至诚如神，就是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以‘诚’是道德之源泉。”“‘仁’，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地间每一事物需要共生共存共进化，彼此应该互助互爱，所以‘仁’用之于人道就是‘仁者爱人’”。所谓“中”“指天地间每一事物随时在行动中自我调整，使之不会冲突，各得其所而恰到好处，称之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用于人道就是‘允执厥中’。”“‘行’即乾卦所谓‘天行健’是也，……故有‘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人道，……人生之意义与责任在‘成己成物’，不论‘成己’之修身，还是成物之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力行始有成，可见‘成己’是体，‘成物’是‘用’，‘体’大则‘用’宏，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养其‘体’，是故‘行’为道德实践。”“以上五个字是根据天道而来的人道，这就是本于大‘公’，发于至‘诚’，归于求‘仁’，固于执‘中’，成于力‘行’。”27公、诚、仁、中、行是从天所具有的则、德特质引伸出来的中国文化的五种基本价值，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所有积极成果都可纳入这五种基本价值的纲目中。正像西方文化中“真、善、美、圣”四种基本价值都可归于其最高本体上帝所展示的“无条件的爱”这一终极人文价值一样，“公、诚、仁、中、行”这五种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也都可以归于老子表述为“利而不害”，《易传》表述为天地“生之大德”，即上天“无条件地成全”这一终极人文价值之下。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及文明与西方文化及文明的“神似”之处就在于，西方人信仰的上帝和中国人信仰的天道，它们所承载的终极人文价值，“上帝无条件的爱”与“天道无条件的成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在这样两种表述不同的终极价值之下，以“真、善、美、圣”与“公、诚、仁、中、行”为纲所形成的中西文化两大价值体系，虽然同时带有中西圣哲们在追求和建构普世价值时不同的侧重和中西方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族性格，但是，就其本质而言，“真”与“诚”和“中”，“善”与“仁”，“圣”与“公、诚、仁、中、行”不是可以涵盖同样的价值指向和内容吗？人伦之美或人文之美早在柏拉图和孔子那里就与“善”和“仁”划了等号，孔子并有“尽善尽美”（《论语·八佾》）的审美理想。
李约瑟指出：“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他还说：“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发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28
是的，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曾有非常好的，自觉地坚持了两千多年的道统和坚守了数千年的天道信仰。可是，我们为什么会把它丢失了？又是怎样把它丢失的呢？
（四）中华民族天道信仰失落的机制和教训
正如宗教达成信仰之路与哲学达成信仰之路各有难易，两种达成信仰之路也各有短长。西方民族的上帝信仰之优劣恰恰对应着中华民族信仰之弱强。而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长处如果是手心的话，它的短处就正好是它的手背。在19世纪之前，东、西方这对像是双胞胎一样的文化巨人真正相遇之前，似乎他们各自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在信仰方面的弱项。
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确立，由上文可知，是通过哲学的路径，而其认识方法又是从实际出发的取象比类。这种信仰的优点如上所述是显而易见的。概括地说，一是，天道信仰在世界观上的包容性，对于人类知识的进步，人在技术发明领域的创新，没有设置任何世界观上绝对主义的禁区。二是，天道信仰突出的人文性，鼓励人追求精神超越，即凡即圣，不但不诉诸于对天堂奖赏的期待和受制于对地狱惩罚的恐惧，而不存在终极的精神被动，而且还在同真善的追求中，形成了丰富的普世伦理价值，由其支撑的人文道德精神渗透于雅俗文化的各个领域，滋养起各行各业的德才兼备的大家。三是天道信仰的平实和活泼，不是通过教会，而是通过国家、学校教育和家庭普及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使中国在历史上成为文明之国、礼仪之邦。中国人家国一体，每个人都按自己在家庭和国家中的身份恪尽着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四是，天道信仰所鼓励的对天之则的务实探讨，成就起中华文化的辩证理性大智慧，并且养成了不走极端、中庸圆融、豁达包容、乐天自然和务实勤勉的民族性格。
然而，当中国最后一个皇权王朝满清国正逢它日益朽烂，行将就木的时刻，西方却走出了基督教的一统天下，以自由竞争和弱肉强食主义为道义根据，以新兴的工业文明为物质基础，把它们的市场和资源地扩张到中国来了。这正像一个风烛残年、耳聋眼花却温文尔雅的老头儿遇上了身强力壮、耳聪目明却野蛮粗暴的强盗，交手的结果，必然是失败、被掠、甚至于亡命。只有历史发展到此时，中西文化才得以碰撞的形式真正地相遇。
李大钊在他的“中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引用了奇普陵（Kipling）的一首诗:
啊！东是东，西是西
除非上帝伟大的裁判席前
天与地并立
东方西方这对双胞胎
似将永不相遇。
然而，
当来自地球两端的这两位巨人
面对面地比肩而立
哪里是东哪里是西？
又何分什么血缘、种族的畛域？29
而在中西这两个文化巨人和平地比肩而立之前，历史注定了它们在最初相遇的时刻，必先会有一番物理能量上孰强孰弱的角逐和较量，而不是对彼此精神善美的相互媲美和欣赏。中国人先前遇到相对而言文明程度较低的文化时，都有胸怀包容，有力量同化。而近代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才真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针尖碰上了麦芒。当时的西方又正是刚刚解除了宗教枷锁处于利欲熏心，蛮横粗野的阶段，而中国则处在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时刻，面对这个强盗自然是节节失败。也正是在整个民族面临着沦为亡国奴的危机时刻，中国人才可能看到自己文化的手背：我们重视整体的和谐，却蔑视个体的价值；我们有丰富的伦理价值体系，却缺乏最基本的人权价值意识；我们有发达的刑法律条，却没有任何的民法规章；我们有辩证务实的实用理性和中庸之道，却不懂得建立在形式逻辑严谨的公理化基础上的现代实证科学；我们几千年来都期盼明君良相来统治，却从来没能发现主权本应在民的道理。和西方近现代发展起来的文明相比，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在是太落后，太愚昧了！
这样一种对自己文化的冷竣反思，更加之当时那样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人忘记了自己文化的美丽手心也就有一种逻辑必然。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一直跟在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从器物层面学造坚船利炮，到从制度层面学习改良、变法、维新、革命，再到从思想层面学习科学民主，然而这些对于挽救中国当时的民族危亡都像是雕虫小技，或者是杯水车薪，小水解不了大渴；或者是缘木求鱼，驴唇对不上马嘴。最后中国人终于找到一个产生于西方而在西方没有条件变成现实的，却对治当时中国的黑暗、专制、落后顽疾的近乎以毒攻毒的药方儿：以完备的哲学铁三角支持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以暴易暴主义。
同样是出自天道信仰的伟大内涵，也成了我们接受这种西方至为偏激的社会改造理论的思想前提。首先，中华民族在信仰上的包容性，使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彻底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其次，天道信仰下中华民族重群体而不重个体的文化传统使其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劳动阶级或被压迫的民族群体利益高于个体权利的价值取向。第三，天道信仰下，中华民族形成的务实而辩证的思维习惯使其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目的的辩证认识方法。第四，从社会理想看，中华民族在天道信仰下形成的大同社会理想，使其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完全公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第五，从对社会革命的心理承受力看，历史上打着“替天行道”的义旗把一个又一个没落王朝送进坟墓的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有组织的暴力革命手段。
中国人如此谦卑、忘我地学习并实践了一种来自西方而其偏激程度在西方都无法变成现实的思想，其历史条件和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我们在近代相比于西方在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方面的落后，又有相比于西方我们在信仰方面的理性与包容；既有在民族智慧方面的深刻与博大，又有对中西两种文化各自长短的盲目与无知；既有我们面对民族危亡时的迫不得已，又有我们面对历史难题时的积极主动。
然而无论如何，历史导演了这样一场让骄傲、自信、清高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遭遇奇耻大辱的文化悲剧：正是在近代处于没落的满清王朝的统治下的中国与正在崛起咄咄逼人奉行着丛林规则的西方帝国主义相碰撞，成了中华民族丢弃自己的天道信仰的历史契机。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曾有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所谓的“玄学派”奋力地想要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之体的地位，但是还是没有战胜自由主义派和劳动阶级主义派以自然科学观和科学历史观联手的狂轰烂炸，败下阵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那种医治专制顽疾的以毒攻毒之对症之药，就被当成了能医治所有疾病的万应良药。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统天下，其不容商量的思想一律和严苛控制，比董仲舒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厉害千百倍。所有知识和政治精英都被要求皈依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整个国家的系统化的大、中、小学的人文教育都灌输着科学主义以及彻底的唯物主义，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天道信仰被制度性地边缘化，中华民族被成功地改造成一个举国信仰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民族。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也是要哲学地建构起来并通过理性达成的，但是，这种信仰所代表的“准无限”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预设；而这个信仰对象所展示的“准终极价值”支持的不是普世价值，而是劳动阶级至上。在共产主义的信仰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被一股脑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抛弃，只不过是把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体”“用”的位置彻底颠倒，原来在极其包容的天道信仰下的思想遗产，现在先要被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标准筛选，之后还可用的内容就把它作为“用”而已。60年来，我们自觉地倚之靠之的文化之体，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这个事实是多么地让人触目惊心，可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现实。连张岱年先生这样的有真学问的中国哲学大家在强调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应当走综合创新之路时都说：“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结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30
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历史现在被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从社会组织、制度和生活层面看，改革开放的后30年纠正了前30年的偏执，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功。从信仰的角度看，前后两个30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前30年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和教育体系的成功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成了广为中国人承认和追求的信仰，后30年共产主义信仰被历史发展边缘化，被市场经济制度彻底解构，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科学的历史观渐渐地在退出人文历史领域，而60年学校教育造就的科学主义思维定势却至今盛势未减，早已经取代天道信仰也取代共产主义信仰而成了我们中国人当下日用而不知的思维模式和霸权话语。科学精神是不迷信教条，不迷信权威的实事求是精神。而科学主义则是把科学或不科学当作了人文价值标准，甚至当作了信仰的对象。可是科学本身是不指示伦理善恶的，它本不配作为信仰的对象。科学主义不会抑制反而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它无法阻止和挽救本文第一部分论及的人性的堕落、人将不人的社会危机。
现在后30年也完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新的60年甲子周期。中国固然已经成了一个综合国力强国，可是我们仍然没有可能与西方文化的巨人比肩而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人文精神上是侏儒小国，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因为天道信仰而在人文精神上那样美丽闪光的中华民族，如今变成了一个拜物、拜金、拜权、拜力、拜星（各类明星）、拜欲、……达到了痴迷程度的民族。可是我们的垂直高度呢？没有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在精神维度上整体地看越来越趋近蚂蚁一样的平面存在。
只有短短60年的时间我们就彻底地丢弃了先人曾坚守了两千多年的天道信仰。那么天道信仰本身有什么软肋吗？
是的，天道信仰的特长也有与它有机统一的特短相伴。首先，对它的真正自觉的认同要通过哲学理性，这对普通大众而言很难。真正把它撑起来，需要一批自觉自愿地以身载道的文化精英。它不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宗教，虔诚地相信并严格地信奉和遵循宗教教义，恪守教规，按要求受洗、祷告和忏悔，而要通过国家的提倡和各种形式的人文教育得以普及。那么当它依赖的国家制度和教育体系发生危机时，这种理性的信仰形式就会松懈，甚至逐渐被遗忘。如果它传播、普及所依赖的国家和教育体系被完全解构，并被批判和打压它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教育体系所取代，它就会丧失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个弱项对应的强项是天道信仰的包容性。
其次，较之位格神信仰，天道信仰与人的现实生活的关系相当松散和若即若离。对于中国人来说，指天发誓非常容易，严肃到从政客到奸商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行骗，随便到朋友之间开玩笑，都不会承担任何心理压力。毛泽东就曾跟斯诺以“和尚打伞”来调侃他自己的“无法无天”。因为天似乎永远不会直接对某个人发怒、施惩，所以，天道信仰要对现实的人的生活发生作用，就需要一些约束性中介――特别是具体的法律规章、伦理规范、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而在经济制度发生变革，最根本的国家大法支持着非普世价值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天道信仰”，甚至“天理良心”听起来都会如同六朝清扯，天方夜谭。这个弱项对应的强项是天道信仰的平实活泼、中庸圆融和始终不存在终极的精神被动。
第三，也是更深层的软肋，在对天道则德的探索过程中，中华民族由追求“人际有序”而加固了“社会等级制”。中华民族所信仰的天道，作为终极实在，也是自有永有、自在永在的。就像庄子所生动地表述的，“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这段话深化了老子说的“道法自然”，即道自然而然就是如此。这与《圣经·旧约》中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我是我所是”，《圣经·新约》之“太初有道”异曲同工，和古希腊罗马哲学家早早提出的自然而然不证自明的“自然法”的概念也相近相通。希伯来文化的“法上帝”和希腊文化的“法自然”，随着两希文化在中世纪合流，合乎逻辑地，强调的是人在永恒的存在面前的齐一性的自然法就被理解成上帝立下的高于人间法律的永恒法。随着历史走出中世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被理解为人的权利和人格尊严生而平等，也在法律面前平等。自然法的概念作为社会契约论及普世人权价值的形上基础，就成为西方近、现代法律、政治制度的思想前提。而中国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法，强调的却是天与人、人与人关系的有序性，并要求人追随道之“利而不害”及天的“好生之德”。在对“法自然”的自觉和强调中，中国人更为早熟的是伦理道德体系。中华先哲看到“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的存在规律，发现了阴阳、五行的区别与联系，看到了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在追求社会和谐有序的文化努力中形成了一套人际的伦理规范。当这套规范程式化并变成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之“礼”时，固然滋养起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谦和、优雅与礼貌，然而与此同时，也在对有序和谐的强调中牺牲了人在人格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所以西方社会挣脱了教会的束缚就意味着将要走出社会等级制。而中国的人权不平等的等级制，却一直不能挣脱那套以社会和谐有序为追求的伦理规范的束缚。这个弱项对应的强项是天道信仰鼓励对天之则德的不懈理性追求及对和谐状态的渴慕。
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可能把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重建起来？又要通过怎样的途径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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