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飞香港的航班查询:简析薄熙来12月3日讲话(作者:刘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8:50:03
刘仰:简析薄熙来12月3日讲话(一)
作者:刘仰    文章发于:作者博客    点击数: 20677    更新时间:2011-12-7  顶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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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市领导会见了重庆卫视《共富大家谈》栏目的专家学者。两个多小时里,大家围绕发展、民生、共富等问题,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共富大家谈》这个栏目办得很好,我也经常看。‘众人拾柴火焰高’,任何一个问题,从多个角度去看,就会更全面、更客观,给人更多启迪。重庆正在探索一条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需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作为各领域的专家,眼界开阔,学养深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简短的开场白后,专家学者们争相发言,谈感受、讲意见、提建议,薄熙来也不时插话,与大家亲切交流。最后,薄熙来做了一个小时的讲话。
薄熙来说:各位专家的意见很有见地,听了很受启发。大家谈到发展的动力,西部开发开放的形式,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等等,都是我们正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同志提到“重庆模式”,其实我们从未讲过“模式”,我们只是围绕重庆自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没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更不到“画句号”的时候,需要在实践中不懈地探索。(本人观点:“模式”一般是指比较固定的构架,一种标准样式。对于现在的重庆来说,最为明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民生为导向的观念,至于具体措施,确实还谈不上“模式”。因此,这番话并不只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就具体政策、措施来说,重庆现在的很多做法,最终成效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很可能还需要调整,也就是说“需要在实践中不懈地探索”。这是负责任的态度,不是那种靠一个现成方法就能包办一切的自大。现在很多人到西方走一圈后,往往就以为自己得到了锦囊妙计,借着“先进”之名就开方抓药,往往效果不尽人意。关键就是没有脚踏实地,没有站在中国的现实土地上实事求是地寻找解决方案。因此,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确需要认真地探索,不断地改进和修正。)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30年,东部沿海有了很大进步,今后30年,西部要实现科学发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课题,需要更多创新和探索,如果只是照搬沿海模式,这篇文章就很难做。比如开放的形式,沿海走“两头在外”的路子,西部就不一定都能走得通,运距过长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内陆地区要扩大开放,需要研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在人才、市场、环境和通道四个要素上下功夫。这些年,重庆推动公租房建设,三年建五十万套,农民工、大学毕业生住着方便、省心,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稳定、充足的人力资源。论市场,西部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六十,本身就是个大市场,进一步提高百姓的消费能力,拉动内需,是重要的途径。我们还推进“森林重庆”建设,每年投入一百二十多亿,种了很多香樟、银杏、桂花等大树、好树,这不仅让市民多吸氧,投资环境也有了质的改善。随着渝新欧铁路开通运行,我国又有了一条大运量、低成本的国际贸易大通道,西部也由对外开放的“三线”变为“一线”。国家还支持重庆设立了西部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 ——两江新区。由于几大发展要素日臻完备,重庆对内外客商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大,很多世界五百强企业纷纷到重庆投资兴业。2007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十亿美元,今年有望达到一百亿。重庆在“引进来”的同时还尝试“走出去”,去年对外投资了五十亿美元,今年力度不减。(本人观点:有一种观点简单化地将西部重庆与东部沿海对立起来,这种观点不可取。东部沿海地区最近的发展的确遇到一些困难,原因很多,例如原料价格、人力成本、环保要求等。重庆作为西部开发的高地,当然需要取长补短、吸取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东部的否定。有一个国内大型企业的老总说:我在东部沿海的工厂,工人大都来自西部,企业提供一日三餐,还提供集体住宿,但工人依然不开心。现在我在重庆建厂,工人大都是当地的,企业只提供午餐,不提供住宿,加上工资,企业的成本并没有提高,工人却很开心,管理方便多了。这个例子从企业来说,只要解决了物流成本,在东部设厂的很多问题,便减少了解决难度。而物流以及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正是西部地方政府需要解决的。从国家层面来说,每年春节的大迁徙,西部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由此也能得到缓解。对于东部沿海来说,也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谋求更高、更长远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共同富裕在全国范围内的体现。)
薄熙来说:深化改革,也要紧扣民生和共同富裕。重庆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在财政的支持下,发展5万家微型企业,解决40万人的就业问题,都是围绕民生。改革为了谁?改什么?怎么改?最终走到哪里去?我们的体会是,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而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只有紧紧围绕民生,让老百姓尝到甜头,共享发展的成果,改革开放才能体现出社会价值,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本人观点:改革为了谁?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改革。中国要发展,国家要强大,民众要富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再用过去的办法,必须改革,要用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办法。因此,说重庆反对改革、要搞倒退之类,都是无稽之谈。但是,改革为了谁?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邓小平曾经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改革绝不是为了“一部分人先富”,因为,邓小平同时还说:先富要带后富。也就是说,改革的最终目的要所有中国人共同富裕。当一小部分先富的人,他们的致富手段不那么光彩,当“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可能触及那些靠不光彩手段而“先富”者的利益时,他们利用强大的舆论,歪曲重庆的做法,才是很多反对意见的本质。而更多的人只是缺乏独立思考,跟着某些舆论偏听偏信,他们甚至不愿到重庆去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所以,“怎么改?最终走到哪里去?”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用我自己的话说:要不要改革不是问题,如何改革才是问题。)
薄熙来说: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动力,民生和共同富裕也是动力。大家常讲,共同富裕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全正确!我看还可以加一句——它是贯穿于发展全程的动力,是最长远、最持久的动力,而且是发展和民生双赢的选择。只有走共同富裕之路,才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才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和社会的合理性。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广大群众只能在旁边看,而不能共享经济成果,他们会做何感想?怎么会有发展的积极性?!如果拉大了贫富差距,整个社会的消费又怎能上得去?最终就会导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失衡,发展难以持续。(本人观点:共同富裕是持久的动力,怎么理解这句话?一,中国人口众多,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是政府出于责任心的动力;二,每一个中国人都想富裕,这是民众的巨大活力。三,富裕的标准是相对的,除了国内,还有与国外的差距。因而,全体中国人民要成为全世界最自豪的人民,将是一个不能停止的奋斗;四,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可以强制性地很快达到。但达到的那一天,便是失去动力的那一天;五,贫富差距太大,成为一种变相的社会等级,使大多数人失去希望,动力也将失去。)薄熙来说,改善民生、促进共富,还能大大降低维稳成本。其实,维稳是治标,民生搞好了是治本。老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这些年,重庆努力落实“民生十条”、 “共富十二条”,群众生活好了,社会自然就稳定了。老百姓真心实意的拥护党和政府,齐心协力谋发展,何事不成!所以要把有限的物力和财力,投入到改善百姓生活上。共同富裕紧扣民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仅是发展的目的,也是过程,还是动力,对培育市场和维护稳定都起到重要作用,一定要摆在突出位置上。这些年,重庆坚持走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市委开了几次全会,提出了“五个重庆”,出台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是紧紧扣住民生,努力推动共同富裕。(本人观点:每个社会都会有矛盾,这很正常。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矛盾尖锐化,这才产生维护稳定的需求。但是,维护稳定有不同的方式。用高压手段压制矛盾是治标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那么,治本的办法是什么呢?只要看清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就会有答案。几乎所有社会矛盾的焦点都是利益的冲突,因此,解决民生问题,就是给老百姓以现实的利益。这是一笔很好算的账:维稳要花人力、物力,还难以收拾人心,关键在于利益分配不公平;如果把维稳的人力、物力用于改善民生,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矛盾便化解了,维稳也就不再那么需要了。当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谁也不愿社会动荡,这就是“通情达理”的含义。因为社会动荡、冲突激烈对于民众自身的安居乐业也没好处。只有当民众无法安居乐业的时候,他们才会群情激奋。所以,改善民生就是最大的维稳。)
薄熙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共同富裕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正是因为努力践行这个宗旨,我们党才得到人民的拥护,并由小到大,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现在要巩固执政地位,也一定要坚持这个宗旨,如果丢了这个宗旨,后果不堪设想。在一些人眼里,学西方才是“往前走”,继承和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就是“左”,就是走“回头路”,纯属奇谈怪论。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博采众家之长,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正确的、必要的;包括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好东西,我们也要虚心学习。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华民族有自身的追求,十几亿人要走出、也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和大众满意之路。我们是优秀的民族,有着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创造力。今天应该为人类创造些什么呢?我看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就是共同富裕,宗旨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本人观点: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是有目共睹的,所谓 “得民心者得天下”正确反映了共产党当年与民众的鱼水关系。“民心”就是民众利益的体现,这是共产党得到人民拥护的重要法宝。当今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得到民众的拥护,仍然需要坚持这一原则。即:让民众得到实在的利益。民生就是民众的利益,民心向背取决于谁能保障民众利益。所谓“后果不堪设想”说的就是失去民心。学西方是否等于“向前走”,其实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99%的人反对1%的金融资本家,已经清晰地说明,答案未必是肯定的。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否等于走“回头路”,其实不在于是左还是右,左右的标准本来就是模糊、相对的,只要对保障民众的利益有利,不管左右,都是我们需要的。因此,学习西方有益的东西也有必要,坚持自己正确的东西也天经地义。所谓“有益”或“正确”,标准只有一条:对最广大的民众有利,实现共同富裕。)
薄熙来说,当今世界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追求。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反复强调共同富裕,要求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还严肃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最近,他的胞弟、百岁老人邓垦,也为我们写了两幅字:“自强不息”,“两手都要硬”,对重庆是很大的鼓励。(本人观点:与共同富裕紧密相伴的就是公平正义。但是,公平正义绝对不等于平均主义,奖勤罚懒,天道酬勤,这是活力和竞争力的保障。在这个问题上,公平正义的含义是:要让诚实劳动得到应有的回报;要让投机取巧、贪赃枉法受到应有的惩处。同时,公平正义还包括,要让能力较差的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照顾。黄纪苏先生在他的剧作《走在大路上》中有一段话,可以用在这里: “我们是姐妹兄弟,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是一个血缘,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我们是苦海中的一条船。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能力多差,模样多惨,我们一起死,我们一起生,我们一起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公平正义是一个简单原则,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要真是地兑现却并不那么简单。如果缺了它,任何富裕都会黯然失色;如果缺了它,任何富裕都难以持久。)
薄熙来说,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重要的一条。能不能做到,不仅事关社会主义道路,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刚才有同志提出,我们是否能拥有一些“国际话题”,我认为,共同富裕这条路走通了,就是最大的国际话题。欧美各国在两极分化中度日,而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正像毛主席当年所说,“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往前走,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让十几亿人民都受益,都满意,那我们就成功了,而且这不仅是共产党的成功,也是中华民族的成功,是我们对人类的贡献!这将最直接地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只是理论,更不是空想,而是有效的社会实践,能使中华民族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伟大群体,由穷致富,由弱到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会使亚非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之一振,受到极大的鼓舞。(本人观点:贫富差距是当今世界性的大问题,它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也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对于任何国家或制度,能否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都关系到它的持久性,甚至是一个文明的生存能力。中国的确有不少问题,但是以西方为主的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能给出满意的答卷。放眼世界,只有正在进行伟大复兴的中国最有可能将这个问题解决好。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富裕道路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难以复制的;从现实中看,西方国家的富裕方式已经明显地难以持久。因此,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都难以成为世界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后发展国家的简单模仿。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真正探索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将不仅是中国自己的成功,也将成为其他后发展国家可借鉴、可模仿、可复制的参照,这将是中国对全人类的再一次巨大贡献。我过去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中国没有榜样》,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能够成为中国的现成榜样,中国只有靠自己的探索,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才能为全世界提供一个榜样。但是,我在那本书里,只能是一个文人提出自己的一个主张,而当今重庆已经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做。这的确让我感到欣喜。)
重庆地处西部,还带着18个贫困县,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大、能量小。我们只是希望多做一些尝试,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化,把“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如果重庆能把这条路走通、走好,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进行了具体而实在的探索,对西部兄弟省区也是一个借鉴。(本人观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对人类再次做出巨大贡献,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和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和理想,还必须从身边、手边的一点一滴做起,从每一件与民众利益切实相关的小事做起。理想与现实必须有光滑的衔接,理论与实践应该有双向的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就是从我做起,由点到面,由小到大。行者常至,为者常成。虽然不是每一个出发的人都能到达目的地,但是,如果不抬起脚走路,永远不可能到的目的地;虽然不是每一个做事情的人都能成功,但是,如果不做,永远不会成功。)
薄熙来说:对重庆的“唱红打黑”,社会上有些议论,主要是对情况不了解。重庆的“打黑”决不是刻意而为,而是不得不做。当时,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命案还有不少未破,设想,一个人被害,会引发多少人的痛苦?!我们常讲民主,而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要靠国家权力来保护和实现。我们为政一方,如果打不掉黑恶势力,那政府的公信力何在?又如何维护人民民主和社会正义?所以要痛下决心“打黑”,以消除这些家庭积压多年的心头之怨。我们在“打黑”过程中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在“打黑”的范围上,既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在定性上,既不压低,也绝不拔高;不枉不纵,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本人观点:打黑是必须的,黑社会既是危害群众的祸源,也是腐败的滋生点之一。但是,中国各地的打黑,有一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黑社会的产生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能搞清这个原因,我们是否就可以从源头上治理黑社会?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没有现成的答案。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黑社会也很严重。美国对此的解释是,黑社会是外来的,是少数族裔从他们的母国通过移民带到美国的。这种说法包含一个潜台词:美国的制度是一个完美的制度,不会产生黑社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古代有“橘生于南则为橘,橘生于北则为枳”的典故。我们应该问一下:为何同样的橘子,换了地方就变种了?美国所谓黑社会是外来的说法,其实不能解释为何移民在本国的时候没有成为黑社会,到了美国却成了黑社会。事实上,黑社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在中国看得尤其清楚。有点年纪的中国人都能记得,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彻底清除了黑社会。那么,黑社会为何与资本主义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认为,通过重庆打黑的实例,认真研究和解析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全中国黑社会的治理都将有积极意义,对于世界也同样有益。本人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希望不久能拿出一份成果,供大家检验。)
薄熙来说:“打黑”的过程与反腐相结合,挖出了文强、陈洪刚等一批腐败分子。文强一个人就占了20多套房子,陈洪刚有30多套,老百姓能没意见吗?不坚决 “反腐”,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事业就会前功尽弃。“打黑”和“反腐”是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欧美国家也概莫能外。众所周知,新加坡反腐很坚决,官员收一点不义之财,就会受到惩处。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就能容忍腐败分子?如果对黑恶势力和腐败分子也要“厚德载物”、“宽宏大量”,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辛辛苦苦养着我们干什么?党中央在这方面历来态度鲜明:一个“黑”,一个“腐”,必须坚决打击,绝不留情。(本人观点:腐败的原因有很多,黑社会与官员的勾结,是腐败的原因之一。这个腐败源头在当今中国存在,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从这个角度说,打击黑社会也是消除腐败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清理腐败官员的途径之一。国内有些舆论面对重庆的严厉打黑有种种怪论,之所以称其为“怪论”,是因为与他们平时的言论有很大的反差。在没有打黑的时候,这些言论总是说中国有多黑,中国有多腐败,仿佛全中国只有他们嫉恶如仇。然而真等到重庆严厉打黑的时候,他们又怪腔怪调地说这是“黑打”,要求“程序正义”,仿佛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重庆的打黑就是一个非法的行为。他们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不得不使人怀疑,他们原先批评指责黑腐现象并非想真正改变。一旦正义的力量触及黑腐,他们便如丧考妣般难受,因为他们自己很可能与黑腐有着种种联系,此前的批黑揭腐,不过是贼喊捉贼的把戏。当中国正义的力量开始真正有效地打击黑腐,并因此重塑政府的形象,令中国走上康庄大道时,他们发现这个结局与他们的政治主张严重不符,便找出种种理由,鸡蛋里挑骨头地对待认真打黑的人,全然不顾广大民众对于打黑反腐的衷心拥护。因此,打黑反腐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
薄熙来说,重庆的“唱红”,包括“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我们既唱革命歌曲,也注重学习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经典。现在不少重庆中小学生,已能把《滕王阁序》、《岳阳楼记》等经典名篇,大段大段背下来。革命歌曲就是要高唱,其中不少是千锤百炼的文化精品,可以传世。其实,欧美也有“唱读讲传”,也在传播他们的价值观。最近一个美国人写来一封信,里边有一张圣诞卡,卡的背面就是《圣经》的内容,在传他们的“箴言”。我们党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华民族有优秀灿烂的文化,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继承和发扬呢?(本人观点:很多人说起重庆近年来的政绩,对于打黑一般还比较容易认可,但对于唱红则表示不太能接受。我认为这其中也有某些媒体舆论故意误导甚至妖魔化的因素。人们接受打黑反腐,因为黑腐是社会毒瘤。但是,如何能从源头上治理,如何才能防范于未然?而不只是在产生之后采取打击?人们常常会说:要靠制度。这固然不错。其实,就我几次到重庆实地体验的经历,我认为,重庆在制度建设上的确也很重视。然而,建立健全制度并不是唯一的。如果人的内心始终存在邪念、贪念,如果都把自私自利当成天经地义的最高原则,即便有繁复的制度,也难起到事先防范的作用。因而,道德建设、精神力量同样要发挥作用,它与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是我们对“唱红”应有的态度。我们需要积极、正面的力量来影响我们的日常言行,以有效地减少黑腐的发生。同时,“唱红”的思想来源也并不局限于狭义的“红”。古今中外,凡是有利于人们精神健康的内容,都是我们可以吸取的。而在大量的文化资源中,中国自身的优秀文化,包括近代的“红色文化”和古代的精华,都可以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
薄熙来说,我们不仅要探索经济发展的路子,也要探索文化发展的路子。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不主张文化的单一性,要在多元的文化中,汲取更多的人类知识营养,包括欧美的哲学和文学,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的著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我们共享的文化精华。但这不是听其自然,“泥沙俱下”,什么都无所谓。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这是不可缺的主心骨和精气神。(本人观点:文化价值观的树立与文化自信有密切关系。国外文化有它的价值意义,但这绝不等于中国的文化一无是处。近年来,否定中国文化的思潮甚嚣尘上,中国人、中国文化常常被描绘成落后愚昧,从根子上就是坏的。这种思潮的危害极大,它会彻底破坏每一个中国人的自信。我们强调中国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夜郎自大,而是中国文化的确有它难以比拟的优越之处,否则,中国不可能在历史上长期领先世界。当其他民族国家拼命在自己的历史中寻找一点点值得保留的价值时,中国人却在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对自己的历史价值毫无珍惜,实在是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中国人过去不比别人差,今天不比别人差,未来也不比别人差,这是事实,也是我们正视自己缺点的起码前提。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并不是说我从来都比别人差,更不是说我根本上就不如别人,而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是一种平等前提下的取长补短。中国人决不能妄自菲薄,当文化自信消失,我们连改正缺点的勇气都将消失。)
薄熙来说,这些年,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以赴推动共同富裕。市政府很能干,不仅努力推进改革开放,还紧扣民生,舍得投入,“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都在一件一件落实。市人大、市政协也积极参与,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800委员助推区县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组织部门开展“三进三同”、实行“三项制度”;宣传部门搞“唱读讲传”;市纪委开展“三项治理”;大家各显神通,都抓到了点子上。全市人民肯吃苦、能干事,齐心协力,热情参与,重庆共富之路越走越宽。(本人观点:推动共同富裕就是要把广大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它不光需要理念、需要政策、需要投入,还需要具体落实的队伍。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各级干部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做到的,要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恰如宋代名臣范仲淹所言:先忧后乐。请注意,范仲淹说的是“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话的意思并不要求官员都做苦行僧,不要求官员消除人之常情的“乐”,而是不要在享乐方面争当先锋。这个“后”既是时间,也是程度。时间是说,民众的“乐”应该先解决;程度是说,民众有各种“乐”的极致,官员不要去过极致的瘾。如何才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走出办公室,到基层去,与民众保持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意愿,与民众心贴心,形成融洽的鱼水之情才是正道。只有这样,才能制定、贯彻和落实或者修正每一项民生政策,积极主动地为民众造福,才能得民心。)
薄熙来说,重庆这些年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做了一些探索,不少举措都是市委、市政府认真调研、反复思考做出的决定,都是为了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现在有一种“官场文化”,“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但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真理,为老百姓办事就要全心全意,必须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如果当干部的都回避矛盾,遇事不说话,或者只说半句话,就很难造福一方。我们既会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又不会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说三道四。(本人观点:各级干部是明哲保身还是敢做敢为,一方面需要干部树立正确的为官理念,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效的干部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然而,不论是为官理念还是人事制度,“为人民服务”必不可少。只要抓住了这一条,闲言碎语、冷言冷语都是浮云。有句歌词唱得好:老百姓心中有杆秤。民众的评价才是真正的答卷。)
薄熙来说,中央最近召开了扶贫大会,锦涛总书记、家宝总理都做了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落实好。缩差共富是一篇大文章,我们一线的同志要努力探索和实践;要把路子找准,把其中的经验提炼出来,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本人观点:自从重庆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我就指出它的一个重要特点:重庆提出的是“缩小差别”,而不是“消灭差别”,两者有很大区别。一些人对重庆的误会可能也源于对这个区别的模糊理解。“消灭差别”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平均主义,有劫富济贫的含义,但那将使社会失去必要的动力。“缩小差别”使得社会保持健康的竞争力,与贫富差距悬殊相比,前者人人都有动力,人人都有希望;后者使人们失去希望,要么灰心丧气,要么充满怨气。当然,如何才能有效地缩小差别,如何使共同富裕保持健康的活力,在现代条件下,在各地不同的现实条件下,未必有统一的模式,的确需要在共同理念的指导下,寻求切合实际的具体措施。希望重庆的实践早日取得民众满意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