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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这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中国近代外交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1900年7月，素来庄严整肃的广州天字码头，一派阵仗威严的场面。自清朝雍正年间以来，天字码头就被指定为官方码头，但凡官员走水路至广州或离开广州都经由此地。在这一日，广东那些显赫权要的人物又纷纷聚集到此，这一次，他们将要送别的是一位77岁的老人，也是当日朝廷重整大局的希望所在，他就是李鸿章。

自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国同时宣战以来，局面遂日益不可收拾。那时，刚到广州就任两广总督不久的李鸿章，便接连收到来自北京的电文，催促其速速北上以纾国难。7月8日，清廷又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7月16日，身在广州的李鸿章得此消息后，方才决定北上赴任。

次日午间，李鸿章在近日亭与他广东的同僚作别后，便登上招商局一艘名为“安平号”的轮船。那天，天气甚热，李鸿章身穿蓝色细葛短衫，着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

一番宦海沉浮后，李鸿章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巅峰，他即将赴任的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国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职位。而且，曾经被举国唾骂为“卖国贼”的他，此刻重新身负起天下人的厚望。

不仅是慈禧，疆吏群臣也都对李鸿章北上的事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的确，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李鸿章开始处理外交事务算起，近三十年里，他几乎参与了其间清廷所有的外交活动，可谓中国外交第一人。李鸿章也颇为自负地对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说：“舍我其谁也！”

只是这些自负又何其悲凉！“舍我其谁”对于李鸿章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番无可奈何的处境？尽管他依然坚忍而“肯任劳怨”，但他也知道，此番北上，前途何其难料，而历史终归是又一次将“人情所最难堪”的事情加在了他年迈衰老的身上。

■ 入京

离开广州5天后，李鸿章抵达上海，原拟转由运河北上赴京，但当时的形势，却让李鸿章感觉不到丝毫议和的可能，他不得不中途在上海滞留，以待时机。直到9月份，清廷彻底改变了与联军对抗的立场，并同意对此前纵容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做出惩处，才令李鸿章看到了议和的资本。

1900年9月14日，李鸿章所乘坐的招商局“安平”轮，在俄国军舰的护送下离开上海北上，6天后，抵达天津。10月1日，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然后略作筹划，于当月11日，最终抵达北京。

此时的北京，已不再是那个令人向往的繁华富庶的都城，而是一处被清廷遗弃的所在。早在8月15日，慈禧太后已带着光绪皇帝逃离紫禁城，就在当天，联军攻破京城。按照一位外国人的说法，从此，“复仇女神来索取不可避免的报应”便成了联军分内的事情。

三日之后，联军便接管了这座都城。各国对北京进行了分界管辖：前门外大街以东，归英国管；大街以西归美国管；前门内大清门（中华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管；大清门以西，至西单牌楼，美国管；崇文门以东法国管；宣武门以西英国管，……各国洋兵均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各国划定分界之后，凡在界内的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有的则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更有甚者，则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

1900年10月11日，当李鸿章来到这所大清的都城时，这里已是洋人的世界。城内名义上还由清政府管辖的区域只剩下两个小院而已：一处是李鸿章寄寓的贤良寺，另一处是庆亲王奕劻的住处。而事实上，庆亲王住宅外有日本士兵持枪护卫，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则有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日夜把守，正如当时的外国报纸所言：奕劻“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这便是辛丑谈判时两位清朝代表的处境。

■ 反思

李鸿章来到北京后，随即便与庆亲王奕劻开始拜访各国使节，提出停战议和。各国因为尚未就制裁中国的条件达成一致，而对此严加拒绝。

最先，甚至两位代表的资格，都不被承认。俄国因与日本在东亚的利益冲突，首先反对被日本“保护”的奕劻的代表资格，而深知俄国心思的英国，又竭力反对俄国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不承认李鸿章的全权代表资格。

德国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建议反应最为激烈。德国人以克林德被杀一事大做文章，强行为瓦德西谋取了联军总司令一职。这位未曾与义和团、清军作战，联军攻破北京后才迟迟赶来的总司令，一入北京，便住进了中南海仪鸾殿，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大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寝宫。李鸿章求见时，瓦德西态度强硬，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理睬李鸿章、奕劻，根本没有议和的意思。他继续派出联军向四面进攻，控制了西至山西、东至山海关、北至张家口、南至正定的直隶广大区域，并不时放言要渡过黄河攻击流亡的清廷。

对此，李鸿章毫无办法，一向傲慢的他，也只能忍受着这样的屈辱，继续斡旋。而外交的屈辱，对于这位大清最有能耐的人而言，已经有了太多痛切的记忆与感受。

曾几何时，他一生的功业就是由于外交而败坏无遗。1895年春天，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几乎一夜之间，他便被视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对其抨击铺天盖地。他说：“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李鸿章由日本回国后，随即被解除权柄，虽说在京“入阁办事”，实则是“不办事也”。那年李鸿章赋闲贤良寺内，门庭冷落，索性便杜门谢客。那段日子，李鸿章每天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便服贴水一盅。然后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

然而这种悠闲的生活，却依然令李鸿章郁郁寡欢，“每盱衡时势”，便“抚膺太息”。一生忙碌的李鸿章，终于在古柏参天，老槐荫地的贤良寺内，有了一些时间来反思他的外交生涯。

那时，李鸿章常与他的幕僚吴永枯坐庭院，“肆意谈论”。洋务外交是他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李鸿章认为，在敌强我弱、中外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在外交上只能采取与外国和好的方针，“外须和戎”“外敦和好”，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中外交涉事件，惟有谨守约章”，列强才无隙可乘，方可争取时间变法自强。李鸿章深切体会到一个弱国外交家的艰难，颇有感触地说：“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当然，弱国无外交，李鸿章无论怎样努力，不管采取多少纵横捭阖、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皆不可改变这种格局。况且他作为封建大吏拥有的“天朝上国”的先天观念，对近代国家外交诡谋的皮相之见，皆决定了其外交活动，往往如梁启超所说，是“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大多只能以丧权辱国的结果而告终。

五年之后，当李鸿章再次回到贤良寺，他又一次感到那种任人摆弄的屈辱，而且这次更为严重，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大。这次，他一人要同时与十一个国家周旋。

■ 签约

11月13日，清廷第二次下谕惩办祸首，宣布载漪革爵职，与载勋一起暂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溥静、载滢一并交宗人府圈禁；载濂闭门思过；载澜停全俸降一级调用；英年降二级调用；刚毅因病故免置议；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

清廷的这番姿态，终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11月15日，瓦德西接见了李鸿章和奕劻，并允诺很快开议和谈。但各国认为处理祸首依然过轻，所以议和迟迟未有进展，直到一个多月后，各国作出适当让步，议和方才正式开始。

12月24日，因李鸿章患感冒，奕劻一人前往西班牙使馆，会见英、美、法、俄、德、意、日、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十一国公使，接受各国所定的《议和大纲》十二条。这一大纲即是后来《辛丑条约》的雏形，按此实行，中国的基本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将为各国牢牢控制。但已无力反对的清廷只得应准，三天后，清廷发谕称：“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清廷批准议和大纲后，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也由此开始。李鸿章、奕劻按照清廷旨意与各国“磋磨”，力争“稍资补救”，然而列强态度强硬，寸步不让。

在这场漫长而无望的交涉里，李鸿章的努力只是徒然损耗着他日益衰竭的精力。

阻碍和谈进展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列强认为清政府对于祸首的惩罚过轻。不得已清廷于1901年2月13日第三次下诏惩办祸首。次日又下诏，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紧接着，又在2月21日，清廷第四次下诏，对于曾经偏袒过义和团的官员痛下杀手，终于使各国满意，扫除了签约的最大障碍。

接着，双方就赔款问题开始谈判。列强按照每个中国人人均一两的设计，提出了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数额，以盐课、厘金、常关税、漕折作抵。而且进一步恐吓清政府，不满足即不退兵，中国要多付兵费。清廷屈服，于5月表示接受此数。此后，各项谈判进展加快，在停止文武科举考试、惩处地方官员、禁售军火等问题上，经向列强乞求和讨价还价，也相继成议。

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它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一件条约。这一次虽未有割地的惩罚，但是该约所规定的驻军及使馆区制度，将中国的心脏部位置于列强的军事控制之下。至此，清末的不平等条约发展到它的高峰，其后，虽然有些调整、变化，但大的内容和框架已经完全确定。

《辛丑条约》连同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所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像一条条锁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方面层层绑定，彻底将中国套牢在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 谢幕

当初，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时，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问到此去前景如何，李鸿章说：“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完涕出如縻，听者怆然。

的确，为签订和约，李鸿章竭尽了他全部的力气。自1900年底，他便开始患病，转年7月，病情加重，已不能视事。9月7日，签字当天，他不遵医生嘱托，坚持参加签约。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吐血。11月6日，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第二天，俄国公使还赶到李鸿章床前，逼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画押未逞。

俄使走后，他的老部下周馥见李鸿章“目犹瞠视不暝”，便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将其眼睛抹上，随即瞑目。李鸿章带着无限的憾事黯然而去。

在他去世40天后，梁启超对其评价道：“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将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也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近代外交正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