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高铁站地铁4号线:阴阳五行思想的萌生

人们通常都说中国型的文化乃是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中庸思想为内容、以伦理道德为特色的文化。从历史角度看，这其中的骨架即阴阳五行的构成，应该说更为久远。下面我们对阴阳思想和五行思想分别加以讨论。
　　①关于阴阳思想　　阴阳二字，起源甚早。甲骨文已见阳字；金文又有阴阳连用。如《■伯子　　》铭曰：“■伯子■父，作其征　　。其阴其阳，以征以行。”这时的“阴阳”都还保持着造字时的朴素意义，即“阳”为日光洒射，“阴”为日光洒射的否定。我们知道，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人们通过仰观俯察，接触到天地、日月、昼夜、阴晴、寒暑、水火、男女等等自然矛盾现象。随着经济分工、上下等级的出现，更面临着君臣、主权、贵贱、贫富、治乱、兴衰等等社会矛盾现象。当时人们从农业实践中，认识到向阳者丰收、背阴者减产，总结出“相其阴阳”的生产经验。从管理国家事务的活动中，认识到矛盾的缓和与激化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安危。商、周之际的《易经》以广泛的矛盾现象和实际经验为认识源泉，以吉凶祸福的矛盾转化为研究对象，从事物的普遍矛盾中概括出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为阴阳范畴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先行资料。
　　当然，“阴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其完整的提出应该说是周代的事情。人们从矛盾现象的观察中逐步把矛盾概念上升为阴阳范畴，并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直到《老子》一书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任何物体中都存在着阴与阳的矛盾；又说“冲气以为和”，认为互相矛盾的阴阳二气又处在一种统一状态中。正因为老子这样深刻地以哲学角度使用“阴阳”概念，而老子出身于南方，南方早年的占卜主要是“枚卜”，所以有的现代学者认为，以枚卜为先导的南方早年文化（特别是楚文化）的历史积累，是商、周时期“阴阳”概念提出的根源。
　　“枚卜”就是用树枝、竹枝、草枝等进行占卜。《史记》上说：“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比如楚人的决疑方法，就是用的草木，表现为枚卜。《左传》中载：“秋七月，（楚惠）王与叶公（子高）枚卜子良以为令尹。沈尹朱曰：吉，过于其志。”尽管这是后来的材料，但是它表明了楚人传统的占卜方式。其枚卜就是用二枚“一俯一仰”为吉兆，这也就是“一阴一阳”的观念表达。庞朴先生曾说：“枚卜流行楚地，以一俯一仰为圣筊，使人很自然联想到楚人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联想到阴阳思想和它的最先倡导者道家。”①
　　①　　参见《阴阳五行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 年第 3 期。
　　②关于五行思想　　五行见于文字较晚，它的起源与人们对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自然崇拜有关。它与八卦相比，去“天”加“金”，着重于对地上物质构成的分析，其形成当比八卦为晚，可能脱胎于手工业比较发达和铜器制造业兴起的时代，它是农业和手工业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考古工作者虽在较早的年代发现了铜制品，但数量极少，只有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才发掘出较多的青铜器及铸铜作坊遗址，说明只是到了夏、商之后，铜才在生产和生活中渐居重要地位。这与五行的产生有重要关系。农业生产从治水开荒，到耕作收获，都离不开水火木金土五者，所以《国语》说：“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五行中以水为先，可能跟大禹治水有关，通过治水，人们对水的性质和作用，及其与土（农田）、木（作物）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的了解。《尚书?洪范》在追溯历史经验时说：“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天乃锡禹洪范九九畴，彝伦攸叙”。这段话分析了鲧与禹治水一败一成的原因，在于能否按照五行的规律办事。《尚书?甘誓》说夏君伐有扈氏时，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夏人认为五行体现宇宙的秩序，“威侮五行”是一大罪状。尽管这里带有后人传说的意思，但它起码说明五行很早就被古所重视。手工业生产，包括制陶、冶铜、纺织、器械等，主要原料加工具皆由土、金、木三者构成，制作过程离不开使用水与火，用这五者便可造出形形色色的器具。起初人们可能只把它们当成五种重要的材料，“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左传》）。《国语》中追忆往事时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都是就制作器物而言的。后来人们把农业上和手工业上得来的认识结合起来，推广去观察整个自然界，认为五物是构生万物的五种最基本的成分，又用这五种物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五行的“行”字古文作■，象街衢道路，有通路的意义，说明这五种物质元素普遍存在于各种物体之中。
　　关于五行思想的渊源，我们还想介绍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五行思想来源于农业生产中对风雨、物候的观察。如根据“五方”（东南西北中）“受年”的卜辞判定五行思想“滥觞”于殷代的五方观念；根据“四方风雨”的卜辞判定五行思想与四方观念有关；根据对“四方”说的考察和分析，认为“东析木，南粦火，西水彘，北金天，隐然以木、火、水、金四正配合了东南西北四方，加上社■的主神后土，便成‘五行之官’了”（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这种看法把五行思想与观察风雨方向、贞问年成好坏的农业生产实践和宗教政治活动联系起来，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五行思想的产生恐怕不是仅仅由于“五方”或“四方”这些方位观念的诱发，它的更为深广的源泉应该是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界所进行的认识活动；通过这种认识活动，从“百物”中抓住“五材”（与生产、生活最有关系的水、火、木、金、土）的特征，从此概括出“五行”观念。因此，从五行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长期过程来看，“五方”或“四方”观念只是以后人们根据新的观察所得的认识对原始五行思想所作的一些新的补充，不可能是五行思想产生的最初来源。
　　另一种认为五行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农业国家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我们祖先长期生活在中原黄土高原，属于北温带地区。由于看到的四季变化景象是：春多东风，草木复苏，万象更新；夏多南风，烈日炎炎，昼长夜短；秋多西风，草木凋零，天高气爽；冬多北风，昼短夜长，天寒地冻。所以五行思想就把这些自然现象概括为四时（春夏秋冬）、五材（木火金水土）、五方（东南西北中）、五色（青、赤、白、黑、黄）（庞朴：《五行思想三题》）。这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年复一年、循环不已的重复出现，不仅决定了五行思想所反映的固定不变的客观内容，而且也决定了五行思想所特有的那种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的内在矛盾。所以用地理环境解释五行思想，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既然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在季节、方位、颜色等方面配搭得如此匀称规整，乃至形成了一套模式，显系对自然现象进行长期观察和不断加工的结果，五行思想失去了它所具有的原始性、朴素性的思想特征；特别是，为什么季节、方位、颜色等等都是为了“五行”出台而安排日程、提供场所和装束呢？为什么千差万别的自然现象都分别带上了水、火、木、金、土所具有的特征呢？这些问题，仅用地理环境是很难得到理想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