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桥宾馆出售:帝王将相之道【作者： 孟昭庚】

孟夫子二三事
　　—— 代序        魏 良 弢        本文所说的“孟夫子”，并不是那位活动于战国时代、为后世统治者所崇奉的“亚圣”，而是一位还活得好好的、普普通通的学者，我的业师孟先生。七、八年前我同师弟、师妹——他的两位研究生一起沿河西走廊古长城去敦煌的考察途中，听他们在闲谈中亲切地这样称呼自己的导师。
　　莫出声我读大学时，孟夫子才三十刚出头，然而在我眼里已是一副“夫子”相，一板一眼，咬文嚼字地为我们讲授隋唐五代史，时不时地还吟哦一两首诗或词，少有那种“大跃进”年代应有的朝气蓬勃，更无时派们必具的激烈慷慨。老实讲，他的课并不太受深受时代精神感染的学生们的欢迎，好在他只有一个学期的课。然而这夫子又特认真，除去考试之外，还叫我们每人写一篇“像样”的读书札记，并出了许多题目，由学生任选。于是我挑了《武曌评论》。写好送上去，夫子给了一个“5分”，还加了两个“老生常谈”的批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开头也未引起人们注意，因为我当时也算年级里的好学生之一，得个“5分”也不为过。但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反右”之后又开始了“红专辩论”。我“专”，大概人们还是承认的；但不“红”，也是实有表现。不知是谁又把我的《武曌评论》拿来一看，开头的“题外琐语”就不对头了，竟敢戏谑革命史学前辈，并贬斥女皇帝武则天；然后，一“上纲上线”就成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了。这样，一场对我的“辩论”先在全年级的三个班，后在全系的各年级就展开了。“辩论”一词，那时有特定的政治含义，即对性质尚属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之大批判也。批过来，翻回去，一两个星期过去了。运动大概又深入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对我的“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因我而株连到孟夫子。事后听人讲，在教工中也对夫子进行了“辩论”——对一篇有严重政治错误的读书札记，怎么能判给“5分”。夫子跟我不同，绝对不予理会，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坐在那里看别人对自己的“辩论”。有一天，激烈的“辩论”正在进行，夫子突然“宣布”要小便，“辩论”只好暂停，让其方便。当时的大学还没有现在这般阔气，系办公室的小楼里没有抽水马桶，解手要到楼外的厕所。夫子走出小楼．人们一等也不回来，二等也不回来，是怎么回事，派工友去看看。工友到厕所一看，不好了，人不在，“跑了？！”他正想喊，一转身，看见靠南院墙的树荫下蹲着一个人，一动不动．正是他！赶紧跑过去，边喊：“孟老师！孟老师！”夫子向他摆摆手，轻轻地说：“莫出声！”工友哪里肯，把声响放得更大：“快回去，开会！”夫子长叹一声：“哎——！多好的一只蛐蛐，叫的多脆！叫你一吼，给吓跑了。实在可惜啊，可惜！”便站起来，跟着工友，慢悠悠地走进小楼。这位“政治”上尚欠成熟的工友，一走进会议室就当众把刚才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下子全倒了出来。整个会场先是怔定了，鸦雀无声；不知是哪一位先噗哧一声笑出来，立即引发出哄堂大笑，久久不息。然而夫子却挺直身子坐在那里，看别人大笑。
　　不忙，不忙我对孟夫子的课颇有兴味，所以也造访过一次。他住在学校附近的“金银街”——其实是一条破烂不堪的小巷子。在巷子的尽头有一个黑漆剥落的大门，走进去，是一个三面有平房的大杂院，住户都是学校的教工。夫子住着面南的两间，只记得这是不大的两间：外间是厨房、饭厅、洗手间兼走廊，里间摆了两张大木床和一张条桌，剩下的空间全被一家五口的大人小孩填满；我一走进去，就更拥挤不堪。桌上及靠近的床上排满了打开的书，吊在桌子上方的电灯发出淡黄的光，看来夫子正在用功。房子只有向院内的一面有一个窗户，而且很小，空气不流通；地是潮湿的，发出一股霉味。我很快请教好几个问题，便告辞出来，夫子笑欣欣地一直送出我大门。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初冬清凉的空气，仰望繁星闪烁的天空，感到一种茫然，难道真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吗？
　　经过“红专辩论”，我长了不少见识，怕再给老师带来麻烦，破坏他们宁静的生活，谁也不再接近。毕业后，我分配到边疆，更是音讯全无。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开始了科学的春天。武则天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再也不是神圣不可冒犯，《武曌评论》也作为我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公开发表。我收到样刊后立即将一册寄呈业师，以减轻自己多年来对夫子的负疚感。
　　时间又过了两三年，我到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途下车，拜谒夫子。系办公室的一位女老师听说我要找孟夫子，她非常友好地告诉我，夫子还住在原处，那地方现在很难找，要多问人。
　　学校和周围变化很大，那条破烂不堪的小巷已不存在，一座新建成的大楼矗立在那里。夫子的家就在这大楼的背后，大杂院的大门已拆掉，院里只剩下他一家，其他平房都变作临时仓库，堆着建筑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院里长满野草，有半人多高。地上聚积着流不出去的雨水，在水中放着几块砖头。我踩着砖头一步一步走近房门，嗅到从屋内溢出来的一股浓浓的蚊香味。夫子看见是我，十分高兴，连声叫我坐，坐！而我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换房子，摆出一副抱打不平的架式。夫子笑欣欣地说；“不忙，不忙。现在孩子都大了，也工作了，只是晚上回来睡睡觉，好对付。白天只有我们老俩口，比以前宽绰多了。”我又问，是不是学校不给分配房子？夫子忙说：“不是，不是。现在学校是盖了一些住宅楼，但困难户多，先让他们搬好。我在这里住了二三十年，也习惯了。所以没有参加点房，以后再说吧！”我还能再说什么？听说直到1983年，在夫子的住处也要建一座大楼，他奉命搬迁，才住进三室一套的新居。
　　真正的潇洒还是十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北京住院治病，我去看望他。当我问起孟夫子近况时，他说自己同孟夫子已共事二十余年，“他一贯认认真真备课教书，扎扎实实做学问，从未见他向组织上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这位学者说到这里停下来，凝望窗外一排白雪覆盖着的苍松，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能淡泊如此，才是真正的潇洒，真乃古之遗贤！”据说，孟夫子评上副教授、教授，都是系领导为之提出申报的。
　　是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仅此一点精神，吾师也足以称为“夫子”而无愧。这一点精神，也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将会迸发出更为灿烂夺目的火花，闪烁着真正的人文精神。
　　附记：这是我1994年为祝贺夫子70寿辰写的随笔，在10月30日《南大报》刊出；1995年2月8日《光明日报》在“学者风采”栏刊出。谨祝夫子读史随笔集出版。   第一篇 论帝王体统
　　六朝古都南京市的鸡鸣寺背后有一口枯井，俗名“胭脂井”，传说是南朝陈朝（557―589年）最后一个皇帝后主陈叔宝投井自杀的地方。（图1 古胭脂井）陈叔宝（553―604年）在位时荒淫无度，听信奸佞，政治腐败，国势不振。（图2 陈后主像）公元589年，北方的隋朝大军渡江，首都台城沦陷，陈叔宝仓惶逃窜，不知去向。隋军遍搜后宫，不见踪影，最后，在台城后面发现此井。军士对井大呼，渺无声息，军士大叫要投井下石，井中方有回应。军士用绳索将箩筐投下，向上拉时，总觉得沉重无比，及至拉上井栏，方知筐中共有三人，一个是陈叔宝本人，另两个是他的宝贝妃子孔贵嫔和张丽华。时至国破家亡，陈叔宝仍然念念不忘酒色享受。陈叔宝被作为俘虏带到北方，公元604年死在洛阳。为牢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告诫后世帝王，后人将此井保护起来，号曰“辱井”。据宋朝人的记载，井旁原有唐人立的石栏，上刻长文，历叙陈叔宝荒淫丧国的事迹，并书四个篆体大字“戒哉！戒哉！”
　　其实，中国史书的无数篇章都在告诫帝王“戒哉！戒哉！”但是后世的许多帝王偏不“戒哉！戒哉！”一再重蹈覆辙，这只能让后世的史家在史书上再添上一笔“戒哉！戒哉！”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我国古代哲人荀卿（荀子）有一段名言：“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穷途末路）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荀子?王霸篇》）帝王的权位是天下最强劲的把柄，古人称之为“神器”。荀子的这段话旨在告诫当权者，帝王如能善用这个“神器”，谨之慎之，有板有眼地治理国家，可以使国家富强，泽被四海，自身也安如磐石。如果帝王自认为神权天授，权威无上，毫无顾忌地滥用这个“神器”，不顾大局，随意折腾，最终将招致国家动乱，生灵涂炭，人们群起而攻之。加之祸起萧墙，终于大难临头，四面楚歌，在千人所指万人唾骂声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选择一个好死的去处也成妄想。更可悲的是牵连他们无辜的子孙，在被迫死亡前焚香祷告：“愿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此时，帝王这一称号成为他们去不掉摆不脱的沉重枷锁，要想摆脱枷锁成为平民（匹夫）已是万万不可能了。总之，在那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皇权有时是个好东西，它可以给人们带来安宁和福祉；有时可以是最坏的东西，它可以把国家搞得天昏地暗，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当然，也包括葬送他自己。
　　我国古代有许多政治家、史学家从历代帝王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中撰写出无数的帝王行为准则，其中不乏至理名言，今略举数条如下。
　　一、马上得之 马下治之公元前202年，经过八年战争，一时强大无比的秦王朝灭亡了，不可一世的项羽（前232―前202年）战败了。历经连年争战，刘邦（前256―前195年）终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汉王朝。（图3 刘邦像）天下初定，登上皇帝宝座的刘邦得意极了，以为自此可以安享富贵了。这时，偏偏有位儒生陆贾终日在他面前絮絮叨叨，卖弄渊博，张口经典，闭口《诗》、《书》。刘邦大不耐烦，骂道：“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老子是在马背上历经枪林弹雨争得天下的，要《诗》、《书》何用！（图4 《五经》书影）不料这位儒生偏不买帐，他反驳道：“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马背上是可以夺得天下，但不改变观念，能用马背上的一套来管理国家吗？陆贾于是引古证今，说明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刘邦面有惭色，令陆贾讲述秦亡汉兴及古今成败之理，写成《新语》一书。刘邦对陆贾大为赞赏，采纳了他的许多意见，展开他 “马下治国”的政策与措施。
　　在历史上，大凡旧王朝消亡，新王朝初建时，全国形势大为改观，而这时正是新王朝能否稳定局势的关键时刻。
　　历代新王朝如果不是经过宫廷政变篡弑而成，则多是经过连年征战统一而成。新王朝建立伊始，往往是新旧王朝交替时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生产凋敝，田野荒芜，人口伤亡流散，民众嗷嗷待哺。这就是新王朝面临的客观现实。
　　统一战争结束以后，往日那位征战的首领和他生死与共的铁哥儿们，如今将成为新王朝的帝王将相。长期以来，他们一起出生入死，艰苦备尝，如今大功告成，该是分享权利安享富贵的时候了。而昔日的头领，在战争年代，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对部下亲之信之，爱之护之，哥儿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如今他自己威风八面，高坐龙庭。昔日的哥儿们反而成为匍匐阶下、三跪九叩、山呼万岁的臣僚。甚至连原来的毛头小儿、黄脸老婆都成为亲王、皇后，往日的哥儿们对他们也照样得跪拜如仪，心理如何能平静下来！于是乎有些人居功自傲、桀骜不训便在所难免。新皇帝对此焉能不头痛生厌。同时，对新皇帝而言，吹喇叭、抬轿子的人纷至沓来，终日鞍前马后，左右转悠，甜言蜜语，歌颂吹捧，自己也不免飘飘欲仙，忘乎所以，甚至目空一切，把别人不放在眼下。加之生活安逸，享乐之意日增，进取之心日渐消磨。总之，新的统治集团的心态与以往大不相同了。这种心态绵延下去，新王朝的稳定就将成为空中楼阁。
　　新王朝成立，应立即成立国家机构，组织行政系统，创法立制，运转国家事务。但是，昔日争战的英雄，今日未必都是治国的良才。他们甚至仍然沉醉于战胜攻取叱咤风云的精神状态中，哪有治国安邦的心怀！而同时却有大批社会人员闻风而动，涌向新政权。这批人员中，不免鱼龙混杂。其中虽不乏治国英才，也难免有许多利欲熏心的投机分子，加之旧政权中的残渣余孽，他们都可能是新政权的腐蚀剂。总之，如何收拢组织真正的治国人才，是当务之急。
　　封建社会的秩序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上的。儒家提倡的伦理观念，起着安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朋友以信。于是乎上下有序，天下太平。这种等级秩序一旦混乱了，那也就天下大乱。古代的法家，甚至想用严刑酷法，强行维持这种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但是，经过旧政权的衰败和连年战争，原来的等级秩序被搅乱了，原有效忠的对象旧皇帝消亡了。在战争中，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君臣关系自然也全面松动，今日是亲密的君臣，明日可能是反目的仇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效忠一主成为空谈。这种不稳定的君臣关系和与其相适应的功利观念，对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是十分不利的。
　　秦朝末年，历经秦始皇、秦二世的暴政，后又经连年战乱，广大民众饱受苦难，嗷嗷待哺。（图5 骊山秦始皇陵）项羽大军入关攻取咸阳，秦朝灭亡。“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时正是收拢民心，“马下治国”的大好时机。然而项羽却“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压根儿没有“下马治国”的理念。进入关中后，急急忙忙作的大事是“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图6 秦阿房宫前殿遗址）然后“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于是乎天下失望。此后，刘邦以微弱之众与项羽周旋，屡战屡败，却一日日壮大；项羽屡战屡胜，却一天天走向穷途末路。最后终于兵败垓下，别姬自刎。这个血淋淋的现实，刘邦不能不正视，不能不思考。
　　自战国时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便连年征战不息，秦始皇（前259―前210年）武力统一中国，该是人民息肩的时候了。但是他狂妄自大，好大喜功，巡游无度，征调不息，修长城，筑弛道，建宫室，修陵墓，求神仙。（图7 秦长城遗址）庶民轮流戍边，使他们长期脱离乡土。加之严刑酷法，民不聊生。二世（前230―前207年）即位，变本加厉，数月之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政权立即土崩瓦解。又经数年大战，战事停息，全国统一，天下民众多么希望回归乡里，过那和平恬静的日子！刘邦出身于乡村，曾任社会基层组织亭的长，比较了解农民的心理要求，所以即位之初，就摆出一个与民休息的姿态。下令罢兵归农，回归乡里。还有一些草莽英雄，深恐法律制裁，仍然依据深山广泽，剽掠偷生，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刘邦则下令，还其田园，恢复秦时的爵位，地方官不得借故刁难。那些因贫困而卖身为奴沦为马牛的农民，一律免为良民，回归生产岗位。刘邦这种复员归农的政策，对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土地私有已占上风，后经农民大起义，不但秦时苛政得以缓和，地方豪强也大多销声匿迹，各地土地产权比较分散，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可耕之地，一旦农民回归乡土，和土地结合起来，便会产生巨大的生产能力。为了与民休息，刘邦尽量减少兴建。一次他出征外地，回至长安，见宰相萧何修建未央宫，颇为壮丽，刘邦见后，大发雷霆，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史记·汉高祖本纪》）（图8 汉长安未央宫遗址中的砖瓦堆积）后经他的子孙文、景二帝坚持无为而治的原则，数十年休养生息，终于形成空前昌盛的大汉帝国。
　　刘邦即位以后，在统治阶级内部，着重理顺君臣关系，首先是确定君臣名分。在战争年代中，那些忠于主子的人，特予宽容与奖励，背叛主子的人予以唾弃，甚至严惩不贷。
　　楚霸王项羽部下有位将军季布，在战争中数度追杀刘邦，使他陷于窘境，备受屈辱，项羽败后，逃入民间。刘邦即位后，怨愤难消，他下令以千金搜捕季布，敢于藏匿者诛灭三族。季布展转逃亡，后不得不剃发锁胫，自卖为奴，投奔大侠朱家。朱家亲到长安，拜谒刘邦的亲信夏侯婴，向他诉说：当年季布追杀刘邦也不过是各为其主，如今你刘邦身为国君，时过境迁，追究当时的忠臣，以报私怨，是为君的体统吗？夏侯婴将此意转告刘邦，刘邦立即赦免季布，并召入京师，拜为郎中，成为皇帝的侍从官员，后成为汉室的骨鲠之臣。季布的舅舅丁固当年也是项羽的部将，当年刘邦大败彭城时，丁固追杀刘邦，追至眼前，情况危急，情急之下，刘邦大呼：难道两位贤者还想威逼吗？丁固果然放他一码，让他逃走。刘邦为帝后。丁固谒见刘邦，原以为刘邦会感恩戴德，封以一官半职，不料刘邦下令把他捆绑起来，巡行军中，宣示他为臣不忠，然后斩首示众。昔日窘辱他的人高官厚爵，放他一马的人斩首示众。理由很简单，昔日我要的是敌人的叛臣，今日我需要的是忠于主子的忠臣；昔日我在马上，今日我在马下。如此而已。
　　当年，刘邦和项羽在中原对峙，双方旗鼓相当，骑虎难下，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正在这时，韩信（？―前196年）占据今山东及河北的广大地区，兵强将勇，他的动向决定着整个战争胜负的格局。一位叫蒯彻的辩士反覆规劝韩信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和刘邦、项羽来个鼎足而立，坐山观虎斗，观察形势，伺机而动，可以成就大业。然而韩信最终感戴刘邦的知遇之恩，没有听从蒯彻的意见，麾军南下，助刘邦剿灭了项羽的势力。（图9 淮阴侯庙）刘邦为帝后，设计幽禁了韩信。后来，刘邦的妻子吕后（前241―前180年）乘刘邦在外，诛杀韩信，并杀尽了他的家族。刘邦回来以后，问吕后韩信死前有何话讲。吕后说，他死前说：“悔不该不听蒯彻的劝告。”刘邦听罢，立刻下令追捕蒯彻。蒯彻到后，刘邦骂道：“你曾劝韩信反叛么？”蒯彻回答道：“不假，确有其事！这小子不听我的劝告，以致有如此下场！”刘邦喝道：“烹了他！”蒯彻大呼：“冤哉烹也！”刘邦说：“你调唆韩信反叛，有何冤枉！”蒯彻说：“当年，我是韩信的臣属，所以，在我眼中只有韩信没有你刘邦。当年角逐天下的人何止千万，如今你当了皇帝，难道都能翻旧帐，全部烹杀么！”刘邦听后立刻命令：“放了他！”因为他是“忠臣”。
　　刘邦为帝后，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对儒生态度的转变。
　　刘邦出身社会底层，颇有几分流氓习气，尤其看不惯那些动辄《诗》《书》、夸夸其谈的儒生，见到他们，常常抢掉他们的儒冠，当众撒尿其中。当年刚刚起兵反秦时，兵过陈留高阳（今河南开封东南），有一个名叫郦食其（？―前203年）的人，身着儒生衣冠，求见刘邦。刘邦心不耐烦，命人传言：“我正在忙国家大事呢，没空和儒生闲谈！”那人照言传达，不料这位郦生大骂道：“滚！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刘邦果然接见了这位“高阳酒徒”。这位“酒徒”日后立了不少汗马功劳，直至献出了自己的性命。
　　还有一位叔孙通，是个道道地地的山东儒生，秦朝末年，展转投奔了刘邦。刘邦见他儒服儒冠，颇不自在。叔孙通识相，立刻改穿短衣窄袖的楚服，刘邦才收留了他。在争战过程中，叔孙通收拢了不少草莽英雄投入刘邦麾下，壮大了刘邦的队伍。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叔孙通恢复了他儒生的面貌，大大发挥他儒生的专长。刘邦初登帝位，原来他的一群哥儿们放纵惯了，仍旧常常在大庭广众喧哗吵闹，甚至大发酒疯，争功吃醋，拔剑击柱，不成体统，刘邦大感头疼，却也无可奈何。这时叔孙通毛遂自荐，声称他可以叫他们听从指挥，服服帖帖。刘邦命他权且试试。叔孙通招集一批儒生和一些“有识”官员，参照前代各种礼仪，在旷野之中演练臣僚上朝威仪，练成以后，招集满朝文武照样操练。一日，刘邦上朝，群臣参拜如仪，山呼万岁。自始至终，众臣僚服服帖帖，井井有条，无一人敢于出声喧哗者，于是乎“龙颜大悦”，刘邦乐滋滋地赞叹：“我今天才体味到皇帝尊贵的味道来！”于是立马任命他为太常卿，专管国家礼制。叔孙通不负所望，为汉朝制定一整套礼乐制度，并著书立说，成为汉初儒学的一代宗师。原来随从他的一批儒生也飞黄腾达起来，纷纷被拜为郎官，构成皇帝身边的“郎”群。刘邦对叔孙通信任有加，官至太子太傅，成为皇储的监护人。
　　在反秦战争中，刘邦乘项羽与秦军主力大战河北的间隙，自中原南下，突入武关，进驻关中，秦王出降。刘邦下令废除秦朝苛法，“约法三章”，于是秦民大悦。但是全国统一后，那个“约法三章”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了，于是命令宰臣萧何等人制定法律。萧何等人根据秦律，参照古律损益改造，制成了汉律九章。后来叔孙通又将九章不足之处进行补充，制定旁章十八篇，把儒家的礼教糅进法令之中，成为儒法合流或外儒内法的法律章程，为巩固汉朝统治起重大作用，并成为后世法律章程发展变化的蓝本。（图10 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西汉律令）创法垂制是任何新兴王朝“马下治国”的头等大事，没有法律章程的国家必败无疑。
　　刘邦即位后，最为棘手的莫过于对功臣的安排与处理。
　　历代农民起义军往往不败于敌人的进攻，却败于自身权力斗争的内讧中。有些短命的王朝也常常在亲族的内战中耗尽实力，为他人创造篡夺的机会。东晋十六国、南朝各朝走马灯似的轮换便是如此。
　　刘邦初即帝位，分封功臣二十余人，未免出于爱憎，有失公允，于是众武将怨声沸腾，人心浮动。后听从张良（？―前189年）的建议，匆匆忙忙把一个自己最怨恨的雍齿封为什方侯，以安众心，然后敦促宰相尽快论功行赏，分封王侯不下数十人，形势才暂时稳定下来。但总的说来，刘邦处理功臣名将的结果是失败的。他所分封的异姓王侯如韩信、彭越、黥布、陈豨、臧荼、卢绾等人都相继反叛，最后落得剿家灭族的下场。韩信被捕时悲愤地说：“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侯列传》）这声悲叹，成为后代开国名臣惊心动魄引以为戒的名言。刘邦处理功臣名将失败的原因，在功臣方面是因为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无甚文化修养，不知谦恭为何物，一旦心怀不满就浮动跳躁，不计后果。在刘邦本人方面是他猜忌心重，对过去的恩怨，往往耿耿于怀，借故报复，加之背后又有一个心狠手辣权迷心窍的妻子吕后从中作祟，大臣们不能不心存疑虑。所以，一个功盖当世的韩信一经诛杀，立刻引起连锁反应，异姓诸侯们纷纷先发制人，举起了叛旗，以致已身衰多病的刘邦不得不仍旧戎马怱怱地南征北战。晚年，路过故里沛县（今江苏沛县）时，他高唱自作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里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然后泪下沾巾。正道出了他得意忘形而又忧心忡忡的矛盾心理。晚年和大臣们“剖符作誓”，也算是一个完美的补救。
　　《汉书?高祖纪》最后的赞语说：“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总之，刘邦不失为一个“马下治国”的典范人物。
　　刘邦的九代玄孙、建立东汉王朝的光武帝刘秀，其功业未必如刘邦辉煌，但他的“马下治国”理念却更自觉、更超前。
　　刘秀（前6―57年）自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参与农民暴动，到他即位后的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全国统一，前后争战15年之久。（图11 汉光武帝刘秀原陵）他的战斗经历比刘邦复杂得多，功臣名将数目更多，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十二功臣之说。当他即位不久，国家尚未统一之前，便告诫他的臣属：“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要想“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后汉书·光武帝纪》）那意思是：功臣如果自恃功高，飞扬跋扈，法律不容，后果难测。全国统一前后，立即大张旗鼓地敦儒术，兴太学，罢兵归农，少谈兵事，早早摆出一付偃武修文的架势。他的臣僚们也深深理解皇帝不愿功臣拥兵自重、坐镇京师的心理，纷纷自动交出兵权。而刘秀本人也感念功臣的功德，保全他们的声名富贵，避免他们触犯法律，一律以侯爵归第休养，加高荣位，参与朝廷各种朝会活动，小有过失，也多回护包容。各地的贡献物品，也必分赐功臣之家，宫中反而所余无几。而全国的行政，他却另起炉灶，设立尚书省，处理军国事务，直接受皇帝指挥。功臣们悠哉悠哉，安享他们的荣华富贵，所以终光武一世，无一人受到惩处。有一个戏曲剧目叫《上天台》，说的是光武帝听信谗言，将功臣名将斩尽杀绝，自己也绝吭而死，那绝对是和历史事实相违背的。刘秀处理功臣之所以成功，和刘邦适成对比。刘邦的部将多是莽夫，而刘秀的部将则多出身于名门豪族，有较深的儒学教养，深知功臣处世之不易，大都有功成身退的思想准备。刘邦心胸狭隘，对臣僚的过失往往耿耿于怀，甚至借机处置。只是他有顾全大局之心，善纳嘉言，强抑心头怒火，这是他过人之处。刘秀则心胸开阔，对臣僚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决不秋后算帐。这更是他过人之处。
　　公元23年，农民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莽政权覆灭。但是农民军拥立的皇帝是刘玄，那时刘秀还是他的部下。刘玄准备定都洛阳，命刘秀率先头部队进驻洛阳。先前，农民军的部队在洛阳进进出出，兵士们穿戴不整，行为吊儿郎当，洛阳市民暗自嘲笑，甚至惧而逃窜。及至刘秀大军入洛，军纪整肃，部队全着西汉时装束。自王莽篡位以来，二十余年，汉朝风范泯灭殆尽。农民战争爆发后，各地农民军各自为政，军纪涣散，装束五花八门，表现出时局的动荡不安。而今忽见汉时军人体貌，忽如隔世，旧时官员甚至涕泗交流，叹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此话日后成为感念故国的术语。
　　不久以后，刘秀又奉命镇抚黄河以北地区。所到之处，清除王莽苛政，召见地方官吏，考查官员的贤愚清浊，恢复汉家制度，处处表现出兴复汉室的姿态。
　　经过年余的争战，刘秀攻占了河北的广大地区，在部属的鼓励拥戴下，于公元25年在今河北柏乡县境自立为帝。但就全国而论，仍然处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中，各处依旧烽烟遍地，兵荒马乱。这时刘秀需要的仍然是奇谋权略和冲锋陷阵之士，然而他却忙不迭地将一个早已闲置在家的老官吏卓茂（前53―28年）从民间寻找出来，任命他为太傅，位在三公之上，儿辈也高官厚禄。这种不急之务似乎不近情理。原来，这位七十多岁的卓茂在西汉末年曾任密县县令，据说是专以礼教治民的良吏，“爱民如子”，境内安宁和睦，“道不拾遗”，因而远近闻名。刘秀此时把他提拔起来，是向人们召示：我刘秀才是爱护百姓的汉室正统，和盘踞各地的“草寇”不可同日而语。又召示各地官员：我刘秀要建立新王朝，急需廉洁奉公、忠厚慈爱的官员，那些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人趁早走开。虽在戎马匆匆之中，却早早作好了“下马治国”的准备。
　　戎马匆匆中，刘秀随时不忘“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摆出一个文明治国的架势，这和他的祖宗刘邦在战争中抢儒冠作尿壶的作风大大不同了。
　　刘秀统一全国后，大力贯彻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大张旗鼓地兴学校，倡儒学，又命诸大臣荐举“廉吏”、“茂才”（即秀才，避刘秀讳改），各地方官推荐民间的“孝廉”，以为民众入仕的重要途径。他又深知战争给人民的重要创伤，决不轻动干戈。早在他进攻四川割据势力公孙述前就慨叹：“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公孙述亡后，全国统一，从此少谈兵事。当时，西域诸小国苦于匈奴盘剥，屡屡请求重开都护府，归服汉朝，刘秀坚决拒绝。后来，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双方争战连年。北匈奴连年荒旱，人畜疾疫，一片萧条景象，大臣臧宫等认为千载良机，请求发兵一举消灭北部外患，刘秀则下令说：“逸政（安民之政）多忠臣，劳政（劳民之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后汉书·臧宫传》）历观历代开国皇帝不明此理，往往为自己的赫赫战功冲昏头脑，建国后仍轻动干戈，造成极其不良的后果。
　　刘秀从政失败的地方是他对王公贵族、豪门大族的迁就姑息。（图12 东汉豪强大族的望楼宅院）刘秀自己出身于南阳（今河南南阳）豪族，随他南征北战的功臣也多是豪门大族。刘秀建国后，大封功臣贵胄，功臣增封邑者三百六十五人，外戚四十五人，绝国封邑者一百七十三人。这个庞大的贵族群体相互盘根错节，隐占田土，广树党羽，刘秀自称是以柔道治天下，对豪门贵族的约束就显得软弱无力。对豪门贵族的姑息，就是对民众的残酷。晚年，臣子歌功颂德，鼓励他封祭泰山，他下诏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续汉书·祭祀志上》）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与那些粉饰太平、自我夸饰的帝王相比高明多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另一个深明“马下治国”道理的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图13 阎立本《步辇图》）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了自己的亲兄长建成和弟弟元吉，迫使父亲让出皇位，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一次，他和大臣们讨论建国与守成哪个更困难，宰相房玄龄（579―648年）等人认为：“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580―643年）反驳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李世民总结说：“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起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贞观政要·君道》）这里说得很明白：昔日在马上，艰苦备尝；今日在马下，大意不得。两个阶段，不容混淆。
　　李世民出身高级贵族，在战场上是一个英勇无比的将军，性情刚烈。然而，贵族子弟的劣根性他也全部具备。一般来说，他应该是个治国的门外汉，然而最大的幸运是他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反面教员，那就是他父辈姨表兄弟隋炀帝杨广（569―618年）。隋炀帝即位之时，隋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富庶的国家。然而经过他十余年折腾，便把它弄得分崩离析，烟消云散，杨氏家族剿灭殆尽。（图14 隋炀帝陵）这个血淋淋的现实不能不使他惊心动魄，李世民无须名师教诲，无须乎读圣经贤传，只要参照隋炀帝的行为，照其反面行事就绰绰有余了。（图15唐太宗昭陵）李世民初即帝位时，和隋炀帝在位时的富庶强大恰恰相反。田野萧条，人口稀少，加之连年荒旱，生产凋敝，北方强大的游牧帝国突厥汗国虎视眈眈，大军直逼京师，内忧外患迫在眉睫。李世民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少兴建，少巡游，不轻易发动战争，轻徭薄赋，建立各种法令法规，修定《唐律》，妥善处理君臣关系，有条不紊地在“马下”治理他的国家，终于为一个昌盛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有许多王朝，在其建国初期，一片大好形势，前途无限光明，但是，他们的统治者不明“马下”治国的道理，一味毫无章法地随意折腾，以致葬送了长治久安的大好前程。
　　元朝建国，其武功无与伦比，幅员之广阔前无先例，中外交通开阔绝无仅有，然而蒙古贵族一向以战争掠夺为天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们不懂得治国的法则，依旧沉醉在战胜攻取的精神状态之中。忽必烈（1215―1294年）在位三十余年，几乎无岁不发动战争，近则朝鲜，远则日本、越南、缅甸、爪哇。（图16 忽必烈像）然而昔日的战马在茫茫大海中却无用武之地，驰骋草原的健将们屡遭败北，但他决不回头，大规模地征调弄得民怨沸腾，暴动此起彼伏。（图17 日本福冈抗击元寇遗址）蒙古贵族进入中国，仍然迷恋他们的马上生活，把大批良田辟为牧场，又到处施行军事屯田，使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大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必须接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逐步走向民族融合的道路，才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长期站稳脚根，然而蒙元统治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他们进入中原后，把无数良民掠为奴婢，或者把一般的农民沦为受严格控制的农奴性质的佃农。纵观历史，劳动人民的人身枷锁往往要经过数百年乃至千年的斗争，才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松弛，蒙古统治者反而加重人民的人身束缚，这种做法是极其反动的。蒙元统治者蔑视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他轻视儒生，有所谓“九儒十丐”之说（十等人中，儒生第九等，乞丐第十等）。儒生沦为与乞丐相提并论的下等人，有些儒生甚至被掠为贵族的奴隶。这种情况几乎是空前的。蒙元统治集团中，并不乏愿意接受汉化的官员，并与蒙古贵族进行不懈的斗争，但他们终归处于下风。这诸多作风便注定元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即位二十年才灭掉南宋，做统一的皇帝不过十五年。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在位三十六年，他即位十年后农民即大规模起义，元朝统治已接近尾声。首尾两个皇帝之间不过四十年，却换了十个皇帝。元朝真正作统一的皇帝不过七十余年，大约和五代时期割据政权吴越国的时间相当，这与元朝的武功和所具备的优越条件极不相称，这就是他们不善于下马治国造成的恶果。
　　历史上许多皇帝是“马上”的英雄，却不理会“马下”治国的道理。五代后唐的皇帝李存勖（885―926年），善于“马上”战斗，人称“斗鸡小儿”，建国后仍不“下马”，经常带着他的兵马随从，骑着高头大马驰骋在田野中，打猎取乐，践踏庄稼，伤害民田，他竖起指头：“老子靠指头取天下！”他却不知道取天下靠指头，治天下靠脑袋。他在位不过四年，就被他的部下乱箭射杀，他的指头再也动弹不得了。
　　汉朝初年，年轻的政论家贾谊（前200―前168年）写过一篇《过秦论》，其中说道：“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两千多年前的政论家早已提出创业与守成不同术，“马上”与“马下”不同道。历史上许多人不明此理，以致不断出现建国的英雄，治国的庸才；短命王朝多，长治王朝少。道理即在于此。
　　二、五亩之宅 百亩之田战国时代，七国称雄争霸，兼并战争剧烈，各国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大家都急切寻求富国强兵的捷径。公元前320年，儒家名流孟轲（即孟子，约前372―前289年）率领他的门徒到了魏国新迁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梁惠王魏罃接见了孟轲。孟子为梁惠王设计了一个强国的蓝图，他认为富国强兵必须首先解决农民问题：“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蓄，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学校）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老人）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wàng旺，即称雄于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然而怎样才能让农民拥有“五亩之宅”（五亩宅基地）和“百亩之田”（一百亩耕地），他没有说。后来，他到了滕国，向滕文公明确说明了他“井田之制”的设想：“方百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有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那就是说：把土地划成井字型的方块，周围八家各有田百亩（约合今制廿八亩），中间为公田，八家共同耕种公田，收获归公，其私种之百亩，收获归己。虽然孟子的“井田之制”是不切时务的设想，但是，为了称雄称霸，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这一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诸侯，各诸侯“受民受疆土”（《大盂鼎铭》）。各诸侯不但分割田土，同时也分割劳动人口。诸侯将其封地的田土划成一块块的方田，由其控制下的劳动者以劳役形式进行耕种，诸侯则享受劳动者的劳动果实。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进入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生产力而论，铁制工具已普遍用于各个行业，农具中的锄、犁、镰、锸等都已广泛使用，牛耕也逐渐推广。此后两千年中，中国传统农业的这种格局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图18 农耕图）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时，天下宗主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原有的大小诸侯也渐次消亡，而为新的贵族家庭所取代。诸侯占有“公田”也逐渐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要把已经私有化了的土地重新圈为公有，那是不可能的。同时农民亦已彻底摆脱了“井田制”下的集体劳作，由个体家庭来完成全部生产过程。个体农户长年累月在一块耕地上劳筋骨，洒汗水，他热爱这块耕地。但却不能享用这块耕地的劳动果实，因为土地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承受各种势力的干预与盘剥。生产过程中的个体性，助长了农民的私有观念，“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梦寐以求的现实。但千百年来，个体农民自身却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农民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拿破仑正是利用对农民私有土地的承诺使自己一步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战国时期正是广大农民向往私有一块耕地的时代。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出现了“商鞅变法”。
　　公元前361年，一个卫国的没落贵族公孙鞅（即商鞅，约前390―前338年）投奔到秦国，得到了秦孝公嬴渠梁的信任，在孝公的支持下推行变法。（图19 商鞅像）变法的内容很多，但其中心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即拆除划分井田的沟沟坎坎，废除贵族控制土地的特权，人民可以私有耕地，可以自由买卖。鼓励开垦荒田，努力耕作，多产粟帛者豁免徭役。并勒令家有多丁者一律分家，否则加倍征赋。镰刀锄头的生产力和小户农民结合起来，加上小农的私有观念，便暴发出强大的生产能力。商鞅又奖励为国家而战（公战），严惩私斗，公战“斩首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商君书·境内》）“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农民视土地为生命，一旦他们把保卫国家和自己的耕地联系起来，便会产生巨大的战斗性。秦国施行变法不久，对其他六国便形成压倒优势，“鹰击六国”直至全国统一。秦统一以后，所谓的井田便永远消失了。不料，到西汉末年，王莽（前45―23年）篡位为帝，王莽是个地道的腐儒，居然异想天开下令恢复井田，行之数年，民怨沸腾。中郎区博上书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废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汉书?王莽传中》）王莽听后虽然下令停止了这项改革，但其后果已很难挽回了。（图20 王莽时期铸造的货币）“自耕”小农可以形成强有力的专制政权，如同形成拿破仑帝国一样。
　　史学界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元明以前，为什么总是北方统一南方，而不是相反。
　　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但有一个现象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自耕小农”的广泛出现。当然，这个自耕小农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自耕农民，他们身上还有不同程度的枷锁。
　　元明之前，北方统一南方，主要有三次：一是西晋灭亡东吴；二是隋朝灭亡陈朝；三是北宋消灭南方各国。
　　东汉末年，连年战乱，中原地区遭受极大破坏。“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篇》》）曹操统一北方，招募和俘获大量流民，将他们用军事或半军事的形式组织起来，施行屯田。管理屯田耕作的长官为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等，这与地方郡县官判然不同，屯田农民要向官府交纳一半（使用私牛）或十分之六（使用官牛）的田租。在战争年代，这个屯田制对恢复生产、稳定战局暂时起着相当的作用。在屯田制下，土地为官府所有，农民在严格管制下进行劳作。在曹魏晚年和西晋建国前后，中原地区的战乱已经结束，而屯田农民的负担反而一天天加重，甚至达到80%，农民的生产情绪极度低落，产量急剧下降，屯田农民逃亡他乡，投向豪门大族。屯田已走向了穷途末路。曹魏末年司马昭（211―265年）当政，下令废除屯田制度。屯田农民一律编为编户齐民，所耕土地归农民所有，向政府交纳田赋，生产情绪立即高涨。十余年后，一举灭亡东吴。（图21 石头城遗址）东吴亡后，在此基础上颁布“占田法”。在占田制度下，各级官员取得大量土地，而农民也在此制度下，获得了部分土地的合法占有权，于是便形成了所谓“太康之治”。
　　第二次是隋朝灭亡陈朝，统一江南。
　　西晋亡后，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在北中国展开大战，百余年中，先后建立十六个民族政权，但谁也不能在中原站稳脚跟。后来，自蒙古高原进入长城一线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氏，实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政策，原始的部落群体开始解体为一个个的家族，参与农业生产。（图22 山西大同鲜卑家族墓）北魏初期，政权还把成千上万俘掠的人安置在长城内外的农业区，“给耕牛，计口授田”，“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魏书?恭宗本纪》）许多迹象表明，拓跋鲜卑等族已逐渐融化在汉族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拓跋氏的“计口授田”政策后来演变为北魏孝文帝（467―499年）以后的“均田制度”。北魏政权攻占中原后，大力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下，一个男丁受露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因土地厚薄不均，施行轮作，一般加倍甚至三倍授给。露田年老或身死则归还政府。另外每个男丁给桑麻田二十亩，不在归还之限，可以买卖，传之子孙。受田农民夫妇每年交租税帛一匹、粟二石。在施行均田制的同时，政府还大力整顿户籍，迫使豪门贵族卵翼下的依附农民转为国家编户。行之数年，北魏政权很快在中原站稳脚跟，结束了“五胡乱华”的局面，成为和南方对峙的“北朝”。（图23 巩义石窟帝后礼佛图）后来北魏政权东西分裂，均田制时隐时现。到了隋朝，又大刀阔斧地推行均田，一对夫妇受田一百四十亩，其中四十亩为永业田，永不归还，百亩为口分田，老死归还。同时施行“输籍法”，大力整编户口。堂兄弟以下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如有户口登记不实，里正（管二十五家）、党长（管一百家）发配远地充军。均田农民照章输纳租税和服徭役。如此施行不过十年，隋王朝空前富庶强大起来，589年，一举灭亡了江南的陈朝，结束近三百年的全国分裂割状态。（图24 唐初家口田亩文书）个体“自耕农民”的广泛存在，扶持起了强有力的专制政权。一旦这个政权滥用自己的权力，施行各种暴政，破坏个体小农的生存条件，使他们再次游离自己的家园，农民就会起而暴动，摧毁这个专制政权。古语云：“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第三次统一是北宋灭亡南方诸国。
　　自唐末农民起义以来，北方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加之中原诸朝的暴政，人民四散奔逃，这种情况延续近百年之久。这种情况到后周太祖郭威（904―954年）时代才开始有所转机。其起点，是废除“营田制”。自唐朝末年起，政府常常强迫农民耕种官田，称之为“营田户”，有时强夺民田为官田，或者以贫瘠土地换取私家良田。营田收入归官府所有。五代时期，营田有增无减，弊端百出。郭威即位第三年，下令取消所有营田官署，所管营田中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一律划归耕者所有，农民编入一般户籍。“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或有上言，以天下系官庄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货之，当得三十万缗，亦可资国用。帝曰：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 ”（《旧五代史?周太祖本纪三》）郭威先后下令所有官府的庄田划归府县管辖。就全国而论，将国有土地划归私人所有，只是局部的改革，但与此前的那些以盘剥百姓为能事、残害生灵为光荣的“英雄豪杰”相比，便显得面目一新了，所以其影响甚为深远。郭威死后，养子柴荣（世宗，921―959年）即位，在此精神指导下进行更深入广泛的调整。（图25 周世宗柴荣庆陵）自唐末以来，战乱频仍，数十年中，农民迁徙不定，一旦时局稳定，农民回归乡里，但时事变迁，土地产权游移，农民虽勉为耕作，不敢作长久之计，也不敢筑屋植树，不敢深耕积肥，这种产权不定的局面，不利生产生活的稳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柴荣即位第二年就下令：凡逃散人口的庄田，允许为现耕者所有，登入户籍，交纳租税。如原田主三年内回归，庄田归还一半，五年内回归则归还三分之一，而农民自盖的房舍及所种树木园圃一律不予归还。如五年以后再回归的，则除祖宗坟茔外一律不予归还，只有承佃者无力耕耘，任其荒废者，方酌情部分归还。北方与契丹交界处，放宽年限，五年内回归者，归还三分之二，十年内回归者归还一半，十五年内回归者还三分之一。农民怀念故土，又在田产的诱惑下，纷纷回归故里，一改历来人口外流的形势。柴荣又派使四出，均定农户田赋，改变农民负担歧轻歧重的传统。如此，不数年中，中原人口突破千万，对周边各国形成压倒优势。在此基础上，柴荣东征西讨，北败北汉，西占关陇，横扫南唐江北淮南土地，接着又挥军北上，兵不血刃，收复三关（益津、互桥、淤口，约今河北霸县、雄县一带，是北宋一代与辽朝的国界。）不幸柴荣一病不起，引军南归。死后不久，陈桥兵变，赵匡胤（927―976年）拾人牙慧，乘南方诸国衰败，统一了中国。然而，赵氏家族胸无远图，一心维护自身的皇位，开始了一个内外政治上萎靡不振的王朝。
　　也许有人要问：南方为什么没有出现“开阡陌封疆”、“均田制”、“废营田制”等化官田为私田之事呢？“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谨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之人，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夫荆楚之地，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说苑?政理》）“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隋方?食货志》）“江淮之有猛兽，犹北方之有鸡豚也。”（《后汉书?宋均传》）在北方，农民得到一小块耕地，受法律“保护”，对“皇帝”感恩载德，甘愿为皇帝奔命。然而在南方，山岭湖泊，地形错杂，加之地广人稀，人民一求温饱，并不困难。（图26 河网密布的江南风光）他们轻于流徙，乡土观念淡薄，即所谓“民有离志”，皇帝在他们的观念中淡薄得很，不会因取得一块耕地为皇帝卖命，所以很难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六朝时期，农民如果不是隐入山林水泽，做不受政府控制的山民船户，便是沦为豪门贵族的奴婢部曲。山民船户逸脱于体制之外，奴婢部曲是贱民，对皇帝都不会有好感。所以，二百多年间，江南政权虽然面临着落后种族蹂躏的威胁，却不能形成强大的足以抵御强敌的政权，坐待他人来统一。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中国封建时代，封建统治者只要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农民一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力，这个政权就会强大起来。中国古代的部分统治者往往意识到小农是他们的财赋来源，又是兵源所在，所以力图保持自耕小农的大量存在。西汉时期，皇帝经常派人巡查各地，他们手持的本本是皇帝的《六条诏书》，其中第一条便是严禁地方豪强兼并土地。隋唐时期的均田制也都明确禁止籍外占田。但封建时代的悲剧在于：小农本身是脆弱不堪的，它经不起任何风吹浪打，任何轻微的天灾人祸，都足以使他们家破人亡，贫富贵贱的升降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定下来的所有形式。”（同前引）农民梦寐以求私有一块耕地，但却不能持久地保有这块耕地，以致大多数农民沦入贫困的境地，这就是小农经济的悲剧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取得小块土地私有权来自皇帝“恩赐”者比较少见，而来自农民大起义者却屡见不鲜。狂风暴雨式的农民暴动，打碎原有的专制政权，也使整个地主阶级遭受惨重打击。他们死的死，逃的逃。在战争过程中，农民实际占有了部分耕地，新的王朝建立，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而且新王朝统治者多是经过农民战争的陶冶，多少了解到君与民的关系是水与舟的关系，也多少了解到农民是国家财源兵源所在。那位在战争中滚打出来的后周世宗柴荣，命令雕刻农夫蚕妇的模型，置之殿庭，以为自己的警戒。有谁能说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是面目狰狞的妖魔！一个王朝，一旦掌握了广大的“自耕农民”，在“轻徭薄赋”的政策下，加之健全的法律章程，昌盛的时代就会到来。
　　封建王朝承认农民的私有，他就不能不承认地主的私有，而农民又不能持久维持自己的私有，从而丧失自己的私有，结果是壮大了地主的私有，这就注定历代王朝是地主阶级的王朝。一旦土地大规模集中于地主阶级之手，广大农民如果贫困到流离失所的境地，狂风暴雨即将来到，封建王朝也就岌岌可危。如此循环往复。
　　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却不能抗拒走向贫困的趋势，以致酿成一幕幕社会悲剧。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不断探讨挽救农民沦亡的方案，产生了五花八门的“主义”，但都是停留在空论上，并没能付诸实施。二十世纪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主义的号召下，强行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土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集体劳作，统一分配。原苏联首先组织起集体农庄，以为如此便可发展生产，挽救农民贫困破产的厄运。但行之数年，反而形成苏联全国性的饥荒。据报载，苏联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者高达一千万人，仅乌克兰即死亡数百万人。以至2003年总统乌克兰库奇马签署命令，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在集体农庄制下，农业始终是苏联的最大难题。但曾几何时，集体农庄取消后不久，俄罗斯便由粮食匮乏国变成了农产品出口国。在中国，曾经推行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土地、农具乃至鸡鸭牛羊一律收归集体所有，收获交“公”，然后推行食堂制，社员“吃饭不要钱”。公社化后，连续数年，国家经济陷入了极端的困难之中，据说是遭受了“自然灾害”。在中国广袤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时遭受“自然灾害”，造成上千万人的死亡，岂非咄咄怪事！而当人民公社取消以后，二十余年间，这种普遍的自然灾害却销声匿迹了。即或有局部的天灾，天灾过后，人民很快恢复了元气，依旧丰衣足食。据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到一九六〇年，生产队饿死三百六十七人，死绝六户。施行大包干后，当年就打了三十六万五千斤粮，相当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〇年十五年的总和，第一次上交公粮二万公斤。在“人民公社”下，不是小岗村农民的觉悟不高，而是镰刀锄头的生产力和那个“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度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相应，落后的生产关系固然要逐步淘汰，然而过分超前的生产关系同样要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集体农庄也好，人民公社也好，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背景下，这条道路是个死胡同，终归要走到不通的尽头。
　　“发展是硬道理”，在生产力突飞猛进的今天，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正在促使农民主动放弃那一小块耕地走向集约化、专业化的道路。小岗村的“小岗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挂牌运转了，不是昭示着这个方向么！
　　三、亲贤臣 远小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劝导蜀汉后主刘禅的名言。
　　君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史书连篇累牍地记载，几成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但事实上，历代君主亲贤远佞者凤毛麟角，亲佞远贤者比比皆是，究其原因，总结起来有以下诸种情况。
　　一，国君根本没有亲贤远佞的观念。历史上有许多皇帝少年即位，生于深宫，养于奴仆，上无父母之管教，下无良师之辅导。稍稍长大之后，民生疾苦他不见，治国之术他不知，既无学识，又不懂人情，一事之来，昏昏然全无主意。听谁的？只有身旁的奴仆后妃，这些人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小人”。
　　二，作为君主，明知其人奸邪，却仍然信赖不疑。这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君主大权在握，足以钳辖群臣，但要利用奸邪打击政敌，扫除专权障碍，最典型的是武则天（624―705年）。武则天利用一批“酷吏”，放任他们飞扬跋扈，大杀大砍，但是，一旦可能危害她权力的势力斩尽杀绝，便回转头来收拾这批“酷吏”。第二种情况与此相反，邪臣羽翼丰满，权力在握，君主受其控制，虽欲除之，却难可为力。唐文宗李昂（809―840年）一次询问他的大臣：我像前代何种君主？大臣周墀答道：“陛下尧舜之主也。”李昂道：“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大吃一惊，说道：“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李昂道：“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四年）随即泪下沾襟。李昂深恨宦官奸邪害政，却又无可奈何。第三种情况是，皇帝并未丧失权柄，也无意打击政敌，却对奸邪信赖不移，这是因为奸邪长期投其所好，满足皇帝的种种需求，在情感上沆瀣一气，不能自拔，乾隆之与和珅便是如此。
　　三，不能“亲贤臣，远小人”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国君深知亲贤远佞的道理，却分辨不出何人是奸，何人是贤，甚至认为他面前的臣僚全是贤良。但是，一旦国家发生动乱，朝廷陷入危难之时，奸邪之辈或卖国投敌，或溜之大吉，少数臣僚挺身而出，挽救危局，这时奸邪与贤良判然分明，国君方知奸邪之可憎，贤良之可贵，深悔自己用人不当，却已为时晚矣。此种事例，史不绝书。唐朝那位“明皇帝”李隆基（685―762年）是最典型的例子。
　　以上不论何种情况，其结果最终将是王朝的衰败和皇帝自身的危亡。所以，作为国君，要分辨贤良与奸邪，首先要查明奸邪之人。
　　西汉学者刘向（前77―前6年）撰述的《说苑》一书中，有《臣术》一篇，总结出“奸邪”有六种情况，即所谓“六邪”。全文如下：“一曰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主饥于论，渴于策，犹不肯尽节，容容乎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中实颇险，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持招国事以为轻重于私门，成党以富其家，又复增加威势，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邪，坠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其言语，使黑白无别，是非无间，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恶布于境外，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说苑》所说的“具”、“谀”、“奸”、“谗”、“贼”、“亡国”六种邪臣，实际上是奸邪的六种表现，真正的奸邪佞臣往往兼数种而有之，只是有所偏重而已，而最普遍的是所谓“谀”，俗称“拍马屁”。喜欢他人阿谀奉承乃人之常情，皇帝更不能例外。皇帝是权力的象征，这种权力可以撒下阳光雨露，也可以震以雷霆闪电；可以赋予你荣华富贵，也可以使你门灭九族。如此权力，焉能不使人趋之若骛。为了讨好这个“权力”的欢心，总有一批人终日谗颜媚骨，围绕在你的身旁，万岁声呼得连天响，“圣明”歌唱得充耳闻。你说东，他决不说西；你说是，他决不说非；你需要什么，他立即奉上；你讨厌什么，他绝对讳避，终日让你甜蜜蜜，决不触动你厌恶的神经。他给你造成一个绝好的印象，那就是他是天下最最贤良的忠臣。历史上确实有不少昏君把拍马屁的精巧与否作为贤愚臧否的标准，并以此褒扬和加官晋爵。南朝刘宋有个皇帝叫刘骏（430―464年），他的爱妾殷氏死了，他感念备至，时常率领群臣到墓地悼祭。在一次祭祀时，忽然对一位宠臣刘得愿说：“你若哭得悲痛，必有厚赏。”刘得愿果然槌胸顿足，嚎啕大哭，刘骏大悦，立马任命他为豫州刺史。这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肥缺！刘骏又命他的御医羊志一同哭泣，羊志也像模像样地痛哭不已。事后，有人问羊志：“你哪里来那么多急泪？”羊志答道：“我哭我自己的亡妾，关他屁事？”有个史学家说：这下刘骏受骗了。其实，拍马屁的人多数是骗子。须知，他们并无善意，无非是要在你权利的鼎镬中挖一勺子。不化本钱的买卖，何乐而不为！不以才干而以马屁拍得精巧来提拔官吏者，并不乏人。
　　只会当面阿谀奉承是“谀臣”中的等而下之者。高明的谀臣另有一种绝活，那就是“隐而求主之所好”的揣摩功夫，即揣摩君主的嗜好与意向。要达到这个目的，两种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在皇帝身旁的后妃奴仆中广树耳目，打探消息；二是在皇帝接见时察言观色，窥探方向，掌握准确目标，投其所好采取行动，力求达到“言语无不合旨，奏对无不当意。”说出来的话恰是皇帝想说的话，做出来的事恰是皇帝想做的事，日月往来，不知不觉落入他的圈套中。隋炀帝十分欣赏裴矩（？―627年），他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书·裴矩传》）唐朝的李林甫（？―752年），史称他“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皆称旨。”（《旧唐书·李林甫传》）如裴矩、李林甫者，才是到家的“谀臣”。
　　历史还有一种现象：许多帝王被其部下杀死，而杀死他的人几乎就是马屁拍得最出格的亲密之人，最典型的是春秋时代的齐桓公（？―前643年）。（图27 画像石上的齐桓公与管仲）他的宰相管仲（即管子，？―前645年）临终时告诫他务必除掉以下几个人，其中有易牙、竖刁、开方这几个互为羽翼、狼狈为奸者。易牙擅长调味，性格谄媚，齐桓公要吃蒸儿，易牙将自己的儿子杀死蒸了供桓公品尝；齐桓公宠爱内宫美女，却决不让其他男子染指，竖刁就自除阳具以供桓公驱使；卫国的公子开方舍弃公子身份来到齐国为桓公服务，家有老母，十五年不归家省亲。这种违反情理、矫揉造作的虚伪行为是不能持久的。管仲死后，齐桓公不忍对他们下手，最后，这几个人兴兵作乱，围守宫室，阻塞宫门，挟持桓公，使得桓公活活饿死，尸体腐烂，数十日不得收尸埋葬。事后诸子争位，他们又逐太子，杀群吏，立公子无诡为王，齐国大乱，不可收拾。齐桓公建立的霸业因此付诸东流。四百多年后，那个杀死秦二世的赵高，也正是帮他篡位，怂恿他专心享乐不理政事的人。
　　通常谈话中常听人说：“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高明的谀臣正是你肚里的蛔虫，你的心思他了如指掌。
　　大量谀臣的存在，产生了极其不良的效应。
　　历史上有许多皇帝，在其即位之初，也颇英明了一番，但时间稍久，便逐渐发昏起来。清朝大臣孙嘉淦（1683―1753年）在乾隆时上了一本《三习一弊疏》，风行一时。意思是：皇帝在位日久，习惯于群臣的歌颂与赞扬，终至于“喜谀而恶直”，眼睛习惯于协肩谄笑，终至于“喜从而恶违”。奸邪之臣，正是利用皇帝这种特点大行其道，飞黄腾达。君子则因献媚无术，纷纷被排挤出朝，最终的结果是君子在野，小人满朝，皇帝变成十足的昏君。孙嘉淦所说乃是皇帝从英明到昏聩的普遍规律。拍马屁，对皇帝而言是腐蚀剂、麻醉剂，你终日在马屁声中迷迷糊糊地走向愚昧无知、荒唐堕落。所谓“君暗臣谄，国无类矣”（《资治通鉴》卷一周安王二十五年）。
　　谀臣的极致是“造神运动”。武则天想当女皇帝，需要造舆论，兴声势，一批谄臣深明此旨，大事鼓噪，制造了许多离奇古怪的神话。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命人造一白石，上书“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声称是从洛水中挖出来的，武则天便大作文章，命白石为“宝图”，并亲自参拜，封洛水之神为“显圣侯”，告谢上苍，自命为“圣母神皇”。她又采纳臣下建议，改造文字，自己改名为“曌”，意思是日月当空。（图28 武则天除罪简）得宠于武则天的和尚薛怀义，奏上《大云经》四卷，内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世，应当代替唐朝为“阎浮提主”（“阎浮提”在佛经中指中国），武则天立即命令颁布天下。就是在这种喧闹的造神气氛中，一个活生生的凡人变成了一位神，终于使她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图29 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像）但后来武则天本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神，她晚年头脑愈益清醒，广泛听取“凡人”的提醒，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然而历史上在群臣的“造神运动”中被冲昏头脑，自命不凡者大有人在。
　　理论上人们个个都痛恨拍马屁，但他们往往又沉醉在对自己的拍马气氛中，这就是历史悲剧不断发生的原因之一。
　　历代王朝，当其处在衰败时期，还大量存在着所谓的“具臣”。何谓“具”？摆摆样子之谓也。封建时代，一旦为官，富贵荣华便随之而来。但是，在专制制度下，仕途是坎坷的，官场是险恶的，弄不好要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所以为保全自己的乌纱帽，必须处处小心为是。于是有些官僚在长期的官场实践中，炼就了一身作官的功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凡事不表态，唯唯诺诺，模棱两可，终日笑眯眯，不作出头鸟，所谓“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一旦国家危殆，早早溜之大吉，或投靠新主，寻求新的荣华富贵。明崇祯帝朱由检（1611―1644年）亡国时大叫“诸臣误我！”这就是因为“具臣”太多的缘故。
　　单纯的“谀”和“具”，本身并不直接害政。历史上，口头上善拍马而在行政上是行家里手者大有人在。直接残害政事者是所谓“奸”、“谗”之臣，这些人的主要特点是害人。他们心胸狭隘，妒贤害能，排斥异己，喜爱暗中向皇帝打小报告，揭人隐私，造谣生事。凡为皇帝信赖或精明能干、可能有所建树而危及其个人权位者，必千方百计铲除之。或捏造事实，罗织罪名；或巧使奸计，诱人陷入法纲；或借刀杀人，坐山观虎斗。总之，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史称李林甫“妒贤害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兴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在这里，李林甫又是一个典范人物。那位以卖国闻名的秦桧（1090―1155年）同样也是排斥异己的名人。
　　奸邪发展到极致成为“权奸”，大致即《说苑》中的“贼臣”与“亡国之臣”。历史上所谓的“权臣”，与“权奸”有所不同。例如曹操（155―220年）以军功扫平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时机成熟，取而代之，应该说是“权臣”。“权奸”则是通过种种卑劣手段盗取权位。例如利用其特殊地位（如外戚、官宦、宗亲）用“酒色财气”加意培植皇帝的腐化生活，让他在宫中只为后妃奴仆所包围，终日吃喝玩乐，厌倦政事，甘心情愿将政事交由“权奸”处理。于是他们便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封闭皇帝与外界的联系，上欺国君，下压群臣，操持国柄，专权跋扈，皇帝终于成为他手中的玩物。那位指鹿为马的赵高便是最典型的人物；唐代宗李豫（726―779年）即位初年宦官李辅国的“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皇帝您只顾在宫中玩乐，外面的事由奴才去处理），则是“权奸”最理想的状态。（图30 唐代宦官形象）综上所述，作为国君，首先要建立一个信条：你所需要的东西是国家、社会的真情和治国的方略，而不是逢迎献媚的马屁话。对那些逢迎拍马、投其所好、终日让你舒舒服服的人，必须提高警惕。春秋时代，楚共王（一说楚文王）临终前遗命他的宰相：对那些常以道义相劝，终日让他如芒刺背的人赋以高官厚爵；对那些鼓励他为所欲为，让他舒舒服服、一日不见便闷闷不乐的人立即驱除出境。楚共王是英名的，其见解具有普遍意义。
　　英明的国君还要尽力杜绝拍马之风。东汉光武帝刘秀曾下令“其上书者不得言圣”，“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剃光头），兼令屯田。”（《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他的儿子明帝刘庄（28―75年）也曾下诏：“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后汉书·明皇帝本纪》）唐太宗李世民一日停留在一棵树下，对此树颇为赞赏，宇文士及在一旁跟着赞不绝口。李世民立即板起面孔说道：“魏征常劝我疏远佞人，我不知道佞人是谁，本来就怀疑是你，果然不差！”
　　历代昏君偏听偏信，残害忠良，不知多少忠臣义士衔冤泣血而死。二千多年前的《诗经》便已慨叹：“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孔子也说：“恶利口之覆邦家”。（《论语·阳货》）英明的国君对那些在耳旁吹阴风的人常常严惩不贷。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前320年）召见即墨大夫说道：“自你到即墨以后，天天有人说你的坏话，但我派人视察即墨，却见田野开辟，人民富实。政事流畅，东方安宁，证明你不巴结我的左右侍从替你吹捧。”他又召见阿地大夫说道：“自你守阿以后，天天有人赞扬你的政绩，但我派人视察阿地，却见田野荒芜，人民贫困。昔日赵国攻我甄地，你坐视不救；卫国攻我薛陵，你昏然不知。证明你专心收买我的左右亲信替你吹捧。”于是下令将阿城大夫连同在耳旁吹风的人一律烹杀。
　　历史上国君的左右侍从常常是奸邪的渊薮，他们在国君的卵翼之下，别人动他不得，古人称之为“城狐社鼠。”有些国君明知其奸邪，却不忍铲除。刘向《新序·杂事第四》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出游时经过郭国废墟，便询问当地人郭国何以灭亡。有位百姓答道，那是因为郭国国君“善善而恶（wù）恶（è）。”意思是赞扬善事，痛恨恶人。齐桓公十分诧异：“既然国君能够善善而恶恶，为什么国家还会灭亡呢？”那位百姓答道：那是因为他“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意思是：知道善人的善行却不褒扬，知道奸邪的存在却不去除。不知其奸邪而使其存在，奸邪尚有所顾忌，知其奸邪却任其存在，奸邪者便无所畏惧，为所欲为了。东汉章帝刘炟（56―88年）时，窦宪（？―92年）依仗其妹为皇后，在外飞扬跋扈，用贱价强买章帝姐妹沁水公主的田园，后被发觉，章帝大怒，说他的行为何异于赵高的指鹿为马，连公主的田园都敢强占，何况平民百姓！国家抛弃你窦宪，就如同扔掉小鸡、臭鼠一般。然而章帝却碍于皇后的脸面，不加处置，司马光对此事评论道：“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资治通鉴》卷四六章帝建初八年）此后，窦宪专权跋扈，终至灭族。历史上皇帝宠待后妃，纵容其家族，终至被抄家灭门者比比皆是。对待恶人，当其邪恶暴露以后，不论其为亲属姻戚，抑或左右近侍，处置要坚决，不可迟迟疑疑，粘粘糊糊，若待其形成气候，尾大不掉，则其危害将深且远了。《尚书·大禹谟》说要“去邪无疑”，就是这个道理。
　　远佞的另一面是亲贤，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不亲贤则佞臣不远，不远佞则贤臣不能存身。唐太宗李世民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贞观政要·择官》）就是这个道理。
　　亲贤也有几个方面，《说苑·尊贤》中有这样一段话：“（齐）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
　　这里说的是亲贤的几个步骤，即知贤，用贤，任贤，信贤，不令奸邪参与其中。
　　知贤，即分辨贤臣；用贤，即赋予职位；任贤，即给以权限；信贤，即信赖不疑；不令奸邪参与，即不令奸邪从中捣乱。
　　知贤是亲贤的首要课题。前引刘向《说苑·臣术》把贤臣总结为“六正”：“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体谊，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贱体，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于往古之德行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社稷宗庙，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救之，引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然而敢犯主之颜，面言主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
　　《说苑》所说的“六正”，可归纳为三类：一是作为当权大臣，学识深厚，眼光远大，有高度的预见性，不断作出正确决策，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二是经常以治国道义、嘉言善行规劝国君，令其长期保持清醒头脑，不偏离治国轨道，进而敢于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三是忠于个人职守，兢兢业业作好本职工作。从道德品质上说，“正臣”的品质则是立身正直，谦虚谨慎，生活俭约，不慕荣利，杜绝贪贿。而这正是辨别贤臣的着眼点。
　　作为国君，分辨贤良，对第一种所谓“圣智”之臣，一般情况下，必须在长期的实践考验中才能出现，而在治国未见成效之前是很难预见到的。对二、三种情况，观察臣僚是否仗义执言，直言不讳，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则是可以察觉的，而所谓“贤臣”应该就在这一行列中。
　　选拔贤良需要观察与考核，如何考察？春秋战国之际，魏文侯魏斯（？―前396年）要选择宰相，准备在魏成与翟璜二人中选择其一，向李克（即李悝，前455―前395年）征询意见。李克不便明言，只是说：“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史记·魏世家》）意思是说，只要看他平常亲近什么人，富裕时周济什么人，飞黄腾达时推举什么人，走投无路时不轻易作什么，贫穷时不轻易伸手要什么，据此，便可决定谁可做宰相了。孔子《论语·为政》也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音叟，隐匿）哉？人焉廋哉？”意思是说，考验一个人要看他和什么人交往，作事为达到目的采取何种途径，观察他的心态，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一个人是不能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的。总之，对臣僚一方面要了解他的过去，更要考察他的现状，观察他接触的人群，观察他在富贵贫贱处境中的生活态度，便可对臣下的品格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但是作为国君，生活在幽宫深院中，接触的社会面是极其有限的，要选择贤良，必须最大限度地和群臣交往。
　　南朝刘宋文帝刘义隆（407―453年）曾告诫他的弟弟、时任荆州刺史的刘义恭说：“宜深自砥砺，思而后行。开布诚心，厝怀平当，亲礼国士，友接佳流，识别贤愚，鉴察邪正，然后能尽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宜数引见佐史，非唯臣主自应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则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其众事。广引视听，既益开博，于言事者，又差有地也。”（《宋书·刘义恭传》）这是宋文帝要求他的兄弟要时常接见下属，了解下情，考察部下的贤愚邪正。这对于国君来说，更具有普遍意义。史载，西周的周公旦代成王执政“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言其接待部属，连吃饭洗头工夫都没有。虽属夸张，然而道理是不错的。英明的国君常常就在频繁地接待臣僚中了解治国的贤臣。
　　接待下属，首先存在一个态度问题。对待下属要谦恭，态度要温和，不可骄倨傲慢，盛气凌人，自以为是。史称，“诚使周公骄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则必贪而尸禄者也。”（《说苑·尊贤》）孟子也说过，如果一个国君，“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孟子·告子章句下》）“訑訑”是自鸣得意和自我陶醉的样子。以这种声音笑貌对待别人，贤人君子早早避而远之了。春秋时期，齐景公上朝听政，摆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宰臣晏婴（晏子，？―前500年）批评他这种“朝居严”的姿态有害于国家。景公不解，晏婴说：“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吾谓之喑，上无闻则吾谓之聋。聋喑，非害国家而如何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可见国君对臣僚态度生硬，可使满朝臣僚成为哑巴，国君成为聋子，要想察知贤良之人就难上加难了。（图31 晏婴墓）识别贤良只观察是不够的，古人仅凭语言形象取人而失之交臂者大有人在，连我们那位“孔圣人”都曾说过：“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宰予口才超人，孔子甚为赞赏，后来表现极差，时常让老夫子大光其火。子羽面貌丑陋，孔子认为不是一个好材料，后来却门徒数百，名扬四海。（图32 孔子授经图）对朝臣的识别，唐朝的薛登（647―719年）曾说：“始既察言观行，终亦循名责实。”他又引用晏婴的话，“举之以语，考之以事。”（《旧唐书·薛登传》）就是说，对贤良的识别最终靠的是从政的效果。古代昌盛的王朝都有一套考察官吏的机构，对朝臣都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内容与制度。作为国君，应尊重考核机构的考核结果，考核上等者，应尊其为人才。
　　对朝臣的选拔，人员的气质也不容忽视。《荀子·哀公篇》说到一件事情，鲁哀公问孔子如何选取官员，孔子说：“毋取詌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锐者。”理由是“詌者大给利，不可尽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为法也；口锐者诞而寡信，后恐不验也。” 詌者指锋芒毕露，好辖制他人的人；健者指勇于追求权位，处处要压倒别人的人；口锐是指夸夸其谈，华而不实之人。这三种人未必没有才干，但作为官员，需要团结一批人从事工作，一个人不可能包揽一切，而具有以上三种气质的人就极难容纳其他人同舟共济了。所以孔子认为，选人首先必须是“忠信重厚”。“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志能焉。”待人诚恳，讲究信用，处事厚道，总之能团结他人。能团结人，才可委以重任。
　　用人原则应该是“唯贤才是举”。春秋时期，晋国大臣祁奚年老退休，晋悼公问他谁可继承其位，祁奚称“解狐可！”悼公大为诧异，问道：“他不是你的仇敌吗？”祁奚答道：“您问的是谁可以担当此任，并未问谁是我的仇敌。”后来悼公又问谁可继任中军尉，祁奚回答“午也可。”悼公又问：“祁午不是你的儿子么？”祁奚答道：“你问的是谁可担当中军尉，并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在祁奚看来，仇人解狐和儿子祁午在选贤问题上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无所谓仇人和儿子。经祁奚荐举的解狐，后来也将仇人邢伯柳推荐给赵简子，请委以重任，邢伯柳感而往谢，解狐引弓迎射，表明他私怨不入公门，决不因公而废私。祁奚、解狐这种“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的作法，大得后世称赏，并成为所有明君的用人准则。
　　识别贤才是一回事，任用贤才却是另一码事。对朝臣进行考察之后，如果业已证明其为贤才，应该当即委以重任。如果“善善而不能用”，则不仅是人才的浪费，而且还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在分裂割据时期，“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批人才流入敌国，其危害不堪设想。分裂割据时期，一方面是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人才的竞争。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本是偏居一方的落后小国，但每引进一批人才，便兴起一个发展的高潮，一批又一批，一浪高一浪。终于雄居神州，统一全国。楚汉相争时期，项羽本来处于压倒优势，但他信用的部属不是项家的子弟，便是妻妾的亲属，诸如韩信、陈平等人纷纷投入刘邦麾下。反观刘邦，原来龟缩在汉中之地，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韩信突然提拔为上将军，挥军北上，席卷中原，终于使不可一世的霸王只能陔下别姬，乌江自刎。历史上把人才拱手让人而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者史不绝书。
　　任用贤臣，首先要对臣下做到“诚信”。但从历史上看，作为国君，要让他对臣子做到“诚信”，难！皇帝是权力的象征，富贵荣华的顶峰。帝王必须时时提防他人取而代之，这就常常使他们的精神处在紧张状态中，要提防朝臣的阴谋诡计，也要预防大臣的威权震主。特别是在帝王在位日久安排后事之时，便更加心事重重，疑神疑鬼。汉武帝（前156―前87年）晚年，大臣无罪被诛杀者数十家，自己的妻妾、太子、公主，杀之不转眼睛。唐太宗在位之初，立志不杀功臣，并长期履行自己的诺言，但当他在位的第十七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太子李承乾和次子李泰为争夺帝位勾心斗角。他自己是争夺帝位的行家，十七年前“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又浮现出来，于是疑心大起，不但斩杀当事大臣，而且捕风捉影，将一些宰臣借故杀戮，甚至对已故的、生前最受他尊崇的魏征，也扑碑断婚，以示决绝。明朝的朱元璋（1328―1398年）为了给儿孙扫清道路，削平棘刺，对朝臣风扫残云般地疯狂诛杀，致使死后朝无能人，四子燕王朱棣（1360―1424年）自北京麾军南下，他的精心策划顷刻化为乌有。刘邦即位后，诛杀功臣，使第一流的将军次第叛变，连和自己同村同日生、并长期共患难的卢绾也叛逃匈奴。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371―409年）晚年疑忌心发作，凡为官奏事，忽然追忆往年的些微龃龉小事即行杀戮，上朝时见朝臣表情失常，言语不当，行动失节，便认为居心叵测，亲手击杀，最后自己却死于亲生儿子之手。中国历史上的南朝（宋、齐、梁、陈）就是在这种君臣、父子、兄弟互相猜忌、互相惨杀中，天昏地暗地轮番专制，朝代更替。皇帝猜忌苛虐，诛杀臣僚，人人自危，虽父子也不能相保。你要猜杀，人要保命，反叛是势所难免之事。
　　还有一类皇帝，自恃才高八斗，举世无双，凡遇才华显露，几乎超己者，必不令其存在。隋炀帝杀薛道衡，叫道：看你还能不能作“空梁落燕泥！”杀王胄，他又叫道：看你还能不能作“庭草无人随意绿！”梁武帝萧衍（464―549年）和大臣沈约（441―513年）比赛关于“粟”的典故的数量，沈约故意少说了三个，事后他卖弄聪明，对人说：“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护前”就是要占上风。此话被萧衍得知，沈约差一点丢掉脑袋。（图33 南京北极阁）东汉末年的杨修（175―219年），在曹操跟前卖弄才华，最终不免杀头。这种“护前”的皇帝，要他始终待人“诚信”，就近乎滑稽了。
　　对贤臣不能做到“诚信”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凡贤臣，通常都有所作为，有些成绩，并相应产生一定的威望。正因为如此，总有一批鄙琐小人，无知，无能，终日无所事事，但对别人的成绩却耿耿于怀，轻则评头评足，风言风语，进而造谣诽谤。同样的话讲三次，谣言也就成了“真理”。君主如无主见，难免受其蛊惑。更有甚者，一些昏君，对奸人的闲言碎语特感兴趣。唐德宗李适（音扩，742―805年）信任宰相裴延龄（727―796年），此人荒诞不经，谎话连篇。例如，他曾上奏长安和咸阳边界有湖泊百顷，可供牧放官马。此处距京城近在咫尺，朝臣多言不实，德宗派人迁往核查，不过芦苇滩数亩而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德宗知其荒诞，但因此人专好采集民间细事，诋毁他人，德宗听之入迷，始终信赖不移。他死后，满朝文武相庆，惟独德宗痛惜不已。历史上爱听邪臣在身旁吹阴风、点鬼火的权力者大有人在。
　　皇帝对朝臣的猜忌，常常影响到国家大局。唐朝中期之后，国家战乱频仍，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政府却惟恐将军战功显赫，无法控制，经常委派家奴（宦官）去做监军，在军队中指手画脚，牵制将军行事，致使战事屡屡败北，直至唐朝灭亡。有宋一代，惟恐“黄袍加身”的戏剧重演，千方百计避免兵将的亲密隶属关系，使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对外屈膝忍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窝囊的一个朝代。（图34 陈桥驿）大凡昌盛的朝代，英明的君主，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作到对朝臣“诚信”对待，其中最典型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唐太宗李世民。公元29年，将军冯异（？―34年）治理关中，成绩卓著，掌握一方军政大权。这时全国尚处在割据状态，其西有隗嚣割据陇右，其南有公孙述自立为帝，冯异处在举足轻重之地。有人便向刘秀奏报，说他“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刘秀将此奏报交冯异观看，冯异惶恐辩解，刘秀答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后汉书·冯异传》）次年，冯异入朝，刘秀命他带家属赴任，这和历代帝王将部下家属作人质的做法大不相同。公元24年，刘秀帅众攻拔邯郸，击灭河北割据势力王郎，在王郎的档案中发现数千章自己的部下暗中与王郎勾结的书信，刘秀一眼不看，命令一把火烧毁，他说：“令反侧子自安！”汉末的曹操击灭袁绍，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也同样一烧了之。照理，这些信件，如果要秋后算帐，便是叛国投敌的铁证。不需任何调察研究，便可置之死地。但他们眼光向前，既往不咎。唐太宗李世民和房玄龄相处三十余年，始终信赖不移。公元645年，李世民亲征高丽，命房玄龄（579―648年）留守京师，主持政务。（图35 褚遂良书《房玄龄碑》拓本）李世民行至洛阳，京师便有人向房玄龄声称有要事向皇帝密报，玄龄问他所告何人，此人答称要告你本人，玄龄不敢怠慢，发放公文，驿马将他送至洛阳。李世民听说京城送来告密人，大怒，命人持大刀侍侧，询问该人要密告何人，该人回答：“房玄龄。”李世民说：“果然不出所料，拉出去砍了！”并下书房玄龄，批评他太不自信，此后如有类似情况，自行处理。李靖（571―649年）帅众出征，李世民下书，指示李靖“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容斋四笔》卷四）李靖不负所托，放手指麾，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李世民又拒绝臣下的闲言碎语，他曾下令：“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十年）一次，有人上书要他铲除佞臣，李世民问他谁是佞臣，此人说他身处民间，不能确切指出谁是佞臣，但陛下如果在群臣中佯装大发雷霆，那个执理不屈者，便是直臣，唯唯诺诺顺从拍马者就是佞臣。李世民答道：“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太宗贞观元年）历史上许多帝王以权诈驾御群臣，见到一时效果，便沾沾自喜，岂不知你以权诈待群臣，群臣更以骗术回报你，你就成为一个浑浑噩噩的蠢夫。
　　猜忌可以使父子兄弟朋友化为仇敌，而诚信可以使仇敌化为亲友。东汉光武帝刘秀初即帝位，朱鲔为更始帝刘玄坚守洛阳。刘秀派人劝其投降，朱鲔自认为当初曾劝更始帝诛杀刘秀长兄刘縯，又力阻更始帝放行刘秀出征河北，自知罪恶深重，不敢出降。刘秀答允：只要出降，不但不丢性命，且官位可保。刘秀果不食言，朱鲔降后，被命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传封累世。李世民在即位前和长兄李建成、兄弟李元吉争夺政权，勾心斗角，终于暴发“玄武门事变”，诛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迫使父亲让出了皇位。魏征是李建成的智囊亲信，屡次劝李建成处置李世民。李世民杀死李建成后，把魏征召至面前，骂道：“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魏征答道：“先太子如果早听从我的建议，不致落到这步田地！”李世民看重他的胆识才华，不加追究，不久任命为谏议大夫，代表皇帝赴东方安抚建成、元吉的党羽。后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即宰相之一），魏征以政见卓越、敢言直谏大得李世民的重用。魏征死后，李世民慨叹：“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征传》）李世民的许多文武大臣是从敌方或敌国转化过来，成为他忠心耿耿的臣僚。（图36 魏征像）当然，对部下“诚信”，不是盲目的诚信，一般来说。对臣下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盲目信任一个人，那你就可能成为一个十足的昏君。反之，对那些经过长期考验值得信赖的人却疑神疑鬼，那你就可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亲贤臣”一个重要课题是对臣下尊礼、关心、爱护。孟子曾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司马迁也曾说过：“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报任安书》）历史上许多所谓的“忠臣义士”，并非深懂“忠孝节义”的说教，而是为报知己之遇的“恩德”罢了。战国初年，晋国有个豫让，起初是范氏的家臣，后又为中行氏家臣，最后又成为智氏的家臣。后来范氏和中行氏都被智氏消灭，智氏后又被赵襄子满门剿斩。豫让千方百计为智氏复仇，数次被擒获，赵襄子责问他：“智氏消灭范氏和中行氏，你无动于衷，如今却要为智氏报仇，是何道理？”豫让答道：“范氏和中行氏以凡人看待我，我就以凡人的身份对待他；智氏以‘国士’看待我，我就要以‘国士’的身份回报他。”（图37 汉画像石上的豫让刺赵襄子故事）这种以知遇心态对待君主者大量存在。古人所说“抚我则后，虐我则雠”（《尚书·泰誓》）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古代的君臣关系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到了宋代，君主独裁的专制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学家们也把君臣关系天理化、绝对化，国君即便是洪水猛兽，乌龟王八，身为臣子也要忠贞不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直至明清，君主对臣僚可以随意侮辱践踏。“礼贤下士”的作风渐次消失，这种绝对君权是封建社会发展极致形成的糟粕，它随封建社会的没落而被历史所抛弃已为时不晚。总之，作为国君应当把朝臣当人看待，尊重他的人格，不以势压人，不把人看作贱民、畜牲，在这一点上，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很好的榜样。
　　刘秀即位后，他的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刘秀和她谈论朝中大臣的风度才干，借以视察她改嫁的意向。她盛赞大司空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一日，刘秀召见宋弘，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倾听。刘秀说道：“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宋弘答道：“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大失所望，回头向屏风后的公主说：“事不谐矣！”（《后汉书·宋弘传》）刘秀不以皇帝之尊强迫臣子作“陈士美。”一日，他任命任延为武威太守，临行，刘秀告诫他说：“善事上官，无失名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好好巴结上司，不要失去好名声。不料任延大不以为然，立即反驳说：“臣闻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和”就是无原则的随声附和，大家唱一个调子。刘秀大加赞赏：“卿言是也！”（《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传》）自己说错了就承认，臣子说对了就赞扬，这才是一个明君的风范。在统一战争时期，大将凯旋归朝，刘秀必令他们便道回乡，祭扫祖先坟墓。大臣死亡，常常亲临吊丧。各地方贡献的奇珍美膳，必令分赐各功臣之家，而皇帝的御膳厨房往往匮乏。这些，虽属琐碎细事，但都可起温暖人心和团结臣僚的作用。
　　唐太宗李世民对朝臣也尊礼备至。大臣疾病，往往数至其家探视，大臣死亡，废朝举哀。贞观七年（633年），襄州都督张公谨死，出次发哀，有关部门奏称：辰日这一天要忌哭。李世民说：“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贞观政要·仁恻》）于是照哭不误。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靖病重，李世民亲临其家问疾，并数次下诏询视病情。一百多年后，宰臣权得舆（759―818年）看到李家后人保存的李世民亲笔书信，看到“有昼夜视公病大老妪令一人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一句，感动得不禁潸然泪下，感叹道：“君臣之际乃如是耶！”（《容斋四笔》卷四）《荀子·荣辱》篇中有句话，“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君臣之间更应如此。唐朝经“安史之乱”及吐蕃入侵，国家不绝如缕，赖郭子仪（697―781年）等名臣竭力奋斗，国家政权才勉力支撑起来。但郭子仪屡受奸人谗言，唐代宗李豫总算明白，不予加害。郭子仪的儿子郭暧（753―800年）娶李豫女儿昇平公主为妻，一日，小夫妻大闹起来，郭暧对皇帝出言不逊，公主向李豫告发，郭子仪大惊，把郭暧捆绑起来，向李豫请罪，李豫说：“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代宗大历二年）话虽不多，却是何等暖人心田的语言。
　　政治是无情的，但人是有感情的，聪明的统治者常常用感情团结他的臣僚，用温情辅佐政治，而昏君却不懂这个道理。
　　亲贤的另一方面是对直言之臣的态度。封建时代，英明的君主对直臣多能宽容，而昏君多诛杀直臣。直臣对皇帝而言，大多是又臭又硬的家伙。他们对皇帝的过失直言不讳，不讲情面，在正理面前，不为权威低头。例如，汉武帝诛杀大臣如杀鸡狗一般，惟独对汲黯（？―前112年）无比宽容。汲黯奉命出外，往往违背诏命，自作主张，对朝臣也常常直斥其短，甚至连皇帝也不例外。一次，武帝召见文学儒士，夸夸其谈，汲黯大为不满：“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汉武帝闻言大怒，脸色铁青，立即罢朝。朝臣都为汲黯捏了一把汗，但是事后，汉武帝对左右臣僚说：“甚矣，汲黯之戆也！”（《汉书·汲黯传》）如此而已。汉武帝崇尚儒法，汲黯奉尊黄老，俩人政见不同。汉武帝提拔新人，节节升迁，汲黯却原地踏步，官位不畅，汲黯对武帝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汉武帝亦不为所动，自行其事。但武帝欣赏他的正直，对他始终尊礼有加，对其人身从未加害，得以寿终天年。汉光武帝刘秀时，洛阳令董宣当街揽住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的马车，以刀划地，历数湖阳公主的罪状，并当场拉下公主家杀人的奴仆，格杀勿论。公主向光武告发。光武要捶杀董宣，董宣据理力争，光武帝强迫他向公主赔礼，董宣坚决不从，光武命武士按捺头颈，董宣两手撑地，决不低头。最后光武帝赏钱三十万，命其为“强项令”。（图38 京剧《强项令》中的董宣形象）唐太宗时，魏征常常当众给他难堪，但又不好发作。一日，盛怒之下回至内宫，对长孙皇后说：“总有一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但终究以国事为重，自始自终对魏征崇礼有加。历史上这种有高明政治见解而敢讲真话的大臣往往是国之瑰宝，万万不可轻视。当然，那些沽名钓誉、不识时务的迂腐之辈自当别论。
　　贤良和奸邪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在君主昏庸、朝廷败坏的情况下，贤良之臣轻则成为“容身保位”的“具臣”，甚至与邪臣同流合污，败坏朝政。作为君主，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朝廷中创造正直、守法、和穆的气氛，使那些奸邪之人没有存在的气候。
　　纵观数千年古今中外的历史，凡是兴旺的王朝必有贤臣主持朝政，凡是败亡的王朝必有邪臣操持政柄，决无例外。“亲贤远佞”确确实实是关系国家盛衰兴亡的大事，万万不可把它作为空话套话而等闲视之。作为君主必须时时刻刻铭记在心，并在行动上作到“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国家才有望走向富强的道路。
　　四、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一次，太宗李世民询问他的大臣：“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道理简单而明白，尽人皆知。然而，作为君主，能做到兼听而不偏信却大非易事，尤有甚者，压制人言，封闭自己的耳目，与外部世界隔绝，大祸临头而不知者也大有人在。
　　远在西周时期，周厉王姬胡暴虐无道，国人纷纷指责。大臣劝解，不听，反而派人四处监听，得报，立即斩首。于是国人再也不敢议论。姬胡十分得意，宣称：我打击诽谤，无人敢议论我了！事过三年，国人暴动，姬胡仓皇出逃，死于外地。
　　还有那位秦始皇，汉初政论家贾谊说：“秦王足己不问（即自高自大，不听人言），遂过而不变（即坚持错误，不知变通）；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即深谋远虑预知变化之人），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侧耳细听，言不敢大声言论），重足而立（并足站立，言不敢轻举妄动），拑口而不言。是以三王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过秦论》）大约同时代的贾山也说：“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何也？天下莫敢告之也。”（《汉书·贾山传》）贾谊、贾山生活年代上距秦亡不远，耳闻目睹，所言不假。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秦朝的峻法，“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种文化专制，限制人们的行动，封闭人们的嘴巴，制造了恐怖气氛。不仅如此，秦始皇又自我封闭。史载秦始皇在都城咸阳二百里内，建造宫观二百七十所，各宫观间用甬道相通，形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花花世界。凡皇帝出行，居处必数处设点。如有人道出皇帝所在，立刻处死。这种和众人绝缘的作风，焉能不偏听偏信！秦始皇在沙丘病死，宦官赵高等人大动手脚，私立少子胡亥为帝，先后残杀始皇子女二十余人，诛杀大臣不计其数。赵高一手遮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外面风云变幻，二世一无所知。陈胜、吴广起义，赵高诛杀胡亥。义军大举入关，秦朝先人数百年的惨酷经营一朝即毁。
　　大凡亡国的君主，大都只有三五个佞人在身旁转悠，掩闭他的耳目。东汉灵帝刘宏（156―189年）只信任身边的几位宦官，常说“张常侍（张誏）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把几个心腹宦官（常侍）当作父母。“父母”的言行当然违背不得的，皇帝如此，他人更不在话下了。宦官党羽遍及天下，侵占田宅，欺压良善，大肆捕杀有识正直之士，制造所谓“党锢之祸”，把国家弄得天昏地暗，民怨沸腾。黄巾起义，军阀群起，袁绍率兵入宫，将宦官斩尽杀绝，东汉政权也就名存实亡了。
　　还有那个隋朝第二个皇帝隋炀帝杨广，中年即位，自恃功业盖世，才高八斗，目空一切。即位后，筑长城，修运河，开弛道，广巡游。其规模之大，又非他的先行者秦始皇所能跂及。只是秦始皇作孽的后果由其子孙承担，隋炀帝作孽的后果则由他自己和子孙同时承担了。（图39 隋炀帝像）隋炀帝作风的最大特点是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臣下稍有异议，当面批评也好，背后议论也好，一经发觉，不论亲疏远近，职位高低，一律处死。做了其父隋文帝二十余年宰相的高熲，消灭陈朝的大将贺若弼，都是稍有议论即被定名为诽谤罪处死。一代文豪薛道衡（540―609年）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对他的父皇大加赞扬，不料触动了杨广高傲的神经，以为是在故意贬低自己，薛因此被莫名其妙地处死。他的头号亲信张衡（？―612年）说了一句年来劳役太多，望陛下稍稍加以减损，杨广大不自在，亦以诽谤罪令其自杀。临死前，张衡大叫：“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意思是自己帮杨广做了那么多作孽事，怎么能久活呢？原来，杨广的父亲文帝杨坚病危时，杨广调戏他的爱妾陈夫人（陈后主的妹妹），被杨坚发觉。紧急之中，杨广派张衡入宫“侍疾”，不久，杨坚便一命呜呼了，其中原委，可想而知。如此亲信的人，一言不合，便丢了性命。杨广猜忌心重，太子杨昭早死，后来准备立次子杨暕为太子。杨广听信谗言，罢免杨暕的一切职务，并大肆诛杀他的部属，父子之间互相猜忌，形同仇敌。最后，只有三两位马屁精在他身边转悠。公元617年，农民暴动，烽烟遍地，他预感到洛阳不是久留之地，再次率领文武百官和禁卫部队巡行江都。次年，禁卫军图谋反叛，大庭广座，公然谈论。人人皆知危在旦夕，一位侍女向他反映，他却以为非所当言，立即处死。于是人人闭口。叛军突入行宫，历数他的罪恶，他自知已无生理，苦苦哀求一个好的死法。叛军不允，只得自解腰带，活活勒死。死前自言自语：莫非是阿孩干的？阿孩就是杨暕。而叛军捕杀杨暕，杨暕大叫：皇上使者暂且住手，儿子没有对不起国家的地方。父子俩至死不明真相，其受蒙蔽可见一斑。
　　那位唐朝的“明皇帝”李隆基（685―762年），早年也颇英明了一番。后来，先是一个李林甫（？―752年），后来一个杨国忠（？―756年），把他包围得严严实实。他只管身搂爱妃，享尽人间甜蜜，却不料安禄山（703―757年）叛变，大军入京，李隆基仓皇入蜀。一个最最辉煌昌盛的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了。（图40 杨贵妃墓）历史上无数因偏听偏信而败国亡家者，不计其数，然而后世帝王一再重蹈覆辙，其故安在？
　　首先，历代君主，除开国者外，大多生于深宫，养于妇人，长于奴仆。即位以后，接触的无非是后妃、宫女与宦官，生活范围极其狭小，很少与外界接触，难得听到外界的声音。如果皇帝愚蠢懦弱，对自己的后妃爱之深，惧之甚，对宦官百般依赖，那么，偏听偏信就更所难免了。
　　“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骄傲与奢侈是富贵人家的阶级性。作为皇帝，自幼作威作福，骄横傲慢自成天性，登位后又权威至上，掌握人臣的生死荣辱，众臣僚为了一己之富贵，顺着他傲慢的心态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之声不绝于耳，更助长他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之言的作风。如果再挥舞他权威的大棒，动不动就治人以“诽谤之罪”，正确的声音就在他耳旁绝迹了。
　　就国中的群臣和民众而言，皇帝的近臣“容身保位”者多，敢言直谏者少。那些芸芸众生，尽管穷困潦倒，千般冤苦，但天高皇帝远，无由语达天庭。偏偏有一些学子，脸上长了个嘴巴，手中有一支笔竿，加上一个不安分的脑袋，往往不能自我控制，发牢骚，指时政，刺痛皇帝老儿的疮疤，一遇暴君，就难免身首异处了。古语云：“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历史上不知多少书生为了只言片语，葬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如此这般，皇帝能不偏听偏信吗？
　　然而有一些统治者，眼见得偏听偏信造成的严重恶果，也聪明起来了，他们力图突破自己的天然牢笼，努力听取外界的声音。
　　首先，在有限的范围内，听察外部的信息。《荀子·哀公》中有一段话：“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鲁哀公可谓有自知之明。国君居庙堂之上，不懂得什么叫悲哀，什么叫忧愁，什么叫劳苦，什么叫恐惧，什么叫危难，在如此无知的状态中，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孔圣人”教他一个由近及远的法子，他说：你进入宗庙的大门，登阶而上，仰观宗庙的栋梁，俯见陈设的祭器。然而，旧物虽在，而原来使用这个庙舍和祭器的人却早已消失了。你触物生情，能不感到悲伤吗？你黎明即起，梳洗穿戴，天亮登朝议事，一事得不到贯彻，就可能是危险的征兆。你为此而耽心，你能不忧愁吗？你天亮上朝，日落下朝，朝堂上站立着无数其他公侯的子孙，他们有些是亡国的后代，有些是作人质的他国子孙。此情此景，能不体味出劳苦吗？你走出都城四门，眺望鲁国的四郊，那些亡国破家的废墟，历历犹在眼前，你能不为之心寒吗？我听说：国君是舟，人民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由此想来，你能不感到危险吗？你手执国柄，居民之上，危险啊！
　　一个国君如能觉察自身处境的艰难险阻，观察自身周边事物的点点滴滴，就会闻到外界的声息。但这远远不够。
　　首先，作为一国之君，必须经常征询朝廷大臣的意见。东汉光武帝刘秀每日上朝，处理国事，过午方罢。并不断召大臣入宫讨论政事，谈至深夜方才罢休。太子耽心他勤劳过度，屡屡劝他休息静养，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唐太宗李世民时常宣称他身居深宫，不能尽见天下事，所以设置公卿百官，以便作自己的耳目。除上朝外，他还经常把大臣召入卧室，促膝谈心，讨论军国方略。同时，坚持集思广益的行政制度。例如，国家每一政令发布，自起草、讨论、反复审查，经过几个部门，层层签署方能转入行政部门执行。他又特重言官制度。例如谏议大夫一职，前代早已有之，名为皇帝侍从，但大多数情况下摆摆样子罢了。唐初，中央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太宗定制，宰相论事，必有谏议大夫参与其中，可以随时发表意见。朝中大臣都有向皇帝进言的义务，五品以上官员都可以上表议论政治，并必须到中书省轮流值宿，以便随时召见，访问民间疾苦。唐太宗出身高级贵族，年轻气盛，性情刚烈，但他眼见隋朝亡国的教训，努力按捺个人性情，尽量接受臣下的意见。特别是那位魏征，随从左右，经常在大庭广众揭露他的疮疤。一日下朝，脸色铁青，见到皇后，大骂：终有一天杀掉这个乡巴佬！皇后惊问是谁，他说：“就是那个魏征”。皇后听罢，立刻回至内房，穿戴整齐，跪下。李世民大惊：“这是干什么？”皇后回禀：“妾向皇帝祝贺”。李世民说：“何贺之有？”皇后答道：“妾常听古训道：‘君明臣直’，因为陛下英明，才有魏征的忠直，能不祝贺吗？”于是乎“龙颜大悦”，对魏征更加信赖有加。
　　作为君主，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深知重视倾听不同意见的重要性。《尚书?说命》上就说：“木从绳则正，后（国君）从谏则圣。”孔子也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商鞅也说：“千人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在朝堂上只能听到你一个人的声音，那就大事不妙了。据说春秋时代的楚庄王（？―前519年），功业卓著，后来发现才干没有超过自己的臣属，于是他忧心忡忡，深恐亡国就在眼前。赵简子有臣子周舍，爱直言无讳。周舍死后，满朝唯唯诺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简子悲不自胜，认为这是亡国的征兆。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自以为贤能无比），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贞观政要·求谏》）英明的国君都把接受忠谏提高到关系国家盛衰兴亡的高度。
　　有一个接受忠谏的要求与愿望，还应有积极接受忠谏的态度。
　　唐朝的陆贽（754―805年）曾经告诫唐德宗说：君臣上下情理不通，其原因是君臣之间有“九弊”。“九弊”之中，在国君方面有六条，即“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那意思是：对臣下好占上风，羞于听到自己的过错，夸夸其谈，炫耀自己的聪明，摆架子，刚愎自用。因为你好占上风，耻闻过错，于是臣子就违背良心，甜言蜜语不讲真话，拍马屁的人就蜂拥而来；因为夸夸其谈，炫耀聪明，臣子们自寻方便，犹豫观望，你就没有和人互相切磋的机会了；因为你摆架子，刚愎自用，自然就不能谦逊待下，自我反省，那些胆小的臣子就不敢言语，不说真情实理了。臣子一方则有三弊，即“谄谀”、“顾望”、“畏懦”。陆贽的言论虽然是针对唐德宗的作风而言的，实际也是皇帝最普遍的通病，是君臣隔阂，上下相蒙，皇帝偏听偏信的重要原因。英明的国君深明臣子有难言之衷，力图在朝堂中创造和睦宽松的气氛，力求使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以期达到兼听的目的。唐太宗英姿飒爽，气态轩昂，臣下被召，往往局促不安，语无伦次。太宗了解此事，加意意态温和，语意轻柔，臣下言语不当，从不追究。东汉初期，朝廷论事，多能畅所欲言。章帝时（76―87年），一次大臣在朝堂上论事，以郑弘、第五伦为一方，桓虞、袁安为一方，双方展开辩论，互不相让，终至破口大骂。司隶校尉弹劾他们扰乱朝堂，大失体统。郑弘等人立即上交印绶，脱去冠履谢罪。汉章帝下令说：朝廷大事本应众人讨论决定，诸臣应该心平气和，不该相互谩骂。但是如果大家为保存颜面，各自沉默不语，更不是朝廷之福。所以，尔等无罪，返还各人冠履印绶。汉章帝和稀泥，和的得体。朝堂中辩得面红耳赤，总比寂无声息或者一腔一调有益得多。
　　朝臣们畅所欲言，作为国君不但要善于听，并且还要善于“断”，即正确的判断。如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是议论，分不清是非黑白也是白搭。刘邦戎马倥偬，事务千头万绪，但是关键时刻，关键大事，没有一件出自个人胸忆而是听取臣下建议而采取行动的。有时判断失误，一当听到正确意见，立刻改弦更张。例如：公元前204年，楚汉相争，双方胶着不下，有一个辩士郦食其建议他分封六国之后为王，分头打击项羽。刘邦听信建议，命令刻印分封。此时张良（？―前189年）来见，刘邦告知此事，张良大惊。这时刘邦正在用膳，张良拿起筷子，一件一件历数这是一个天大的馊主义。（图41 汉中张良祠）刘邦听罢，一口吐出饭团，骂道：“竖儒！几败尔公事！”分封一事自然作罢。刘邦战败项羽，由于部下怂恿，决定定都洛阳。这时，一位名叫娄敬的人经过洛阳，历数洛阳不如长安，得到张良的赞许。刘邦立即起驾奔赴关中，定都长安。项羽叱咤风云，却败死乌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刚愎自用，不善采纳臣下意见的缘故。
　　君主广听博纳，不但使国君能够听到正确的声音，了解真实情况，还可能成为君臣关系的粘合剂。历史上许多文臣肝脑涂地为主子效劳，不一定是因为高官厚禄，金钱赏赐，而是因为君主尊重他的智慧，不断采纳他的建议。刘邦好骂人，却能团结一批文臣武将，原因就在于他胸无成见，处处采纳他人意见。唐初的魏征，原是李世民兄长李建成的亲信，是李世民的死敌。后来李世民欣赏他的才识，对他处处言听计从，成为他忠心耿耿的大臣。历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英明的国君都是一个良好的听众，有耐心的听众，而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虚心听取臣下的声音，就是对臣下无形的赞美。对欣赏自己人，能不为之服务吗？
　　作为一国之君，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了解民情，体察民间疾苦。历代王朝的覆灭多数与民情不能上达有关。元末农民起义的口号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可奈何？”唐人诗句：“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人民群众多么向往自己的声音能“抵达天庭”。然而许多帝王只能听到歌舞升平的赞语，听不到人民的呻吟。特别是在乱世，各级官吏报喜不报忧，不惜用极其荒唐的奏报蒙蔽君主。唐玄宗时，宰相杨国忠奏报：虽然阴雨连绵，对庄稼并不损害。唐僖宗时，蝗虫大起，遮天蔽日，从东向西飞至长安周围，京兆尹上报：“蝗虫飞至京师，不吃庄稼，都抱着荆棘死掉了。”被如此臣僚包围，十步之内，就使你两眼全然昏花，遑论其他。好的臣子是上下的通渠，坏的官员是遮天蔽日的乌云。英明的国君都严惩欺君之罪，昏庸的国君都被奸佞所摆布。英明的国君不为眼前现象所迷惑，而能登高望远，放眼全国，倾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于无声中听惊雷”。“居庙堂之上，念及江湖之远。”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其领土起初只龟缩于今河南中部一带。同时期的袁绍占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又是世代高门贵胄，声望远被，兵强将广，桀傲不训，和曹操针锋相对。相形之下，曹操远不是袁绍的对手。但谋臣郭嘉分析了曹操的优势，其中一条是：袁绍见到眼前饥寒之人，煦寒问暖，关怀备至。然而对看不到的人却从不问津。曹操则相反，眼前琐事，时有忽略，但凡大事，必与四方沟通。对远方人的恩惠，往往使其大喜过望。耳目不闻见的事无不思虑周到。官渡一战，袁绍兵败军溃，从此一蹶不振。唐德宗李适一次带少数随从化装到长安郊区打猎，停留在农民赵光奇家，询问如今百姓是否欢乐。赵光奇回答：不乐。李适问道：年来收成不错，何以还不欢乐？赵光奇说：那是因为朝廷不讲信用。朝廷颁不“两税法”之初，明言两税之外不许再有其他赋税徭役，但是，如今税外苛征反而超过两税。农民交纳粮食，名为“和籴”，名义上是公平交易，其实农民从来没有见过一文钱，这哪里是交易，明明是抢夺。这还罢了，原来讲好百姓交粮只要送到大路边，然后由政府负责起运，如今却强迫农民将税粮运到京西军营，动不动就数百里，车坏牛死，百姓破产都来不及，还谈得上什么欢乐！唐德宗听后，下令免除赵光奇一家赋税徭役。北宋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对此事大发议论：“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德宗贞元三年）（图42《资治通鉴》书影）赵光奇的言论是千家万户的声音，你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赋税，其他千千万万家又如何呢？《诗经?大雅?板》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作为国君要广泛征询意见，甚至不放过山野打柴的人。如果你只看眼皮下的事物，而不放眼广大国土，那就难怪明明是哀鸿遍野，而你却洋洋自得“到处莺歌燕舞”了。
　　作为国君，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民谚有云：“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国君应该尽力从民意闲谈中吸取营养。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国的子产（？―前522年）执政时的一件大事，原文如下：“郑人游于乡校（大约为民间的公共场所），以论执政。然明（郑国的大夫）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音pǐ，恶）。其所善者（他们认为善的），吾则行之；其所恶者（认为恶的），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通过忠善来减少怨恨），不闻作威以防怨（利用权威来压制防怨），岂不遽止（立刻停止）。然犹防川（如同筑防以阻河道），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把它作为良药）。’”国家要听取人民的呼声，家家访问、户户垂询是不可能的，听取群众聚会时的言论未必不是一个可行之方。据说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是专门让群众发表演说、谈论政治的场所，被说成是“海德公园式的民主”。此法善则善矣，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行不通的。子产的不毁乡校，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且不说历代统治者决不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其疮疤，即使在今天，“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人民生活的普遍富裕，不要为一日三餐犯愁；二是人民的文化水平、素质教养普遍提高，大部分人有分辨是非、自我约束的能力。这些条件，在目前的中国并未成熟。中国是个幅员广大的大国，社会内部成分繁杂，五方杂陈，善恶难分，“海德公园”难免为少数不良分子所利用，成为煽动暴乱的场所。但是并不妨碍在政府的指导下，组织各类有益活动，议论国是，臧否人物，宣泄郁闷，通过各种媒体向上反映，以为高层领导的借鉴与参考。
　　总之，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首先上下左右，前前后后，信息要畅通，情况要明白，否则一切都谈不上。要做到这点，领导就必须做到兼听而不偏信。
　　五、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有句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礼义廉耻”是个抽象概念，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然而管仲却认为没有了它，国家就要灭亡，而且后代的统治者也把它当作治国要事，事态何等严重！（图43 管仲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其相应的精神状态和相应的共同心理，并相应地构成该国家民族的素质。
　　笔者在《杂文月刊》上读到一篇《无价的逃生》的文章，现摘录前半部如下：随着电影《泰坦尼克号》走红，当年“泰坦尼克号”的真实档案，也被媒体发掘出来。档案中有这样一个材料：“泰坦尼克号”运送妇女儿童的最后一艘救生船上，有个唯一的男性乘客，是日本的外交官，他是享用外交官的特权上了救生船的。
　　这位利用外交特权活下来的日本男性乘客，回到东京后，遭到日本国民的愤怒抗议，认为他如此贪生怕死，利用外交特权上了营救妇女儿童的救生船，实在是丢尽了日本人的脸面，损害了日本人在国际上的尊严，纷纷要求他自杀以谢天下。在舆论的压力下，这位外交官只好辞职，过起隐姓埋名的生活。
　　但他的后代不能原谅他，他们改姓换名，不想让人知道他们有过这么一个祖先。
　　善于挖掘新闻的记者居然找到了这位日本外交官的一位孙子。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电影《泰坦尼克号》走红，将他家族的耻辱和隐痛再次曝光。虽然“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他还没有出生，但他面对摄像机镜头的表情依然很痛苦。他对记者说，他的祖先不应该活下来，他当时应该自杀，免得后代带着羞辱活在人世上。
　　这位日本外交官坐救生船活了下来，是合法的，但是却不符合日本人的道义。这位外交官自我隐退，隐姓埋名，总算知道羞耻。他的后代因此改换姓氏，更是知耻。日本人的知“义”、自强、自尊、知耻是日本能够长期处于强国之林的原因。可惜在一段时期内，日本的统治者把这种精神引向另一歧途，提倡所谓“江田岛精神”，把日本引入长期的战争灾难中。
　　原始儒家大力倡导“仁”，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相互仁爱之心，把仁爱之心表现到行动上，作得很恰当，很到位，就是“义”。“义者宜也”，把这种“义”的行为规范化，仪式化，就是“礼”。人与人的交往，要“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不拿非分之财，便是“廉”。如果作错了事，违背了“礼、义、廉”，知道感到羞耻，勇于改正，便是知“耻”。如果人人都按照各自所处地位的行为规范行事，人人不拿非分之财，以违背“礼、义、廉”为可耻，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反之，如果大家不按照各自的行为规范行事，而是各行其是，掠人之财，不以为可耻，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四维”的核心是“义”。但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义”有不同的含义。封建时代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其统治秩序，调护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关系。儒家的原则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婆母）慈，媳听。”在加上朋友以“信”，以“礼”加以规范，构成儒家的伦理系统，社会便有了安定的基础。这便是“义”。
　　法家以严刑酷法来维护统治秩序，特别强化君臣关系，并用严刑酷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完全剥去人与人之间亲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人间笼罩着无情的冷酷气氛，没有亲情，没有欢爱。汉初的贾谊描述秦朝的人际关系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无）几耳。”（《汉书·贾谊传》）这就是法家主持下的社会风尚。这种单纯的皮鞭主义，从长远的观点看，不能起到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儒家则不同，孔子早就说过：“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唐初的魏征也说：“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贞观政要·公平》）国家不可以没有法律，但单纯的法律不能深入人们的心灵，它不是万能的。儒家则以人们的原始亲情演绎“人伦道德”，以达到维持统治秩序的目的。
　　儒家认为，演绎“人伦道德”的基点是“孝”，处理政治的基础也是“孝”。《论语·为政》有这样一段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把孝道伸展开去，就是政治。《论语·学而》又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里说得更明白，儒家的“孝道”是借助对长辈的孝顺，培养人们温仁善良的性格，由不犯上而后不作乱。人人如此，天下大定了。子女对于父母有一段自然的亲情关系，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者顺应这种亲情关系，营造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亲情纽带便是西周统治体系的主线。（图44 南阳出土孝子故事彩色画像砖）在阶级社会中，君臣关系是统治体系的支柱。《论语·颜渊》有这样一段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齐景公天真可爱，他敢于直言，他是靠君臣父子各人的行为规模吃饭的，如果君不按君的行为规范行事，臣不按臣的行为规范行事，父不按父的行为规范行事，子不按子的行为规范行事，虽有老米饭也吃不到他的口中。既然如此，国君就有理由要求臣民对自己效忠。统治者就刻意利用家庭中父子关系培养外在的君臣关系，所谓在家为孝子，出门为忠臣。“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于是宣扬忠和孝就是当务之急了。
　　原始儒家的“忠”，主要是忠于“道”，忠于信仰。为了“道”，可以牺牲一切，最终包括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儒家的气节观。儒家也讲究“君臣之义”。在“君仁”的前提下，对国君忠贞不二。后来历经墨子、荀子，特别是韩非子等人的改造，“忠”就演变成了忠于国君。大家都忠于国君，这个政权才能巩固。所以后来的国君无不崇尚忠于国君的忠节。臣子不忠，诛杀不赦。
　　为了国家政权的巩固，各级人员的廉洁必不可少。先秦儒家气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廉”。所谓“廉”，简单地说，就是不拿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包括财物和权位，“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过分）。”（《孟子?滕文公下》）但是社会是复杂的，个人欲望是永恒的，功名利禄不断自外界袭来，在功名利禄面前，如何控制个人的欲望，节制自己的情感，那就不仅仅是外在的行动，而是内在的心灵修养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论语·述而》）在富与贵面前无动于衷。孟子更加重视个人修养，善养个人“浩然之气”。外界的威胁利诱，内心毫不动摇。有这样一个故事，东汉末年，管宁与华歆都是当代名士，二人同在园中锄草，地里出现一个金片，管宁挥锄不顾，视如瓦石一般，而华歆将它捡出扔到外边。二人同为不爱钱财，然而管宁能够不动于中，所以世人称管宁略高一筹。事之有无，姑且不论，但说明个人的修养何等重要。
　　封建时代，忠节、孝悌、廉洁是提倡社会风尚的重要内容。两汉时期，政府时常以各种名目收揽人才，如所谓“贤良正方”、“茂才异等”、“孝悌力田”等等。东汉初期，在文化思想方面着力于几件大事。第一，大力提倡忠节。刘秀在戎马倥偬中，急不可待地把一个年老退休的县令卓茂请出来，给以高官厚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忠于汉室不受王莽官爵的缘故。他的功臣死后多谥为“忠侯”、“节侯”、“建信侯”等等，以示表彰。第二，大兴儒学。虽战事频仍，但所到之处，必先访求儒雅之士，又遍搜遗书。于是儒士云集，图书日增，又设五经博士，建立太学。他的儿孙明、章二帝更加大张旗鼓地提倡儒术，连宫廷卫士都要通读《孝经》。章帝大集众儒于白虎观，商订《五经》异同，创作《白虎通义》，以为学术准的。民间私学也萌勃发展，学生动辄数千人。三、两汉时代选人有“孝悌”、“廉吏”二目，合为“孝廉”一目。东汉则将举“孝廉”经常化，制度化，并将举“孝廉”定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于是乎名利所在，大家都在“孝”、 “廉”上下工夫。东汉政权在光武、明、章三代帝王的六十多年中，培养出大批儒学群体，他们把先秦儒家的中正、廉洁、孝悌的说教贯彻到行动中，形成一批“忠耿廉洁”的名士，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互相标榜，中期以后，又在各地学子及太学生的鼓励下，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图45 熹平石经残石）然而在东汉政权的体制中，有两股邪恶势力相互涤荡着。一类是外戚，一类是宦官。东汉自第四个皇帝开始，大都年幼即位，由母后出面当政。这位年轻寡妇无所依靠，只有依靠娘家的父兄，于是形成外戚专政。这些外戚多数是东汉初年的功臣后裔，除个别人外，大多是纨绔子弟。他们平日骄奢淫逸，一旦掌权，目空一切，飞扬跋扈。待到皇帝长大成人，不能忍耐外戚的专横，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皇帝与外界隔绝，无法得到外部势力的支持，只有依靠身边的家奴宦官群体。于是利用宦官铲除了外戚，宦官取代了外戚。擅权的宦官集团是一批穷凶极恶的人群，当权后更加胡作非为。不久皇帝一命呜呼，改由他的皇后临朝执政，又引援自己的父兄，于是新的一轮外戚专政开始。如此循环，直至汉亡。东汉末年的政论家仲长统（180―220年）在其《昌言》一书中写道：“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宦官），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卖官），疲驽守境（胆小无能者驻守边疆），贪残牧民（贪污残暴者治民），扰乱百姓，忿怒（激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使贫困者流离失所），怨气并作。”（《后汉书·仲长统传》）至此，一边是儒学陶冶的士人群体，一边是专权跋扈的外戚宦官，两者水火不能相容。尽管外戚宦官都是排斥异己、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但在朝的儒学骨鲠之士敢于挺身而出，和他们展开不懈的斗争。在朝儒士指陈他们的劣迹暴政，言辞激烈，锋芒毕露，正气凛然。例如，章帝时太尉郑弘（？―89年）弹劾外戚窦宪（？―92年）：“窦宪奸恶，贯天达地，海内疑惑，贤愚疾恶，谓宪何术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祸（指王莽篡权）昞然可见！”（《资治通鉴》卷四七汉章帝元和三年）安帝时，太尉杨震（？―124年）弹劾宦官“骄恣逾法”、“卖弄威福”，皇帝应该“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顺帝时，外戚梁冀（？―159年）当权，飞扬跋扈，不可一世。顺帝委派部分官员分赴各地考察地方官员，使臣之一的张纲（108―143年）在京师都亭埋掉了自己的车轮，拒绝上路，宣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上书直陈梁冀十五大罪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前面被迫害致死，后面仍然跟随而来，前仆后继。他们不畏强暴，不畏利诱，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东汉政权的没落。桓帝时，社会上又大兴“清议”之风，士人们结党成群，激扬文字，指陈时政，无所顾忌。宦官当政，焉能容忍此风之长，于是怂恿皇帝下令在全国逮捕“党人”。终桓、灵两代，先后发动三次“党锢之祸”。各地的大小士人被搜捕、杀头，乃至抄家灭族，士人群体受到了致命打击。灵帝时，宦官势力铺天盖地，在他们的操纵下，“举孝廉”等等也变了味儿：“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社会昏天黑地，黄巾起义，东汉政权也就接近尾声了。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宦官轮番执政，政事混乱，官场腐败，然而在儒学教养的士人群体的残酷斗争下，仍然延续了一百多年，且其遗风余韵连绵不绝，东汉早期提倡的忠孝廉洁的作风显现出来，所以北宋司马光对东汉提倡儒家风范大加赞扬，他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里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资治通鉴》卷六八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史论）东汉末年，大批士人被杀戮，社会笼罩着恐怖气氛，东汉的教化受到很大冲击。东汉灭亡后，上层社会风俗为之一变，士人中大兴玄学之风，老庄崇尚自然之说大行其道。当权者一面满口仁义道德，却又以“道法自然”为自己的腐朽生活作辩解。西晋建国，统治集团生活糜烂，志气消沉，社会风气极端败坏。后世史学家总结西晋灭亡的原因说：“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忠贞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罹）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晋书》卷五《孝愍帝论》）西晋灭亡，不亡于“五胡乱华”，而亡于西晋统治集团风化之糜烂。
　　历代统治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宣扬忠孝，以敦化社会风尚，但是“忠孝”的具体内容却随时代的沿变而沿变。“忠”的原始含义是“忠”，中心也。“中心无隐谓之‘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人对事诚心诚意，决不三心二意，始终不渝的意思。我的朋友魏良弢对忠节很有研究，他的解释是：“其最早的内涵是一种人们内向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彻底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自觉的对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而不是一种外向的名分行为的表现。”（《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论语·学而》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个“忠”是指“为人谋”，和忠君无关。《左传·庄公十年》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齐国进攻鲁国，庄公准备迎战，大夫曹刿问他：你靠什么迎战？庄公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曹刿说：“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庄公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刿又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庄公又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庄公处理案件，力求其合情合理，就属于“忠”。显然这又与忠君不搭界。原始儒家的忠，是忠于“道”。《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深信“道”而又努力学习，誓死保卫善道。《孟子·尽心》上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人可以为“道”而牺牲，决不牺牲“道”来迁就于个人。他又曾说：像公孙衍、张仪之流“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以顺从为准则的人，算不得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那位挤上救生船的日本外交官，就是因为违背了“无求生以害仁”的原则，才为同胞家人所不齿。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杀身成仁”、“舍（捨）身取义”，不知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忠于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奋斗终身，前仆后继，死而无悔。儒家把这种忠贞无二的精神应用到政治上就外延为忠于社稷，忠于有“道”的仁君。儒家也主张君臣之义，但是，君臣之义是双向的，所谓君仁臣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这里是说，以“道”服务国君，不可就走路。孟子更进一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甚至国君无道，弑君也未尝不可。《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与齐宣王有这样一段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国君堕落成“一夫”，杀之可也。先秦时代，臣子对国君合则来、不合就走路的现象屡见不鲜，并没有指责他违背道德。
　　忠于国君是因为他是国家社稷的代表，一旦他代表不了国家社稷行事，那就谈不上“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齐庄公到大臣崔杼（？―前546年）家，与崔杼之妻棠姜通奸，被崔杼杀死。庄公的大臣晏婴站在崔家门外，晏婴的随从问他是否要为庄公效死，抑或逃走了事，晏婴回答说：“君民者（作为人民的君主），岂以陵民（岂能凌驾于人民之上），社稷是主（乃是国家社稷的主持）。臣君者（作为国君的臣子），岂为其口实（俸禄），社稷是养（为的是保护国家）。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他而死），为社稷亡（逃），则亡之。若为已死而已亡，非其私昵（亲信），谁敢任之！”这里是说，臣子可以为国家社稷而死，决不为仅为一己之私的国君效死。这种思想对后世很有影响，汉唐时代，国家提倡忠节，但都不甚明确为忠于皇帝个人。朝廷出现无数“忠臣”，也大都表现为忠于国家社稷，文化的宣传也很少宣扬忠于个人。国君之于社稷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东汉名臣陈蕃（？―188年）说：“臣闻有事（服务）社稷者，社稷是为（一心为社稷而工作）；有事人君者，容悦是为（专心取悦于人君）。”（《后汉书·陈蕃传》）忠的对象不同，忠的行为也就不同。东汉亡后，朝廷提倡的忠节也受到很大的冲激，西晋以下，大量士人在改朝换代时随波逐流，不以为耻。在南朝以儒学自居的高门贵胄瑯邪王氏，他们的任务无非是由王家人之手将皇家印信自刘家转给萧家、由萧家转给陈家，将一家物转为他家物而已。这些豪门贵胄“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朝代频繁更替），宠贵方来，陵阙虽殊（王朝门庭改变），顾眄如一（照样神气十足）。”（《南齐书》卷二三“史臣曰”）到了唐朝，又出现了不少忠节之士，但大多表现为忠于唐朝社稷和个人职守，而不表现为忠于皇帝个人。五代十国时期，君臣关系更如清风流水一般，今天是张三的臣子，明日是李四的部属，这批武士大多是惟利是图助纣为虐的投机分子，谈不上什么忠节。但有些士人，不谈个人忠节，却以救世济民为标榜。那位历仕五个朝代、八姓君主、十二个皇帝、居相位二十余年的冯道（822―954年），亡国丧君，未尝在意，在当时却并不为士人所唾弃，反而颇为人称道，到了宋朝才连篇累牍地被骂为无耻之尤。
　　关于“孝道”。先秦原始儒家的“孝道”也是双向的，所谓“父慈子孝”，而且儿子对父亲不一定要惟命是从。《孝经·谏诤》云：“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据说舜是天下第一孝子，他的父亲暴戾不慈，时时要加害舜，但舜的原则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跑）。”决不等待受死。（图46 舜孝行故事）把君、父的权威绝对化，起源于荀子，到他的学生韩非（约前280―前233年）时发展成为“三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韩非子·忠孝》）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前176―前104年）以儒家的名义把“三顺”发展为“三纲”。 到了东汉的《白虎通义》则明确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到了宋朝，经过宋儒的改造，把君臣、父子、夫妻的隶属关系说成是“天理”，“天理”自然违抗不得。“死事一主”也是“天理”，无论国君是豺狼虎豹、魑魅魍魉，臣子都应忠贞不二。又如“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等皆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年）创制《四书集注》，大力宣扬忠孝节义，此书后来成为学蒙必读课本和元、明、清三代科举命题的唯一范围。他又编辑了许多通俗读物，流传极为广泛。（图47 朱熹《论语集注》手稿）于是，上有皇权的提倡，下有士人的宣传，君臣、父子、夫妇，变成了道道地地的主奴关系，其影响极为深远。明清时期，君臣的主奴关系大大行于实践。原始儒家的尊礼大臣，士可杀不可辱一变而为既可杀亦可辱。明朝官员在朝廷中当廷杖打屁股，皇帝不以为失礼，臣子不以为耻辱。忠孝，自韩非的“三顺”到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再到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与原始儒家的忠孝观已大为改观。在“伦理纲常”的笼罩下，不知多少善男信女饮恨而死。
　　到了近代，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平等的浪潮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中，高呼反对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响彻云霄，实际上是打错了门面，他们打的朱记“孔家店”，而非原本的“孔家老店”。“五四运动”宣传科学与民主，功不可没，但是，运动中大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个人自由，不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子女反叛家庭一时成为时髦。记得当年丰子恺有一幅漫画，画面上有两个人，一个年轻学子，手持手杖，西装革履，眼戴墨色眼镜，昂首阔步走在前面，后面跟一个干瘪老头，挑着担子，前面是行李，后面是书箱。画的题目是《父子》。这种父母作牛作马，儿子风光万种的现象并非少见，传统的孝道统统作为封建垃圾被抛弃了。新中国建立后，为了摆平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教养的责任，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我教养你，你赡养我，实质上不过是等价交换而已。人与人的亲情被割裂了，这无益于培养人们善良的心灵。这个起点太低，你要求五分，人们只能做到三分。每天给父母一碗饭，却又一日三瞪眼，三日一臭骂，法律管得着吗？据报道：广东肇庆的陈老夫妇终年辛苦，将儿子养大成婚，儿子献父母诗一首：“爹同志，娘同志，爹娘二位老同志：新时代，新办法，各人挣钱各人化。”陈老看后回敬诗一首：“儿同志，媳同志，儿媳二位小同志：生儿育女我有罪，二十年后你知味。”据眼前所见所闻，笔者另作一诗。儿子献父母一首：“爹同志，娘同志，爹娘二位老同志：养了儿子养孙子，如今子孙已成人，爹娘不如早死去，留下成把大票子，腾出一套大房子。”父亲回敬一首：“儿同志，媳同志，儿媳二位小同志，你给后代做了‘好’样子，待到你们手柱拐杖子，儿子向你瞪眼子，口中骂你老不死”。笔者所云，决非空谈，一位儿子要身患绝症的母亲的房款，在电视主持人面前公然宣称：不给钱，就要她的命。这位儿子在他杀母之前，法律管得着吗？在家虐待父母，出外要求他爱祖国，爱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岂非天方夜谭！广为人知的医家洪昭光先生在他的书中写道：“关于孝顺，一次我碰到香港一个经理，跟我聊，我说，你们选员工怎么选啊？我本来以为香港合资经营企业的选人标准肯定是外文好，会电脑。不是，我选人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是否孝顺。如果他连父母都不孝顺，他能对别人好得了吗？他肯定是白眼狼。因此，我选人，头一个看他是不是孝顺，凡是孝顺，必是好人，他不做违背道德的事，因为他孝顺父母，他一定好。”笔者认为，香港经理的作法值得推广。
　　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儿女受父母抚养，有一段天然的亲情在，儒家正是顺应这段天然的亲情，在家庭中培养人们“温良恭谦让”的情操，以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当然，今天已经不是二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统治已不复存在，严格的君臣关系也不再存在，人们无需用亲情来培养君臣的节操，儒家的某些教条已化为糟粕。但是父母子女的亲情仍长期存在，儒家用家庭亲情培养人们情操的教诲，还是可以借鉴的。
　　关于忠节，先秦的忠，忠于信仰，忠于社稷，也未尝没有可借鉴的地方。孔子等人忠于“仁义”，今天，忠于马列主义未尝不可；孔门忠于社稷，今天忠于祖国也何尝不可。至于宋儒提倡“死事一主” 的愚忠思想，则应当视其为历史糟粕，它只能起到禁锢人们思想、扼杀人们创造力，制造个人迷信，培植君主专断独裁的作用。在历史上，只有当外敌入侵，国君成为国家象征时，愚忠思想才暂时起到团结人心的作用，其他概无意义。
　　墨家的“兼爱”调子是高的，今天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调子也是高的。但是人间没有无缘无故架空的“爱”，空喊高调是无根之谈。今天的道德教育，应该首先从爱父母做起，教育孩子们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爱自己玩耍的伙伴和集体，爱自己的田园街道，爱门前的小桥流水，爱家乡的乡土风情，把这些深深地印入脑海，一旦他离开故国，他不能不魂牵梦绕地思念这一切的一切，他会随时联想“我是炎黄子孙，我的根在中国。”
　　“父慈子孝”的原则仍可应用于今天，当然，“父慈子孝”的具体内容应该有所区别。先前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自然是不可取的。在婚姻问题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自然也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父慈子孝”的内容，教养与赡养的法律规定自不待言，在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父母关心子女的饥寒冷暖，关心子女的教育前程，子女供应老人的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让老人心情舒畅，不感寂寞。然而，今天子女孝顺父母存在着很多实际问题，他们身在中年，忙于工作，忙于事业，甚至到处奔波，要求子女“父母在不远游”是不现实的，开明的父母并不要求儿女常在膝下，有一个歌曲叫《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就是父母极大的安慰。孔子认为子女尽孝是“色难”，“色”就是表情，就是态度，用温善的态度对待父母，就是孝。
　　“父慈子孝”是道德教育的基点。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位妇女去商店，推开沉重的活动大门，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太跟着进来，这位妇女撑着大门，直到老人走进大门，才把双手放开，这时她想，如果我的妈妈走进商店，也有别人替她开门，那该多好！又有一个老人在医院打点滴，年轻的护士几次扎针都没有成功，急得满头大汗，老人疼痛难忍，正待发怒，忽然想起自己的女儿也是医务人员，于是立刻改口：“孩子，莫慌，莫急，慢慢来，会成功的！”那位开门的妇人，开门时想到自己的妈妈，那位打针的老人由自己的女儿想到别人的女儿。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敬自家的老人，推而广之，尊敬别家的老人。爱抚自己的子女，推而广之，爱抚别人的子女。人人如此，社会风尚将大为改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精神状态。唐朝人对人的审美观是胖，唐代的美女都是胖嘟嘟的。唐代以后，逐渐向细瘦发展。后代的美女都纤巧俏丽，弱不禁风更是标准的美人。唐朝流行的体育活动是马球，双方人等，骑着高头大马，手持球竿，风驰电掣，来往如飞，虽然动不动就踢出人命来，而人们却乐此不疲。宋代还有少数人骑驴打球，不久也就消失了。同是离别，唐人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宋人词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唐人多激昂慷慨，宋人多情思缠绵。时代不同，情调各异。
　　时代情调的差异，和各自的政治经济情况、社会环境、民族关系有密切的关系，但当政者的提倡也不容忽视。《礼记·缁衣》云：“下之事上也，不从其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当政者是人民的表率，学习的榜样。《后汉书·马廖传》引谚语云：“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司马光评论汉武帝的作风：“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满腹农业知识，却难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四人帮”也高叫农科大学生没有一人从事农业，岂非咄咄怪事。然曾几何时，“臭老九”帽子摘掉以后，学有所用，袁隆平一类的专家脱颖而出，没有号召，没有强迫，成批学子奔向农业岗位，又岂非咄咄怪事！“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出现无数阶级斗争的“专家”。“文革”期间，阶级斗争达到了高峰，大唱“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坏人打坏人，内讧。”在这种气氛下，打砸抢遍中国，十年之中，是非混淆了，人心散了，经济接近崩溃，对人们心灵的扰乱，影响甚为深远。“文革”以后，国家拨乱反正，极力恢复元气，二十余年中，面貌大为改观，经济空前繁荣，国际地位空前高涨。但时至今日，无庸讳言，社会上又出现了某些不良现象。“文革”后，为了改变长期吃大锅饭、集体贫穷的情况，政府发令，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个人发财致富。于是人人喊发财，但却忽略了发财的手段，一味向钱看，少数人确实发财致富了，但社会上自私自利的观念日益膨胀，损人利己成为常事，更有甚者，坑蒙拐骗，偷盗抢劫，杀人越货，层出不穷。罪大恶极者绑赴刑场，昂首阔步，大有“慷慨就义”之概。一些贪官，一旦暴露，在法庭上振振有辞，百般辩解，好像大家不过彼此彼此，我不过是一个冤大头而已。那些虐待父母，贪污腐化，为非作歹的人，在众人面前脸不红，心不跳，不知羞耻为何物。管子说：“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管子·权修》）我们终日骂资本主义的腐朽，而一个莱温斯基，却把一个堂堂的大总统弄得焦头烂额，又是检讨，又是赔钱，又是家庭危机，又几乎丢掉总统宝座。反观我们“礼义之邦”，一些人包二奶、轧姘头，在他当权的时候，有几个敢于挺身而出，当面指责。一个国家，出现几个杀人越货的强盗，贪污腐化的官吏，虐待父母的不肖子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麻木不仁，是非不分，看不到道义，看不到同情，看不到救援。什么国家民族，统统如清风白云，如此民风，长此以往，怎能不令人寒心！纵观历史上有些国家民族的败亡，甚至如昙花一现，永远消失，大都伴随着民风的低下，民族精神的萎靡。
　　笔者一介匹夫，名轻言微，但也不能不深感挽救时代颓风刻不容缓，个人认为眼下应该注意以下诸事。
　　其一，法制教育的推广。不仅仅是宣传法律条文本身，更重要的是宣传法制的背景、原因、必要性以及违法的危害，培养人们主动的法制观念。要使人民深深了解，要社会安定，每个人都应有一定的行为规范。每个人有个人的自由，但自由有一定的界限，超越这个界限，就将丧失个人的自由，这个界限就是法规。法律的目的是培养人们自觉守规的情操，而不是惩罚。一个当政者应该是手举旗帜的引路人，而不是在人们后面手执皮鞭的惩罚者，法律条文是皮鞭，而不是旗帜。孔子说过，“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当权者的行为不应着力于人民犯法之后，应该着眼于宣传教育于犯法之前，孔子的言论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二，大力摆正媒体的舆论导向。我们常说：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各类媒体更应该肩负发扬民族精神的重任。我们的记者不要总在明星绯闻、女人性感上下工夫，更应该宣传为人民为社会奉献的公仆、默默无闻的老黄牛、尊老爱幼的善行、廉洁公正的公务员，不要待他们不幸寿终了才在追悼会上说得天花乱坠，否则难改他们生前耐清贫，死后受凄凉，让活着的人心寒，让邪恶的人幸灾乐祸。同时，对那些社会上的邪恶现象要给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邪恶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已当然之事，而舆论的作用在于鞭挞那些邪恶的心灵。
　　塑造一国的精神文明，当权者的提倡，舆论的宣传有很大的作用，但千百年的文化积存也不容忽视。传统文化的个别部分可能是精神文明的包袱，应该逐步消除，但总体来说，大多数是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例如，原始儒学的内容不外乎两类，一类是治国方术，一类是个人人格修养。其人格修养部分，经过后代无数人的实践，造就了千百个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和国家栋梁。这个历史事实，不容怀疑。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企图挽救颓势的“终年不能穷其礼”的繁琐礼仪，无疑是糟粕，很少有人再予理会，然而儒家的修身处世、严于律已、勇于献身作风，包括孔子的人格魅力还是大有继承与发扬的余地。还有那千百年留存的礼俗，如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等，都有丰富的内涵，都有助于凝聚中华民族的情结。每年的祭祀黄帝陵活动应该扩大其规模，规范其礼仪。过去的祭孔活动是封建统治为自己脸上贴金，大可不必照旧进行了，但孔子作为一代宗师，卓越无比的教育思想家，还是应该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的，曾经有人提议将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不是没有道理的。总之，要尽量将群众传统活动引向培育民族精神的道路上来。
　　六、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是权大，还是法大？
　　在封建时代，权在上，权大。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偶尔也会法在上，法大。
　　我国法家的理论原则是：制定法律条文，公之于众，按照法律条文，“信赏必罚”，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在法律面前，皇帝之外，一律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这是原则，但这个原则的前提是：皇帝是主宰，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权力的象征，只有他，才有颁布法令的权，决定刑赏的终审权；只有为他服务的法，没有约束他的法，他是一切法律条文的例外。正因为如此，这个高高在上的“权”，可以不把“法”放在眼下，全凭个人喜怒好恶滥行赏罚。尤有甚者，有些皇帝快意惨杀，践踏法律，但这种人的最终结果却总不美妙。
　　先从秦始皇说起。秦朝的法律十分惨酷，仅死刑一项就有戮灭三族、车裂、腰斩、活埋、弃市等近十种，且法网细密，人们动辄落入法网，背上罪名。然而秦始皇并不在意法律条文，“焚书坑儒”姑且不论，法外用刑不在话下。在位的第三十六年，有一个陨石坠落在东郡，有人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始皇下令追查，自然毫无结果，于是下令将陨石旁居住人等一律诛杀。始皇死后，不过数月，陈胜、吴广谪戍渔阳，天雨失朝，自度必死无疑，于是铤而走险，举兵反秦，偌大一个准备传至万世的大秦帝国立刻土崩瓦解，子孙都倒在了苛法之下。这就是苛法的后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各集团互相屠戮，司空见惯，各国皇帝也多把法律放在一边，随心所欲地自行其是，其间更不乏惨酷杀人的“罚家”，比较有名的是北齐皇帝高洋（文宣帝，529―559年）。高洋杀人成性，在殿堂上经常摆放着镬（锅的一种，用来烹杀活人）、长锯、锉锥之类的刑具，一旦他精神不爽，就动手杀人，甚至强迫朝臣分食。宰相杨愔（511―560年）为了满足他的兽性，专门找来死囚留在殿堂附近，一旦他的兽性发作，就牵来供他杀戮，名之曰“供御囚”。大凡杀人，必支解身躯，或用火烧，或投大河。宠姬薛氏，娼妓出身，但他宠爱有加。一日，忽然想起薛氏曾和堂叔高乐通奸，于是抽刀将她砍下头来，揣入怀中，赴东山和朝臣宴饮。宴席之上，突然掏出人头，放在盘中，并取来薛氏大腿骨当作琵琶弹奏起来，涕泪交流，唱道：“佳人难再得！”他的大臣崔暹死了，他亲自到崔家吊唁，一面啼哭，一面问崔暹妻子李氏是否思念崔暹，李氏回答说：“思念。”高洋忽然抽出刀来，将李氏杀死，割下头颅，扔到墙外，口中说道：“去吧！拜会你的夫君吧！”他的臣僚，包括他的亲属，一言不快，随即杀戮，以至朝廷人心惶惶，后来，高洋狂饮致病而死，儿子高殷即位，他的弟弟高演篡权，杀死高殷。唐初的史家评论说：“既而荒淫败德，罔念作狂，为善未能亡身，余殃足以传后。得以寿终，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北齐书?帝纪总论》）这是说，高洋把作孽的后果留给他的后人来承担了。（图46 磁县湾漳大墓）隋朝的两个皇帝杨坚和杨广也是践踏法律的高手。原来，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年）是封建时代少有的勤俭英明的皇帝，在他执政下，国家蒸蒸日上，灭掉强大的北齐，统一了北方。可惜享年不永，死时才三十六岁。他的继承人宇文赟（559―579年）是荒淫惨暴的活宝，一旦即位，立即诛杀父亲在位时的功臣名将，利用亲信伺查臣属行踪，稍有不快，即行斩杀。他又喜爱捶杖人背，外则公卿大臣，内则后妃嫔御，每打一次，以一百二十为准，后增至二百四十。朝臣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他一命呜呼，他的岳父杨坚趁机收拢人心，取而代之，建立隋朝，将宇文氏皇族诛杀殆尽。宇文赟把他作孽的后果留给他的家族后人。杨坚即位，勤于为政，选拔良吏，奖励农耕，制定法典，国家富庶，然而他猜忌成性，辅佐他的功臣和敢言直谏之士少有好下场，晚年又把刑罚矛头指向一般平民百姓，偷一文钱就杀头弃市，四人偷一木桶，三个共偷一瓜，一经发觉，即行处死。本来，法律是行刑的准则，但他把自己颁行的法典，全然束之高阁，他的这种作风被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加以“发扬光大”了。
　　杨广用阴谋手段夺取帝位，自即位那天起便大张旗鼓地随意折腾，国家动荡不安。他三伐高丽，都以失败告终。第二次侵伐高丽，正在辽东城打得火热，一个大官僚杨玄感（？―613年）在后方叛变，围攻东都，各地纷纷响应。后来，杨玄感失败，杨广声称：“杨玄感一呼，从者十万，更加使人深信天下之人不可多，多了就要聚集为盗贼，不斩尽杀绝，无法惩后。”他的这个妙论，大大鼓励了部下的杀人勇气，东都留守樊子盖（545―616年）处理杨玄感案件，一次诛杀三万人，凡吃过杨玄感救济米的一律活埋，这种暴行，大得杨广赞扬。此时，农民暴动已遍布各地，地方官为避免自己受牵连，受惩处，个个如狼似虎，以杀人为能事。王世充（？―621年）在江南一次活埋降民三万人，樊子盖在山西连灭几个村庄。违法杀人是皇帝的特权，如今各级官吏个个成为杀人魔王，不知法律为何物。杨广原以为杀人可以消灭“盗贼”，然而却适得其反，“盗贼”越杀越多，最终“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遂以万乘之尊，死于匹夫之手。”（《隋书?炀帝纪》）隋朝就结束了，他的后人几乎死绝。隋朝灭亡的原因是赋役繁重，民不堪命，但践踏法律，刑罚惨酷，更加速了它的灭亡。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年）也是违法杀人的屠夫。（图47 朱元璋像）朱元璋眼见他的太子朱标（1355―1392年）性格懦弱，而他的功臣名将势力庞大，担心自己死后江山不稳。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维庸（？―1380年）以谋反罪被杀，朱元璋借机对朝臣大开杀戒，数年中牵连被杀的三万多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大将蓝玉（？―1393年）被告谋反，被抄斩三族，牵连被杀的武臣共一万五千人，军中名将几乎被杀得精光。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年幼时当过和尚，后又参加红巾起义军，性情狭隘，疑心特重，生怕别人揭他的疮疤。本来，看到舞文弄墨的文人就很反感，如今看到文人笔下有“光”、“秃”、“僧”乃至相近的字眼就刺痛了他的神经，必欲杀之而后快。一个儒生为本县令做《万寿贺表》，文中有“体法乾坤，藻饰太平”一句，意思是以天地作法则，修治太平盛世。不料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蹄上，朱元璋认为“法坤”者，“发髡”也，意思是光头，“藻饰太平”者“早失太平”也。另一个儒生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民作则。”那意思是老天降下圣人朱元璋，为天下人的准则。朱元璋看罢大怒，认为“光”是骂他光头，“生”是骂他作“僧”，“作则”是骂他“作贼”。二位儒生自然人命不保。
　　朱元璋违法铲除了“后患”，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岂知他掏空了朝中的能人，埋下了祸根。太子朱标先他而去，指令其长孙朱允炆（1377―1402年）为太孙，并遗令帝位必须由嫡系子孙继承，任何旁系子孙不得觊觎皇位。不料他死后，皇孙继位，为建文帝。他的四子朱棣（1360―1424年）自燕（今北京市）挥军南下，攻占南京，建文帝焚烧宫室，不知去向。（图50 南京明故宫遗址）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滥杀无辜，企图为继任者扫清道路创造条件者比比皆是，但其后果往往事与愿违。
　　历史上快意惨杀的皇帝毕竟是少数，最常见的昏君是赏罚无章，是非不明。法律是赏功罚过的权衡和尺度。但对“功过”，不同国君却有不同的标准。发展生产，安定民生是功；冲锋陷阵，保卫国家是功；进尽忠言，纠正偏差是功。贪污腐败是过，投敌卖国是过，谄言惑众是过。这是正常的法律内容。然而不少皇帝不以国家社稷为重，“朕即是国家”，把那些维护个人权位，满足个人欲望享受，符合自己意愿的看成是功，否则便是过。须知，皇帝是臣民生死荣辱的源头，那些所谓执法的官僚不能不观察皇帝的眼色，顺从皇帝的意愿来行事。汉武帝时，廷尉（法官）张汤便是用迎合皇帝意愿巩固自己的权位的人。后来杜周继为廷尉，秉承他的衣钵，照样揣摩皇帝的意图办案。皇帝意欲除掉的人，杜周在法律条文上大做文章，陷以重罪；皇帝喜爱的人犯法，他先将其羁押在案，然后慢慢伸明他的“冤枉”，予以开释。有人向他提出意见：“君为天下决平（审案），不循三尺法（成文法典），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判案），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认为是的）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杜周传》）法律从何而来？杜周认为皇帝认为对的就是法律，法律无非是皇帝意图。这是明目张胆振振有辞地为皇帝违法辩解的理论。隋文帝杨坚喜爱重罚，法官杨远、刘子通等人善于观察皇帝的心态，用刑极其惨刻，犯人被判死刑，押赴刑场，沿途在大街上仰天大呼，狂叫冤枉，而杨远等人自然官运亨通。
　　更有甚者，国君为了铲除异己，恣意利用亲信作法官。法官心照不宣，甘心为人鹰犬，大张旗鼓诛杀群臣。武则天提拔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大行砍杀，明知冤案遍天下，但她装聋作哑，佯装不知，以表示她尊重法律。一旦可疑的政敌斩尽杀绝，酷吏的劣迹暴露无遗，她便转过头来收拾这批酷吏，表示她终究是一代“明君”。
　　在封建时代的法典中，本来就存在着优待官僚贵族的条款。官和平民本来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即便如此，皇帝仍然以个人私利和偏见，对官僚贵族加意纵容和偏袒，对人民则是另一番面孔。南朝梁武帝萧衍（646―549年），特别优宠大臣，凡大臣有罪，必讽谕法官，屈法释放；百姓有罪，虽老幼妇孺也不能幸免，“一人逃亡，举家质作”。盗贼在大街公行抢劫，如有追捕，就躲进王公贵族家，夜间再纷纷出笼劫掠行路之人，名曰“打稽”。最后形成勋家子弟“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相当今之巡警）莫能御。”（《南史?梁宗室传上》）对统治阶级的纵容就是对普通百姓的残忍，这是普遍规律。
　　封建时代，法律本身是保卫皇权的，而破坏和践踏法律的首先是皇帝自己，其次是王公贵族、地主豪强。这批人在社会上往往有细密的人事网络，相互依存，相互庇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有你的法纲，我有我的人事纲。我的人事纲可以使你的法纲行同虚设。东汉光武帝在全国清丈土地，雷厉风行，许多官员清理不实受到严惩。一次，他在审查各地报帐时，偶然发现陈留郡文书上夹有一张条子，上写“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帝疑惑不解，召见陈留郡来京的官吏，询问其中原因。郡吏惶恐中说是在长寿街拾到的。光武帝更加疑惑，这时他的四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在帐后说：这是陈留郡吏接受郡守的指令，旨在陈述陈留郡官员富豪可以和颍川郡、弘农郡相比，不可和河南、南阳相比。光武帝说：“何以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刘庄说，“河南，首都所在，多皇帝近臣；南阳，皇帝故乡，多皇帝近亲，他们田宅逾制是普遍现象，陈留郡如何能和这两郡相比呢！”光武帝考问郡吏，果然如此。可见，皇帝清丈田亩的法令，在河南、南阳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西汉时期，社会上存在一批平民豪侠，他们轻财仗义，杀人越货，甚至在各地形成网络。上有官吏之庇护，下有党羽之扶持，法律无奈他何，而各地方官吏，吹毛求疵，专在平民百姓身上下工夫。总之，上自皇帝的干预，皇亲国戚、功臣名将的特权，下至豪强恶棍的专横，形成法律施行的盲区，社会不安从而产生。
　　历史上，重视制定法律的国君颇不乏人，而重视法律的贯彻执行者反不多见。而事实上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但更重要的是法律的执行与贯彻。法律不执行，等于没有法律，甚至还不如没有法律。西周的统治者以“礼”治国，主张“明德慎罚”，照样存在数百年。只是后来以“礼”行罚太多随意性，判案太多“暗箱操作”。随着社会的进步，“礼崩乐坏”，代之以成文法典，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赏罚的尺度。法律一旦公之于众，为了取信于民，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要尊重它的权威性。一些英明的国君，则在相当的程度上能够尊重法律。中国封建时代的“治世”莫过于汉唐，今以汉唐为例。
　　公元前179年至157年，高祖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前202―前157年）在位。史书上说他宽仁为政，“专务以德化民”，但在执行法律上却不含糊。一日，他的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前188―前141年）和同胞兄弟梁孝王刘武（？―前144年）驱车入宫，直闯大司马门。按照法令，臣子入宫，至大司马门必须下马步行。这时守卫宫廷的公车令张释之紧追不舍，扣押太子弟兄，并劾奏二人宫门不下马为大不敬。文帝母亲薄太后闻知此事，向文帝追问。文帝脱冠谢罪，承认自己教儿不谨，薄太后亲自下令赦免太子，二人才得入宫。（图51 梁孝王寝园遗址）按说，太子和梁孝王是皇帝家人，乘车入宫有何不可？然而张释之据法不贷，文帝十分赞赏，不久提升为廷尉。又一日，文帝出行，行经中渭桥，忽有一人自桥下窜出，惊动皇帝车马，文帝下令追查，交张释之审判，张释之审讯完毕，责令罚金，文帝得知大怒：“此人惊动我的马匹，幸而马性柔和，不然岂不伤人，廷尉仅仅判其罚金，岂有此理！” 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所有，今法律条文如此，若违法处置，法律就难以取信于人民。如果当时陛下将他处死也就罢了，如今下拨廷尉审理，廷尉，是执法的一秤杆，这秤杆一旦倾斜，天下执法人无不随意上下其手了，老百姓就将手足无措。”文帝听罢，沉思良久，说：“廷尉说得对！”惊动皇帝车马，如在乱世，岂止杀头而已。
　　将军薄昭是文帝母亲薄太后唯一的弟弟，是他唯一的娘舅。一次，薄昭自持帝舅之尊，杀死朝廷使者，按律应处死刑，文帝以“刑不上大夫”的理论，凡大臣死罪，一律勒令自杀，薄昭也不例外。此时文帝母亲仍然健在，但文帝不怕伤母亲的心，派大臣到薄昭家饮酒，以示诀别，薄昭不予理会。文帝又派臣僚身着丧服，到薄昭家吊丧，薄昭无奈，只好自己结束了性命。此事引起后代许多文人的议论，认为文帝有失孝道，做事过分刻薄。其实，文帝正是坚持“刑过不避大臣”的原则，杀一个薄昭，震慑无数王公贵族，使他们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西汉在文帝、景帝时代（前179―前141），因为上距秦末农民战争不久，一般农民多少有些可耕之地，加之轻徭薄赋，人民生计有余。所以尽管法律严刻，然而行法有准，人民没有理由轻易触犯法律，所以文帝在位二十余年中，死刑犯不过数百人。但是，到了汉武帝刘彻时代，土地兼并已渐严重，加之中期以后，战争频仍，征调频繁，大批农民破产，贫富之间的距离拉大，豪门的奢侈与贫民的劳苦对比鲜明，社会诸多矛盾日益突出，农民暴动蠢蠢欲动，统治者对人民的镇压日见严重，刑罚日益惨酷。例如，一个叫义纵的官员，出任定襄（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太守，上任伊始，即将狱中囚犯，不论罪状轻重，连同曾经探视的人员共四百余人，一律呈报斩首。又如王温舒任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太守，逮捕郡中“豪滑”，牵连千余家，大者灭族，流血至十余里，自九月至十二月，郡中寂无声息，人民不敢夜行。武帝特加欣赏，升任廷尉，主持全国刑罚。全国各地郡守纷纷效仿，以斩首为能事，秦时的种种酷刑如锥刺、撕裂肢体、锯脖等刑罚又出现于当代。但其结果是“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自封称号），攻城邑，取库兵（兵器），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郡级官吏），为檄告县（布告当地官府）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史记?酷吏列传》）汉武帝发兵镇压，大郡死者万余人，小郡也不下数千人，逃散的民众聚保山林川泽，政府无可奈何。武帝又作“沈命法”，地方官吏追捕盗贼不力，郡守及主管官吏一律处死。自此凡有盗贼兴起，地方官吏深恐追究，匿不上报，上下互相隐瞒，并在法令条文上大做文章，逃避罪责，以致“盗贼遍地”，朝廷却不明真相。在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也十分紧张。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罪被杀，牵连死者数万人。武帝先后族杀大臣不计其数，仅就宰相而论，自早期的公孙弘以下，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相继为相，除石庆以好好先生善终外，其他诸人全被处死，且动辄诛灭全家，封建专制的淫威又在史书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但汉武帝毕竟不同于隋炀帝，他晚年深自悔悟自己平生的作为实属荒唐，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显然，他没有把“盗贼”众多归之于人多的缘故。于是他停止一切战争、巡游、兴造、求神等活动，封丞相为富民侯，希望他能使人民富裕。起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普及“代田法”，发展农业生产。（图52 汉武帝茂陵远眺）其子昭帝刘弗陵（前94―前74年）即位，国家稍有喘息。宣帝刘询（前90―前49年）即位，又大力整顿法治，重新回到以法治国的轨道。起用于定国（？―前40年）为廷尉，评审民事案件，着意于哀怜鳏寡孤独，凡案件罪状不清，一律从轻发落。人们赞扬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汉书·于定国传》）于定国为廷尉连续十八年，法令号为清平。武帝时期，地方官多酷吏，杀人如麻，宣帝则特重地方官选举。刺史、郡守赴任，宣帝必亲自召见，询问方略，务必追求“政平讼理”。凡政绩卓著，下令褒勉，加官进爵，宰臣选拔多来自地方行政长官，所以有汉一代，良吏以宣帝时为最盛。他曾下诏说：“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联甚伤之。”于是又增设“廷平”四员共同评定案件。（《汉书·刑法志》）每到秋季，各地上报案件，宣帝常常亲自参加审理。宣帝虽偶有诛杀大臣之事，但就大局而论，其在位期间不失为一个清明时代。宣帝三传至哀、平时代，土地兼并急剧发展，国家矛盾重重，大权落入王氏家族，西汉帝国走向了末路。
　　公元618年，李渊（566―635年）取代隋朝，建立唐朝。隋炀帝杨广的暴政和富强一时的隋帝国的灭亡，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重的历史教训，其中之一便是隋炀帝对法律的践踏。诛杀无辜，残害生灵，弄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人民群众起而攻之，诺大一个富强无比的隋帝国转眼间烟消云散。作为李渊的姨表亲家，杨氏家族几乎被剿灭殆尽，这个惨烈的画面不能不使李渊父子惊心动魄。
　　要使国家稳定下来，必须首先将国家的行政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中去。李渊即位伊始，即下令宰臣修订法律，并于即位的第七年颁行全国。又隔一年，他的儿子李世民即位，又大张旗鼓地进行立法活动，历经十年，制成《贞观律》十二篇共五百条。这个《贞观律》与前代的法律相比有很大的改进。此前的法律，实际上是“罚律”，用酷刑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官员的越轨行为，凡人们预想到的酷刑都写进了法律条文中。唐律则不同，除刑法外，还包含了民众的户籍、婚姻、财产等民事和行政法规等内容，同时大大减轻了刑罚的尺度，比照隋律，“减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条，减流（发配边疆）入徒（强制劳动）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到太宗之子高宗李治（628―683年）时，又组织人员对《贞观律》逐条解释，这便是保存至今我国最早最完整的法律经典《唐律疏议》，它是我国此后乃至东亚各国制定和解释法律的蓝本，并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的代表。
　　唐初的皇帝不但着意法律的制定，更加关注法律的贯彻执行。李渊即位不久，下令杀死一个按律不该杀的人，这时监察御史李素立反驳说：“三尺法是陛下与天下人共有，法律一旦动摇，人将无所适从，陛下始创大业，便置法律不问，我身为法官，不敢奉诏。”李渊大悦，命令有关部门提升李素立为七品以上“清要官”。清，就是清雅；要，就是重要。有关部门建议任李素立为雍州（首都长安所在州）司户，李渊说：不妥，“此官要而不清”。后来又建议授秘书郎，李渊说：也不妥，“此官清而不要。”最后提升为六品侍御史，既“清”且“要”，方才罢休。李世民即位，要杀朝臣元师律，大理寺卿（最高法官）孙伏伽（？―658年）认为按律不致处死。李世民便将自己的女儿兰陵公主的园宅赏赐孙伏伽，价值百万。有人认为这个赏赐未免过分。李世民说，我即位以来，还没有人谏我违法，所以要特加赏赐。贞观初年，政府选拔人员，发现有人伪造个人资历，李世民下令：凡人伪造资历必须自己坦白自首，否则处死。后来，果然有人被发现伪造资历，于是随即传令斩首，然而大理寺少卿戴胄（？―633年）坚持认为按律应判“流”，李世民大怒：“你守你的法，难道叫我的“令”失信吗？”戴胄说：“当时，陛下将他处死，臣不敢干涉，如今下到大理寺处理，臣只能按律处置。法律用以布大信于天下，是长远的；命令只是出自一时喜怒，是暂时的。陛下如能压抑一时的喜怒，服从国家长远的大法，那就是‘忍小忿而存大信’，有何不可！”李世民大悦，立马升戴胄为大理寺卿。可见，“法”与“令”不能相矛盾，“令”必须适应“法”。这和西汉杜周的“从令不从法”的观点是何等的不同！把法律的权威置于皇权之上，只有在这个时候，法在上，法大。然而在封建时代，在皇权的淫威下，这种情况太少太少了。
　　明太祖朱元璋决不允许有任何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法律与制度，一切皇帝说了算。但是在地方行政区内却不允许有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明朝初建，承袭元朝遗制，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行省，每个行省设“承宣布政使司”专管地方行政，又设“提刑按察使司”专管地方司法，另设“都指挥使司”专管地方治安，三个部门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中央政府又经常派遣品级较低的监察御使，巡察各地，督察地方官各种违法行为。朱元璋为了避免地方官权力集中，尾大不掉，法权独立于政权，在这里也是法大。
　　皇朝初建，功臣贵戚满朝，官员飞扬跋扈，子弟恣行霸道，这是国君在行法时面对的严峻形势。唐朝初建也不例外。李渊在位的九年中，皇亲国戚布满京师，加之战争尚未结束，国事千头万绪，国家法制难以认真贯彻，以至于“武德（唐高祖李渊年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太宗李世民即位，大事整顿，“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屏迹，不敢侵欺细人（民）”。（《贞观政要·政体》）李世民青年时代，身为秦王，常为统帅，南征北战，后又与弟兄拼死相斗，在这个过程中，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铁杆集团。李世民即位后，这批人自有一种优越感，处处要占上风，李世民反覆劝诱才稍有收敛。在朝廷的一次宴会上，有个人坐在了李世民的铁哥儿尉迟敬德（尉迟恭，585―658年）的上座，敬德大怒：“你有什么功劳，敢坐在我的上座？”亲王李道宗在旁劝解，敬德挥起拳头，将李道宗打得鼻青脸肿。李世民不悦，下令罢宴，告诫敬德说：“朕读《汉书》，读到汉高祖诛杀功臣，常常怨恨高祖太无情，及至朕即帝位，决心保全功臣，使他们子孙不绝。然而你屡屡犯法，才知道高祖诛杀韩信、彭越等人，不是高祖的过错。国家大事，惟有赏与罚，份外宽宥不可多得。你要好好留心，否则，后悔莫及！”一番言语，使敬德收敛了手脚。（图53 门神像）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免职，庞相寿自信自己原是秦王府故人，李世民定会感念旧情，能让他官复原职。魏征说：“秦府旧人，上上下下人数众多，如果人人依仗旧情，不免使天下人寒心。”李世民无奈，对他说：“以往我是秦王，是一府之主；如今我身居大位，是四海之主，所以我不能偏袒旧人。”于是赏赐钱帛，庞相寿只好洒泪而别。贞观九年（635年），大军出征吐谷浑，泯州都督高甑生贻误军期，统帅李靖（571―649年）追究他的责任，他怀恨在心，诬告李靖谋反。败露后，按律免死发配边疆。有人建议：高甑生是秦府功臣，应予宽免。李世民说：“国家自太原起兵，功臣故旧甚多，高甑生违背统帅指挥，又诬人谋反，如高甑生得到赦免，其他人犯法，又该如何呢？我对故旧，从来未曾忘怀，正因为如此，不敢随意偏袒故人。”历代行法，不照顾袒护勋贵故旧，难！
　　唐太宗努力坚持“赏功罚罪”的原则。他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贞观政要·封建》）大臣魏征更将它提高到关系社会风尚、国家兴亡的高度。他说：“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贞观政要·刑法》）赏罚不当，将使是非混淆，善恶不分，为恶者理直气壮，为善者垂头丧气。如此而求国家稳定是困难的。
　　唐太宗又“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小官）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贞观政要·政体》）唐朝初年，经过隋末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社会渣滓得到广泛扫荡，新的统治者吸取教训，“轻徭薄赋”，农民一般能够安居乐业。贞观四年（630年）全国死刑犯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末，太宗亲自检查囚案，看到死刑犯卷宗，深感怜悯，下令放他们一律回家，从事春耕，明年秋天，一同回京接受死刑。次年九月，死囚犯三百九十人无人督促全部自动到京城报到，无一人逃窜藏匿，太宗下令全部赦免。太宗如此自信，首先来源于对“盗贼”的观点。一即位他便与群臣讨论禁止“盗贼”的方案，有人提出必须严刑峻法，太宗不禁笑了起来，他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事，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坚持这个治国原则，贞观初年，连年水旱灾害，人民到处流动就食，很少有怨言，三年之后，连年丰收，物价低廉，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刚刚得到喘息的人民多么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李世民如今大胆释放囚徒，也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造成的。其他时代，其他人物不会有此胸怀，而且不足为训。
　　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情况和统治集团的主观世界都在慢慢地变化着。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承乾谋反被废，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李世民煞费苦心安排后事，诛杀了一些不该杀的大臣。原以为万事大吉，不料他死后，李治是个惧内的君主，皇后武媚娘干预朝政。李治死后，武氏专政，积极筹划登上皇位，诛杀大批李家宗室子孙，最终武则天登朝，改朝换代，太宗的一切安排付之东流。
　　封建时代，女人干政已是罪不容诛，而因不满足于做太后，试图登上皇帝宝座，那就十恶不赦、罪大恶极了。封建礼教的大山沉重无比。武则天深知走向皇位道路的艰巨，于是她利用唐朝开国六十余年后的形势，大拉帮派，除起用一些利禄熏心的官僚外，又起用一批社会的下九流，博徒、强盗、小贩、奴仆出任法官，对李家宗室和那些敢于说“不”的人给以极其惨酷的打击。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各地来京告密者，沿途官府邸店提供住宿酒食，一旦告密成功，高官厚禄立刻从天而降。于是各地告密人川流不息。她所任用的酷吏多是权迷心窍、不计后果的无赖。他们审讯的刑罚诸如“泥耳囊头，折胁签爪，县（悬）发熏耳，卧邻秽溺，刻害支体，糜烂狱中，号曰‘狱持’；闭绝食饮，昼夜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新唐书·刑法志》）酷吏来俊臣（651―697年）审讯囚犯，“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以瓮，以火环绕炙之。兼绝其粮饷，至有抽衣以絮啖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旧唐书·刑法志》）武则天欣赏他的“忠心”，百般信赖。诸酷吏互相仿效，个个如狼似虎，惨害无辜，杀人如草菅。武则天又派使四出，所到之处，审判“谋反者”，就地处决，审判案件全由她委任的御使负责，国家机构大理寺、刑部都靠边站。原来，按法律条文，审判案件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例如审讯囚犯，必须事先根据实情和供词反复验证，仍不能作出判断，然后立案，由所有的审判官员和专职司法官一起出席参与审判，决定是否施行刑询，而且刑询不得超过三次，三次考讯杖打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下，且不得以其他方法进行考讯，违者，法官要负刑事责任。对死刑犯更加慎之又慎。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凡重罪决判，必须转刑部复核，重大案件还必须上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中书省和门下省详察，疑难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大部门人员组成“三司”，联合审讯。死刑须三次复核，方可行刑。然而在武则天时代，芝麻大的九品下流，便能“操生杀之柄，窃人主之威”，使千百个家族家破人亡。如此这般，武则天以法律为玩物，“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卷二Ο五武则天长寿元年）这和太宗时期的行法制度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在专制皇帝的淫威下，法律条文显得多么渺小和无奈！经过多年的斫杀，将所有可疑人员斫杀殆尽，余下的人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的皇帝宝座坐稳了，又把她的酷吏们收拾完毕了，开始在利用各种手段提拔的人员中筛选人才，为日后的“盛世”作人员准备。但是，她毕竟是女人，封建制度及其礼教的大山是不可抗拒的。最后，她的儿子趁她病危，发动政变，强迫她让出皇位，武周王朝也就结束了。（图54 乾陵全景）武则天退位，儿子李显（656―710年）即位，是为中宗。中宗荒唐愚蠢，加之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从中搅和，法律无从谈起。后来韦氏毒死李显，积极活动，想成为武则天第二，但好梦未成，被武则天的孙子李隆基（唐玄宗）兴兵杀死。李隆基父亲李旦（662―716年）即位，是为睿宗。睿宗在位期间，在李隆基的协助下开始注意恢复原来的行法制度。侍御史杨孚弹劾百官，不避权贵，权贵人等旧习不改，百般诋毁杨孚。李旦说：“猎鹰捕捉狡兔，必须赶快援助猎鹰，不然必被狡兔反咬。御史打击奸邪也是如此，如果君主不加保护，必被奸邪反噬！”一次，宦官闫兴贵私自向长安县令求情，长安县令将闫兴贵关进大狱，李旦大加赞赏，召集百官登上宫城正门承天门城楼，表彰长安令的作风，加官进爵，赏赐绢帛。宦官宛若如来身旁的贴身菩萨，中宗李显时代，谁都不敢轻动一根毫毛，睿宗李旦却显示了他恢复法制的姿态。但他受妹妹太平公主（？―713年）的制约，李旦不能大展手脚，即位不久，即让位第三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兴兵讨伐太平公主，铲除了她的亲信党羽，相继任用姚崇（650―721年）、宋璟（663―737年）等人为相，大力拨乱反正，整顿吏治，精选地方官吏，恢复贞观法制。李隆基打起精神，励精图治。他的异母弟李业的岳父王仙童，自恃皇亲国戚，侵暴百姓，御史弹劾，李业出面讲情，宰相姚崇等人说：“王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并未冤枉他，不可纵容。”于是依法惩处。皇后的妹夫长孙昕在宫内任职，因小事和御史大夫李杰不和。长孙昕纠集他的妹夫，在长安街头将李杰痛打一顿。李杰上奏玄宗，玄宗大怒，下令将长孙昕等人在朝堂活活打死，并向李杰表示歉意。他说：“长孙昕乃朕的近亲，朕训导不力，致使侵侮大臣，今处极刑，未足谢罪。你只管刚肠惩治邪恶，不要因凶人介意。”经过大刀阔斧地整治，唐朝政治稳定，社会繁荣，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开元时期（713―74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全国统计的死刑犯共五十八人，各地监狱冷冷清清。李隆基看到这种表象，思想麻痹起来，认为从此“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自己关起宫门，尽情享受人间的欢乐去了。他的国家大事，放手让宰相处理，奸人乘虚而入。李林甫为相，一手遮天，忌才害能，杀害无辜大臣，鼓励李隆基享乐腐化，王公后妃赏赐无度，生活奢侈豪华，前防将士日被冷落。“国家纲纪，惟赏与罚”，这是他家的祖训；“赏不僭，刑不滥”，是先圣的教条。如今“赏功罚罪”的原则被彻底颠倒了。杨国忠为相，继续蒙蔽皇帝，轻动干戈，宫廷挥霍无度，财政枯竭，人民灾难重重，国家危机四伏，最后安禄山、史思明相继叛乱。唐朝历经八年苦战，国家千疮百孔，好端端的一个大唐帝国从此衰落不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朝臣朋党相争，根本无暇顾及法制的整顿与贯彻，这样的局面直至唐亡。
　　封建时代，在法制方面，往往出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治世”与“乱世”之说，但无人给它们下过完整的定义。事实上，凡法制健全并得以贯彻施行的时代，必然是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相对安定、生产日渐发展的时代。反之，则必然是政权动荡、社会混乱、生产停滞的时代。因此，法律的正常运作与否，是国家盛衰兴亡的晴雨表。
　　法律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治民”，一类是“治吏”。“治民”即统治人民，要人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接受其统治，这是法律的主要宗旨。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去有健全的法制外，还必须有正直清廉的官吏。官吏贪残，即使有再好的法律章程也是白搭，所以法律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治吏”。封建时代的法律多有各级官吏的行为规范，违反这个规范，严惩不贷。历史上大凡“治世”，“治吏”严格，汉之文、景，唐之贞观，明之洪武，莫不如此。有时“治吏”十分惨酷，但当人民生活尚有余地时，社会便不致动荡不安，政权也会相对巩固。汉武帝诛杀士人不谓不惨，武则天杀官不谓不多，朱元璋治吏不谓不严，照样皇帝大权在握，不为所动。这时的士人往往一边受摧残、受侮辱，一边呼万岁，实足的一群“贱痞”。
　　封建时代，法律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行法又为官吏所掌握，执法者玩弄法律，偏袒权贵，鱼肉百姓，人民是弱势群体，往往无可奈何。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豫剧《七品芝麻官》，说的是小官吏以法律对抗权贵，最后，芝麻官胜利了，权贵被法律制裁了，观众人心大快，但那是戏剧，是善良人民的善良愿望。在现实生活中，人民不知有多少冤苦，多少无奈，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只有忍气吞声地生活下去。“乱世”法律治民严刻，治吏宽容，人民冤苦无告。但当大多数人民穷困潦倒无以为生的时候，起而暴动，他们会变成强势群体，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剥夺统治者的法律特权，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隋末农民起义，见隋朝官吏和士人子弟“皆杀之”，使他们个个如丧家之犬，胆战心惊。唐朝初年，他们大批龟缩在民间，不愿出来作官，原因就在于此。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坚持这个原则，国家才有希望。
　　七、泰山不辞壤石 江海不逆细流《韩诗外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招纳贤士，要在庭院中燃起火炬，以示礼贤下士。齐桓公在庭堂中燃起火炬，但时经一年，无人问津。后来，一位山野村夫来见桓公。桓公问他有何技能，他说：“我会九九乘法歌。”桓公大笑：“九九乘法歌也可以用来见我吗？”这位村夫说：“我并不为乘法歌来求见您。您在庭堂燃火炬已经一年，无人问津，那是因为别人都认为您贤能无比，不敢进见，如果您接纳了我，让人们知道，一个只会九九乘法歌的人尚被接见，比会乘法歌高明得多的人自然会接踵而来。‘泰山不辞（拒绝）壤石’才能成为泰山，‘江海不逆（反对）细流’才能成为江海。古人有言‘询于刍荛’，连那山上打柴草的人都询问请教，为的是广采博纳，才能成就大业。”
　　这个故事未必真有其事，但“泰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细流”的命题，我国史书上屡有记载，它旨在说明君主要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胸怀，才能成为一代英明有为的君主。
　　作为国君，首先应该能够容纳各种身份，各种职业的人。远古时代姑且不论，今以汉高祖刘邦而论。刘邦的群臣是“三教九流”，五方杂陈。他的相国萧何出身县吏，次任相国曹参是县里的监狱小吏，大将周勃是为人送葬的吹鼓手，樊哙是卖狗肉的，夏侯婴是县府养马人，灌婴是绸绢贩子，韩信是无业贫民，陈平家居“负郭穷巷”，“弊席为门”，穷困潦倒，而张良却是韩国的高级贵族，和以上诸人不能同日而语，而他们都是汉初的将相名臣。
　　作为国君，对人对事都要顾大局，弃小节。《韩诗外传》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庄王和群臣举行宴会，一边狂饮，一边歌舞。众人吃得醉眼醺醺，忽然灯火熄灭，群舞未止，有一位官员淫性大发，暗中扯拉宫女的衣襟。这位美女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乘机扯下这位官员的冠缨，并大声报告庄王，有人行为不端，已经被她扯下了冠缨，请求赶快燃灯查找此人，予以严惩。然而庄王却说：“请人欢宴，使人酒醉失礼，不能只顾女人节操，使士人受辱。”于是下令：“今日寡人欢宴，不玩断冠缨不算尽兴！”全场百余人一律撤去冠缨，尽情歌舞。然后燃灯点火，玩够为止。扯拉美人衣襟，小事一桩，使官员惶恐不安，事关大局。春秋时期，齐桓公出游城外，遇到一位赶马车的卫国人宁戚，此人对桓公谈论天下大事，桓公大加赞赏，立即委以重任。群臣认为此人来路不明，应该派人到卫国调查一下他的底细，然后重用不迟。桓公认为此事不妥，如果派人调查，难免查出一些缺点错误来，一旦查出缺点错误，又该如何！以小错掩盖人的大善，正是失去天下善士的原因。刘邦更是一位重大局弃小节的典范。陈平在秦末动乱中，辗转于魏国、楚国之间，最后由一个叫魏无知的人介绍投到刘邦麾下。刘邦欣赏他的智谋，任命他为都尉，主持禁卫部队。刘邦的亲信大为不满，他们对刘邦说：“陈平外貌英俊，其实不过是金玉装饰的华冠而已，其中空无所有。又听人说，陈平居家时和兄嫂勾勾搭搭。先是到了魏国，不为魏国所容；到了楚国，又不为楚王信用，最后逃奔到此。大王委以要职，却收受部下的金，金多的得好位置，金少的得坏去处。陈平不过是一个乱臣贼子，焉可信用！”刘邦质问介绍人魏无知，魏无知说：“我推荐陈平，是重他的智能，而您追问的是生活品性。如今楚汉相争，我推荐的是奇谋之士，只看他的智谋对国家是否有利，至于盗嫂受金，何足介意！”刘邦又质询陈平：“你先在魏国，后到楚国，如今又来到我处，难道不使人多心吗？”陈平说：“我到魏国，魏王不听我的建议；到楚国，霸王只信自家兄弟和妻族弟兄，所以才投奔大王。我空手而来，不受金，靠什么活动？我计谋可用，愿大王采纳；不可用，原金在此，放我走路！”刘邦如果听信亲信的谗言，陈平的每一条罪状都可置他死地：和兄嫂勾搭，道德败坏；辗转魏、楚诸国，轻于去就，十足一个投机分子；接受贿赂，贪污腐败。如此败类，怎可信用！但刘邦眼光远大，不计细务，对陈平更加信任，升任护军中尉，监护都将，大有参谋长的架势，诸将只有乖乖俯首听命。此后，刘邦几度处在危难之中，都由陈平的奇计逃脱了危难。刘邦宽容大度，大胆决断，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反观项羽，他无此胸怀，对他人疑神疑鬼，不敢大胆信用，无数能人叛他而去，这是他失败的又一原因。
　　作为一国之君，要善于接纳各色人等，接纳敌对阵营的人，还应能容纳反对过自己的人。今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士卒不过三万人，后李世民南征北战，麾下不下数十万人，部下猛将如云，他们大多数来自敌对阵营。头号干将尉迟恭（敬德，585―658年）原为隋朝战将，后投奔反隋势力刘武周，刘武周战败，归降李世民。李世民围攻洛阳王世充的时候，原刘武周的部下纷纷叛逃，尉迟恭牵连被逮捕关押，李世民部下多劝杀掉尉迟恭，以绝后患。李世民则认为尉迟恭若怀二心，叛逃不会在他人之后，于是在密室召见尉迟恭，面前摆放财宝，说道：“大丈夫以意气相待，不要为此事介意，我不会听信谗言，加害忠良，希望你见谅。如果你执意要走，就以此相赠，以表我们共事之情。” 尉迟恭大为感动，不久便成为鞍前马后的铁哥儿。另外两员干将秦琼（叔宝，？―638年）、程知节（咬金，？―665年），原为隋朝将领张须阤部将，张须阤败，投瓦岗军李密（582―618年），李密败，归王世充（？―621年），后觉察王世充欺诈奸邪，协同数人临阵投奔李世民，成为李世民的贴身战将。唐初的著名将领李靖（571―649年）原是隋朝官吏，是李世民的父亲李渊的政敌，李渊在位时两度要砍掉他的脑袋，由李世民劝阻才保全了性命。李勣（594―669年）来源于瓦岗军，瓦岗军失败，归降唐朝。（图55 李勣墓出土三梁进德冠）李靖和李勣二人，为唐朝征服异国他族立下了无与伦比的战功。李世民即位后，父亲在位时的一群官僚和建成、元吉的部下全部收入自己的麾下，其中有原来势不两立的仇敌，如魏征（580―643年）先是隋朝官吏元宝藏的部下，随元宝藏投入瓦岗军，瓦岗军失败，投归唐朝，又被窦建德俘虏，起用为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又回归唐朝，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多次建议除掉李世民，此事几是公开的秘密。李世民杀掉建成，逼父皇让位，先将魏征臭骂一顿，然后起用他为谏议大夫，奉命出使东方，劝诱建成、元吉的部属，稳定河南北地区。李世民即位后，极度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是一位鼎鼎大名的“诤臣”。他的政论对贞观时期的政治走向起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李世民的文臣中有所谓“十八学士”，这些学士大多辗转于隋末割据政权中，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历史是经不起审查推敲的，如追究既往，个个有杀头的份儿，但他们大都得以善终，延及后嗣。（图56 唐太宗昭陵功臣陪葬墓）在李世民的臣僚中，个别人还是隋朝佞臣。如裴矩（？―627年），是隋炀帝杨广的宠臣，他鼓励杨广好大喜功，招徕绝域，劳民伤财，又鼓励杨广侵伐高丽，直接招致农民暴动和隋朝的灭亡。但到了李世民的手下，却一改以往专拍马屁的作风，成为一个敢于直谏的直臣。还有一个封伦（578―627年），也是杨广手下屈指可数的佞臣，唐初被引入宰相的行列。有一个叫赵元楷的官员，因为善于供应酒食，大得杨广赏识。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巡行至蒲州（治今山西永济县西），时任蒲州刺史的赵元楷旧习不改，命父老穿黄纱单衣逢迎，又修饰皇帝行宫，并赠送王公贵戚羊百头，鱼数百尾。如在杨广时代，这样的接待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时至今日，却大遭太宗训斥：“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须，皆资库物。卿所为乃亡隋之弊俗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就是这个赵元楷，贞观初年在司农寺任职，司农卿窦静当众挖苦他说：“隋炀帝奢侈重敛，司农非公不可；今天子节俭爱民，公何所用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二年）说得他面红耳赤。这种佞臣，在贞观时代少有市场。
　　《荀子?君道》说：“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又说：“君者，仪（测日影仪器）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国君是天下的表率。己身正，不怕臣子奸邪，榜样做好了，奸邪也会变成“正人君子”。
　　国君接纳各个阶层和不同阵营的人，更应注意接纳不同意见的人。人君接纳臣下的谏诤，和本人的经历与气质有关。汉文帝刘恒是高祖刘邦的庶子，远封晋北荒寒之地，本来没有作皇帝的份儿和打算，由于特殊的机缘，被群臣拥戴为帝，加之谦恭的习惯，处处以谦让为怀。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出身富豪，但家中由长兄作主，他则自幼人不出众，“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殷勤应酬），唯直柔耳。”（《后汉书?光武帝纪》） 他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即位后自称要以柔道治天下。像刘恒、刘秀这样的人物，接受臣下谏诤尚不算太难。而唐太宗李世民却不同，年轻气盛，刚强自信，又出身贵族，要他接受反面意见就勉为其难了。但他衷心接受传统文化，特别是隋亡的教训时时敲打着他的脑袋，使他始终按捺着自己的感情“从谏如流”。他是成功的。一位君主不善于控制自己喜怒的情感，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是不能成为一个英明的政治家的。古语云：“川泽纳污，山薮藏疾（毒害），瑾瑜（美玉）匿瑕（斑点），国君含垢（忍辱负重）。”（《左传》宣公十五年）英明的国君是各种意见的凝合剂，他使各种意见凝聚在自己的周围。
　　李世民不但广泛接纳敌对阵营的人，接受反对意见，同时又敞开胸怀接纳外来民族和回归人员。贞观三年（629年），因战乱流入边地的中原人自塞外回归和少数民族移居内地的有一百二十余万口。次年，北方强大的突厥汗国灭亡，其部众也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其首领大都到长安出任中国高官。这些人都是马上英雄，不懂文墨。唐朝长安周围的部队分为十六卫，每卫官员有大将军、将军、郎将等。归化的突厥部落首领大都出任了大将军、郎将等职。“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有些突厥将领娶唐朝公主为妻，成为唐朝驸马。如执失思力和阿史那社尔（？―655年）都娶太宗姐妹为妻，阿史那忠（？―674年）和契苾何力（？―676年）娶唐朝宗室女为妻。（图57 阿史那忠墓志）李世民对少数民族和汉人一体对待，和当时少数民族掠人为奴的作风大不相同。东突厥灭亡后，最初将突厥降民安置在河套内游牧，后来又命令首领阿史那思摩率领突厥民众渡过黄河回归阴山一线生活，但突厥一面受漠北薛延陀的威胁，一面又留恋南方的安定生活，部众纷纷又过河南迁，阿史那思摩无法禁止，逐渐成为光杆司令，无奈，又回长安作他的大将军去了。以后多少年中，周边许多民族向往唐朝，逐渐向内地转移。长安城内，高鼻深目、满腮胡须的“洋人”比比皆是。（图58 胡人奏乐俑）历史上，人民群众移动的动向往往兆示着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
　　我国历来存在一个对被征服者的态度问题。《说苑?贵德》说到这样一个故事：周武王灭商，讨论如何对待商朝遗民的问题，太公认为应该一律斩杀。这是原始社会对待俘虏的作法。邵公认为“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邵公的作法是审查历史，追究既往，这是最为常见的作法。周公则认为“无变（辨）旧新，惟仁是亲。”那就是不究既往，只观他是否为善良之人。凡是善良之人，一律“使各居其宅，田（耕）其田。”善人如有过错，那是因为你没有对他安排好，教育好，所以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即百姓的过错应由国君承担责任。李世民的作风基本符合这种观点。
　　唐代统治者对外来文化也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回教、景教（基督教一支）、火袄教、摩尼教都相继传入中国，（图59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本）唐朝统治者不问其是否“妖魔鬼怪”，来者不拒，一律辟地建寺，任其传播，不怕他们兴风作浪，聚众造反。外来的音乐歌舞、服饰装束也大为追求时髦的人群所接受。唐统治者充分自信，不怕他们搅乱中国，决不像清朝末期那样，一句“博爱、平等、自由”的口号，足以使朝廷胆战心惊。
　　朝廷是处处用人之所，国君是处处用人之人。必须具备一种观念，这就是人人都有缺点，但人人都有长处。国君的任务是处处发掘人之长处，避开人之短处。唐朝有位宰相韩滉（723―787年），他在作浙西观察使时，一位有权势的人向他推荐一人，要他为此人安排一份工作。此人来到韩滉幕府，经历多时，韩滉对他多方考察，发觉此人实在一无所能，万般无奈。一日，幕府众人聚会欢宴，席上杯觥交错，欢声笑语，喧哗不断，惟独这位仁兄正襟危坐，始终不与别人交谈一语，却又毫无倦意。韩滉恍然大悟，立马任命此人为仓库门卫。他端坐门房，纹丝不动，数年之间，平安无事。沉重无语，意不旁骛，就是他的长处。一次唐太宗要大臣封伦推荐人才，长久没有动静。太宗询问封伦，封伦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找不到贤才。”太宗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太宗贞观元年）太宗广纳各路人才，文武大臣数百，各有神通。有人善治国，有人善作战，有人善文词书法，有人善议论古今，个个都被太宗器重，个个都认为是太宗的知己，甘愿肝脑涂地为他奋斗终身。
　　唐太宗晚年，总结自己能够平定中夏，威服四夷成功的原因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忌妒）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皆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姑且不论他做到何种程度，但他明确地有这种指导思想已属难能可贵了。（图60 唐太宗昭陵出土蕃酋长残像）《荀子?君道》上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国君，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的人。要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李世民成功的基本经验也就是如此。
　　作为国君，关心大局，不在鸡毛蒜皮上下工夫，要大事精明，小事糊涂。《老子·德经》云：“其政察察，其人缺缺（狡猾）”。唐初，张蕴古给太宗上了一个《大宝箴》，其中说道：“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贞观政要·刑法》）这是说一个国君不可糊涂到昏迷不醒，也不能精明到吹毛求疵。东汉时期，班超（32―102年）奉命经营西域，三十余年，功绩卓著，后来年老思乡，请求回归故里，得朝廷许可。临行，他的后任者任尚询问他：有何见教？班超深知任尚过于精明，于是告诫他说：“塞外士兵和官员多数是因罪过远配边疆的，本非安分守己之辈，西域蛮夷也都各怀心态，难聚易散，理应宽松简易，赦小过，总大纲而已，不可急切用事，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任尚原以为班超有何锦囊妙计，听了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大为不满。任尚不理解班超的劝告，此后为政严刻，不久西域诸国便纷纷离叛，任尚被罚，调离原职。郑板桥（1693―1765年）有句名言叫做“难得糊涂”。聪明的糊涂比锋芒毕露的精明有用得多。
　　作为一国之君，他的任务是驾御群臣，同心同德，协力管理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挥群臣的主动性、创造性。如果你终日察人隐私，追究小过，无限上纲，人心终日惴惴不安，缩手缩脚，何谈发挥人的积极性！不幸的是，偏偏有些小人为讨你的欢心，不断在你耳旁嘁嘁喳喳，揭人隐私，扇阴风，点鬼火，稍不留心，就落入他的圈套。历史上的昏君，无一不是喜听谗言的人。唐太宗则深明此理，他曾对宰臣们说：“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讦百官，细无可采。……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政要·杜谗邪》）《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中有句名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可以作为当权者的座右铭。
　　八、居安思危 防微杜渐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180―220年）撰著了《昌言》一书，其中的《理乱篇》，专写王朝灭亡的原因，现摘录如下：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开国君主并非一开始就有作皇帝的分位）。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以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郁郁不乐），皆匈（胸）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
　　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公）、孔（子）数千，无所复角其圣；（孟）贲、（夏）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觝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纵逸荒诞），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悦）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仲长统说的是：历代开国皇帝，出生入死，东征西讨，艰苦备尝，兢兢业业，开创基业。及至后嗣，享其荣华富贵，奢侈豪纵，狂妄自大，荒淫堕落，刻剥百姓，人民群起而攻之，终至于家国两亡，朝代更迭。自仲长统以下一千七百多年中，历代王朝都没有逃脱这一历史怪圈。如何逃脱这一兴亡的命运，便是摆在一国君主面前的难题。
　　我国历代王朝灭亡的原因与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人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其一是皇室大事兴建，轻动干戈，人民徭役繁重，起而暴动。其二是皇朝历时已久，土地兼并剧烈，贫富差距悬殊，统治阶级奢侈腐朽，加之天灾人祸，人民流离失所，揭竿起义。前者如秦、隋，后者如汉、唐、明。
　　二、大权旁落、权臣篡权。历代皇帝短命的多，长寿的少，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幼主在位、太后临朝的局面。那些年轻寡妇怀抱幼主，幽居深宫，政事不通，别无他途，只有依靠自家父兄出面执政。这些外戚如果野心勃勃，改革弊政，收拢人心，拉拢私党，架空皇权，就形成篡夺帝位的局面。如西汉之王莽，北周之杨坚。另一种是国家动荡不安，皇家子弟腐败无能，权臣武力平乱，功业卓著，独揽刑赏大柄，皇室成一空壳，然后取而代之。如曹操、司马懿、朱温等人便是。还有一种是军人发动兵变，武装夺取帝位。如南朝之萧梁，五代之后汉、后周、北宋便是。
　　三、外敌入侵，或暂立傀儡，或自建帝国。如“五胡十六国”，北魏、后晋、元、清。
　　作为帝王，为了避免自身的败亡，必须从历代帝王的败亡中吸取教训。
　　历代王朝，不论其以何种形式灭亡，它们共同的一条是皇帝本身的腐朽，而皇室的腐朽，又必以生活的奢侈为起点，正如仲长统所说：“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生活奢侈，必然加重对人民盘剥。部属奴仆全都是饥狼饿虎，“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人民穷困潦倒，大乱不可遏止。奢侈豪华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历代英明的国君深明此理，多能注意生活的节俭，以身率下。例如汉文帝刘恒“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粗厚丝织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文帝陵寝）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史记·孝文帝本纪》）（图61 汉文帝霸陵远眺）治世的皇帝多能如此。唐太宗李世民便反复强调节俭的重要性。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高祖武德九年）他下令：“自王公己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贞观政要·俭约》）唐太宗的观点是明确的，他勉己克制，行动上却仍不能差强人意，晚年，他告诫太子李治说：“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于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对于“居安思危”真可谓“言之谆谆”，而其后代子孙却“听之藐藐”。到他的曾孙唐玄宗时代，皇室的奢侈豪纵已如洪水猛兽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唐初大功臣李靖的家庙已沦为养马的马厩。奢侈豪纵是富贵人家的阶级性，不待农民起义大动手术，他们是不会稍有收敛的。
　　当王朝初建之前，作为首领，为了战争的胜利，谦恭下士，广听博纳，听取他人良策。及至身登大位，地位变了，拍马之声不绝于耳，逆耳之言渐次消失。开国之君吸收前代教训，尚能耐住性情，努力接纳忠言，及至后代便只剩傲慢之气了。但是，一旦满朝一个调子，听不到不同声音，聪明的国君应该预感形势不妙，该改弦更张，改变朝廷气氛了。
　　一个国家的权力应该集中，不能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权力中心。《说苑·君道》有以下一段话：“而大盛其臣下（意为如果使臣子强大昌盛），此私门盛而公家毁也，人君不察焉，则国家危殆矣。管子曰：权不两错（音cù，施行），政不二门。故曰：胫大于股者难以步，指大于臂者难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历史上许多王朝的灭亡都有一个权力下移的过程，皇室在不知不觉中将权力下移到某个权臣，或某个家族，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其结果或则发动内战，或则取而代之。例如，春秋时期，国家动荡，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中形成几个霸主，争战不已。后来诸侯国的权力又逐渐下移到执政的大夫，如鲁国的国君被大夫季氏驱逐出境，颠沛而死，鲁国的人民不同情，他国诸侯全默认，其原因便是鲁君长期荒纵，季氏长期执政，人民只知有季氏不知有国君的缘故。后来强大的齐国，国君惨酷腐败，大夫田氏减轻剥削，改革弊政，收买人心，最后终于“田氏代齐”，原来姓姜的齐国从此消失。另一强国晋国，韩、赵、魏三家连续执政，终于“三家分晋”，中国历史因此进入战国时代。西汉末年，王氏家族数代执政，终于导致了王莽的篡权。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战乱，大权往往落入军阀之手，王朝更迭频繁出现。自宋朝以后，中央牢牢控制军、政、财大权，这种情况便很少出现了。
　　为避免国家大权旁落，必须防微杜渐，国君应牢牢掌握三种权力，不可轻易撒手。第一，发号施令权。《论语·季氏》云：“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政令的制定与颁布，发兵征讨的命令必须出自国君，外人不得代劳。一旦别人代劳，说明你的君位就危在旦夕。第二，牢牢掌握用人之权。“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就是官位，“器”就是象征权位的印把子。官员的来源可以不同，如众臣荐举，科考取士，但其任免必须通过国君之手，如果官吏任免不出自中央，而出自个人或某一家族，必然形成“拜爵公朝，谢恩私门”的局面，私门成党，皇室架空，篡夺的形势即可能形成。《说苑·建本》记载，吴起（？―前381年）劝魏武侯（？―前371年）说：“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失）权势矣。”吴起说的治国原则是：首先国君立身行事要正派，大臣必由自己精选，不使奸佞在位，大臣不兼职，政权不可由同一家族操纵，否则大权可能旁落。有些皇帝深明此理。例如：汉宣帝时，黄霸（？―前51年）作丞相，他推荐外戚史高为太尉（三公之一），宣帝盛怒，召问黄霸说：“太尉官罢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兴文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君何越职而举之？”（《汉书·黄霸传》）宣帝可谓深明防微杜渐的体统。第三，牢牢掌握刑赏之权。“刑赏二柄，惟人主操之。”（《旧唐书·王志愔传》）“黜陟刑赏之柄移而国家不危乱者，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昭宗天复三年《臣光曰》）刑赏是维持封建统治的支柱，一旦为他人掌握，你的统治就要坍塌了。《说苑·君道》说到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宋国的宰相子罕对他的国君说：“国家的安危治乱在于赏赐和刑罚，赏赐是人们的喜爱，刑罚杀戮为人们所厌恶。如今你国君可以专主赏赐做好人，刑罚杀戮由我宰相子罕来掌握，我来作恶人。”宋君应允了子罕的请求，付诸实施，此后，全国上下都知道刑罚大柄掌握在子罕的手中，于是大臣纷纷向他靠拢，百姓向他投附。一年之后，子罕将国君驱逐出境，取而代之。刑和赏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缺其一就要大权旁落。
　　西汉末年的名士梅福有句名言：“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亡（无）及已！”（《汉书·梅福传》）国君要善于防微杜渐，一旦权势已经陵君隆主便无可挽回了。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道理。
　　集中是对分散而言，权力要集中，不可以分散，但在封建时代，权力集中是皇权专制的同义词。古代公然主张专制，不谈权力集中，用专制代替集中。《尚书·洪范》云：“惟辟（国君）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作福、作威是国君的特权，就是专制独裁，有些皇帝滥用这一特权，专权跋扈，无所不为。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灭亡。
　　专制是对“民主”而言，封建时代从来不谈民主，但是“清明”时代，英明的国君，却能在朝廷内部一定范围内作到一定程度的“民主”。例如，唐朝初期，中央行政部门设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中心任务是起草皇家诏令，国家一切命令法制都必须由中书省拟稿，长官中书令二人，次官侍郎二人，操笔者中书舍人六人。门下省的中心任务是审议诏令，长官侍中二人，次官侍郎二人，具体操笔人是给事中四人。尚书省是执行机构，全掌国家行政事务，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中书令、侍中、尚书令都是宰相。因第一任尚书令是李世民本人，后人不敢担当此任，由左、右仆射代替。其他官员挂有“参知政事”或“同平章事”之类的官衔者也是宰相集团的一员。所以唐初的宰相是一个群体，而不是单独一人，宰相群体议事，其他谏官参与其中，务必使朝廷成为一个群言堂。
　　朝廷每一决策，发一诏令，先由皇帝授意，由中书令写一提纲，名曰“词头”，交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据“词头”精神拟稿，如果中书舍人认为“词头”内容不当，可以封还“词头”，返回中书令重新提写。中书省全体通过所拟诏令，全体签署，然后转交门下省审核。先由给事中在诏稿中各叙己见，称“五花判事”，给事中如果认为诏令不妥，可以签署意见，原封退回，由中书省重新拟稿，称之谓“涂归”。（图62 唐“中书省之印”）中书、门下两省要员全部认可，全体签署，上交皇帝署“可”，才完成正式诏令，下达尚书省执行。如果诏令没有经过这一程序，下属可以不予承认。可见国家每一决策，要经过多少人的集思广益，才能最后拍板！这种特定范围的“民主”并不妨碍皇权的集中，相反，它使集中的皇权更加发挥效果。可惜，这种小范围的“民主”也是和皇权至上有矛盾的，初唐皇帝的后代子孙们不愿受这种“民主”的约束，或则修改得面目全非，或者干脆束之高阁，这个些许的“民主”也不复存在了。
　　封建时代，当国家相对富庶安定的时候，封建帝王往往是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自恃强大，恣意扩张，穷兵黩武，轻率发动战争。最典型的是秦始皇和隋炀帝。西汉前期的临淄人严安评论秦始皇说：“（始皇帝）意广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北败强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始皇帝崩，天下大畔。……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穷兵之祸也。”（《汉书·严安传》）严安勾画了秦始皇穷兵黩武的后果。无独有偶，隋炀帝杨广步了他的后尘，更加变本加厉，仅侵伐高丽的第一次战役，出征将士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其馈运者倍之。”当时全国不过数百万户，在北方几乎是家家动员，户户出征，农民不堪忍受，揭竿起义，高唱《勿向辽东浪死歌》，敲响了隋王朝灭亡的丧钟，成为隋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老子·道经》中说：“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给国家带来破坏，给人民带来灾难，英明的统治者都深切理解战争的破坏作用，决不好大喜功而轻动干戈，例如汉文帝刘盈，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都有明确的不轻易发动战争的观念。
　　另一种倾向是沉醉于天下太平，高枕无忧，麻痹松懈，一旦遇到外敌，初则委曲求全，继则割地赔款，屈膝投降，以屈辱求平安。但往往事与愿违，你要平安，敌人偏不让你平安，只要能力有余，一定会步步进逼。宋朝初期，对辽屈辱，后来对金屈辱，最后对蒙元屈辱，结果，国土节节后退，终至亡国为止。国家的安定，对外敌来说，决不能以乞求而得来，必须“安不忘危”，长备不懈。古兵书《司马法》的开篇《仁本》中即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唐太宗也说：“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贞观政要·征伐》）这些教诲，可为当权者的座右铭。
　　许多王朝的衰败，都伴随着土地兼并，财富集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财富集中的结果，一方面是富有者奢侈豪华，无耻荒淫，消耗社会大量财富。另一方面是对劳动者的惨酷压榨，迫使他们破产流亡。加之勾结官府，欺压良善，使人民冤苦无告，激化社会矛盾，激起社会动乱。他们是政治腐败的温床，农民暴动的催生婆，是历代王朝不能逃脱灭亡的根源，是封建王朝不治之症。但是，也有个别皇帝也会觉察财富集中的危害性，不自觉地采取一些因时置宜的补救措施。如西汉王朝和唐朝起初都严禁土地兼并，严惩籍外占田，利用“酷吏”打击豪强。朱元璋鼓励垦荒，强迫移民（包括地主），灾荒时开仓赈济，以工代赈等等。但这毕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劳苦大众来说，靠统治者的恩赐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在封建时代，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农民暴动，扫除原有的污泥浊水，再次缓和阶级矛盾，使王朝兴亡再来一次循环。
　　作为皇朝的国君，应该记牢先人的教诲：“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系辞下》）时时警惕国家的危亡。
　　九、太子 天下之本历史上许多王朝，父辈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创立基业，他的继位者却荒淫狂暴，把偌大一个王朝转眼化为乌有，并演绎着无数血淋淋的历史悲剧，兹举数例如下。
　　秦帝国经由数代苦心经营，到秦始皇时统一了中国，自以为功盖宇宙，万世基业，传世无穷。但始皇可能没想到会突然病死，虽有二十几个儿子，生前却没有确立太子。死时，宦官赵高（？―前207年）在内部大动手脚，立少子胡亥（前230―前207年）为帝，是为二世。这位少子形同玩偶，在赵高的操纵下，“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无当，赋敛无度。……百姓穷困，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贾谊《过秦论》）数月之间，农民揭竿而起，天下响应，秦始皇传至万世的美梦立刻破灭。这就是不肖子嗣造成的恶果。
　　西晋王朝，历经司马懿（179―251年）、司马师（208―255年）、司马昭（211―265年）、司马炎（236―290年）父子祖孙三代四人的惨淡经营，西灭蜀汉，南灭东吴，篡夺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王朝，可谓来之不易。（图63 晋武帝司马炎像）西晋首任皇帝司马炎却立了白痴儿子司马衷（259―306年）为太子。司马炎死，司马衷即位，在这位白痴的治理下，“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晋书·惠帝纪》）他的皇后贾南风（256―300年），权迷心窍，妒火中烧，在她的操弄下，大肆诛杀司马氏家族和朝中大臣，于是八位亲王捉刀厮杀，上演了惨烈的“八王之乱”，由宫廷杀至全国，北方少数民族乘机而起，全国陷入空前的大乱之中。好端端的一个西晋王朝，前后存在不过五十年便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一个不肖子嗣制造的恶果。
　　公元六世纪下半叶，占据关陇地区的北周皇帝宇文邕（543―578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勤俭有为的皇帝，在位时国势蒸蒸日上，东灭强大的北齐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史称他“劳谦接下，自强不息。……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征伐之处，躬在行阵。”（《周书·武帝纪》）如此勤苦的皇帝，他的儿子宇文贇（559―579年）即位后却“游戏无恒，出入不饰，羽仪仗卫，晨出夜还。……摈斥近臣，多所猜忌。……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周书·宣帝纪》）不数年，父辈经营的统治团体分崩离析。在位四年病死，其子幼小，岳父杨坚（隋文帝，541―604年）乘机收拢人心，篡夺政权。父辈经营的事业四年中便拱手让于他人，宇文氏亲族被杨坚杀得精光。这又是一个不肖子制造的惨剧。
　　隋文帝杨坚继承宇文邕的衣钵，励精图治，剪除异己，数年中国富兵强。589年，一举击灭江南的陈朝，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状态。隋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富庶的国家，不幸的是他听信皇后的怂恿，废太子杨勇（？―604年），立阴险的杨广（569―618年）为太子，杨坚最终被太子谋害致死。杨广即位，集暴虐荒淫之大成，十余年的折腾，农民暴动烽烟遍地，他也终于死在亲信之手，大隋帝国立即消亡，杨氏家族除剩下一个遗腹子，其他成员全部命归黄泉。这同样是一个不肖子嗣制造的惨剧。
　　以上四例都是全国分裂割据，经过长期战争统一的国家，但都是得之于艰难，失之于瞬息。其他历史上不肖子孙败国亡家者比比皆是。
　　历史上还有一些皇帝，生前立嗣不当，又缺乏教养，死后诸子争位，兄弟子侄互相惨杀，消磨皇族力量，为他人篡夺扫清道路，南朝诸帝最为突出。今以刘宋王朝为例。
　　东晋时期，高门大族轮番执政，皇朝大权旁落，内乱不断。军人刘裕（363―422年）篡夺东晋政权，建立刘宋王朝，吸取前代教训，起用寒门庶族掌握中央机要事务，外面重要军镇如荆州（治今湖北荆州）、京口（今江苏镇江）等镇将都由皇家子弟出任，外人不得染指。这些皇家子弟掌握一方军政大权，亲信党羽众多，形成足以抗衡中央的地方实力，为争夺帝位创造了条件。（图64 刘裕初宁陵石兽）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406―424年）即位，因“游戏无度”，为大臣徐羡之（364―426年）等人废黜。徐羡之等又杀死刘裕次子刘义真（407―424年），迎立镇守荆州的第三子刘义隆（407―453年）为帝，是为宋文帝。文帝晚年，杀死声誉卓著但却觊觎皇位的次弟刘义康（409―451年），开了骨肉相残的先河。文帝在位三十年，被其长子刘劭（426―453年）杀死，刘劭篡位。文帝第三子刘骏（430―464年）自江州（治今江西九江）起兵反抗，攻破台城（宫城），杀死刘劭和文帝第二子刘浚（429―453年）及其子孙，刘骏即位，是为孝武帝。刘裕第六子刘义宣（415―454年）自荆州反叛，兵败被杀。文帝的第四、六、十子也相继遭殃。孝武帝死，子刘子业（449―465年）即位，继续惨杀皇家子弟，并把矛头指向六位叔父及弟弟。他们联兵反抗，攻杀刘子业，文帝第十一子刘彧（439―472年）夺得帝位，是为明帝。孝武帝诸子为夺回帝位，起兵反抗，最后战争失败，明帝把孝武帝十二个儿子杀得一个不留，并杀死五个弟弟中的四个。明帝死，子刘昱（463―477年）即位，又杀掉最后一个叔父。如此这般，谁上台，谁杀一批皇室子弟，最后皇室子弟将皇室实力消磨殆尽，外姓萧道成（427―482年）轻而易举夺取帝位，又剿灭刘家残余人员，南朝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朝代萧齐。综观刘宋皇室子弟，刘裕七个儿子，文帝十九个儿子，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明帝十二个儿子。子又生子，这个庞大的子弟群，除幼年夭折外，只有宋文帝第九子刘昶逃奔北魏，留有后代，其他全都断子绝孙。这就是自相残杀的最后结局。
　　兄弟争位，司空见惯，而父子惨杀也史不绝书。
　　春秋时期，楚国国君芈恽（成王，？―前626年）早年立商臣为太子，晚年，又打算废掉商臣，另立芈职为太子，商臣探知消息后，率兵突然发起进攻，围住芈恽，芈恽要求死前吃一次熊掌，企图拖延时间，以待救援，商臣不允，这位北上争霸、主盟中原、在位四十六年的楚成王被活活缢死。
　　战国时期，赵国的武灵王赵雍（？―前295年）精明强干，奋发图强，以无比的魄力改变旧俗，胡服骑射，北灭中山国（白狄所建之国，又称鲜虞，在今河北灵寿一带），破林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楼烦（今山西西北部），拓地开疆，国势空前高涨，并敢于和虎狼之国的秦国进行较量。（图65 赵武灵王台）武灵王原立赵章为太子，后娶娃瀛为妻，宠爱备至，生子赵何，于是爱屋及乌，废黜赵章，另立赵何为嗣。为造成既成事实，避免异母兄弟间发生纠葛，赵武灵王生前即传王位于赵何，他自称“主父”。公元前295年，父子行游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各宿一宫。赵章发动兵变，攻击赵何，兵败被杀。赵何部下发兵围住武灵王行宫，武灵王与外界隔绝三月有余，最后活活饿死。一代英豪，如此结束了一生。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是南朝著名的有为皇帝，早年立刘劭为太子，他认为兄弟各据重镇，容易发生叛乱，于是着力加强中央的武备，而最可依靠的应该是自己的太子。他把太子的卫队扩充至万人，几乎和皇帝的羽林军相当。后来刘劭诸多劣迹败露，文帝无奈，打算废黜刘劭，迟疑之间，刘劭先发制人，率自己的卫队突入宫中，将刘义隆杀死。为了争夺帝位，虽亲为父子，义为君臣，都不在话下。
　　纵观历史的经验，太子弑父杀君，都会备以下一些条件：第一，先赋予太子的名位，使他“众望所归”。第二，皇帝培养他许多亲信党羽，结为私党。第三，掌握部分兵权，足以发动兵变。要知道，在封建时代，一人成仙，鸡犬升天；一人垮台，鸡犬遭殃。太子一旦叛变成功，他的亲信党羽统统都将成为新一代的达官贵人。反之，叛变失败，大家一齐沦入地狱，身败名裂。所以在太子被废黜之前，焉肯束手待毙，势必要拼死决斗，以挽救即将沦亡的命运。形势如此，叛乱难以避免。
　　古代的多数君王都认识到了创立子嗣的重要性、迫切性，并着力探索立嗣的方式，嗣子的教育。
　　早在西周时期，周王朝便拟定了政权传承的法规，即嫡长子继承制。国君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是首位合法继承人，其他人概无权问津。“立適（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说的是：不论贤与不贤，必以长幼为序；不论年长年幼，必以嫡母所生为准。如果嫡母无子又怎么办呢？“王后无適，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就是说，国君在无嫡子的情况下，则诸庶子以年龄为序，年龄相当的，则看贤良与否，贤良相当的，那就只能求之于鬼神了。周王朝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意图是，按如此序列立嗣，其他子弟无觊觎之望，众臣僚也无异议可论，自然顺理成章。后世帝王多遵循这个原则。然而因时代不同，国情复杂，特别是动乱年代，嫡长子继承往往难以贯彻。但在一般情况下，应慎重早立太子，不可迟疑观望，举棋不定。诸子争宠，难免发生动乱。古人常将之比喻为逐兔，一人得之，万人敛手。这是历史经验之谈。
　　皇帝立太子后，还必须妥善处理其他子弟的位置，不可既立太子，又赋予其他子弟军政大权，形成另一权力中心。《左传》闵公二年云：“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贾谊《新书·权重》亦云：“诸侯势足以专制，力足以行逆，虽令冠（少男）处女（少女），勿谓无敢；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虽生夏育（周代著名武士），有仇雠之怨，犹之无伤也。”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刘宋一代的骨肉相残、明代朱棣的“靖难”之役，都是因为皇子拥有军权、各据方镇、独霸一方的缘故。反之，帝王子弟如无土地甲兵，无亲信党羽，孤立无援，便只有安分守己了。如不遇暴虐君主，多能够安享他们的富贵，安度终生。
　　立太子以后，太子的教育便是迫切的问题了。“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说苑·建本》）太子生于宫廷，养于富贵，骄、奢、淫、逸的性格自然形成，如果任其发展，将来必是荒淫残暴的国君无疑，所以古代明君都特别注意太子的教育。自周代起，王子一旦被立为太子，便有德高望重的重臣作他的师、保，并精选侍从官员，教以《诗》、《书》、《礼》、《乐》，教其史志常识，教其刑赏用人之道，教以忠、信、仁、义，锻炼其情操，规范其行为，以明君的要求加意培养。后世的明君遵循此道，也不乏成功的范例。但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朝政腐败，太子的官属或选非正人，或空缺其位，或仅为优待大臣的空衔，不谋其政，以致太子日常接触的人群也无非妃嫔奴仆，甚至屠贾商贩，三教九流。在他们的影响下，荒诞顽劣自成天性，什么治国之道一窍不通。这就是昏君多明君少的原因。
　　太子担负着将来国家的重任，立前应慎之又慎，立后要教育有方。太子位置确定以后，不可轻率改动。西汉初年的叔孙通就曾告诫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史记·叔孙通传》）说明选立、教育太子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篇  论宰相器度
　　公元前396年，魏国的国君魏文侯死了，太子魏击（魏武侯，？―前371年）即位，任田文为宰相。大臣吴起大不自在，当面质问田文说：“我和你比一比功劳如何？”田文回答说：“可以！”吴起说：“统帅三军，使士卒乐于效命，敌国不敢窥边，你和我比，如何？”田文摇了摇头：“不如。”吴起又说：“治理百官，使人民亲附，国库充实，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摇了摇头：“不如。”吴起说：“把守西河，使秦国不敢东进，韩、赵俯首听命，你和我比，如何？”田文又摇了摇头：“不如。”吴起说：“你样样都不如我，你当宰相，居我之上，是何道理？”田文说：“如今，先君辞世，新君年少，全国犹豫观望，大臣尚未归附，百姓还不信任，在这个时候，宰相是你干好，还是我干好？”吴起沉吟半天，说：“还是你干好！”
　　论才能功绩，田文自愧不如；论当宰相，吴起甘拜下风。这个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实：某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的才华，也谈不上有赫赫功业，但宰相的位置却非他莫属。这里，除掉其他因素不谈，个人的素质不容忽视。
　　宰相不但应有一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心术与器量，姑名之曰“宰相器度”。
　　一、 镇国家 抚百姓 ——宰相职任公元前179―前157年，汉文帝刘恒在位。即位初期，有丞相两人，右丞相周勃，左丞相陈平。汉代以右为上，故周勃位在陈平之上。一日上朝，文帝问周勃：“一年之中，审判案件多少？”周勃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之中，国家出入钱谷多少？”周勃更加恐慌，无奈地说：“不知道。”文帝的几次垂问，急得周勃汗流夹背，深感内疚。文帝转问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却回答说：“各有主管部门。”文帝又问：“主管部门是哪些？”陈平回答：“如问审判案件，则问廷尉；如问钱谷多少，就问治粟内史。”文帝说：“既然各有主管部门，作宰相又有何事？”陈平说，宰相的职掌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文帝称善。（《史记·陈丞相世家》）在这里，陈平勾画出宰相的四大任务：一是根据四时变化，安排国家事务；二是镇抚四夷诸侯，和平相处；三是使百姓亲附，服从统治；四是协调各个部门各尽其职。总之，宰相是整个国家机构的主持者，不是个别部门的管事人，所以宰相只管方针政策，不亲细务。汉宣帝时，丙吉（？―前55年）为宰相。一日，他驾车从长安大街穿行，途中，看到众人在打架斗殴，大街上死伤遍地，丙吉不予理睬，驾车疾驰而过。后来，他路过城门附近，看到有人追赶耕牛，耕牛气喘吁吁，丙吉立刻停下车来，询问追赶耕牛走了多少路程。众人斗殴死伤，他视而不见，耕牛喘气，他倒关怀备至，随从人员表示不能理解。丙吉说：“街头打架斗殴，是长安县令、京兆尹（首都市长）的事情，长安令和京兆尹称职与否，自有年终的考核来施行赏罚。而如今还是春季，天气又不太热，耕牛喘气不止，是否气节反常，如果气节反常，就大有伤害了。宰相的职任是“调节阴阳”，耕牛喘气事关大局，宰相理当过问。丙吉的行为是否过当姑且不论，但它说明一个原则：作为宰相要顾全大局，要站得高、看得远，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利害得失，不为繁琐的事务所纠缠。“居庙堂之上，念及江湖之远”，才是宰相的本务，兹举数例如下以明其要。
　　公元前207年，刘邦大军自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突入关中，大破秦军，攻占咸阳。诸将争先恐后分掠金银财宝，只有萧何（？―前193年）急切地到档案库中，收集秦朝的律令图籍，借以全面了解全国的土地户口、人民疾苦、经济状况、关卡要塞，为将来统一全国作准备。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一举消灭东方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全国统一形势已渐明朗。大军进驻洛阳，所有功臣名将静待行赏，分割财富，只有房玄龄忙于结纳东方的“英雄豪杰”，纳入秦王幕府，为夺取大唐帝国政权作准备。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大片土地沦入少数民族统治者之手，这时西晋的一位皇室成员司马睿（276―322年）以安东将军的名义移驻江南，驻守建康（今南京）。（图66 晋元帝司马睿像）西晋灭亡，北方全部沦陷，司马睿在建康称帝。但实际上他是既无实力又缺乏声望的光杆司令，原东吴以来的江东豪门大族有土地，有人口，有私家武装，实力不可动摇。同时，北方的豪门大族带领他们的宗族部曲源源而来，他们有威望，也有实力，这些南北士族才是有实力的群体。如何把这些有实力的人物联合起来，团结在司马睿的旗帜之下，建立政权，以便和北方落后民族抗衡，才是眼前至关重要的大局。司马睿的宰相王导（276―339年）积极活动，一切举动都是围绕这个大局，东晋政权终于在江南站稳了脚跟。但自此以后，偏偏有许多朝臣不理解这个大局，两只眼睛只盯着这些豪门士族广占田园，隐庇户口，违法乱纪，时时想通过整顿“纲纪”，争权夺利，排挤王导，但结果却是招致战乱频仍，且多以失败而告终。有人询问当时的名士殷羡：“王导有何功绩可言？”殷羡答道：“王导的功绩无足称道。但他三次上台，三次国家稳定；三次下台，三次国家动乱。”王导自己也曾说“人们都说我愦愦（糊涂），但将来你们终究会怀念我这个‘愦愦’”。王导正是利用他的“愦愦”，对豪门贵族大节不变，小事不论，维持豪门士族间、士族与皇室之间的平衡。（图67 王兴之夫妇墓志）一旦有人有能力钉是钉、铆是铆地彻底澄清吏治，这个平衡就遭受破坏，东晋王朝就摇摇欲坠了，历史就是如此沿进着。
　　唐朝中期，有位李泌（722―789年），是唐玄宗的太子李亨（肃宗，711―762年）的密友。学问深厚，见解超群，但自称是道教信徒，往来名山之间，不慕权贵。“安史之乱”后，国家多难，每当皇室危难之时，他便常常出现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调和矛盾。安禄山叛变，进军关中，攻占长安，唐玄宗南逃四川，唐王朝危在旦夕，太子李亨帅少数部众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自立为帝。这时，李泌投奔到李亨身旁，他认为“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新唐书·李泌传》）他建议李亨不要急于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利用敌人自长安至范阳（今北京）战线数千里的缺点，由李光弼（708―764年）统军自今山西太原出井陉（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的隘口）骚扰敌人后防，郭子仪（697―781年）帅众入今山西南端摆出进攻洛阳的姿态，皇室军队活动在长安外围，各路交互出击。“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元年）让他来回奔跑，使其疲惫不堪，然后派大军沿长城一线东进，和李光弼合力直捣敌人巢穴，战事不过二年即可结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是极其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是，李亨只看到大军已集，急于回长安过他的宫廷生活，攻取了长安。叛军收缩了战线，战争更加惨烈，战争又延续了六年之久，且留下河北三镇半独立状态的后果。后来，李泌受宦官及奸臣迫害，去衡山再过他的道士生活去了。李亨死后，代宗李豫（726―779年）即位，李泌奉调入京，不久再次受宦官排挤，出任杭州刺史。公元780年，德宗李适即位。此人昏庸躁动，信用奸相，轻率起动干戈，激起“泾原兵变”，杀入长安，害得自己仓皇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继而李怀光（729―785年）叛变，又逃至汉中，唐王朝再度陷入绝境。这时，李泌又来到皇帝身边，出谋划策。后经李晟（727―793年）、马燧（726―795年）、浑瑊（736―799年）诸将艰苦奋战，收复长安。但眼前存在两大难题，一是关中连年兵燹，生产凋残，关中宿兵数十万，军粮匮乏，随时都有因粮食问题再度发生兵变的可能，形势危迫。而这时江南的江东地区连年丰稔，粮食储备丰盛。这里是浙西观察使辖区，浙西观察使韩滉（723―787年）在李适南逃汉中的时候，曾增修石头城（今南京）宫阙，预作李适再次南逃的避难所，但却遭到李适的疑忌，群臣纷纷上表称韩滉图谋不轨。李适疑心特重，加之软耳根，深信不疑。韩滉的儿子韩皋（744―822年）名为在长安作官，实为人质，不敢离长安一步，父子两人惶恐不安。粮食问题，事关大局。这时李泌以皇帝祖父师友之尊，以家人百口担保，保证韩滉忠贞不二，建议李适放韩皋回江南省亲，命他告诉其父急运军粮入京。韩皋到镇江以后，韩滉感激涕零，自临江滨发运大米百余万斛。并命韩皋立刻回京，以解李适疑忌。（图68 韩滉绘《五牛图》）以后年年起运不断，江南米粟送达长安，解决了政府的燃眉之急。公元786年，皇帝禁军因缺乏军粮，躁动不安，李适恐惧万分。李泌告诉他，三万斛大米已经至陕（今河南陕县），李适喜出望外，奔赴太子东宫，嚷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救了！”（图69 运河风光）对唐帝国而言，迫在眉睫的另一威胁是西方大国吐蕃王朝的入侵。当时，吐蕃北连回纥（今蒙古地区），南控南诏（云南），唐朝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吐蕃数万大军在长安西面游弋，时时威胁长安的安全。（图70 拉萨大昭寺唐蕃会盟碑）李适在“安史之乱”中曾受回纥官吏的侮辱，始终耿耿于怀，所以他宁愿摆脱回纥，一心一意和吐蕃议和，以求苟安。吐蕃掌握了李适的心理，借机玩弄李适。当时支撑国家危局的是李晟、浑瑊、马燧三位将军，当时的宰相张延赏（727―787年）却忌才害能，先解除反对和议的李晟，又听信吐蕃的挑拨，让马燧也主张和议。787年，同意吐蕃请求，派浑瑊为结盟使，赴平凉（今甘肃平凉县）结盟。李适自以为得计，以为万事大吉，不料在平凉会盟所，吐蕃突然发动袭击，击杀唐朝出使的官兵，并捉拿浑瑊，浑瑊夺马奔回。吐蕃的如意算盘是：因为李晟反对和议，解除兵权；平凉活捉浑瑊，回归不得；马燧因主和失策，罢去兵权。一箭三雕，瓦解唐朝的抵抗力量，然后大军进攻长安。张延赏忌害功臣，其他人全部拒绝出任抗敌统帅，吐蕃大军压境，唐朝又处在了危难之中。李泌在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为了避开朝廷的权力斗争，宁愿作幕僚，不原出任宰相，然而如今，名臣和奸相纷纷落马，大将纷纷退位，朝廷空虚，再无人支撑危局，李适无奈，请李泌出山为相。为了挽救危局，李泌只好改变初衷，走马上任。他携带李晟、马燧谒见李适，要李适保证不杀二人，用以消除君臣隔阂，加强内部团结。同时，以师友之尊，力劝德宗改变初衷，采取“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国），西结大食（阿拉伯）、天竺（印度）”的方针。李泌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使这位蠢夫改变了主意，同意这一方针的实施。788年，唐朝和回纥再度和亲通婚，回纥同意大力牵制吐蕃，南诏国也于793年脱离吐蕃的羁绊，归顺唐朝，与吐蕃为敌。（图71 云南大理崇圣寺塔）这一方针的贯彻，反过来使吐蕃处在三面包围之中，加之内部矛盾重重，吐蕃王朝日薄西山，走向衰落，唐西部边境的压力大大松弛了。
　　春秋时期，郑国的元老子皮赞扬宰臣子产说：“君子务知（主持）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唐朝柳宗元（773―819年）有一篇《梓人传》，说的是一个木匠，他的床脚坏了，他不会修理，还要请别人代劳。但是他手执长尺、曲尺、墨斗、设计图样、丈量尺寸、选材取料、指挥工匠各任其职，一座宫殿楼台便落成了。柳宗元说，正如一个宰相，他是大政方针的制定者，各种事务的安排者，而不是具体事务的操作者，所以作为宰相，不应斤斤于日常细务。诸葛亮（181―234年）一代名相，他明知自己有陷于细务的缺点，却不能自拔。公元234年，蜀、魏两军相持，诸葛亮派人入见魏军主帅司马懿（179―251年）。司马懿面对使者，不问军情，只问诸葛亮生活起居。使者说：“诸葛公早起晚眠，士兵受罚二十板以上都要亲自过问，每日食量不过数升。”事后，司马懿对部下说：“诸葛亮食少事烦，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果然，诸葛亮不久便劳累而死，死时五十四岁。（图72 清代年画上的诸葛亮与司马懿）“鞠躬尽瘁”的精神是可嘉的，事必躬亲的作风不符合宰相体统。
　　二、 诚惶诚恐 ——忠顺臣子封建时代，宰相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首先要稳妥地处理好和这个“一人”的关系，即个人与国君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常常有这样的宰相：对上，他一味逢迎拍马，博取皇帝的欢心，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对下，则假借威福，忌才害能，排斥异己，为非作歹。这种宰相，是败坏政事的根源，谈不上什么宰相器度，姑且不论。另有一种宰相，精干有为，率领百官管理国家，处理政事，成绩卓著，威权日重。但是，宰相实力的膨胀，势必对皇权形成威胁，甚至形成骑虎难下非篡位不可的局面。这时，如果国君也精明能干，加上阴狠猜忌，君、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就难免了。历史上国君诛杀宰相、宰相篡位的事情层出不穷，历史悲剧屡屡发生，便是主、相矛盾的结果。所以作为宰相，如何做到使国君充分信任，无所疑忌，又能统帅群僚，忠于职守，做到不尸位素餐，国家政权正常运行，平安无事，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封建时代，君臣界限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臣子的宰相，对国君要忠顺不二。所谓忠，就是要勤于职守，不逢迎苟合，敢于据理力争；所谓顺，就是要尊重皇帝的权威，不僭越，不专制，自始自终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
　　我们举诸葛亮为例。蜀汉自刘备（161―223年）死后，诸葛亮全掌国政，集军、政、财于一身。有能力，有威望，有自己的官署，有自己的全班人马，而国君阿斗（后主刘禅，207―271年）却年幼愚昧，这是个篡权的形势，而且先帝有言在先：“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又曾告诫阿斗：“汝与丞相从事，事之若父。”照理，阿斗在孔明的眼中应该是“蔑如也”，然而诸葛亮却把他当作神明一般。（图73 成都武侯祠中供奉的后主刘禅）《出师表》中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街亭失败，上疏自贬三等，引咎责躬，承担责任。临终上表后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服，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嬴财，以负陛下。”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是何等谦恭的态度。历史上有许多权臣，总希望自己的国君是个愚昧的阿斗，以便于自己操弄国柄，而诸葛亮恰恰相反，他总希望阿斗改变愚昧的状态，在《出师表》中，他苦口婆心地要阿斗赏罚公允，要“亲贤臣，远小人”，要“咨诹善道，察纳雅言”，不要“妄自菲薄”。总之，要打起精神来，作一个象样的国君。后人评价他这种忠顺的作风说：“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政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曰）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他集中权力于一身，但是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朝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这种器度，为当时人所欣佩，为后代人所赞赏。所以，在封建时代，与其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还不如说他是道德的象征。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皇室疏族司马睿渡江南下，在建康登上皇帝宝座。然而他是个既无威望，又没有实力的孤家寡人，他的轿子是大门阀士族王导率领众人抬起来的，然而王导从不把他当作傀儡看待，也将他看作神明一般。王导的堂兄王敦（266―324年）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反叛，王导身为王敦亲族，处在嫌疑之地，他率领一家大小，连日守侯宫门，从早到晚，听候处理。司马睿死后，他翼戴新君司马绍（明帝，299―325年）即位，王敦再次兴兵，直指建康。王导统兵抵抗，并向王敦宣称：“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矣！”（《晋书·王敦传》）在这里，他不顾家族情面，分明骂王敦是无赖。他连相三世晋君，都谦恭处世，不敢丝毫干名犯分。
　　如果国君是个无能之辈，作宰相不难，难在国君刚强有为，如果再心胸狭隘，弄不好就要人头落地了。例如唐太宗十八岁当统帅，二十九岁做皇帝，平生南征北战，功绩显赫，有时又刚愎自用，在他手下作宰相照理是难乎其难了。然而房玄龄作了二十多年宰相，君臣少有芥蒂，两人安度一生，理由甚多，其中一条便是房玄龄处处谦恭从事。每当皇帝有所斥责，他便匍匐在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每当谴责其他官员时，他同样颜色无主，形若无地自容。即令理亏在对方，他也不辩解，不怨恨。乍看起来，这位宰相十足一个脓包，只会叩头。其实不然，这个行为既包含封建时代的伦理纲常，又包含着协调君臣关系的法术。叩头，向国君表示，他是一个忠顺不二的臣属；向同僚们表示，作为宰相，他兜揽了一切过失。如此，国君焉能不放心，僚属焉能不折服。
　　谦恭的反面是傲慢与篡夺。曹操晚年曾经宣称：“如果没有我，天下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真话，一点不假。天下是我曹操打的，皇帝却是你刘协（汉献帝，181―234年）做的，这本来就不合理嘛！对曹操来说，时至今日，已无必要再携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刘协也已成无用的赘瘤。但是他畏于礼教，畏于众议，终生未敢取而代之，只能筹画作“周文王”。现在看来，够本分客气的了。但是,千百年来，他却成为权奸的象征，取得一个凶残奸诈的脸谱。原因有二，一是他压根儿蔑视那个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他强行杀戮正在怀孕的董贵人，捕杀哀哀号泣的伏皇后，这一行为是骇人听闻、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行为。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假借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建立功业，然后加殊礼、封王侯、迫禅让，取而代之。曾几何时，他的臣子司马懿，照此办理，取代曹氏王朝。以后直至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其间多数王朝的更替也都照这一程序表演了一番，而那些准备表演，或虽已表演而最终未能成功的当然更为数不少。这个夺权方式，历代帝王都为之谈虎变色，他们无不努力避免这类人物的出现。一旦出现这类人物，皇帝或则严刑镇压，或则胆战心惊，预知大难临头，而臣僚则惶惶不安。基于这种恐惧心理，有些人虽才华出众，却不宜作宰相的人选。
　　三、 统御百官 —— 群僚首领宰相要处理好个人与国君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个人和“万人”的关系，即团结群僚，管理好偌大的国家政务。
　　对于群僚，宰相也是全局性的人物，要识大体，顾大局，不斤斤于个人的权力名位，不为个人的富贵利达细打算盘。对同僚雍容大度，不忌才，不害能，敢于举荐人才，不怕别人超越自己，不怕别人夺去皇帝对自己的宠爱，勇于支持别人建立功业，勇于让他人享受荣华富贵。例如汉朝初年的萧何，奇谋异策他没有，却听任张良、陈平等人充分发挥其超人的智慧；攻城掠地他不能，却拼着老命推荐韩信。（图74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他自己干的是输军粮、补兵源。默默无闻地作二传手。平生与大将曹参（？―前190年）不和，然而病危之时，汉惠帝（前212―前188年）在病榻前问他，死后谁可代为宰相，他说：“知臣莫如主。”惠帝说：“曹参如何？”他立即顿首称赞：“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史记·萧相国世家》）不计个人恩怨推举继承人，表示个人的高尚品德。
　　唐朝初年，房玄龄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密谋智士，魏征是原太子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之变”前，双方是你死我活的仇敌。“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上皇位，李世民欣赏魏征的政治见解，对他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使他出尽了风头，而房玄龄和他天衣无缝地互相配合，二十年中从无芥蒂。李靖、李勣战功显赫，消灭敌国，无往而不胜，这又和房玄龄的默默支持密切相关。唐人刘禹锡（722―842年）有一篇《辨迹论》，举出这样的事情：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要大举进攻吐谷浑，他希望李靖出任统帅。而当时李靖已因老疾退休，对李靖来说，出征吐谷浑应该是顾虑重重的。因为李靖前此曾经击灭江南的两大割据势力，又曾击灭亚洲最大的游牧帝国突厥汗国，声名之显赫无与伦比。自己又官至宰臣，爵至国公，名位已至顶点。出征胜利，对自己不会再增添什么，只会增加皇帝对自己威望的疑忌；一旦失利，可能会招致身败名裂，前功尽弃。然而房玄龄到他家中，一言之下，李靖便精神抖擞，次日上朝，亲自请缨出征。《辨迹论》赞扬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历史上奸相在朝，大将冤死疆场者比比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房玄龄是个忌才害能之辈，李靖会采取何种行动？《尚书·秦誓》说秦穆公有这样一段话：“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其中大意是：我暗中思量，如有一个大臣，诚实专一，却没有其他技能，但他心胸开阔，有容人之量。别人有技能，他为之高兴，如同自己有此技能一样；别人的美好明哲，他心向往之，不仅是口头赞扬。这样的人对保我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是大大有利的。房玄龄正是这样的人物。唐代史学家柳芳评论说：“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虽然看不到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其实他的“迹”，就是他的器度。史书上说他“人有一善，若己有之”。他人有什么成绩优点，他为之欢欣鼓舞，好象那个成绩优点是自己具有的一般。这个道德品质，古人早有论述，但要贯彻到个人的实践中去却并非易事。常见一些人，正是把别人的缺点错误，当作自己欢乐的营养。听到别人的缺点错误，便眉飞色舞，广为宣传；听到别人的优点和成绩，紧皱眉头，如同吃了黄连一般。若是这种人作了宰相，便会专门欣赏在耳旁嘀嘀咕咕、挑三剔四打小报告的人。正直之士在这种人手下作官，难免忧心忡忡，芒刺在背了。而与房玄龄共事，人们就会心情舒畅，“得其所哉！”柳芳又曾评论说：“太宗定祸乱，而房、杜（如晦）不言功；王（珪）、魏（征）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李勣）、卫（李靖）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这就是他的器度，他的内在本领。
　　三国时期蜀汉宰相诸葛亮，为当时所称道，为后世所景仰。不久，孙吴也有一个宰相诸葛恪（203―253年），是诸葛亮的侄子。但此诸葛不如彼诸葛。公元252年，吴国君主孙权（182―252年）病危时，遗命诸葛恪执掌国政。论才华，诸葛恪并不逊于乃叔诸葛亮，但他缺乏的是宰相的器度。宰相要宽容大度，能容人，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权语），自负才高，目中无人，不能团结群僚。孔子早就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个人通达，也要使他人通达。诸葛恪没有这个器量。东吴的大将陆逊（183―245年）曾告戒诸葛恪：“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作为宰臣，对同僚应相互支持，共同升进，对部下要扶持教导。作宰相不应企望自己一枝独秀，要在相互簇拥中众花齐放。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皆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他所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都是他的同僚，希望皇帝同样“亲之信之”。而诸葛恪却“气陵其上，意蔑乎下”，这有悖此道。孙权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还有孙峻、孙弘、滕胤、吕据等人，但诸葛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毫无尊重之意，而是大权独揽。公元252年，曹魏大军南侵，诸葛恪帅众迎敌，大败魏军于东兴（今安徽巢县、无为间），于是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魏国不足平，一心想学诸葛亮，不听他人劝阻，于次年倾全国兵力向曹魏发起进攻。大军围攻合肥，敌军坚守，数月不下，士兵疾疫大半，死伤遍地，曹魏大军来援，不得不引军撤退，沿途死伤及被俘者又不计其数，国家元气大伤。诸葛恪不但不引咎自省，反而对部下大加责罚，大树个人威严。胜利的功劳是我的，失败的罪责是你们的，这种态度焉能使众人信服。反观他的叔父诸葛亮，街亭一败，自贬三等。同时的曹魏统帅司马师（208―255年），因两次战役不利，主动承担责任，对部下不予过问，这正反映了一个作宰臣的器度。后来，孙峻利用人心的不满，袭杀诸葛恪及其亲族，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历史上，有一种更加等而下之的宰相，那就是自己削尖脑袋，巩固个人权位，却不惜残害同僚，避免他人出露头角。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执政十九年，使唐帝国走向灾难的深渊。史称他“性阴密，忍诛杀，不见喜怒，面柔令，初若可亲，既崖阱深阻（言其阴谋诡计深沉），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同时（宰）相若（张）九龄、李适之皆遭逐。至杨慎矜、张瑄、卢幼临、柳升等缘坐数百人，并相继诛。以王鉷、吉温、罗希奭为爪牙，数兴大狱，衣冠（之士）为累息。适之子霅尝盛具召宾客，畏林甫，乃终日无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号月堂。每欲排构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伤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新唐书·李林甫传》）“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滑，无能逃其术者。”（《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其阴狠毒辣如此。为了杜绝边将入相之路，李林甫还建议玄宗凡边镇将帅都由“胡人”担任，致使安禄山（703―757年）身兼三镇节度使，辖区广大，财源丰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后杨国忠（？―756年）继承李林甫衣钵，忌才害能，把矛头指向安禄山，激起安禄山迅速叛变。（图75 《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战事起后，又逼害抗敌将领高仙芝（？―755年）、哥舒翰（？―757年）等，致使安禄山大军入京，唐玄宗仓皇出逃，李林甫、杨国忠培养出来的一群官僚纷纷叛变投敌，包括宰相陈希烈（？―757年）、玄宗爱婿张垍等人，而担当抗敌重任、挽救唐室危亡的全是被遗弃散居各地的英雄豪杰。
　　上有昏君，下必有邪臣。唐德宗李适信任的宰相卢杞，大得李林甫真传，除了阴谋害人之外，又多了一个借刀杀人的手段。德宗祖父肃宗时期的宰臣李揆（711―784年），复出为礼部尚书，卢杞惟恐其再被起用为宰相，于是建议德宗命他为吐蕃会盟使，以七十余岁的老翁出使荒寒险恶之地，死于途中。颜真卿（709―785年）德高望重，卢杞为除去这颗眼中之钉，建议命他深入敌境，说服叛臣李希烈（？―786年），终死于叛臣之手。（图76 颜真卿墓）卢杞执政，激起“泾原兵变”（783年），德宗外逃奉天，李怀光（729―785年）镇压叛臣立功，他又挑拨李怀光与皇帝不和，致使李怀光也随而叛变，德宗又南逃汉中。因众怨沸腾，德宗不得已免去卢杞的相位，远贬澧州（今湖南澧县），死于贬所，但德宗对他仍旧思念不已。昏君在上，大乱不可遏止。
　　四、 坚定 沉着 果断 ——人心之所系宰相是一国执政者，办事要有主见，不能随风倒，如果坚信是正确的，就要行之不疑。
　　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子产（？―前522年）执政。公元前525年，天空出现彗星，鲁国管理天象的官员预测宋、卫、陈、郑四国将要发生大火。郑国主管祭祀的官员裨社声称，如果让他用瓘、斝、玉瓒作祭神器具，就可以避免火灾。按照礼制，这些祭具，裨社是不能使用的，因而遭到子产的拒绝。次年夏天，宋、卫、陈、郑诸国果然大火，子产镇定自若，积极安排各路人员扑救大火，维持秩安，疏散人口，保护宗庙社稷，安排外国使节的去留，登记受灾家室，免赋役，供器材，事务井井有条，渡过了难关。此时，裨社又发表高论：如果不让他用瓘、斝、玉瓒祭神，郑国还要大火。郑国的民众受其蛊惑，也要求起用瓘、斝、玉瓒祭神。郑国大臣游吉（子太叔，？―前507年）也说：“国宝本来是用作保护民众的，大火烧及国都，国家危亡，既然瓘、斝、玉瓒可以救亡，何必爱惜！”但是子产不信邪，他说：“天道远，人道迩。天道、人道各不相涉，何以能从天道预知人道，偶尔言中，不足凭信。”（《左传》昭公十八年）坚决拒绝裨社的请求。此后，郑国并没有再降大火，裨社的预言落空了。子产在“神”的威胁下，国人的舆论中，大臣的劝导下，丝毫不为所动，信念坚定，态度坚决，须要何等气魄！
　　唐玄宗开元初年，关东蝗虫大起，为了挽救禾苗，宰相姚崇（650―721年）下令灭蝗，派使四出，动员群众。当时迷信观念严重，认为天灾不可抗拒，朝臣纷纷反对。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表宣称：“蝗灾是皇天的惩罚，理应修德才能消除灾害，用火烧土埋，将会招致更大的灾害降临。”他自恃资格老大，拒绝朝廷使臣入境。姚崇指令说：“古代的好太守，能使蝗不入境，而今你处蝗虫大起，是不是你缺德的缘故！”唐玄宗本人也十分动摇。另一位宰相卢怀慎（？―716年）也认为：“杀生太多，感伤和气，恐怕要触动天谴。”姚崇说：“如果因杀虫招致灾祸，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和你卢怀慎无关！”姚崇也不愧为一个有魄力的宰相。宰相要有力排众议的勇气。王安石（1021―1068年）坚持变法，敢于和祖宗法制、天变和人言诽谤相抗衡，这种精神是应该赞许的，至于成败利钝，又当别论。
　　坚持正确的政策，并非说一定要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相反，凡属重大决策，必须广泛听取众人意见，审慎从事，对部属虚怀若谷，不怕丢面子，失威信。三国蜀汉原有众臣签署文件发表个人意见的制度，董和对诸葛亮对于某事的处理持不同意见，双方反复论难，至于往返十次之多。诸葛亮十分赞赏，下令表扬。杨颙批评诸葛亮终日忙于批复文札，有失宰相体统。杨颙死后，诸葛亮痛哭三天。
　　宰相有时是全局的要害，他为皇帝所依赖，为万众所注目，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发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务必要沉着冷静，万不可表现出惊慌失措，使人心惊动。东晋时期，北方的前秦大举南侵，九十万大军压境，东晋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前线统帅派人到都城向宰相谢安（320―385年）请示，谢安默然不应。后又派张玄来京探问消息，谢安却带他到东山的别墅下棋。谢安的棋艺原来不是张玄对手，但今天，张玄因心中忐忑不安，频频失手。棋下完后，谢安独自在山野散步，回来后才对前线的来人镇静指画。淝水一战，大破秦军，战报到京，谢安棋意正浓，随手将战报放在坐床上，毫无表情，照旧下棋。及至棋下完毕，送客归来，因心中已知前线胜利，不胜喜悦，以至于过门槛时不觉脚下屐齿之折。可知他内心不是不紧张，心情不是不激动，而是他理解自己的地位，努力有效地自我克制。史书上说他“矫情镇物”，就是这个道理。（图77 明人绘《谢安闲游东山》）北宋时期，辽、宋两国南北对峙。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953―1009年）协同皇帝耶律隆绪（圣宗，971―1031年）帅大军二十万南侵，占领黄河北部若干城镇，大军直指澶州（今河南濮阳）。（图78 契丹人形象）澶州跨黄河两岸，有南北两城，中间造舟为桥，是南北交通咽喉，一旦澶州失守，敌人跨过黄河，便是平原旷野，无险可守，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便暴露在敌军面前。一日之内，宰相寇准（961―1023年）一连接到五次急报却扣压不发，饮笑自如。次日，诸大臣向皇帝赵恒（真宗，968―1022年）报告，赵恒大惊失色，询问寇准，寇准指陈形势，和另一宰相毕士安（940―1005年）一起主张坚决抵抗契丹，并御驾亲征以示决心。不久，契丹围瀛州（今河北河间），又直犯贝州（今河北南宫）、魏州（河北大名）等重要州城，宋朝廷惊慌万状。副相王钦若（962―1025年）是江南人，主张立即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另一副相陈尧叟（961―1017年）是四川人，主张迁往成都。这是逃跑的姿态，赵恒动摇不定。按当时形势，宋朝大军并未损伤，黄河以北的许多城镇仍在宋军的坚守之中，一旦皇帝首先逃窜，则敌军气势更旺，各路宋军则会不战自溃，北方城镇势将相继沦陷，宋朝廷也势必前途莫测。寇准认为，主张迁都的人应该斩首，大敌当前，皇帝南逃，军心涣散，民心崩溃，敌人乘势深入，大局一发不可收拾。赵恒无奈，只好随军北上，行至澶州南城，赵恒又动摇了，他对寇准说：“南巡如何？”寇准说：“群臣怯懦无知，敌骑迫在眼前，四方人心不稳，时至今日，陛下只可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陛下如果不信，可问护驾将军高琼。”高琼在庭下高呼：“寇准说的对！”寇准乘机说道：“机不可失，立刻起驾！”高琼指麾轿夫立即起驾北进，渡过黄河，驾御北城城楼，士兵见皇帝亲临前线，欢呼雀跃，士气大振。赵恒回入行宫，一切委托寇准处置。赵恒派人到城楼查看动静，见寇准正在城上和人饮博，欢笑自如。辽军本来就虚张声势，大军压境，企图逼迫宋朝投降，不料攻城主帅萧挞览中箭身亡，宋军又摆开决战架势，如意算盘落空，加上后方还有许多城镇为宋朝坚守，契丹权衡再三，同意媾和。赵恒急于妥协，派曹利用（971―1029年）到辽营谈判。曹利用临行前，向赵恒打探和谈条件底线，赵恒答允每年送银绢可至百万。寇准临时召见曹利用，对他说：“皇上虽答应百万，但如果超过三十万，我就要你的脑袋。”双方谈判，最终敲定宋朝每年向辽国输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和好，称兄道弟。曹利用归来，宦官向赵恒传达成三百万，赵恒听罢，大为吃惊，继而又说：“事情了断，三百万也罢！”后来又听说是三十万，大喜过望，对曹利用大加赏赐，群臣歌舞华宴，赋诗相庆，此事就此“了断”了。（图79 河南濮阳回銮碑亭）在某种条件下，某种机缘，一个有为的宰相，可以起极其管鞬的作用。
　　宰相的优劣往往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好的宰相，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甚至可以“扭转乾坤”。坏的宰相可以导致国家衰败，社会动乱。一篇《长恨歌》，说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悔恨，实际上他悔恨的不是杀了杨贵妃，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晚年“托付失人”。一个李林甫，一个杨国忠，弄得朝廷奸佞满朝，正人在野，诱使他一步步陷入错误的深渊，终于使一个强盛无比的帝国急剧衰落下来。李林甫、杨国忠便是无数劣等宰相的标本。
　　宰相是治理封建国家的中枢，是调节皇帝与臣僚、臣僚与臣僚之间的杠杆，所谓“宰相器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适应治国的需要而形成的产物，它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和阶级烙印。今天，时代变了，传统的皇帝永远消失了，封建的伦理纲常也不复存在了，所谓封建时代的“宰相器度”自然也要减退其色彩。但是领导与被领导，领导与领导之间的关系将永远存在，古人长时期形成的作风教养，如果我们能够剔除糟粕，仍未尝没有借鉴的价值，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总结和探讨。
 第三编 论大将风度
　　《孙子兵法·始计篇》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就是说，将军是智、信、仁、勇、严的化身。“信”指信赏必罚，“严”指严整军纪，两者是治军原则，而智、仁、勇则是将军必备的个人气质。
　　战场是士卒的角斗，而战争全局则是将军的智斗。《论语·述而》中记录了子路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回答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时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一个赤手斗虎、赤足过河，只知道拼命的人，孔子是不会与他共事的。当年刘邦和项羽在荥阳，城上城下对峙，项羽在城下高叫，要刘邦下城决斗。刘邦回答：“我宁斗智不斗勇。”最后斗智的刘邦胜利了，斗勇的项羽失败了。战争最终的胜利者是有智慧的将军，而不是单纯逞强斗勇的猛士。
　　将军要想在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求得群众的支持，士兵的爱戴。要使群众支持、士兵爱戴，将军必须有爱护群众、体恤士兵的仁人之心，只知砍杀，不理政治，必败无疑。
　　两军对阵，狭路相逢，双方决斗，将勇者胜。正如岳飞的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国家才有希望，临阵畏缩，胆小怕死与将军的称号不相称的。
　　智、仁、勇，在将军的品性中有多种表现，现举例如下。
　　一、 始如处女 后如脱兔战国时期，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力突飞猛进，对东方诸国展开了极其惨烈的兼并战争，把楚、韩、魏诸国打得焦头烂额，只有北方的赵国敢与秦国周旋。公元前270年，秦国发兵进攻赵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境内），赵国大将廉颇、乐乘等人都认为阏与路途遥远，山路险狭，无法救援，只有赵奢认为“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王命赵奢帅众往救，结果打得秦军抱头鼠窜而去，于是赵奢威名大振。后来，赵奢的儿子赵括（？―前260年）学习兵法，夸夸其谈，连赵奢也辩他不过，于是满朝都刮目相看，唯有赵奢大不以为然。其妻问其缘故，赵奢说：“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果然，赵奢死后，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倾全力相持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境内），赵军不利。将军廉颇谨慎从事，敛兵自守，旷日持久，秦军无可奈何。秦军乃大行反间之计，宣扬廉颇无用，称秦军最怕的就是赵括。赵王听信间言，临阵以赵括代廉颇，秦军也暗中走马换将，以白起（？―前257年）代王齕。赵括轻举妄动，举措紊乱，赵军全军崩坏，四十万人束手就擒，除放还幼小二百四十人回国报信外，四十万全部坑杀，赵国自此衰弱不振。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不幸被其父言中，长平一战，帮了秦国，毁了赵国。（图80 “长平之战”尸骨坑）战场是人世间最残酷、最艰难、最困难的场所，两军对峙，你死我活，没有妥协回旋的余地。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所以，作为将军，对待战争处处应该谨慎从事，郑重对待。《荀子·议兵篇》中说：“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即郑重对待）；其败也，必在慢之（即轻率对待）。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所谓‘五圹’。”“敬”是郑重对待，“圹”意为松懈麻痹。将军对谋划、对事务、对部属、对士兵、对敌人都要郑重对待，不可轻视怠慢。一句话，就是不可“易言之”。赵括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对战争的“易言之”。
　　首先，作为将军要树立一种理念。《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作战篇》中也说道：“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军要时时牢记：战争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身家性命，万万不可轻举妄动，举措失宜。作为将军，在战争发生之前，事事都要有充分准备，周密计划。《孙子兵法·军形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就是说，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敌人的破绽，攻而灭之。
　　在历史上常见一种现象，一个有为的将军，接受君命，帅众开赴前线，行经千里之外，和敌人接近，却突然安营扎寨，停留不进，严密防守，不与敌人接仗，如此长期相持，待敌人漏洞百出，便抓紧时机，突然发动攻击，紧追不舍，直至最后胜利，表现出了将军的慎重与勇决。今以唐初的将军李世民为例。
　　隋朝末年，经过长期的农民战争，全国形成了几个大的割据势力。又经过数年的兼并战争，全国复归于统一，而统一战争的主角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先后击灭盘踞陇西的薛仁果，占据今山西的刘武周，东方两大割据者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及后来兴起的刘黑闼。每次战斗，必定经过谨慎相持，猛烈进攻两个阶段。
　　隋末唐初，割据今甘肃兰州、天水一带是薛举（？―618年）。薛举曾击败唐朝军队的进攻，声势嚣张。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果（？―618年）继立。公元618年，李世民奉命帅军进攻薛仁果，行至高墌（今陕西长武县北），驻军不进，薛仁果派大将宗罗睺将兵迎战，不断向李世民挑战，李世民坚壁不出，诸将请求出战，李世民下令军中：“敢言战者斩。”如此相持六十多天，宗罗睺粮尽，军心动摇。李世民见时机成熟，猛烈出击，浅水原（今陕西邠县北）一战，宗罗睺彻底崩溃，死亡数千人，余众逃散。李世民帅轻骑紧追不舍，直至薛仁果老巢，守军纷纷越城投降，薛仁果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图81 昭陵六骏―白蹄乌）今山西太原是李渊起兵反隋的发源地，是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屯粮积谷，重兵把守。公元619年三月，盘踞马邑（今山西朔县）的刘武周（？―622年）勾结北方的游牧帝国突厥向南进攻，前锋主力直下太原。当时的太原守将是李渊的第四子李元吉，元吉仓皇出逃，李渊无奈，只得派自己的密友裴寂（570―632年）帅众迎敌，但也连连败北，刘武周乘势席卷了今山西的广大地区。李渊十分沮丧，决定放弃山西全境，只有次子李世民认为“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今山西）殷实，京邑所资”（《旧唐书·太宗本纪》），不能轻易放弃，自请帅众迎敌。农历十一月，李世民乘坚冰渡过黄河，进屯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休兵秣马，只派部分兵将抄掠敌人后防，大军则坚壁不出，和刘武周前锋大将宋金刚对峙。直到次年四月，宋金刚军中食尽，向北撤退，部伍不整。李世民衔尾猛追，一日一夜军行二百余里，一日八战，两日未食，三日不解甲。介休（今山西介休）一战，宋金刚彻底崩溃，和刘武周一起逃奔突厥，后为突厥杀死，今山西全境又回归唐朝。（图82 昭陵六骏―特勤骠）唐初最强大的割据势力莫过于占据洛阳的王世充（？―621年）和占据今山东、河北的窦建德（573―621年）。公元620年农历七月，李世民帅众进攻王世充。王世充外围城镇或被攻占、或相继投降，洛阳渐成孤城，粮食日渐枯竭，不得已，派人向窦建德求援。次年三月，窦建德帅十万大军驰援洛阳，进驻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这时，唐军前有强敌，后有坚城，大有腹背受敌之势，李世民的随军大臣恐惶万状，大多主张退军洛阳之西，以观形势。李世民镇定自若，坚持认为王世充已是瓮中之鳖，不战自溃，如退军后撤，所占郡县必将纷纷反水，情况将不堪收拾，所以对窦建德必须坚决迎战。李世民保留少数兵力围困洛阳，自帅大军进驻虎牢，把守关口，阻挡窦军进路。如此相持一月有余，五月的一天，窦建德在汜水东岸摆开阵势，准备和唐军决战。唐军扼守汜水西岸，双方对阵。窦军士兵从早晨到中午站立已久，饥饿困乏，坐下来互争饮水，且军阵有移动迹象。李世民见时机已到，自帅铁骑，迅速渡过汜水，直冲敌阵。这时窦建德正在召见群臣，挡住了骑兵前进的通道，窦建德慌忙指挥群臣让路。进退之间，李世民大军已到，双方激战，窦军彻底崩溃，窦建德被俘。洛阳的王世充眼看外援无望，也只好开门出降，两大割据势力瞬间消亡。（图83 昭陵六骏―什伐赤）窦建德是农民军中最有成就、政事最清明的割据政权，而且对唐朝有过恩惠。但是，李渊出身贵族，又是隋朝国家体制中的一位老官僚，对农民军有很深的成见。窦建德一入长安，便被斩首，而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王世充却被赦免。不仅如此，李渊还下令窦建德的旧部必须到长安自首，其后果可想而知。唐朝派到山东的官吏欺压良善，反攻倒算，捕杀隋末的农民起义军，窦建德的旧部忍无可忍，在刘黑闼（？―623年）的统领下重新揭竿而起，很快便恢复了窦建德原有的势力范围。唐朝派兵镇压，连遭败绩，最后，只能再派李世民前往镇压。公元622年，李世民和刘黑闼在洛水相持六十多天，黑闼粮尽，与唐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李世民决洛水冲灌黑闼军，黑闼兵败逃入突厥，李世民凯旋回京。（图84 昭陵六骏―拳毛騧）唐朝政府仍不接受教训，对窦、刘部属一律悬名处死，以致人心浮动。这一年七月，刘黑闼自突厥回归，不久，再次恢复故地，又连败唐军，但刘黑闼几经战斗，实力大减。这时，李世民和其长兄太子李建成的矛盾日益加深，李渊为了抬高李建成的威信，改派李建成帅军前往镇压。军至前线，李建成采纳魏征的建议，将所有俘获的刘黑闼部属一律释放还乡，并发给公文，窦、刘旧部一律不咎既往。山东农民历经十多年的战乱，人心思静，一旦能返还乡里，黑闼部下纷纷离队，黑闼势力不支，再度逃窜被俘，山东立即平静下来。李世民的惨烈战斗，不如李建成的一纸空文，这给李世民狠狠地上了一课。纵观李世民的战争方略是：谨慎相持，猛烈出击。如此事例，史不绝书。
　　作为将军，如果只知勇斗，不知进退利害，那只是个好斗的公鸡；迟疑怯懦，丧失战机，则是个愚蠢的懦夫。《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当防守不战时，像个安静的处女，敌人麻痹大意；时机一到，猛如脱兔，迅雷不及掩耳，使敌人猝不及防。谨慎与勇决的结合，才是将军应有的品质。
　　二、“忍”的较量西晋末年，江夏太守杨珉问他的都将朱伺：“将军前后击贼，何以每得胜邪？”朱伺回答说：“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晋书·朱伺传》）将军带兵出征，随时随地要受到各方特别是敌方的干扰。《孙子兵法·始计篇》说：对待敌人要“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就是说要用利诱、骚扰、激怒、挑拨离间等方法挑逗敌人跌入错误的陷阱，如果敌人准备充实就要谨慎自守，防其突袭。反过来说，一个将军，不为利诱所动，不被咒骂而震怒，不为卑恭所迷惑，不为骚扰而乱了阵脚，不受敌人的挑拨离间。所有这些，就需要一个“忍”字。
　　今以秦汉之际的楚、汉战争为例。
　　公元前207年，当项羽在河北与秦军的战斗处于胶着状态之际，刘邦自河南南下，从南阳入武关，突入关中。因驻守关中的秦军未受损伤，因此双方胜负尚未可知。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对秦将啖以厚利，要求双方讲和，秦将麻痹松懈，刘邦发动突然袭击，秦军全线崩溃，刘邦大军直扑咸阳，秦王子婴出降。秦将不能“实而备之”，上了刘邦“利而诱之”的当。
　　之后，项羽大军入关，大封诸侯王国，并违背“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将刘邦封到秦岭以南的偏隅之地汉中。刘邦大怒，决定向项羽发动进攻，部下将士也都跃跃欲试。而谋臣萧何却劝他暂且忍耐，接受处理，不要去白白送死。刘邦采纳了萧何的建议，帅众进入汉中，养精蓄锐。待项羽离开关中，并和东方各路诸侯纠葛不清时，刘邦军队自汉中突出，席卷关中地区，又挺进中原。此后数年，在重要关隘成皋（即虎老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相持，双方互有胜负，而刘邦处于下风，几度陷入危难之地。（图85 虎老关今貌）这时他采纳了陈平的建议，以重金贿赂项羽部下，到处宣扬项羽部下对项羽的不忠。项羽果然大起疑心，对重臣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他的谋臣范增为此悲愤而死。这里，项羽中了敌方“亲而离之”的诡计。公元前204年，项羽攻拔成皋要塞，汉军失去险要，一时陷于困境。正在这时，汉将彭越、刘贾抄掠项羽后方，切断项羽的物资供应，项羽不得不回军进攻彭越等人，命大将曹咎留守成皋，临行再三叮嘱曹咎坚守，不要和刘邦接仗，等他回来以后再和刘邦较量。项羽走后，汉军数度向曹咎挑战，曹咎不动，汉军又在城下大骂，曹咎大怒，引军出战，大军半渡汜水，汉军全线出击，楚军大败，曹咎自杀，汉军夺回成皋，攻占敖仓粮储，待项羽回军，为时已晚。这是曹咎不能忍耐“怒而扰之”的结果。
　　项羽击败彭越后回军成皋，汉军坚守要塞，拒不接战，任你百般挑逗，我自闭关自守。数日之后，项羽粮食匮乏，急于求战。刘邦的父亲太公此前被项羽俘获，这时项羽将太公绑至关下，要刘邦下城决战，否则就烹杀太公。刘邦吼道：“当年，我和你同属楚怀王部下，两人约为兄弟，我的老翁也是你的老翁，你若烹杀老翁，请分给我一杯羹。”刘邦不是曹咎，耐得起挑逗，项羽无计可施，又粮食罄尽，军心动摇，要求和刘邦谈判。项羽放走太公，刘邦答应以鸿沟为界，双方停战，项羽引军东撤。这时，已经不是刘邦忍耐的时候了，他帅大军全线出击，各路诸侯蜂拥而至，项羽兵士散亡殆尽，退至长江北岸的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当地的亭长停船江岸，请项羽南渡长江，以便东山再起。这时的项羽悲观失望，不能忍受失败的命运，自刎而死。反观刘邦在楚汉争战的过程中，数度惨败，数度穷促，但始终不失信心，再落再起，直至最后胜利。双方比毅力、比耐心，胜利终于归于耐力强的一方。
　　再以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割据者的战争为例。
　　公元200年，袁绍（？―202年）和曹操两大割据势力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境内）。袁绍出生于豪门世族，是东汉末年势力最强的一支力量，占据冀、青、幽、并四州，北方广大地区为其控制，疆域辽阔，兵多将广，储备丰厚。而曹操只占据了黄河南岸的狭长地带，防线漫长，兵士寡弱。两相相较，袁绍处于牢固不败之地。袁绍的部下田丰建议袁绍“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人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这是一种“佚而劳之”的万全无误之策，但袁绍自恃强大，宁愿孤注一掷，不能忍耐这种旷日持久的战略，决定在官渡和曹操一决雌雄，结果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官渡之战后，强大的袁绍集团衰败了，曹操逐步剪除了北方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公元208年，接受荆州刘琮的投降，大军南下，兵不血刃，占领了荆州的江北地区。二十多万大军顺江而下，驻军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和长江南岸的赤壁（今蒲圻县西北）遥遥相对。他下书孙权：“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注引《江表传》）在他看来，孙权、刘备不败即降，别无出路。他自视强大，却忽略自身的软肋所在。他的部队长年征战，兵力疲惫，又不服南方水土，缺乏水战经验，收降的荆州水军对曹操原无好感，逼于威势，心存狐疑，军心不稳，但曹操此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东吴正是利用曹操这种傲慢心态，筹划突然袭击。命黄盖帅蒙冲战舰十艘，满载干荻枯柴，中间灌以鱼膏，逆水而上，声言投降，乘东南风中江举帆，飞速接近曹营。曹营官兵在船上悠然观看，不料吴船同时火发，火势猛烈，直烧曹营船舰，延及陆上兵营。孙吴大军水陆齐进，曹军一时崩溃，曹操只好敛军北撤。自此，三国分立的局面不可挽回。曹操英明一世，身经百战，并对《孙子兵法》做过详细的注释，但赤壁一战，傲慢心驱使他把自注兵法中“实而备之”的教导抛到脑后，中了敌方“卑而骄之”的圈套。（图86 赤壁）赤壁之战后，曹操回到中原，巩固扩大后方，全占北方广大地区，孙权乘机占领江南地区，刘备以荆州半部为基础向西方发展，相继占领四川及汉中，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但就全局来说，曹氏政权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生产发达，刘备、孙权任何一方都不是曹氏的对手，所以刘备在诸葛亮的建策下，建国之初一直坚持联吴抗曹的方针。但是，荆州是东吴的西方门户，刘备占据荆州始终是东吴的眼中钉，所以双方为荆州纠葛不断。东吴处心积虑收复荆州，刘备的荆州守将关羽（160―219年）是一个刚愎自用没有远大政治眼光的人，对联吴抗曹的方针没有充分的认识。例如，孙权要求和关羽结成儿女亲家，这种联姻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关羽不但不予应允，反而大骂一通。孙权从而洞察到了关羽的狂妄和对自己的藐视，为偷袭关羽作了心理上的准备，并用充分的耐性麻痹关羽的警惕性。正当关羽北上热火朝天地进攻魏军占领下的襄阳时，吴军对关羽的老巢江陵发起了突然袭击。关羽后撤，士兵纷纷离队投降，关羽本人也兵败被杀，蜀汉从此全失荆州之地，龟缩到四川去了。这也是骄傲自大，受人“卑而骄之”的结果。
　　“联吴抗操”原是蜀汉政权的基本国策，但因关羽之死，刘备愤怒之极，拒不接受群臣的劝阻，一心要为关羽复仇，完全抛弃原有的战略方针。《孙子兵法·火攻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刘备恰恰犯了这个不能忍怒的错误，几乎动员全蜀的兵力发动对吴国的进攻。而东吴却耐着性子应付全局。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东吴不惜卑辞厚礼，向曹魏称臣纳贡，接受封号。刘备沿长江三峡而来，先占领巫县，不顾兵家大忌，顺流而下。三峡江岸狭窄，高山连云，江流湍急，大军缘山截岭，苦行六七百里，行至夷陵猇亭（今湖北宜都县北），和吴军陆逊（183―245年）部相持。陆逊的部下将军主张趁敌人立足未稳发起进攻，陆逊则慎重从事，坚决制止。诸将认为陆逊胆小如鼠，个个愤愤不平，陆逊则善言劝阻。如此相持数月之久，时置盛夏，陆逊乘刘军麻痹之际，命将士各持火把，突然全力出击，焚烧蜀军营垒，蜀军沿江各部，首尾不相及，相继崩溃。陆逊纵兵追击，连破蜀军四十余营，蜀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刘备逃至白帝城（今奉节），沮丧发病而死。（图87 白帝城）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陆逊面对部下桀骜不驯的忍耐心。当吴军和汉军两相对峙时，陆逊的部下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人或是旧时老将，或是吴主孙权的亲贵，他们根本没有把资历短浅的陆逊放在眼里，常常暴跳躁动，不听调度。（图88 朱然墓出土的名刺）陆逊总以大义好言相劝，不把矛盾上交朝廷，连孙权都佩服他的忍耐工夫，这和关羽轻视士人、动辄训斥的作风适成对比。
　　猇亭之战后，刘备带着深深的遗恨，于公元223年离开了人世，子刘禅即位，诸葛亮全掌国政。由于双方的需要，吴、蜀联盟又开始运转。蜀汉丧失了荆州，由荆州直捣中原的路线断绝了，进攻曹魏的出路只有自汉中北上，直指关陇，所以蜀、魏的战争纠缠在关中渭水上中游一线。东吴建都建邺（今南京），吴、魏的战争大多集中在淮河南岸的合肥一带。这时曹魏的统治者是曹操之孙曹睿（明帝，205―239年），曹魏的实力远较吴、蜀强大，但吴、蜀联盟尚称稳固，两国东西呼应，曹魏要想统一全国，暂时还无能为力。所以曹睿继承其祖父以守为攻，抗衡吴、蜀的方针，分命大将驻守边防重镇，见可而进，知难而退，静待你馈运不继，不战自退，如此反复，让你疲于征战，民穷财尽，时机成熟，扑而灭之。这正是“实而备之”、“佚而劳之”的万全策略。吴、蜀双方则不乏轻率冒进的将军，但都以惨败而告终。
　　在蜀汉一方，诸葛亮经过数年准备，自公元227年起，数度自汉中越秦岭进入关中，因敌人始终紧守城池，缺乏决战机会，粮运困难，自动退军。公元231年，诸葛亮帅大军再度进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县北），魏军主帅司马懿敛军依险，不与交锋，诸葛亮又移军卤城（今天水、甘谷之间），司马懿尾随其后，行至卤城，仍旧登山掘营，不肯出战。司马懿的部下都说他畏蜀如虎，贻笑大方。司马懿虽能忍耐敌方的挑逗，却不能阻止部下的躁动，派兵迎敌，结果损兵三千余人。之后，司马懿更有理由坚壁自守了。诸葛亮进不得战，粮食渐尽，又不得不自动撤退。（图89 秦岭山脉溪谷中的栈道）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帅大军十万进入关中，鉴于历次出征粮运不继的教训，决定在郿县渭水南岸分兵屯田。司马懿也在郿县严阵对峙，但决不主动出击，只管坚壁自守。双方相持六月之久，诸葛亮反复挑战，司马懿丝毫不为所动，诸葛亮派人送给司马懿女人服饰一套，以示侮辱。司马懿“大怒”，决定派人到朝廷请求出战，朝廷立即派重臣辛毗前往制止。诸葛亮的部将姜维（202―264年）对诸葛亮说：“辛毗一到，敌人再也不会出洞了。”诸葛亮回答说：“司马懿压根儿就没有出战的打算。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他能取胜，哪有千里之外向朝廷请示的道理！那不过是摆一摆姿态，糊弄他的部下罢了。”在战场上，诸葛亮是司马懿的好对手，在心理上，诸葛亮是司马懿的真正知己。司马懿的这种高级忍耐，使聪明的诸葛亮也无计可施，终于心力交瘁，在五丈原劳累而死。诸葛亮死后，大军全部撤退，再也无力出征了。
　　忍耐，也是将军应具备的品质。
　　三、 仁人之心将军是杀人的工具。两军对峙，你死我活，谈不上仁慈，战场上讲仁慈，十足一个傻瓜。但是，这是指战场而言。除此之外，将军不但不能嗜杀成性，反而应具备一颗仁人之心。
　　战国时期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赵国因而衰弱不振。此后不久，秦昭王（嬴稷，前325―前251年）再次命白起攻打赵国国都邯郸，白起坚决拒绝昭王的命令。昭王命给白起宝剑一支，迫令自杀。白起临死前说道：“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白起宁死不愿再次出征，是因为他深知赵国虽强弩之末，但最终必将拼死抵抗，攻取邯郸，决非轻而易举。后来，赵、魏联军在邯郸城外大败秦军，实际上是坑杀降卒造成的恶果。
　　秦朝末年，刘邦打败秦军，进据关中，占领咸阳，赦免秦王子婴不杀，废秦苛法，拒绝接受贡献。“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还军灞上，等待项羽等各路诸侯入关，于是秦民大悦。及至项羽入关，杀秦王子婴，焚烧秦朝宫室，“收其宝货、妇女而东”。加之此前坑杀秦降卒二十万，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不久以后，刘邦自汉中挥军北上，兵不过数万，横扫关中，项羽扶植的势力秋风落叶般地消失了。楚、汉鏖战的五年中，关中始终是刘邦坚如磐石的后方基地。
　　项羽初起时，攻拔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将男女老少一律坑杀，所过无不残灭。公元前205年，进攻山东的齐国，自城阳（今山东莒县）行进，沿途“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齐王）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循齐至北海（今山东昌乐），多所残灭。”（《史记·项羽本纪》）但当项羽离开后，齐国民众立即群起反叛，田荣之弟田横（？―前202年）收集散卒，恢复齐国国境。项羽在关中的烧杀，使他永远丧失了关中，在山东的烧杀，使他永远丧失了山东，从此只能龟缩在江淮一隅，等待他人的围攻。后来，齐国田氏被韩信攻灭，成为韩信的辖区。前202年，汉军反攻项羽，韩信挥军南下，项羽四面楚歌，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霸王结束了一切。项羽不败于战争，而败于个人的屠戮。
　　三国时期，曹操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家、政治家，但在当时，他的名声并非全都美妙。公元193年，他的父亲被徐州牧陶谦（132―194年）的部下杀死，曹操时在临近的兖州（今山东西部、河南东部一带），为了替父报仇，他帅众进攻徐州，坑杀男女数万口，泗水为之不流。在南下行军途中，行经各县，屠杀群众净尽，鸡犬不留，以致城市和乡村看不到行人。198年，曹操再次屠彭城（今江苏徐州）。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坑杀袁绍降卒七万人。208年，刘琮举荆州投降，曹操兵不血刃，直指襄阳。襄阳民众携家带口随刘备南逃，不愿作曹操的顺民。赤壁之战，表面看来是曹操处于压倒优势，但敌方却深知他的软肋所在。诸葛亮说得明白：“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赤壁之战中，前锋一经接触便全线崩溃，焉知不是人心不固乃其原因之一。公元213年，曹操惧怕淮南民众被孙权掳掠而去，下令淮南民众一律北迁，不料淮南民众十余万户纷纷渡江南下，不愿作曹操的臣民。事后，曹操说：“本想要淮南民众到北方避贼，不想反而把他们赶到贼方去了。”淮南民众宁愿投“贼”，不愿就曹操屠杀过的乐土。曹操毕生作了不少平战乱、兴屯田、招流亡等伟大事业，但他的屠戮也为他的事业成就起了不少负面影响。
　　历代处理降人有几种方式，其中最惨的一幕是屠杀，诚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所云：“祸莫大于杀己降。”屠杀降人使将军臭名远扬，激发敌对阵营的强烈反抗。公元395年，北魏国主拓拔珪（371―409年）紧追后燕大军于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燕军大败，四五万人全部缴械投降，拓拔珪原本打算全部发放衣粮，遣返回乡，以便招徕燕国臣民。中部大人王建认为“不可纵敌生患”，结果将降卒一齐坑杀。此后燕国国君慕容垂（326―396年）病死，皇室亲贵争权夺利，国家分崩离析，拓拔珪乘机席卷河北，只有首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和邺（今河北临漳）、信都（今河北冀县）三城坚决抵抗，魏军全力围攻，四月有余，士卒死伤惨重。后来，燕朝国主慕容宝（355―398年）放弃中山逃往东北，中山城中无主，但仍坚守不降。拓拔珪在城下高叫：“你们国君已经抛弃你们，你们还坚守什么？”城中人答道：“不为什么，只是怕像参合陂时那样被无辜杀戮罢了！” 拓拔珪深切意识到杀俘的恶果，他回过头来，照着王建吐他满脸口水。
　　另一种处理降人的方法是释放，而释放常常有意想不到效果。
　　北魏末年，起义军遍布各地，经过多年的混战，最后，义军首领葛荣（？―528年）占领了河北广大地区，士众数十万，号称百万大军，直向北魏都城洛阳挺进。这时，北魏政权操纵在契胡首领尔朱荣（493―530年）的手中，尔朱荣驻守今山西北部，遥控朝政。528年九月，尔朱荣帅骑兵七千人自滏山（今河北磁县境内）突入河北平原，发动突然袭击，葛荣兵败被俘，数十万人全部弃杖投降。如何处理如此众多的降人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将其杀戮，形势决不允许；如将其分部遣散，则又因惧怕袭杀，重新集结。尔朱荣抓住农民急于归乡的心理，命令降民随各人心愿，亲友结伴，任你自选出处。“于是群情喜悦，登时四散，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宜）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力授用，新附者咸安。”（《魏书·尔朱荣专》）如此这般，轰轰烈烈的民众暴动就此告一段落。尔朱荣原来也是一个杀人屠夫，毕生事业无足称道，但这件事却是他一生中精彩的一笔。
　　《孙子兵法?作战篇》说：“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这是说将俘虏来的车卒妥善收养，改换其旗帜，挽入自己的部队中，壮大自己的队伍。这是在战争过程中处理战俘最高明的一着。历代由战争而开国的皇帝，无一不是在收编战俘中强大起来的。刘邦、刘秀、曹操、唐太宗、朱元璋，莫不如此。作为将军应具有接纳降人的开阔胸怀和良好的处理措施，一味仇杀、无仁人之心的将军是成不了气候的。
　　《孙子兵法?谋攻篇》：“上下同欲者胜。”为了战胜敌人这一共同目标，上下同心同德地共同战斗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军的一大任务是使“上下同欲”，为了能使“上下同欲”，将军必须公而忘私，爱护部下，体恤士卒。那些只顾追求个人私利，不顾部下安危死活的将军，最终逃脱不掉失败的命运。
　　战国时期赵国将军赵奢因为击败了如狼似虎的秦国军队，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儿子赵括熟读兵法，夸夸其谈，也声名雀起，赵王也不免受其蛊惑。赵奢死后若干年，秦赵两国各倾全国之力胶着于长平，僵持不下。赵王临时以赵括代廉颇为帅。赵括的母亲亲自拜见赵王，力劝赵王改变初衷，收回成命，赵王询其理由，她回答说：“当年，我和他父亲一起生活，亲见他父亲作将军时对部属亲自捧饭而食的不下数十人，互为友人的不下数百人，国王和宗室大臣的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受命出征时，不问家事。然若赵括一旦为将，东面而朝，部属匍匐惶恐，不敢仰视，国王赏赐金帛，全部搂回家来，终日盘算着购买良田美宅。父子心术如此差别，大王以为如何？大王如果任他为帅，如有差池，希望不受牵连。”不同的心态和作风，注定他们成功与失败的命运。
　　将军是指挥员，而士卒则是决定胜负的战斗员，要使士兵乐于冲锋陷阵，不惧死亡，将军必须爱恤士卒。《孙子兵法?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战国时期的将军吴起（？―前381年），“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如吴起者，历史上大有人在。爱恤士卒则可，而为士兵吮疽则未免过分。
　　善待士兵与善待部将，二者不可偏废。三国时的刘备有两个亲如兄弟的大将关羽与张飞。关羽善待士兵而轻慢官员，对官员动辄训斥。后来，当他北上与曹军恶战于襄阳时，他的部下官员引吴军进入江陵，关羽在回军途中兵败被杀，他自己丧失了性命，蜀汉全失了荆州。张飞和关羽正好相反，他善待官员，却不爱惜士卒，动辄加之鞭挞，而又使其在自己身边转悠，当蜀汉与东吴开战之际，他的随身士兵砍下他的头颅，顺江而下，投奔东吴去了。
　　历史上的著名将领绝大多数是尊重部属、爱恤士卒的典范。要尊重部属、爱恤士卒，必须首先具备一颗仁人之心。
　　四、 进不求名 退不避罪西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七个诸侯王国，以吴王刘濞（前215―前154年）为首，发动军事叛变，企图推翻汉景帝的统治。刘濞帅众自广陵（今江苏扬州）出发，越过淮河，联合楚王刘戊的部队，向都城长安方向进发。
　　汉政府派周亚夫帅众迎敌。吴、楚联军西进途中，遭到梁王刘武的抵抗。刘武接仗不利，退守梁国首府睢阳（今河南商丘），吴、楚联军数十万人遂围攻睢阳。这时，周亚夫所帅大军不是直前迎敌，而是绕过睢阳，折向东北挺进，行至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安营扎寨，停留不进。睢阳战事激烈，形势危迫，刘武向周亚夫求援，而周亚夫却不予理睬。刘武向景帝上书苦诉，景帝也下令周亚夫驰援睢阳，周亚夫不为所动，只是派骑兵远下东南，千里之外攻占泗水入淮的口岸，切断吴军的军需供应。周亚夫大军距睢阳不过百里之遥，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刘武狠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刘濞久攻睢阳不下，粮蓄渐竭，急于求战，于是麾军北上昌邑，准备和周亚夫决一死战。周亚夫闭门坚守，刘濞军粮耗尽，军心涣散，士兵逃亡不断，刘濞不得不撤军后退，周亚夫帅众尾随其后，猛烈出击，吴军全线溃败。刘濞向江南逃窜，被东越人杀死，刘戊自杀，其他诸侯王也相继诛死。
　　周亚夫的战略方针是：吴军初起，勇悍轻剽，急于求胜，汉军不宜轻易接战。但吴军行军千里之外，粮运困难，不能持久，睢阳是沿线重镇，吴军在所必攻。梁王刘武是景帝的亲弟弟，两者没有妥协余地，必须拼死坚守。双方相持日久，吴军粮运不继，士气消磨，待其疲惫，然后进击。整个战争形势正是按周亚夫的设想发展的。但是，这个战略措施，对周亚夫个人来说，却要担很大的风险，因为刘武是汉景帝的胞弟，是窦太后的宝贝疙瘩。若刘武战败被杀，周亚夫就要承担违抗君命坐视不救的罪过，后果可想而知。反之，如周亚夫奉命驰援，战争胜负虽难以逆料，但却有了救援之名，个人不负违抗君命的罪责。但是，周亚夫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坚持原有的战争方略。《孙子兵法·地形篇》上说，作为将军“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周亚夫实践了这一原则。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精神在于：为了国家的利益，要排除一切功名利禄、生死荣辱的杂念，一心一意求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将军应具备的品格。
　　但是，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将军不求名、却能避罪者比较罕见，而惨遭治罪者却屡见不鲜。
　　历史上的将军，战胜攻取、灭敌国、消割据、建立赫赫功业，最后结局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将军建立功勋，树立权威，结成死党，专断国政，终至篡夺帝位。曹操统一北方，曹氏取代汉朝；司马懿广建军功，司马氏取代曹魏；刘裕步其后尘，取代东晋；萧道成取代刘宋，陈霸先取代萧梁，均是如此。五代十国时期，更是有枪便是草头王，谁建军功谁作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结束了这一恶性循环。但终赵宋一代，皇帝对敌国宁愿屈膝称臣，送银输绢，也要防范前线将军立功立事。这是赵宋的立国方针，之所以会有如此的立国方针，原因也即在于此。
　　将军立功立事的另一种结果是遭同僚嫉妒，国君猜忌，轻则免职，重则惨遭屠戮，剿家灭族。古代名将，许多人没有好下场。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司马穰苴抗击晋、燕军队，收复失地，却被谗毁免职，悲愤而死。吴国的伍子胥，帮助吴王阖闾整军经武，攻败楚、越两国，吴王后夫差继位后却被迫自杀。战国时期，大将吴起，建立军功，不容于鲁、魏两国，逃奔楚国，使楚国国富兵强，最后被宗室贵族射杀。乐毅为燕国报仇，攻占齐国七十余城，燕昭王死，惠王听信挑拨，撤换乐毅，乐毅远逃赵国而死。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大败秦军，却留赵不敢回国，回国后受谗免职，终日酒色自娱，终至病故。赵国的廉颇屡立战功，被排挤出逃，辗转老死于楚国。赵国的李牧，北防匈奴，斩杀匈奴十余万骑，使匈奴不敢窥边，又南距韩、魏，西破强秦，赵王受秦离间，斩杀李牧，秦军长驱直入，赵国消亡。秦昭王时，大将白起，南征北战，杀得诸国焦头烂额，最后，秦王赐他宝剑一把，迫令自杀。刘邦在统一战争中，功劳最大莫过于韩信，最遭刘邦猜忌也莫过于韩信，刘邦用欺诈手段逮捕韩信，吕后策划斩杀韩信，灭其三族。在君主专制统治的体制下，战绩卓著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如果你热中于政治，争夺权位，接受惩处就更在所难免了。
　　公元三世纪中叶是中国三国分立时代。曹魏政权在司马氏的操纵下，国势蒸蒸日上，龟缩在四川盆地的蜀汉却江河日下，国势微弱，魏国已全然处在压倒优势。公元263年，当权的司马昭决定向蜀汉发动进攻，派钟会（225―264年）帅十万大军进入汉中，准备南下剑阁，从正面发动进攻。又命邓艾（197―264年）帅偏师三万在今甘肃南部从侧面向蜀进军。汉军主帅姜维（202―264年）得知魏军主力进入汉中，帅众自西线东撤，把守剑阁天险。（图90 剑阁）钟会前进受阻，停留不进。然而邓艾却自阴平（今甘肃文县），历经高山峡谷，行无人之境七百余里，直插成都平原，消灭蜀汉后防守军，直扑成都。后主刘禅无力抵抗，帅群臣投降，邓艾入主成都。邓艾自作主张，大肆封官拜爵，擅自封刘禅为“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原蜀汉官员也各授官职，招降纳叛，纳入了个人麾下。并要求司马昭允许他在川训练士卒，煮盐兴铸，筹备军资，造作战船，为消灭东吴作准备，还建议封刘禅为扶风王，借以惊动吴国君臣。司马昭派人明令邓艾，凡事必须上报朝廷，不能自行其事。邓艾却坚持，凡事上报，路途遥远，耽搁时日，他振振有辞地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又说：“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正当他得意忘形之时，钟会等人已经上报，专制谋反的罪名在等待他了。不久，司马昭下令逮捕邓艾，父子同被处死，留在洛阳的家属也全遭屠杀。
　　邓艾的悲剧，首先在于他对兵法理解的偏差。《孙子兵法?地形篇》的原文是：“故战道必胜（即按照战争规律必然胜利），主曰勿战（国王命令不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勿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兵法》说的是：在战斗前方，两军对阵，形势千变万化，国君远在后方，情况不明，遥控指挥，不免发生错误，贻误军机，所以将军在前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处置，不必听从国君远方的指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显然，兵法所说的是指战争本身，在战斗过程中将军可以自作决断。所以，邓艾如何进攻蜀汉，司马昭可以不加过问，但是在战争结束后，邓艾擅自封官拜爵，任命官吏，收拢人才，训练士卒，储积军资，这就大大触动了司马昭的神经。曹操建立功业，曹氏取汉而代之，而如今，司马昭正在步其后尘，从事篡魏的事业，他决不允许曹操一类人物的再次出现。将军的职任是战争，但又仅仅是战争，不可越局。邓艾的行为远远超出了战争的范围，他的“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说教不足以解除司马昭的疑虑，邓艾的悲剧即在于此。当然，邓艾如果不干遇政事，事后还会不会遭受迫害，又当别论。
　　和邓艾命运不同者大有人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在黄河流域，前秦和前燕两个大国东西对峙。西部的前秦，在国君苻坚（338―385年）和宰臣王猛（325―375年）的治理下，国势强盛，而东部的前燕，内部矛盾重重，国势不振。公元370年，王猛以宰相之尊帅众进攻前燕，潞川（今山西东南部浊漳河）一战，前燕全线崩溃，前秦大军围攻前燕首都邺城，燕国灭亡在即。王猛上书苻坚，要求皇帝在灭燕之后，凡不顽强抵抗者一律不予问罪，“使六州之人，不觉易主”，表示战后处置，一切由皇帝决断。苻坚赴前方视察，行至安阳，王猛暂离前线亲来迎接。燕国亡后，苻坚任命王猛为“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全掌前燕旧境管辖权，大有分割东方的形势。但正是此时，王猛上书要求苻坚另派大臣，主持东方事务，他个人原有的下属官员一律停职，要求皇帝另选官员充任，他自己只愿作一州刺史，报效朝廷。王猛有专制一方的形势，却无专制一方的打算，和邓艾专制一方自行其事的作风适成鲜明对比。王猛君臣善保始终就不难理解了。
　　将军立功立事后的第三种结局是，君臣相互善始善终，共享“富贵荣华”。但一般来说，这得有两个条件，一是皇帝威权独运，大权在握，将军无危及皇权的可能，国君对将军信任有加，君臣少有隔阂。如汉武帝之与卫青、霍去病，光武帝之与邓禹、冯异等，唐太宗之与李靖、李绩等。将军立功立事，谗言诽谤，国君不为所动。例如，战国魏文侯派乐羊进攻中山国，历经三年才攻拔中山，回国后，魏文侯交给乐羊箱箧一只，其中全是群臣诽谤乐羊的奏报。汉光武时，冯异驻守关中，部下上书告他威权太重，号为“咸阳王”，图谋不轨，光武帝将谤书交给冯异，并告诫他不必心存疑虑。唐太宗时，李靖统兵击灭吐谷浑，高甑生自恃是太宗为秦王时的旧部，告李靖谋反，太宗不顾旧情，对高甑生严加惩处。英明的国君有充分的信心，不会对部下防范猜忌。
　　第二个条件是，作为建立功勋的将军，自身要会审时度势，谦逊退让，尽可能远离政治，应该有自知之明，战场上的英雄未必是政治场合的能手。“出将入相”是野心家的事，对己对人未必是好事。东汉光武帝属下的众多将军都能安享富贵终身，原因之一便是他们大都不热衷于政事，远离政治事务。秦始皇时，命王翦帅六十万大军攻打最后一个敌国楚国，行前，王翦反复要求秦始皇，战后他别无他求，只求赏赐他良田美宅。王翦看似是个要田要宅、贪得无厌的人，但实际上是向皇帝表白：我王翦只愿作一个富家翁，不愿作一个达官贵人，皇帝您对我尽可放心。唐太宗时，李靖击灭强大的突厥汗国，因“足疾”请求辞位；击灭吐谷浑后，回归朝廷，“闭门谢客”，谢绝交往。作为将军，建立功业是职任所在，然而，避开皇帝的猜忌、同僚的嫉妒，从而达到“退而避罪”，也不失为英明之举。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这一思想和对皇帝的愚忠思想不相关联，甚至是对立的。南宋岳飞（1103―1142年）帅大军大败金兵，大军直捣中原，挺进至汴京外围的朱仙镇，金人惊慌失措。一片大好的形势，却被宋高宗赵构（1107―1187年）全军后撤的一纸命令彻底葬送了。岳飞的思想是退而求名，即求得一个忠君之名；退而避罪，即避开违抗君命之罪。但事与愿违，回杭州后，无辜被杀，依然未能避罪。秦桧卖国成功，岳飞仅得到一个空洞的忠臣孝子之名。（图91 宋人绘画中的岳飞形象）作为一个将军，唯一的任务是不顾一切求得战争的胜利。《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云：“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一个将军临阵决敌，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切生死荣辱、利害得失都置之度外。为了国家的利益，在不越局的前提下，“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君命有所不受”。岳飞在当时可上书直陈利害得失，不理会秦桧的指令。至于战争结束之后，以违抗君命而死，和放弃战斗责任、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死，同是一个结局，然而葬送的却是战局前程，国家因而遭殃，所以不足为训。
　　后 记我本山野一村夫， 闲来爱读古董书。
　　堪叹古来盛世少， 昏朝转瞬即作古。
　　自古忠贤多寂寞， 奸邪险诈翩仙舞。
　　欣喜风烛残年时， 盼见法制与民主。
　　本人学识浅陋，只好淡于荣利，平生除参与他人著述编纂外，很少提笔写作，但在细读古人著书之余，亦深感古人许多显而易见的经验教训不为后人重视，甚至认为是老生常谈，不足挂怀，而行事上却一再重蹈覆辙。历史上同样的惨剧再三发生，使我心怀郁闷，常如骨鲠在喉。如今不觉已至耄耋之年，仍旧想一吐为快，于是信笔记来，希望有机会公之于世，以醒世人。如今，因爱徒张学锋教授的鼓励，并尽力经营操持，联系出版，并和他的夫人傅江一起为拙稿核对史料，订正错讹，润色文字，增补图版，配以说明文字，而我则坐享其成，这使我感激不尽，在此深表谢意。
　　手稿先由我的儿媳曾宙频打印成稿，她是第一个读者，也是第一个纠谬者，功不可没。
　　作 者2006年9月25日于南京北阴阳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