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至北京动车时刻表:白银资本的书评: 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新力作

        《白银资本》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白银资本》重构了1400 —1800 年的世界体系。

        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沃勒斯坦认为,自16世纪起,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国家不再是一个自足的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单位已经由国家演变为世界,即任何一个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简称“世界体系”) 的国家都要受到它的整体规律的制约,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是世界体系整体规律运行的结果。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一开始并不包含整个世界,而是以欧洲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的,直到19 世纪末达到极限,扩展到全球。在世界体系中,中心通过体系内的劳动分工和不平等交换剥削边缘,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二者可以相互置换。关于该理论是非的评价姑且不论,仅就世界体系形成和存在的时空而论,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一是J1 阿布2卢格霍特,她通过对前现代的世界贸易的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帝国,世界体系于1250年左右已在欧洲之外存在。另一是弗兰克,他认为在过去5000 年间,亚欧非三洲之间通过移民、贸易、联盟、战争和文化交流早已连在一起,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不是500 年,而是5000 年。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并没有使用新的资料和证据来挑战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而是通过对其他学者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分析来证明和丰富自己的观点。弗兰克认为,自远古时期就存在一个非洲- 亚欧范围的金银市场,新航路的开辟使美洲也被卷入这一贸易圈,全球市场因而形成,美洲提供的白银扩大了全球市场的规模,起了润滑剂的作用。由于供求关系决定货币的价格和金属货币的流向,因而通过对白银流动的分析可以了解全球市场的范围和生产状况。弗兰克所总结的白银的流向大体是这样:美洲所产的白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运往欧洲,另一部分留在美洲。欧洲用这些白银与东方贸易,其中一部分由东印度公司直接运到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另一部分运往波罗的海地区和利凡特,这两个地区留下一部分后,将其余的运往东方。在亚洲和欧洲中间的所有地区,向西的贸易都是顺差,向东都是逆差,只有中国对所有地区的贸易都是顺差。留在美洲的白银经过太平洋直接运往亚洲,最后流入中国。弗兰克还提供了一张白银的生产、出口和接收数目的具体表格。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这一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也曾注意到,但他们认为,白银流入欧洲是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而流入亚洲是为了贵族装饰需要或东方人有收藏金银的习惯(这也是二人不将东方列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原因) 。弗兰克批评了这种说法,他认为,决定因素不是习惯,而是生产力水平。

        因此,弗兰克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与欧洲不是没有多大联系的、相比较而言发展水平更高的所谓“中心”,而是同一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美洲只是边缘的边缘,或者说,三者之间是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关系。1400 —1800 年的世界体系不是沃勒斯坦的以西欧为中心、仅包括欧洲局部地区和拉丁美洲的世界体系,而是包含全球的世界体系,“欧洲是加入世界体系,而非兼并形成世界体系”。（注1）

        此前,世界体系学派的另一学者斯特因通过对全球贸易的考察,认为1400 —1800 年的世界体系应包括整个世界,但他仍将世界的中心放在欧洲,因而在理论解释上面临这样一种尴尬:亚洲和美洲同样是边缘,但欧洲只能主导后者,却不能控制前者。弗兰克的亚洲中心世界体系解决了这一问题。

        其次, 《白银资本》对走出欧洲中心史观又迈出一大步。

        20 世纪世界格局的转变,使人们对建立在探讨西方兴起的“例外论”基础上的“欧洲中心史观”(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本文将“西欧中心史观”和“西方中心史观”也称为“欧洲中心史观”) 由怀疑走向否定,建立全球性的历史观成为当今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使命。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注2） 20 世纪以来,尤其是战后以来,东西方学者对全球史观的研究作了重要的尝试,但遗憾的是“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注3）建立全球史观也是世界体系学派的目标所在,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只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逐步对外扩张,并不能用来解释整个世界的近代历史进程。

        弗兰克用一种新的全球史观(即全球世界体系观点) 来取代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史观。他在《白银资本》的导论中说,“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注4） 在弗兰克看来,欧洲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都缺少全球眼光,他们将1500 年作为世界历史的分期,由此衍生出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体系的信条,构成一道马其顿防线”。（注5） 他的目标就是突破这道马其顿防线,走出欧洲路灯的阴影。弗兰克通过对1400 —1800 年世界各地区人口、生产和收入的估算以及世界贸易的分析,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拥有比全球其他地区更大的生产力,世界工业的中心在亚洲,而不是欧洲。并得出两个推论: (1) 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之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和地理——简而言之——特殊论(例外论) ; (2) 近代早期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也不比其他地区更先进……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他同时还否定了日本学者池田禅洲认为存在多个经济世界和多个中心的说法,并引用布鲁克的一句话:“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注6） 弗兰克的目的不是否认历史的中心论,他用全球的眼光寻找真正的历史中心,在1400 —1800 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将历史中心给了中国,用中国中心论取代了基于欧洲一时领先优势的欧洲中心论。

        再次, 《白银资本》为解释欧洲崛起提供了新视角。

        在世界体系中,中心通过体系内的劳动分工和不平等交换剥削边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二者也是可以相互置换的。但是如何置换,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薄弱环节。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原因何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世界体系理论讨论的基本问题。世界体系学者一般都认为,世界体系存在一个周期性的脉搏,即一个包含上升(A)和下降(B) 两个阶段的循环周期,一般称之为康德拉捷夫周期,但对周期时间的长短的确定各不相同,康德拉捷夫周期是研究世界体系状态的重要手段。

        出于对世界体系存在时间理解的不同,对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运用也不同。沃勒斯坦等500 年论者用它来解释欧洲霸权的转移和殖民扩张及收缩,没有将欧洲的兴起与亚洲的衰落建立起承前启后的关系。持5000 年论的弗兰克认为,在一个包括全球的世界体系中,当作为中心的亚洲处于康德拉捷夫周期的下降阶段时,作为边缘的欧洲则利用亚洲政治经济衰落的时机而兴起。弗兰克认为,1450 年新周期的上升的A 阶段开始,亚洲此时开始它的经济扩张,A 阶段持续三个世纪之久,于1750 —1800 年达到顶点,随之转向下降的B阶段。由于欧洲是在康德拉捷夫周期进入B 阶段后才兴起的,弗兰克因此得出结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 （注7） 欧洲的兴起是世界体系内的节奏振动的结果。

        当康德拉捷夫周期转入B 阶段时,新的中心将从边缘崛起,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边缘地区都可以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欧洲的崛起必然有其特定的条件。欧洲的有利条件在于:通过地理大发现,欧洲获得了美洲的金银,“先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然后实行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拉动政策”,从而“爬上亚洲的肩膀”（注8）。对此,弗兰克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欧洲人先是买到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只是到了19 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一席之地”。（注9） 源源不断的美洲白银的供给使欧洲可以不间断地购买亚洲所生产的实用商品,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减轻了欧洲的生态和资源压力,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对技术进步的投资,扩大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为工业革命做准备。而亚洲则逐渐陷入“高度平衡的陷阱”,即“高密度的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源造成劳动的廉价,因而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不合理,也不经济”。（注10） 工业革命的进行,确立了西欧的中心位置。

        正是由于世界体系的周期性运动和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带来的有利因素,使欧洲得以胜出。

        尽管《白银资本》以横扫西方一切传统理论之势而展现其新颖的观点和独特的视野,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弗兰克将1500 年左右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关系绝对化,从而将西方的所有社会理论都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W1 格林在几年前批评弗兰克道:“没有必要将欧洲中心主义与选择1492 年作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联系起来。”（注11）地理大发现并不意味着欧洲马上超越东方,而是指西方开始崛起,新的生产方式开始产生,人们逐渐形成全球的观念。历史分期有可能成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但二者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其次,弗兰克以5000 年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否定资本主义是有失偏颇的,甚至是荒唐的。弗兰克将世界体系上溯到公元前3000 年,这就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将资本主义的产生时间上溯,要么将否定资本主义的存在。前者显然是不可能的,弗兰克只有选择后者。退一步而言,即使我们承认没有得到证实的早期的世界体系,但公元前3000 年的世界体系与16 世纪之后的世界体系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再次,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存在严重缺陷。任何对中国经济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弗兰克仅用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繁荣来论证中国是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阿布2卢格霍特指出,弗兰克“尽管许诺避免主要依赖西方资料来源,但他仍局限于未能充分地使用非西方原始资料”。（注12）其中原因可能在于语言障碍,不懂东方语言使他不能阅读原始资料,只好利用不完全的二手资料。如果弗兰克能对中国经济史作更深入研究的话,他的观点可能更具有说服力,但也可能被改变。第四,对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使用是不慎重的。康德拉捷夫长波周期为50 年,现在弗兰克轻率地将其上升阶段延长为3个世纪,并没有探究其内在逻辑关系。并且弗兰克在用长波分析5000 年世界体系时,各个波长的差距太大,有时达500 年,有时只有200 —300 年;即使同一长波的A 段和B 段长度也不同,因而其长波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总之, 《白银资本》要全盘否定西方有关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还为时尚早,它的创新往往就包含着严重的缺陷。就理论而言,严密性不够,还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社会理论来补充;在实证上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东方的经济史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白银资本》成为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

注释：

注1：弗兰克,2000 ,第182 页。
注2：巴勒克拉夫,1987 ,第242 和248 页。
注3：同②,第248 页。
注4：同①,第25 页。
注5：同①,第82 页。
注6：同①,第168 页。
注7：弗兰克,2000 ,第356 页。
注8：同①,第432 页。
注9：同①,第373 页。
注10：同①,第373 页。
注11：Green ,W. ,1995 ,No. 2.
注12：Abulughod ,J . ,2000 ,No. 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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