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皇帝浴可以射几次:康熙十讲【作者：吴倩】

总序
　　读史先读人 阅人即阅世读史：体验性阅读与都市脱困社会文明程度、人们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的今天，几乎每个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在事业、社交、生活方面不如意。而几乎每个有“不如意感”的人，都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如他人、心态失衡、经受不起挫折、生活没有希望、对周围的人与事极度失望……不过，有这样一句谚语，叫做“上帝在这里关上了门，就会在那里打开窗”。我们看到，现代都市人正在进行一种群体实践，那就是对中国古代的经典与历史进行体验性的阅读，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
　　很多都市人在阅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与历史时，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遇到过的问题，古人也曾经遇到过，而且他们想出了很高明的解决办法。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向古人学习，从历史中求证如何走出“中国人式的困境”呢？
　　的确，古人也曾经遭遇过人生中的惊涛骇浪，但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和良好的心态渡过难关，让事态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今人虽然与古人所处的历史时代、具体环境不同，但是古人在渡过危机、扭转局势的情况下的特殊思维方式，却是值得今人去细细品味的。只有理解了古人的思维，才能将古人的智慧融会贯通；而只有了解了古人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才能更进一步地理解古人为何会选择那样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案。
　　历史的人性既然读史可以获得摆脱都市困境的良方，那么，历史是什么？
　　厌倦了应试教育的人认为，历史是一长串的年代、人物、事件的名称，是故纸堆里的文化，是和今天距离很远的学术研究对象。
　　其实不然！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的人生历程，是过去的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历史永远是生动的、多彩的，而不是枯燥无味的纪年和称号。
　　一言以蔽之，历史就是古人的人生。历史上最深刻的印记，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物。而历史人物最让后人关注的，不是他们的豪言壮语，也不是他们的赫赫功绩，而是他们作为特定时代中的人物所具有的喜怒哀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而每个人的人生都将不可逆转地成为过去，成为历史。经历成为往事，不代表它就此便会失去生命力。相反，后人阅读历史的时候，总能为古人独有的性格、气魄所感动。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人性的魅力。
　　人物是历史的核心，人性是历史的神髓。因此，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阅世先读史，读史先读人”。
　　历史生态与现代社会为什么人性会穿越时空，令现代人感觉到格外温暖？
　　因为，古人之所以具有魅力，就在于他们的人性来自于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社会。如果古人所处的时代状况与现代有相似之处，我们在阅读史书时，就会从古人的经历中找出与自己近似的遭遇，从而产生“感同身受”的体会。
　　古人所生活的时代，与现代社会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与日常生活组成的，它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生活背景，但它却是古人的性格之所以散发光辉的根源。
　　我们将这种时代因素称为“历史生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能够造就曹操和诸葛亮，活力四射的唐代能够诞生唐太宗和李白，阴郁的明清则会走出朱元璋、张居正、康熙、曾国藩。
　　同样，很多现代人抱怨自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没有下海，也没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炒股，更没有在这个世纪初买房……由此而生的自怨自艾、悔不当初的说法比比皆是。回过头来看，时势造英雄，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时代，就算诸葛亮、曹操重生，恐怕也不能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又何必怨天尤人？
　　人性之所以永恒，就在于造就它的时代独一无二。这是古人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今天的现代人正确认识自己的出发点。事实上，正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人的成败，也大抵如此。
　　读史·阅世·新知历史应该是生动而充满细节的，因此，我们不应该读那些枯燥的历史数据与假大空的历史赞歌，而是应该从个性鲜明的人物入手，看看他们是如何从一个无名的白丁，一步一步走向成功，或者是如何从万众瞩目的事业顶峰滑落到人生谷底的。
　　充满现实关怀与现代气息的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这才是历史的精髓，古代文化的经典。而读史，就应从读人开始。古人的诗句说得好：“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只有不断地回味往事、品读古人，才能让自己的见识更加广阔，让自己的阅历更加丰富。
　　当然，你大可以在获得人生经验的同时，将对历史人物的感觉上升到审美的层次，其实，那又何尝不是体悟了人生之后，对历史的新知呢？
　　你可以嘲笑吕不韦的机关算尽、众叛亲离，也可以讥讽刘邦的小肚鸡肠、两面三刀；你可以感慨诸葛亮的壮志未酬、无力回天，也可以赞叹曹操的慷慨激昂、豪情万丈；你可以向往唐太宗的礼贤下士、虚心纳谏，也可以认同康熙的事必躬亲、深谋远虑；你还可以批评张居正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读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品评古人，也是为了更好地做好自己。这就是我们推出“中国历史人物十讲”丛书的初衷。但愿您能在阅读本书系的同时，增加对人生的体悟，陶冶性情、笑面人生。

 

导言
　　一位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一延续就延续了几千年。当世界上很多地区还处于蛮荒时代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们已经着华服、戴高冠，居于庙堂之上了。翻开这一部浩浩史书，读到结尾处，就看到了清朝。清朝是封建社会垫底的王朝。从三方角力的乱世局到开国三帝的耕耘，再到如日中天的盛世，经历了萧瑟的多事之秋，最终在残冬中的“年关”结束了这个王朝三百多年的统治。在这个王朝建立和运作之初，国势一度蒸蒸日上，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势。而康熙正是这个盛世局面的开创者。
　　说起康熙这位皇帝，随着最近几年清朝题材电视剧、电影的热播，使康熙大帝已经家喻户晓，他的知名度绝对能够超越当代的任何一位明星级人物。有语云：“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同样的，说到康熙，在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着自己对于康熙的看法和评价。于是，写康熙的人也很多，戏说的、严肃的、还有水煮的，跟康熙沾边的都能成为话题。这好比像是进饭馆一样，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去。作家二月河就曾经直接以康熙、雍正、乾隆为原型创作了他的名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其中的《康熙大帝》更是给广大的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古代的帝王史上，掐指算来，康熙算得上是一位勤政爱民、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开启了著名的“康乾盛世”，同样创造了盛世的还有唐朝的皇帝李世民。但是李世民是和他父亲李渊一起造反打下来的江山，造反以前李渊是太守，李世民这个太守的儿子比康熙离百姓更近些，换句话说，就是更贴近基层，也就更了解百姓疾苦和百姓需要，所以在日后施政过程中也能有的放矢。可康熙是一位血统纯正的皇帝。他来自皇室，是大清入关以后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的三子。他不需要造反起义，不需要舞刀弄枪，更不需要附会“龙种”、“天意”学说，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登上皇帝宝座。他没“上过山，下过乡”，他的施政完全是靠重用能人、集思广益、勤奋学习得来的。从这个方面说，康熙是少有的出身尊贵而能体察民情的皇帝。
　　一个还算比较合格的当家人康熙还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在位共六十一年。他名曰守成，实同开创。他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他开创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的顶峰，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最高点，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他励精图治，把清朝带上了发展的快速路；他在位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复兴。这就像是当一个家，康熙这个当家人勤奋、负责任、不怕吃辛苦，在他的带头作用的感召下，全家人力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拧，于是家道殷实，为子孙积攒了丰厚财富，而当后世提起他来的时候，无不由衷地竖起大拇指，赞一声“这个家，当得好”！更可以毫不愧疚地将他喻为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智慧于一身的伟大帝王。
　　但是，在康熙盛世的背后，也有着封建王朝所不能解决的顽疾。虽然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为统一祖国、开创王朝鼎盛局面所做出的历史功绩，但是也暴露了作为帝王的康熙因个人性格缺陷和历史局限，给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如果从当时的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清朝就像是一个牛车，只是赶着牛车的人志得意满，也许在鼎盛的时候，人最容易忘记的是进步和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近代的尺度上，清朝是落后了，虽然康熙在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大清的家当得很好，料理得不错，各项事业也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发现历史的康熙和完整的康熙不但康熙本人被后世多次演绎，就连康熙他身边的人也是小说家和剧作者重点关注的人物。他们的身上有着人们的种种猜测，虽然对于各种疑点大家争论不休但是仍旧乐此不疲。他们为什么具有这么强大的魅力？他们究竟对康熙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也正是本书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康熙是一位什么样的君王？他是如何成长为拥有“千古一帝”美誉的君王？什么人分别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康熙又具有怎样的帝王之术、用人之术和权谋之术？就让我们从这里入手，系统地开启康熙作为清朝最具魅力皇帝的秘密，使读者对他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打开这本书，您会看到一个与天花夺命的幼童；一个拥有天下却要忍气吞声，日日如同行走于钢刀边缘的少年；一个力排众议果断撤藩却又在漫长的战争中险些丢失了勇气的青年。他缺乏父爱却收获了祖孙亲情；他以真心对待自己的女人却先后失去了三位皇后；他一生决策果断英明却在晚年时陷入继承人漩涡。在清朝的历史上，康熙王朝的谜团最少，但是康熙大帝本人能给予我们的东西却最多。
　　历史是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我们尝试回顾康熙主朝的历史，对康熙王朝进行一次盘点，在盘点的过程中我们充满了期待，因为回顾和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抵达历史深层的智慧。抵达深层智慧的同时，我们也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要再走前人走过的弯路，更会提醒我们如何避免那些导致失败的乱局。
　　这就是康熙王朝的价值，也是康熙以及他所缔造的王朝经常被人提起的意义所在。
　　作者

第一讲　帝王家：家有皇子初长成
　　他生于帝王家，长于帝王家。拥有着显赫的家世和背景，也有着足以令天下人羡慕的身份。可是他命运曲折，频频遭遇变数。最后还是一场天花改变了他的命运，把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推上了清朝的政治舞台。
　　命运多舛的皇三子玄烨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北京紫禁城内景仁宫。玄烨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他出生不久，福临便将自己全部的感情都奉献给了皇贵妃董鄂氏，他的母亲佟佳氏一直受到顺治皇帝的冷淡。玄烨很小的时候还被送出宫外抚养。这段“不能承欢于父母膝下”的经历成为康熙一辈子的遗憾。
　　淡薄父子情：不愿照顾儿子的父亲顺治十二年（1655年）冬天，这个夜晚，天黑得早，天空飘着小雪花，给京城这个干冷的季节增添了一点湿润。一辆马车从紫禁城驶出，车行到城外北长街路东的一座府邸停了下来。府门前，早已挂了两盏红灯笼，在雪地的辉映下，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凄凉。车子径直驶入府内，停在大堂门前，早有侍从迎上来，将车内一个穿黄缎袄的小孩抱出，这个小孩，就是当今顺治皇帝的第三子玄烨，年仅两岁。生在帝王家，既是小玄烨的幸运，也是他的悲哀。
　　按照清朝的制度，皇子、皇女降生后即与生母分居，交给乳母抚育，与生母很少见面，所以，皇家子女从小很少能得到在父母膝下玩耍的欢乐。在玄烨身上，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年仅两岁的他，竟然被父亲以未出痘为由，赶出了皇宫。
　　康熙的父亲顺治有十四个孩子，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其中亲生女儿有两个，其余的全部夭折了。顺治在皇帝当中，算不得孩子多的，按理说，小玄烨应该能得到顺治很多的关爱，但是“无情最是帝王家”，顺治与小玄烨的感情之淡薄有目共睹，这也是有来由的。
　　康熙的父亲顺治帝被传说是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帝王，是一个典型的多情皇帝。而悲剧就在于，有幸被顺治帝宠爱有加的那个女人，不是康熙的生母，而是在死后才被追封为皇后的董鄂妃。其间牵扯到顺治和众多后妃的感情纠葛，这样的感情纠葛，也累及了小玄烨，使他虽有父母，却度过了一个形同“无父无母”的童年。
　　顺治帝生性叛逆，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行事，对于强加于己的意志尤其不满。这种性格使他和他身边的人都饱受折磨。若在今天，人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是顺治不幸生于清朝，长于皇室，身为皇子，贵为皇帝。他不能乱说乱动，不能随心所欲，缺乏自由，这一切都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顺治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做主将自己的亲侄女，蒙古科尔沁部卓里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嫁给顺治做皇后。在清朝，皇室与蒙古贵族联姻，可以起到巩固北方边防的作用。于是，这一对被事实证明并没有缘分的男女走到了一起。要说这位皇后的长相，实在是没得挑。史书记载这位皇后长得“足称佳丽”，人也极“巧慧”，但是顺治帝对于这种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包办政治婚姻却十分不满意。在他看来，政治需要的结合很少有幸福。由于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彼此之间缺乏爱慕之情，再加上皇后天性善妒，皇上和皇后闹得矛盾重重，整个宫里狼烟四起。随着时间流逝，两个人之间不仅没有获得彼此的接纳和谅解，反而积怨越来越深，终于在他们不幸婚姻的第三年，即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顺治不顾宫内外众人的劝阻和反对，执意废掉了这位皇后，并将其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然而国不可无母，就在顺治帝废后的第二年六月，孝庄文皇后又给顺治聘了第二位皇后。
　　新皇后同样来自孝庄文皇后的母家，是蒙古科尔沁部镇国公绰尔济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从孝庄太后这位母亲的角度来说，这次的选择已经充分考虑了前次失败婚姻的教训，比方说新皇后比较忠厚，不像前一个皇后那样善妒、有心计。可是福临对新皇后仍然不满意。此时的福临已经十六岁，对异性的追求正在由单纯的“欲”向复杂的“情”过渡，而且他已经读了很多书，因处理过很多棘手的朝政而以才子明君自居。他看不上新皇后忠厚有余，才具不足。他觉得他对于配偶的要求，并不仅仅是美貌，也不在于血统的高贵，他追求更富于女性味道、温柔成熟、富有丰富甜美情感的爱侣，他期望的是志意相谐、情投意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以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另外，还要具备与他这个皇帝相配的才干。这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婚姻观念，实在是超出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也超越了他的皇帝地位身份给他规定的道德范围，这就难怪他会因此而四处碰壁了。
　　福临又陷入苦恼之中。就在此时，董鄂氏出现在他的面前，她的美貌和文雅谦恭的书卷气，仿佛江南水乡女子，灵秀妩媚，带着淡淡的忧郁，使得福临立刻对她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虽然董鄂氏是福临的弟媳妇，福临也执意不肯罢手。最终在这场三角恋爱中，他的弟弟，和硕襄亲王自杀身亡，退出了竞争。于是董鄂氏进宫，几个月之间就从贤妃升为贵妃，又晋升为皇贵妃。从此以后，福临与她朝夕相伴，用情专一，很少与其他的妃子接触见面。这其中也包括康熙的母亲佟佳氏。她与其他妃子一起，受到了福临的冷落，在宫中过着独守空闺的忧伤生活。
　　爱情的祭品：不能照顾儿子的母亲关于康熙的生母佟佳氏，在东北流传着一则美丽的传说。
　　相传有一天，顺治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关外辽西方向松岭山脉附近有一个小镇，小镇内有一棵梧桐树发出万道霞光，仔细看时，原来有个绝世佳人倚树而立，他正要起身相迎，那美人却一闪而去，消失在一户人家里。第二天，皇上将此事告知青天鉴的主事，命青天鉴派人前去访寻。
　　在关外辽西龙脉影壁山脚下，驻守着一位定南大将军，名叫佟图赖，祖籍在佟佳。他曾是皇太极手下一员大将，膝下有两子一女，女儿年方十三，天生丽质，亭亭玉立，是附近有名的绝世佳人。寻妃的官兵长途跋涉，按照皇上梦中指引的地点来寻找，找到门前栽有梧桐树的佟府，寻到了定南大将军佟图赖，传下圣旨，将佟公的女儿带回宫中。顺治帝一看这女子果真容貌出众、气质非凡，龙颜大悦，于顺治九年（1652年）将佟氏册封为妃。顺治十一年（1654年），佟妃十五岁时生下爱新觉罗·玄烨，是为后来的清圣祖康熙。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事实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在清代，皇帝选妃子是有严格程序的。清朝的皇帝选妃，第一步是选秀女，每三年由户部主持，选阅驻防八旗和外任旗员之女。有的秀女配近支宗室或皇子皇孙。至于皇后，一般先由太后从近支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由皇帝册封。日后，皇帝不喜欢还可以撤换。可见，皇帝选妃是非常严肃的，绝不可能只凭借皇帝的一个梦就把一个女子纳为妃子。事实上，佟佳氏幼年入宫，成为顺治皇帝的妃子，本是一个普通的妃子，名不见经传。只是由于她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生下了皇三子玄烨，成为了千古一帝——康熙的生母，从而母以子贵，在康熙元年（1662年）被尊封为慈和皇太后。在封建社会，一个女人的命运，特别是一个宫廷女人的命运，往往正是这样。
　　佟妃生下玄烨的时候，顺治皇帝正在和董鄂妃热恋，佟佳氏与其他嫔妃一样，成为了这场爱情角逐中的祭品，她们献上的是自己一去不返的青春。除了得不到丈夫的爱，独守空闺，忍受孤独和寂寞以外，佟佳氏还要忍受见不到孩子的痛苦。按照皇宫的规矩，后妃生下皇子就被奶妈抱走抚养，作为亲生母亲根本见不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即便是偶尔见到孩子，也只能是母子匆匆相见，像做贼一样，还来不及多抱一会儿孩子，就被奶妈抱走了。被丈夫冷落，又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佟佳氏每天以泪洗面，导致身体孱弱。而小玄烨这时也被父亲以未出痘为名驱逐出宫。皇子为避天花可以在宫中进行隔离，而将皇子遣出皇宫的做法在皇子身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于是出现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对于玄烨出宫的真正原因，有这样的说法：孝庄文皇后非常喜欢小玄烨，有心把他培养成为皇室的接班人。而福临宠爱董鄂妃，他的想法和其母亲简直是背道而驰，他想将董鄂妃诞育皇子立为皇太子，正所谓爱屋及乌。董鄂氏诞育皇子后，顺治竟然喜而呼曰：“此朕第一子也。”浑然不顾这位小皇子前面还有好几个儿子。而小玄烨和其他的皇子遭到父亲的冷落也在情理之中了。没想到四个月之后，董鄂妃所生的这位还没来得及起名字的小皇子就夭折了。
　　有这样一位多情而又痴情的父亲，玄烨的境遇可想而知。淡薄的夫妻之情、父子之情，使得小玄烨的童年充满了艰辛。他没有享受到一天的父母亲情。因为得不到父亲的关心和疼爱，康熙晚年曾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算起来，他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只有短短的四个月，相对来说，从玄烨即位到佟佳氏去世，正是他们母子接触最多的时期。玄烨即位以后，佟佳氏的地位青云直上，与孝惠章皇后并称两宫皇太后，但是还没来得及等自己的孩子报答生育之恩，她就于康熙二年（1663年）撒手人寰，年仅二十四岁。在她患病期间，玄烨日夜在身边照料服侍，亲自为她尝药，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据康熙皇帝后来回忆，他本来对母后没有过多的接触，印象也不深，偶尔见到母后，只是从她黯然的眼神中看到无限的忧伤。只有在他继承大统之后，母子俩才能毫无障碍地相见，此时母子俩的感情正处在上升阶段，而命运对于佟佳氏何其残酷，就连这一丁点儿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也被剥夺，使她成为皇宫里爱情悲剧的一个牺牲品。
　　虽然小玄烨两岁就因避痘而被送出宫外抚养，可是他还是患上了天花。当时他的乳母，也就是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把小玄烨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料，硬是把小玄烨从天花的魔掌中抢了出来，但他的脸上却留下了与痘魔殊死搏斗的点点痕迹。正是因为如此，顺治临终以前和孝庄皇太后、汤若望等人讨论即位的皇子人选时，才选中了出过天花的玄烨，理由就是可以避免皇帝在日后受到天花的威胁。由此看来，天花在无意当中还帮了玄烨一把，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纵览中国历史，这样登上皇帝宝座的，康熙还是唯一的一个。
　　顺便提一提曹家。正是因为从小和保姆刘氏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保姆的儿子曹寅又是自己的发小，所以康熙对曹家感情深厚，日后对曹家也就照顾有加。康熙南巡的时候，四次都住在曹寅家里，曹家接驾四次，享尽了人间风光，在清朝，还没有一个官员的家庭有过如此殊荣，就是秦始皇以来，也没有一个王朝中有这样的事例。
　　康熙前几次南巡的时候，曹寅的母亲孙氏还活着，康熙“见之色喜”，不但不让孙氏下跪，还对周围大臣说，“此吾家老人也”。作为皇帝的保姆，其实只是皇家的奴仆，但是康熙却给了自己的保姆这么高的评价，称其为自己家的老人，可见皇帝和孙氏之间感情之深厚。
　　康熙四十五年冬天，孙氏因一次感冒，然后接连发烧，竟一病不起，熬到年关时去世。消息奏报给康熙帝，康熙帝深为悲痛，专门给曹寅颁发了两道圣旨。一道是褒奖孙氏的一生功绩，哺育人主，功高泰山，授予孙母为一品夫人。另一道是褒奖曹寅多次接驾，殚精竭虑，万无一失，劳苦功高，功勋卓著，特命曹寅兼任内务府通政使司，授予三品衔。后来曹家出了个有名的曹雪芹，著名的《红楼梦》其实就是以曹家的故事为蓝本的，而他们家和皇族的关系就是打这来的。
　　由此可知，康熙小的时候确实没能“承欢于父母膝下”，但是正是这种经历培养了他独立坚强的个性。小玄烨虽然度过了一个没有父母关爱的童年，但此时的他，年龄虽小，眼眸却炯炯有神，他已经暗暗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决心和志向。在他的身上，已经有迹象表明，他将在未来的六十多年里，占据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扮演着显赫的男一号，享受着最好的灯光和机位，拥有着最多的特写和对白。莎士比亚曾说：有人生而伟大，有人因奋斗而伟大，有人则被吹捧成伟大。康熙便是生而伟大之人。这些都在日后得到了验证。
　　大清幕后的当家人清朝前期能够在入关后顺利巩固统治，固然和多尔衮、顺治、康熙等人的努力有关，不过在这些皇帝与亲王身后，有一位运筹帷幄的深宫女性，因为她的存在清朝才能够平稳地发展，至少紫禁城内的政治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状态。她，就是顺治皇帝的母亲，皇太极的妃子，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文太皇太后。
　　据说拥有“满蒙第一美女”之誉的她出生在蒙古科尔沁部，她的姑姑是皇太极的正福晋，家族出于利益的考虑，让她与皇太极和亲，因此，她被皇太极纳为侧妃。
　　皇太极去世之后，帝位争夺战势不可免，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彼此陈兵示威，几乎要造成八旗残杀。多尔衮这位皇叔的军队控制能力很强，因为素有威望而拥立福临为帝，这也算是对皇太极有所交待。
　　据说福临能当上皇帝还与他的母亲有关。孝庄对多尔衮着意加以笼络，为了能够保护自己的儿子和大清的前途，她对多尔衮若即若离，以柔情拴住了对方称帝的欲望。一面是“满蒙第一美女”的柔情，一面是皇帝的宝座，多尔衮选择了前者。他大概觉得只要能拥有前者，后者也是顺理成章，因为福临年幼而无知，孝庄毕竟是女流，到关键时候还不都得听自己的。于是福临成为顺治帝，多尔衮舒服地以“皇父”之尊摄政，遇到事情也经常跟庄妃商量，大家简直像一家人。
　　由于他能够“兢兢业业”，权倾朝野，又是皇叔身份，于是也就能经常出入皇宫里面，与孝庄皇太后是否发生关系已经无法证明。但这件事情不难推测，因为多尔衮好色如命，曾经把侄子的福晋抢来做妃子，大抵也能做出别的出格的事。而孝庄以盛年守寡，未必能够抵挡住热情的多尔衮的进攻，更何况在稳固权力等方面还有所求。
　　就在政局刚刚稳定的时候，多尔衮出塞打猎竟然染病身亡，不久以后顺治又染天花英年早逝。大清的担子又落在孝庄身上。孝庄已经非常疲倦了，丈夫、情人和爱子纷纷走远，让她这个女流掌握丝葛纠缠的权力。回首半生的艰难挣扎，她知道应该振作起来，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她去做。于是她打起精神，依照汤若望之密议，立顺治之子玄烨为帝。
　　皇太后的一个重要工作是为皇家培养接班人，这项工作孝庄无疑做得非常出色。小玄烨八岁丧父登基称帝，十岁时又丧母，他的祖母孝庄就承担起教育和抚养他的责任和义务。康熙十岁时，生母孝康章皇后去世。孝庄皇太后为了照顾年幼的皇帝，把康熙留在自己的慈宁宫，并让自己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专门照顾服侍他。当然，孝庄对康熙的教育也十分严格。她成功抚养这位少年天子成为明君，开创了清朝的“圣祖”盛世。
　　日常生活中，玄烨每天向祖母请安问候，并聆听祖母教诲，遇有军政大事就向自己的祖母请教。在康熙初年复杂的政局中，孝庄以自己的影响平衡着各种关系。尤其是她并没有继续从其母族博尔济吉特氏中挑选皇后，而是亲定首辅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以索尼牵制专擅的辅政大臣鳌拜，体现了其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胸襟与见识。康熙后来能够成功铲除鳌拜，是与其祖母的支持分不开的。
　　祖母就是他最好的老师。孝庄的阅历深厚，有丰富的宫廷斗争经验。鳌拜擅权专横、结党营私、欺凌幼主，康熙受了不少委屈，但因为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康熙的实力没有达到能与鳌拜相抗衡的地步，不便轻动，所以孝庄皇太后就教导康熙采取绥靖政策：你鳌拜不是要决策权吗？可以先给他！这并不是一味的退让之举，而是睿智远虑的权谋之道，因为骄奢乃失败之本。
　　康熙听从了自己祖母的教导，以忍为先，从而避免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有时康熙虽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同其周旋。鳌拜要杀苏克萨哈，因为苏克萨哈是康熙牵制鳌拜的左膀右臂，可康熙连保住苏克萨哈的小命都不能够。但是如果不杀苏克萨哈，鳌拜就极有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废除康熙帝，篡夺皇位。
　　孝庄皇太后在苏克萨哈被杀的时候对康熙说：“即使你知道他是一个忠臣，你今天也要杀他，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的实力还不够和鳌拜抗衡。现在的你千万不可为保苏克萨哈而触怒鳌拜。”康熙在孝庄皇太后的教导下，克制着自己不与鳌拜发生冲突，不但对鳌拜采取纵容之策，甚至故意营造懦弱的假象以迷惑鳌拜。最终在自己祖母的帮助和支持下，康熙忍让着，寻找着机会，冷静决策，缜密布置，将鳌拜一举成擒，除掉了这个心头之患。
　　由此可以看出，在复杂险恶的宫廷斗争中，康熙不是孤立无援的，他的祖母是他的老师，是他的坚强后盾，是他的智囊。孝庄历几朝而树立起来的威望是康熙的强大武器，使得有野心的贼子们有所忌惮而不敢妄动。孝庄对康熙政权的稳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孝庄文皇太后经常告诫康熙说：“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康阜，绵历数于无疆。”这句话的意思是君主必须明白要对百姓负有的责任，要想受到百姓拥护，长期统治下去，就必须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直到临死之前，孝庄皇太后都在清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影响。
　　康熙十二年，平西王吴三桂等“三藩”作乱，孝庄皇太后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拿出自己的金帛犒赏战士。康熙十四年，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叛乱，她又向康熙推荐图海镇压叛乱，图海迅速平定了布尔尼。孝庄皇太后也会借适当的时机指出康熙的过失，对他进行讽谏。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九月十二日，京师发生地震，太皇太后借机颁布懿旨，指责康熙帝犯下的过失，比如有的大臣未犯大罪却被发配边疆；有时因用刑不当而使无辜受害；或者在行围途中对随行人员过于严苛，使文官行武事，以至于闹出人命案子。
　　太皇太后所说的“行围”一事，是指此前一次出塞打猎，康熙皇帝命随驾前往的吏部尚书策马奔驰，结果吏部尚书坠马而死；还有内阁学士吴兴祖因不善驰骋受到斥责，愤而自刎之事。康熙帝老老实实接受了太皇太后的训责，并将她的懿旨面告满汉文武大臣，并表示以后不再带大臣行围。凡此种种，孝庄皇太后对康熙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期望不可谓不深。可以说，“康乾盛世”的形成，也有孝庄皇太后的一份功劳。
　　在孝庄皇太后的教育下，康熙没有辜负祖母的苦心和期望，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祖母的教导，很快成为一代有为英主。
　　历史上占据权力的女人大都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她们往往用各种远离善良的方式秉政。在这个意义上，孝庄有两点让人高看：在家族为了利益而要牺牲她一生的幸福，让她和自己的姑父联姻时，她能够做到委身以事之；当愿望逐步得遂之后，并没有把持权力不放，而是在幕后谨慎辅佐。她推动着顺治和康熙这两代皇帝走上正轨，使得振兴国家成为现实的可能。
　　成长：求学与求知的双重选择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这话真是千古经典。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从他们身上学到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无论年龄大小与否，只要有值得自己去学习的东西，就要虚心地去请教去探讨。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康熙来说，学习更是大事。身为一国之尊，无数需要他拍板定夺的军国大事、政治策略，来不得一点含糊，一着不慎，损失将难以数计。他深知其中厉害，本着为国家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锲而不舍地求教，终于成为一代学习型君主。
　　康熙一生有无数的老师，客观上来说，只要在某方面使他受益，均可为师。他的老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中国老师，一类是外国老师，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君主能够像他这样中西合璧，成为中外文化的集大成者。
　　康熙有很多中国老师。说到康熙的老师，首先还要数孝庄太后。因为最直接的教育来自于家庭。孝庄这位清朝杰出的女政治家，一生历经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历四帝，她的名字与清初许多重大的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政治地位的女性，孝庄文皇后既具雄才大略、挽狂澜于即倒的政治家气魄，又淡泊名利、仁慈护下、黜奢崇俭，一心一意抚育子孙成材。她最为杰出之处就是她抚育了顺治和康熙两代皇帝。
　　在家庭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但是小玄烨不到十岁就父母双亡，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担负起教导他的职责。因为小玄烨自小就博得了祖母的喜爱，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也，祖母对他的教育自然也很严格。康熙后来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规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轨，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孝庄皇太后重视对玄烨进行本民族文化传统教育，让人教他学习满文，为玄烨深入学习和掌握本民族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后来登基，批阅满文奏折，见到错误便能立刻纠正，满文字也写得舒展流畅。除了学习本民族的文字以外，孝庄皇太后还经常亲自教诲玄烨，从小就在饮食、立足、行走、语言等方面以帝王的标准对他进行严格训练。
　　“俨然端坐”是皇帝举止修养的基本功。为了养成这种习惯，皇太后时刻告诫小玄烨：“大凡一个人行走，坐卧，都不能左顾右盼地斜视，这不但关系一个人的德容问题，而且也容易犯忌讳。”所以玄烨自幼年登基，直到日后与诸大臣议事、议论经史，或与亲属闲话家常，都是“俨然端坐”，这就是从小养成的习惯。由于孝庄“望孙成龙”心切，对于小玄烨要求严格，竟然使他承受力不能及的学习负担，以致玄烨一度体弱多病，必须针灸治疗。太医们使用艾绒制成的艾条，烧灼熏烤小玄烨的身体穴位，使局部产生温热或轻度灼痛的刺激，来调整他的生理机能，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针灸的次数多了，以至于后来康熙对针灸形成了条件反射，史书记载，康熙每当闻到艾味就感到头痛不已。
　　虽然祖母对玄烨要求甚为严格，但是孝庄的阅历和学识却使少年康熙在政治上受益匪浅。所幸的是康熙帝比顺治帝要好教育得多，至少没有那么逆反。他不但对祖母恭敬孝顺，而且小小年级就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他从祖母身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内心强大之人，可以做到能包容一切情绪，却又能不为任何一种情绪所左右。最重要的是，康熙本身勤奋好学，兴趣广泛。他好读书，嗜书法，留心典籍，喜观稼穑，不喜饮酒，好骑射。这些习惯的养成，都非一日之功。在日常与祖母的谈话中，玄烨也经常受到启示，逐步树立起继承祖业，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这种远大抱负早早便已植根于玄烨的脑海里，使他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风度和气质。
　　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一天早上，六岁的玄烨与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起到宫中向顺治皇帝请安。顺治帝看着这几个儿子，试探性地问到他们以后的志向。常宁当时只有三岁，不能回答，福全说自己长大了想做一个贤明的亲王，让顺治极其失望。而小玄烨却志纳四海，说以后要效法父皇，为国尽力。顺治于是初步产生了让皇三子玄烨将来接替帝位的想法。而这一切，都与孝庄皇太后平时的教育息息相关。
　　除了启蒙老师孝庄太后，康熙还向孝庄的随嫁贴身侍女苏麻喇姑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还随同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儒家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被先进的文化彻底征服。他学习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借鉴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以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启迪自己热爱子民；学习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康熙二年设立了南书房，基本上入值过南书房的汉大臣都可算是他的老师。其中最典型的有陈廷敬、熊赐履等。陈廷敬生平好学，诗、文、乐极备。在任翰林院学士时，曾和掌院学士喇沙里、侍讲学士张英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表扬他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熊赐履则不畏权臣鳌拜，直声闻朝野，深受康熙帝青睐。他论学以孔孟为尊，是典型的儒家学术的代表。康熙对儒家思想的接纳和吸收是他日后施行仁政的基础。
　　总体上说来，康熙“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决定了所有“术业有专攻”的人都在某些方面能够成为他的老师，这种态度也使康熙受益匪浅。所谓一逢风雨便化龙，他在熊赐履等人的悉心教导下，学业大进，才华尽显。其文章、经术、谋略、辩论，都有突飞猛进的收获和成果。
　　康熙的洋老师也有很多。其实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就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在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康熙随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学习医学，跟耶稣会士巴多明学习《人体解剖学》，让白晋、张诚等6位法国科学家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康熙皇帝最典型的洋老师要数南怀仁了，说到他，就不得不提到历史上的一段公案。
　　有一个人叫杨光先，他不懂天文历法，却自认为是一位天算学家。顺治时期杨光先就不停地上书，攻击汤若望和南怀仁编制的《时宪历》。当时顺治帝对汤若望喜欢得很，对杨光先的上书不予受理。康熙登基以后，杨光先再次诬告汤若望，一面上书朝廷，一面还散发传单。这其实是一场保守派对维新派，愚昧文化对科学文化之争。由于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里，而鳌拜等人对科学一窍不通，支持杨光先，于是定汤若望死罪，钦天监五位部门负责官员被处死，废弃《时宪历》。孝庄太皇太后认为对汤若望处分过重，经两次复议，汤若望免死下狱，南怀仁被驱逐出宫。杨光先则先升为钦天监副，又升为钦天监正。第二年七月，汤若望激愤交加，死于寓所。
　　康熙亲政后，对这桩学术公案采取了谨慎而科学的态度。他任用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借地震的机会，奏称杨光先等在历法、测验方面的错误。康熙曾多次召杨光先与南怀仁到宫中当众测验，结果每次都证明南怀仁测算正确，而杨光先并不会计算。
　　康熙八年时，康熙以“历法精微，难以遽定”为由，命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同钦天监官员，赴观象台共同测验。届时，大学士、尚书及其他官员等，聚集一处，当场测验。结果，南怀仁所测都应验，杨光先等所言都不应验。他们做的其他验证也表明：南怀仁的正确，杨光先的错误。最后，议政王等议：推倒杨光先诬告汤若望案，将杨光先斩首，为汤若望及同案死者平反。康熙本着宽刑的态度，只是削夺了杨光先的官职，将其驱逐回乡，杨光先死在返乡的路上。康熙在这场科学与愚昧的斗争中增长了知识，南怀仁成为他最为重要的一位洋老师。
　　康熙随同南怀仁等传教士学习数学、天文、地理等，还跟他们学习拉丁文。我们现在数学中使用的解方程的“元”、“次”、“根（解）”等术语就是康熙在学习过程中创造的，一直沿用至今。这些术语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康熙皇帝虽然聪颖过人，但是因为南怀仁等人的汉语和满语水平实在有限，康熙听外籍教师讲课并不轻松，尤其是南怀仁在讲方程时句子冗长，吐音又很不清晰，康熙的脑子常常被搞得晕晕糊糊的。
　　怎样才能让老师讲的听得懂呢？一阵冥思苦想后，一个妙法突然冒出来。他向南怀仁建议，将未知数的值翻译为“元”，最高次数翻译为“次”（限整式方程），使方程左右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值翻译为“根”或“解”……南怀仁用笔认真地记了下来，随即用这些新创的术语换下自己原先使用的繁琐词语，果然扫除了很多障碍，提高了教学效率。南怀仁惊疑地盯着康熙，愣怔了一会儿，突然按西方最亲切的礼节一下子将康熙紧紧抱住：“我读书和教书几十年，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您这样肯动脑筋的人！”
　　康熙的终身学习观念增加了教育的“长度”。他也从学习中受益匪浅，深知智慧关乎人生，教育与启蒙有关，是对智慧的追求，他在教育的过程中丰富和成长，他从教育中得到启迪，不断地去爱智慧，追求智慧，以智慧照料自己的心魄。他胸怀天下，兼收并蓄。不论对传统文化还是西学，不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传教士，都没有偏见。他的这种对待各种文化、不同种族的平等心态，来自于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使他成为一位博学的皇帝。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光阴无情，不因恶而疾行，不因美而暂停。古人制日晷，今人造钟表，希望能以此捕捉时间。然而时间仍永是流淌，从古至今，无一刻少息。无论帝王将相，或是升斗小民，都在时间面前卑微地平等着。时光荏苒，卷走岁月的哀乐喜悲，留下年华的浅淡水印。转眼之间，康熙长成了一位少年。等待他的，将会是险恶的宫廷斗争和残酷的权力抢夺。一个少年的皇帝将介入老人的政治。
 第二讲 少年皇帝与老人政治
　　小皇帝执政之初，一般都会经历大权旁落的阶段。有些人无力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就成为一辈子的傀儡。可是对于野心家而言，只有八岁的康熙并不那么容易被别人操纵，他年龄虽小，却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为这个目的服务。有时候就连布库戏，也能成为权力更迭的载体。
　　年轻政治家的无为和有为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最为危险，而政局在权力交接时也最为危险。如果新的掌权者根基未稳，而旧的掌权者又不甘退隐，则一场权力动荡在所难免。康熙当政时的清朝，这两个因素全都具备。
　　作为大清朝第四代掌门人，年仅八岁的小康熙从顺治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个万事如意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问题丛生、矛盾复杂的艰难局面。一方面以大西军余部和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为代表的抗清力量依旧存在，很多地方的汉族地主仍然怀念故国，不愿与清政府合作；另一方面，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严重凋敝，加上顺治时期又党争不断，吏治不清，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一些诸如圈地、逃人、迁海的恶政更是使局面雪上加霜，这样，如何保证社会稳定、增加财政收入、恢复生产，同时又要继续进行征服和统一战争，就成为康熙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势必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初登大宝的康熙不得不依赖一些熟悉朝政，能独当一面的功勋重臣。中央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这四个勋旧重臣来辅佐，且这四个人各有特点一定程度上能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从而达到权力相对平衡；在地方有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坐镇，这样做确实稳定了当时局面，实现了顺治与康熙的平稳过渡。
　　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逐步成熟起来，想要在富饶广阔的中原大地一展宏图。而大权旁落，康熙施展无门。面对这种情况，康熙吸取前朝统治经验，糅合了“无为”与“有为”两种治国手段。回顾起来，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大大小小几十个朝代，这些朝代更迭交替，起起落落，一朝天子，一代江山，每个朝代都是初时兴、民风清廉，而至后来，却国破山河在——山河依旧，只是朱颜改。纵观各朝各代治国史，每个朝代的兴衰成败与治国者有很大的关系，同是治国，有的百业俱兴，人民安居乐业；有的百业凋零，百姓颠沛流离。治国者的谋略优劣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成败。康熙认识到操控政权就是要以无为处事，顺势而为，如此才能“无为而无不为”，“然后乃至大顺”。
　　这种“无为”和老子的“无为”哲学不同。老子主张消极无为，乐天知命，认为“苦苦挣来，一场闲富贵，到头终是空”，并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来打击积极者。正像一个故事所说的：在一艘破旧的渔船旁边，一位老渔夫正躺在沙滩上悠闲地晒着太阳。忙碌的商人经过时问他，为什么不去捕鱼，却在这白白地浪费时间。老渔夫反问：“我捕那么多鱼干什么？”商人惊讶地说：“你可以多卖点儿钱，再买一艘好船。”老渔夫又问：“我要好船干什么？”商人更惊讶了，说：“你可以捕更多的鱼，挣更多的钱。”老渔夫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商人说：“你不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有更多的时间晒太阳了吗？”老渔夫笑了，说：“我现在不正在晒太阳吗？”在这种“无为”的哲学思想熏陶下，中国古代的一些统治者和士大夫致力于营造空灵、祥和、无欲无求的精神境界，他们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力求“出世”，追求悠闲安适的田园生活理想的过程。而康熙的“无为”思想和这种老子的“无为”思想正是磁铁的两极。康熙的看似“无为”，只是一种策略，实则是为“有为”做着铺垫。
　　当时清廷政局复杂，四个辅政大臣之间由于“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的原因而出现了“鳌拜辅政”的局面，此时的鳌拜势力愈张，骄横日甚，不为社稷，只为私利；同时抗清力量的消灭，坐镇边疆的“三藩”也成为清王朝的沉重负担。少年康熙要想有所作为，势必要打破当前局面，解决君权旁落的问题。
　　在即位初期，面对居功自傲的功勋重臣鳌拜们，和尾大不掉的封疆大吏吴三桂们，他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十分奏效，在执行过程中又尽一切可能地去分化瓦解对手，同时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在对付鳌拜的时候，自己非常弱小，而鳌拜势力强大，党羽众多，康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于是他对鳌拜采取纵容之策，甚至故意营造懦弱的假象以迷惑鳌拜，在关键时刻可以舍车保帅。但这并不是一味的退让之举，而是睿智远虑的权谋之道，因为康熙深知骄奢乃失败之本，所以最终只用几个布库力士便将鳌拜一举擒下。
　　对于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一方面康熙此时已经真正的亲政，在擒鳌拜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另一方面，这场斗争也更加艰难，更加考验康熙的决断力和判断力。因为与吴三桂相比，鳌拜就在京城，他的一举一动康熙都更容易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而且鳌拜毕竟是满洲贵族，反叛的概率很小。吴三桂历经三朝（明、大顺、清），官场经验丰富，现在地处云南，拥兵自重。所以康熙对吴三桂不仅仅是斗智，还有斗力。康熙能力排众议，抓住机会撤藩，并且能够在复杂的战争局势中抓住问题的关键，和吴三桂决战于湖南，在战争过程中能做到知人善任，这都是康熙成功的条件。康熙以看似“无为”的迷惑性策略干掉了鳌拜，又与吴三桂针锋相对，奉行“不破不立”原则，历经八年终于除掉“三藩”势力。他能把一个问题丛生、矛盾复杂的局面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与他的个人能力密切相关。康熙这名年轻政治家初显锋芒，展现出了他过人的谋略和魄力。
　　对于少年皇帝来说，一开局似乎就是一个困局，这可以说是历史给少年康熙出了一个难题，但正因为如此，历史也给予了少年康熙开创历史的机会，让他于困局中看到生门。
　　内功：紫禁城内的权变一个陷阱，正在一点一点地掘成，一张网慢慢撒开，只等猎物到来。一个念头，正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康熙的脑海。这一年，康熙皇帝已经满十三周岁，亲政后的他，迫切希望能成为清朝舞台上的主角。
　　这个想法危险而大胆。必须有人来助他实施。康熙机敏的目光落在侍卫索额图身上。他下诏令索额图进宫与他下棋。
　　索额图是康熙王朝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初期四大辅政之首索尼的第三子。索尼为大清国开国勋臣，历侍太祖、太宗、世祖三朝，顺治帝临终前任命四位大臣为康熙帝辅政，索尼居于首位。索额图的三个兄弟中，两个袭封一等公，一个授一等伯，索额图的侄女又是皇太子胤礽的生母，可谓出身名门，声势显赫。索额图很早就是康熙帝的亲信，曾以大清国重臣的身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现在的索额图年纪虽小，却被挑选来担任小皇帝的侍卫，官职一升再升，从三等跃升一等，相当于从正五品升到正三品，是皇帝得力的左膀右臂。皇帝趁着和索额图下棋的时候，向他掏出了深藏于心的设想：要除掉悍臣鳌拜。
　　索额图深知这是天大之事，事关皇帝和朝廷安危。鳌拜悍臣也，凶猛如虎。他久经沙场，精于骑射，朝廷内外遍布爪牙，轻易不能将他放翻拿获。单凭皇帝的一纸诏书，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打草惊蛇，引起激变，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索额图知道皇帝一旦向自己泄露天机，自己的命运就已经和皇帝紧密相联，恰似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荣损与共。责任如山，他积极而凝重地帮小皇帝出谋划策。对付鳌拜老贼，一是要严防死守，不能有丝毫泄密，二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两个人下棋只是障眼法，真正的棋局布给了鳌拜，棋局成为了陷阱，最终一个周密而详细的计划诞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宫里开始流行布库戏。布库戏是满洲人喜爱的一种游戏，类似于摔跤，两个人角力。现在上至皇帝，下至太监、卫士，都迷上了布库戏。已经亲政的皇上有时甚至不问政事，每天只是与身强力壮的小太监和善扑营的卫士们摔来摔去。善扑营的掌管者是索额图，这时的整个善扑营已经是布库戏成风。大臣们见皇帝不问政事只知道玩耍，也只是摇头叹息而已。有些人，却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鳌拜心中暗想：皇帝虽然已经亲政，但是年纪尚小，毕竟还是孩子，贪于玩耍。前一阵子皇上亲政了，自己总是担心权力不保，如今看来，皇帝何足为惧？这样一想，鳌拜就十分轻松，小皇帝贪玩，尚不知权力为何物！可权力于鳌拜，却已是让他欲罢不能。
　　权力如闹市野兔，向无常主，人人得而逐之。基辛格说过，权力就是最好的春药。对鳌拜来说，权力却是最坏的毒品。吸过一口，便已经成瘾，再无戒除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瘾头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满足。于是，只有不断地吸，更多地吸，排除更多的异己，掌握更多的权力。正是如此，他将自己一步步逼进了自己挖就的陷阱。
　　一朝权在手，绝无轻易交出的可能。鳌拜见康熙皇帝每天里只顾着研究布库戏，心中欢喜得不得了，只要皇帝不来和他争权力，他就不用担心任何人会抢走他的既得利益，而皇帝，不过是个顽童而已！他放松了警惕，有时在宫内行走，两个侍卫竟会扭摔到他面前来，鳌拜也只是一笑了之。
　　精密工程在鳌拜的鼻子底下一点点推进，陷阱已一点点挖成。
　　康熙七年（1668年）六月，一等侍卫索额图改任吏部右侍郎，由正三品荣升正二品。八月五日，索额图却主动提出解除吏部职务，愿干他的老本行，伺候皇帝左右。很快，他如愿以偿，重新回到了康熙身边。
　　鳌拜的亲信和党羽骨干被陆续以各种名义派往京外执行任务。他的胞弟内大臣巴哈前往察哈尔审理阿布奈之案；他的亲侄侍卫苏尔马差往科尔沁；姻亲兼死党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派往苏尼特编定扎萨克事务；亲信工部尚书、都统济世差往福建巡海。
　　康熙已经不动声色地动手，鳌拜却浑然不知。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康熙皇帝亲自来到善扑营，做一场关键战役的战前动员。为了这一天，康熙曾经怎样地冥思苦想，辗转难眠！
　　少年皇帝对众人道：你们都是朕的得力干将。你们是敬畏皇上还是敬畏鳌拜呢？
　　众人轰然应之：我们只敬畏皇上！
　　于是少年皇帝公开宣布鳌拜之罪状，让布库戏中涌现出来的高手，那些善掼能摔的武士埋伏于宫殿之内。一切就绪，康熙下令，让鳌拜进宫！
　　此时的紫禁城，成了一口杀机四伏的陷阱。这一口陷阱，是康熙为权臣鳌拜挖就的，也是鳌拜长期以来擅权专横的必然结果。
　　鳌拜的人生轨迹表明，权力对于他而言是一个陷阱。权力场就如同黑洞，一旦进入，连光线也休想逃逸。浸淫在权力场中的人，就像置身于磁力场的铁块，不管你有多不甘心、多么疼痛，终究逃避不了被磁化的命运。权力是一种人们有意不提及的宗教，而且是排它性的神教，除权力本身之外，不再有别的神。它并不要求信徒的虔诚，然而却没有信徒不是一百万分的虔诚。它给予信徒随时离去的自由，然而却没有信徒愿意行使这种自由。
　　在没有进入权力核心层之前，鳌拜以所向披靡的勇士形象，闻名于大江南北。他年轻时常常随皇太极征战，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因而深得皇太极宠信。1637年，皇太极发兵进攻明边防重地辽宁皮岛，贝子硕托、武英群王阿济格率军多次进攻均未攻克。军情危急时，年轻的鳌拜挺身而出，立下军令状，获准后即率军大呼而上，强行登岛成功，然后率先举火引导后续部队冲上该岛，皮岛遂克。皇太极闻报大喜，以鳌拜首功，超升三等男爵，赐号巴图鲁（勇士），后又擢升鳌拜为最重要的镶黄旗护军统领，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将领。
　　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这年十月，他率军取道陕北，进攻西安的李自成军。第二年五月李自成在被追击途中遇害。1646年鳌拜又随肃亲王豪格出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在南充偷袭大西军军营，“大破之，斩献忠于阵”。鳌拜又以首功被顺治皇帝超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在（皇帝禁卫军司令）。自此，鳌拜参议清廷大政，随侍帝侧，权势日增，处于清廷核心地位。
　　其实在顺治亲政以前，鳌拜还一直受到多尔衮的排挤和打压。事出有因，皇太极死后，他曾与索尼等两黄旗大臣一起，谋求立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为帝，反对由多尔衮继承王位。在这场争夺皇位的斗争中，索尼是两黄旗集团的智囊，鳌拜是这个集团的铁拳。他们不惜血溅龙庭也要阻止多尔衮抢夺王位。正是这种死也不怕的无畏气概，震慑了以多尔衮为首的白旗势力，使多尔衮不敢贸然夺取王位。后来多尔衮虽然没有称帝，但是在事实上操控了清朝实权。在这种情况下，鳌拜仍然挺着腰杆子不向多尔衮献媚邀宠，遭到多尔衮的嫉恨。他频频打压鳌拜，在七年之中对他夺职削爵，三次被拟处死刑，都是在最后关头由皇上下诏，免于一死，捡回一条性命。
　　顺治帝亲政以后，对这位忠于皇上的勇士大加封赏，任命其为议政大臣，累进为二等公，并准予世袭。不久又擢升他为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在皇上的激励和奖赏下，勇谋兼备的鳌拜统兵出征，全心竭力辅佐幼主，成为最受皇上宠信的一位满洲大臣。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帝因患天花而绝命，临终以前立下遗诏，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佐幼主康熙帝。从此，鳌拜成为朝野瞩目的一位政治明星，一跃而入大清王朝最高权力层。旧主已去，新君尚幼。朝廷中的各大派系势力借着这个辞旧主迎新君之机，或明或暗地进行较量角力，以争取在权力的蛋糕上占据更大的份额。原本占小块的想要大块，原本占大块的想要更大块。当权力蛋糕的再分配达到均衡，政局才会再度趋向稳定。无疑，鳌拜在这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大获全胜。
　　鳌拜忘记了他曾经受到的迫害，他只看到政治权力在向他招手，他品尝到了权力蛋糕的美妙滋味，他还想继续品尝下去。多尔衮可算权臣，他迫害打压鳌拜的时候，鳌拜所受的屈辱可想而知，但是强权即公理，面对专横强势的多尔衮，鳌拜也只有忍气吞声。如今时移势易，鳌拜一朝权在手，他不但没有吸取多尔衮多行不义的教训，其所作所为简直比之多尔衮有过之而无不及。
　　辅政之初，四大臣曾焚香盟誓，面对天地和皇太极的灵位许下誓言：“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赠，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现在看起来，这则誓言算得上是一则无约束力、无惩罚性措施的单方面合同，臣子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随时撕毁它。皇室一厢情愿地以为臣子们发下誓言，就会被誓言所约束。虽然满洲民族对盟誓看得极为神圣，但是在权力的诱惑面前，誓言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事实证明，鳌拜很快将誓言抛掷脑后，走上了结党营私、杀戮异己、擅权专横之路。
　　本来在这四位辅政大臣中，以索尼地位最高，因为他曾经是太祖的一等侍卫，四朝元老，功勋卓著，但是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萨哈因隶属正白旗，是多尔衮旧部，为索尼所排斥，因而鳌拜得以擅权。鳌拜主要打击苏克萨哈，他认为苏克萨哈是他揽权之路上的绊脚石。苏克萨哈隶属正白旗，靠告发多尔衮起家，在四个辅政大臣中处于非常孤立的地位。但此人机智思敏，注重结交有才干的汉官，综合素质能力不在鳌拜之下。
　　鳌拜先是利用土地问题排挤苏克萨哈所在的正白旗。事情起因于顺治年间。顺治初年实行圈地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另拨河间府一带的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情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一场风波，但是事过多年，旗民们各安生业、各得其所，旧怨已经淡忘。
　　鳌拜为了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打击苏克萨哈及其所在的正白旗，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这件事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人一状告到了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都认为此事不可行，必须中止。鳌拜大怒，在他看来三个大臣敢于反对他的决定，就是有苏克萨哈在后面为他们撑腰，他偏要露一手厉害给苏克萨哈看看。他以皇帝名义下旨，将反对者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全部逮捕。康熙对换地前后情况都甚了解，他感到刑部给与三大臣的处分不应该，于是他特意召见四辅臣进行问询。鳌拜力奏要将苏纳海等三人处死，索尼、遏必隆等人也随声附和。苏克萨哈知道鳌拜的所作所为都是针对自己，打击自己，所以默坐不语，始终一言不发。康熙明白苏克萨哈的意思，思量最终，“未允所奏”，没有同意重处三位大臣的奏议。
　　鳌拜恼羞成怒，他竟然利用“辅臣称旨”的权力，强奸帝意，不顾康熙的反对，于康熙五年（1666年）十二月矫诏要将三位大臣处死。于是，苏纳海在狱中用弓弦自缢，另外两名大臣被鳌拜诛杀于闹市，暴尸街头。随后鳌拜清洗原有的朝中官员，任以自己的亲信，康熙帝的权势，正在被鳌拜一点点地蚕食。
　　宇宙遵循着能量守衡定律，官场也一样遵循着权力守衡定律。有人的权力增加了，就必然有人的权力被削减。鳌拜步步紧逼，在争夺权力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想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间，殊不知，他被政治牢牢操控，再无翻身的可能。当他的行为严重阻碍了皇权的行使时，就是他的死期来临之日。
　　权力是刚猛的，而政治却应当柔软。政治虽是老年人的游戏，权力却并不拒绝年轻人。康熙相信，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他正是天才横溢的艺术家，如将自己这样的艺术天赋白白浪费，实在可惜。为了更快地达到目的，有时就必须妥协。他不动声色，继续等待时机。其实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满朝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康熙要等待的，无非时机而已。
　　鳌拜洋洋自得，他只杀了些许人，他还要杀一个最大的敌人，那就是苏克萨哈。苏纳海等三人死后，苏克萨哈十分心寒。这时索尼也对鳌拜的所作所为看不下去了，他联络苏克萨哈、遏必隆迫使鳌拜具名上奏，援引顺治帝的例子，疏请康熙帝亲政。但是康熙为了以防万一，将此奏折压下不批。
　　康熙虽年少，却将政治看了个透彻。他知道自己一旦急匆匆允准了亲政的折子，必定会使鳌拜以为是自己欲亲政，于是鳌拜必定对自己有所防备。将折子压下不批，自有人按捺不住，跳出来充当挡箭牌。果不其然，苏克萨哈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在四人联名上书没有得到皇帝允准后，独自一人一再上奏，请求皇帝亲政。他还说：“夕政归皇上，朝即具疏恳往陵寝居住。”意思是皇帝亲政之日，他就去为顺治帝守陵。鳌拜恨恨道：“今日归政于皇上，明日即将苏克萨哈灭族！”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索尼病死，鳌拜气焰更加嚣张，竟然公然以首辅自居。苏克萨哈知道自己斗不过鳌拜，于当年七月康熙帝亲政时上书请求隐退守陵，疏中又有这么两句话：“令人往守先帝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他是一心一意要去陪伴顺治帝，可是鳌拜抓住这两句话不依不饶，执意要将苏克萨哈送上刑场。他故意曲解苏克萨哈的意思，说他对皇上亲政有怨望情绪，不想拱手交出权力。他罗列了苏克萨哈二十四条大罪，要将其凌迟并灭族。康熙绝不同意他这么干，他扣下鳌拜的折子，鳌拜竟然一连七日强奏。他在少年皇帝面前大发淫威，攘臂咆哮，气势汹汹。少年皇帝惊恐无奈，无法挽救苏克萨哈命运，只是将死亡方式由凌迟改为处绞，减轻了一点儿临死前的痛苦而已。
　　少年皇帝的震怒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自己虽然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却无力阻挡鳌拜杀灭政敌之剑！照此下去，岂不是满朝文武都将成为鳌拜党徒？岂不是大清朝廷就成了鳌拜的朝廷？鳌拜不除，康熙怎能当家做主？鳌拜不除，康熙怎能摆脱傀儡处境？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它是独裁、专断的代名词，不容任何人染指。对最高的权力宝座来说，两个人明显是太拥挤了。谁都想一个人霸占宝座，将另外那个挤下去。
　　少年康熙如坐针毡。这老年人的政治，间杂了多少残酷的斗争和血泪。对于他这个小小年纪的皇帝来说，这些负担无疑都是太过沉重了。为了夺回旁落已久的皇权，为了伸张自己的意志，为了免遭鳌拜的戕害，他决定先发制人，铲除鳌拜！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少年皇帝玄烨心情紧张而兴奋。一切已经布置就绪，单等大鱼上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康熙帝惴惴不安：鳌拜会察觉这些吗？凭小侍卫的功夫，对付得了这个强悍的对手吗？
　　鳌拜应诏，大摇大摆走进宫来。他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皇宫还是一样的皇宫，空气还是一样的空气，侍卫们见了他还是殷勤问好，一切都是他熟悉的模样。他志得意满，以为小皇帝又是遇到什么事情没了主意，来找他商量。见驾以后，康熙一个眼色，埋伏好的小内监和侍卫们一拥而上，将鳌拜擒了个结结实实。这一个回合，康熙大获全胜。他第一次在老年人才能驾驭的政治中间如鱼得水，自由游弋。
　　鳌拜专权的时代结束了。康熙虽然制伏了鳌拜，但是他并没有将鳌拜处斩，只是将其软禁。就连鳌拜的同党遏必隆也宽大处理，仅革除了太师职位，后还公爵。这样处理，不仅一举清除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年仅十四岁，而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初步显示出胸怀谋略、临机果决的政治家风范。
　　康熙和鳌拜进行这场权力争夺战的时候，实力相差实在是很悬殊的，一个是八岁孩童，一个是历经无数战场杀戮，被康熙的爷爷一次次擢升提拔上来的满洲“巴图鲁”。无论是在年龄上、阅历上，康熙都处于下风。虽然在封建社会里，逆上作乱是大逆不道，但强权即公理。如果鳌拜发难，取康熙而代之，试问哪个朝臣愿在强权下冒掉脑袋的风险与其对抗？他们最终都会对新皇帝俯首称臣。所以当时的康熙，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非常凶险的环境里。他的沉着冷静、果敢坚决帮助了他，使他初步加强了皇权，解除了一场宫廷内部的危机。
　　鳌拜从功臣到阶下囚的经历也表明：在创业阶段的功臣，其实也极易成为事业稳固和开拓过程中的绊脚石，功劳是滋生自大情绪的土壤。功臣的心态是复杂敏感的、患得患失的，他们适合表扬，但有错却说不得，一说就会有情绪，而有了情绪的功臣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部下。作为功臣，正确的心态其实应该是：成绩只代表过去，不是懈怠的理由，要像老板一样有压力而如履薄冰地生存；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而非从自己的角度、功臣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要跟随新事物进行改变，这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外功：天下事的棋局与对弈康熙的童年十分短暂，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像一个普通的孩童那样有机会享受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皇室的背景对于他而言，已说不清到底是大幸还是不幸。因为拥有太多，使得他必须过早地开始承受生存的压力，从而不得不加快从孩子到成人的转变进程。
　　康熙帝已经亲政，从登上王位到正式亲政，乃是一段荆棘密布、危机四伏的旅程。康熙终于安全地到达终点。亲政之后，他的生命便将迎来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不仅属于他本人，也属于清朝，属于整个天下。
　　康熙执政后，大力整顿朝政，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当时他面对的情况复杂凶险。一方面，南明政权虽然已经灭亡，但是南方有三个藩王却叫康熙帝十分担心。这三个藩王不可小觑，他们手握重兵，各据一方，一个不好，就有起兵造反的可能。不过这种历史遗留问题，不解决不行，解决得不好也不行，康熙感觉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
　　另一方面，郑成功死后，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渐趋平息，百废待举，人心思定，占据台湾的以郑经为首的郑氏政权已成为制造国家分裂、地方混乱的割据势力。这几方面关系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出现社稷倾覆的危险。后来事件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三藩之乱时，吴三桂、耿精忠遣使入台，联络郑经，郑经即刻响应，“猖獗海上”，一度占据潮州、漳州、泉州、惠丰等地，“杀掠所至，十室九匮”。康熙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并没有采取双管或多管齐下的方式，而是奉行逐个击破的原则，以自己为轴心，由内向外，由近向远，逐步推进。这种策略的选择使国家在大震荡中保持了稳定。
　　康熙先对“三藩”做出了试探性举措。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并称“三藩”。他们本为明朝辽东边将，清朝入关的时候降清。他们或开关迎接清军进入山海关，或为清廷南征北战，在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势力方面立有战功。清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他们按功封赏被封为王，享受高官厚禄，作为清朝控制南方边远地区的藩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恣意妄为，鱼肉百姓，与中央政府成抗衡之势。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强者之间的争斗必然要以鲜血和生命作为牺牲来画上句号。因为在某个区域或者某个领域之内，绝对的霸权只能有一个，这种霸权的确立又要靠血拼来实现。霸权的确立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排他性的资源占有。这种对资源——上至统治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下至山川、土地、人口、牲畜的垄断，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要靠征服和掠夺得来，所以，称霸之心一起，争端也就在所难免。只不过，有的霸权是建立在对百姓的掠夺之上，有的霸权是建立在对阻挡自己称霸的其他强者的征服之上。
　　强者之间的对抗是征服与被征服。那么，争霸的过程中，互相厮杀所造成的家仇与争夺资源所产生的国恨就会交织在一起，而国恨家仇盘绕在一起，催促着强者向对手讨还血债的同时还要尽情盘剥，这就是二虎相斗最为残酷的关节点。因而，争霸之心一起，便再无安宁，也再无仁德的存在。为了树立绝对的霸权，康熙果断决定要干掉吴三桂，彻底去掉这个心头之患。此时的天下，变成了一盘大棋，康熙与吴三桂各执棋子，虽无声息，却已风雨骤起。这一场腥风血雨中将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抛妻弃子，将有数万将士扼腕叹息，喋血沙场。
　　其实“三藩”的恶性膨胀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三桂的专横跋扈。
　　吴三桂割据云南，是“三藩”之中实力最大的。他为原锦州总兵吴襄之子。吴襄因罪下狱，吴三桂晋升总兵，驻防宁远。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廷封其为平西伯。明末战乱之际，吴三桂有意避实就虚，保存实力。清廷多次招降吴三桂，李自成农民军亦派人招降吴三桂。一开始吴三桂采取观望骑墙的态度，不久投降了大顺军，后因农民军在北京“追赃助饷”，又或是为了爱妾陈圆圆，总之吴三桂决意降清，与清军联合，于山海关石河西大败农民军。因有功于清廷，受封平西王。
　　入关后，吴三桂随清军西下陕西，南进湖广，追剿李自成农民军。后清廷令其镇守汉中。他顺治八年(1651年)率清兵征四川。顺治十四年(1657年)受封平西大将军，率清兵自川入黔。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驻云南。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领兵进入缅甸，俘南明永历帝及其部属，回兵后奉命镇守云南、贵州，后被晋封为亲王。
　　吴三桂自恃山海关引清军入关以及剿灭南明永历小朝廷功劳最大，因而最为跋扈。他大肆圈占民田，把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繁重的赋役，强迫农民纳租纳税。这样还不算，他抢掠人口，“勒平民为余丁，不从者指为‘逃人’”。放高利贷“诱人称贷责重息”。还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他的部属更是无恶不作，杀人越货，无所畏忌。他掌管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总督、巡抚均“听王节制”。他专横跋扈，“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为了达到世守云南割据一方的目的，他公然将清廷命官“指为外人”，大量招揽宾客及有才望者，蓄为私人，遍置于水陆要冲，严密控制。甚至还向全国选派官吏，称为“西选”，一时出现了“西选之官几满天下”的情况。他被权力所蚕食和控制。
　　如果过于迷恋权力，毒蛇会盘踞你的心头，天使也会变成魔鬼。打破游戏规则与人作拼死之争时，光想到功成名就是不够的，还要想到可能身败名裂。吴三桂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只是为了牢牢抓住既得利益。权力欲毁掉了他自己，也给大清朝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除吴三桂外，另外两藩也不是省油的灯。尚之信在广东是一个酗酒杀人的恶魔，以杀人为乐。他纵容属下为所欲为，令其部属私充盐商，恣意盘剥。耿精忠在福建也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他们还夺人田庐，掠人子女，十分猖狂。
　　吴三桂同另两藩互通信息，商议大计，又“岁遣人至藏熬茶”，通使达赖喇嘛，“奏互市茶马于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力争西藏上层分子的支持。耿、尚二人也是尾大不掉，没把皇帝放在眼里。
　　“三藩”各拥有雄厚兵力。吴三桂有旗兵53佐领，绿旗兵10营，耿、尚各有兵马15佐领和六七千绿旗兵，总共10余万人。
　　最重要的是，维持“三藩”所需的巨额的军费开支，全由国库支付，造成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的局面，清财政面临巨大的困难。“三藩”割据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清朝政府的国家统一，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康熙初年也曾逐渐对“三藩”采取限制的政策，着重限制“三藩”中实力最强大的吴三桂。如命令他缴还大将军印，同意他辞去云贵总管等。可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康熙亲政之后，他进行了策略选择，决计清除“三藩”。
　　“策略选择”，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应对自己面前的局势。
　　在进行策略选择之前，要先对局势和状况进行分析，确定这一局势的特征，找出其中的几个关键因素，然后在最关键的几个点上进行策略的选择。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句话恰好突出了日常策略的特点，就是短期性。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采取的策略，有时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局的分析和把握。
　　而康熙所采用的策略则不同，他在对大盘局势做出合理的估计和定性之后，找出这一个局势里面的关键点，接着就要针对这些关键点来确定策略，因此，他所制定的策略，是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直接对整个局势造成重大影响的。
　　康熙才只有二十岁，正是挥霍青春的年华，却不得不以双肩扛起帝国的重任。黄帝曰：上下一日百战。康熙方弱冠之年，就要和年龄比他大上几十岁的奸猾老臣们斗心计，比手段。虽然说，年轻没有失败，可对康熙来说，政治不是体育，可以按年龄大小分级别进行比赛。年轻不是他的借口，他不能失败，也不敢失败。
　　如果要以为撤藩是皇帝一个人的决定，那就过于幼稚了。当时，涉及到一些重要事情，比如说谁做皇后谁当太子，都是大臣们踊跃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机会，更何况撤藩这种事关大清前途命运的大事。大臣们表达政治见解的办法也十分直接，就是“站队”。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看，撤藩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局面，其结果是不可确定的。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谁如果先改变策略，谁就会吃亏。所以索额图等保守派大臣为了防止出现不好的后果，极力反对撤藩。这样，他们就站在了和小皇帝意见相左的队伍里“站队”其实并不难，单纯从政治角度出发，知道皇帝的心意，并且明白当时朝中最有实力的大臣的看法，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队伍了。但是，事实往往比这复杂得多，因为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现实的处境，有人想升官，有人想求稳。而且，朝中那些政治寡头们也和其他大臣有着各种恩怨，所以真的到了“站队”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熙熙攘攘的菜市场局面。当时朝廷大臣意见不一，大多数人认为一撤藩，势必引起反抗，反对撤藩，以索额图为代表。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张撤藩。最后的局势就演变为少年皇帝康熙和索额图等元老重臣之间的意见对抗。看起来好像是大臣们之间“站队”，但是皇帝自己也要站，而且他希望大臣和他站一个队。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请求告老归辽东，以其子尚之信承袭爵位继续坐镇广东。康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意他告老，但不允许其子袭爵，命令其尽撤藩兵回籍，以此来试探“三藩”对于撤藩的态度。这道命令触动了吴、耿二藩，他们也不得不请求撤藩，一方面试探清廷的态度，一方面积极准备叛乱。
　　康熙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现在撤也反，不撤也反，不如先发制之。于是将计就计，同意吴三桂和耿精忠所请，毅然下令撤藩。撤藩令一下，吴三桂即于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叛乱，发出檄文指斥清廷“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色，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起“复明”的旗号，以号召人民。此时的吴三桂已经将自己的全部家当，包括性命都当成了赌注。马克思说，为了300%的投资回报率，资本敢冒上绞架的危险。吴三桂面对无穷大的投资回报率，下了孤注一掷的决心。他天生就是一个赌徒，他热爱豪赌，这一局如果赌赢了，那么他赢的就是整个天下。
　　吴三桂的反叛并没有使康熙感到意外。在人的一生之中，难免会遭遇种种背叛。有些背叛，让人觉得可笑；有些背叛，让人觉得可耻；有些背叛，让人觉得可怜；有些背叛，可以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吴三桂的背叛，却在康熙的意料之中，他早已一眼将他看穿。
　　博弈论中有“囚徒困境”这个名词，这是博弈论中一个基本的模型，也是“非合作性博弈”的典型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处于相同困境状态下，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几种选择，最后必将背叛其他人，做出最利于自己的选择的一种情况。“囚徒困境”包含了几个基本的预设前提：处于困境下，各方都不知道别人的选择，因而只能猜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做出选择；他们与困境之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即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左右局势，只能在困境的局势下想办法尽可能让自己的损失最小。
　　这就是一种弱者的选择。
　　从“囚徒困境”的模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模式中，理性的人，最后的选择都是“背叛”，如果因为他人的原因而使自己陷入困境，那么想办法把这个人放进困境、自己能够摆脱危险，就是为了自保不得不做的选择。背叛的原因多源于此。吴三桂为了自己摆脱困境，决定把康熙逼进困境中，所以他选择了背叛。
　　吴三桂在决定反叛时，先率领众将去拜谒南明永历皇帝的陵墓。他们都穿上明朝汉族的官服，齐集陵前。吴三桂头戴方巾、身穿白袍，祭酒之后，跪在地上叩头痛哭。官兵们也哭声如雷。其实吴三桂此举是挂羊头卖狗肉，当初永历皇帝就是被他抓住给勒死的。恢复旧衣冠只是他煽动人心的一个噱头。拜祭过后他杀掉巡抚朱国治起兵造反。
　　反叛军队很快攻进湖南。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分别占据广西和四川发动叛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以福建为据点叛变。不到半年，清廷的滇、黔、湘、川、桂、闽等六省全部失掉。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占据广东。接着，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
　　吴三桂等人的反叛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东西南北，反响及其强烈。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宫内有太监内应，京城附近察哈尔叛乱，同时，先后发生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康熙帝皇后难产崩逝……真可谓朝里朝外，外叛内变，雷火地震，天灾人祸。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将家眷送到江南乡里避难。
　　有些大臣心存畏惧，主张“清君侧”，处罚当初提议撤藩的大臣以讨好吴三桂。大学士索额图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取消撤藩令。达赖喇嘛也暗助吴三桂，提出“裂土罢兵”。此时，康熙处于进退维谷之中，是安抚“三藩”还是坚定撤藩，康熙的撤藩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包括他本人也对成功充满怀疑，于是命四位大臣辅政，自己退居盛京，下罪己诏，此时孝庄太皇太后对他进行了鼓励，充分肯定了他的决策，在最困难的时刻给了康熙继续撤藩的勇气。在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下，康熙重整信心，他力排众议，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职，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等人逮捕处死，这就斩断了与吴三桂讲和的退路，也坚定了朝中一干人等平息吴三桂叛乱的决心和信心。
　　军事上，康熙迅速制订了一套作战计划，下令讨伐。他启用周培公平定察哈尔叛军，打败王辅臣。同时急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又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同时康熙对其他叛乱分子采取招抚拉笼的手法，暂时停撤耿、尚二藩，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元凶吴三桂。
　　战争初开始的时候，清廷方面暴露出严重弱点。首先是调兵遣将，招招落后；其次是八旗兵斗志不强。湖南守将慑于吴军的来势凶猛，丢掉了许多城池。派到武昌、荆州的八旗兵不敢渡江前进。与之相反，叛军方面却屡屡得手。
　　吴三桂多年来养精蓄锐，兵强马壮，但叛军内部也有致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首先，人民群众渴望统一，与人民为敌的吴三桂显然得不到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其次，叛军内部无法形成整体，不相统属，心志不齐，难以持久。
　　康熙依据时局，运筹帷幄，以湖南为主战场，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
　　江西地位重要，水陆皆与闽楚接壤，康熙决计固守。当耿精忠叛乱时，清军就有效地割断了耿、吴叛军的会合。对西北则采取稳定策略。陕西提督王辅臣，态度暧昧，叛而附，附而又叛，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极力安抚，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清军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与此同时，为了安定军心民心，康熙每天游景山，观骑射。有人讽谏，康熙置若罔闻。
　　康熙又利用耿精忠同郑经的矛盾，多方招抚耿精忠。不久耿归附清廷，清收复福建。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五月降服，稳住了广东。由于康熙处置得当，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这样，从康熙十五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清军方面来了。
　　清朝将陕西、福建、广东局势稳住后，便命令诸将重点进攻湖南。清军从荆州江北和江西两方面展开进攻。尤其是从江西方面迂回前进大破袁州，又自醴陵攻萍乡，乘胜直指长沙，震动了湖南。吴三桂急忙率领松滋等长江湖口前线驻军回援长沙，全力据守。
　　此时，康熙乘吴军全力固守长沙而湖口各路守备空虚之机，命清军自荆州渡江进攻，吴军溃败。康熙十七年，战势对叛军更加不利。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于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因为称帝匆忙，只是仓促建了一些房屋，就举行了登基仪式。可是登基当天，天公不作美，下了一阵大雨，使得吴三桂心情大坏，暗想这是否是天要亡我。由于登基这一招毫无作用，吴三桂一筹莫展，八月病死。部将迎其孙吴世璠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清军乘势发动攻击，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平岳州、常德、长沙、衡州等地后，收复了湖南全省，同时收复广西。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克汉中，定成都，取重庆，收复四川。同时，康熙处分了奉命攻打重庆而中道退返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命令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接替指挥，率师由湖南进攻云贵。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清军收复贵州，彰泰开始进入云南。二月，赖塔率师由广西抵云南。九月，清将赵良栋率师由四川至云南，与另二路先期抵达的军队会合，加紧围攻昆明。此时，被清军俘获后发给银粮返还原籍的苗族兵将，纷纷帮助清军。十月，昆明城中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开门投降，吴世璠服毒自杀，云贵悉平。平定“三藩”叛乱战争至此结束，彻底消除了藩镇制。
　　平定“三藩”叛乱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经历的困难之大、时间之长、耗费的物资之多都是惊人的。在这次战争中，康熙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指挥有方，处置得当，临危不躁，谨慎地对待战局的变化，不急于求成，也不放过良好的进攻时机。他积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孤立对手。对待将领，康熙不论亲疏贵贱，一律赏罚严明，因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对吴三桂本人来说，他在明朝灭亡之后，先降李自成，后投靠清朝，都是迫于形势。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文天祥那样以身殉国，生存还是乱世中难得的权利，吴三桂去争取生存权，这件事本身是不应受到太大指责的。他在投降大清之前与多尔衮达成协议，如果清军入关，就拥立明朝后人为帝，可是多尔衮入关之后就把福临托上了帝位，于是吴三桂恢复明朝江山的愿望没有实现，自己还落得一个汉奸的罪名，但他在清朝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
　　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吴三桂没有澄清也无法澄清什么，只好随波逐流。更可悲的是，他的投降，对清朝来说，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他的投降举动没有对历史产生任何有效的影响，只是让清军入关更为顺利。可是，深受民族主义熏染的汉族文人们，却不能原谅吴三桂的投降，他们认为异族统治中原完全是吴三桂的罪过，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了他的身上。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他们也愿意为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这样就可以减轻他们被汉人仇视的程度，更利于他们的统治了。于是，在汉族士大夫与清朝统治者的合力设计之下，吴三桂背负上了无数恶名，甚至被描写成了一个因为争风吃醋而不顾民族气节的败类。
　　如此看来，吴三桂之所以要投降清朝，一来是因为他自己要争取生存的权利，二来是明朝已经无力回天，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替他报国恨家仇的力量，所以他只能把清军作为合作者。作为合作者，多尔衮依靠当时的形势利用了吴三桂，但是并没有给予吴三桂他所承诺的那些条件，反而继续欺骗吴三桂，而且在汉人面前突出吴三桂的汉奸形象，让吴三桂无路可退。最后，吴三桂作为一个孤立的人，无法扭转形势，也无法尽自己的力量做光复明朝的事，只好任由多尔衮摆布。在形势出现压倒性优势的时候，处于劣势者如果想要利用这个形势来成自己的事，恐怕不大容易。吴三桂过于天真，以为多尔衮会信守承诺，结果，他失败了。
　　所以说强人无一例外是被自己击垮的，而不是被对手击垮的。争权夺利是强人易患的通病。这种病是心智的黑洞，强人不知不觉就被它吞噬了。人在仕途，此病不除，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人在仕途，也需谨记在关键时刻，须慎言慎行，一言失误，就会招来灾祸。欲问鼎政坛，必先厚其德，强其能。薄德无能，别去问鼎。争顶须有高度，这一原则适用于足坛，也适用于政坛。
　　康熙通过撤藩进一步加强了君权。他将在撤藩一事中所显现出来的智慧和谋略也应用在平台一事上，再一次显示了非凡的勇气及完美的策略选择。
　　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并进行统治，不久郑成功病逝，其子郑经继位，继续统治台湾，与大陆上的清王朝分庭抗礼。康熙帝多次招抚不成，便下决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局势进行了整体分析以后，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撤藩而不是平台，所以平台一事就基本搁置，这样的策略选择避免了将自己置于险地，使得清朝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三藩”。
　　1681年，长期主政台湾的郑经去世。郑经死后诸子争位，郑氏家族内部矛盾激化，台湾内部发生内讧，清政府也在这一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终于能够腾出手来考虑平台的问题。于是康熙帝决定起用施琅攻台。施琅于1683年取得了海战大捷，台湾收归清朝。康熙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派兵戍守。这种逐个击破的策略选择凸显了康熙沉稳内敛的性格特点。正所谓“一口吃不成个胖子”，看来做事情还是需要按部就班，慢慢来。
第三讲 康熙的三种角色
　　他集政权军权于一身，是那个封建社会里无上权力的拥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遇有重大军情时可以统兵出征，没有军情时就坐镇朝廷，时不时地还可以出宫巡视，了解风土人情，看看自己的人民。
　　宫廷里的权力·龙椅上的皇帝康熙不出紫禁城，却知百姓之事，他坐镇朝廷，却能决策千里之外。他说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影响都远达中国的每个角落。作为帝王，他兢兢业业，不敢一日稍怠。康熙这第一种角色，就是首先他是一个施政于宫廷的帝王。
　　仁政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清朝其他十一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康熙自幼好学，他接受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并奉行之，在为政过程中一直强调要对臣民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继承并发扬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曾对议政大臣等人说：“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并以噶尔丹为例：“噶尔丹凶暴，朕惟待以宽仁，噶尔丹奸狡，朕惟示以诚信。”并援引古训：“惟仁者无敌。”
　　康熙的仁爱表现在他对百姓施行仁政上。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康熙的政治生涯中，爱民、恤民、察民、施惠于民的思想和政策比比皆是。他认为，只要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其理想的太平盛世即会出现。他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减免赋税，并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来雍正又规定了“摊丁入地”，就是说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到这时候取消了。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康熙下令开设粥场，并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药。有一则小故事也能体现出康熙爱民的思想。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有一次在巡察的路上有一个人卧倒在路旁。按照正常情况此人阻挡圣驾，应该严加处理。康熙却说要问一问是怎么回事。他让侍卫把躺在路边的那个人推醒，问他的名字。原来此人叫王四海，是佣工，在外打工谋生，他在回家路上又饥又饿就晕倒了。康熙立刻吩咐人不要惊吓了他，还命人马上弄热粥喂给他吃。康熙还详细了解了情况，得知他的家境很困难，于是命人给他盘缠，还让人把王四海送回了家。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康熙爱民，从小事做起。他的“仁爱”政策由此可见一斑。
　　康熙不仅对百姓实行仁政，他的仁政还体现在他实行宽刑政策上。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康熙对犯法的朝臣也实行宽刑政策：鳌拜死罪，可是只判处了监禁；索额图结党营私，也没有处死；杨光先诬告他人，也免于死刑。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二十九日，议政王大臣皆上奏应将反叛者尚之信立行正法，而康熙只处之以“姑从宽免，令其自尽”。对康熙的这一改判，学士叶方蔼有深切的理解：“皇上念之信前人有功，低徊不忍，赐令自尽，免其处斩，此真仁之至义之尽，从古帝王之盛德未有如我皇上者也。但之信虽伏法，而其一军尚在。以臣愚见，歼厥渠魁，协从罔治，皇上仁推赤心待之，自然人人感戴，匪独可消反侧之念，而且争为朝廷用矣。”由此可见康熙帝之用心良苦。
　　康熙还以“仁道”抚绥蒙古。以前喀尔喀蒙古（现在的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三大部。诸部内讧，互相残杀。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噶尔丹乘机东犯，逼迫喀尔喀南迁。康熙巧借噶尔丹东犯威逼喀尔喀之机，于三十年（1691年）五月，亲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会盟。
　　盟会开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沙喇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康熙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的过失加以申斥，让他领罪。然后康熙说，如此盛大的盟会，要是对土谢图汗处以重罪，实在于心不忍。康熙当众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喀尔喀贵族七百多名、哲布尊丹巴辖下喇嘛六百余名，齐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康熙帝在大蒙古包中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臣服，封喀尔喀蒙古贵族为亲王、郡王、贝勒、公、台吉等。又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列阵十里，吹角鸣炮，众呼前进，声动草原。康熙骑马弓射，技艺精湛，令蒙古部众心悦诚服。
　　康熙帝通过召见、训谕、赦免、封爵、检阅、较射、会盟、宴赏和修庙等举措，使喀尔喀蒙古内部冰释前仇、化解分歧、辑睦安居、气氛和谐，实现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统一。经过七天的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强了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管辖。
　　康熙施仁政，使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共赞其仁爱，官员拜首，百姓臣服。
　　清政康熙前中期政治清明，涌现出一大批可堪景仰的清官，著名的如张伯行、于成龙、彭鹏等，这与康熙施行的政策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他施政措施之一就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王朝的一面镜子，清官的不断涌现正是康熙清政的最好体现。清官的为官方式体现的是康熙的执政思想，所以康熙大力表彰清官，借着从总督、巡抚、知州、知县层层的清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康熙帝表彰清官有以下几个目的：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儿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前述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关于清官，在后面的著述中会专门涉及，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康熙王朝和乾隆王朝的为政之道，来看一看为什么在康熙王朝能够涌现一大批清官，而在乾隆王朝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所营造的官场气氛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清官处于一个朝廷的最高地位，那于国于民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因为，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清廉环境，会制定新的官场规则，淘汰那些贪官出局，以保持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维持官场的清廉气氛。
　　以诸葛亮为例，刘备死后，诸葛亮和李严同受刘备托孤，共为辅臣。直到建兴四年（226年），两人关系还比较好，诸葛亮在与孟达的信中还称赞李严。但不久，李严写信给诸葛亮，建议他利用掌握朝政大权的便利，像曹操那样进爵封王，接受“九锡”，这样李严自己也能捞到若干好处。诸葛亮对此非常生气，在回信中狠狠地批评了李严。
　　不久，诸葛亮在即将伐魏前，调李严带他所辖的二万军队来镇守汉中。李严却和诸葛亮讨价还价，让诸葛亮从益州东部划出五郡，设立江州，让他当江州刺史。诸葛亮以大局为重，做出了让步。
　　建兴七年，陈震在出使东吴前，专门找到诸葛亮汇报李严的巧诈问题，特别谈到李严早年在家乡为官时的一些劣迹，但没引起诸葛亮的足够重视。建兴八年（230年），曹军欲三路攻蜀，诸葛亮再次让李严带二万军队到汉中坐镇，李严再次与诸葛亮讨价还价。诸葛亮妥协，任命其子为江州都督督军，接替李严调走后的工作，李严这才执行调动命令。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伐魏，命李严在汉中负责后勤供应，李严没能及时筹集到粮草，便写信给诸葛亮说皇上命令退兵。诸葛亮退军后，李严又欺骗朝廷说此次退兵是为了诱敌。当诸葛亮回来后，他又故意惊问：“军粮已经够用，为何突然退兵？”于是，诸葛亮在上朝时拿出李严的书信为据，与许多将士一道签名上表，弹劾李严，将他罢免为庶人，流放到梓潼。
　　诸葛亮当上了大官，而且是终身制的“相父”，所以他不需要再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谋私利，他可以没有竞争对手地安心当一个清官，做蜀汉所有官员的道德楷模。与诸葛亮相比，李严的操守就要差很多，在军国大事上还要讨价还价，所以诸葛亮会同同僚（操守、居官之道与自己接近的人），参掉李严，保持住适合自己的生态环境，这样在整个朝廷里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为官氛围，这是为相者清廉的一个最好例子。
　　康熙通过熟读古书，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学习经验。他执掌下的朝廷，通过密折制度等手段，惩贪奖廉，使贪官不能形成势力，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为官氛围。而在乾隆朝，官居要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人，正是有名的贪官和珅。
　　贪官的行径，很多都不能用常规的理智去理解，而只能认为那是人类原始占有本能的变态膨胀，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王守仁说过“存天理，灭人欲”，劝说读书人修炼内省的能力，其实就是想唤醒他们的天良，加强天良对抗金钱的力度。但是，朝朝代代，贪官还是层出不穷。和珅更是将贪污发展为一种艺术，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
　　乾隆帝做了六十年的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志得意满，把自己称为“十全老人”。他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人用讨好奉承的手段取得他的宠信，进而掌握了大权。
　　有一次，乾隆帝准备外出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样才好。乾隆帝十分恼火，责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欤？”这是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责问：“这个事情应该由谁来负责？”官员们听到皇帝的责问，吓得张口结舌。只有一个青年校尉在旁从容不迫地应声说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意为：“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这句答话，正好也是《四书》中对上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被作了巧妙的变通，用在这个场合，显得自然贴切。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那个校尉眉目清秀，态度镇静，乾隆帝心里一高兴，把追问黄盖的事也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那青年校尉回答，名叫和珅。乾隆帝又问他的家庭情况，读过哪些书，和珅无不对答如流。乾隆帝十分欣赏和珅，马上宣布他总管仪仗，以后又派他当御前侍卫。另一说法是，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背了出来，乾隆很是欢喜。总之，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机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从此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乾隆帝要他做什么事情，他件件都办得让乾隆称心如意；乾隆帝爱听好话，和珅就只挑他爱听的说。日子一久，乾隆帝就把和珅当做亲信，和珅也步步高升。不出十年，从一个侍卫提升到了大学士。后来，乾隆帝还把他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
　　自从跟皇帝攀上亲家以后，和珅更加肆无忌惮，逐渐掌握朝了政大权。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却一味搜刮财富。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先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的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于是，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回，有个大臣叫孙士毅，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帝，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见孙士毅手里拿着一个盒子，就问：“你手里是什么东西？”
　　孙士毅说：“没什么，是一个鼻烟壶。”
　　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里。打开一看，那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珅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嘴里连声啧啧称赞，说：“好宝贝！就送给我，怎么样？”
　　孙士毅慌忙说：“哎，不行。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已经奏明皇上了。”和珅脸色一沉，把珠壶往孙士毅手里一塞，冷笑着说：“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寒酸相！”
　　孙士毅把那只珠壶献给了乾隆帝。过了几天，他又跟和珅碰在一起，只见和珅得意扬扬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比？”
　　孙士毅走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献给乾隆帝的那只珠壶。孙士毅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一定是乾隆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地打听，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势，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他。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越来越难过了。
　　乾隆帝在位时间与其祖父康熙一样长，他本可超过祖父，因为不愿对祖父不恭，便在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传位给嘉庆帝。嘉庆帝早知道和珅贪赃枉法的情况。过了三年，太上皇乾隆帝一死，嘉庆帝马上把和珅逮捕起来，要将他凌迟处死，后来经过刘墉等大臣的复议，改为让和珅在狱中自杀。和珅死后，嘉庆立刻派官员查抄和珅的家产。
　　和珅的豪富，本来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结果，还是让大家大吃一惊。长长的一张抄家清单里，记载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稀奇古董，多得数都数不清，粗粗估算一下，大约值白银八亿两之多，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抵得上朝廷十多年的收入。有意思的是，凭借贪污收入，和珅曾在2001年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也凭借这个成为了18世纪首富。从和珅家里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帝派人运到宫里去了。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讽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为人臣子，贪占到和珅这种地步的恐怕不多，以和珅做官二十五年计算，八亿两白银，每年和珅必须入库三千万两之多，平均每天进账十万两！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里，用“瀑布”来形容民脂民膏向和珅的金库里倾泻的速度，和珅显然已经将“贪”变成了生存的本能。当一个人在疯狂地聚敛、管理自己如此巨额财富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有替天下苍生考虑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的耐心了。而且和珅贪占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和珅自己及其家族所能享受的最高极限，他已经是为“贪”而“贪”了，甚至已经开始危及清朝的国祚。
　　贪官居高位，必定打压清官，以营造利于自己生存的环境，而和珅之所以能敛尽天下财富，与乾隆的纵容有直接关系。和珅擅权20余年，升迁47次，权倾朝野，百官争相谄附。他公然勒索纳贿，又排斥异己，致使吏治败坏，官场充斥小人。乾隆作为一国之君，没有着意营造一个良好的官场氛围，使得和珅有机可乘，占据高位，上行下效，贪风大炽。
　　乾隆处处想仿效自己的祖父，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把祖先积攒的财富挥霍殆尽不算，还落下很多话柄，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马上的皇帝·龙吟剑出鞘康熙统治期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强大统一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中国的版图进一步统一和稳定。在这种稳定下，也暗藏着种种危机。
　　在内部，康熙能够有为而治，通过艰苦的较量，他在宫廷政治上树立了绝对的统治权威。然而在外部，有很多势力蠢蠢欲动，欲图中国分而治之。
　　三个条约清王朝从它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时候起，就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和西方国家的矛盾，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沙皇俄国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在黑龙江流域长期进行劫掠骚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破坏了中国边疆各族居民的和平生活，也威胁到了清朝政府的统治。中国各族人民和清政府不得不增强防御，对沙俄侵略势力开展自卫反击战。
　　沙俄殖民主义者开始窥视中国领土的行为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早在1643年，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派出以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一支远征军，共一百多人，携带枪支弹药侵犯黑龙江。这伙侵略者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遭到当地达斡尔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到1646年春这支远征军返回雅库次克时，只有五十三人生还。1650年1月，叶罗菲·哈巴罗夫率领七十人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窜到雅克萨以西。但他看到中国人民已有准备，自己又力量单薄，决定回雅库次克求援。1651年初，他带领一百多人再次窜到黑龙江流域，并武力攻占了雅克萨城。中国东北各族人民予以还击，把这伙侵略者赶出了黑龙江流域。
　　1665年夏，俄国西伯利亚流放犯切尔尼果夫斯基聚众杀死了俄国伊利姆斯克的督军，然后伙同一些人窜到黑龙江流域，重占了雅克萨。他们的侵略行为受到了沙皇的赞许，不但任命切尔尼果夫斯基为雅克萨总管，还发给饷金两千卢布。这样一来，这伙杀人抢劫的强盗，摇身一变成为沙俄的正式官兵。他们得到沙皇政府支持后，更加有恃无恐，不仅在尼布楚和雅克萨建筑寨堡，设置工事，勒索贡税，绑架人质，建立殖民农庄，奴役和镇压当地中国各族居民，而且还不断向黑龙江中下游进行骚扰、扩张。
　　面对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康熙决定采取坚决的自卫措施，出兵反击。
　　康熙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这三者可谓相辅相成，考虑周全细致。他总结了中国军民三十多年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1682年4月，康熙帝到盛京（今沈阳）谒陵后，5月到船厂（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身视察边防情况。9月，康熙帝派副都统郎谈、一等公彭春率领几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1683年1月，郎谈等回到北京报告，认为要攻取俄罗斯并不难，只要发兵三千人就足够了，并建议立即行动。康熙帝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他深谋远虑认为必须作更充分的准备，他先派人在黑龙江（今爱辉）和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兵，储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1683年夏天，康熙帝下令设立黑龙江将军，由副都统萨布素担任，驻守瑷珲（今爱辉），并先后三次调兵三千人进驻，保卫黑龙江流域，准备剿灭入侵的沙俄侵略者。
　　清军在做好军事进攻的同时，也佐以外交手段，实行“先礼后兵”的政策。为了争取和平解决雅克萨问题，康熙曾多次派人送信给盘踞在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要他们撤离中国领土，回到俄国境内，不要扰害中国居民，否则大军进剿，将把他们全部歼灭。但尝到甜头、侵略成性的沙俄侵略者，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招募新兵，增强雅克萨的兵力，并任命有作战经验的军役贵族托尔布金为阿尔巴津督军，来到雅克萨指挥作战。
　　康熙帝在对沙俄侵略军多次警告和劝说无效之后，决定出兵剿灭这伙匪帮。1685年6月，康熙帝派遣都统彭春率兵进抵雅克萨。彭春到达雅克萨后，先派人送去康熙帝致沙皇的信和他本人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要求俄军撤离中国，对侵略者发出最后警告。清军统帅亲自到雅克萨城下和俄方对话，俄方顽固，且出言不逊。于是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随后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拦截，在江上展开激战，毙伤俄军四十多人。接着，清军架起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俄军伤亡严重，心胆俱裂，走投无路。在清军的劝降下，俄军头目托尔布金竖起了降旗。清军接受了俄军的投降，并对他们采取宽大态度，准许七百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经额尔古纳河，返回俄国，另有四十多名俄兵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随清军回到瑷珲。
　　托尔布金从雅克萨退到尼布楚，但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彼顿率领的几百名援军到达尼布楚，俄军的力量增加了。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金和彼顿立即率军重新占据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筹集粮草，妄图负隅顽抗。
　　俄军再占雅克萨，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兵。康熙下令：今俄军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令将军萨布素等，率所部两千人，攻取雅克萨城。七月，萨布素奉命率所部两千余人及福建藤牌兵四百人进抵雅克萨，随即围城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城和围困，俄军损失惨重。9月底，俄军头目托尔布金被击毙，城中俄军大多战死或病死，俄军最后只剩六十几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只有坐以待毙。
　　康熙帝为了彻底解决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问题，以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多次写信给沙皇，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建议他撤回侵略军，派使议界。1686年9月，清政府又委托从北京回国的荷兰使臣宾显巴志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休兵，举行谈判，共同议定边界。
　　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递交沙皇要求解除雅克萨的包围和派使臣戈洛文来华议定边界的信件。康熙帝同意了俄国沙皇的请求，下令停止战斗，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进行两年多的雅克萨战争至此结束。
　　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和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驱逐入侵者，收复被侵占领土而进行的一次自卫的正义战争。
　　这场对沙俄的反侵略战争中，康熙充分展示了他的外交才华，他不卑不亢的风度和处理问题的稳妥周详，为中国赢得了尊严，保持了领土完整，粉碎了沙俄的阴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清朝外交史上值得浓墨重彩、详细刻画的一笔。这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基本上体现了两国政府规定的原则。由于划分了中俄东段国界，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对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主权，在遏制沙俄侵略上有深远意义，并确定了清朝对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统治权。
　　除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俄国与中国还签订了其他几项条约，这些条约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如《布连斯奇界约》、《恰克图界约》等。因为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急切地想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而且中俄两国都认为边界问题谈判时机已成熟，除了俄国以此推动商业发展外，中国早就希望制止沙俄新的侵略和维护边境安定，还有两国对准噶尔叛乱的各自想法也是一个因素，即清朝想免除沙俄与叛乱分子结盟，急于希望划定边界，俄国想借清朝的急切愿望趁机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最终，双方经过多次会谈，就中俄中段边界和商业贸易达成了最后协议，签订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的《布连斯奇界约》。
　　随后又签订了根据上述条件和包括中俄商务等关系方面的《恰克图界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不分条款，主要是阐明划分两国中段疆界的原则。《恰克图界约》共十一条，包括边界、商务、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商务关系，主要是重申“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楚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是继《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划分两国中段边界和解决商业、逃人等问题的重要条约，在避免边境冲突和发展贸易等方面都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这三个条约，给中俄双方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并促进了彼此的商业发展。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确保了中国北方边界的和平。当时的贝加尔湖一带生活着土著人，那里既不是清朝的领土，也不是俄国的领土。但因为沙俄远征军的到来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所以当地居民向清朝求救，康熙才派黑龙江将军雅布素出征。《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康熙为了长久地巩固北方边防所做的具有深谋远虑的决定。有了这个条约，保证了北方一百多年的和平。
　　平定噶尔丹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蒙古族的一支）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
　　元代灭亡时，蒙古分成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漠南蒙古早就臣属清朝，而漠北、漠西蒙古有时与清朝互通来使，有时却又骚扰清朝边疆。漠西蒙古分为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和图尔伯特部。其中以准噶尔部实力最强，首领即噶尔丹。准噶尔部本来在伊犁一带过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在沙俄的支持下，肆意侵犯其他部落，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失败，土谢图汗率领几十万的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噶尔丹在沙俄二万人支持下以追杀仇人土谢图汗为名，袭击了离北京九百里的乌珠穆沁，并深入到今赤峰附近的乌兰布通。
　　康熙帝召集大臣宣布他决定亲征噶尔丹。他认为噶尔丹气势汹汹，野心不小，既然打进来，非反击不可。公元1690年，康熙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到了博洛和屯，康熙得了感冒，不得已回京。兵马全部交由裕亲王福全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噶尔丹军，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噶尔丹得意扬扬，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
　　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布下了一个骆驼阵，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躺在地上，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炮声隆隆，响得震天动地。“驼城”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逃走。
　　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下令要求赶快进军追击，不要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噶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公元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告发噶尔丹。
　　公元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杨古率陕西、甘肃士兵，从西路出发，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夹攻。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清军迂回行走，粮草运输遇雨，军队长途奔袭，人马困顿。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就有点儿害怕起来，大学士伊桑阿等人请求康熙回銮，遭到了康熙的训斥。他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危险了吗？”
　　当下，康熙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见到康熙帝黄旗飘扬，军容整齐，便连夜拔营撤退。
　　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
　　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昭莫多原是一座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地方设下埋伏，先派先锋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步战，听到号角声起，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进攻，清军从山顶放箭发枪，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噶尔丹的妻子阿奴素以凶狠著称，是出了名的母老虎，在近身肉搏战中，阿奴的脑袋被当场劈成两半。噶尔丹见到妻子亡命，吓得肝胆俱裂，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此战斩首数千，降三千，缴获牛羊马驼无数。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他令马斯哈、费扬古两路进兵。由于清政府事先警告了沙俄不要与噶尔丹建立军事同盟；同时在伊犁的噶尔丹的侄子吞并了噶尔丹的旧部，现在正等着噶尔丹回去好把他抓起来邀功；噶尔丹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喝药而死。他的侄子进京朝贡，献上了他的尸体。
　　打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那布坦攻占西藏。公元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那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噶尔丹的叛乱和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那布坦反清的活动都曾得到俄国的援助，策妄甚至与俄国结盟，允许沙俄在其境内开矿，沙俄也向其提出领土要求。清朝为孤立策妄，特遣图理琛等经过长途跋涉去联络明末从准噶尔原居地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联络到与策妄有深刻矛盾的该部首领阿玉奇汗。图理琛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五月出发，康熙五十四年三月返回。艰辛跋涉的结果，图理琛见到了阿玉奇汗，并向他宣读了康熙帝的敕谕，土尔扈特部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回归祖国。
　　在与俄国签订合约的过程中，涉及到领土分割问题时，康熙对于并不属于清朝的领土分配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奉行“让一步海阔天空”的原则。但是当面对俄国挑唆的噶尔丹叛乱时，康熙对应该属于清朝的新疆、蒙古却是寸土不让，三次亲征平定叛乱。最终噶尔丹的“叛乱”活动被康熙平定。
　　康熙三次率军讨伐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并取得胜利，也使清朝的版图空前的扩大，康熙统治下的清朝，是当时世界上疆土最为广大，人口最为众多，经济最为兴盛，文化最为繁荣的大帝国。疆域非常辽阔，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到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达库页岛，总面积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
　　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有一天在沙漠里发现了明成祖铭功的石碑。洗干净一看，上面写着“永清沙漠”。康熙感慨万千，说道：“真是永清了！”
　　南巡与私访：民间·民情·民愿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到地方上巡察社会与了解民情最多的皇帝之一。《圣祖仁皇帝圣训》设有“省方”类目，记载康熙皇帝有关巡幸的一些谕旨，表明康熙皇帝的行政特色。“省方”，就是视察四方。翻开《清圣祖实录》，有关康熙皇帝巡幸的记载也是连篇累牍。他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城附近更是他频繁巡视之地。巍峨泰山、名胜孔府、壮丽五台、苍莽草原、清秀水乡都留下了康熙皇帝的足迹，不过他的巡视主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
　　我们还是看看康熙皇帝巡视地方的一些具体情形，以了解康熙巡幸的历史面貌。康熙皇帝最有代表性的巡视是六次南巡。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黄淮水患”的问题，康熙亲历河道，是为了寻求治河方案，考察治河工程；同时也为了周知吏治，观览民情。南巡主要走水路运河，舟船从京城向南，途径直隶(今河北)、山东、江浙，最远可以到达苏杭。
　　巡幸一般都会惊扰百姓，康熙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避免这一点。他要求凡是巡幸要用到的东西，都要节俭，巡幸需用的各种物品和食物，都事先告知地方官不能从民间派取，防止扰害百姓，而是由衙门照时价采买供给，相当于政府采购。康熙巡幸时带着负责监察的科道官，稽查是否有强行买卖扰害百姓的行为，他还要求地方文武大小官员不许给随从官员送礼，对于受贿的一概“以军法从事”。随从的大小官员及仆役，如果有横行生事扰民的，一并从重治罪。这还不算，康熙还命人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声明发现地方官私征，一定从重治罪。要求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生活，不得迁移远避。康熙皇帝巡视也注意减少随从人员，他总是轻装南下，巡视堤堰，沿途就像行军打仗一样，设置帐篷。史书记载康熙出巡“……简约仪从……扈从者仅三百余人”，据此可知他的巡视队伍规模简约。康熙巡幸驻扎之处，也没有超过三日的，他常担心随行的人员众多，怕多留一日就会滋扰百姓一日。
　　康熙认为：“百姓足则国家充裕，若期比屋丰盈，必以减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同时他为了减轻巡幸沿途百姓的负担，经常免除沿途地区的地丁钱粮。如第二次南巡，他就将江南全省应该缴纳的地丁钱粮、屯粱芦课、米麦豆杂税等一概免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见淮扬一路的百姓穷困潦倒，认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实惠及民”，因此采取了切实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他也认识到，减免钱粮原为百姓小民，然而田亩大多被缙绅豪富之家所占有，平民百姓所获甚微，无田的百姓未必能够均沾实惠。于是他要求地主也要给佃户适当免收地租。
　　由于康熙大量减免钱粮，民间百姓有建立碑亭称颂康熙的，康熙担心此举会招致各地仿效，劳民伤财，就下令停止建造这些碑亭。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南巡驻扎在苏州府城内，正逢生日万寿节，官民奏进各种食物。康熙以“因阅视河工，巡访风俗而来，非为诞辰也”，谢绝了礼物。
　　清朝常有百姓拦截官员车轿告状之事，如果皇帝的舆轿被拦阻，势必会影响巡视进展，也不利于安全。于是康熙下令严禁军民告御状。另外为了防止有不怀好意的人因为一己之私而拦轿告状，康熙还下令若有妄控，除所告事不予准理外，还要严加治罪。
　　但是，康熙皇帝巡幸也不是不见百姓。他到了扬州一带，百姓男女老幼奔走杂沓，瞻望恐后，甚至有推挤跌倒的。于是康熙要求百姓：“止于夹道跪迎，毋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康熙皇帝巡视山东时，所经城镇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康熙皇帝询问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况，得知“连岁顺成，民生稍得安业”。一般来说，南巡大多数都是乘坐舟船，官民群集两岸迎驾，若由陆路西巡，经过郡邑官民无不扶老携幼，欢腾道旁。康熙皇帝令在乘舆左右询问地方利弊，据说大家都畅所欲言。康熙皇帝曾巡幸至德州，见有一二灾民流落道路，于是询问疾苦，表示关心。
　　康熙通过到处巡幸，洞悉了各地的风俗民情。他在巡视南方时注意米价的变动和市场供求关系，防止米价上涨；关心全国各地纳税交银而加征的钱粮数量，反对官员加重税收；了解到江浙人喜好争讼，告诫改变风尚；认为江南人习尚奢靡，家无储蓄；山西商人多在当地经商，勤俭生活，故多富饶，倡导移风易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对大臣说：“朕巡幸七省，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山东近因水旱大异畴昔，河南百姓生计甚艰，此二省之民深历朕怀。”这是他巡视地方得到的民生印象，巡幸得到的第一手信息，绝非端居宫中的帝王可比。江浙山东等处地方官，因为康熙的不时巡幸，各加勉力，操守皆优，而山陕官员则疏懒倦怠。
　　巡视使康熙皇帝了解到一些民间具体情况，对于行政决策起到了好的作用。西南平定以来，人民日增，土地开垦耕种。为掌握人丁的实数，决定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皇帝巡视地方也不耽误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首次南巡，规定奏章俱三日一送，有时内阁送来的时间晚了，他要批阅到深夜。
　　康熙皇帝频繁地巡视地方，关心民生，处理政务，给人们留下了“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为以后的皇帝树立了榜样。人们打他的主意，编出微服私访的故事，也算是事出有因吧。
　　笼络江南士大夫康熙南巡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江南士庶人心。康熙南巡时，清朝在中原的统治还不稳定，由于清初的统治者采取了民族高压政策，“留人不留发，留发不留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大肆屠杀江南人民，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战争持续了二十年之久。此后，反清斗争虽然被镇压，但士大夫却仍然拒绝与清政府合作。康熙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在南巡途中，他祭孔、祭明太祖陵，来拉拢江南的士大夫及明遗民，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康熙非常推崇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南巡时，他亲自祭拜明太祖陵，在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大礼，又在宝城前三奠酒，当地百姓观者万余人，很多人涕泪俱下。当车驾经过明故宫时，他感慨许久，做《过金陵论》：“……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兴废之迹，日加警惕焉，则庶几矣。”后来五次南巡，康熙也都亲祭明太祖陵。康熙还为明孝陵亲自题写了“治隆唐宋”四字碑文。这些举措都起到了笼络江南士大夫的作用。
　　祭孔也是南巡的重要活动之一。早在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就采纳汉官建议，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他说，孔子有“素王”之称，是百代帝王的老师，所以他要对孔子行臣子之礼。包括熊赐履在内的很多大臣都极力反对，但是康熙执意如此，并借鉴孟子的话说“国家为重君为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首次南巡就去山东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他由甬道旁行至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并亲自题写了“万世师表”四个字悬于殿中。康熙尊孔崇儒的至诚态度，使汉族士大夫倍感亲切。后来康熙还颁布了《圣谕十六条》，这道诏命的公开宣布，表明了康熙以儒学治国的决心。他倡导信奉儒家思想，积极联络与广大汉族官民的感情，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康熙也十分注意褒奖地方官员，对他们多加赏赐。南巡游玩时，他在每一名胜地都见景题诗或题写唐人诗句，陪同游玩的江苏巡抚宋荦请求说：“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笔二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康熙笑曰：“此二字颇不易书。”宋荦说：“臣曾求善书者书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为不朽盛事。”康熙于是书写二字赐给了他。洞庭湖东山碧螺峰石壁生长着几颗茶树，当地人称其茶叶为“吓煞人香”。康熙游太湖，宋荦进贡此茶，康熙嫌其名不雅，赐名“碧螺春”。宋荦任江苏巡抚长达十三年之久，三次南巡接驾，《清稗类钞》记载：康熙因他年老，特赐他御用豆腐的做法，传旨曰：“朕有日用豆腐一品，与寻常不同，因巡抚是个有年纪的人，可令御厨太监传授与巡抚厨子，为后半世受用。”第五次南巡时，康熙招募江南举监生员，有书法精熟、愿赴内廷供奉抄写者，予以考试，共取中六十一人，康熙亲自接见，各赐御书石刻《孝经》一部。康熙的这些做法，对收揽民心，笼络江南士大夫起了极大的作用。
　　康熙与乾隆巡幸之比较康熙南巡时期，对待政务也是亲历亲为，权柄不下移，即使是在巡幸途中。
　　康熙南巡途中，一应本章三日一奏。第一次南巡时，有一天，四鼓时奏章才到，康熙立刻起床批阅奏章。康熙第一次南巡时曾撰有《南巡笔记》，自述在南巡途中的生活：“夜坐舟中，与侍臣高士奇谈论古今兴废之迹，或读《尚书》、《左传》及先秦两汉文数篇，或谈周易，或赋一诗，每至漏下三十刻不倦，日以为常。”
　　康熙读书涉猎极为广泛，除中国古典文学之外，他对西洋近代科学尤有兴趣，他曾从西洋传教士学习数学等学科。在南巡途中，康熙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所学的西洋测绘方法亲自测黄河、淮河、洪泽湖的水位及地势，决定治理方法，并取得重大成效。在南巡途中，他还注意观察天象，在接见沿途的西洋人时，经常询问有关星象方面的问题。他不仅注意洋为中用，而且重视培养中国自己的数学家。康熙四十一年，大学士李光地呈献大数学家梅文鼎所著的《历学疑问》一书，他细细研究。次年南巡途中，他接见梅文鼎，晤谈三日，十分投机，梅文鼎当时年已七十余岁，康熙感叹“惜乎老矣”。后来，他召梅文鼎的孙子梅珏成到北京，进行培养，并亲授西洋代数学。
　　康熙的孙子乾隆，极其崇拜其祖父康熙帝，为政处处效法，康熙六巡江浙，他也六巡江南。不过乾隆南巡的目的主要是游玩，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康熙巡幸的目的有天壤之别。
　　乾隆南巡相较于康熙南巡是比较奢侈的，他的南巡属于皇室的大规模郊游活动，一般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筹备，派亲王一人总理其事，还派向导官员会同地方官详尽勘查沿途道路、名胜古迹，修建行宫，修桥铺路。沿途往返五千余里，陆续修建了四十余个行宫，在没有行宫的地方，就搭黄布城和蒙古包住宿。在御舟住宿时，水上搭黄布水城。规模宏大，费时费力。而康熙南巡时，仅建了少数行宫，大部分地方住在地方官员的衙署里，他的亲信李煦、曹寅各捐银两万两修建行宫，康熙还认为捐银过多。乾隆南巡时，一个官员捐修苏州御道，就费银三十万两，奢侈的程度可见一斑。仅御舟拉纤的河兵就需三千六百人。其余人员需用船只由江南备办，需船千余艘。这样豪华庞大的船队行进在运河上，首尾相接，旌旗蔽空，真是蔚为壮观。
　　尽管乾隆三令五申严戒奢华，但地方大吏为赢得他的欢心，无不殚精竭虑地投其所好。第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见前方岸边有一硕大无朋的仙桃，颜色红翠可爱，正当乾隆惊诧莫名时，忽见烟火大发，鞭炮齐鸣，仙桃从中轰然分开，中间现出一个巨大的戏台，正在上演迎驾的喜庆戏文。乾隆喜欢看戏，船队在运河行走时，乾隆经常坐在船头观赏风景，地方官有时就安排两舟行走于御舟前，两船之间搭板，作为戏台，演戏供乾隆欣赏。
　　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免除所经过地方百姓的部分赋税，对前来献诗献赋的文人，亲自出题进行考试。江南读书人众多，而府州县学名额有限，乾隆每次南巡都下令增加府州县学名额，使之增加进身之阶。乾隆学习康熙的用人精神，十分注意优待老臣，对前来接驾的老臣嘘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加封官职，赐予子孙功名。
　　梅珏成是大数学家梅文鼎之孙，自幼受到康熙帝的赏识，入值南书房，考订数学方面的书籍。乾隆年间，他官至左都御史，后退休家居。乾隆第三次南巡，他到清江浦（今江苏淮阴）接驾，乾隆念他家计清贫，几个儿子都未做官，特赐他的长子为举人。还赐诗曰：“推恩缘念旧，皇祖内廷臣。”意思是说施行恩赐是因为念及旧情，谁让你曾经是我祖父朝廷里面的臣子呢。
　　沈德潜是乾隆四年进士，中进士时年已六十七岁，乾隆称他为老名士，命值上书房，后升礼部侍郎。乾隆南巡时，他退休家居，传说他曾陪乾隆游览西湖，时值严冬大雪，乾隆戏吟诗曰：“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沈德潜请求接续此诗，吟曰：“飞入梅花都不见。”乾隆击节赞赏，脱下所穿的貂裘赏赐给他。
　　扬州是两淮盐商聚居地，康熙、乾隆南巡时，他们都殚精竭虑，讨取皇帝的欢心，最著名的行宫如天宁寺行宫等，都是盐商出资建的，并且陈设极为华美。康熙南巡时，平山堂本无梅花，盐商捐资种万株梅花，供康熙观赏，随同康熙至扬州的曹寅有诗曰：“老我曾经香雪海，五年又见广陵春。”记此盛事。乾隆南巡时，两淮盐商三次每次报效银子一百万两供乾隆赏赉之用。传说乾隆一次巡幸至扬州，当时盐商纲总江某承办一切供应。一日，乾隆去大虹园游玩，至一处，对随从的人说：“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荫，惜无塔耳。”江某听说之后，立即以万金贿赂乾隆的随从，画得塔的形状，连夜建成白塔。第二日，乾隆复来游玩，见白塔巍然矗立，非常奇怪，以为是假的，近前一看，果然是砖石所砌，询问知其缘故，不由得赞叹盐商之财力雄厚。
　　阅武也是南巡中的重要活动之一。康熙南巡时就在南京等地进行阅兵活动，其目的恐怕是想向江南人民示以威慑。第一次南巡时，他在南京校阅军队，亲自下场射箭，左右开弓，观者万余人。乾隆南巡时也在杭州、南京等地校阅营伍。由于过惯了太平日子，八旗兵及绿营兵皆已腐败，将军喜欢坐轿而不骑马，士兵喜欢吹箫而不习武。乾隆第二次南巡时，杭州的绿营兵竟吹箫前来迎驾，乾隆大怒，严词训诫，下令“营伍中但许用钲鼓铜角，其箫管细乐概行禁之”。并下令武官一律不许坐轿。虽然乾隆三令五申，但颓风未能扭转，曾随乾隆最后一次南巡的嘉庆帝后来因征剿白莲教不力，斥责江南军备废弛，回忆当时阅兵的情景时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被引为笑谈。
　　由此可见，虽同为南巡，但是康熙南巡与乾隆南巡的目的已经完全不同，康熙是为了了解民情民意和南方的风俗习惯，以便使政有所施，施得其所，根据情况来制定和改变自己的施政方针，完全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进行南巡，而且南巡尽量不惊扰百姓。而他的孙子乾隆，捧着老祖宗攒下的钱使劲儿地花，他的南巡，游玩的目的很明显，并且唯恐百姓们不知道他来了，还得敲锣打鼓告诉大家出来迎接。乾隆把康熙和雍正攒下的钱花得差不多的时候，清朝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康熙到五台山巡幸的时候，相传曾在五台山杨林街上私访。如怀镇有三条街，杨林街是其中最繁华的一条，石子铺路，两旁尽是高低不等、大小不同的民房和店铺。左边有道水沟，终年流水不绝，各家饮水、洗菜十分方便。街上，有骑毛驴的老年人，也有穿袈裟的和尚，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当康熙来到街的西头，见路南一家小铺的门前围着一大群人，“这些人是在干什么呢”？康熙紧走两步来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后生踩着高凳子在挂“酒望”（旧时酒店用布做成的幌子）。突然在人群中有人喊叫：“王兄，酒望挂低了。”显然挂酒望者姓王。康熙见酒望上写着“开市大吉”四个字，这字写得好啊！柳体为骨，颜墨为肌，字须飞动，气势雄伟。康熙非常喜好书法，一看到这几个字把康熙喜爱得心花怒放，恨不得立刻就封这个写字的当翰林。
　　看完了四个大字，康熙用眼又扫视了一下“酒望”，脸色“刷”地一下就变了，因为他看见“酒望”上的落款是“字王”，康熙打心眼里不高兴，心想：“凭这点工夫，就成‘字王’了？别说你呀，就是王羲之也不敢自称‘字王’啊，简直是狂妄到了极点。”
　　康熙存心想教训教训这个自称“字王”的小后生，就进店要了点酒菜，边吃边和掌柜聊天。
　　“‘开市大吉’几个字，是不是挂酒望那个后生写的？”
　　“是的。”
　　“他平日为人怎样？”
　　“好啊！”
　　“怎么个好法？”
　　“谦虚好学，不耻下问，所以他才练就一手好字！”
　　康熙不相信自称“字王”的人，还能不耻下问。当即向掌柜的要来笔、墨、布，在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上了“生意兴隆”四个大字，落款“地王”。
　　掌柜一看，这字比“开市大吉”写得还好，立刻让伙计挂出去，和“开市大吉”对着挑在门前。围观的人立即齐声喝彩：“好字！好字！真乃神笔也。”
　　康熙听了，心里头很惬意。猛一抬头，他看到那个自称“字王”的后生，正羞惭满面地往下摘自己写的“酒望”。看来，这个后生就是谦虚，那么，为什么又自称“字王”呢？令人费解！康熙正在琢磨这件事，就见自称“字王”的后生已来到他的眼前，态度诚恳地向康熙请教。
　　康熙很喜欢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但当他想到“字王”两字，对他又冷淡了：“你不是‘字王’吗？‘字王’怎能向人请教书法呢？”
　　“我是‘字王’？谁说的？”
　　“看看酒望上的落款。”
　　这后生立即展开“酒望”请康熙过目。康熙不看则已，一看傻了眼了。原来落款写的是“王字”，康熙把“王字”看成“字王”了。当康熙愣神的当儿，这个后生向康熙介绍“王字”的由来。他说：“鄙姓王，俺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到了我这一辈，为了让我识字起名叫‘字’，所以，我的名字叫王字。”
　　康熙为了表示一点儿歉意，告诉他一些书法要领，并嘱咐他在家好好练字。最后说：“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京师棋盘街上见。”
　　两年后的这一天，王字来到京师棋盘街上卖字，又遇见了康熙，康熙看他写的字大有进步，立即封他为翰林院学士。当然了，这也只是一则民间传说而已，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位名叫王字的人被康熙封为翰林院学士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康熙这种爱人才惜人才的品格倒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第四讲 个人品质与执政风格：立身正则持久
　　对自我要求严格的人，往往能够成为其他人立身的一面镜子。孔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君子能够修身治国，却并不一定能受到天下人的欢迎，究其原因，还要在修为方面多作努力。康熙正是这样一位认真修身修道的人，不过此“道”非彼“道”，他修的是治国之“道”。
　　修身：勤政有为的皇帝“勤”是人君的品格，也是德治的支柱和推进器。古代皇帝罕有不标榜以仁孝治天下者，但有几人真“仁”且“孝”？如果人君满口的礼义廉耻，而骨子里男盗女娼，如夏桀商纣类，那么，所谓德治的宏论只能是弥天谎言。康熙帝不仅能想到“修德”，而且躬行实践，修身修心。他曾说道：“如朕为人上者，欲法令之行，惟身先之，而人自从。即如吃烟一节，虽不甚关系，然火烛之起多由于此，故朕时时禁止。然朕非不会吃烟，幼时在养母家颇善于吃烟，今禁人，而己用之，将何以服人，因而永不用也。”连吃烟这样的小事也要严以律己，可见康熙帝不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
　　按照儒家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最核心的点是“修身”，这是其他的基础，再向外延伸，是“齐家”，“齐家”范围之外有一个圆，是“治国”，而最大的那个圈是“平天下”，也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孔子说“克己以正人”，可见“修身”是根本。康熙深知用儒家思想治国的重要性，再加上自己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因此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更深的体会。康熙一生兢兢业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十分认真，可谓耗尽心血和精力。康熙治国六十年建树甚多，其创业、守成之功绩举世公认。他十分珍惜自己的事业,渴望能传之千秋万代，自信生命中的每一体会对后人都有益处。康熙通过努力做一个勤政有为的皇帝来达到“修身以正己”，“修身以正人”的目的。
　　勤劳康熙曰：“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惟不知逸，而遇劳即不能堪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他的意思是说，世人都喜欢歇着，不喜欢劳作。但是我却认为，人要一直努力地工作，然后才知道什么叫安逸，才能真正地享受安逸。如果不喜欢劳作只贪图安逸，那么其实根本就不能体会到什么是安逸，而当需要辛苦劳作的时候，反而会承受不了。他认为，圣人都是把辛勤劳作看做是一种福气，而把安逸看做是祸患。这句话简直成为了康熙行动的座右铭。他一生都以此自励，崇尚勤劳，力戒贪逸。当然，作为皇帝，勤劳就是勤政。康熙真正做到了将勤政进行到底。
　　康熙一生勤政。他说“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他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常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他们经常放官员们鸽子，让官员们苦等好几个小时，连皇上的面也见不到。万历“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他不御政，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多人，大学士泡病号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他曾长达三十几年不早朝不见大臣，他的宰相连续三年都没有见过万历皇帝。在他亲政的后二十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宰相方以哲进入内阁八年才得见万历一面，而且是唯一的一次见面，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遇到紧急的军国大事，皇帝不接见朝臣，不议商国事，也不做出决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门外十个小时不起，请求皇帝上朝，万历仍然不予理睬。万历三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万历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贤专等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前去奏报军国大事，天启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魏忠贤才借以假传圣旨，擅权专横。
　　康熙很欣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就是一个少有的勤政皇帝，他体力充沛，精力过人，事必躬亲，无遗巨细，几乎从不知道休息。早年艰难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不畏繁琐，而支持他的，还有他自己认定的身为人君的责任。朱元璋操劳国事，常常吃着饭就停下来，想起一事，就写在纸条上，贴在身上，因此他穿的衣裳往往贴满了条子，就像浑身长满了羽毛。在他的后宫和殿堂的墙上，也都贴满了条子，事情办完后才取下。所以说勤政不仅是修身的一部分，还是君主对自己对国家负责任的表现。看看清朝的官员们，他们做官，每天都要早起，因为康熙皇帝的“办公室”实在太大了，大臣早朝时，就要穿过半个京城，才能到达午门。大约凌晨三时，大臣就会在午门外面开始等候“开门”，所以，大臣半夜便要起身准备。宫门打开后，大臣就按着自己的官阶，依次在金水桥排队，等候面圣，一般来说，九点才是皇帝办公时间。若遇上皇帝不上朝，大臣们便白等半日了。康熙是明清两朝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没有一日偷懒而不上朝，也就是说，在与大臣们每日一次的约会中，他从来没有无故失约过。他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对于大臣们的请示，有问必答，遇到紧急公事，他总是连夜批示，从不拖延。他反对“皇帝只管天下最重要的事，不必管一些小事”的说法，他公开宣称：皇帝处理事情，一时不慎就会给天下造成麻烦；一时不慎就会给后世留下灾难。不注意小事，就要危害大事。因此，他处理政事从不疏略，甚至对大臣们草拟的文件中的错别字也要指出来，并予以改正才下发。
　　康熙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勤于政事，而且严格要求大臣们勤于政事。他要求大臣们把诸葛亮当做榜样，并指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不仅适用于大臣，而且也适用于皇帝。他痛恨大臣们拖延政事，警戒众臣一定要勤于政事，不准偷懒。从康熙开始，清朝的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到康熙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
　　康熙视御门听政为乐事，大臣们都说他每天听政太辛苦，他却说：“此乾清门乃朕宫中，亦有何劳？”然而，每天夜半起身去参加早朝对于很多朝臣来说却是一种困苦不堪的折磨。御门听政的时间，原本春夏两季是在早晨六点（卯时），秋冬二季是早晨七点（辰时）。对于许多年迈的老臣来说，为了参加御门听政，每天三更半夜就得起身，早起赶往宫中。久而久之，御门听政就成了他们的一大负担。于是他们三番五次上书，提出种种理由，希望皇帝能放宽御门听政的时间。面对大臣们的反复恳请，康熙终于对某些情况进行了让步。每逢大雨雪或者酷暑严寒，确无应奏事宜，可以临时请旨暂停听政；年逾六十的老臣不必每天都来，可以间隔两三天来启奏一次。但是康熙本人因“听政三十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即觉不安，或隔三四日恐致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所以仍然坚持每天听政。康熙晚年回顾一生时，感慨地说，自己在位六十一年，“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纵观康熙的一生，这话是恰如其分，没有虚言。
　　由此观之，康熙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勤劳的皇帝。他认为，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在于勤奋和思虑，他想要做大禹、周文王那样的圣人，而以元朝末年皇帝的骄奢淫逸为戒。历代由于骄奢淫逸导致败亡的教训太多了，为了清朝的长治久安，他将其牢记心中，时时作为警示，同时他还要以自身的行动给下面做出榜样。
　　再以治河为例。明末清初，黄河、淮河并流入海。黄河、淮河与运河在清河（今江苏淮阴市）附近交汇。由于黄河堤防失修，决溢频繁，运河航运也常受阻塞。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黄河倒灌洪泽湖，大堤决口，淮水冲入运河，运堤溃决百余丈。接着，黄河大堤又溃决几十处，河南、安徽一带“一片汪洋”，不仅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直接危害，而且切断了维系清朝统治的经济大动脉。这时，康熙皇帝除及时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每年拨银300万两，加紧治河外，他自己也改变了对治水只作一般政策性指导的方法，亲自钻研水利理论，并从事广泛的实地调查。
　　为了掌握黄河的第一手情况，康熙曾几次亲赴现场考察，勤奋研究。他乘船调查过下游的孟津、徐州、宿迁、邳州、桃源和清口等地，又亲自到中游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视察。还从横城堡（今宁夏银川市东南）扬帆黄河中游，历时二十二天，航程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视”。同时他还派人探寻源头，提出了上下游兼顾的治理方略。在康熙二十三至四十六年（1684－1707年）间，他曾经六次南巡，又详细视察了黄河下游和江苏境内的运河，提出了具体的治理方案和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治水工作的开展。
　　由是观之，南巡也成为康熙工作的一部分，他没有过多留恋于湖光山色，视察民情和治理河道才是他着重的任务。后人将他的治水言论汇编成书，定名为《康熙帝治河方略》。在我国历史上，关心水利建设的皇帝不乏其人，而能亲自多次进行水利实践者却不多见。康熙帝勤奋治河，对我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勤学《劝学》里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晋朝的葛洪也说“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意思是说，学问的渊博在于学习时不知道厌倦，而学习不知厌倦在于有坚定的目标。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正是“修身治国”的目标激励着他始终不断地学习。
　　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极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的时候“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就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每天批阅奏折，还要不断学习，有几次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就是说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就连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时，也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康熙帝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一千多首诗词。
　　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就留心医药学。康熙四十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比如杨光先状告钦天监汤若望一事，朝廷会议就因此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得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
　　康熙皇帝讲求实际，注重调查研究，重视科学技术，他本人也精于水工测量。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春，他巡行到苏北高邮，亲自测量出运河水比高邮湖水高4尺8寸，便指示河道总督于成龙说：“湖水似不能越此堤而入运河。这段工程甚属紧要，应着差贤能官员作速查验修筑。”行至扬州，他又亲自司仪，测量出宝应清水潭运河水位高出运西诸湖水位1尺3寸9分，及时指示官员“应加紧建造湖之石堤”。他在黄、淮、运交汇处进行水位测量，针对洪泽湖水位低于黄河水位的情况，当即提出了治理方案。亲自实践，使康熙帝的治水主张更加符合实际。
　　康熙帝对于“天文地理，及算法声律之学”皆有很深的知识素养，这些皆得益于他多年来勤学所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他对大臣们说：“朕常进论天文地理，及算法声律之学，尔等闻之，辄奏曰：‘皇上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如此称誉朕躬，转掩却朕之虚心勤学处矣。尔等试思，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强调自己的博学并非“天授”，是靠勤学而致。康熙不仅自己常学不懈，他还营造勤学的良好风尚。他说：“人主临驭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正所谓“上行下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康熙自己勤学勤政，使得臣子们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国效力，不敢懈怠。
　　内圣与外王：权威的树立立威的领导术这里的“圣”和“王”都做动词解，称圣为王的意思。康熙之所以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与他的领导艺术大有关系，他通过理顺民心，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措施达到了内圣外王，树立权威的目的。
　　帝王树立权威，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让臣子对自己心服口服。“心服口服”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让臣子对自己“心服口服”，帝王一定要深谙用人之术。康熙王朝终究已是历史，然而用人问题无论是对数百年前的封建君王，还是对于现代管理者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俗语说：“用一个不良之人，就会伤害一批好人。”那么，如何使用人才，如何人尽其才，如何真正做到依素质用人，依能力用人，是康熙在不断思考和学习的问题。康熙在位六十一载，纵观其用人之术，真可谓叹为观止。
　　康熙用人不拘一格，他经常破格提拔大臣，使之成为栋梁、心腹；他有识人的慧眼，经常从基层提拔大臣，比如说明珠、魏东亭等人；在提拔人才的时候不分满汉，唯才是用，能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古往今来，凡优秀的人才多有个性，要能使优秀的人才真正忠心耿耿、俯首为臣，并不是易事。纵身为帝王者亦不能强硬压服，以强权压服，不是心服，就算留住人，也留不住心，而康熙在这一点上可谓做得手段精彩高超。从姚启圣到施琅到李光地，都是桀骜不驯的人才，康熙为了使用这些难得的人才，煞费苦心。
　　姚启圣原被顺治皇帝下了永不录用的圣旨，在一个边远的小地方养马，康熙为了挫掉姚启圣的张狂和鄙视满人的傲气，将他打入大牢，不准任何人跟他说话，然后又将其提出牢房，当着姚启圣的面，将顺治皇帝永不录用姚启圣的圣旨烧毁，并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主平台之事。当时索额图与明珠两大臣，就感叹，康熙独步古今，不受牵制，实为前所未有的帝王，必能成就千古帝业。
　　再以施琅为例，他原为台湾水师主将，谙熟水性，足智多谋，统领水师海上作战，无人能匹敌。然而康熙通过姚启圣和明珠将其策反并重用，终于为其收复了台湾，完成南剿的意图。在平台问题上，康熙帝对施琅的保护和支持显得非常重要，由此也展现了一代明君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当康熙公布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决定时，福建总督和巡抚都同意对台湾用兵。康熙让主战的内阁大学士李光地和福建总督姚启圣推荐新的水师提督人选，撤换反战的水师提督万正色。巧的是，两个人推荐的都是施琅。当时朝中很多大臣都反对以施琅为主帅，有人上书说施琅与台湾郑氏藕断丝连，他鼓吹出兵台湾是要将军队拐走，投降郑氏等等。康熙经过调查发现，施琅投降清朝以后，他的儿子施齐、侄子师亥欲图抓郑氏子孙回厦门献给清廷，结果事情败露，两家七十三口全部遇难。他解除疑虑，将兵权全权交给施琅，还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出兵之前，康熙对施琅说：“朕不怕你不能攻克台湾，但朕实在也有忧心之处，你知道吗？”施琅不解，睁大眼睛看着康熙。康熙说：“郑成功部下有的与你有恩，有的与你有仇，恩怨连结，十分复杂。如果你一战全歼，自然不用说；如果有肯归降的，朕送你八个字——只可报恩，不可报仇！”康熙对施琅的支持和信任，使得施琅能够全力放手一击，并在战争胜利时不计个人恩怨地宽待俘虏。
　　李光地的任用则更有意思，他原是康熙下令招纳博学鸿儒而被推荐上来的，但李光地不为所动，执意不愿在朝为官，后被康熙爱女兰齐儿“激将骂街”骂回来。
　　情感投资的方法领导者实施管理的过程，往往是调节人的情绪和情感，激发工作热情，进而促进工作开展的过程。领导者要用心管理，以情感人，注重情商管理艺术，发挥“人格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情感人重在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一句话，要有人情味。
　　以康熙与魏东亭为例。有一次，康熙巡视河道，因为他要治理黄河，而康熙本人最讲究科学和实际的考察。在巡视的时候，发生了争执，这是地方老百姓和地方小官的纠纷，康熙自然走到人群看个究竟。在观看中，康熙得罪了当地恶势力，那恶人自然要打康熙，而康熙堂堂皇帝，哪儿受过这种屈辱，眼看恶人正要打来的时候，康熙本想拔出天子宝剑怒斩恶人，可因为微服出巡，没有带配剑。但转头一看，那个魏东亭正在呆头呆脑地望着，不知如何应付这种突发事件。康熙立即扬起手，“啪”的就是一记大耳光打向魏东亭，说：“主辱臣死，你懂吗？难道要朕亲自动手？”一句话提醒了魏东亭，他立即出手解围。
　　当晚，康熙休息的时候，要了一杯茶，又要了一些点心，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定，不想吃也没有兴趣做什么，只好拿来一本书阅读，读了几页又放下。康熙叫在外站岗的魏东亭，说：“东亭！你走到灯前来吧！”魏东亭不知有什么事，有点儿战战兢兢，因为今天不同往日，以前和康熙一同长大，真是两小无猜，但现今皇帝天天成长，开始有自己的威严，再加上今天的一巴掌，早已感到自己和康熙，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朋友关系了。
　　当魏东亭走近的时候，康熙说：“让我瞧瞧！”康熙一边看他的脸，一边说：“朕一向以仁慈对待下属，今日却无端打了你……”魏东亭听了，突然间感到亲切，从来没有和康熙如此亲近，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自己的脸涨红了，连忙下跪，说：“主辱臣死，是奴才的过失！”康熙又说：“你有委屈吗？有委屈就哭出来吧！”魏东亭更紧张地说：“不不不……没有委屈！奴才怎会有委屈？”他立即接着说：“都是奴才手脚慢，只见他们正在冒犯皇上，而奴才居然呆着不知如何应付，真是罪该万死。”只见他一边说，一边流下眼泪。
　　康熙笑着说：“朕打错了你。”只见魏东亭更忍不住，泪水鼻涕也流了出来。康熙说：“还说没有委屈，泪水都控制不住了。”魏东亭立即说：“没有委屈！没有委屈！奴才只是感到受主上隆恩，感激万分，不知如何肝脑涂地报答圣上。”“你说的是实话吗？”康熙一手扶起了魏东亭，又说：“你不觉得朕委屈了你，近来对你好像刻薄了一些吗？”魏东亭立即说：“奴才没有这样想过，主子也未曾待薄过奴才！”康熙笑着说：“你越来越干练了，也学了不少油嘴！”魏东亭立即说：“奴才岂敢讲大话！主上的恩宠，无论是雷霆雨露都是君恩，莫说主子没有疏远奴才，就算有，奴才也要自我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令主子讨厌，奴才要自己学乖学好进步！”
　　康熙说：“朕要有意锻炼你一下。你说要弃武就文，目的当然要他日找一条好的出路，这是对的，如果封你一个官职，只是朕一句话就可以了，但这样不能培养你成材。你还需要多一点儿历练，所以朕对你是严格了一些。你知道吗？索额图是皇亲，有时胡来，只要不太过分，朕也会忍他一忍，给他一点儿面子。将来你的前途，肯定在明珠、索额图等人之上，但要好好历练。”魏东亭听了，更加感激，说：“主子明训，令奴才茅塞顿开。”康熙又说：“朕再三筹划，才不得不把你留在身边，你要吃得起这个亏呀！”
　　管理之道，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和下属沟通。很多人以为给予物质奖赏，便是管理，这是不够的，因为你要给下属最宝贵的东西，才可收买人心，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你的时间，你肯抽时间和他说明一切，比给什么都有用。康熙一番说明，说得又情真又意切，魏东亭本来有很多怨气，但经过今次一掌之后，得到皇帝如此交心地讲明白，真是又服又帖，更加忠心地做好分内的工作了。
　　这个事情表明康熙很擅长进行“情感投资”。“情感投资”是管理者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手段。管理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生活在温馨友爱的集体环境里，由于相互之间尊重、理解和容忍，使人产生愉悦、兴奋和上进的心情，工作热情和效率就会大大提高；相反，一个人生活在冷漠、争斗和尔虞我诈的气氛中，情绪就会低落、郁闷，工作热情就会大打折扣。管理工作者在实施“情感投资”时，必须抓住一个“心”字，与下属互相交心、互相关心、以心换心，从而达到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共同一心干事业。
　　管理中的度康熙对属下奖惩、褒贬有度，虚实有度，宽严有度。治水的时候，康熙皇帝十分注重对治水官吏的考查。他认为治水“务在得人”，要亲临现场指挥，关在衙门里是搞不好治水工作的。他指示河道总督在汛期要亲赴重要工区。年纪大而不能经常巡视的，也要选派得力官员，分守重要险段。而在大雨时期，巡查更要加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第三次南巡时见到江北运河一处堤防修筑质量特别好，便把自己的一支箭交给施工官员，让他向河道总督汇报修筑方法，并指示总督于成龙说：“此等官员不奖励，何以服众？”并命令于成龙立即给予重赏。
　　康熙在这里善用了激励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不同等级。层级越高，激励的作用越明显，因为这个时候个体的自我实现欲望就越强。那么这个时候，给属下以适当的表彰和奖励就是对他最好的激励。同时康熙皇帝对治水中欺瞒上级，崇尚空谈的行为严厉训斥，对治水失职的官吏则给予严惩。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春，他最后一次南巡到苏北，视察工程，“由清口登陆，详看地方形势”。然后在曹家庙行宫门前，接见张鹏翮等负责河务的地方官员。
　　康熙帝问张：“你上奏开溜淮套河，你谈谈对此工程的看法。”张鹏翮回答：“皇上爱民如子，不惜百万黄金，拯救群生，黎民皆颂圣恩。”康熙帝对这种只知歌功颂德，对治河工程却毫无益处的回答，非常生气，遂对张说：“你所说的都是无用的空话，我要问你的是河工事务。你做文章可以敷衍成篇，要论政事必须实在可行，然后才能发言。现在满汉文武大小官员齐集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把这河该不该开的道理明白地讲出来，反而要讲这些无用的话？”张鹏翮回答：“我原来是根据前人的图样决定开溜淮套河的。后觉得事关重大，所以请皇上亲临阅视，亲定开不开呵！”
　　康熙帝听后大怒，严厉斥责他说：“今日沿途阅视，见所列标杆错杂，问尔全然不知，问河官亦皆不知。河工系尔专责，此事不留心，何事方留心乎？”张鹏翮无话以对，吓得跪到地上，去掉官帽，连连磕头请罪。康熙帝于是对面前的大小官员们说：“今日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见地势甚高，虽开凿成河，亦不能直达清口，与伊等进呈图样迥然不同，且所立开河标杆，多在人坟墓之上。若依次开河，不惟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墓。”
　　接着，康熙帝又阐述不能办溜淮套工程的道理：“先年靳辅所开中河，凡漕运商民船只，避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此河确有成效，至今往来之人，尚追念之。但靳辅所开，止因旧河身疏浚。今欲开溜淮套，必然凿山穿岭，不惟断难成功，即或成功，将来汛水泛滥，不漫入洪泽湖，亦必然冲决运河矣……与其开溜淮套无益之河，不若将洪泽湖出水之处再行挑浚，令其宽深，使清水愈加畅流，至蒋家坝、天然坝一带旧有河形，宜更加挑浚，使商民船只皆可通行，既漕船亦可挽运，为利不浅矣。”之后，康熙帝下令将沿途所立开河标杆全部撤掉。“百姓见之，欢腾雀跃”。
　　康熙帝勘察完后，又训斥张鹏翮说：“尔任用一二不肖官吏，偏听其言，河工事务，漫不经心。安居署中，两三月不一出，惟以虚文为事，语多欺诳。”并告诫张鹏翮说：“尔等奏报的开溜淮套河，不仅是地方官希图私肥，也是河工官员妄冀升迁。这些人怎么能开河呢？”张鹏翮张口结舌，面如土色，只得支吾着回答：“臣误听小人，罪实难辞。”不久，康熙帝下令，对渎职官员分别给予革职降级处分，指示张鹏翮等人“宜时时巡视河堤，不避风雨，以勉尽职守”。可见，康熙帝对官吏奖罚是很分明的。
　　回看康熙用人之术，特点有三：一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康熙亲政以后，广开言路，大力招揽贤才，开博学鸿儒，令各州府大力举荐人才，并且大胆启用汉臣，培养任用青年才俊。例如康熙年轻时结识的老师伍次友，虽然康熙未能重用让他在朝为官，但康熙一直尊称他为恩师，对康熙后来的影响很大。他从伍次友那学到的谋识及伍次友为他举荐的人才周培功，后来周培功又举荐的姚启圣，都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屡受重用的李光地、张廷玉等都是康熙钦点的青年人才，后来他们也为康熙王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是宽严有度，褒贬有度。在平台过程中，康熙先派主和的大臣明珠赴台谈判，明珠到台岛后，上了郑经设下的圈套，还差点儿被扔下大海。但在海边悬崖上，遇到台湾水师主将施琅，明珠将死之时还想起康熙所说的话：“像施琅这样难得的大将，如果不能为己所用，也不能让其为敌所用。”所以明珠临急还使用反间计，说施琅是来助他抓贼的，引起郑经的疑心，逼得施琅百口莫辩，最终倒戈向清，为康熙谋得了一员平台大将。之后，明珠回朝跪见康熙，康熙厉斥明珠粗心糊涂而中计，差点儿丢了性命还辱没了大清朝的脸面，责连降三级，革去顶戴花翎。明珠在地上吓得不敢吭声，战战兢兢，冷汗直流，然康熙马上话锋一转，说明珠作为清朝赴台议和大臣，在紧急情况下，仍不忘朝廷重托，巧施妙计将一直不肯投降的施琅逼到清朝这边，立了大功，理应奖赏，给其连升四级，赏顶戴花翎，还赞许地戏称明珠真是“朕的万花筒”，明珠心服口服，连呼万岁谢恩。康熙对姚启圣的任用也是据其功过连降连升，连姚启圣最后自己都在感叹“皇上啊，你弄得我是三起三落啊”。从这些看出康熙在用人上，实是奖罚分明，宽严有度，褒贬有度。
　　三是重视育才，提倡自育。康熙如古今所有爱才的政治家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重视培养人才，他不仅重视科举制度，还要求大臣皆须读书，以增强能力，下令“凡文武各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以研究”，还聘请了讲师入宫讲学，包括一些西方传教士等。对他的那些阿哥们他也严格要求，常常亲自督促检查其学业。他还提倡自育，自己手不释卷，以身作则，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使自己对天文地理及算法声律之学皆有研究。
　　广纳良才除了善于用人，康熙还从其他方面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为了争取民族团结，制定了很多制度，不拘形式地招纳汉族杰出的读书人，其中，设立南书房就是这措施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南书房是清朝的一个国家机构，专门招揽汉族杰出的读书人协助皇帝工作。由清太祖努尔哈赤设立，清朝入关后曾一度被废置，康熙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广纳人才，又重新开设了南书房。南书房为康熙招纳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他的许多政策都是在南书房和谋臣们商量制定的。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高士奇、沈荃、张英等。这些都是康熙从各地挖掘的人才。
　　以高士奇为例，他年轻的时候，由于家境贫寒，只能步行来到北京。乡试落榜以后，他就在大街上摆了一个小摊，靠写春联、给扇面题诗来赚几个钱。有一天，大学士明珠发现管家扇子上的字写得很漂亮，就随便问了一句：“你这个扇子是在哪买的啊？”管家毕恭毕敬地说：“回老爷，这个扇子是奴才在街上一个小摊上买的，这字也是摊主写的。”明珠感到很惊讶，他没有想到，一个市井中人能写出这等好诗、好字。于是他让管家第二天把高士奇叫来，他要见一见这个落地的秀才。
　　明珠和高士奇相见以后，谈了一个晚上，觉得高士奇才智过人，幽默风趣，应该很对康熙的脾气，于是他把高士奇推荐给了康熙。康熙当即下旨，将高士奇选入南书房。高士奇学问渊博，他赋诗作画，弹琴下棋，没有不精通的，而且他脑子灵活，反应很快，语言幽默，给康熙带来了很多乐趣。很快，高士奇就成为南书房最重要的谋臣，康熙无论是出巡、打猎还是游览，都要带上高士奇。而高士奇也没有辜负康熙，经常为他排忧解难。
　　康熙有一次去打猎，快到围场的时候，突然，马前腿离地站了起来。这个情况来得十分突然，康熙手中的缰绳一松，险些从马上掉下来。幸亏旁边的侍卫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康熙，他才没有摔下来，但是康熙的帽子却掉进了泥里，还惊出一身冷汗，样子十分狼狈。康熙觉得很难看，心里不高兴，就一直阴沉着脸。高士奇走在康熙的后面，看见康熙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就猜到了他的心思。于是，在队伍休息的时候，高士奇找了个泥坑，故意弄得满身都是泥，走到康熙的身边。康熙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样子这么狼狈。高士奇假装说：“臣刚才骑马不小心，一下子掉到水坑里，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呢。”康熙听了，“哈哈”大笑，说：“你怎么这么笨？刚才朕的马蹶了好几次，朕也没摔下来。”高士奇假装惭愧道：“是，是，皇上武艺高强，奴才怎么能和您相比呢。”康熙笑着说：“你快把衣服换了吧，别感冒了。”这时，康熙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他觉得，和高士奇相比，自己仍然是一个勇武的君主，那不愉快的感觉，全都没有了。
　　康熙对进入南书房的士人都尊敬有加，十分优待，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友感情。南书房大臣沈荃的书法很好，康熙就向他学习，沈荃也教得很认真，有时候，康熙写得不好或者写错了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康熙不仅不生气，反而十分高兴，他说：“沈荃是一个忠诚实在的人。”南书房的大臣犯了错误，康熙也总是能够宽容。康熙十五年，熊赐履犯了一个失职的大错误，按法律是要判重刑的，但是康熙不但没有降罪于熊赐履，还专门派人去安慰他，并赐给他一块御笔写的匾额。康熙认为南书房的大臣是国家的栋梁，是自己的老师和朋友，他曾对侍臣们说：“我厚待高士奇他们，是因为他们学问渊博，给我的治学和治国很大帮助。”康熙对汉人的拉拢和优待，使满汉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并且使中原人士慢慢接受了满族的统治，稳定了清朝的统治基础。此外康熙还派兵安定西藏，稳定内蒙，在文化方面兴起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和政权管理。由此达到内圣外王，树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
　　现代的管理者，能从康熙身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多。因为树立权威是管理的根本。对于亲信，精明的领导会严格限定他们的职权范围，督责他们的言论，不让他们擅自发挥；对于影响自己决策的人，在听取他们的意见时，一定要他们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他们不会为了别人而伤害自己，因此他们就会谨慎从事；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精明的领导一定会让它们有正当的出处，这就不至于上当受骗；对于为群众谋福利，精明的领导一定会作为自己分内的事来对待，不使恩惠归于部下；对于部下的进说议论，精明的领导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洞察力去辨明是非；对于强硬的部下，精明的领导一定不会让他们形成势力，而会防患于未然；对于部下驱动的各方压力，精明的领导首先会防患于未然，再不然，也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战而胜之。   第五讲 一个六十一年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
　　如果把康熙王朝比做是一个企业，那么康熙就是领导这个企业走向兴盛的决策者。不过这种家族式企业的家族式管理，带给企业的不仅仅是效益，还有暗藏的危险。如何规避风险，为企业带来最大的效益，是康熙这个“董事长”所面临的问题。
　　管理委员会：杀机重重的管理体系如果把清朝比做一个家族企业，那么康熙王朝就是这个企业振兴之始。顺治去世以后，康熙成为了这个超级企业的少年董事长。可是这个董事长年纪太小了，不足以承担起企业日常管理的重担。于是在孝庄太皇太后宣布不参加清朝这一家族企业的日常管理之前，成立了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组成的四人管理委员会。这是一套特殊的管理体系，其目的在于使管理委员会成员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从而达到管理决策的相对平衡。它是具有浓重大清烙印的独特的管理体系，可以规避许多重大的决策失误，制约盲目投资和多元化的扩张。更关键的是，它企图避免权力集中到某一个人手中，以保持大清集团的完整性。显然面对功高盖主的野心家，孝庄皇太后及已经过世的顺治皇帝认为通过互相掣肘的方法，可达到平衡的目的。
　　康熙董事长的未来就在这四人手上，如何平衡这四个人的关系，成为最为微妙、最具智慧的谋略。四人决策委员会中，鳌拜果敢、勇猛，但为人骄傲欺主；索尼老谋深算，但年事已高；遏必隆老成持重，但不具胆略；苏克萨哈正直敢言，但不够老辣，孝庄因势而制，将四人构成了一张动态平衡的权力之网。她教导康熙对于人才的运用要因势导之，取其长而控其短。大凡贤明的企业家，都会用此方法来管理人才，既利用之，又掣肘之。孝庄与康熙，都是熟稔此道之人，甚至他们就是这场权力游戏的始作俑者。康熙早期的鳌拜与索尼、苏克萨哈之间的明争与后来的明珠与索额图之间的暗斗都属于此。正暗合了在企业界流传的一个不成文的定论：经理层斗争越厉害，老板就越开心；经理层越团结，老板却越揪心。
　　在大清集团的四人决策委员会中，鳌拜是执行总裁，主管销售业务。从一个背着挎包走街串巷的业务员，到年回款5亿元的销售公司老总，鳌拜有足够骄傲的资本。但在鳌拜担任执行总裁期间，大清集团的经营业绩锐减，这与鳌拜的领导风格不无关系。鳌拜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攻击”的能力，在诸多投资中，他的这种“攻击”倾向更明显。毫无疑问，鳌拜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领袖，对他而言，规模比增长重要、增长比成长重要、成长比风险重要。如此一来，大清集团规避风险的能力非常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鳌拜是一个创业型的人才，而非守业型人才。
　　除此之外，鳌拜野心勃勃，使得整个管理委员会风声鹤唳，杀机密布。他大肆结党营私，大力推行任人唯亲的路线，把其党羽包括兄弟子侄都安插到朝廷各个部门，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六大部的首脑几乎全是他的人。一些卖身投靠，阿谀奉承之徒，都受到鳌拜的重用和提拔，并妄称其才能，强行推荐到要害部门供职。即使有些作恶无赖之辈，也得到“姑从宽免”的庇护。从中央到地方，鳌拜无不安插其亲信。这批实力雄厚的党羽，是鳌拜强有力的支柱。因此鳌拜才敢于擅权跋扈，专横无忌。
　　这样，鳌拜便牢牢控制了政局。每有大小事件，如任免官员、实施政策等，诸臣都先到鳌拜家里议定，然后再通知康熙实行，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的奏疏，也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们商议，“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这等于把康熙这个董事长置于傀儡地位。康熙很恼火，但一时也没有办法。他还常在康熙面前“施威震众”，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
　　鳌拜辅政期间，不仅残酷地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平凡小事，也能成为他害人致死的理由。内大臣费扬古因与鳌拜有隙，费扬古的儿子侍卫倭赫和侍卫西住、折可图、觉罗塞尔弼等，同在御前供值。他们几个碰到鳌拜时，没有对鳌拜表示格外的敬重，鳌拜为此事怀恨在心。后来终于被他找到机会，竟借口倭赫等擅乘御马及取御弓矢射鹿，并以此为罪名，将倭赫等四名侍卫斩杀，弃于市。事后，又将费扬古定为死罪，其子尼侃、萨哈莲也都惨遭不幸，没收的家产全部分给了鳌拜的弟弟穆里玛。
　　除此以外，鳌拜还带头竭力抵制大清集团接受汉族文化。清入关以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其政权，不得不吸收汉人建立联合政权，使更多的汉族人有机会参与政治。这一政策不仅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对促进带有浓厚奴隶制残余的满族封建制度化，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以鳌拜为首的满族贵族顽固守旧集团，却打着“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反对改新，力主复旧，竭力抵制“汉俗”。借由他们篡改的遗诏，拒绝接受汉族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清初本来不健全的政治制度，更加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正像鲁迅所说的：一大群元老、权威老气横秋的论调充斥着，挤占了新人的空气，挪一把椅子都要流血才行。
　　在早期，康熙不得不依赖于鳌拜这样熟悉公司、独当一面的人才，也不得不对他的不臣之心有所防范。事实上康熙继任董事长后，一直在培植效忠于自己的核心护卫团队，并巧妙地将他们安排在各关键部门，例如销售公司、市场策划部门。
　　虽然销售公司的头头们都是鳌拜的门人，但是执行层的中坚力量却由魏东亭为首的大区经理把持着。与此同时，康熙如蚕食般慢慢吞噬鳌拜的团队，淘汰几个、争取一批。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
　　所以康熙在突然发难时，鳌拜的倒台并没有对企业产生多大的损失，康熙的准备工作早已做好了。在应对鳌拜的过程中，康熙彰显了他独到的权谋与智慧。
　　当年康熙董事长所遇到的问题和今天大多数现代企业董事会面临的问题差不多，那就是董事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董事长的功能被弱化了。而要打破这个局面，公司管理层首先应认识到董事长对于企业的重要作用。
　　其次，董事长应该发挥内外两个方面的巨大作用。内部方面，董事长首先是领导人，建立一个有责任心并富有效率的管理层，是董事长的首要义务；外部方面，董事长带领管理层对公司的战略、重大的行动计划、风险控制政策、年度预算以及经营计划重新评估并进行指导，监督并妥善处理管理层间的潜在利益矛盾，监督管理层的实际治理效果，并在需要时召开董事会，对其做出调整。从这一点上来说，康熙可算是一个有魄力、有行动力和决断力的董事长。
　　少年董事长：牢牢抓住管理权京城的四月，乍暖还寒。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现在还只是一位少年。他独自坐于空旷的宫殿高处，似在沉思。他修长的手指，抚摩着一柄青铜长剑。他还不到能佩剑的年纪，锋利的长剑，既是他的图腾，也是他的禁忌。
　　董事长康熙虽然年少，但是已经久经历练。为了把管理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他经历了捉拿鳌拜和打败吴三桂两场战争，虽然第一场战争并没有刀光剑影，但是也一样让人惊心动魄。
　　鳌拜的失败，很多人认为是因骄而败。实际上他因为擅自专权而被君主猜忌，更因为企图拥有绝对的领导权而最后被清除。康熙在家族管理上比较讲求进退之道，他战胜鳌拜用的就不是蛮干，而是使用智谋，巧妙地收回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决策和管理权。
　　国家被皇帝视为家族企业，而国家的权力更是皇帝不肯轻易授予大臣的。鳌拜就偏偏犯了这个忌讳，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鳌拜倒台之后，少年董事长要面对的另外一个敌人更加可怕，他掌握着一个分公司，手下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武士，他要将自己控制的分公司从母公司里分裂出去。这个敌人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少年董事长要想牢牢抓住管理权，就要铲除吴三桂这个绊脚石。
　　对于许多家族企业来说，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共创业易，共守业难”来形容。创业者到守业者之间的转换，让主、臣之间也发生出许多微妙的关系。一般来说，创业阶段的功勋员工最后的结局无外乎有以下两种：继续做家族企业的奴仆；取老板而代之。纵观中国家族企业史，后一个结局发生的居多。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一山不能容二虎。
　　经过创业时期的大规模并购与整合，皇太极巨资并购大明集团后组建了很多分公司，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吴氏企业”的建立。在当时这笔交易轰动一时，它标志着大清集团最大对手大明集团的消亡，也标志着一个超级野心家的诞生。“吴氏企业”是皇太极与吴三桂协定并购大明集团的产物，也是大清集团大产业构想的重要战略。
　　“吴氏企业”本是一家创利能力极强的公司，尤其在地方产业比如烟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随着吴三桂对这一子公司的绝对控制，以及他倚仗自己的权限对总公司提出各种无礼要求之后，“吴氏企业”成为了大清集团最大的包袱。每年投资在“吴氏企业”上的资金，是整个大清集团的1/3，但经营收入却近乎为零。这被世人看成了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
　　在康熙彻底掌握了大清王朝的所有权力以前，“吴氏企业”越来越像一个吴三桂的私人王国，而非大清集团属下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吴氏企业”的管理与大清集团严重背离。对康熙来说，最为直接的是，这家公司的赢利能力逐渐下滑，而更危险的是，大清集团没有能力阻止这种下滑趋势。
　　吴三桂这类员工，大都是封疆诸侯、分公司老总，手握重权，在所辖公司享有极高的威信，在自己苦心营造的王国里一呼百应，俨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吴三桂越来越认为，“吴氏企业”是清王朝出资赠送的私人礼物，而非大清集团的属下企业。康熙也高度怀疑，持续十年的高额投资是否与吴三桂的这种心理倾向有关。但不管怎样，“吴氏企业”糟糕的财务状况显而易见。
　　对康熙来说，一个稳健的可持续增长的目标至关重要，他希望大清不再是一个行走在刀锋边缘的独行侠，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军队。但吴三桂似乎游离在这个核心主旨之外，康熙觉得吴三桂越来越难以控制了。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员工不受控制更让人尴尬的了。无论是服务大清集团数十年的元老，还是刚晋升起来的新贵，能让老板最为受用的恐怕只有两个字：听命。
　　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说是权力文化。为了皇位上的权力，曾酿成了无数悲剧，也因此使之成为最敏感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有流血的，有不流血的，有的甚至引起国家大乱，政权覆亡。因此如何掌控好权力，是每个帝王都极为关心的问题。
　　政治和经济不一样。对君主来说，绝对不能搞市场政治，让大臣们自由竞争。而必须实行计划政治，由君主做那暗中操控一切的看不见的手。吴三桂这个员工，不仅不受控制，而且在经营上一塌糊涂，更让康熙忧心的是：吴三桂处心积虑囤积了十多年的巨款。这笔巨款可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爆发足以动摇康熙的龙座。
　　从长远看，撤藩是肯定的，康熙希望迅速撤藩的决策朝臣绝大多数反对，包括索额图等重臣，而支持迅速撤藩的只有大臣明珠和陈廷敬、朱国治等。就连孝庄太后也认为“三藩”藩主年事已高，应该等待时机，“三藩”藩主死亡后“三藩”自然消失，不应激化为战争。她劝康熙说“圣君一半是勇气，一半是耐力”。但是康熙力排众议，执意决定撤藩。从历史博弈论的角度来说，“三藩”的膨胀和扩张，使得大清朝廷与“三藩”力量割据的整个局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不仅“三藩”生活在清朝的阴影之下，就是整个清朝，从一定意义上说也都是生活在“三藩”的阴影之下的。这当然是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的特定的历史产物，更是由清朝内部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由此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无法形成联合，也没有办法消除矛盾。
　　当然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他们也有可能走出这个阴影，只要“三藩”拱手交出权力，康熙也成为第二个成功实施“杯酒释兵权”的皇上，这样他们就能够消除各自的矛盾。但历史从来都没有假设，而人对权力的追求的贪婪，也决定了“三藩”和大清永远都没有消弭矛盾的可能，历史注定他们只能是永远的对手和冤家，而无法成为合作者。当康熙宣布撤藩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合作状态就已到达终点。当合作状态下无法获得自己所期望的收益，那么这种合作也不必坚持下去了。因为有时候合作本身就是基于一种困境而建立的，摆脱困境之后，因为利益的冲突，合作的基础不存在了，从合作性博弈走向非合作性博弈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从历史的实际来看，清朝胜利了，并延续下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历史博弈的胜利。
　　通过撤藩，康熙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国家中央集权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同样对企业家推动企业内部的管理变革也具有借鉴意义。一般来说，当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为了生存管理者会渴望建立新规则、建立驾驭全局的新权威，这时他会发现，功臣竟不是维护者，而是破坏者和挑战者。这时就要把破坏者和挑战者剔除，进行权力的再糅合和再分配。
　　那些反对撤藩的大臣，并不完全是保守、落后的，他们反对变革的原因都是十分具体的，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类：企业内部历史的惯性和惰性；威胁到企业内部某些人员的既得地位和利益；部分人未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部分人对变革者持成见；部分人心理上的障碍：求稳害怕变革；变革本身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保证变革一定能成功。
　　一般说来，企业的变革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和康熙撤藩相比，其难度、深度、广度都要小得多。只要领导者信心坚定，遵循变革的一般规律，得到相关利益决策者的支持，变革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家族式管理带来的问题康熙在对这个庞大的家族企业进行管理的同时，不停地吸收、借鉴以往管理者的经验和教训，将很多他认为合理有效的方法全盘拿来，这种拿来主义给他所管理的大清企业带来了潜在的隐患，由此引发了很多他无法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某些时候，是康熙自己将自己带入了一个困局。
　　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与封闭式管理的悖论作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应该清楚如何让自己的企业进行开拓发展，增加所创造的价值。然而，在家族式企业中，很多管理者更注意的是眼下利益的维持，而不是长久利益的开发。
　　因此，康熙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族管理者，他虽然能够平定内乱、反对分裂、击退进犯的沙俄，但是在清朝这个庞大的集团企业如何健康发展的问题上，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以往企业家走过的老路上：封闭管理，加强管制。
　　康熙是一个具有东方智慧的帝王，尽管他明明知道西方科技发展必然对中国构成威胁，但是，他更清楚西化对满清统治的威胁。因为，西方文明是专制政权的敌人。
　　在选择西方文明和满清统治之间，康熙选择了有利于满清统治的闭关锁国，继续推行东方专制的愚民政策。
　　尽管他从传教士那里学习过数学等西方科学，但是，作为出于对满清统治的需要，他只能在东方“君权神授”的愚民政治中才能找到满清政权合法或稳固的依据。如果接受西学，满清政权也就必然在人民的觉醒中被推翻。
　　他知道学习先进的科技是强国唯一途径，但是却要拒绝这些先进的科技。在政权和人类进步之间，独裁者往往考虑更多的是政权的千秋万代，而不是民族进步。
　　更通俗一点儿说：帝王内心想的是政权，至于民族是否进步则是次要的。从这一点上看起来，喜欢西学的康熙是一个好龙的叶公。他对西学了解得越多，态度就越谨慎。尽管西方传教士极力向康熙宣扬接受西方文明的好处，可是，康熙还是对西学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不支持传教士在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也不鼓励中国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正是看透了康熙对西学的两面性，洋人张诚这样说：“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
　　历来中国的帝王，他们大多意识到必须学习西学，但是，他们对西学的容忍的程度，也只能最大在科技、经济方面，至于民众以及政治生活这个根本领域，他们是不会让西学染指的。在每次西方文明与东方专制发生严重冲突时，帝王总要把西方文明给打压下去。而康熙对西学的容忍，也不过是作为宫廷享受的一个补充。
　　英国大使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事实上，很多东方皇帝对西方文明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或许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让臣民也能接触到西方文明生活。他们知道跟西方国家学习就能强大，可是他们顾虑学习西方会动摇他们统治的基础。他们不仅把西方文明书籍锁进深宫，而且把西方文明看成“奇技淫巧”，禁止人民学习。他们不敢敞开胸怀向西方文明学习，也不可能敞开胸怀向西方文明学习，除非他们走投无路，甚至走投无路了，他们也不见得就会心悦诚服地向西方学习。
　　因为惧怕科学与技术、宗教普遍流行给人民的信仰所带来的无法估计的改变，康熙不仅对西学采取压制政策，而且对科技也采取排斥态度。在西方科技日益发展的时候，康熙却禁止科技实验，甚至连武器的研制也被禁止。
　　有传教士给康熙介绍代数，希望在中国推行，可是，喜欢数学的康熙却不准颁行。1693年，康熙患了疟疾，白晋、张诚两位神父献上奎宁，康熙得以痊愈。尽管如此，西方医学也并没有在康熙时期得以推广。
　　这是康熙的问题所在。
　　各打五十大板的管理者康熙管理时期最明显的一个弊端就是纵容党争，企业内耗严重。在封闭式管理的家族式企业内部，虽然集团内部的高层人员极大部分都是家族内部的成员，但是，这些家族成员并不团结，他们会因为各种矛盾而彼此争斗，而这些争斗又会危害到家族企业的稳定，甚至会动摇集团的根基。理智的处理办法，就是让管理者明确自己在集团企业中的身份，让他们不要带着家族身份来管理。但是很多人都无法避免这一点，所以就产生了封闭式管理的一个弊端，那就是对内耗姑息纵容，甚至等到即将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各打五十大板。
　　康熙就是一个典型的“各打五十大板”的家族式管理者。在他统治时期，权相明珠与索额图之间的党争，他不但没有及时制止，反而到了斗争已经危及国家的时候才进行整治。
　　他的做法，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加强管制，用他的决策权和最高领导权来进行粗暴的干涉。
　　索额图、明珠同是康熙帝的左膀右臂，他们都在协助康熙帝巩固清朝政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所属两派之间无穷无尽的争斗，对国务、政体及吏治等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索额图是康熙王朝一个重要人物，因他在策划擒拿鳌拜、清除鳌拜势力时立下了战功，1669年即由一等侍卫擢升为大学士，后改任领侍卫内大臣，成为当朝大臣中最重要的实力派，直至发展成了“太子党”的头目。
　　所谓“太子党”，是指为皇太子出谋划策的政治团体。索额图曾精心制定皇太子制度，当时皇太子所用礼仪，几乎等同于皇帝，比如，规定皇太子服御诸物都用黄色；大臣们在朝拜皇帝之后，须向皇太子胤礽行礼等。
　　康熙帝察觉到索额图及其党附的私心与权欲，遂下令拘禁了他，宣布“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于1701年令他提前退休。
　　明珠也是满洲正黄旗人，系皇长子胤褆的亲舅舅，即惠妃那拉氏的亲哥哥，出身门第虽然不高，但明珠却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后来也成为一品大员，与索额图同秉朝政。
　　明珠开始受到朝廷重视，是因1673年出任兵部尚书时有出色的表现，从此深受康熙帝赞赏。在朝臣们讨论“撤藩”一事时，明珠力排众议，主张“撤藩”，因其与康熙帝的本意相吻合，显示出一定的政治远见，开始受到了康熙的重用，但同时也公开表露了他与索额图在处理重大事件时的分歧。
　　明珠跨入政坛的中枢位置后，更是因出身和性格上的差异而与索额图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矛盾也因此而生。
　　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明珠曾帮助皇长子胤褆拉拢大学士余国柱等朝廷重臣，积极发展“长子党”的势力，成为“长子党”的核心人物。
　　很快，“长子党”与“太子党”的冲突就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687年冬天，康熙帝发觉明珠、余国柱等人卖官纳贿的罪行，革去了明珠的“大学士”职务。
　　盲目引进的嫡长子继承制康熙在家族式管理中的弊端，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就在他对接班人的选择上。他借鉴以往的皇权体制，盲目引进了嫡长子继承制，最终这个制度所引发的问题一直缠绕着他，直到他去世之前也没能很好地得到解决。
　　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康熙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复无常与执拗。出现这样的表现，其实都源于家族式企业的最大弊端，那就是家族成员与内部管理人员不分。一旦要在家族成员中选择自己的接班人，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是选择最忠诚于自己的，还是选择最有能力的？是看重亲情原则，还是看重才干标准？这个问题困惑了康熙半辈子，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
　　继承人问题，向来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敏感问题，很多英明的皇帝也在这样的问题上犯过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继承人问题会成为如此棘手的政治难题？因为继承人的选择，是按照中国的皇权体制决定的，皇权的国家只能选择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在这种专制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权威的意志或者出于强势的社会习惯来选择继承人，而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拔，更不要说通过竞选的方式让有才能、有德行的政治家继任了。
　　这种靠儿子延续江山的制度，经过不断的积累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理论色彩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所谓的“嫡长子”，就是正妻所生的长子，侧室和小妾所生的儿子就算年纪比正妻所生的长子大，也不能担当这一称号。
　　应该说，康熙采用嫡长子继承的办法，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在汉文化内部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对清朝而言，则是一个新生事物。
　　满族本身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权位继承制。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金，称汗。他在生前发布谕旨明示，在他死后，他的汗位由八大贝勒共同议定，而不由他本人生前指定。他死后，经八大贝勒的明争暗斗，四贝勒皇太极即汗位，是为清太宗。皇太极建立大清，称皇帝。他不幸突然死亡。关于接班人，死前他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经过激烈的斗争，皇太极之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帝。顺治死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用遗诏决定由年仅八岁的玄烨即位。
　　那么，在没有传统规则可以依据的情况下，为什么康熙会决定立嫡长子为太子，担任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呢？
　　首先，康熙执政期间，虽然政治比较清明，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但是，政坛上的丑闻和明争暗斗却从来没有休止。一方面，外戚索额图和权相明珠之间互相倾轧，朝臣们只能选择投靠其中的一派。这种恶性竞争让康熙十分反感。另一方面，因为康熙执政期间发生了“三藩之乱”、边境叛乱等事件，所以几次大规模用兵，武将的地位上升，和文臣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势同水火互不相让的局面。
　　面对着朝臣们的钩心斗角，政治才能过人的康熙皇帝马上就想到，这些大臣之间的争斗最终一定会从两派互相攻击、互相告状的初级阶段演变为对皇位继承问题进行舆论控制和政治干预，并以此打倒对方。所以，为了让自己的王朝能够安定，不再像明朝一样因为连年不休的党争而影响了皇位的正常更替，进而走向全面的衰败和亡国，康熙皇帝走了一步险棋——立太子。
　　可以说，通过立太子，来免除朝臣利用继承人问题做文章，这步棋康熙皇帝走得十分高明，不过，立太子这个策略虽然不错，如果选错了太子，那就将把好棋走成臭棋了。这一点，康熙皇帝不是不明白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立嫡长子呢？
　　这就不能不提康熙本人的个人好恶问题了。康熙皇帝是一位深受汉民族文化影响的皇帝。在皇位继承上，他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拿来主义。他觉得，汉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就是因为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而嫡长子继承制既然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就自然也比较合理。
　　康熙的这种想法，和他平日的雄才大略比起来，简直有点儿幼稚。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康熙帝，在处理皇位继承问题上却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最后，因为他盲目引进汉文化的嫡长子继承制，终于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无法收拾，他本人也尝到了苦果，目睹了亲生儿子之间的争权夺利，体会到了“无情最是帝王家”的滋味。
　　康熙皇帝拥有庞大的子女群体，在清朝皇帝中十分罕见。他一共有五十五个儿女，其中皇子三十五人，公主二十人。除去那些夭折的皇子和公主，最后长大成人的皇子一共有二十人，公主则有八人。他吸取了自己父亲养子不教的教训，对自己的儿子们都教育得特别严格。不管有多少军国大事需要处理，他每天都要腾出时间对皇子们的学习情况进行督查。他深信只有对子女进行严格的教育，才能使他们成才，所以他把子女的教育问题看做是一件大事，十分认真。
　　老百姓的儿子，经过教育，可以成才，但不能成龙，除非造反，夺得天下，自登皇位。“高阳酒徒”汉高祖刘邦和“凤阳贫僧”明太祖朱元璋等能够成龙，那也绝不是父母培养教育出来的。在中国帝制时代，只有皇帝才可能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儿子成龙；至于平民百姓，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康熙皇帝就是对诸皇子进行严格教育的典范。在他的严格教育之下，他的皇子们大都成长为杰出的人才。在这些皇子之中，康熙选来选去，在太子的问题上还是比较迷信汉文化的说法，要立一个嫡长子，觉得这样就能高枕无忧了。
　　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嫡长子继承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习俗，本身并没有什么科学性，这就像走路要右侧通行一样，只不过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说法，其实要左侧走也可以，但是只不过要冒一些风险。康熙之所以要立嫡长子，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他实在不能决定哪个好，也不能抽签抓阄，就只能按照汉文化的经验，立个嫡长子完事。
　　而且，最初康熙立太子，就是一个十分仓促的事情。康熙帝确立皇太子很早。康熙十四年，他本人也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册立了不满两岁的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康熙帝册立的皇太子，是清朝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在他之前，都是皇帝和大臣或者太后开会决定，在他之后，雍正皇帝开创了秘密立储的制度，只有康熙帝早早册立太子，而且广为宣传。
　　在册立太子的时候，康熙皇帝还只有两位皇子，皇长子四岁，但其母尚无封号，地位低微，所以不能算嫡长子。而二皇子胤礽则是皇后所生，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因此被定为皇太子，即皇储。可是，当时康熙皇帝自己才二十多岁，正年轻有为，也许会继续执政几十年，那样的话太子做什么呢？事实上这正是后来太子和康熙之间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当时太子年幼，这个问题还不突出。作为皇储，太子一定要接受系统的帝王教育，所以康熙帝对皇太子的教育极为重视，甚至抽出时间来亲自安排，亲自抽查。康熙安排了国内一流的硕彦大儒为皇太子的老师。皇太子也聪明过人，学什么都是过目不忘，而且能够举一反三，可以说，太子的智商绝对不在康熙之下。经多年的精心培养，皇太子精通汉、满、蒙三种文字，且娴熟骑射之艺，康熙对皇太子的智育教育是成功的。但遗憾的是康熙帝忽略了皇太子的德育教育，从而酿成了不可收拾的重大隐患，也为后来的皇子争位埋下了祸根。
　　在对于权力的争夺上，康熙董事长与他的儿子们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皇帝之所以成为皇帝，封建时代之所以会以专制为特征，就在于这个社会有一个权威至上的原则，如果没有对权力的追逐，对权威的崇拜，那么这个社会从思想基础上，就无法实现专制。正是因为权力与权威的存在，才让专制成为可能，而挑战权威，就是对皇帝最大的反抗。试问，如果有人公开挑战康熙皇帝的权威，这位自认为贤明聪慧的康熙大帝会一笑置之吗？
　　但是康熙根本没想到，敢于挑战他这个权威的，居然是自己的太子胤礽。所以，无论太子有什么优秀之处，仅凭挑战皇帝权威这个罪名，康熙就非要废除太子不可。
　　事实上，造成太子挑战康熙权威的原因，就在于康熙过早的立储，而且还是采用汉文化的嫡长子继承制，这在当时清朝上层的政治氛围中，是一种不大有说服力的做法，而康熙自己身体健康，一直在做皇帝，太子一直作为待命人选，又怎能不对康熙心怀不满？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提出过一个独创的概念：偶合家庭。这样的家庭，建立在偶然的基础之上，缺乏精神纽带和共同价值，家庭成员间关系淡漠，离心离德，父不父，母不母，兄不兄，弟不弟，偶合家庭的最终结局，必然是分崩离析。而每当社会发生大动荡时，偶合家庭便会大量兴起，并酿出无数悲剧。
　　对帝王之家来说，或许也可以如法炮制，给以一个定义：豪猪家庭。
　　在寒冷的冬日，豪猪为了取暖而挤作一团，然而，当挤得太近，它们身上的刺把彼此刺痛之时，又会立即散开。散开之后，为了取暖而再次靠近。如是反复，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既可以彼此取暖，又不至于互相扎伤。对于康熙他们一家人来说，这个概念也同样适用。
　　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二子胤礽出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胤礽时难产死亡，年仅二十二岁。康熙和皇后夫妻情深，所以十分伤心，爱屋及乌，对胤礽格外钟爱，将他册立为皇太子。皇太子自从两岁起就养尊处优。他是皇帝之下第一人，是未来的皇帝。在大清王朝里，皇帝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太子就是名正言顺的二把手。这样的身份地位，让太子处于一个不受监督、不受管束的状态。事实上谁敢管他？所有的人都对他心怀恐惧，事事都要让着他，宠着他。他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扭曲的世界。在他看来，除皇帝外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仆，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私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让太子开始盲目地自我膨胀。这种膨胀无处不在，甚至已经在无意之中对皇帝康熙也不放在眼里了。在金钱方面，太子胤礽广收贿赂，私用国库的金钱；在生活方面，他贪得无厌，予取予求；在待人接物方面，他野蛮凶狠，肆恶虐众。
　　但是康熙对太子的这种骄横跋扈没有加以制止，也许是他觉得自己亏欠太子的过多，也许是出于对皇后的思念因而不忍心责骂太子，总之康熙对太子的表现一直处于姑息纵容态度。
　　然而太子的表现却越来越令康熙失望。对于关心爱护他的父皇康熙帝，他也没有表现出些许应有的子对父的回报之情。康熙帝给过他表现的绝佳机会，但他竟然毫无察觉。这只能说明他已经形成了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怪僻的个性。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七岁的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因患病滞留在塞北行宫。他十分想念十七岁的皇太子，于是召其前来行宫。不料从京中赶来的皇太子对病中的父皇毫无关切体恤之情，神态冷漠，形同路人。这使热望中的康熙帝非常失望，康熙帝立即命其回京。康熙帝不知道，皇太子非常厌恶在父皇身边，因为这里没有他所要的个人自由，而且一旦在皇帝这个绝对权威身边，太子的权威自然也被掩盖了，这是太子所不能忍受的。回到他的小天地，他就有了绝对的自由了。管你生病不生病，他只关心自己。
　　这件事，使康熙帝受到了深深的刺激。而且皇太子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留守京师处理政务，一副大权独揽的样子。由于平时太子也分担处理康熙交给他的部分政务和军务，所以，在皇太子册立后的三十三年间，朝廷中自然形成“太子党”，并以此作为太子执政的班底，为太子的私人利益服务。
　　由此，康熙帝才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皇太子，也才逐渐发现了他身上的致命的弱点。但是，对儿子怀有温情的康熙总认为皇太子是可以教育好的。因此，康熙帝采取了打击其党羽以警醒其本人的做法，希望皇太子能够自觉转变。
　　康熙帝觉察到“太子党”的首要人物是索额图。索额图在智擒鳌拜时因立大功，而被封为保和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而皇太子胤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的祖父就是索额图的父亲索尼，所以，康熙算是索额图的侄女婿，而太子和索额图的关系自然更是亲密，太子是索额图的侄孙。康熙帝对索额图非常信任，国家大事都与他商量，但索额图为将来着想，讨好太子，想要成为三朝元老，永葆政治青春。
　　索额图结党勾结皇太子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本来皇子们各有朝臣支持，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索额图和太子私下经常议论国政，密谋大事，甚至还盘算着怎么让太子早日继承皇位，这就是公然对康熙的权威挑衅了。
　　康熙得知之后非常恼怒，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勾结在一起所做的事情，你们背后所说的对寡人不满的言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计划的事情，一旦被曝光，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你心里应该明白，要好自为之！”
　　康熙深感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受到威胁，说：“我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毒药害死，或者被大胆的逆贼谋害，想到这些，我就会日夜警惕，心神不宁。”
　　这句话本来是为了警告太子和索额图的，但“太子党”却把康熙的话当成了软弱与心虚，这可就大大失误了。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世人有目共睹，康熙的手腕和智慧也是少有敌手，怎么可能轻易就认输呢？“太子党”估计错了形势，开始招摇过市，结果康熙下令将索额图处死，同时对太子进行严厉的警告。
　　但皇太子并未因此而收敛，反而更加乖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康熙皇帝意外地发现，太子胤礽居然每天晚上都在自己的帐篷外游荡，窥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似乎要有什么不轨的举动。
　　先是有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张扬跋扈，后是有太子在出巡途中鬼鬼祟祟的行径，加上太子对自己不友好、不孝顺的态度，让康熙皇帝感受到了权威被挑战的危险性。为了避免成为儿子的盘中餐，康熙主动出击，废除皇太子。
　　康熙皇帝不能忍受自己的权威被挑战，也不能忍受挑战自己权威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儿子，在宣布废除太子的时候，他一边宣布自己的旨意，一边痛哭流涕，情绪激动的时候，甚至倒在地上号啕大哭。把旨意宣布完毕之后，他反而是悲伤万分，愤懑不已，甚至六天六夜不安寝食，涕泣不止。
　　也许，太子自己并不愿意做出忤逆不孝的事来，康熙也不想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给予严厉的打击，但是因为他们都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奋斗，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最后胜出，亲情是无法和权威至上的封建原则抗衡的，更何况是在政治核心的皇族。康熙盲目引进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度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第六讲 帝商：权力布局与领导力
　　作为一位少年天子，用几乎完美的手段取得了政权；作为一位关外皇帝，仅仅用了密奏的方式，就控制了关内民族的天下。也是他仅仅树立了几位典型的官员，就扼杀了贪官污吏的蔓延。这一切都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盛世奠定了基础。
　　告密：臣子奴化的开始清朝已经是中国君主时代的尾声了。说是尾声，但并不是草草收尾，而是把君主的权力绝对地强化，把已经快灭亡的封建帝国推向了又一个顶峰。通过把告密行为制度化，清朝的皇帝完成了将大臣奴才化的过程，而康熙皇帝则是打开臣子奴化大门的第一人。
　　懂得历史的人都清楚：一个兴盛王朝的背后，除了要有英明神武的皇帝外，还要有一群个性鲜明的优秀人才。要使这些人忠心耿耿、俯首为臣，并不是件易事，即使身为帝王者亦不能强硬压服。若以强权压服，不是心服，就算留住人，也留不住心，而康熙在这一点上可谓做得精彩绝伦，可见康熙超凡的领导能力。
　　从康熙皇帝对臣子的控制，我亦想到现代社会，任何一家企业的老总都喜欢一支听从指挥的团队，用军队术语说就是：指到哪打到哪！要想有这样的团队，就要有一个向军队一样的纪律，这就是抱团打天下的道理。想要有这样的团队也要讲一定的手段，要让队员害怕的同时也要使其敬仰。这个领导学问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的。
　　首先就要领导属下的精神。传销为何如此的猖獗，屡禁不止？就是有强大的精神诱惑力。就好像士兵相信列宁“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一样。给人一种期待，一种信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拓先驱们不也是凭着一种信仰和一个目标而奋斗成功的吗？这些都不是我等可以做到的。
　　其次要领导他们的物质领域，成为被领导者的衣食父母。还有就是领导人必须具备伟大的领导艺术，就是方法。
　　康熙大帝（请允许我这样称呼）就是这样一个领导者，精神领导有之，驾驭臣子的方法有之。暂且不论物质领域，道理很简单，康熙皇帝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最不缺乏的就是物质基础了。那就从精神领导来说吧。
　　康熙在擒鳌拜之前成立了一个对自己绝对忠诚的近卫军，后来称为善扑营。擒鳌拜之前，康熙问：“你们是畏惧朕，还是畏惧鳌拜？”众少年齐声回答：“只畏惧皇上。”按现在的法律规定，康熙那时还没有成年，也就没有独立行为能力。小小年纪就有这么高的领导权，又能运用自如，后生可畏啊。
　　在抓捕鳌拜成功后，康熙展示了其过人的领导才能。首先，稳定朝臣。鳌拜被擒，朝中正直、不依附鳌拜的大臣，欢欣鼓舞，赞叹皇帝的英明决断；而鳌拜的党徒则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这里自然就需要康熙的智慧了。试想，处理鳌拜的问题处理好了，不管是刚直不阿的老臣，还是胆战心惊的鳌拜的党羽，都会臣服。处事不公则失去拥护自己的人，则会祸起萧墙；过于严厉地惩罚鳌拜,又会让鳌拜的党羽失去希望，难免会狗急跳墙。
　　鳌拜在位之时，党羽众多，有许多是朝中重臣，他们一旦骚动起来，整个朝廷也会不得安生，政局自然不稳。于是，康熙鉴于鳌拜自清太祖以来一直为国家建树功勋，赦免了他的死罪，改为终身监禁；除将九人正法外，其他成员也从宽发落。
　　正因为处理得当，颇得人心，从而巩固了政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赦免了鳌拜的死罪，康熙在无形中也保存了八旗的实力。因为清朝一直有一个惯例：皇帝的近卫军乃八旗军团，皇帝掌握其中的三个旗。康熙与鳌拜博弈的整个过程中，这三个旗中有很多的人参加了鳌拜的集团，所以对鳌拜的处置还牵涉到大部分八旗子弟的生命安全。很多人提心吊胆，却没料到康熙赦免了鳌拜一死，自然在无形中保护了这批人不受株连。八旗子弟中大多数是性情中人，康熙给了自己重生的机会，戴罪立功之心便油然而生。康熙在这件事上的处理很是睿智，虽然失去了一雪心头之恨的大好机会，但却因此赢得了军权的统一，相比之下，胜过几个鳌拜的项上人头。
　　除了得到军权以外，康熙还收回了批红大权，保证了自己在朝的统治权力，也为受鳌拜诬陷、排挤、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恢复了苏克萨哈的爵位、职衔；抚恤了苏纳海、王登联等人；对其他受迫害、冤枉的官员均作了复职、补用的处理。这样，康熙不仅赢得了八旗子弟的拥护，还非常轻松地得到了大臣们的爱戴和追随，朝廷内外纷纷流传着康熙英明决断的颂歌。
　　这样，一个既是“明君”又有军权的皇帝，哪个臣子不五体投地地跟随他？康熙帝从此开始了皇权大统一的过程。
　　但是，任何事物皆有两面性，群臣的赞叹过后，反思接踵而至，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城府，实是让人畏惧。从此，康熙的权力布局拉开了序幕。
　　我辈岂是蓬蒿人——告密制度的创新皇宫的修建将皇帝高高地置于神秘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也将外面的消息封锁在了高墙深院之外。庭院深深深几许，皇帝生活圈子却不仅仅因为高墙深院的存在而非常封闭，他们无法接触民众，更听不到民意。那么，官员会不会隐恶扬善？所以，任何一位有心于宫外世界的皇帝都会需要另一种信得过的消息渠道，于是告密成为一种文化。
　　康熙在亲政后，开始了加强皇权的统一。康熙其实是一个统治欲望极强的人，要不也不会有太子的二重奏了（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康熙在感觉到自己的皇权要被太子所夺取的时候，曾经两次废黜太子）。在重要的地区安插卧底，和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略有相似，秘密监视官员、搜集民风，康熙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康熙给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和一些大吏的特权，就是可以上密奏给他。有专人接管奏折，任何一个大臣没有权力打开奏给皇帝的密奏。古代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简单，但也要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密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对于这些奏折，康熙无论多么繁忙，也会亲自批复的。就在他病重的时候，也是用左手来批复这些奏折的，而且他不打底稿。除了亲自回信，康熙为防止机密外泄，更要求密奏者必须亲笔书写，不可假手于他人。可见它们的机密性有多高了，估计奏折中也不会用真实的名字了，也许还有代号一类的。
　　为了这些奏折的安全，康熙还规定了密奏上报的途径。如果身在今天，我们可以封康熙个侦探行家当当了。当这些密奏到达北京之后，又有专门的人负责呈给皇帝。据现存的《康熙朝朱批谕旨》，最早的密折大约写于康熙三十三年，是苏州织造李煦给康熙的请安折。
　　康熙皇帝喜欢臣子给他报告，包括小报告。他交代宠信的臣子，从官场到民间，有的沒有的，利用秘密管道，经太监转送皇宮。那么，也许有人会问，太监看到机密报告后，会不会泄露给亲密之人呢？不会的。康熙皇帝不是一般的皇帝，他万事亲历亲为，是不会请太监或某位大臣担任秘书，从事读信或回信的工作的。所有呈给他的小报告都装在盒子里，上锁加封。后来呢，朝廷里还专门为此设立了奏事官这个官衔。
　　康熙接到报告后，用朱砂红墨水，亲笔批阅，写上评语（这叫御批，或朱批）。朱批简明扼要，诸如“知道了”、“这些所奏的是”、“览”等，再多也不超过一百字。如果担心密奏保密工作做得不完备，也为了防谍，康熙还会在批语上写道“此折该封”、“折子应实封”之类的。为防万一，一旦有改动痕迹，有拆开过嫌疑的，康熙一概不予作答。态度之谨慎由此可见一斑，这么一来，历史故事里涂改挑拨的事例才不易发生。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如此重要之职，康熙在选择这些有密奏权的情报人员时自然很是慎重。他把自己这些耳目安插到各地，以这种方式扩大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大臣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记得有一次康熙南巡，由太子代理行使皇帝的权力（可见皇帝不在家的时候也要由人代替的，不像电视里讲的是离开皇帝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康熙皇帝就在北京设立了一个耳目，把太子的一举一动，北京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一一向他汇报。正是因为康熙帝是个高频率出访的皇帝，所以才为“太子二重奏”的事埋下了伏笔，也和这些情报人员的工作有关。
　　王鸿绪会把京城发生的大小事情一一上报给康熙，当然也包括太子的言行，还有太子处理朝政的方式方法等。一点一滴的，康熙对太子越来越了解，逐渐发现了太子的劣根性，才上演了一幕废与立的悲剧。此事后面章节将有详细介绍。
　　江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王朝的粮仓，康熙帝也不会小视这里，他安排了强大的耳目于乡间水巷。也许安插时只为防微杜渐，没想到，根据这些情报人员的报告，康熙很快地发现江南科考案的真相，并要求彻底清查。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九日发榜之时，江南的考生们发现，历来出文人的苏州府只上榜十三人，有些文人荟萃的府几乎无人入榜，而扬州盐商子弟却占了大多数(当时的扬州盐商，是国内最富有的商人，但一直为士人看不起)，于是群情大哗。苏州诸生一千多人，制作了五路财神像抬入府学讽刺伦常；也有人把贡院的匾额糊贴成“卖完”二字；还有人贴上“赵子龙一身是胆，左丘明两目无珠”的对联，以指左必蕃、赵晋两主考公然纳贿，录取有私。
　　而两江总督噶礼因事先与左、赵两副监考狼狈为奸，收了盐商的大量贿银，为掩盖罪行，反诬考生们闹事，马上把带领游行的几个人逮捕，想用武力压下去。奉命前往处理此事的吏部尚书张鹏翮因儿子在噶礼处做事而欲盖弥彰。
　　凑巧，江苏新巡抚张伯行也在这时到职，他因为与此案毫无牵连，又想在初上任时提高自己清官的名声，遂决心查个水落石出。之后，张伯行也的确查出了噶礼涉嫌的部分事实，立即上折。噶礼依仗自己是旗人，又是张伯行的上司，便罗织一些罪名，反弹劾张伯行。于是，科场案变成了官场内部正邪斗争的大案。
　　由于噶礼、张伯行互相弹劾，康熙帝一时难辨真伪，就把两人同时解职，仍让张鹏翮等审理此案。张鹏翮此时更大胆包庇噶礼，报告说张伯行对噶礼的弹劾全是假的。康熙帝又命穆和伦、张廷枢两大臣再审，他们也草草地审了一下，论定张鹏翮的结论是正确的。一桩颠倒黑白的冤狱眼看就成立了，幸亏康熙帝心细，知道张伯行素有第一清官的名声，结论必有问题，又命令九卿大臣与司法、审判、监察机构的主管官员再次会审。这次终于查出实情，噶礼被革职，张伯行复任。
　　江南科考案，是康熙朝较为著名的案件，在查案过程中，康熙动用了他安插在江南大街小巷的耳目，促使案件最后水落石出。试想，如果没有这些耳目，他怎么能做出京师会审的决定呢？
　　江南科考案使康熙帝以德折服了江南各界人士，多多少少挽回了大清入关后“留头不留发”给江南学子造成的心理伤害。看来康熙很明白自己的权力分配，用聪明的手法，稳定了还未稳定的人群。
　　在康熙后期，家族统治地位的争夺日益激烈，形成了各个内部的小集团。各级官吏很少据事上奏折，为了得到真实情报，他再次进行了权力的分配。
　　首先康熙想到的是扩大情报人员的队伍，最为有效的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密奏，这就是所谓的一场人民战争，全民皆兵吧。不仅仅参与人的范围要扩大，内容也不能过于单一，他要求各级的耳目把各地的经济情况、刑事案件、天气情况都要报告；甚至其他官员的贤能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也要报告。这些人的报告会完全可信吗？康熙利用的就是官员们的受宠若惊。
　　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露。他在密折中说：“我就是一介儒生，多次得到圣上的恩惠和提拔，但我并没有半点儿功绩可以报效圣上，真是羞愧难当啊。自从十三日卯刻到宫里候旨，接到圣上的御批，并且见御批内有密谕，正好蔡、查两位大人没有到，臣打开仔细地研读，心里万分感激圣上的宠爱，让我惶恐不安。想想臣是如此的不成气候，怎么能得到圣上如此的垂爱，特别感谢皇上的垂爱，破格加以委任，唯有竭尽犬马之劳，才能报答皇上对我的宠爱的万分之一。看到皇上的教诲，臣考虑到如果有半点泄露这件事情，将会对皇上有害处，想到这些，我感动得几乎要哭了，我要时时刻刻记住皇上的旨意，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会吐露半个字，我自会万分小心谨慎，才能报答皇上对我的信任之心。从此以后京城任何事情，只要臣知道，就会随时写奏折呈报圣上。因为接到密旨的事情，特此向皇上请安。”从中可以看出，得到密奏权的臣子是如何感激康熙的信任，又是如何的决心来报效这份信任的。
　　政治就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而君与臣之间的博弈，一方领导者，一方执行者，执行者设法干涉领导者，领导者也试图监控执行者。他们博弈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皇帝是为了皇权，大臣是为了手中已有的和未来将有的权力。就是在控制的相互交换过程中，演绎了众多君臣斗智的好戏。
　　到了康熙朝后期，康熙大量颁发密奏的权力，就会有大量的密奏，其中会有真有假。那么分析事件就更有赖于领导者的智慧了。康熙是个聪明的皇帝，分辨是非的能力也非常人可比。王鸿绪就是他辨别的产物。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情况。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的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利益者，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内容十分广泛。有几个密折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密奏于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定陈汝弼‘案情属实立即斩首’，满大人等都同意这个看法。李振裕说：没有口供就定死罪，大人们应当仔细考虑，而且陈汝弼疫情所报的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我（王鸿绪）又说：不应该隐藏的。满大人就命令司官取来，当众念给众大人们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没有必要录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天本来是昏晕了。因此删去了四个字。
　　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触犯了‘立斩’这条大清律例。议政大人说：那就改了吧。于是改成‘立绞’。科道说：应该按照三法司监候绞吧？所有大人们没有回应的。于是命令陈汝弼和他的家人提供口供，满大人不予收留。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没有取的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他的家人递来，您又不收，怎么能这样呢？……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很重……满大人都害怕惹人怨恨，有话不肯说出。议政大臣们都听舒辂做主裁定罢了……”康熙批语：“这个奏折很好，很像他们所做的事情，我已经明白了。”可见大臣们有了密奏的权利，工作也是非常卖力气的。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马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两个人，不知道何人写信给他们，说皇上在外面说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从此以后臣所写密折，恳请皇上仍然把密封套上，御批‘封’字，以防人偷看泄露之弊……”（康熙批：知道了。）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荦幼子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不久又复发一次，今年在武场中晕一次，以及到了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多一些，然而庆幸的是晕倒后很快就可以苏醒，仍然可以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即可来京……”（康熙批：知道了。）宋荦本为江宁巡抚，新升吏部尚书，办事能干，康熙关心他的健康。
　　有一个密折奏告一个官员有罪充军，解差向他讨赏，每人要银子十两，那官员不给，反被辱骂。一天晚上，那官员忽被人绑缚，所有银两尽被取去。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王鸿绪一样上密折奏闻。
　　康熙利用这种密奏，不仅获得了地方上的信息，而且加强了与地方官员的联系，大家得到了密奏权，说明了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无不感激万分。写密折的人不在官阶，而在同皇帝的关系。康熙皇帝通过密折来了解深宫中难以得知的官箴民情，同时还笼络了一大批心腹官员。雍正就从中受到了启发，这才有后来各种情报机关的建立。
　　从南巡进行的思想统战说开去大清朝出了两位喜欢出游的皇帝，一位是康熙一位就是他的孙子乾隆。乾隆的出游大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好奇心，为了显示龙威。主要在于游乐比较多，也不像电视里讲的是体察民情的那种微服私访，清朝是有规定的，限制各类官员微服私访。康熙出访要求各地接待要以简朴为主，但作为臣子谁又敢如此呢？陈鹏年就是因为简朴了一下，差点儿就失去了头颅。康熙听说他是个清官就免了他的死罪。要招待皇帝，还要打点皇帝身边的人，那需要多少银子啊！大臣们会出？当然不会，而且当时的俸禄那么少，全是老百姓的钱，这个“下基层”差不多吃的喝的拿的都是老百姓的。康熙英明之处就在于明文要求各地接待要以简朴为主。
　　康熙六下江南，除了视察水务，体察民情，赈济灾民外，最主要的就是办两件事情：安抚江南人士对清朝的不满；康熙利用南巡的机会，考察当地官吏也是重要目的之一。当地有情报人员也要考察一下，也要慰问一下，同时也是对那些情报人员的调查和接见的过程，这也使得这些情报人员更加忠心于他。看来国家领导人是不轻易出行的，定有大事才会劳累一下。同时也要印证各地的官吏们所上奏的折子是否属实，召开座谈会等。这样怎么会有官员敢欺骗皇帝，乱上奏折呢？同时康熙帝也要再物色一些情报人员，这些都是他亲历亲为的。康熙这么忙肯定就没有时间游玩了，即使是游玩也是抱有一定的目的。
　　康熙每次出访都会看望告老还乡的老臣，也要拜访当地的文人雅士，甚至也看望被自己处罚了的官员。这些皆为密谈，别人是不允许在场的，包括太子。密谈期间，他们主要谈论的也就是民风、民情，还有就是关于当地官员的清廉问题。这些老臣和学士们看见皇帝来了肯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试想谁还敢在这个皇帝经常来的地方胡作非为？官员更加忠诚和廉洁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没有什么上访的人群，那也就国泰民安了。
　　江南是人才荟萃之地，满族入关后，清军南下，其“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高压策略，激发了江南各界的抗清斗争。江南又是个文化集中地，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统治者要想管理思想者，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康熙首先在江南开科举，稳定大部分人，要他们去争取“黄金屋”、“颜如玉”；征隐逸，就是学古访名人隐居者，这招很是灵验；特设博学鸿儒科，开设了修书馆，使人心逐步安定了下来。
　　而且为了迎合汉族人的心理，康熙有机会就要去拜孔庙，向名士的纪念地题词，给自己戴上“崇儒重道”的光环。在第二次南巡时，还在杭州跪拜了禹陵，并出资重修禹陵。以上的种种举动，表现了对汉族传统文化和文明的认同，也赢得了不少人心。同时也在各地拜访明朝的老臣，对他们关怀备至，逐渐地赢得了一些反清明士的心，化解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收拢了人心，也就平定了江南，满汉是一家的理念日渐扎根于人心，为康乾盛世奠定了民族基础。
　　在稳定江南的策略上，康熙用的手法是和前朝不一样的，他以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了江南的才子们，以廉政的措施征服了百姓，可谓道行之高是无人可敌的。
　　要想让一个国家安定、团结仅有法制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密奏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康熙实行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那就是他想从思想上控制子民。康熙的学识是众人周知的，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民族要从思想上统治大汉民族，是很难的，尽管在文化修养上你豪不逊色。所以康熙皇帝想到了用汉文化来统治汉族，儒家学派的思想完完全全地符合了他的想法，所以不论是科举也好，还是寻隐者也罢，他都遵循着一个标准，就是抬高儒子的地位。虽说没有“独尊儒术”，但却将儒家文化置于中心。
　　很多的儒生包括百姓，在物质的引诱下，开始放弃了反叛，走上了科考之路。在大的环境熏陶下，人们开始稳定下来。这种方法是在不知不觉中将心怀汉家王朝的文人笼络在自己的统治下，既然你要考我的官，你必然要服从我的管理了，道理就是这样的简单。康熙的思想统治也就成功了。
　　对于那些外来文化，康熙本着服从我，加以应用，反之，清除出局的态度。康熙对于思想钳制是非常重视的。
　　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皇明令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的政令习俗，并于次年派使节多罗到达北京传达教皇“教谕”。这个使者不知天高地厚，竟在康熙皇帝面前指手划脚，要挟康熙立即下令在华的天主教徒遵守教皇“禁约”，禁止教士在中国参加祭祖祀孔的活动。
　　曾几何时谁人敢这样和康熙说话，中国的皇帝从来是凭一时高兴行事的，他们可以忽而尊佛、忽而崇道，乃至相信方术巫医之类，为什么非要为舶来品——耶稣圣母而生气？况且“祭祖祀孔”乃中国的礼节，与你们欧洲人有什么关系，怎么就管到我头上来了！罗马使节的要求被拒绝，并当场加上足镣手铐押解到澳门关起来(这个使者最后死在澳门的牢狱之内)。
　　康熙余怒未息，紧接着下令只允许那些安安分分在中国传教的教士领“传教印票”，神父们凭票传教，否则一律遣返回国。这些举措明显是在打压外来的思想教派，最后达到驱逐出境的目的。
　　可那位教皇还是没有明白过来，在中国到底是听谁的，仿佛存心要断送教会在中国的发展。1715年，教皇又颁布“禁约”教谕，在1720年再次派使节嘉东来到北京，还要求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徒祭祖祀孔。康熙这下忍无可忍了，决定禁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传教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康熙不但中止了西方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同时也中止了东西方文化科技和经济交流。这一中断就是一百余年。这可不是平常的一百年，工业革命此时正在欧洲盛起，工业革命成果也就被禁令禁于国门之外了。这对中国现在而讲是吃大亏了，这个结果持续了几个世纪。
　　康熙对任何危害他皇权统治的事情，是十分重视的，在区区一个礼节上就这样叫真，如果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过来抢他的政权，那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但康熙这样完全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康熙对文化的统治，也就将整个大清的脑子清洗了一遍。同时也提升了自己作为皇帝的威望。
　　在内部皇权统一过程中，康熙帝对一些威胁到他皇位的人，也开始了奴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要让一些拥兵自重的人，听从自己的话，那是谈何容易啊！那也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杀！用武力去征服、去奴化他们，康熙显示了他的威武、刚强的一面。
　　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康熙仅仅二十岁，当时大家对撤藩意见是：应该慎重，等待时机。那时候康熙年轻气盛，又刚刚得到政权，不是刚愎自用，也是急于使自己得到的政权稳定。结果这场战争整整持续了八年。但康熙稳固皇权的决心是有目共睹的。收复台湾、三征噶尔丹、外驱沙俄，康熙显示了武力统一天下的本事，同时在这几次战争中康熙采用招抚、武力并用的手腕，也是让人称绝的。同时也让天下人知道，康熙是能文能武的，他的江山是很难动摇的。这也和军事演习有同样的效果。
　　康熙帝以文治武功著称于天下，文有文的方法，武有武的方式，可谓大清王朝文臣武将的表率了。
　　油水理论：惩贪还是养廉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但结果却是防不胜防。
　　君臣之间的博弈，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能达成一致，到达最佳平衡状态的，而是要经过一个反复的过程，才能最终稳定下来。清朝围绕着官员的贪污问题，就进行了将近一百多年的君臣博弈，博弈的一方，是想要让自己生活好起来但收入太低的官员，而另一方，就是想让官员恪尽职守、奉公守法的皇帝。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工资制度，官吏的俸禄也定得非常低。一个一品大员一年才180两银子的工资，只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糊口都困难。不仅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频繁，国家的军费开支浩大，朝廷还不断要“减俸”，地方存留的公费也一律上交，上级部门还以各种名义向下级摊派甚至直截了当要下面“设法”，以致各级行政机构连办公费都没有。
　　奢侈的生活加上衙门办公的费用，使各级官员和衙门都纷纷开辟财源。管盐的吃官盐与私盐的差价，管税的吃银子的火耗，管水的每年在水利工程上刮一层油。至于带兵的，更有“穷文富武”佐证他们的富裕程度。
　　文官，武官，京官，外官，都是变着法地多捞钱。文官是吃“陋规”，也就是说，他们截留本该上缴的赋税收入，或是千方百计向百姓搜刮，“耗羡”就是主要的一种。所谓“耗羡”（或称“火耗”）本来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如粮食在收缴、存放、贮运等过程中会有损耗，银子在熔铸时也会有少量的损失，所以允许地方官在征收时每两加征一二分（2%~3%）作为对合理损耗的正常补贴。按惯例，这项收入也不是都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而是要分成不同份额，馈送各级官吏。这些钱固然有一部分用于官府的开支，但多数却成了官员们的额外收入。
　　武官则是吃“空额”。武官总是多报军队人数，或是在招募时低于国家规定招募的人数，于是这些“幽灵人口”的军饷，武官们便可据为己有。
　　天高皇帝远，外官可以大搞小动作，至于京官又如何敛财呢？京官的钱都是外官送的。外官进京，总是要到京官的府邸拜访，少不了孝敬，这种孝敬被称为“冰炭敬”。
　　夏天炎热，外官要送些冰进京给京官消暑；冬天严寒，就要送炭以驱寒，所以称做“冰炭敬”。但肯定的是哪个官员也不会拉着冰和炭登门造访，都会折合成银两送进京官的口袋。另外，为得到京官的庇护，任官礼，升年礼，节礼，寿礼等成了定规定制。雍正年间，山东巡抚黄炳每年收规礼，其中包括节寿礼，钱粮规礼，粮道规礼等等，可谓名目繁多。
　　清朝自入关以来，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皇帝顺治都将惩贪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从法律、行政、监察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防范、严惩官吏侵贪的措施。
　　到清代康熙时，精于治道的皇帝政治宽仁，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育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节操清廉，最为紧要”，若“廉耻之道已亏，岂能修举职业、克副任使”？他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密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康熙从没有大张旗鼓地说过：我要从今天起开始查处贪官污吏，我从现在起奖励为官清廉的。而是通过一贯的行动告诉人们，他是惩贪还是养廉，实际上他是两者并行的。
　　他第六次南巡时，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荐清廉。当江宁按察使张伯行随督抚大员入见时，康熙即兴说：“到江南，即知尔为清官，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主，否则笑朕不知人。”这场景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其选求清官的诚意。
　　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加意保护，甚至加以特殊眷顾。如“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级，仍奉旨留任原官。看来康熙对人看得还是十分清楚的，对事也特清楚，知道廉贪如同水火。康熙曾说：“清官不累民……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康熙不仅保护了廉吏，也给廉吏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康熙还曾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如于成龙病逝时，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加赐太子太保，谥清端，降旨地方修建祠堂，并御书“高行清粹”四字和楹联赐其后人。康熙没有说他要养廉却在行动上证明了一切。当时有官员上奏禁止百姓为清官树立德政碑，康熙不以为然。他说：“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优，纵欲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迹昭著，虽强令立碑，后必毁坏。”他认为百姓的感恩戴德是对清官的鼓励和回报：“尔等做官以清廉为第一。做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
　　康熙尚德、兴廉的吏治思想和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养廉的一面旗帜。其时有操守品望的官吏不少：张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钱”，并严禁属员馈送；名臣于成龙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陈瑸官至巡抚，平时却不舍得吃肉，“其清苦为人情所万不能堪”，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当时以清廉著称的还有张鹏翮、施世纶、蔡世远、陈鹏年、郭琇、彭鹏等。清官多了，百姓的怨言就少了，生事的也就少了，那天下也就太平了。其实康熙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天下太平。
　　在清朝为官的俸禄并不多，仅够解决温饱问题，官吏们大多没有达到小康的水平。所以解决廉政的问题就要解决官员的肚子问题，康熙对清官的奖赏也体现了他的决心，同时也提高了为官清廉者的积极性。
　　先说彭鹏，福建莆田人，幼年聪慧，乡试中举。“三藩之乱”起时，他装疯不从。平定“三藩”之后，任三河县知县。三河在京东，旗民杂处，号称难治。有人冒称自己是给皇帝放鹰的，到县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彭鹏经过侦访，查明其真实身份，逮捕并鞭刑严惩。有人偷盗，彭鹏闻警，立即佩刀乘马，急疾追捕。
　　康熙帝巡视京畿，知道彭鹏清廉，在接见他时，赐给他内库金三百，并说：“知道你清正，不接受百姓的钱，这些钱给你养廉！”后调升彭鹏为科道。他受命到陕西、山西、河南了解民情、赈济灾荒。他疏报：泾阳知县刘桂克扣籽粒，猗氏知县李澍杖杀灾民，磁州知州滥派运费，南阳知县暧昧分肥等。诏三省巡抚察审，奏报没有查实。在当时，当事人因受到关系网的保护，要核实一个贪污案件，是十分困难的。康熙帝又派他做顺天府尹，彭鹏弹劾顺天乡试举人李仙湄的考卷墨迹删改过多，考官徐倬、彭殿元徇私欺蒙，疏语中说：“臣如妄言，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九卿等召开会议，认为他语言不敬，应当罢官。康熙帝命考官徐倬、彭殿元退休，而对彭鹏不问。彭鹏为官，拒馈赠，清操守，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
　　康熙朝清官众多，有廉吏必然会有贪污的。康熙对待贪污的官吏的办法不是很多，但从不手软。康熙在经济治国、理财治税方面也是位行家。康熙在繁荣经济，改革税制的同时，奖励清正廉洁，惩罚贪污受贿，对税收征管中贪污舞弊的官员处罚极严，从不手软。
　　四川官员卡永式在征收国家税收时，每征收二百两白银自己私自加收十二两白银，除贿赂给自己顶头上司——四川巡抚能泰二万余两白银外，其余的白银两万余两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卡永式按大清律法本应是处死，但因其不久病死故未能追究。是不是真的病死已经不得而知了，可四川巡抚能泰没有死啊，所以他因受贿被处死了。
　　山西太原知府赵凤诏，私自设立税种名目，强行征收并且据为己有近二十万两，也被处死。山西新任巡抚倭伦包庇下属官员亏空国家金库，将国家税收占为自己所有，被降职三级，如果他也参与估计也是个死罪。
　　蒙古噶尔丹叛乱，康熙决定在甘肃安西桥湾修建一座坚固的城池，以加强西部边疆军事防御。没想到督造城池的程金山父子三人将所拨金银大多据为己有，只用余款草草修了一座比规划小得多的城池交差。康熙得知内情，龙颜大怒，降旨处死程金山父子三人，并明令“废物”利用，用他们的头盖骨和剥下的人皮制成人头碗与人皮鼓。官员贪污受贿在康熙眼里只有杀，很少有免死的。在康熙眼里，即使贪污得再少也是贪污。
　　有一件名人偷税一两白银被康熙处罚的事情。当时曾进京赶考，金榜题名的昆山市叶方蔼是当朝著名的文人名士。经税务衙门检查，查出其欠缴国家税收一两白银，叶某认为所欠国家税收只有一两白银，微不足道，便写信给康熙请求宽大处理，免除责任。然而，康熙不徇私情，按照当时律法规定撤销其功名，并予以惩处。可见康熙对贪污者，是何等的痛恨了。敢有人犯，就要将他法办。
　　康熙能取得天下，也是因为他对律法的维护严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山西巡抚温保、布政使甘度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盘剥百姓，导致“蒲州百姓皆逃入山中”，聚众反抗。康熙皇帝委派倭伦前往招抚逃民，并且对倭伦说：“蒲州之民如不肯降，即押温保、甘度至彼处立斩，如此贪官，若不诛戮何以服众?”
　　据《清圣祖实录》统计：康熙朝内知府以上官员因贪污罪被流放和处死刑者达15人之多(其中被处死者10人)，可见康熙对贪污的官吏是深恶痛绝的。
　　康熙在维护家族利益上是惩贪和养廉并行的。他坚决维护良好的官场秩序，有错就要纠，有廉就要扬。他让官吏们看到了自己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赢得皇帝的信任，也知道自己做错的后果是什么，这无异于给官吏确立了一个准则——惩贪养廉。
　　但是康熙却没有意识到低俸禄的弊病，没有在惩贪的同时解决官员的合理待遇问题。所以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为典型的几位清官也并非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允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并且放宽了对贪污大案的处理。如此一来，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
　　清官品牌代言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官对于很多封建官吏来说无异于最好的敛财手段。当这种判断成为社会风气后，做清官便非常艰难，但是百姓呼唤清官，所以精明的统治者自然也要迎合百姓的需要，发现清官、宣传清官、保护清官、重奖清官。
　　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康熙大力表彰清官，清代负有名望的清官廉吏多出于此时。正如顺治帝所写的“正大光明”一样，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他之所以能开一代盛世，正是由于他极为重视廉政建设。康熙对做官的问题十分重视，深知官吏的优劣关系到皇朝的安危。面对朝中要臣贪者居多的情况，他一面打击，一面扶持清官，用奖廉惩贪的方法，树立官吏的良好风气，从而源清则流洁。
　　而且康熙也挖掘和培养了一批清官，并且拿他们作为榜样，来标榜官员，来考察官吏，这就是标杆的作用。康熙亲手树过许多廉政典型。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更为巧合的是康熙朝有两位于成龙，他们都很清廉，人称“老小于成龙”。老于成龙，字北溟，清山西永宁州（今方山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终年67岁，谥“清端”。
　　老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他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他提倡“治乱世，用重典”，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人格境界也随之攀高。他幼读诗书，读出这么个道理：“经史子集千本万卷，无非仁义礼智四字；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理良心四字。”因此，他所信仰的，决不是皇恩浩荡，而是天理良心。他用了一生来实践了这几个字。
　　1661年，老于成龙到广西罗城当县太爷，年已四十五岁。罗城当时是一个深山小城，前两任知县都死在当地恶劣的气候之下。人们认为这个地方是死地。于成龙到了县里，发现这里比想象的还要恶劣，战争造成这里城镇和荒郊一样，人们都纷纷逃往外地。就连办公的县衙只有茅屋三间。面对困难，于成龙没有退缩，“插棘为门”，办公桌用土垒起来，就在这里接待百姓。他通过走访、暗查得知这里百姓的疾苦，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治安上去了，他又约会乡民练兵，大造声势，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西乡贼不得不讲和，抢掳男女尽行送还。于成龙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
　　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他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他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境内几个大姓仗势违法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于县长几乎什么事都要亲历亲为，使得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1667年，于成龙任满，任罗城县令七年，总共上交赋税八九两银子，新上任的广西布政使开始还怀疑于成龙贪污。在知道了他的清廉与才干之后，就保举他做当地的“卓异”，改任四川合州刺史。消息传出，罗城人民哭送几十里，有一位眇目（盲了一只眼睛）的人要求送他到合州，说：“怕你路费不够，我用相命看风水的钱助尔!”而当地的百姓更是挡住他的去路，目送他离去的时候还大喊：“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这句话很难翻译成白话文，如果按照意思来解释，那就是：“你走了，我们的天塌了，以后可怎么办啊？”诚然，百姓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清官，怎么舍得让他离去呢？可怜百姓们心中的愿望，只是自己的父母官是清官而已。可是他们不知道清正廉洁正是做官的本分！而皇帝正是利用了百姓的这一心理，发现清官，树立样板，给百姓以希望。
　　罗城终于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于成龙抱着“为民兴利除弊”的宗旨，过着清贫的生活。老百姓见这位县官生活清苦，便主动奉送些土特产来，于成龙一概谢绝道：“我一个人无需这些东西，你们拿回去孝敬父母，如同我受。”可见于成龙的爱民如子。
　　由于于成龙干出了政绩，康熙六年，被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相当我们现在的市级领导。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于知州严格规定了只要已经占了地的，后来的不许争议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在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任同知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老先生不怕掉脑袋，以“微行”的方式，扮成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他上任之后，解决了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申”的歌谣。
　　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有记载，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于中丞》一章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持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札”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
　　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本人及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这就是清官的巨大效应。我们可以试想，派去一个贪官的话恐怕结果正好相反！
　　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定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指挥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于成龙首任罗城，是他清正廉洁的开始。此后，他一路做官，一路清廉。我们从百姓对他的称谓也可以感受到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在合州任上其长子廷冀前来探望，临别时于成龙没有什么相送，只有一只鸭子分与儿子一半，从此他便被称为“于半鸭”。当然，合州人民还称他为“于青天”。后来到了黄州任上，于成龙以糠粥为食，又被叫做“于糠粥”。1682年，他任两江总督，工作到深夜饥饿的时候想煮碗稀饭，米罐却常是空的，此事传出去之后，人们又叫他“无米总督”。
　　从这些生动而诙谐的称呼里，可以看出百姓对他的信任和爱戴，也可看出他在担任地方官时的清廉。
　　于成龙的廉名一次次传入康熙耳中，于是又被提拔为福建按察使。一年后又被提拔为直隶巡抚，成了封疆大吏。他在巡抚任内，又是廉声斐然。这回康熙对这位廉官给了个经济上的奖励：“知其家什凉薄，特赐白银一千两，朕亲乘马一匹，以示鼓励。”康熙当时能想到高薪养廉的问题，实有先见之明。
　　奖励之后，康熙还觉得树典型的力度不够，不过数月，再下旨提拔于成龙为两江总督。两江地区即现在的江南一带，是中国的首富之地，因而两江总督向来被认为是个肥缺，称“天下第一督”。康熙认为，越是肥差，越要派廉官去坐，才能坐肥地而不沾油。
　　康熙的确没有看错人。从上任上就可以看出这位总督是怎样的：他和小儿子自带盘缠，赶了一辆马车，沿途自找旅馆，不通知州县官员接待。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廉政规定或纪检文件，于成龙做官有自己的原则：他一是拒绝参加为他接风的宴会，坚决不用公款吃喝；二是拒住用公款为他新装修的豪宅；三是颁布兴利除弊条约，他在此中宣布：“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四是严禁各级官吏在正赋之外乱加摊派，加重农民负担；五是禁止奢靡逸游，也就是不准去高档地方消费。为开俭朴之风，这位大总督以身作则，每日只食用粗米、青菜，为此得了个“于青菜”的雅号，虽是有点玩笑的意味，却说明于成龙的廉洁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他的几个儿子虽身为高官之子，也很为他父亲争气，秉承父风，粗茶淡饭，冬天穿粗布棉衣，从不衣貂着裘，于成龙这么廉洁估计也没有。由于于成龙的廉洁自律，江南“望风改操”，形成廉洁官风；江南民间也纷纷效仿，富足人家“相率易布衣”，社会风气大为改观。
　　于成龙当了那么大的官，死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瓦罐中粗米数斛，盐豉数器。他去世的消息传出，百姓无不痛哭，商店也纷纷关门歇业，他出殡的那天，江宁数万人步行20公里在江边痛哭。这很有些像今天的孔繁森，值得我们去学习。其实，姑且撇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环境不谈，清官之风，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应该效仿的。康熙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悲痛，赐谥“清端”，并给予于成龙厚葬。康熙在抓住于成龙这个典型时，号召各级官员向他学习。这是康熙帝时最赋有盛名的一位清官，也是康熙养廉形象的代言人之一。
　　说到老于成龙，就不能不提小于成龙。小于成龙，字振甲，号如山，是汉军镶黄旗人。他被授知县的官后，在老于成龙的推荐下才做的江宁知府。由于在位期间廉洁奉公，很受康熙的赏识，升职为直隶巡抚，由于他的尽职尽责，政绩比较突出，被康熙授为太子太保。后来在治理河务上犯了错误，给削了太子太保职，也被调了职。但后来知道自己错了，知错就改，更加勤奋地工作，最后升职为河务总督，也是个肥差。虽然这位小于成龙不熟悉怎么治理水务，但廉洁奉公，也得到康熙的表扬。后来死于任上的小于成龙，被康熙谥为“襄勤”，赐祭葬。
　　这两位清官，把康熙的养廉的大旗挥舞得虎虎生风。也让那些有点儿想法的官吏不敢妄自行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康熙王朝的廉吏越来越多。
　　陈滨也是廉官中的一员。他居官清廉，政绩显著。常对人说：“贪不在多，一二非分钱，便如千百万。”后来，他调往台湾，巡抚湖南、福建。为官二十余载，独身在外，没有携带过家眷。儿子想去探望他，竟没有路费。在衙门里，他吃的是瓜果蔬菜，安于清贫，终生不变，受到百姓称赞，康熙皇帝称他为“苦行老僧”。
　　这些都是康熙大为表扬的廉吏，也使得他们家喻户晓。从而也使天下为官者，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这也就达到了康熙的目的，天下的官都是清官了，那天下的百姓也就幸福了，那他的天下也就安泰了。
 第七讲 君臣博弈：动态中的平衡
　　中国封建文化从本质上说是权力文化。皇位是宝座，它把人变成神；皇位又是魔椅，它把人变成鬼。为了皇位上的权力，曾酿成了无数悲剧，也因此使之成为最敏感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有流血的，有不流血的，也有的甚至引起国家大乱，政权覆亡。因此如何掌控好权力，是每个帝王都关心的问题。
　　政治中的太极思维和方法在儒家的经典里，其实有很多处世的重要意见，我们可以借鉴，尤其是身居高位，必须善于利用手里的政治资源。康熙高明之处也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他由一个幼主演变成一位明主的过程，也是利用所有的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
　　借势而行，乘势而上《易经》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主脉络之一，从《易经》中衍生的各种文化流派及现象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姿多彩的文化画卷。太极图就是《易经》的衍生物，两个阴阳鱼彼此首尾相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的玄奥玄机引得无数人去钻研。不同的人研究就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其实，太极图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一股周旋的力量，借力打力，生生不息。
　　太极是一门“借”的哲学。怎么引导别人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怎么引导有害的力量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变有害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太极告诉我们借力的重要性，人和周围的环境彼此依存又彼此斗争，如何转动这个圈子，使之大大裨益于自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借力打力，因势利导，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索额图、明珠同是康熙帝的左膀右臂，他们都在协助康熙帝巩固清朝政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所属两派之间展开了无穷无尽的争斗，消耗着国家的政治资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警觉。矛盾初见端倪之时，康熙采取暂时不予理睬的策略，对两党的争斗采取观望和引导的态度，让他们彼此牵制，互为掣肘，为我所用，和明珠、索额图之间打起了太极拳。可惜，明珠和索额图都不能及时悔悟，导致积重难返，覆水难收。康熙很想有个和睦的“家庭”，但一山难容二虎，而且康熙帝也决不会养虎为患。
　　索额图很早就是康熙帝的亲信，因他在策划擒拿鳌拜、清除鳌拜势力时立下了战功，为康熙帝的政权大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康熙皇帝把他由一等侍卫提升至大学士，后改任领侍卫内大臣，成为当时清朝大臣中最重要的实力派，直至发展成了“太子党”的头目。
　　明珠系皇长子胤褆的亲舅舅，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后来也成为一品大员，与索额图同秉朝政。明珠在讨论“撤藩”一事时，力排众议，主张“撤藩”，与康熙帝的本意相吻合，深受康熙皇帝的欣赏。开启了自己仕途的光明大路。
　　明珠跨入政坛的中枢位置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帮助皇长子胤褆拉拢大学士余国柱等重臣，积极发展“长子党”的势力，成为“长子党”的核心人物。而两位大臣的成功，在于一定的时期符合了康熙的想法和做法，实事造就了两位重臣。
　　很快，“长子党”与“太子党”的冲突就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康熙帝察觉到事态如果不加以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下令拘禁了索额图，宣布“索额图为本朝第一罪人”。不久又因明珠卖官纳贿的罪行，革去了明珠的“大学士”职务。明珠和索额图先后锒铛入狱。
　　在索额图和明珠的党争中，康熙是最大的赢家。“长子党”和“太子党”的斗争无休无止，彼此之间互套枷锁，最后导致积重难返，殊途同归。这段历史表现了康熙皇帝的高明的太极功夫。对于索额图和明珠的党派之争，初始时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渐渐察觉到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便加以引导，让其彼此掣肘，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临界，最后康熙感到他们之间的党争再这样下去，会危害自身的统治和国家的利益，便出手制止，平息这场内耗，而两位重臣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当索额图和明珠的党争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时，对于朝廷和政事来讲是有利的。双方都会彼此顾忌，都会有所收敛，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壮大帮派，为所欲为。康熙皇帝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和他们打太极，借力打力，因势利导，最终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如果不这样，任党争愈演愈烈，恐怕就会危害康熙的统治利益，于国于民都是不好交待的。康熙最怕的就是大臣们结党营私，了解康熙的两位大臣，怎么就没有摸透皇帝主子的心理，竟然做了傻事呢？
　　借势而行，乘势而上，借力打力，因势利导，不是容易做到的，关键要有敏锐的思维。无论是借势还是乘势，最终的目的无外乎一个就是胜利。把劣势转化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使事情朝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但对事态的控制力，要很好地把握，如果控制不好这个力度，也会造成混乱的局面。康熙帝的“太极功”打得很不错，制止了两党的争斗，也让康熙更清楚地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
　　剿抚并用，底定海疆康熙对臣子打太极，对平定内乱使用剿抚并用，康熙在“三藩之乱”中使用这个方法，给自己赢得了战争的时间，吃到甜头后，康熙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把剿抚之功并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剿抚并用，底定海疆”，这是康熙帝收复台湾统一全国的方针和决心。剿，就是用武力解决武力的对抗；抚，就是招降。“剿抚并用”，就是军事与政治两种手段都要运用，这是十分常见的政治方针。“底定海疆”，充分表现了康熙帝收复台湾的决心。这决心非常重要，不能犹疑，不可摇摆，只有下定决心，才能断然采取有力措施，实现预定的目的。有了目标，有了方案，那就等着执行了，也就是等待成功的过程了。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英勇驱逐荷兰侵略者、使台湾回归中国版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台湾逝世，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和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争相自立嗣位，政局比较混乱。清廷获悉这一情况后，就派员到厦门与郑经谈判，希望能说服他归顺清廷。郑经表面上敷衍清廷的代表，暗地里却带兵进台，平定了内乱，稳定了局面，然后就拒绝了清廷的招抚。清廷见招抚不成，就在第二年十月攻占了厦门、金门、铜山（东山岛）等地。郑氏在大陆沿海的主要岛屿都被清军占领，郑经的部队退到台湾和澎湖。
　　经过两年半，到了康熙三年十一月，清廷派水师进攻台湾，不料半途遇到风暴，被迫回师。次年五月，清军再度出征，又在澎湖附近遇到狂风暴雨，许多船只被摧毁，无奈又只得返回。清廷见两次渡海东征都无功而返，只好又改用和平招抚手段。
　　康熙六年，清廷派人入台谈判，并携带了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及郑经舅母的信件，劝说郑经归顺清廷。当时开出的条件是，如果郑经愿意归顺，则册封他为“八闽王”，并让他管辖沿海诸岛。孰料郑经还是一口拒绝。
　　两年之后，康熙亲政了。他派刑部尚书明珠、吏部侍郎蔡毓荣去与郑氏谈判。谈判中，郑经提出只要能像朝鲜一样不削发，便可以称臣纳贡。清廷只允许郑经“藩封、世守台湾”，但坚持一定要削发，认为不削发就不能表现归顺的诚意。由于在削发问题上互不妥协，这次招抚谈判又失败了。
　　又经过八年，康熙十六年四月，清廷再派人到厦门与郑氏谈判，谈来谈去，仍然因为郑经不愿削发而达不成协议。到了康熙二十一年，福建总督姚启圣派副将黄朝用赴台谈判。此时郑经的态度已经软化，同意奉大清为正朔，接受大清的爵位，但在削发问题上仍有保留，提出如需过海接诏者就削发，而在台湾者就免了。对此，康熙当然不接受，并严厉斥责郑经。在康熙看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跟朝鲜等国家相比，削不削发是归不归顺的标志，决不能含糊。谈判又告吹了。
　　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康熙帝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连续下了两道“谕旨”。第二道“谕旨”显然比第一道“谕旨”更为具体，更为有力，更为大胆。他大胆启用了海上投诚过来的施琅，给以进军台湾的专征和军事大权，调开了反对向台湾进军的万正色、诺迈等人。实践证明，他对施琅的信任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命令绿旗舟师，即汉族兵员组成的船队，去进攻以汉族人为主的郑氏集团，运用得也很成功。在收复台湾时，康熙也开始效仿先朝所用“以汉治汉”的政策方针。
　　康熙帝之所以敢于大胆启用投诚降将施琅，及汉族兵员组成的绿旗舟师，是由于民族统一，高于民族之间的分歧，康熙对大的目标和小的结果控制得很有水平。康熙帝审时度势，一举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在于决策正确，方法无误，用人得当。
　　康熙看到和谈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决定要武力收复台湾。康熙二十二年，郑经病逝。幼主新立，台湾政局不稳，人心浮动。康熙抓住这个机会，命令施琅于六月十四日率领官兵二万多人，战船二百多艘，从铜山出发，向台湾发动进攻。经过七天七夜的浴血奋战，清军大获全胜。在对峙两个月后，郑氏正式向清朝投降，台湾又回归中国。
　　清王朝从康熙元年第一次派员和郑经谈判，到最后武力克台，前后共经历了二十二年。第一次谈判时，清军入关才十八年，百废待兴，国力未盛，所以只能强调台湾问题要和平解决，给予郑氏宽厚的条件，几乎把台湾当成了一个藩属国。康熙亲政后，也多次进行谈判，终因郑氏缺乏诚意，拒不削发而失败。但这时国内局势逐渐稳定，国力不断增强，他于是看准时机，果断地使用武力，一举攻克台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的雄才大略，他不愧为“千古一帝”。
　　值得一提的还有，康熙帝准备武力进攻台湾之际，被郑成功打败赶出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也想插手进来，美其名曰“国际帮助”，要求一同配合进攻台湾，被康熙拒绝。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允许外国染指。那时的康熙已经具备了不许他国干涉我国内政的决心，虽然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康熙帝通过与各个对手的斗争，终于使自己的皇权得到了加强；通过对各个地方配置的优化，也使后来的康熙政权更加稳固。
　　龙颜无情，天威难犯在古代，金榜提名，那是光宗耀祖、几代风光之事。但陪伴在一个拥有生杀大权的人身边，要想全身而退谈何容易，龙颜无情、天威难犯，总而言之，伴君如伴虎，做官是可以引来杀身大祸的工作。康熙帝也不例外。作为天子，就要有威严，这些威和严从什么地方来？在很多情况下，从对事对人的做法而来。一旦触怒龙颜，就有杀身之祸，不小心也会招来灭门之灾。
　　先说为康熙立过无数功勋、颇得康熙欣赏的索额图。索额图，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出生年代推算当在崇德元年前后，生于盛京（沈阳）。他生活在满族贵族夺取全国政权、进而统一全国的时期，即为满族从马上得天下，转变为统治天下的时期。
　　索额图先世原隶哈达部。明万历二十八年，努尔哈赤灭哈达，他的祖父硕色、叔祖希福携带家口归附。努尔哈赤获悉硕色、希福兼通满、蒙、汉文字，命同值文馆，赐号“巴克什”，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意思，并多次被派遣出使蒙古诸部。
　　崇德元年，希福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进二等甲喇章京（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亡于顺治九年十一月，赠太保，谥文简。索额图之父索尼在天命年间为一等侍卫，其后屡立战功。天聪五年（1631年）升任吏部启心郎。崇德八年，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皇太极病逝的时候，他因为拥立皇子福临继位，成为维护八旗内部稳定局面的重要人物。顺治八年，累进为世袭一等伯，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顺治帝曾褒奖他“克尽忠义，以定国乱，诚为荩臣”。
　　顺治十八年，福临病逝，新君玄烨即位，也就是康熙。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为辅政大臣，又授世袭一等公。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谥文忠。索尼的长子噶布喇曾任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四年，太皇太后挑其第二个女儿，册立为皇后。康熙十三年，皇后生皇二子胤礽后不久便去世，谥称孝诚仁皇后。次年，胤礽被立为皇太子。索尼的第五子心裕“尚公主，遭遇之隆，古今罕见”，先袭一等伯，后又世袭一等公，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六子法保袭一等公。可见索额图的家族先辈们都是朝中的要臣，可以说索家是大清朝根正苗红的政治家族。他正是以其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而跻身于朝廷。
　　索额图初为侍卫，康熙七年，任吏部右侍郎。康熙八年五月，辞去侍郎职务，任一等侍卫。当时，身为四辅臣之一的鳌拜，广植党羽，“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把他的心腹之人安插在内三院和各部院担任要职，随意罢免他不中意的大臣。鳌拜的专权跋扈，引起康熙帝的强烈愤怒，索额图也十分不满。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划”，采取突袭的方式，逮捕鳌拜，惩其党羽，帮助康熙真正的取得了朝中的政权。八月，索额图升任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恢复内阁制，索额图改为保和殿大学士，直至康熙十九年八月离任。
　　当吴三桂、耿精忠开始叛乱时，天下骚动，索额图认为这是因为撤藩引起的激变，于是建议康熙将倡议撤藩的人处死，遭到康熙帝斥责。但是索额图并未因此而抱怨，在平定“三藩”的叛乱中，仍是积极出谋划策，协助皇帝运筹帷幄。康熙十八年十月，云贵总督周有德请求：在进兵时应该由一面进攻。康熙认为：周有德好为大言。索额图说：他在陕西时，也曾有过奏请，“如果从一路进军叛军，要听从谁的呢？分道进攻叛军，怎么可以施行呢？”同时，广西抚巡傅弘烈也请求亲率兵进军围剿云、贵叛军，兵部没有批准。
　　康熙帝命令大臣商讨进兵围剿的方案，索额图认为：“如今兵部的命令已经发出，如果现在又命令其前去平乱，必定会增加官兵的困惑，也会增加官兵的疲劳！”同年十二月，傅弘烈因为请求没有被允许，请求辞去巡抚职务。康熙帝不同意，索额图认为：“以前傅弘烈的军事部署已经定下。如果今天与以前的命令不同，不命令他继续前进，则其会要求解释以前的原因。应该命令他照常进兵，向命令所指处前进。”以上意见，都被康熙帝采纳，并且付诸实行，对平定“三藩”叛乱，具有积极作用。可见，当时索额图对康熙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每逢康熙帝在朝讨论政事时，索额图经常首先上奏，陈诉自己的意见，如果关系到任命官员，派兵出征等重要事情，大多数采纳他的意见。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因病不能上朝，便命部院官员，将其奏章送到内阁，由大学士索额图等人核办。索额图权势之重，令人瞩目，可谓康熙的一条臂膀。
　　康熙二十七年，索额图奉命担任大清与沙皇俄国谈判东北边界问题的首席代表，并签订了第一个中俄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当沙俄在军事上失利后，沙俄被迫向清政府求和，遣使臣到北京，要求谈判。康熙在商讨与沙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提出：“经查实俄罗斯所说的尼布楚，应该是茂明安部落游牧的地方，雅克萨也是我们呼儿总管倍勒儿的故乡，并非俄罗斯所有，也不是两国的地界。”“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以及黑龙江流域都是我们大清的属地，不可以让给俄罗斯。”他认为：“如果沙俄不能归还领土立即撤兵，并且承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是我清朝领土，我立刻回来，不再和他们谈判。”康熙帝同意这一谈判方针，于是命令索额图、佟国纲出发，前往色冷格，与沙俄使臣费·阿·果罗文进行谈判。因为噶尔丹正在叛乱，侵占了喀尔喀蒙古，道路被阻，他们就返回了北京。
　　康熙二十八年，经中俄两国代表重新商定，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索额图忠实地执行了康熙帝的旨意，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缔结的，清朝虽然未能收回茂明安游牧地，却阻止了沙俄的进一步侵略，保证了两国边境居民的安宁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
　　康熙四十年九月，索额图以自己年老，奏准退休，离开了朝廷。他为大清的江山，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索额图为皇太子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太子与索额图关系又很密切。后来康熙帝逐渐对太子行事不满，索额图也被牵连在内。
　　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曾对大臣们列举了皇太子的“种种恶端”，又说：“从前索额图助伊（皇太子）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权贵一时的索额图，陪伴康熙半生，最后有了个可悲的结局。
　　康熙时期另外一位大臣就是明珠，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被人们称为“相国”。他官居内阁13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
　　明珠的家族是满族非常有名的叶赫部，不过，到明珠出生时，这个部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他的父亲尼雅哈只是一个骑都尉，虽说是世袭的职位，但最终因为官职太小也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由于历史渊源，叶赫家族与皇室还有着姻亲关系，使得明珠从小就有机会接近皇室。明珠为人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遇人嘘寒问暖，善结人心。这才是他官场得意的重要原因。
　　在剪除鳌拜的斗争中，明珠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不与任何一派联手，也不得罪任何一人，从而较为轻松地躲过了纠葛。明珠得到康熙帝的格外青睐还是从议撤“三藩”开始的。
　　当时“三藩”手握重兵，每年消耗的粮饷即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他们雄踞一方，权力很大，其中吴三桂甚至可以自由选任云南、贵州两省的官员，号称“西选”。加之“三藩”骄横无忌，残害百姓，遂成为清朝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年轻的康熙帝把“三藩”问题作为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并把它写下来时刻警示自己，日夜思考解决的办法。
　　事也凑巧。康熙十二年（1673年），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返回辽东养老，由他的儿子尚之信袭封王爵，继续驻守广东。康熙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撤藩的好机会，便让议政王大臣与户、兵二部议奏。兵部尚书明珠等主张，应该同意尚可喜返回辽东的请求，而且他的儿子也不能承袭爵位。结果，朝廷下令尚可喜撤藩，使与情况相同的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两个藩王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们不得不上疏申请撤藩，以窥测朝廷动向。不过，从内心来讲，他们还是很希望康熙帝能够降旨“慰留”的。对于“三藩”之中势力最弱的耿精忠的“申请”，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快就表示同意，但对于吴三桂，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以大学士索额图、图海为代表的官员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大体还算平安，他们担心云南会因吴三桂的撤离而出现不稳定，还会带来其他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建议仍由吴三桂镇守云南，反对撤藩。其实，就是他们最怕吴三桂造反。而兵部尚书明珠则坚持反对保留吴三桂的藩属，与康熙帝的本意相吻合，显示出一定的政治远见。
　　当吴三桂发动叛乱时，朝廷有些人吓得惊慌失措。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主张处死倡议撤藩的明珠等人，康熙帝严加拒绝。明珠竭诚效力，积极参与平定“三藩”叛乱的活动。当然，时世造英雄，很快明珠也因为这件事情，得到康熙的宠爱，地位逐渐取代了索额图。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康熙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在这九年时间里，恰值清朝经“三藩之乱”后恢复政治经济的时候，明珠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
　　平定“三藩”叛乱以后，康熙帝开始解决台湾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请自行进剿台湾。康熙帝征询大臣意见，明珠认为：“如果一个人领兵进行剿灭，可能成功。如果两个人以上共同领兵，未免会有互相制约的情况，不方便进行剿灭。应该按照议政王的请求，不必命令姚启圣一同领兵，命施琅一人进兵，好像就可以了。”
　　明珠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形势：“郑经已经死亡，叛贼没有首领，声势肯定会小很多。”康熙帝同意明珠对形势的分析，表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施琅攻占台湾后，便疏陈善后意见：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其地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必为外国占据，奸邪之徒会在这里藏身，应该设官兵防守。
　　康熙帝认为：不能弃而不守，但镇守之官三年一换，亦非至当之策。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代表议政王大臣奏报：施琅请守已得之地，设兵防守为宜；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华等头目及近族家人，不便安置在外省，应带来编入旗下。康熙帝表示同意。明珠还上奏：施琅之功实大，应加封为侯，授为将军，其属下官兵应加等议叙。康熙帝认为“这个办法很妥当，便依次行事”。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明珠是康熙帝的得力助手。从而看出了，明珠与索额图不同，明珠文化程度很高，所以会得到康熙的欣赏。
　　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康熙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可以看出，明珠的学问是很高的。明珠在任期内奉皇帝之命，以总编纂之职参与重修《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编纂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圣训》，以及《政治典训》、《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明史》等，所编之书多为清朝首创，为后代所沿袭，其中《大清会典》是清朝康熙以前各项政治制度的集大成之作。
　　伴君如伴虎，一旦圣主认为其势力不加约束就弊大于利时，便会着手整顿。由于明珠之贪渎和跋扈，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下令革去明珠和勒德洪大学士职务。此后，明珠的权势就一去不复返了。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统兵征噶尔丹，明珠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参赞军务，因未及时追击败逃的噶尔丹，被连降四级留任。以后，在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两次亲征噶尔丹中，明珠都随从大军督运粮饷，因为取得功绩，恢复原级。康熙四十三年，明珠与大臣阿密达等奉命赈济山东、河南流民。康熙四十七年，明珠病逝于北京。明珠死后，康熙帝派皇三子胤祉前往祭奠。明珠的一生，也算善始善终。
　　康熙朝还有很多知名的大臣如张廷玉、李光地、施琅、郎世宁、汤若望、南怀仁、于成龙、姚启圣、周培公等。细细的研究一下他们的兴衰史，陪伴康熙在朝的大臣们，几乎没有能够保全自己的命运一直如初，所谓宦海沉浮，就指这点吧。就算在他朝，也有卸磨杀驴的事情，如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可以说都是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加强皇权的统一，卸磨杀驴的典证。
　　
 第八讲 国事与天下事的选择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其统治者都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局面和安定的社会局面。但是，在经历了大动荡、大变乱之后，想要恢复和巩固统一与安定的局面却十分不易，然而这些动荡、变乱，也造就了康熙等一代帝王。也正是康熙独特的方法和观念影响了大清几代帝王。
　　权力有很多种，但中心只有一个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是最主要的统治形式，一切政令、国家权力都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只不过是中央决策的执行机构而已，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当然国家机器也有失灵的时候，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控制这部机器的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个皇帝，康熙的工作不仅仅是呆在故宫里面批阅奏章，他更重要的是要时刻保持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以一己之判断，维护国家之完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难。要想把一个国家的意识完全统一，并且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运行，是相当困难的工作。康熙作为一位视皇权高度统一为生命的皇帝，在他的潜意识里，就要把这个大清王朝打造成一个铁桶似的江山，一切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皇帝的性格决定王朝的性格，而一朝君王的选择，也将左右王朝前进的方向。正如太宗与贞观之治，康熙与康乾盛世一样，两位帝王，决定了两大王朝走向盛世的巅峰。然而作为两个守业君王，他们并不知道取得皇权的艰难程度，但是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埋没他们，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两位皇帝都经历了磨难。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然而年幼登基的康熙，仅有一个皇帝的空名，也仅有一位和他同舟共济的老祖母，可以说当时的康熙没有任何实在的权力。然而，世民皇帝就要比康熙帝好得多。首先，世民皇帝跟随他的父皇开创了大唐江山，拥有辉煌的战功；而且在他的身边有一大群的拥护者，文有房谋杜断、武有尉迟敬德、李靖。在取得皇权的路上，世民皇帝占尽了优势。
　　康熙在面对内有专权的鳌拜，外有不逊的三位藩王，还有不肯归降的郑经之时，充分展示出他遇事沉着果断、目光深远的特点。作为大清入主中原的第三位皇帝，时代迫切需要一个强势的国君能够力挽狂澜使天下太平，政权统一。康熙皇帝应运而生，他把铲除鳌拜集团当成是他登基以来的第一次抉择，也是少年天子运筹帷幄的第一次改革。而且康熙在掌控鳌拜集团以后，没有因为鳌拜的不法而大开杀戒，他明白自己还需要进一步的稳定人心，尤其是在辅政大臣被搬倒，朝臣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在整个事件中，康熙表现出的才干决不是个纨绔少年所能有的，他的对手也始终是自己的权臣，因此道德审判的天平必将倾向于少年皇帝——康熙。
　　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政变，也是取得政权、军权的途径，然而与康熙皇帝所不同的则是唐太宗的对手是自己的手足，因此这次政变也为后人留下了诟病他的把柄。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李世民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埋伏于玄武门内，同时命高士廉释放狱中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李世民的兵力。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头，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拉满，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已经力衰而落。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未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过他的弓，欲将李世民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将他射杀。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敬德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
　　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李渊眼见一群心爱的孙子全被砍下人头，哼都没敢哼一声，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一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忙在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过了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位为帝。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方向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和唐太宗的继位是符合民意、人心的，至于二者哪位更有仁爱之心，相信读者已经一目了然了。
　　在帝王统治的过程中，最惧怕的是内乱，从古至今有多少王朝是由于内乱造成国破人亡的，有多少是因为内乱造成国家分崩离析的。所以能够避免内乱，维护政权统一是国家稳步发展的前提，而维护国家稳定最主要的保障就是军队，军队的团结、统一又是保证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
　　对康熙来说，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他希望大清不再是一个行走在刀锋边缘的独行侠，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军队。但吴三桂似乎游离在这个核心主旨之外，康熙觉得吴三桂越来越难以控制了。所以,康熙平定“三藩”是实现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也是国家真正完成统一的必经之路。然而历史上实现政权统一的方式有很多，而康熙选择征战，是被逼还是无奈？康熙并非开国君主，也不是末代皇帝，但康熙在位期间战事频繁，俨然不像一位发展中帝国所应该发生的。虽然康熙最后统一了政权，但是统一的过程却是艰苦而又漫长的。看来，康熙不如学习一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样也许来得容易些。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也不可否认，康熙的确想要效仿宋太祖，但是“三藩”的反映却不像石守信等宋代大将那样令君主满意。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得后周政权后，有鉴于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武将飞扬跋扈，不利于中央集权，乃与宰相赵普密商，决定削夺大将兵权。一日晚宴，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他说：我如果没有你们帮助，我无论如何也做不了皇帝的，可现在做在这个位置上太困难了！不如原来做节度使开心。石守信等赶忙问原因，太祖说：如果你们有一天，也被你们的部下黄袍加身,我该怎么办呢？不如你们释去兵权，到想去的地方，安度晚年好了。
　　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从而完成了自己加强中央集权的第一步,为后来的文人政治奠定了基础,但也为宋朝的柔弱埋下了伏笔。
　　而康熙帝，在夺回兵权方面则表现出了少有的强悍，继承了他的先辈马上皇朝的传统，与宋朝的文弱形成鲜明的对比。
　　平定“三藩之乱”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经历的困难之大、时间之长、耗费的物资之多都是惊人的。康熙撤藩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国家中央集权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同样对企业家推动企业内部的管理变革也具有借鉴意义。那些反对康熙撤藩的意见，也并不完全是保守、落后的，他们反对变革的原因都是十分具体的，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类：朝廷内部历史的惯性和惰性；威胁到朝廷内部某些人员的既得地位和利益；部分人未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部分人对变革者持成见；部分人心理上的障碍，求稳害怕变革；变革本身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保证变革一定能成功。所以当时很少有人能支持康熙，正因为如此，赞同康熙撤藩的大臣如明珠等，在日后得到了康熙帝的赏识。
　　科技发展的无为而终一般说来，一个王朝的变革虽然都是困难重重，但是和康熙撤藩相比，其难度、深度、广度都要小得多。只要领导者信心坚定，遵循变革的一般规律，得到相关利益决策者的支持，变革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要是领导者不愿意改革或者不支持改革，那么整个改革的进程就要缓慢多了，甚至会倒退。
　　大清朝在当时的世界中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在当时的世界中，大清朝的生产力是居于中下水平的，而在康熙帝的眼中，他的王朝是最强大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几次科技革命促成了当今社会格局的形成，康熙王朝正是处在科技革命的时期。从时代的眼光看，康熙的改革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康熙帝是一位好学的皇帝，对科学的热爱也是历朝历代皇帝所不能及的，他取得的科技成果也是中国封建皇帝中最丰硕的，但是由于康熙对科技认识的局限性也致使康熙朝代并没有出现科技革命。然而，同样是幼年登基的一位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科技成就。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康熙本人对科学充满了兴趣，而路易十四则热衷于跳他的芭蕾”。
　　南怀仁，是康熙的大臣，也是比利时耶稣会士，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康熙皇帝第一位数学老师。由于清朝初年对传教的控制，致使南怀仁的传教失败。但是他的博学也引起了我们这位康熙帝的重视，让他负责教授自己几何学。
　　由于传教的失败，1678年，南怀仁发表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希望欧洲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来华。而为了回应南怀仁的号召，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了四位耶稣会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赐名为“国王数学家”。这几个人很快被康熙所接受。他们很快学会了汉语、满语，并起了中国名字：洪若翰、白晋、张诚……继南怀仁之后，白晋、张诚也成了康熙帝的数学老师。
　　老师们惊讶于康熙的勤奋好学。白晋在1691年的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21日。皇帝回宫了。一看见我们，他就笑问我们这一天过得如何。他在算学桌上做了几道算术，然后便到院子里去用半圆测量一建筑的高度，并让我们去帮他。陛下亲自摆放了仪器，进行观测，然后用他的中国办法（注：算盘）计算，速度快得惊人……”传教士们的惊讶或许更来自对比。“路易十四根本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一位，专门研究这段时期世界历史的研究员说，一次，路易十四的科学家为全国测绘地图，结果比原来以为的小，他很生气地说：“我的科学家比我的敌人让我失去了更多领土。”可见，二者的不同。
　　传教士来华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科技文化知识。这些新鲜的知识，让康熙这位好学的皇帝，充满了惊奇。康熙无疑是个少有的聪明皇帝，但他喜欢科学，却不是因为聪明。“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他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历法，关乎社稷存亡。于是，他“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注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于是乎康熙在自己的蒙养斋设立“算学馆”，翻译西方历算著作，编写《律历渊源》等书籍，被西方人同样称为“皇家科学院”。 然而完全不热爱科学的路易十四，早在此前的1666年，却以国王的意志支持了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每周，他们都在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聚会。这也是把康熙与路易十四共同提起的一个关系点。
　　然而，为什么康熙的科技发展，并没有得到推广，到最后甚至销声匿迹了，而路易十四却成功了呢？其实归结出来也很简单，首先康熙帝在对科技认识程度上没有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仅仅涉及到了很少的一部分，即历法和天文的勘测上；在对科技的应用上，康熙涉足的更是微乎其微了。在康熙的统治时期，对科技的应用仅仅涉及到了河务的改造这一个方面。
　　韩琦在《“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一文中介绍，有耶稣会士这样写道：“多年的经验使皇帝确信，中国人主要或唯一对欧洲人的依赖是，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就无法正确地在天文学方面进行管理及准确地预知日蚀和月蚀。皇帝千方百计铲除这一弊端，使中国人能够自立。为达到这一目的，皇帝不惜代价按皇室排场建立起一所皇家数学院……”
　　其次康熙朝时没有形成科技学习的风潮。当时的清朝，儒家思想是康熙所提倡的，再加上历朝历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因此儒家的文化、思想早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的老百姓头脑里。那个时候，只有你懂四书五经，才是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因此，科技之风在大清没有盛行，犹如一朵云彩，只是飘然经过，没留下太多的痕迹。而此时的欧洲，科学工作者渐渐有了社会地位，得到社会的认可。
　　最后，康熙学习科技知识的目的也不纯，政治动机占主导地位。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对于汉民族的统治，所以在满族尚未在中原站稳之前，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个多么有能力有智慧的皇帝，满人也并非“蛮夷”。仅仅为了一己之私而想打开科技的大门，却又担心一旦打开会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恶性后果，这也是康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理。
　　皇帝的性格决定了王朝的最终走向，所以康熙对科技的认识，导致了中国没有赶上任何一届科技革命。而且到了康熙末年，由于康熙与欧洲的教会之争，更导致大批的传教士被杀、被驱逐，科技之火最终没有燎原。所以，康熙虽然已经看见高速发展之路，却并没有把大清这部机器带入世界高速发展的潮流中，而是固执地、狭隘地朝着自己设定的道路走去，这也给康乾盛世形成后清朝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缺少经济头脑的政治思维康熙在撤销“三藩”以后，国库的支出终于走向了平衡，但是由于康熙永不加赋的旨意颁布以后，再加上海禁，国库也并没有多少积存了。
　　海禁。在明朝后期就开始有限度地开放海禁，也使明朝的经济有所恢复。但到了17世纪中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继之而起便戛然而止了。清初统治者出于维护新王朝安全的政治需要，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海禁，一度几乎完全断绝中外正常的贸易往来。历史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轮回。
　　清政府到康熙初年，还严禁人民出海，无论捕鱼还是经商都不允许。具体说，大清的海禁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面铺开的“迁海”。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实行了坚壁清野、制造无人区的迁海措施，将沿海一带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清初的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妨碍正常的海外贸易，而且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引发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税收。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看，这项政策当然不可能长久维持。
　　自康熙平定台湾以后，国内沿海大部分地区，已经达到完全的统一，康熙帝以开海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64－1865年），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及江南松江先后设立闽、粤、浙、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至此，海禁放开，中外正常贸易关系得到恢复。清朝的税收开始增加，而且对外界的接触也使“固步自封”的大清朝开始认识世界。
　　随着海上贸易的进行，大清朝的财力不断上升，康熙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有所了解。而且，从本质上分析，康熙作为一个好学的皇帝，海上贸易的发展与大量科学知识的涌进是同步的，因此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科技上，康熙都逐渐掌握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但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康熙朝的海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限制逐渐增多。同时也由于洋商到中国的地方集聚，越发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
　　采取限制海上贸易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西方国家的防范和戒备。明中叶以后相继航海东来与中国接触的西方商人都同时兼为海盗，他们的商船队是武装到牙齿的海盗船队。最早与中国交往通商的葡萄牙人（明武宗正德时来中国），不但在东南海上抢劫杀戮、骚扰闽粤口岸、掠卖人口，而且使用欺骗和行贿的手段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占据了中国的领土澳门。
　　继葡萄牙人之后来中国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也无一不亦商亦盗。荷兰人在明末来中国通商为葡萄牙人所阻后，就转而侵占台湾南部并多次劫掠澎湖及沿海各地。1642年荷兰击败占领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后又独霸台湾，直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驱逐。荷兰、葡萄牙还都曾卷入中国明清之际的内战。西方早期殖民国家的所作所为无疑给后来的清统治者以极大的警示。康熙帝曾经预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
　　日益发展的民间海外贸易引起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注意，“每以汉人为难治”，对汉人防范心甚重的清朝统治者很是不安，结果到康熙末年就发生了禁止人民前往南洋贸易的政策逆转，主要是因为抗清失利以后有不少南明抵抗人士流亡到南洋，给朝廷制造了危机感。
　　清朝统治者出身于东北内陆，本就对海洋十分陌生，心怀恐惧，现在大量汉人到自己完全不能控制的南洋去，甚至去而不返，在海外长留聚集，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不安和疑虑，害怕海内外残余的抗清势力死灰复燃，联合起来危及刚刚巩固下来的新政权。
　　此外清朝廷内关于重行海禁，禁止人民私自出洋贸易的议论始终不曾断绝，其中政治安全考虑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康熙帝到晚年更每以此为念，多次亲自询问、了解有关情况，命令加强沿海防范。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在康熙的末期，清朝又恢复了明朝“闭关自守”的社会状态。可以说康熙的海上贸易的政策，从走出去到收回来，本质上完全没有改变“闭关自守”的政策，康熙时期的贸易主要还是通过陆地口岸进行交易。清朝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没有给大清的经济带来多少变化。所以在发展中的清朝没有出现向“贞观之治”时的经济繁荣景象。
　　康熙同唐太宗李世民都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人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他们之间的不同就在于康熙没有广泛地开展对外贸易，使清朝的繁荣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初级阶段。大清的对外贸易虽然主要依靠陆地贸易，但也没有出现盛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也仅仅是依靠同俄罗斯进行贸易交往。可以说康熙个人的外交政策，完完全全的表现在对俄罗斯的贸易中。出于入关不久，康熙看重的是对内地的皇权的统治，满足于“天朝上国”的地位，就连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康熙也把重点放在引渡逃犯问题上，并没有寸土寸金地去争取土地问题。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之间经过平等谈判而正式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它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中俄国界纠纷即暂获解决，双方的外交从此都各致力于自己的主要目的。清廷对俄外交的主要目的在孤立厄鲁特部，俄国对华外交的主要目的则在发展对华贸易。主要是因为17世纪70年代，沙皇俄国镇压了斯杰潘拉辛的起义，国库空虚急需贸易补充。但时逢英荷战争爆发，使俄国的对外贸易几乎中断，因此沙皇政府希望开拓远东市场，与当时的满清进行贸易。
　　但是康熙的目的在于加强政权的统治，至于贸易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留意，只是推行牙行制度和公行制度，垄断对外贸易。牙行，是继承唐宋以来的博买制度，是明朝政府统制对外贸易的产物，每当外国贡舶到时，牙行便前往看货，并将货物报官，待派官抽分以后，才由牙行带领内商前来贸易。牙行在外商和内商之间，作为买卖的中介人，既评定货价、介绍卖方，又在买卖过程中收取行佣钱，即谓“牙钱”。
　　公行既是中外商人的联系媒介，又是清政府与外商的联系桥梁。因此，它既具有商业垄断的权力，又具有政治外交的职能。然而在公行工作的行商们凭借他们特有的地位发财致富，使中外贸易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因此，他们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种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特殊商人，清政府原想依靠他们守住大门，结果却让他们引进了敌人。所以康熙时期，中俄的贸易，单对清朝来讲，绝对是没有太多收益的。从而康熙也并没有改变明末至清初的贸易状态，大部分的贸易上的改革，都如同虚设，无疑康熙时期的外交贸易进程是在原地踏步的。这点康熙要比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要逊色很多，唐太宗不仅开创了中国新的地理版图，也使当时的经济得以快速的发展，这些都得力于当时的边境上的贸易往来。
　　唐太宗的对外贸易政策影响着他的后世子孙的贸易思想，康熙也如此。就说乾隆皇帝吧，举一例来说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一行700余人的使团，以补祝清帝八十寿辰的名义，抵达承德朝见乾隆。在举行觐见仪式之前，英使与清廷即在觐见礼节上产生严重分歧，经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按照谒见英王所行的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中国皇帝。九月十四日，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英使。当他看过了马嘎尔尼呈上的表文后，勃然大怒，觉得英国十分荒唐，堂堂的天朝怎么可以让外国人在北京住？
　　针对英国提出的要求，乾隆于八月十九日写了两道谕旨，但未立即下达，延迟到九月初一日，由和珅遣人恭奉谕旨，以及送给英王及使节团的礼物，送到承德英使住处。礼品很多，英王、正使、副使、司令官、船长、官兵、船员、仆人、厮役，以及留在浙江的官员、船长、船员、兵士，都得到了优厚的礼品，尤其是赐给英王的礼品，又多又“俱系中国出产的精品”。
　　乾隆给英王的敕谕共有两道。第一道敕谕是正式国书性质的，主要是讲英王“倾心向化”，遣使来廷，“恭赍表章”，“叩祝万寿”，“备进方物”，故特许使臣朝觐，赐宴赏赉，并赏赐其随行人员及通事兵役。现使臣返国，特颁敕谕，并赐赉英王“文绮珍物”。同时，这道敕谕还专门讲了英王表内请派一人留京照管英国买卖的要求不能批准的各种理由。
　　英国还提出了七项要求，即：多口通商，可到宁波、珠山、天津、广东地方交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乾隆在第二道敕谕中，对英国提出的这七个要求逐条列举理由驳斥，不允其请。
　　以上这七项要求，如果单就具体要求来看，有些是应该断然拒绝的，如要求拨给珠山、广东一块土地，这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当然要予以驳斥。免税减税的要求也不合理，不能允准。至于多口通商，在京城设立英国洋行和使馆，传教士在华传教，等等，单是孤立来看，似乎并不过分，双方都有好处，不应一律拒绝。
　　目空四海的乾隆皇帝，就这样用一些赏赐打发了前来要求通商的英国使者，并且留下了世界外交历史上惊人的“名言”。他认为自己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乾隆皇帝的这一举措，明显是承袭祖父的策略。闭关锁国让乾隆目空一切，以天朝上国的身份自居，岂不知，大清王朝在这种保守、落后的思想指导下，已经被世界的潮流远远抛在了后面。这不得不归功于康熙皇帝，“榜样”的力量确实无可限量。
　　
第九讲 老子·儿子·孙子：两全两不全的关系
　　康乾盛世是由三代帝王所创造（康熙、雍正、乾隆），而康熙作为这三代帝王的长者，对接班人的教育培养也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一位缺少父爱，也没有享受过母爱的帝王，他对子女的教育显得更加独具一格。
　　康熙家教中的智慧与得失皇宫里的父子亲情，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差别何止千里万里。掺杂了权力斗争的感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过期、变质、最终腐坏。长期食用这样的感情不仅会使人拉肚子，搞得不好，甚至有搭进小命的危险。就好像现在为争夺遗产而产生的悲剧一样，在皇宫里演绎得更加出神入化，有弑兄夺权的,也有杀父夺权的，康熙作为一代明君怎么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呢！康熙对子女的教育也算是成功的吧，儿子雍正是一个克勤克俭的杰出皇帝，孙子乾隆也是一位文治武功的英明皇帝，那有人说嘉庆、道光呢？康熙荫及两代也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皇帝，康熙是近于完美的，在位期间,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国运日见昌隆。但是作为一个多子的父亲，又似乎让人不敢恭维。康熙帝的子女是比较多的，在清朝历代皇帝中最多，有子三十五人，女二十人，还有一些没有统计的，据有关学者统计共有九十七人。他的生育能力很是让人佩服。然而在众多的子女中找到自己的接班人，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更何况康熙拥有众多卓越之才的子女。继承人问题，向来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敏感问题，很多英明的皇帝也在继承人问题上犯下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继承人问题会成为如此棘手的政治难题？因为继承人的选择，是按照中国的皇权体制决定的，皇权制国家只能选择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在这种专制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权威的意志或者出于强势的社会习惯来选择继承人，而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拔，更不要说通过竞选的方式让有才能、有德行的政治家继任了。
　　虽然不可能面向整个社会公平选拔,但是被选择作为未来接班人的皇子也必须出类拔萃,不仅要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还要有坚实的武功修为。那么康熙帝是怎么对其接班人进行培养教育的呢？
　　由于顺治帝的英年早逝，没有顾及太多的皇子教育问题。幼年的康熙是因为祖母孝庄太后的精心设计安排，才使他能够系统地学习知识，受益终身。因此,康熙为了培养他的接班人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他不仅要安排文化学习，也很是注意各个皇子的武功修为。他既安排了文史课程，也安排了弓马骑射，而且因为注重实践,康熙每次打围总是把皇子皇孙一并带过去，要他们积极参与其中，以使其理纶与实践相结合。
　　在清朝的历史中，康熙对皇子的教育是很有系统和特色的,非常注意学习的重点和对象。这好像一个中心和几个基本点的问题。他是以太子为中心，以所有皇子为基本点，进行强化性的教育。在除去其夭折的11个皇子外，成人的皇子们皆能文能武，总体素质很高,这是以往朝代难以匹敌的，当然,这和康熙的精心培养是息息相关的。也许,康熙深谙三字经中的“子不教，父之过”的道理。
　　康熙觉得自己的国家要有希望，必须让自己的儿子们都有高素质、高水平。清朝皇子的教育制度，就是在康熙年间定下的，皇子皇孙六岁开始在上书房读书。每天五点钟皇子们就要起床，一直学习到下午六七点钟，强度之大令人咋舌。请注意，不是一天，是天天如此，“无间寒暑”，天天如此。作为太子会起得更早，休息得更迟。可见作为太子也是很不容易的，要想做人上人，必须先吃苦中苦。为了监督孩子的学习,康熙皇帝派有专门的人来管理皇子的学习。要有隐瞒那是要降罪的，这可是欺君死罪，谁敢啊？所以康熙的孩子们成才比例是很高的，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一家子的大学生。在现代的孩子眼里,他们的学习过程应该是地狱了，但是只有到过地狱的人才能懂得天堂的美丽。皇子们的炼狱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达到皇子们成才的目的,寅时(3—5点)：皇子们就要到“无逸斋”，开始晨读了，复习头一天的功课。不起床是不可以的。如果不起，陪读的就要受到惩罚了。
　　卯时(5—7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傅达哈塔，汉文的师傅汤斌），开始检查皇子们功课，开始背课文了。一字不错，就可以继续下面的学习，划下一段的课文，继续背。明天还要检查。要是在现在估计这个老师该被投诉了。
　　辰时(7—9点)：康熙下了朝就来到了“无逸斋”，开始检查功课，主要是检查背诵，和我们上语文课是一样的，一上课就先检查背诵课文。看来这是检查背诵的出处了。
　　巳时(9—11点)：开始练习书法。就是上自习，要求每个皇子每个字写100遍，看来康熙的孩子们的字写得漂亮是有原因的。
　　午时(11—13点)：吃完午饭，就要继续上自习——写字。天哪！要写多少啊！可谓虎父无犬子啊！真能坚持，要是现在早就是哭声一片了。但功绩是卓越的，皇子们的成才就是一遍遍练出来的。
　　未时(13—15点)：皇子们到“无逸斋”的院子，开始了体育课，那儿有弓箭和箭靶。让孩子们也休息一下的好，不然会成书呆子了，怎么统治国家啊。其实主要原因是为了加强皇子的武功修为，皇子们不只是学习射箭，还要学习摔跤、武术等。
　　申时(15—17点)：康熙又到了“无逸斋”再次检查功课，这次是一个一个背书。天啊！开始考试了，而且是每天都要考的，估计康熙出巡的时候皇子们会特开心。这样也养成了皇子们不怕考验的性格。
　　酉时(17—19点)：在“无逸斋”外面练习射箭，开始体育考试了。康熙让诸皇子们一个一个射，看来康熙很重视皇子们的全面发展。功课完了之后放学。这就是皇子们的一天，皇太子晚上还要研习一下政治，真是不简单啊！估计那时候康熙没有想到上晚自习。
　　康熙帝不但要求皇子们学习时间紧，而且要求的学习范围也是相当广的。在学问上不仅要求皇子们要学习满族、汉族、蒙族的文化，康熙帝还让皇子们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测量学、农学等学问。可谓文理都要学，不允许有偏科的。
　　儒家经典是皇子们主要学习的内容，四书五经是最主要的学习书籍，在名师的指导和康熙的督导下，皇子们的学业都有很大的进步，康熙深信“名师出高徒”的道理,亲自在翰林院优秀的大学士里为皇子挑选老师，并且要亲自检阅老师的才学，甚至把自己的老师也请来教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会亲自为皇子们进行讲解，可谓身体力行。起初教授皇子的有张英、熊赐履、李光地、徐元梦、汤斌等一代名儒。皇子老师中的汉人师傅，主要负责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文武双全的培养方式，也让我们今天的教育有所反思。
　　百忙之中的康熙帝还时常抽查皇子们的功课，检验他们的武艺。他自己说过：我亲自督促皇子们读书，太子及诸子依次上殿，背诵经书，还让他们习字、习射、复讲，直到很晚。一年里从春之首至岁末没有间断的时候。可见康熙的执著是常人不能及的。康熙在检查皇子们的学习——背书，如果一字不错，康熙经常会说：我小时候书要朗诵120遍，之后还要背诵120遍，完全熟练了，然后再换下一段，这样一段一段地学。这时候有的大臣说，读、背100遍是不是就可以了？康熙说,必须背足120遍。然后就问皇子的老师，说刚才背的怎么样？有的老师就说了，皇子们很聪明，背得很好！康熙说，你们不要表扬他们，要多批评他们，免得他们骄傲。检查完了之后，康熙就要办公了。夏天很热，皇子们读书的时候，是不许拿扇子的，要正襟危坐读书写字。可见康熙对皇子们的要求有时候也是比较苛刻。
　　皇八子的书法是皇子们当中最差的一位，康熙为他精选良师教授。甚至在他完婚分府后，也常常督促他勤加练习书法，要他在书写之后，把书稿送到自己面前，亲自披阅，可谓用心良苦啊。这充分展示了一位伟大的父亲的拳拳爱子之意。
　　康熙除了要求皇子们读书，还要求皇子们每天习武，也就是上体育课。每天在吃过午饭以后两三个小时内要习武，一般以射箭为主。在学堂的外面会有场地，如果哪天康熙高兴也会到此小试身手一番，史书记载叫做“连发连中”，在这方面也就是身体力行吧！康熙给自己的孩子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希望所有的皇子必须各有所长,首选得做皇帝，次之也要可以助政，又次之可以领兵，再次之也要可以做学问，最次也要善长书画。正因为康熙对皇子们的教育十分重视，而且也有十分具体的规定，所以皇子们才真正能够学到知识。在这样的关注之下，皇子们的成长自然比较健康，而且还按照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特长，形成几种不同的人才。
　　政治型康熙帝培养儿子的主要目的是从皇子中产生一位满意的接班人，以使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社稷万年。首先，以儒家经典教育皇子；其次，以“国语骑射”培养皇子；再次，训练皇子实际能力；最后，传授治国安邦之道。诸皇子的培养教育，以皇太子为重。他对其他皇子，如皇四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等，常委以军政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查。
　　学者型康熙教皇子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测量学、农学等,还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耶稣会士德理格学习律吕知识，还在畅春园蒙养斋开馆，派胤祉主持纂修《律历渊源》，汇律吕、历法和算法于一书。胤祉还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纂辑做出贡献，成为康熙朝一位杰出的学者。在测量学上，康熙本人就非同一般。治理北京附近的永定河，康熙帝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艺术型康熙最钟爱的是书法，他认为书法可以抒情养性，增加涵养。他不仅自己苦练书法，还把这种爱好增加到皇子的学业中去，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们在书法上有一番造诣。他对皇子练字做出了具体规定：每一日要写十幅呈览。在父皇严格要求与督促之下，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十三子和皇十四子等，都写得一手好字，特别是皇二十一子胤禧能书善画，史称其“诗清秀，尤工画”。
　　生活型康熙帝的儿子们，有的因其生母卑微，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同兄长们去争夺皇位。如皇十二子生母万琉哈氏为定嫔，皇十五子生母王氏为密嫔，皇十七子生母陈氏为勤嫔，还有连嫔的品级也未受封。有的因年龄太小又无法争皇位，如康熙帝初废皇太子后出生的皇子，到他驾崩时,皇二十一子和皇二十二子都是十一岁，皇二十三子九岁，皇二十四子才六岁。他们不求登大位，但求生活好。所以，把他们归为生活类。
　　按照这种归纳，康熙的很多儿子都属于政治型人才。由于父皇对他们的培养，他们所处环境对政治的重视，他们自己平时不懈的学习和表现，很自然，这些皇子们便一个个走向前台，参与到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之中。
　　这些皇子们一个个出来表现，以证明自己有成为太子的能力，康熙并不反对。但是康熙十分反感的就是皇子们玩得过火，他绝对不允许在自己的权威地位面前，还有遮盖自己的皇子形象存在。所以他不断地召见诸皇子，对他们谆谆告诫，让他们“勿令生事，安分而行”。这句告诫有些奇怪，一方面，他对皇子们的明争暗斗表示默许；另一方面，又让他们不要生事，要安分。“安分”应该如何理解？如果理解为要求皇子们安分守己，不要谋求太子地位，那么他对皇子们争斗的默许态度就说不通。
　　在实践方面康熙更为要求特别，在其塞外行围时也要求皇子们参加，甚至未成年的皇子也要参加。在广漠的塞外，参加行围的人经常看见年幼的皇子跟随着康熙，而且每天结束后也会有所收获，这就是康熙要求的良好结果。这可不是一般的游乐，要在马背上待上半个月的时间。行围也是进行小规模的军事演习，皇子们终日在马背上颠簸，不仅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和吃苦的精神，也增加了他们的骑射技术，更增加了军事指挥的能力。康熙帝真是未雨绸缪啊！
　　对于没有享受过父爱的康熙来说，他也算是个慈父。在生活上的照顾是不用介绍的，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王朝的君主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么细心，那么多的孩子(康熙有儿子三十五个，女儿二十位），就是给起名字也够难的，何况要那么细心地关心、爱护了。
　　康熙每次带皇子皇孙出去打围时，白天要打围会见各个部落的首领，每晚也要巡视一下年龄小的孩子们是否健康，看是否睡好！一个父爱如此重，而又不溺爱孩子的皇帝很是难找的。而且在打围之前皇帝都要求太医给各个皇子进行体检。对于没有发痘的孩子更加关心，会格外地给予关爱。在康熙四十七年，木兰秋围的半路上，十八阿哥生病了,发高烧，得的应该是腮腺炎。当然,当时没有腮腺炎这个词，但是根据他的症状，从现在的临床医学做出推断，无非就是腮腺炎，并不是个了不得的病。但是在清朝，治这个病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十八阿哥高烧不退，康熙很着急，因为非常疼爱他，康熙恨不得二十四小时把他搂在怀里头，太医看病的时候,他也不忍心放下。还是因为特别疼爱十八阿哥，康熙还让太子随后从北京城赶到营盘这个地方，毕竟他们是一母所生。可见康熙对皇子的慈爱。
　　康熙要求皇子们要互相团结友爱，虽说后来的储位之争不是他能够想象的。太子的第一次被免也是因为其不关爱皇弟而引起康熙反感的。
　　在康熙的严格教导下，诸皇子可谓各有所长。在武功方面：皇三子胤祉的箭术几乎同康熙一样好。太子、皇四子、五子分别管理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镶黄旗大营。到了晚年，任皇十四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担任平定西藏、廓清西北的重任。康熙家族，把军权牢牢的控制下来。在文学上，皇子们善文善画者也不在少数。那能文能武的四皇子即雍正皇帝，也是在康熙的调教下，成就伟业的。
　　康熙帝对子孙的严格造就了各位皇子的威望，使整个家族的威望在八旗中空前升高，这也是吸取皇太极的教训吧！在康熙的教育和影响下,在清朝的帝王中没有出现过暴君、昏君和怠君。在康熙的直接教育下，他的继承者雍正、乾隆也都是杰出的君王。看来“康乾盛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康熙的诸皇子不管在其后来“萧墙之争”中成败如何，但他们都不是不学无术之徒，不是胡作非为的纨绔之辈。他们都有素养，也有一技之长，这与康熙皇帝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误教引起的宫廷斗争康熙对皇子文治武功方面的教育，是无人可比的。但他的教育失误也酿就了至今也有争议的帝位继承之谜。他对皇子们的教育缺少了最大的一笔，就是品德的教育，尤其是在“尊师重道”这方面。熟读儒家经典的康熙，竟然忘记了儒家经典的话语“尊师重教”、“以德为先”；也是因为他“言传身教”吧，结果是各个皇子纷纷仿效，以太子仿效之像、之勤为最成功。这也为后来的皇储之争打下了基础。
　　康熙帝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严格的，但对待老师也是“严格”的。康熙帝曾在太子面前对太子的老师故意出题刁难和侮辱，那老师在学生心里的地位就低到极点了。这些老学究们，为了身家性命也只能是委曲求全了。这些侮辱还好，不至于让人丧命，但你别忘了“伴君如伴虎”。
　　徐元梦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不幸的人，在一次射箭中，康熙帝因为徐拉不动弓而对他大打出手，还好他老人家当时年纪还可以承受，要是那些老儒们，估计倒下就难起来了。更倒霉的是这位老徐，在康熙六次南巡的时候，让康熙认为他没有好好的教三位小阿哥，降旨革职，还要法办，那可是当着全体阿哥们的面，打了三十大板。可怜的老徐！估计不会是被派去当情报人员的。
　　老徐的遭遇让这些皇子的老师们，每天战战兢兢啊！可谓是身心疲惫。这些老儒们给皇子上课时，先要给皇子们请安！然后在教书的时候是站立着的。现在老师不都是站着教孩子吗？可在古代老师是要坐着讲课的。有些大儒们年事已高，经常站着站着就摔倒了，有时候有点儿力不从心了，小眯一会儿，那就悲惨了！就会遭到学生的侮辱，甚至鞭挞。面对这些侮辱，老师们哪里还有尊严，能保住老命的也就开心得不得了了。对于这些博学宿儒来说，师长尊严荡然无存；而那些皇子们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他们视老师为奴仆，尊师的观念纤毫皆无，哪还会对父兄长辈有孝心啊！这不能不说是康熙教子的一大失误，也是自己给自己留下的一个定时炸弹。懂得培养皇子们“仁爱”治国的康熙帝，怎么没有想到小小的失误会有日后的后果呢？
　　至于康熙帝特别注重的皇太子，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和他父皇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是康熙的教育败笔下的第一个牺牲品。这种事情跟康熙有必然的联系，而皇太子把他更加演绎活了。比如说皇太子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也难怪他，从小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老师都是一些大儒，都是一些饱学之士，年纪当然也很大了——教他的时候，就已经是四五十岁了，他长大了，他们都七八十岁了，很高的年事——他经常辱骂他们，一生气，他就不管他们是多大岁数，不管那些人是多高的学问，轻则辱骂，重的要皮肉受苦。
　　当然不管怎么样，也有人汇报到康熙那儿去，康熙就觉得：我这儿子怎么回事？辱骂老师，不应该啊。看来康熙有点儿自我不批评的意思，估计当时他不会反思的。然后皇太子做下更过分的事，就是鞭笞权臣。地位很高的大臣，在朝廷里面都掌握很大的权柄，康熙都要善待他们。康熙有时候发火，最多也就批评一下，也很少说让人把他们的裤子脱了打屁股，当众羞辱或者是鞭笞这些大臣。康熙没做过的事，太子不管这么多，他一发落那些大臣，他就这么来——打屁股，底下人当然是你怎么指挥怎么来，因为你就是今后的皇帝！还有什么好说的，对不对？你的命令就得听。康熙就开始不愉快，就觉得皇太子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但是康熙还是隐忍了，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儿子，是他立为继承人的太子，而且太子今后确实也要当皇帝，当皇帝树点儿威风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见康熙对太子是十分宽容的，甚至有点儿溺爱。
　　康熙是一个博爱的父亲，简单来说，他所有的皇子，他全爱；所有的女儿，他也全爱，是这么一个博爱的父亲皇帝。而这种爱也有时会变成溺爱。特别是对皇太子，爱到什么地步呢？爱到太子的待遇跟他一样，这也无形中放纵了太子的暴脾气。
　　比如说,皇帝穿着的衣服,使用的东西可皆为黄色，他就允许太子的服装、轿子之类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只有皇上才可以使用的黄色，试想,要不是他允许,谁有如此大的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然,只有帽子不一样，否则与皇上的无异了。后来,康熙还为太子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宫殿，命名为毓庆宫。据清朝史料记载，太子的毓庆宫里面所摆设的一些古玩，那些豪华的东西，甚至超过了康熙本人所拥有的。
　　后来有一件事情，很滑稽，令康熙很后悔。因为爱之深,又眼见太子日见成人,较为符合自己的意愿,还是今后王位的继承人，康熙一时兴起,就想满足太子所有的要求，只要他想得到的东西，都可以向内务府要。但又感觉不够,就干脆让太子的奶妈的丈夫，即他的奶父当内务府总管，为什么呢？为了太子要东西方便啊。太子想要什么东西，跟他奶妈一说，一会儿这个东西就来了，省得一层层地禀报去，最后自己还要批。康熙后来对此当然很后悔，但是他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自己酿造的苦酒只有自己喝。这个小故事的真实性有待于考证,但也从这段稗官野史中,确实可以了解康熙曾对太子的那份溺爱。
　　在生活上对太子他是无微不至地宠爱，导致了太子对什么都认为是应该的，对别人的关爱几乎就没有了。这也是康熙给自己酿造的第二杯苦酒。
　　康熙对皇子们的教育失误，也从另一方面促使各位身怀鬼胎的皇子们加剧了对权力和地位的渴望,也酿造了兄弟相残的悲剧,出现了最后的皇权之争。
　　综上所述,总结一番:康熙教育孩子的功与过虽不能相抵，还是功大于过，毕竟最后继承皇位的人在接手康熙王朝之后能够将其发扬光大,更没有使百姓遭殃,也没有让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昙花一现，仅从这一点看,康熙是成功的。
　　皇权继承的两难：太子与皇子的争嫡夺嫡斗争知人心者智，得人心者，得天下。得皇帝心者，也会得天下。这就是康熙的儿子们一次次演绎得来的结论。康熙是个人情味比较浓的皇帝，也是一个禁忌比较多的皇帝。他害怕有人集结成党，更怕有人窥视他的皇帝的位置。在封建时期，历朝历代都发生过太子与皇帝之间的矛盾，有时候甚至演变为父子相残、喋血后宫的场面。本来皇帝和太子是血缘关系上的父子，那么，为什么至亲的父子之间还会出现如此激列的矛盾呢？
　　就在于他们对权威的争夺。皇帝之所以成为皇帝，封建时代之所以会以专制为特征，就在于这个社会有一个权威至上的原则，如果没有对权力的追逐，对权威的崇拜，那么这个社会从思想基础上，就无法实现专制。正是因为权力与权威的存在，才让专制成为可能，而挑战权威，就是对皇帝最大的反抗。试问，如果有人公开挑战康熙皇帝的权威，这位贤明聪慧的康熙大帝会一笑置之吗？
　　但是康熙根本没想到，敢于挑战他这个权威的，居然是自己的太子胤礽。所以，无论太子有什么优秀之处，仅凭挑战皇帝权威这个罪名，康熙就非要废除太子不可。
　　事实上，造成太子挑战康熙权威的原因，就在于康熙过早的立储，而且还是采用汉文化的嫡长子继承制，这在当时清朝上层的政治氛围中，是一种不大有说服力的做法。而康熙自己身体健康，一直在做皇帝，太子一直作为待命人选，又怎能不对康熙心怀不满？
　　康熙是清朝第一个立太子的皇帝。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二子胤礽出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胤礽时难产死亡，年仅二十二岁。康熙和皇后夫妻情深，所以十分伤心，爱屋及乌，对胤礽格外钟爱，第二年就册立他为皇太子。皇太子自小就养尊处优，他是皇帝之下第一人，是未来的皇帝。在大清王朝里，皇帝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太子就是名正言顺的二把手。这样的身份地位，让太子处于一个不受监督、不受管束的状态。事实上谁敢管他？所有的人都对他心怀恐惧，事事都要让着他，宠着他。他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扭曲的世界。在他看来，除皇帝外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仆，所有的物都是他的私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除了因为与皇后挚真的感情所驱使，康熙设立太子，还是因为其幼年时候鳌拜的专政，自己形同虚设，皇权旁落。如果自己培养个接班人，自己百年以后，太子已经成人，加上自己的培养，太子可以马上开始工作，使家族的地位完全可以不受影响。另外康熙熟读儒家经典，受汉文化影响，也深知立太子可以稳定民心和断绝他人觊觎皇权的政治作用。所以决定设立太子。康熙十四年，康熙颁诏天下立胤礽为太子，用来稳定人心。因为胤礽是康熙的谪长子，比较符合儒家的规矩。
　　古代帝王在即位垂统之前，其行为的功利性和血腥味是明显而浓重的。而一旦君位坐定，对于宗室内部发生的越轨行为,虽然也能保持清醒而敏锐的警惕，惩戒的手段也从不发软，但宽严界限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所谓宽严界限就是一个度，宽严适当，这个度把握得好、把握得准，对于维护皇权，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这个度把握得不好，不但会失去众人信任，还有可能牵带出危害政权稳固的负作用。所以，这一点对于帝王君主也是十分重要的。康熙的度；其一就是团结兄弟，尊敬父母；其二就是不集结朋党。康熙的要求比较宽的原因，也是由于他对皇子们的教育比较成功。可见不到他的底限，他是不会轻易动太子的，况且他对太子的母亲也是情深意厚的。
　　然而，皇帝的家族是“畸形”的，就因为这个家族虽然是血缘亲人，但互相之间却充满了不信任，更充满了血腥的斗争。原因就在于，这个家族的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掌权者，所以，有野心的人就要想尽办法，把那些竞争者除掉。畸形的不是家庭本身，而是家庭成员的身份，以及这种身份带给他们的畸形心理。
　　父子亲情的问题让康熙心里有点儿酸楚。在清朝与噶尔丹之间的乌兰布通大战在即，康熙亲自出征，不想康熙出征途中感染风寒，大臣们劝阻他不要亲行以身体为重。在胤礽前去探望时，当见到征途中生病的康熙面容憔悴、身体消瘦时，胤礽竟然没有担忧之相，言语中也没有关心、安慰之句，反而有点儿自喜。这使康熙大为失望，自己的儿子不爱自己，这令一向人情味比较重的康熙大为恼火，立刻让胤礽回京，康熙对胤礽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
　　太子不孝使康熙恼火，但还没有到让他废除太子的地步；使他对太子进一步产生厌恶的是太子没有手足骨肉的感情。康熙四十七年在木兰围场，康熙最喜爱的十八阿哥病重，虽经百般治疗，不见好转且日益恶化。随从人员见康熙年事已高，恐其无法承受，无不为之担忧，但皇太子将十八阿哥看成潜在的皇位竞争者，故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喜形于色。康熙加以责备，太子反而愤然发怒，这件事使康熙看到了太子的淡漠寡情，既伤心又担心太子继位后，会不会有兄弟相残的事情发生。这也是产业大了、孩子多了的父亲最为担心的事情。
　　本来皇子胤礽早在两岁时就被册立为太子，但胤礽长大成人以后，渐渐肆意妄为起来，他对人残暴，恣意凌辱大臣，挥霍无度，还常常干预他不应干预的朝中事务。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皇太子留守京师处理政务，一副大权独揽的样子。平时，他也分担处理康熙交给他的部分政务和军务，所以，在皇太子册立后的三十三年间，朝廷中自然形成“太子党”，并以此作为太子执政的班底，为太子的私人利益服务。太子很是贪婪，让自己属下任意勒索地方官员，截留供品，放纵奶妈之夫敲诈勒索属下。这对主张宽仁、节俭、廉洁的康熙是一个打击，也是康熙很难忍受的。
　　最主要的是,康熙感觉到了自己的皇权要被别人窃取，才使康熙准备废黜太子，这就是“帐殿夜警”事件。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在木兰围场打猎，感觉每天晚上有人在自己大帐之外看自己,觉得有点儿不对头，然后他得到密报，说您知道晚上有这么个情况吗？有人从您的帐殿外面往里面偷看。这个偷看您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太子啊！这个时候，康熙就一下子感觉到他和太子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程度。这还得了？还用细琢磨吗？那不很简单吗？就是看我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嫌我活得太久了，看我什么时候死啊！于是大怒。康熙痛心、愤怒、哀伤地盯着太子说道：“胤礽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朕包容二十多年，他不但不悔改，反而愈演愈烈，实难承祖宗的宏业！”话未完，泪已流了下来。
　　康熙缓缓开始历数胤礽的罪状。当时康熙是相当的气愤，康熙一面落泪，一面痛述着，最后竟一时气急攻心，再加上几日来的伤心，竟然昏厥过去。可见康熙对太子是“爱之深，恨之重”。其实这些都是太子之争引来的结果。兄弟们开始互相陷害了，但当时康熙不知道这些。于是在九月废黜了太子胤礽。在太子被废以后康熙帝国也进入了结束的尾声，皇帝开始为谁是自己的接班人而每日忧虑。
　　在康熙的悉心的培养下，康熙的皇子们许多都是帝王之才。在皇子们慢慢地长大后，大家都开始窥视皇太子这个位置，太子之位出现空缺后，皇子们对皇帝宝座的争夺开始激烈起来,出现了九王夺嫡的尴尬局面。
　　首先以皇长子胤禔反映最为激烈，他的党羽也最多，明珠也是他的拥护者之一。由于他行事过于急躁，结果被康熙发现，他在感觉自己无望的时候，决定推选他的弟弟胤禩做太子，并且提出了处死胤礽的建议。这使康熙大为震惊，他的皇子皇孙为何这样对待自己的手足呢？估计当时他也没有反省自己对孩子教育出现的问题。但使康熙感觉到自己的帝位受到了威胁，就利用自己的秘密组织开始进行了调查。结果胤禔的问题被查出来，竟然审出飞贼欲谋刺康熙的计划，而胤禔竟然是主谋；随后胤禔用巫术诅咒胤礽的事情也被康熙证实，康熙大怒，革了胤禔的王爵，终身幽禁。由于胤禔支持弟弟胤禩做太子，本来很有前途的皇八子胤禩也被康熙打入了黑名单。
　　在皇子结党营私的派别里，“八爷党”是所有朋党之中势力最强的一支。以八阿哥胤禩为首，还包括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锇、十四阿哥胤祯以及侍卫鄂伦岱、内大臣阿灵阿等人。胤禩“乐善好施”，人称“八贤王”。不过，所谓的“乐善好施”是假的，两面三刀才是真的。他表面上礼贤下士，实际上结党营私。这一切都被康熙看在眼里，他曾说：“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所以在众人举荐胤禩为皇位继承人之后，康熙不仅大怒，还下令圈禁胤禩，借此打击“八爷党”。不过，没过多久，他就被释放出来了。就这样胤禩离皇储之位越来越远。
　　康熙审查胤禔时候，同时胤禔冤枉胤礽的事情也让康熙知道了。又经过胤礽对康熙的解释、表白说自己并无杀害父亲的意思后，父子间的矛盾得到缓解，而且也使康熙萌生重新任命胤礽做太子的意思。不久，康熙为了保护自己的皇权的统一，重新立胤礽为太子，可这已经是于事无补了。
　　皇子们见重新立了太子，但却不是自己，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对抗太子。那你说太子会怎么样？太子无党还叫什么太子啊！胤礽被复立后，不知悔改，短期内再度聚集了一批官员，形成了新的“太子党”，依然我行我素。他不仅又开始索取金银美女，甚至还有了逼宫的企图。而别的阿哥看到胤礽复立，心里十分不满，恨不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致使太子越来越孤立。这样使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康熙对此很是生气，结果大病一场。复立的太子心里更是没有底了，他是有经验的，只要他一天不做皇帝，那也就有可能哪天还被废，所以更加窥视皇权，希望早日登基。
　　朝中的大臣们更是为难了，你说是和谁站在一边？谁都有可能做皇帝，就是没有自己的份。所以朝野人心不稳，聪明的康熙，面对这种状况，知道不能让此长久下去，否则自己的结局就很难预料了。因此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再一次废黜太子，并声明不在立太子。可怜的太子胤礽就这样被废来废去，难以咽下这口气。于是在私下里更加紧了争夺皇权的斗争。
　　而最后取得正果的是皇四子胤禛，为什么是他？也就是开头我们说过的，他深知康熙的心理，没有在太子之争中受伤，最早他只是想辅佐好太子，尽为臣之道。在太子首次被废后，胤禛仍旧处处维护太子，只有他敢于为胤礽说好话，同时也赢得了康熙的好感。在太子第二次被废黜后，皇子们深刻认识到胤礽此次被废，绝无复立之可能，于是储位之争渐呈白热化。胤禛看到这一点，也蠢蠢欲动，结党营私，为争得储位开始活动起来。胤禛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处处掩饰自己对储位的期望，外弛内张。胤禛这就是知人者智，他不去排除异己，而是去迎合康熙的想法团结兄弟，并且笼络了朝中的要臣，苦心经营，终于使他成了笑到最后的胜利者！
　　康熙的皇子众多，帝位仅有一个。几十年的明争暗斗，终究还是有曲终人散之时。到底康熙本人对皇储是个什么态度呢？不难看出，他根本就不想再立太子。他深知，再立太子，众皇子的明争暗斗会更加激烈、残酷，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在自己弥留之际再行昭示天下。康熙五十六年冬天，康熙颁布遗诏，诏书中对继位者是谁，只字不提。可以肯定，康熙通过几年的观察，已经成竹在胸，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了。众皇子们知道皇位已经定下，斗也没有用了，只有等，时间会告诉他们结果，这样也让康熙在最后的几年里，有了个安静的家庭环境，也算是康熙安度晚年吧。
　　亲情与政治的变奏曲——康熙背后的两种女人康熙帝作为一代盛世帝王，其后宫生活却是异常的不和谐；康熙拥有整个天下，但在自己的生活中却是真正的寡人和孤家。他的后宫生活也充满了伤感的色彩。
　　相依相靠的祖孙康熙作为一个少年天子，缺少父爱，母爱也不完整，而是他的祖母给了他一切的关爱，康熙帝可以说是孝庄太后一手培养和造就的。在康熙的心中，祖母给予他博大的爱，使他的心灵感受到温暖和真切的亲情；孝庄太后的言传身教，是他成为一代帝王的财富。
　　这位太皇太后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位幼主。康熙八岁，由四位大臣辅理政务，孝庄太后尽力教养幼主。康熙日后所回忆：“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弗敢越轨，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可以看出康熙对祖母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这也是在皇宫的红墙绿瓦下，康熙得到的最大的关爱了。可以这么说，没有孝庄太后，也就没有康乾盛世，不管野史如何说这位美丽、仁慈的皇太后，她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妇女的楷模。
　　幼年康熙继位后，安徽桐城的秀才周南等曾经奏请孝庄太后仿效古人垂帘听政，可孝庄太后不想当皇帝，只想辅佐皇孙。可谓古代女子的典范，也是当今女子的典范。
　　孝庄不干预朝政，但不表示对朝政不关心。康熙在用人、奖惩及国家大事上经常请教她，可以这样说，康熙大帝之所以文治武功大有作为，开创清王朝的鼎盛，与孝庄太后对康熙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她也使得青年时期的康熙在家庭里有了一位密友、忘年之交。
　　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孝庄皇太后全力支持康熙平乱，她拨出宫中的金银犒赏八旗将士，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了康熙最大的支持。“三藩之乱”整整持续了八年，特别是在前几年，十分的艰苦，如果没有这么一位太后的支持，恐怕康熙很难平定叛乱。
　　在稳定了政权后，孝庄太后就开始颐养天年了。每天康熙都会去慈宁宫问安，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太后病重，康熙帝每天都要向上天祈祷，希望祖母能早日康复，也在各地请名医给祖母治病。这段时间是康熙最害怕的时候，毕竟孤独是最可怕的敌人。最后康熙竟然冒着严寒步行至天坛，为孝庄太后祈祷，愿意减自己寿命以延长太后的寿命。这令文武百官无不感动落泪。
　　孝庄太后病重期间，康熙日夜衣不解带地服侍在太后床前。孝庄太后看到康熙日益憔悴，两眼通红，屡次劝他以国事为重，大臣们也劝，康熙依然不离祖母半步。小皇帝的孝心感动得孝庄太后老泪纵横。当孝庄太后病危之时，康熙号哭不止。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太后于慈宁宫去世，终年七十五岁。康熙和孝庄皇太后祖孙二人，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在康熙帝的心中祖母不仅给了他母爱，也让他的心灵得到了无比的温暖和慰藉。康熙帝也让孝庄太后享受了自己儿子都没有给予的孝心！祖孙间相濡以沫的这段佳话更会源远流长。榜样的力量本应是无穷的，康熙帝也给后来的皇子皇孙们做了一个贤孝的榜样，但是康熙的皇儿们似乎更关心的是父亲手中的权，往往忽略了父亲作为至亲的本质。康熙人到晚年对于“高处不胜寒”是不是更有体会了呢？
　　爱江山也爱美人康熙帝是一位在位时间比较长的皇帝，陪伴他的女子也就特别多，而他的皇后有三位，后宫佳丽数不胜数。可在康熙三十六岁以后就再也没有立过皇后，可见三位皇后的早逝给康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这位爱江山也爱美人的皇帝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太太们的呢？又是如何和她们相处的呢？
　　作为一个少年天子，婚姻历来也是政治，很难代表个人的意愿，门当户对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参与其中。但更主要的还是政治，以家族利益为己任的皇帝是很难找到真正喜爱的又能母仪天下的女人作为皇后的，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原配。而康熙就有所不同，他的婚姻是政治联姻下的幸福婚姻。
　　康熙的这三位皇后，出身都极显赫，两位是辅政大臣的后代，一位是国舅的女儿，按理说都是标准的政治婚姻，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跟这三位皇后的感情都甚好，尤其是赫舍里氏和佟佳氏。
　　赫舍里氏是少年发妻，青梅竹马，为他生下了嫡长子，却为此付出了生命；佟佳氏是唯一的一位跟康熙有血缘关系的皇后，康熙是个很重亲情的人，对自己的表妹当然另眼相看。康熙不像他的父亲和孙子，没有特别专宠的宠妃或是那么多花边新闻，他的感情内敛，但是也非常丰富细腻。提及康熙和他的后妃，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传奇，所以我们也就只能从皇帝的起居注、大臣们的奏章、康熙自己的诗文等等，来分析他的感情生活，包括他几位皇后去世时的情况，也是非常真切感人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感谢他的祖母孝庄太后了，她实在是一个明智的女人，她吸取了儿子顺治失败婚姻的教训，在为孙子物色后妃时，不仅考虑巩固统治权力，还充分考虑了孙子的性情和个人喜好，可谓是个非常优秀的媒人。
　　这三位皇后的性格都属温柔娴静一类，还都颇好诗书，跟康熙有共同语言，也就有了建立感情的基础。另外一个原因是康熙大婚时才十二岁，在那个年纪康熙还是个孩子，他和他的这几位皇后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人年轻时候的感情总是比较朴素真挚的，没有那么多杂质，所以就觉得特别美好，让人留恋，这就是先有亲情、再有爱情的两小无猜的婚姻。
　　而等他做皇帝越来越久，对他身边的妃子付出的真情也就越来越少了，大部分人对于他来说只是生理欲望和延续血脉的工具。其实康熙这个人对他的家人十分爱护，从他对他的皇祖母孝庄太后至敬至恭，就可以看出他其实十分渴望有人爱他，他也可以无私地爱别人。尤其是在位越久，康熙对陪伴了他长久岁月的后妃感情越深。一代才子皇帝让无数美女为之流泪，康熙也为几个皇后操碎了心。
　　康熙在他生前就册封了三位皇后。第一位是赫舍里氏,索尼的孙女,也就是索额图的侄女, 康熙在十二岁的时候，孝庄太后为了让康熙早日亲政，打击鳌拜集团，选中了赫舍里氏。这是标准的政治婚姻，婚后两人情投意合，而且赫舍里氏对孝庄太后、孝惠太后特别孝顺。少年初成的康熙皇帝和情窦初开的赫舍里氏皇后这对小夫妻婚后恩爱甜蜜，生活非常和谐，彼此感情颇深。他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同时他们又是一对患难夫妻，他们共同度过了鳌拜专权的日日夜夜。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岁月里，赫舍里氏以自己“宫闱式化、淑德彰闻”的得力辅佐，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得康熙皇帝无后顾之忧，能够集中精力料理国政，顺利度过了他即位的早期阶段，为日后建立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赫舍里氏皇后不愧为康熙皇帝的贤内助。
　　如此的贤良淑德，康熙也就更加喜爱她，两人相敬如宾。康熙八年的时候，赫舍里氏为康熙生下一个男孩，虽不是第一个皇子，却是皇后所生，康熙特别开心。
　　但天有不测风云，孩子在不满四岁的时候就夭折了。这对康熙夫妇打击很大，康熙皇帝为此多日郁闷难解。而对于皇子的死，受打击最大的还是赫舍里氏皇后，这毕竟是她第一个孩子。由于忧伤过度，本来娇弱的身体变得更加孱弱多病，康熙皇帝对她则更加关爱。
　　康熙十一年十月，赫舍里氏皇后在京生病，康熙皇帝正陪同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在遵化汤泉疗养，闻知此信，争得祖母同意，即刻飞骑进京探望。直到皇后病情好转，方才放下心来。可见赫舍里氏皇后对康熙帝来说也是举足轻重的，仅次于孝庄皇太后。但在他们第二个孩子降临的时候，赫舍里氏因为难产而去世，年仅二十二岁，是清朝皇后中去世年龄最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因难产去世的皇后。 对于皇后的去世康熙内心十分的悲痛，在她去世后的一个月内康熙每日在赫舍里氏宫前举哀。康熙和赫舍里氏的爱情如百姓间普通的爱情一样，有真诚也有刻骨铭心。正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康熙才让这个赫舍里氏所生的皇子成为大清未来的接班人；还是因为赫舍里氏，康熙对皇太子犯下的滔天大错予以宽容，就算是对爱妻的一种悼念吧。虽然后来未能继承皇位，也只能怪皇子自己的急功近利了！
　　在以后的三年里，康熙都没有立后，但是后宫不能没有皇后。直到三年丧期已满之时，康熙立了钮祜禄氏为皇后。钮祜禄氏是辅臣遏必隆的女儿，非常的聪慧，而且文化素养极高。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她很快得到了康熙的喜爱，与赫舍里氏大概是同时进宫的钮祜禄氏，也和康熙是儿时的伙伴。钮祜禄氏当了皇后以后，由于她的知书达理，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很受孝庄太后的喜爱。
　　也许是红颜薄命吧,她被册封一年以后便去世了。由于钮祜禄氏饱读诗书，综合素质很高，康熙帝一年来视她为自己的红颜知己。她的去世让康熙帝五日不理朝政，整整三个月到其宫前举哀。钮祜禄皇后的丧期正是征讨“三藩”的关键时候，康熙帝下圣旨：凡出征王、贝勒及各官为国讨贼、平定地方效力行间，今令伊等委服丧服，朕心不忍，其穿孝服、摘耳环、散发，俱著免。可见康熙对她的喜爱又强过前一任赫舍里氏。只能是人鬼情未了!钮祜禄皇后，只当了半年皇后就因病去世了，没有子女，死时也仅仅二十五岁。
　　康熙的第三位皇后佟佳氏是佟国维之女，康熙的表妹，与前两位皇后一样，佟佳氏也是一位端庄贤淑、“言容有度”的女子。她去世前已过三十岁，宫中自有比她更年轻漂亮的妃嫔，康熙钟情于那些年轻妃子，佟佳氏从来不嫉妒，不干涉，雍容大度，志在进贤。与前位皇后相比，佟佳氏面临着一个新的情况，即康熙的儿女们渐次长大。如在佟佳氏去世前，皇太子胤礽已十八岁，二公主已十七岁，他俩下面又有十几位年龄不等的同父异母弟妹。佟佳氏将这些阿哥、公主视同己生，对孩子们十分疼爱，显现出善良、温和的本性。她当了数年的皇贵妃，也就是副后，在皇后之位空缺的情况下统率六宫，直到病危时才被正式册封为后，一天后就去世了，死时三十出头。佟佳氏一辈子就生过一个女儿，却后来夭折，值得一提的是雍正曾被她抚育数年。
　　此后漫长的数十年里康熙再没立过皇后，因为他恐怕觉得他自己是天生的克妻命，在佟佳氏之后，康熙也有一些比较宠爱的妃嫔，因为他不希望又一位自己喜欢的女子像前三位妻子一样登上皇后的宝座却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所以再没有动过立后的念头，当然这除了感情因素，也有复杂的政治原因。
　　康熙是一位内心世界丰富，感情十分细腻的人，他三次失去皇后，其精神的痛苦要超过一般人。他亲自去第一、第二位皇后停柩的巩华城哀悼，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无不令世人瞩目。第三位皇后去世后，他又写诗哀悼，情真意切：“泪添雨点千行下，情割秋光百虑随。旧诗咏尽难回首，新月升来枉照空。鸾影天涯无信息，断弦声在未央宫。”他悲从中来，不能自已，握笔言情，以表心怀。康熙对于三位逝去的皇后都十分尽礼，这固然是他有意识地按照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行事，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康熙对三位皇后确实有真挚的感情。皇帝也是人，他需要爱，也需要被爱，同时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种种事实表明，玄烨对皇后的爱是深沉的、真挚的、执著的，一直到皇后死后仍是如此。
　　三段爱情传奇，一个经典，一个平淡，一个凄凉。康熙大帝身边应该有个怎样的女人，哪一种爱情属于康熙大帝？李世民，拥有长孙皇后指点江山的声声叮咛与身携毒药生死相随的爱情誓言；刘彻，始终在追逐倾国倾城的惊艳，让他的女人们长叹金屋幽幽。
　　爱新觉罗·玄烨，一个把感性牢牢困于理性樊笼中的孤家寡人，自觉的他将感情都深深埋葬归于平淡。他需要一个毫不张扬给他平淡生活的女人和一份不用言明却实实在在的平常爱情。赫舍里氏可以是这个平凡的女人，佟佳氏也可以是这个平凡的女人。只是康熙来不及选择赫舍里氏，因为她在康熙的生活中停留得太短暂，康熙踏上真正的帝王之路之前她就离开了。赫舍里氏留给康熙的是一份稚嫩的爱，未经成长就戛然而止。赫舍里氏和这份爱，都存留在康熙青春的记忆中。而佟佳氏留给康熙的是一份成熟的爱，这份爱在康熙从成长到成熟的帝王之旅中慢慢滋长，包含着同甘共苦的平凡与热烈。而佟佳氏自己留在了康熙一段平凡里彰显不平凡的感情记忆中，这记忆渗透在康熙平淡的生活中，也渗透在康熙辉煌的盛世中……康熙皇帝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是他的一个侧面，而感情丰富，爱得真切又是一个侧面，这样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人。可见一代帝王的后宫生活也可以是幸福的，有那么多爱他的女子，也有这么一位值得人爱的皇帝，虽说有点儿悲哀，这不也是符合现代爱情的故事情节吗？
　　
 第十讲 青山依旧在，几度盛名事
　　风风雨雨中，康熙王朝走完了它的旅程，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人对康熙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正所谓“古今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后世对康熙有褒有贬，但以褒为主，几乎没有什么负面评价，特別是康熙以后的清朝皇帝，更把康熙奉为圣人，甚至将他与唐太宗、汉文帝相提并论。
　　千古一帝的功绩与得失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中，康乾盛世是最后一个盛世。同时，由于在近代以来和西方的碰撞中，泱泱古国立现滞后，这个盛世更是提供了一个最后令人缅怀的全盛局面！我们常说的所谓的盛世，简化起来说，大概离不开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达、边疆稳固等几个指标。在康乾盛世时期，如果仅按照这几个指标对照，中国王朝这最后一个盛世，说是空前是毫不过分。当然，每每提及这个盛世，必然要带出的就是开创这个盛世的康熙皇帝，大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二位君王。
　　在康熙六十一年的统治下，清朝的疆域也从原来的“弹丸之地”扩展为东起大海、西到葱岭，南自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经济方面，农业发展，表现为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粮食产量的明显提高、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
　　好学勤政的帝王康熙是清初有名的帝王之一，他在位期间，社会发展，国泰民安。清初之所以出现和谐繁荣的局面，与康熙的“三勤”密不可分。
　　所谓“三勤”，就是勤学、勤劳和勤俭。《周易》云：“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国之君，康熙异常勤政。他日夜为国操劳，亲自批阅处理重大事件，的确做到了日理万机。
　　康熙的学习精神、学习态度，在中国封建帝王当中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康熙却经历了不幸的童年，两年之间父母双亡，一个孤儿形影相吊实在是可怜，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德才兼备的孝庄太皇太后，由她负责抚养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康熙幼年的忧患生活，不幸的遭遇，砥砺着他更加勤奋地学习。
　　康熙身上有满洲人、蒙古人、汉族人的三种血统，父亲是满族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人，所以同时也意味着他要受三种文化的影响：蒙古族祖母的言传身教，满族师傅的传授满语、满文，指导骑射，汉族师傅教给他四书五经，耳濡目染儒家文化。所以，在康熙的思想体系中，既有满洲骑射文化的影响，又有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有汉族儒家文化的浸染。因此，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喜欢钻研科学的无疑是清朝的康熙。他认为，作为一个皇帝，不懂天文、历法、数学，又怎么来判断是非曲直呢？所以他下定决心学习，学天文、数学、历法、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药学，甚至于学人体解剖学，曾经在皇宫里面的制药实验室里，亲自动手解剖过冬眠的熊。从这一点很清楚地看出：康熙是一个学习型的皇帝。他之所以做出很大的贡献，之所以深知为君之道，其中的一个秘诀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为自己注入新的动力，推动王朝继续向前发展。
　　作为一代帝王，只是拥有渊博的知识，懂得治国的道理，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具备理论知识，随便指挥一下，也只是如纸上谈兵的赵括一般，康熙早已深知此理。所以才有了康熙帝的六次南巡，康熙的亲历亲为，让百姓看到了希望，同时也为百官做了表率。他的巡视主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康熙巡幸也是勤政的一种表现，尽管结果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康熙走出禁卫森严的紫禁城，确实有助于皇帝了解民间疾苦和社会状况。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六次南巡。南巡是为了解决“黄、淮冲决为患”的问题。皇帝本人亲临河道，与水务大臣共同商议治理水患的办法，身体力行地考察治河工程，还要详细调查各地官吏的治理情况，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本来是臣子做的事情康熙反而亲历亲为，虽说展现的是高高在上的帝王的敬业精神，但也不得不让人反思：监管职能赋予了何人？难道皇帝是履行监管的唯一之人？答案不言而喻。
　　从康熙巡幸的整个过程，以及处理事情的时间来计算，康熙的南巡过程完全是没有时间去游山玩水的。而且康熙皇帝巡视地方也不耽误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规定奏章俱三日一送行在，有时内阁送来的时间晚了，他要批阅到深夜。康熙勤政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大事的处理上，还有许多是康熙的一言一行表现出的一代帝王的勤奋，如亲自勘测永定河水务等；就连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勤勤恳恳，可见康熙的勤政程度是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作为皇帝，巨大的工作量以及工作压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所以，康熙以凡人的身躯完成了非凡人所能承受的工作，辛苦程度可见一斑，连读书都可以累得吐血，于古于今都是很少见的。
　　虽说康熙要求巡幸尽量避免骚扰百姓，他要求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从节俭，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所以康熙的出巡也为当地增加了一些负担，康熙注意到了这些，把损失也降低了很多，总体说来，出巡的利大于弊。相比之下，乾隆皇帝就逊色得多。乾隆皇帝一心想“法祖省风”，但结果却造成了铺排和浪费人力和物力。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康熙南巡将治理黄河作为头等大事，“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解决了黄河的入海口问题；修筑钱塘江海塘，保护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在这个过程中，笼络了江南的士子、官商，可谓一石二鸟。而乾隆江南之行的最主要目的除了游山玩水，还是游山玩水。
　　康熙的语录中有这么一句话，曰：“朕所居殿现铺毡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更换者有之，朕生性廉洁，不欲奢于用度也。”一位皇帝能做到如此，对我们现代人颇有些讽刺的味道。而康熙的衣物上经常会出现补丁，作为一国之君能做到这一点，也足以让我们尊敬。
　　康熙以勤政爱民让世人称赞。清朝是历史上没有修建长城的几个朝代之一，为何康熙没有修建长城呢？其一是康熙饱读史书，对修建长城劳民伤财有所不齿。康熙对大臣建议修复长城是这样答复的：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其二是康熙对自己的武装实力很自负。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修德安民”云云说得过于堂皇而蹈空，实际上他有硬的一手，也有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木兰围场”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作用。而软的一手，就是对自己勤政的表现具有足够的信心，也就是对自己的政策实施有信心。
　　康熙留给后人的“功绩”
　　康熙留给后人的不只是这些传说，更主要的是，他给中华这个大国，带来了一个多世纪的相对繁荣，也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一时的稳定生活。康熙作为封建的君王，是可以称为大帝的。
　　谈及功绩，首推撤藩。
　　康熙准备着手进行撤藩时，这个消息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全国都处在这个战事之中，京城里有杨起隆谋反，在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而且，先后发生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康熙帝的皇后赫舍里氏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雷火与地震，天灾与人祸，连连击到年轻的康熙皇帝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江南乡里。
　　君王临大事，应有静气。少年天子康熙在危急时刻，持心坚定，气静不慌。面对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学士索额图、户部侍郎魏象枢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撤藩出自朕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主张平叛的大臣的决心，也遏止了那些主张不撤藩大臣们的异议，使得上下同心共谋大业。他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世霖等逮捕处死。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吃饭，闻讯大惊。后西藏五世达赖喇嘛为吴三桂说情，请求朝廷“裂土罢兵”，遭到康熙帝的坚决驳斥。他为了安定惊恐的军心，慌乱的民心，每天游景山，观骑射，以示胸有成竹。有人进行讽谏，康熙置若罔闻。事后他说：“当时我要是表现出一丝惊恐来，就会人心动摇，说不定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他的坚定决心和平静心态，对于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吧！
　　经过八年平叛战争，终于取得削平“三藩”的胜利。群臣请上尊号，康熙帝严辞拒绝。他认为，八年战火，生民涂炭，应该务实，切戒虚名。随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台湾。可见康熙是一位不图虚名的皇帝，为大清的百姓牟取了不少的利益，同时给后代的子孙开创了一个稳定的疆土。
　　再者，收复台湾，抵御外侵，平定内乱。
　　康熙统一台湾后，在台湾开府设县。自古至今台湾就隶属中国，但台湾也是一个多事的小岛，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中国的南大门。自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入侵并占领台湾，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才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奉南明继承郑成功的职位（同时也就承认南明是当时的统治王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抓住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台湾政局不稳的时机，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军统一了台湾。命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对台湾的稳定和百姓的安居具有积极意义。
　　康熙在抵御外族入侵，平等缔结边境和约也有卓越贡献。黑龙江流域在皇太极时已经归属清朝。清军入关后，由“于柳条边”的设定，导致东北地区人烟稀少，沙俄趁机东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雅克萨（今阿尔巴津）、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呼玛尔（今呼玛）等城。康熙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划定了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整个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也体现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康熙也为我们今天的版图定下了一个模型。
　　康熙亲征朔漠，善治蒙古，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贡献。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只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则进一步解决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到康熙时才算得以解决。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蒙古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同时也为各个民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
　　再次，恢复、发展生产。
　　康熙重视农业，整治河流，兴修水利，为民造福。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使广大的农民失去了土地。顺治帝就曾下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曾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康熙的六次南巡中，有三次主要针对的是水务方面的工作，而且还带领皇子们在永定河上，亲自使用仪器对治理水患进行验证。康熙朝在治理水患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最后，加强文化、艺术建设。
　　康熙移天缩地，留给后代众多的艺术园林。康熙先后兴建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官家园林，乾隆又兴建了“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并且遗留下来了现今最大的皇室园林——避暑山庄。
　　康熙兴文重教，编纂典籍加强文化传播。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60余种，2万余卷。康熙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康熙的功与过，是与非不是几句话能概括得了的。从历史的进步来看，他有局限的一面，但从作为帝王的角度来看，他可以称得上一代明君。从百姓的角度来看，康熙也是一个体恤百姓的好皇帝。
　　说不尽的身后事作为一个能够在位六十一年的皇帝，他的精力也难免有些不足。六十一年的单一政策，让中国走到了耻辱的开始，康熙时期的中国社会在走向表面繁荣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隐忧。如康熙没有完成对贪污腐败的彻底整治，在康熙晚期，贪官污吏们活动得更加频繁；康熙没有对自己皇权的继承归属问题有个清楚的交代；同时他也为乾隆留下了许多的战乱问题。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尽管康熙帝都深有觉察，并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然而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国家的命运和领导人的个人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个人的局限往往会变成时代的局限。到康熙帝晚年，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所幸的是，他的继承者雍正帝和乾隆帝都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最终引导清朝摆脱腐败的危机，走向新的繁荣。
　　弥留的腐败康熙对贪污腐败的惩罚是决不手软的，可在遏制腐败上不能光只是树立典型的劳模就可以的，要有明确的制度来制约腐败的发生。而康熙帝继承着老祖宗留下的滋生腐败的温床——捐纳制和耗羡制，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顽疾，其实也是金口玉言的“永不加赋”造成的。
　　捐纳制是封建时代政府准许百姓捐资纳粟取得爵位的方法，也是清朝通过卖官以增加国家收入，是当时为解决财政赤字实行的一种集资办法。这种方法创始于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1年)，在西汉形成了明文制度，但只规定最高可买到相当县令的职务。更有荒唐的，东汉灵帝卖爵位是明码标价的，张榜公布，现金交易者优惠。此后各朝皇帝，都有卖官的举动。到了清代，捐纳的风气更盛，康熙时期出白银4000两可捐一知县，以至使全国捐纳知县达500余人，道光时期捐一知县已经跌到999两。
　　捐纳制不仅使百姓可以捐官，而且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等待遇。但出钱捐官者都是“逐本求利”，一旦到了职任上，很少有不鱼肉百姓的，他们中饱私囊，残民害政，为的就是收回成本，因而造成官场严重腐败。而康熙帝连年征战，国库亏空，把这种制度运用得更加熟练。而“永不加赋”是康熙开国订的制度，金口玉言是不能改的，为此也只能利用“捐纳”这种方式来税收了。
　　所谓耗羡，是指补偿实际损耗后多出的盈余。官府征收赋税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损耗，征粮的过程中有鸟雀老鼠等损耗，征盐有盐耗，把碎银铸成50两重元宝有火耗。为弥补损耗，征收正赋税时要多收一部分损耗费。这没有固定数额，多余的耗羡并不上交国库，使用也无章程。各级官吏于是从中中饱私囊，上下默认，把这个看成不成文的规定。清朝名义上实行薄俸制度，一品官员每年俸银180两，七品官员年俸银45两，有的官员甚至只有27两4钱。这些俸银薪水，养家之外还要用于种种官场的应酬，官员的开销远远超过俸银，于是各级官员纷纷增加耗羡，并且任意占有耗羡，从中渔利。如在康熙时期加收的火耗（铸造钱币时的消耗），“重者每两至四五钱”，甚至有的地方出现“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
　　捐纳制和耗羡制使官员们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买官以后快速的利用耗羡制度进行贪污，然后再进行买官。这样来来回回，就会有一群老鼠在大清这座粮仓里生活。更有悲哀者，在买了官以后，没有空缺，直至终老也没有做过半天的官。而“明智”的康熙帝，为了自己的政权的统一，放任了这种现象的出现，这也是“饮鸩止渴”的办法。
　　尴尬的继承捐纳制和耗羡制中的问题在康熙以后的几代帝王中一直没有解决，也使清朝的官场与贪污腐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作为一个逝世于任上的皇帝，康熙在自己接班人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一直是被大家所谈论的一个谜。
　　康熙帝生有35位皇子，在康熙的孜孜教诲下，每个皇子都是文武双全。人的本事大了，野心也就大了，每个皇子都惦记着他的龙椅，扑朔迷离的太子争夺战开始了。经历了皇太子的二重奏，康熙对皇子们寒了心，为了保住家族的颜面，至死也没有说出谁是将来的皇帝。于是给雍正帝，留下了一个名不正的委屈，也给野史家们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可这对于皇权的稳定不是件好事情，结果就是出现了康熙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手足相残。不过由于康熙对子孙的教育比较得当，也使他没有感觉到李渊的痛苦，没有因为雍正的继位失去了所有的后世子孙。而唐太宗初登大宝便铲除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所有的后代。比之李渊，康熙皇帝泉下应该欣慰了。
　　盛世王朝发展的悖论作为现代人，我们一方面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康熙对历史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不必讳言康熙的不足之处，要知道康熙到底是皇帝，是封建王朝的代言人。这个身份决定了他的行为必然是以维护清朝统治为大前提，有时甚至对百姓大开杀戒也在所不惜，为了阶级利益阻碍历史变革也是正常的事情，何况保护家族利益是他的责任。
　　另外，清朝初年，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有的与康熙相交甚厚，這些与康熙同时代的外国人对康熙的看法，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康熙和康熙时代的中国历史。
　　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古国之一，从它的发展史上来看，清朝末期的历史有一段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从康乾盛世到《南京条约》，不过相隔四十五年，由独立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国家，这个转变未免太大了。历史的必然性与逻辑性何在？后人在总结时大都将罪过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可是，被殖民的过程要有个起始，也就是要有个开始吧，只从嘉庆、道光两朝很难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可以说他们只是在紧紧跟随在先皇们给他们指定的道路上，他们只是衰败的一个过程。
　　大家也不要忘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现代人大多对康熙好评不断，忽略了康熙时期世界的进步的脚步了。在西方科技日益发展的时候，康熙却禁止科技实验，甚至连武器的研制也被禁止。英国大使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因为惧怕科学与技术以及宗教的普遍流行给老百姓的信仰带来无法估计的改变，康熙不仅对西学采取压制政策，而且对科技也采取排斥态度。
　　孤立地看待当时中国的盛事，无意中沿袭了历史课本上对康熙的颂扬。实际上，中国的衰败恰恰始自康熙帝。因为康熙正处在世界发展的关键，由于康熙是一位封建帝王，使中国减慢了进步的过程。康熙的功绩只是给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中国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足够让人侵略的时间。
　　隐于盛世的衰亡之相康熙把清朝带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但望眼世界，相比世界的发展，康熙的进步，小了很多。也就是康熙把整个民族的落后史的开局演化得富丽堂皇。在美丽的盛世光环下，有许多让人值得思考的事情，让你知道，看到的并非是全部，把康熙王朝放到全球的发展策略中去你会发现，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落后的史迹。在康熙开创康乾盛世的时候，同时也开始了中华民族闭关锁国的发展过程，而乾隆皇帝把这种封闭进行了延续。如果清朝末年的中国是一个熟睡的东方巨人的话，那康乾盛世，就是它熟睡的催眠曲。
　　其一，康熙对经济的控制由于康熙朝拒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生长，在别人大步前进时中国却从此背上了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重枷，尽管清末勉为其难地兴办与鼓励近代工商业，但落伍已久，列强争夺目标已对准中国。良机既逝，再难发展。至于旧史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那种“繁荣”是表面的、虚假的、病态的，其实已经腐朽。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朝中期产生的，到康熙初年，正值成长的旺年。它表现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一个工场雇用数百人已是常事；包买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国各地，大商业资本集团纷纷出现，如盐商、粮商、布商、山西票号商、广东出口商，资本动辄数百万两；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趋繁荣；在农村，由于顺、康时自耕农居占主要地位，农民人身依附土地的关系比起明代大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动程度开始加大，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力，同时也说明资本变革具备了一定的经济物质条件，说明了当时的中国，是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有强大经济发展空间的中国的。
　　然而我们的康熙帝做了什么呢？康熙作为保守的上层建筑必然维护其落后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成长几乎停滞，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以至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均难奏效，积贫积弱终成定局，与“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继承重本抑末的传统决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要为清末的落后承担一定的责任。
　　康熙对清初正在发展的工厂、手工业不是扶持而是严加限制。例如对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工匠人数、工资定额，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并征收高额税金。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售卖。康熙朝完全地控制了生产资料。还在佣工中另外实行一种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像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国内关卡林立，肆意盘剥商人。官府还勾结各个行业的行会以各种条规罚款来限制竞争，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商业的政策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完全干涉了劳动者的自由，这样就束缚了一个大国的快速发展的脚步。
　　在对外贸易上，清代以闭关锁国著称。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还必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进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完全处在一个贸易顺差的时期。康乾时外贸规模之小可以从下面两点看出。两宋类似三国鼎立，而其外贸港口却比大一统的康熙时多，达六七处。南宋高宗时，市舶司年收入达二百万两，按什一税计，年外贸总值应当在二千万两左右；而五百年后“大清”康乾时，年外贸总值也从未超过此数。种种限制使诞生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来萌去总是长不大。
　　相比之下，与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荷兰，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降低商品税率，取消国内部分关卡，对新办手工工场提供国家津贴，鼓励对外贸易，支持造船工业，国家资助建立许多大外贸公司，努力扩大本国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使法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与英国抗衡的地位，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基础。而我们的康熙帝此时在忙着为加强他的皇权大力进行思想封锁呢！
　　其二，中华思想的“清”化在大清入关以后，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满族不光能入关做皇帝，还能把汉人衣冠发式都“清”化了。明朝将领大多降清，隆武帝、永历帝仅依靠颠复明朝的大顺、大西军将士与清军周旋，这样的“官”和“贼”有什么区分？前清和吴三桂都曾受明朝恩惠，假言为明复仇，反过来视明朝残部如匪盗，翦灭不遗余力，则孰为“君”，孰为“臣”？一切都乱了套。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间反目相残的事例举不胜举，时人称这次变乱几乎将封建伦理纲常扫地无余，不无道理），深深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这也使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这从当时宗教信徒人数众多就可以看出（下文会有详细的记录）。
　　封建秩序看来真的要改变了，什么思想才更适合当时的大清？当十六世纪李贽首先“反孔嘲儒”时还少有人理解，这时便在有识之士中大获响应。
　　以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文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喊出了“为万民，非为一姓”的口号，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强调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要想“富民”，必须发展工商业。王夫之、颜元还要求富商大贾成为“国之司命”，公然为小资产者呼吁争取权力和地位。这些“异端邪说”在当时社会都是罪不容诛的，却与欧洲人文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清初的学者们——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维新思想家，已认识到对封建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看来当时改革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然而在康熙帝即位后，首先改造的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让学子们回到了“八股”时代，也开始了清朝的“文字狱”。康熙无形之中扼杀了社会进步思想和思想者。
　　从当时的社会关系上看，由于明清之际的混乱局面，使人们逐渐开始寻找精神支柱，来逃避世俗的残酷。关于这一点，从信仰洋教者逐渐增多上可以体现出来。天主教徒从1610年的2500人激增到1650年的15万人（考虑到清初人口稀少，又处于战乱中，统计并不精确，这个绝对数字并不低。如果照此速度，到康熙后期大有普及之势）。那时永历帝夫妇及太后太子都信此教，还起了外国教名，太后还派人去罗马朝见教皇，达官显贵与太监信教的也不少。中国君臣信奉西洋宗教，这是自开天辟地以来的一大怪事，说明信仰危机已侵蚀到每个阶级的核心阶层。这正是变革制度、除旧迎新的大好时机。
　　而此时入主中原的满族又是一个生气勃勃、较少旧传统束缚的新兴民族，他们挟战胜余威，在这抉择去旧的关键时刻，当时的领导者绝对可以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加速或延缓社会的进步。康熙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这时是应该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合并之长进行改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从康熙帝的所作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他给封建统治思想打了一针强心剂，让这种封建思想整整多统治了中国一个世纪。
　　人们把康熙学习、继承、发展汉族封建文化思想作为他的政绩加以肯定，但作为汉族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个复杂的对立统一体的思想，其中民主与专制、发展与静止、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思想并存兼备，经历史的长期斗争，显然消极面往往占上风。在理学盛行后，糟粕更加的多。而康熙对儒家思想那一套的迷恋与提倡几乎超过任何一个前朝的汉人皇帝，主要因为康熙对儒家思想中消极一面的偏爱，并由此造成了清代窒息改革的沉重政治局面。
　　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他不但追加孔子的尊号，亲自去曲阜朝圣，首开经筵制度，而且重新启用明末声誉已经败坏的理学：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大成殿，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等，开始了儒家思想统一的过程，于是人们又听到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喧闹。清代儒学盛行及礼教残酷的程度远远超过宋、明两朝。元世祖尚能提倡寡妇改嫁，而正是康熙把年年表彰殉节守志的“节妇”，颁发白银为“节妇”建造牌坊这样一个传统，予以发扬光大！这个被戴震称为“以理杀人”。更难以理解和想象的是严酷的《大清律》和繁冗的清代官员制度几乎完全抄自明代，康熙未作任何有意义的改动，反而发扬了两项陋规——捐纳制和耗羡制，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顽疾，这样也就扼杀了变革者的信心，也束缚了变革者的思想。
　　为抵制外来政治思想的影响，维护封建专制，康熙开始严格禁止天主教。而在唐代、元代还对西洋宗教不加禁止，康熙却无兼收并蓄的意思。康熙很少与欧洲强国打交道，而且只讲“送去”，不讲“拿来”。他曾赠送大量书籍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曾赠荷兰国王白金，也曾派图理琛出使俄国，可从未向这些国家学习过什么。俄罗斯人投附或被俘，即使给予接见，也是为了显示大清的强大。大清国的皇帝好像置身于自己构思的故事里，唯我独尊。
　　康熙朝时，访华和在朝为官的欧洲人不是很少，康熙从不询问别国的政治经济以便发展自己。而欧洲各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别于中国如英国有早期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俄国有缙绅会议等等。到康熙时，国外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许多经验更有可以借鉴之处，康熙帝没做任何借鉴。康熙帝也就开始了中国“固步自封“的进程。
　　康熙是个聪明过人的君主，但他却只以汉族封建文化为唯一学习目标，而且只是生硬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专制、静止与封闭的一面，忽略了法随时移、民贵君轻、天下大同等说法，弄得思想界昏天暗地，政治上一潭死水。康熙以明史案、《南山集》案（两案株连的名士达500余人）开始了大规模迫害异端学说的先河，使文人只好钻进儒家的学说里。由于长期禁锢思想，连八旗子弟都日渐失去了当年的生气。孔教却香火独旺，而且在一二百年后仍足以压倒太平天国、扼杀戊戌维新、夭折辛亥革命，接连好几次摧毁了振兴中国的希望。这就是康熙朝继承的恶果。
　　康熙可以说是个学者，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皇帝，确没有学以致用，实在是令人叹息。康熙既严守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樊篱，又无视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更新。而重视这两点，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关键。康熙也曾学过一些西方数理化和文字，也用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做官，还让他们翻译科学著作，甚至亲自加以删定，然而西方科技深藏在宫廷的书柜上，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益处，“龟玉”就这样“毁于椟中”。
　　科技与教育落后的明显后果是军事落后。其实，早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时康熙就该觉察出清朝军事落后的状况。当时驻守雅克萨的俄军约400人，而彭春第一次带兵1.5万人，后次8000人（就是约3000人，也七八倍于俄军），兵力众寡以及远近劳逸的局势一目了然，然而围攻数月竟不能全歼或攻取，则兵械谁精良，练兵方法谁先进自然可以看得出来。康熙没有注重战争中的细节，只是在乎了结果。
　　与康熙同时的彼得大帝，其深谋远虑胜之远矣。俄国那时尚处在农奴社会，科技文化军事都比西欧落后。立志变革图强的彼得一世知道关键何在，所以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并向外国企业主提供办厂便利的同时，尤为重视科技文化的学习。他命令改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简化文字，创办报纸，设立科学院，大量派遣留学生去国外学习。为了获得最直接的感受，他甚至化名改装混杂在使节团中去英国、荷兰考察，亲自去造船厂当学徒。他又改革军制，更新装备，开办各类军事学校等等。俄国科技从此迅速进步，一跃成为军事强国。而康熙却未能及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此任务全部留给了后来的洋务派和光绪帝。倘当时能重视科技文化军事的学习与创新，持续百年后，民智早开，兵精器利，何至于有1840年以后的国耻！
　　资本主义萌芽早在中国十五世纪就已产生，为何既不责嘉靖、万历，也不责顺治、乾隆，而独责康熙失机呢？因为：第一，在嘉靖、万历时期，封建社会尚未受到明末清初那样的巨大冲击，处在惰性的稳定中。第二，从萌芽到形成制度需要时间。欧洲从北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到尼德兰革命花了二百多年，中国也不大可能就在明代本身完成转变。至于顺治，因其初入关，建国不久，明藩犹在，终日战乱，何遑言他！康熙时距资本主义萌芽初期已有两个多世纪，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了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是最好的时机。经过雍正，至乾隆时沿习日久，旧体制又暂归稳定，又不易改变了。
　　康熙为封建制度生命的延续，做了积极的贡献。也是封建历史中比较英明的皇帝，可作为一个担负国计民生的皇帝，为中国的将来所做的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在当时一个改革创新的世纪里，作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没有预计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远远不够的。
　　再议为后人传颂的武功作为一个幼年登基的皇帝，康熙没有养成坏的脾气，但由于鳌拜的专权，使这位小皇帝对皇权的认知度增加了很多，也使想撼动康熙皇权的人，招致杀身之祸。康熙有“马上皇帝”的美名，然而战争的不彻底，也让他的孙子乾隆帮了他一下，也使乾隆有了点儿可以传名的战功。
　　康熙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与稳定，无暇顾及其他，也不为其拒绝变革作辩解。然而康熙即位时，除西北边疆外，前明旧疆已基本统一；到1674年“三藩之乱”爆发前，国内一直是相对稳定的。而“三藩之乱”、沙俄侵扰、噶尔丹叛乱等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恰是康熙为了加速皇权的统一处理不善所造成的。
　　我们先看“三藩之乱”。“三藩”均被封在东南的海隅或者是西南的边陲，非心腹之患，只要他们不谋反，完全是可以控制的。吴三桂、尚可喜等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去日无多（吴三桂发动叛乱时已62岁，5年后就死了）；而康熙少年亲政，来日方长。如若不急于撤藩，率先治理内地，暂时听从尚可喜传子的请求，而吴三桂因为他的儿子吴应熊在京师做驸马，既有世袭的爵位，又没有好的理由，肯定不会谋反。等到老藩王都去世，旧党凋零，藩王的继承人没有能力谋反的时候，再进行废除“三藩”将会易如反掌。如果像收复台湾一样利用好时机，也不会有“三藩叛乱”的难以平定了。
　　前朝汉武帝就知道以推恩令化大藩为小藩，又以各种借口削夺诸王侯嗣封爵达百余人，康熙这位熟读史书的帝王竟然不知道这样？不以政治手段徐图，冒然撤藩，指望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皇权的迅速统一；可是内地没有安定，人心也没有得到稳定，吴三桂被逼无奈，而且有隙可乘，肯定会造反的。各地汉员纷纷归附吴三贵，就是因为康熙重视满族官员的后果。而且康熙所依赖平定叛乱的官员大多是满族官员，这些官员大多是无能之辈，依靠世袭的爵位取得的地位，如勒尔锦、尚善、喇布等，导致了叛乱持续了八年之久，殃及了十个省市，刚刚恢复的社会经济又遭到严重的破坏，这主要是因为康熙年轻气盛，撤藩太急，贪功激变之过。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的斗争本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不能与农民起义被官军镇压相提并论，只能追溯事件起因而判定其责。我们看看现行历史教材对于王敦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并未将平定叛乱之功归于晋、梁、唐几位帝王而大加宣扬；反而对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追本穷源，称他们是自诒伊戚。靖难之变也是这样，人们不责备燕王叛乱，而归咎于建文帝撤藩过急，这又做什么解释？为什么要对康熙帝有所关爱？如果康熙被吴三桂打败（如果吴三桂雄心大一些，不想着划江南与大清平分天下，估计有可能胜利），这样的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康熙？所以我们说“三藩之乱”，激变本非明智，平定亦难以为功。看来不只是学者照顾康熙，连老天也是照顾他的。
　　康熙素以雅克萨之战与《中俄尼布楚条约》平等的签约受到人们的赞扬。但是为什么会有雅克萨的反复争夺的战争？《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得失是什么？
　　当初俄罗斯入侵黑龙江流域，早在顺治前一年。清朝入主中原，人口大批迁入关内，致使关外地广人稀，而顺治却以关外为祖宗发祥地，不许移民开发。并在东北南部（今辽宁境内）修筑一条长达1000公里、与山海关相连的柳条边，划东北为内外两禁区，如果要进入柳条边内必须持清朝的证明，要想搬出柳条边外则是绝对禁止的（包括满人），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长城。俄罗斯便趁边防空虚沿黑龙江东下，如入无人之境。雅克萨就是俄罗斯随处修建的城堡之一。
　　顺治年间中俄军队曾发生多次战争。在康熙亲政后，并未意识到这种空边的危害，反而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继续修建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法特哈的新的柳条边，并重新颁发禁令。这些柳条边最终成了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借口。虽然有盛京、宁古塔、瑗珲三处军事设置，并增建齐齐哈尔等三座城市，无奈地域过于宽广，人口密度太小，兵力、物资的调拨、派遣有很多不便之处，很自然就顾此失彼疏于防卫了。所以雅克萨得而复失，迫于无奈只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同意让出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地方以换取本属中国的雅克萨。
　　如果康熙能警惕顺治时边境战争，在改革军制与装备的同时，废除柳条边的禁令，移民开发东北，一二十年后必会见到成效。少数的俄罗斯军队远离欧洲腹地，势必力单形孤，肯定不会过来侵犯我国边境，也就不会有雅克萨的拉锯战争和尼布楚的一味退让了。然而在订约之后，康熙仍然没有对柳条边予以重视。乾隆后期才放宽其禁令。因为东北开发较迟，导致了咸丰屈辱于俄罗斯。在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后，东北边境虽有百余年的安宁，主要也是彼得一世后期至亚历山大一世时，俄罗斯的扩张方向主要在西方的缘故。而康熙对俄罗斯无论是战争还是在后来对俄罗斯的防范上都无功可以自居。唯一让后人可以接受的是，康熙是第一位确立国界的君王。
　　再说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及其影响是清朝长期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康熙对噶尔丹内侵处理不善才留下了这后遗症。
　　在康熙前期，蒙古部落三部的情况是：漠南已归属了清朝，漠北则表示恭顺，只有漠西与清廷关系比较疏远。由于漠北蒙古土谢图汗抢去扎萨克汗的爱妾，造成两汗开战，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有了可乘之机。该部首领噶尔丹于是以帮助扎萨克汗夺回爱妾为理由，进攻漠北，迫使漠北蒙古各部落向关内迁移；噶尔丹借口追拿土谢图汗，率兵攻到漠南。噶尔丹声明不敢与清朝为敌，抓到土谢图汗即刻班师回漠北等，实际上是侵略清朝的举动。如果康熙明察事件起因，借此机会主持有关各方会盟，面谕调停，令土谢图汗向扎萨克汗和噶尔丹汗谢罪，再临以兵威，送他们各返旧地，必然干戈不起，一举收服众心（噶尔丹虽刁顽，但他的实力与清朝相差甚远，所谓俄国的援助，也只是虚张声势），清与漠西的关系便可由此良好确定。但是康熙却保护土谢图汗，出动军队。
　　首次战胜后，又让科尔沁亲王致书引诱噶尔丹再次内侵，才有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望风而逃。第三次亲征时，噶尔丹本蛰居阿尔金山，兵少粮尽，不战而死。在康熙的三次亲征中，仅有乌兰布通堪称一战，而且噶尔丹军队仅二三万人，康熙竟动员了从东北到陕甘的沿边各个军队。论战果，比起汉朝的窦宪、卫青，实在微不足道。何况已经开战的情况下，不能通过一战而解决所有问题，趁势将漠西漠北同时平定，在当地设官分治，从而长治久安；然而三次亲征，没有完全消灭噶尔丹部，反之却从此与准噶尔部结怨，导致了康、雍、乾三朝连年用兵，以对付准噶尔部及其附庸在青海、西藏、新疆发动的叛乱。
　　到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时，乾隆恼羞成怒，竟然命令兆惠将准噶尔部的俘虏全部屠杀，有失天子的风度。最后导致了霍集占、张格尔、阿古柏等叛乱迭起，令清廷几无宁日，都是准噶尔部事件掀开了新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长期对立的恶劣先例。清代民族关系紧张程度超过了元代，不能不说是康熙轻启边衅，劳而无功的结果。人们看待事情都有双面性质，康熙的用兵也许在当时就是正确的，但作为后代的我们，从中找到他的不明智之处，引以为戒。
　　纵观清朝的发展史，康熙作为大清基业的奠基人来说，对清朝的统治来讲是有功的；但如果把其所制定的政策，放到中华的发展史中来评价，说法也会有不同。所以我们应该从多面去看待康熙，去了解他所创造的康乾盛世。
　　后记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的确是这样，历史总是给历史人物（包括帝王）提供了机遇。因为不论是什么时代，都可能面临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权威至上的人，因此历史创造了英明的君主。
　　我们应当承认，帝王中有开明的或睿智的或有气魄的或有才干的，有为历史过程中重大问题的解决付出心血且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物，有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呕心沥血且也做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不承认这一点区别，统统简单地归结为罪不可赦的享乐者、挥霍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历史上的伟人同样不能十全十美。伟人往往不是圣人。伟人也有凡人的一面，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因此，伟人也必然有失误，也必然有错误。这些，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昔日的君王被惯以现代人思维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睁大自己的双眼，看透他们的非凡成就，也应审视他们的缺陷。
　　正是因为对这种思想的认同才有了今日笔下的康熙皇帝，希望能与广大的读者共同分享历史视野中的康熙，最大之喜悦不过如此。
　　参考书目《正说清朝十二后妃》，博尔济吉特·卓里克等 ，金城出版社，2005年。
　　《细说清宫十三朝》，王皓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正说清朝十二帝》（图文本），阎崇年，中华书局，2006年。
　　《康熙皇帝》(英明君主)，丹枫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暮鼓晨钟：少年康熙》，凌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大清王朝十二帝》（上），崔清北，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
　　《大清官宦沉浮》，上官云飞，西苑出版社，2005年。
　　《康熙大帝》，二月河，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清代官场图记》，李乔，中华书局，2005年。
　　《正说清朝十二臣》，余沐，中华书局，2005年。
　　《大清王朝之谜》，宋佩、李军、张勇，黄山书社，2005年。
　　《清朝十讲》，周华文，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
　　《正说清朝三百年》，林涛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5年。
　　《清朝那些事儿》，东篱子，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
　　《清朝的皇帝》，高阳，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清朝》，文明探索丛书编委会 ，大象出版社，2005年。
　　附录：康熙年谱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顺治十八年（1661年辛丑）正月初二日，顺治帝患痘，病危。召原任大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起草遗诏。初七日，逝于养心殿。遗诏中对十八年的朝政进行检讨，共有十四项罪责。遗诏立第三子玄烨为太子，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辅佐年仅八岁的幼帝。初八日，遣官颁行遗诏于全国。初九日，玄烨即皇帝位。
　　二月移顺治帝梓宫于景山寿皇殿。裁撤十三衙门。诛杀内监吴良辅。设立武备院，专门制作、收藏宫中所用军械及陈设器物。诏令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隶内务府。
　　三月为顺治帝上尊谥“章皇帝”，庙号“世祖”。
　　四月以一等阿达哈哈番侍卫傅达理随葬顺治帝，予祭葬，谥忠烈。郑成功收复台湾。
　　六月罢内阁，复内三院。江南苏、松、常、镇四府发生奏销案。
　　十一月康熙帝亲祀于圜丘。世祖章皇帝升祔太庙。
　　十二月平西王吴三桂率大军入缅，缅甸人执明永历帝朱由榔以献。宗人府进《玉牒》。
　　是年为防内地民众与郑成功抗清势力联系，实行海禁，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里至五十里，并尽烧船只，片板不准下海，此即“迁海令”。
　　康熙元年（1662年壬寅）二月郑成功接受荷兰侵略者揆一投降。
　　三月以滇南平，告庙祭陵，大赦天下。尊世祖山陵为孝陵。
　　四月加上太祖、太宗尊谥。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父子于昆明。
　　五月初八日，郑成功逝。夏至，康熙帝亲祭地于方泽。
　　八月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仁宪皇太后，母后为慈和皇太后。宗人府、礼部遵谕议王、贝勒、贝子等有愿抚养女者，奏准抚养，随养父母升降。
　　十一月吴之荣告发庄廷鑨私修《明史》。
　　康熙二年（1663年癸卯）二月慈和皇太后佟佳氏逝。
　　五月庄家明史案发生。诏天下钱粮统归户部，部寺应用，俱向户部领取，著为令。为慈和皇太后上尊谥孝康熙慈和庄懿恭惠崇天育圣皇后。奉移世祖梓宫往孝陵，奉安地宫。
　　六月葬世祖章皇帝于孝陵，孝康皇后、端敬皇后与之合葬。
　　十一月改造福陵、昭陵地宫成，奉安太祖、太宗宝宫。
　　康熙三年（1664年甲辰）四月鳌拜奏内大臣费扬古之子侍卫倭赫擅骑御马及费扬古因守陵怨，费扬古被籍家弃市。诏令工部织染局归内务府。
　　康熙四年（1665年乙巳）二月御史董文骥疏言大臣更易先皇帝制度，非是，宜一切复旧。
　　三月修缮历代帝王庙。辅政大臣议钦天监官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罪。
　　七月以太皇太后懿旨，聘辅臣索尼孙女、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为皇后，行纳采礼。
　　九月册立辅臣索尼之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
　　十月康熙帝首至南苑校射行围。
　　康熙五年（1666年丙午）正月辅臣鳌拜与苏克萨哈因换地相争，自此鳌拜专权。
　　三月辅臣索尼请皇帝亲政，留中未发。
　　十一月辅臣鳌拜以改拨圈地，诬告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罪，逮捕下狱。而辅臣中的索尼年老，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望浅，俱不能抗拒鳌拜。
　　十二月鳌拜矫旨杀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
　　康熙六年（1667年丁未）正月封世祖第二子皇兄福全为裕亲王。
　　四月加索尼一等公。
　　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疏，陈述当朝满汉矛盾尖锐、制度废弛。
　　七月康熙帝亲政，御太和殿受贺，加恩中外，大赦。始御乾清宫听政。命武职官一体引见。鳌拜杀苏克萨哈及其子。赐遏必隆、鳌拜加一等公。
　　九月命修《世祖实录》。康亲王杰书议苏克萨哈罪。
　　十一月冬至，祀天于圜丘，奉世祖章皇帝配享。
　　康熙七年（1668年戊申）正月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加鳌拜、遏必隆太师。
　　九月康熙帝将巡边，侍读学士熊赐履、给事中赵之符疏谏。康熙帝止行，仍令遇事直陈。
　　十二月治历法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劾奏钦天监监副吴明烜。
　　康熙八年（1669年己酉）正月修乾清宫，康熙帝移御武英殿。此系太皇太后懿旨：“皇帝现居清宁宫，即保和殿也。以殿为宫，于心不安。可将乾清宫、交泰殿修理，皇帝移居彼处。”
　　二月行南怀仁推算之历法。巡视京畿。
　　三月结束清初的历法之争，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
　　四月幸太学，释奠孔子，讲《周易》、《尚书》。给事中刘汝汉请举行经筵，嘉纳之。
　　五月诏逮捕鳌拜交廷鞫。是日，在鳌拜入见时，侍卫以扑击之戏抓捕之。自此，设善扑营，以近臣领之。王大臣议鳌拜三十大罪，当诛族。康熙帝诏令以其屡立战功，免死拘禁，其党班布尔善等伏诛。夺遏必隆太师、一等公。
　　六月诏永停圈地，今年已圈者给还。诏宗人有罪，不忍开除宗籍，自顺治十八年以来被削宗籍者，由宗人府详察以闻。
　　七月诏复被鳌拜诬罪的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连原官，并予谥。
　　十月卢沟桥成，上为文勒石。
　　十一月太和殿、乾清宫成，上御太和殿受贺，入居乾清宫。
　　康熙九年（1670年庚戌）正月祈谷于上帝，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配享。起遏必隆公爵，宿卫内廷。
　　五月加上孝康章皇后尊谥，升祔太庙。
　　七月奉祀孝康章皇后于奉先殿。
　　八月诏都察院纠察陪祀王大臣班行不肃者。康熙帝奉太皇太后、皇太后首谒孝陵。
　　十月颁《圣谕》十六条。改内三院为内阁，复设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大学士。谕礼部择日举行经筵。
　　康熙十年（1671年辛亥）正月封世祖第五子常宁为恭亲王。
　　二月命编纂《孝经衍义》。
　　三月告诫年幼诸王读书习骑射，勿恃贵纵恣。设置日讲官。
　　四月命续修《太祖圣训》、《太宗圣训》。诏宗人闲散及幼孤者，量予养赡，著为令。始行日讲。
　　九月以寰宇一统，告成于太祖太宗陵。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启銮。谒福陵、昭陵。幸盛京，御清宁宫，赐百官宴。遣官祭诸王诸大臣墓。
　　康熙十一年（1672年壬子）二月康熙帝至先农坛首次行耕耤礼。朝日于东郊。
　　五月《世祖章皇帝实录》编纂完成。
　　十一月康熙帝幸南苑，建行宫。
　　十二月裕亲王福全、庄亲王博果铎、惠郡王博翁果诺、温郡王孟峩疏辞议政，允之。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疏辞议政，不许。
　　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正月幸南苑，大阅八旗将士。此后或行大阅于卢沟桥，或玉泉山，或多伦诺尔；地无一定，时间亦不以三年为限。
　　二月上御经筵，命讲官日值。赐八旗官学翻译《大学衍义》。
　　三月平南王尚可喜请老，许之；请以其子尚之信嗣封镇粤，不许，令其撤藩还驻辽东。
　　六月禁止八旗以奴仆殉葬。
　　七月命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吴三桂、耿精忠佯请撤藩，以揆朝旨。
　　八月试汉科道官于保和殿，不称职者罢。遣官分至云南、广东、福建，进行撤藩。谕礼部：祭祀大典，必仪文详备，乃可昭格。命其考察古礼斟酌议定。
　　九月谕总管太监考察各宫太监勤惰情况。
　　十一月吴三桂杀巡抚朱国治，举兵反叛。
　　十二月吴三桂反对撤藩叛乱，讯传京师。执其子额驸吴应熊下狱。诏削吴三桂爵，宣示中外。京师民杨起隆伪称朱三太子以图起事，事发，杨起隆逃逸，其党被诛。此为“朱三太子案”。罢汉官参与祭堂子之礼。
　　康熙十三年（1674年甲寅）正月封世祖第七子隆禧为纯亲王。
　　二月广西将军孙延龄叛。太皇太后颁内库银犒赏平三藩前线将士。钦天监新造仪象成。
　　三月耿精忠叛，执总督范承谟，并邀台湾郑经助攻。
　　五月皇后赫舍里氏因难产逝于坤宁宫。康熙帝为此辍朝五日，亲送大行皇后梓宫于北沙河巩华城殡宫。
　　六月定以内务府大臣领三旗包衣护军营负责宫门守卫及扈从、执灯、引导等事。
　　十二月康熙帝拟前往亲征三藩叛乱，王大臣以京师为根本重地，且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力谏乃止。提督王辅臣在陕西策应三藩叛乱，杀经略莫洛。
　　康熙十四年（1675年乙卯）四月以上谕确立经筵的形式为侍臣进讲，然后皇帝复讲，互相讨论以达到对经义有所阐发。
　　闰五月幸玉泉山观禾。
　　九月康熙帝首谒明陵，致奠长陵，遣官分祭诸陵。
　　十一月复设詹事府官。
　　十二月立皇子胤礽为太子，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颁诏中外，加恩肆赦。
　　康熙十五年（1676年丙辰）正月以建储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因军需浩繁，民力维艰，暂停仁孝皇后陵寝建造之工。
　　十月康熙帝命讲官进讲《通鉴》。耿精忠势穷而降，三藩叛域浙、闽、陕渐次平定。
　　康熙十六年（1677年丁巳）二月幸南苑行围。大阅于南苑，命内大臣、大学士、学士诸文臣亦俱披甲。
　　三月改顺治年间十三衙门的相关机构分别为内务府的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慎刑司、庆丰司、上驷院，并于其下设立敬事房。诏令内务府三旗每旗编为五佐领，设骁旗、护军参领，由骁旗参领兼管旗务。命翰林长于诗赋书法者，以所业进呈。任命靳辅为河督，整治河务。
　　七月康熙帝御便殿，召大学士等赐坐，论经史，间及前代朋党之弊端，谕严加警戒。封世祖乳母朴氏为奉圣夫人，顶帽服色照公夫人品级。
　　八月册立内大臣遏必隆之女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佟氏为贵妃，赫舍里氏为僖嫔，李氏为安嫔，章佳氏为敬嫔，董氏为端嫔。内务府总管大臣向二十家内管佐领传谕：宫内一应服役行走女人，凡有事进宫，公事毕即应出外，不许久停闲坐，将外间事向内传说，并窃听宫内事往外传说。
　　九月上发京师，谒孝陵，巡近边。
　　十月始设南书房，命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入值。
　　十一月封长白山神，遣官望祭。
　　康熙十七年（1678年戊午）正月诏中外臣工各举博学通才之人，以备顾问，由皇帝亲试。大学士李霨等举荐曹溶等七十七人，命赴京齐集请旨。
　　二月制《四书讲疏义序》。皇后钮祜禄氏崩于坤宁宫，辍朝五日，谥曰孝昭皇后。
　　三月吴三桂在衡州（今河南衡阳）称帝，年号昭武。
　　七月召翰林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霭入值南书房。
　　八月西洋国王阿丰肃使臣入贡。御经筵，以《御制诗集》赐陈廷敬等。吴三桂死。颁行《康熙永年历》。
　　十月皇四子胤禛生，母为乌雅氏。
　　康熙十八年（1679年己未）正月平定三藩之乱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康熙帝御午门宣捷。
　　三月御试博学鸿词于体仁阁，授彭孙遹等50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修《明史》，以学士徐元文、叶方霭、庶子张玉书为总裁。
　　七月视纯亲王隆禧疾。京师地震，诏发内帑十万赈恤。
　　八月以地震祷于天坛。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庚申）四月以学士张英等供奉内廷，日备顾问，下部优恤，高士奇、杜讷均授翰林官。命南书房翰林每日晚讲《通鉴》。宗人府进《玉牒》。设武英殿造办处。谕：凡放匠之处，妃、嫔、贵人等不许行走，待晚间放匠后方许行走。
　　十月册封胤禛之母乌雅氏为德嫔。
　　康熙二十年（1681年辛酉）正月增置讲官。
　　二月皇太子胤礽就傅,以大学士张英、李光地为师。
　　三月葬仁孝皇后、孝昭皇后于东陵昌瑞山陵。
　　七月因平定三藩，赐宴于瀛台，员外郎以上皆与，赐采币。
　　十一月定远平寇大将军等率军入云南，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彻底平定。
　　十二月以三藩平定御太和门受贺，宣捷中外。加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晋贵妃佟佳氏为贵妃，册封孝诏仁皇后之妹钮祜禄氏为贵妃，晋惠嫔那拉氏为惠妃，宜嫔郭啰啰氏为宜妃，荣嫔为荣妃。颁发恩诏，赏赐宗室、外藩，予封赠，广解额，举隐逸，旌节孝，恤孤独，罪非常赦不原者悉赦除之。是年，康熙帝诏见直隶巡抚于成龙，称其为“清官第一”。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壬戌）正月上元节，赐群臣宴，观灯，用柏梁体赋诗。上为制《升平嘉宴诗序》，刊石于翰林院。
　　二月以平滇遣官告祭岳渎、古帝陵、先师阙里。康熙帝斋戒于景山，为太皇太后祝寿。东巡谒陵，以皇太子胤礽随从。
　　三月康熙帝谒福陵、昭陵，驻跸盛京。谒永陵。由山道前往乌喇行围。望祭长白山。
　　七月以郑氏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准备攻台。
　　九月诏每日御门听政，春夏以辰初，秋冬以辰正。
　　十月诏重修《太祖实录》，纂修《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
　　十二月遣郎谈、彭春侦察雅克萨情形，还奏后康熙帝决定暂不进攻，派宁古塔将军与之对垒。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癸亥）二月康熙帝初次幸五台山。
　　五月设汉军火器营。
　　六月至古北口外行围，木兰围猎自此始。
　　八月命经筵大典，大学士以下侍班。
　　九月限厄鲁特入贡人数。
　　十月设黑龙江将军，驻黑龙江城（今爱辉南）。
　　十一月以收复台湾，告祭孝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甲子）正月命整肃朝会礼仪。
　　二月以萨布素兵临雅克萨。
　　四月《易经日讲》成，康熙帝制序文颁行。谕讲官，讲章以精切明晰为尚，毋取繁衍。
　　五月首次纂修《大清会典》，自崇德元年至康熙二十五年。
　　九月康熙帝初次南巡启銮。
　　十月开放海禁。南巡途径黄河，视察北岸诸险。
　　十一月南巡至江宁，谒明孝陵。回銮时次曲阜，诣孔庙，瞻先圣像，讲《日经》，诣孔林酹酒，书“万世师表”，留曲柄黄盖。是年，用施琅议，于台湾设府、县等，隶福建行省。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乙丑）正月谕内务府总管大臣：将皇城外三宫女子养病之吉征房移至皇城内幽静处。谕享太庙时赞礼郎读祝文对御名可不避。试翰詹官于保和殿，康熙帝亲定甲乙，其不称职者改官。
　　二月谕满洲家奴及太监家奴有逃走在外私自净身者，不宜内用。
　　三月康熙帝撰孔子庙碑文成，亲书立碑。
　　四月设景山官学，以训练内务府三旗闲散子弟。
　　五月修《政治典制》。于文华殿东建传心殿，举行经筵前遣官于此祭先师孔子。彭春等攻雅克萨城（今俄罗斯阿尔巴津诺），俄军势穷约降，退居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丙寅）正月俄重据雅克萨。
　　二月重修《太祖实录》完成。文华殿修建完成。康熙帝告祭孔子于传心殿。皇十三子胤祥生，母为长佳氏。
　　三月命修《一统志》。
　　七月吏部奏定侍读、庶子以下各官学问不及者，以同知、运判外转。清军围攻雅克萨。
　　九月俄沙皇彼得一世来书请和，下令撤围。
　　十二月谕：“纠仪御史纠察必以严，设朕躬不敬，亦当举奏。”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丁卯）二月命八旗都统、副都统更番入值紫禁城。
　　三月康熙帝御太和门视朝，谕大学士等详议政务阙失，有所见闻，应入陈无隐。
　　四月谕纂修《明史》诸臣，修史应参照实录，《明史》修成后，应将实录并存于世，以便后世有所考证。
　　五月召陈廷敬、汤斌各试以文章。谕曰：“朕与熊赐履讲经论史，有疑必问。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大有裨益。”制周公、孔子、孟子庙碑文，御书勒石。
　　十一月太皇太后病，康熙帝诣慈宁宫侍疾。
　　十二月以太皇太后病，康熙帝亲制祝文，步行祈祷于天坛。太皇太后逝。康熙帝割辫服衰，居慈宁宫庐次。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二月定宗室袭封年例。御史郭琇参奏明珠、余国柱等结党，明珠、余国柱免职，明珠之党遭罢免。
　　四月康熙帝躬送太皇太后灵柩奉安暂安奉殿。其后起陵，称昭陵。
　　九月喀尔喀部为准噶尔部噶尔丹攻破，迁徙近边。
　　十月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为孝庄文皇后，升祔太庙，颁诏中外。
　　十二月建福陵、昭陵圣德神功碑，御制碑文。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己巳）正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临阅河工。
　　二月康熙帝抵达浙江绍兴，祭大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制颂刊石，书额曰“地平天成”。
　　三月康熙帝至南京谒明孝陵。命八旗科举先试骑射。
　　四月康熙帝制《孔子赞序》及颜、鲁、思、孟四赞，颁于学宫。
　　五月颁行《孝经衍义》七月初九日册立贵妃佟氏为皇后。次日皇后崩，谥孝懿。派索额图与俄国使臣会谈于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十月葬孝懿皇后于遵化东陵。
　　十一月孝懿皇后祔奉先殿。
　　十二月上朝皇太后于慈宁新宫。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二月谒遵化孝陵。
　　三月诏修三朝国史。
　　四月《大清会典》修成。改文书馆为御书处，以拓刻、临摹皇帝诗文法帖手迹等。
　　七月噶尔丹入犯乌朱穆秦发动叛乱，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子胤禔为副将出古北口；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征讨。康熙帝亲征，驻博洛和屯，因疾回銮。
　　八月清军与噶尔丹激战乌兰布通，获胜。噶尔丹遣喇嘛济隆来请和，福全未即进师。康熙帝切责之。
　　十一月裕亲王福全等至京听勘。
　　十二月康熙帝谒陵，行孝庄文皇后三年致祭礼。
　　康熙三十年（1691年辛未）三月翻译《通鉴纲目》成，康熙帝制序文。
　　四月以喀尔喀内附，康熙帝躬莅边外抚绥。举行多伦会盟。
　　五月传谕喀尔喀，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体编设各处扎萨克，管辖稽查，各自遵守。
　　十一月诏禁止党同伐异之恶习。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壬申）九月大阅于玉泉山，改玉泉山澄心园为静明园。
　　十月停直省进鲜茶及赉送表笺。
　　十一月召科尔沁亲王沙津入京，面授机宜，使诱噶尔丹。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二月因太监月钱领到随即花掉，以至衣衫褴褛，谕令照八旗之例，借给官银。泽旺阿拉蒲坦遣使入贡，报告使臣马迪被害及噶尔丹密事。
　　九月修盛京城。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二月大学士请间三四日一御门听政。康熙帝曰：“昨谕六十以上大臣间日奏事，乃优礼老臣耳。若朕躬岂敢暇逸，其每日听政如常。”因康熙帝优礼老臣，谕六十以上大臣隔日奏事，故而大学士请问皇帝可否三、四日举行一次御门听政，康熙帝不允。
　　三月礼部尚书沙穆哈以议皇太子祀奉先殿仪注不敬免。
　　五月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日轮四员入值南书房。诏修《渊鉴类函》。巡畿甸，阅视河堤。
　　闰五月康熙帝试翰林出身官于丰泽园。
　　七月康熙帝求文学之臣。大学士举荐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及韩菼、唐孙华以对。康熙帝以曰：“韩菼非谪降之人，当以原官召补。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可起用修书。并召徐秉义来。”
　　十一月温僖贵妃钮祜禄氏逝。设虎枪营，分隶上三旗。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乙亥）二月重修太和殿。
　　五月上巡畿甸，阅新河及海口运道，建海神庙。
　　六月册封皇太子胤礽妃石氏。
　　十一月大阅于南苑，定大阅鸣角击鼓声金之制。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正月下诏亲征噶尔丹。于西苑蕉园设内监官学，以敕授太监读书。
　　二月康熙帝亲统六师启行，征噶尔丹。命皇太子留守，凡部院章奏听皇太子处理。妃赫舍里氏逝，追赠平妃。
　　五月侦知噶尔丹所在，康熙帝率前锋先发，诸军张两翼而进。前哨中书阿必达探报噶尔丹闻知皇上亲率大军而来，惊惧逃遁。康熙帝率轻骑追击。上书皇太后，备陈军况，并约期回京。康熙帝追至拖拉阿林而还，命内大臣马思喀追之。康熙帝班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斩首数千，阵中斩其妻阿奴。噶尔丹以数骑逃遁。
　　七月以平定朔漠勒石于太学。
　　十月大将军费扬古献俘至。
　　十一月噶尔丹遣使乞降，其使格垒沽英至，盖微探康熙帝的旨意。康熙帝告之说：“俟尔七十日，过此即进兵。”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正月上谕：“朕观《明史》，一代并无女后预政，以臣凌君之事。我朝事例，因之者多。朕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现修《明史》，其以此谕增入敕书。”
　　二月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于宁夏，命皇太子留守京师。遣官祭黄河之神。
　　三月康熙帝驻跸宁夏，察恤昭莫多、翁金阵亡兵士。祭贺兰山。上阅兵。命侍卫以御用食物均赐战士。
　　四月康熙帝回銮。费扬古疏报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饮药死。康熙帝率百官行拜天礼。敕诸路班师。
　　七月以朔漠平定，遣官告祭郊庙、陵寝、先师。
　　十月始令宗室及满洲诸生应乡试、会试。
　　十一月和硕恪靖公主下嫁喀尔喀郡王敦布多尔济。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正月康熙帝巡幸五台山。命皇长子胤禔、大学士伊桑阿祭金太祖、世宗陵。
　　三月封皇长子胤禔为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为贝勒。
　　五月裁上林苑。
　　七月命吏部月选同、通、州、县官引见。霸州新河成，赐名永定河，建河神庙。奉皇太后东巡，取道塞外。
　　八月巡幸塞外，奉皇太后临幸喀喇沁端敬公主府邸，赐金币及其额驸噶尔臧。皇太后望祭父母于发库山。赐端敏公主及其额驸达尔汉亲王班第金币。
　　九月康熙帝次克尔苏，临科尔沁亲王孝庄文皇后之父满珠习礼墓前酹酒行礼。
　　十月康熙帝行围于辉发。驻跸兴京，谒永陵，遣官赐奠武功郡王礼敦墓。谒福陵、昭陵，临奠武勋王扬古利、直义公费英东、弘毅公额宜都墓。
　　十二月谕宗人府：“闲散宗室，才力干济，精于骑射，及贫无生计者，各察实以闻。”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正月发布南巡诏旨：一切供给，由京备办，勿扰民间。
　　二月第三次南巡启銮。
　　三月康熙帝阅黄河堤。驻杭州，阅兵校射。
　　四月车驾驻江宁，阅兵。
　　五月车驾次仲家闸，书“圣门之哲”额，悬先贤子路祠。
　　闰七月妃张佳氏逝，谥为敏妃。诚郡王胤祉为其所生，不及百日剃发，降为贝勒。
　　十月视永定河工程，命直郡王胤禔率领八旗兵丁协助修永定河堤。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正月阅视永定河工程。
　　二月亲自指示修永定河方略。命费扬古、伊桑阿考试宗室子弟骑射。
　　六月建海神庙。停宗室科举。
　　十月皇太后六旬万寿节，康熙帝制《万寿无疆赋》，亲书围屏进献。巡阅永定河。
　　十一月命卓异官如行取例引见。
　　康熙四十年（1701年辛巳）正月以河伯效灵，封为金龙四大王。
　　五月御史张瑗请毁前明内监魏忠贤墓，从之。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正月诏修国子监。
　　六月康熙帝制《训饬士子文》，颁发礼部，勒石学宫。
　　九月第四次南巡。
　　十月行至德州，皇太子病，中途回銮。
　　十一月命修禹陵。
　　是年限制外官随带家口人数。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正月大学士诸臣请祝贺康熙帝五旬万寿，进“万寿无疆”屏风，却之，仅欲收其写册。南巡，阅视黄河。
　　三月万寿节，朝皇太后宫，免廷臣朝贺，颁恩诏、蠲额赋、察孝义、恤贫穷、举遗逸，颁赐亲王、郡王以下文武百官有差。赐内廷修书举人汪灏、何焯、蒋廷锡进士，一体殿试。
　　五月裕亲王福全有疾，康熙帝连日视之。内大臣索额图挑唆皇太子，被宣布为“天下第一罪人”，拘禁于宗人府。
　　六月巡幸塞外。
　　十月西巡山陕诸省，命皇三子胤祉勘察三门砥柱。
　　十一月次洪洞，遣官祭女娲陵。遣官祭西岳。驻西安，阅驻防官兵校射。
　　十二月次磁州，御书“贤哲遗休”额悬先贤子贡墓。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甲申）二月封淮神为长源佑顺大淮之神，御书“灵渎安澜”额悬之。
　　四月命侍卫拉锡察视黄河河源。
　　六月赐四品典仪凌柱女钮祜禄氏于皇四子胤禛于藩邸。于武英殿开局修《佩文韵府》十月颁内制铜斗铜升于户部，命以铁制颁行。
　　十一月告诫修《明史》史臣核公论，明是非，以成信史。
　　十二月以御制诗集赐廷臣。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乙酉）正月《古文渊鉴》成，颁赐廷臣，及于学宫。
　　二月康熙帝第五次南巡阅河。严禁太监与各宫女子认亲戚、叔伯、姐妹，违者置于重典。
　　三月驻跸苏州，命选江南、浙江举、贡、生、监善书者入京修书。江宁织造曹寅校刊《全唐诗》成。赐大学士马齐等《皇舆表》。
　　十月重修华阴西岳庙成，上制碑文。
　　十一月国子监落成，御书“彝伦堂”额。
　　是年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倾向禁教。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五月巡幸塞外。建避暑山庄于热河，为每年秋狝驻跸行宫。
　　六月诏修《功臣传》。
　　七月上驻跸热河。
　　十月行武殿试。
　　十一月达赖喇嘛圆寂，其下第巴隐匿，又立假达赖，拉藏汗杀第巴而献伪达赖。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丁亥）正月康熙帝第六次南巡。
　　六月巡幸塞外。皇三子胤祉迎康熙帝于自己邸园，侍宴，嗣是岁以为常。南书房翰林陈邦彦辑唐宋元明题画诸诗成，康熙帝亲为阅定成《历代题画诗类》一部。
　　七月驻跸热河。巡幸诸蒙古部落。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戊子）正月重修南岳庙成，御制碑文。
　　四月捕获明崇祯帝后裔，年已七旬的朱三及其子。重修北镇庙成，御制碑文。
　　六月驻跸热河。《清文鉴》成，上制序文。
　　七月《平定朔漠方略》成，上制序文。
　　九月召集廷臣于行宫，宣示皇太子胤礽罪状，命拘执之，送京幽禁。还京。废皇太子胤礽，颁示天下。
　　十月议政大臣会议，议皇八子胤禩谋求储位罪，削其贝勒爵。
　　十一月皇三子胤祉告皇长子胤禔咒魇皇太子，削其直郡王爵，幽之。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保废太子，夺职杖之。召廷臣议建储之事，阿灵阿、鄂伦岱、王鸿绪及诸大臣以皇八子胤禩请，康熙帝不允。释废太子胤礽。王大臣请复立胤礽为太子。复胤禩贝勒。
　　十二月设局校刊《平定朔漠方略》，自是每次大战后均修方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正月召集廷臣，审问谁为首倡立胤禩者，群臣惶恐。乃问张廷玉，对曰“闻之马齐”，次日，列马齐罪状，宥死拘禁。
　　三月复立胤礽为太子，昭告宗庙，颁诏天下。
　　四月移禁胤禔于公所，遣官率兵监守。
　　十月册封皇三子胤祉诚亲王，皇四子胤禛雍亲王，皇五子胤祺恒亲王，皇七子胤祐淳郡王，皇十子胤■敦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俱为贝子。于京西畅春园之北建圆明园，赐予皇四子胤禛居住。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庚寅）正月皇太后七旬万寿，谕礼部：“玛克式舞，乃满洲筵宴大礼，典至隆重。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舞称觞。”命刊刻《渊鉴类函》四十四部。命修满、蒙文合本《清文鉴》。
　　二月巡幸五台山。
　　三月命编纂《字典》，即后来所称的《康熙字典》。
　　十月下诏，自康熙五十年开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
　　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正月视察通州河堤。
　　二月阅筐儿港，命建挑水坝，次河西务，康熙帝登岸行两里许，亲置仪器，定方向，鼎椿木，以纪丈量之处。
　　三月尚书耿额等数名大臣以“为太子结党会饮”罪受罚。
　　七月秋狝木兰。
　　八月皇四子胤禛第四子弘历（即乾隆皇帝）出生，母为四品典仪凌柱女钮祜禄氏；第五子弘昼生，母为管领耿德之女格格耿氏。
　　十一月命张鹏翮置狱扬州，处置江南科场案。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壬辰）正月命内外大臣具折陈事。奏折自此始。
　　二月命卓异武官照文官引见。诏曰：“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毋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此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
　　四月诏明年六旬万寿，二月特行乡试，八月会试。
　　九月皇太子胤礽复以罪废，禁锢于咸安宫。
　　十一月以复废太子告庙，宣示天下。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巳）二月大臣赵申乔疏言太子国本，应行册立。上以建储大事，未可轻定，宣谕廷臣，以原疏还之予以否决。
　　三月六旬万寿节，举行千叟宴，此为千叟宴之创始。皇二十二子胤祜生，母为庶妃赫图氏。
　　七月诏宗人削属籍者，子孙分别系红带、紫带，载名《玉牒》。
　　是年诏修《律吕》诸书，于畅春园蒙养斋立馆，求海内畅晓乐律者。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甲午）正月命修坛庙殿廷乐器。
　　二月前尚书王鸿绪进《明史列传》二百八十卷，命付史馆。
　　十月命大学士、南书房翰林考定乐章。
　　十一月诚亲王胤祉等以御制《律吕正义》进呈，得旨：“律吕、历法、算法三书共为一部，名《律历渊源》。”冬至，祀天于圜丘，奏新乐。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乙未）正月诏贝勒胤禩、延寿溺职，停食俸。
　　十月谕大学士：“朕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答奏折，期于不泄漏也。”
　　十一月废太子胤礽以矾水作书，嘱大臣普奇举己为大将军，事发，普奇获罪。
　　是年停给皇八子胤禩爵俸。于京畿小汤山建汤山行宫。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丙申）十一月准噶尔部泽旺阿拉蒲坦祸乱西藏。
　　是年校刊《康熙字典》，康熙帝自为序。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丁酉）正月修《周易折中》成，颁行学宫。
　　五月九卿议王贝勒差人出外，查无勘合，即行参究。
　　七月泽旺阿拉蒲坦遣将侵扰西藏，杀拉藏汗，囚其所立达赖。
　　十一月皇太后不豫，上省疾慈宁宫。发布诏书，回顾一生，阐述为君之难；并言自今春开始有头晕之症，形渐羸瘦；特召诸子诸卿详议立储大事。
　　十二月皇太后逝。康熙帝亦病七十余日，脚面浮肿。
　　是年禁赴南洋贸易，赴东洋者照旧。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二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上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康熙帝于行宫训斥之，以其知而违旨上奏，实乃不忠不孝之人，命诛之。
　　三月上大行皇后谥号为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裁起居注官。
　　四月葬孝惠章皇后于孝东陵。
　　七月修《省方盛典》。
　　十月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进军青海。命翰林、科道官入值。命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分理正蓝、正白、正黄满蒙汉三旗事务。
　　十二月孝惠章皇后升祔太庙，位于孝康章皇后之左，颁诏天下。晋和嫔为和妃，册封庶妃王氏为密嫔，陈氏为勤嫔，封世祖悼妃之侄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宜妃，册封达甲为成妃，瓦刘哈氏为定嫔。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己亥）正月诏立功之臣退闲，世职准子弟承袭，若无承袭之人，给俸终其身。
　　二月学士蒋廷锡表进《皇舆全览图》，颁赐廷臣。
　　四月命抚远大将军胤禵驻师西宁。
　　十月命蒙养斋举人王阑生修《正音韵图》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庚子）二月册封新胡必尔汗为六世达赖喇嘛，结束了五世达赖喇嘛之后的西藏宗教领袖不定的局面。
　　十月诏抚远大将军胤禵会议明年师期。皇三子胤祉之子弘晟被封为世子，皇五子胤祺之子弘升为世子，班俸均视贝子。定外藩朝觐年例。
　　康熙六十年（1721年辛丑）正月康熙帝以御极六十年，遣皇四子胤禛、皇十二子胤祹、世子弘晟祭永陵、福陵、昭陵。
　　三月大学士王掞先密疏复储，后御史陶彝等十三人疏请建储，康熙帝不许，王掞、陶彝等被治罪，遣往军前效力。
　　四月诏厘定历代帝王庙崇祀祀典。
　　九月上制平定西藏碑文。
　　十月召抚远大将军胤禵来京。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壬寅）正月举行千叟宴，康熙帝赋诗，诸臣属和，题曰《千叟宴诗》。
　　三月至皇四子胤禛邸园饮酒赏花，命将其子弘历养育宫中。
　　十月命雍亲王胤禛等视察仓储。
　　十一月康熙帝不豫，还驻畅春园。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病逝。即夕移入大内发丧。遗诏皇四子胤禛继位，是谓雍正帝。遗诏真伪，引发继位之谜。以贝勒胤禩、皇十三子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王大臣。召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奔丧。诚亲王胤祉上疏，援例陈请将诸皇子名中胤字改为允字。
　　十二月封胤禩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胤祥为怡亲王，胤祹为履郡王，已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为理郡王，以隆科多为吏部尚书。宜太妃称病坐四人软榻见雍正帝而受训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