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到枣阳火车时刻表:位高权重却生活俭朴的陈布雷

　　陈布雷从1936年初侍从室进行第一次改组，到1945年侍从室结束，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屁股没有挪动一步，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忠心代蒋介石把守着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的核心机构。

　　最怕朋友找他办事

　　陈布雷位高权重，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甚至请他帮忙开后门的亦不在少数，而陈最感心烦的就是这一类人情世故。陈在日记中写道：“缮发私函六七函，均为答复请托等事。迩来易感心烦，而此等函件络绎而来，欲一一应付势有不可能，若峻拒太甚又觉不近人情，唯有随到随复，以直言告之。而身畔又无一私人书记，遂多日久搁置者，此亦足使心理不快之一主因也。”

　　曾有人评价：“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很温和的，真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任何人，见了布雷先生，他老是那样谦恭，那样客气。不过他接近群众的机会很少。”陈对自己的这一性格做过一番解释：“有的人写我孤僻，骂我骄傲，其实这都是冤枉。以我的身体，以我的性格，以我今天的地位和工作，不适宜于会客，不适宜于讲话，不适宜于社会。甚至于有时候纪念周我也不到。每到一回会必是满载而归，遇着了朋友，他们都是以请求委座有事托我，我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所以与会回来之后，一定要把一件一件事替朋友办妥，让其放心。”

　　战前，陈布雷在南京工作，则把家安在上海；战时，陈布雷在重庆工作，则把家安在北碚，与王允默及子女常分居两地。在陈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一方面也是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居住方面，陈只求简朴、安静，反对张扬、奢侈，他在重庆美专街的一幢两层楼房，既作办公室，又兼卧室，并有一部分房间由侍二处的职员占用。这里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神经中枢之一，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思想加工厂，仅陈布雷一个人在战时“生产”的各种文章，就不下1000余篇。据有心人统计，蒋在抗战期间共发表各种文章657篇，其中大部分为陈布雷在美专街“生产”的。以如此简陋的“生产”设施，制造出了如此重要的“产品”，这在国民党内，无人可以超越，也无人可以替代。

　　陈长期为蒋炮制文字，绞尽脑汁，心事重重，精神压力太大；加之长年服用安眠药，脸呈灰黑色，把身体弄得很坏。陈布雷一次去云南，有吸毒人“慧眼识俊杰”，竟与陈接头打听“吃黑米”的事。弄得陈大为灰心，一度对自己失去信心。陈的日常生活异常简单。重庆时期，许多好友都劝陈要注意增加营养，陈总是说：“以我今天的生活，营养已经很够”。事实上，每餐也就是四菜一汤而已。这样一个标准，当然也不能算差。但是，以他的身体、地位及责任，以当时国民党权势阶层的生活水准而言，这样的伙食，自然也不能算好。陈生于浙东，喜吃海鲜之类。然而到了重庆，远在大后方，自然不再有此口福。尽管这样，陈已心满意足。一次，杨玉清劝他要注意营养，陈解释说：“如果是在英国的话，已经超过了一个人应该享受的定量。我现在每日除了正餐以外，还有委座和夫人所赠的一瓶牛奶，还可以吃牛油，还可以有几片面包。”

　　生活节俭，从不收礼

　　战后，国民党大小官僚无不大发接收财，有权有势的几乎一夜间顿成巨富，从此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唯官邸派在这方面尚能自律，丑闻不多。至于陈布雷，依然是一贫如洗。南京市《救国日报》记者到湖南路508号陈公馆采访，没有见到陈布雷本人，却对门卫大发了一通议论：“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两家，一家是陶部长（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公馆，一家就是你们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联想到陶希圣曾经当过汉奸，或许在陶部长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而颇有些讳“光”，也讳“亮”，不大敢在生活上过于放纵自己；如此看来，在这位记者跑过的码头中，真正可怜的“码头”，就只剩下一家陈公馆了。

　　据陈的身边人回忆：陈生活俭朴确是事实。根据陈的意见，管总务的金省吾秘书对生活费控制很严。大菜师傅每天上街买菜，总是买些青菜、萝卜之类。重庆时期，像四川特产如灯影牛肉；南京时期，像南京特产如板鸭之类，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即便是中秋节，也不肯买1只鸡，或1只鸭，或1只蹄膀进门，只和平常一样，猪肉不超过2斤。陈最为享受的一个大菜，就是大葱烧鲫鱼。据说，一次大菜师傅买了一只约2斤重的甲鱼，劈成4块烧好，陈吃了，认为太浪费，违背了标准，就通知金秘书辞退了大菜师傅。这件事对公馆上下刺激很大，从此，谁都不敢乱来了。

　　据工作人员回忆：陈从不收礼，上门送礼的也不多。南京时期，舟山一位官员曾送来一大包目鱼干，硬要放在收发室。收发室不收，那人摸出一张卡片，放下就走了。收发何仲明只好在登记本上写上那人的姓名，然后将目鱼干送到厨房，由厨房、门卫等一干人吃掉了，陈一点不知道。一次中秋节，上海一位国大代表送来5盒月饼，收发何仲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如法炮制，替陈布雷“代劳”了。据陈公馆警卫胡宏猷回忆：“我们在陈公馆总算捞到这两次‘外快’。”陈最忌讳涉足赌场、烟花巷或酒馆等处；最反感的是有人上门送礼。不论看到什么人，若提着礼物上门，一概拒绝。但有两样东西，陈可以破例，一是高级香烟，一是进口安眠药，而且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所赠。据说，送得最多的是蒋夫人，一来她有这个能力，二来她有这个财力。大概在陈认为：这个秋风不打白不打。所以，大凡蒋夫人所送，陈都是来者不拒的。陈嗜烟如命，据说一天吸烟50支以上。这样大的烟瘾，这样大的需求量，自然使得他在这方面硬不起来，只好心甘情愿地接受“腐蚀”。

　　陈布雷有一辆轿车，但平时很少乘坐。杨玉清曾劝他抽空看看戏，调剂一下精神生活，陈解释说：“到娱乐场去，不是不愿，却是不能。以我的身体，以我的体质，不能走路，更不能走较远的路。那么，到娱乐场去，一定非坐车子不可。以今天抗战，物力艰难，坐着车子去到娱乐场所，人家对我纵不加指责，我自己的良心，也有些不安的。”一次，国民党中央机关公布各位要人的汽车用油结果，陈公馆名列第一。陈布雷大发脾气，责问手下人，何至于此？表示要亲自控制用车，并提出把耗油多的旧车，换成耗油少的福特新轿车。

　　自己不捞钱，也反对手下人捞钱

　　陈布雷的薪水不算少，但由于子女多，开支大，生活常有拮据之感。但是，以他的地位和权势，要想找一条生财之道，机会是很多的，别的不说，随便向哪个部门暗示一下，都会有人忙不迭地请他兼职。只要一兼职，马上增加一笔收入，名之曰车马费，这类现象在国民党内是堂而皇之的事情，就连蒋介石对陈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都看不过去了，曾主动劝他弄一份兼职，并表示要帮助联系。以蒋的骄情与冷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然陈一概婉拒，最后只同意接受了“中国文化服务社”董事长的兼职，原因是这一兼职没有车马费。

　　陈自己不捞钱，也反对手下人捞钱。实际上，以侍二处的任何一个幕僚，要想捞点外快，发点小财，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受陈的影响，谁都不敢乱来。即使有之，也是以很隐蔽的方式进行。倘以唐纵来说，身为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再兼军统局帮办，威权之大，不言而喻。然而，唐平时埋头苦干，严守秘密，既不愿外出拉关系，出风头，也不愿卷入贪污舞弊事件，故生活常有捉襟见肘之感。1943年底，唐纵在日记中写道：“私人经济，负债1万元。全年生活尚过得去，至年底生活更形困难。”唐的黄埔六期同学沈重宇任重庆长江实业银行董事长，为了让“老大哥”免受“孔方兄”的气，有意聘请唐为长江实业银行挂名董事，每月赠送一份“干薪”，唐总是不敢接受。沈深知唐是不愿直接挂出自己的大名，灵机一动，就以唐的儿子唐雪东为挂名董事。结果，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成了陪都金融界中人物。作为一种交换，沈重宇后来由唐纵一手推荐提携，进入侍从室，成为少将高参，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廷”人物。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还要如此战战兢兢的，这也就不容易了。陈布雷曾评价唐纵：“公正恬淡，不与人争权争势”。可见，在这一点上，陈布雷对唐纵亦有很深影响。   （杨者圣 文 吕丽妮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