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大理四日游: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自从它公布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就2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信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不当之处，还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研究概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对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之后，对毛泽东这封信的研究逐渐起步。20世纪90年代，研究开始出现深入的趋势。但总的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突出表现在研究毛泽东致江青信的专题论文太少，只有几篇，主要包括金春明的《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胡为雄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许全兴的《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辛鸣的《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刘林元的《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等。其它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研究论著或者相关论文中，其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李君如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陈东林的《毛泽东诗史》、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等论著都对毛泽东的这封信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毛泽东信中的某些论断、提法进行研究的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赘述。

　　尽管研究成果不是很集中，但学者们对毛泽东这封信的重视却是共同的。王年一在他的大作《大动乱的年代》中，极为看重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他声称：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破”的意见；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1〕。胡哲峰、孙彦编著的《毛泽东谈毛泽东》也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纵论20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左、中、右各派，又预言他去世后中国的未来，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同寻常的信。这封信连同《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心境和性格的三个重要材料〔2〕。许全兴教授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丰富，文辞优美，生动幽默，诙谐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是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之一〔3〕。

　　同时，学者们也都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研究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正如金春明教授所说：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内容深奥离奇，表述曲折晦涩，评价众说纷纭的，恐怕没有超过“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给江青的那封信的了〔4〕。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知难而上，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着，取得了若干重要研究成果。

　　二．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学者们的叙述大同小异。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此信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在毛泽东身边长期负责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在　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张耀祠还提到，信中的一些话，如“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等，毛泽东在滴水洞时都说过。对于林彪吹捧他的一些话，毛泽东看了非常不自在，说：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5〕这些材料，都印证了学者们的上述看法。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重抄一遍，于7月8日发出的〔6〕。张耀祠的回忆录否定了这一说法。张耀祠说：“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5〕在这一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构思于滴水洞，写于武汉。

　　关于这封信写出以后的一些情况，各方就说法不一了。党史专家谭宗级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中披露：林彪得知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内容后很紧张，叫叶群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白，说什么林彪是“好心”呀，主席这一批语，别人要“利用”呀，“主席喜欢的人才这样批评”呀，等等。毛泽东为了安定林彪，说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烧信时专门找叶群到场。当时戚本禹认为，毛主席写的东西都是宝贝，烧了真可惜。他向周总理表露了这种心情。总理说，不要紧，我那里有一个抄件，我叫陶铸抄了一份。以后，批林整风中印发出来的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7〕。《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写到毛泽东这封信的时候曾在注释中引用了谭宗级的这段记述。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的这段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他具体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宇，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其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则作了如下记述：“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9〕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4〕。这与谭宗级的说法一致，而与张志明的说法不同。此外，金春明还提供了当事人周恩来在1972年5月21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权威说法：“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　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4〕

　　综合各方说法，有几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当时看到过毛泽东这封信的人有徐业夫、王任重、周恩来和江青，林彪即使没看到信，至少也知道信的内容；第二，信的原件已经销毁，抄件还在，保存在中央档案中，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第三，这封信正式公布是在林彪垮台以后。1972年批林整风时，这封信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信的内容才广为人知。199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全文收录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并在文末注明“根据修改件刊印”。近年来，有学者据此对毛泽东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有可能是事后之伪作，即使信真的存在，这封信在林彪垮台后公布时也已经被作了大量修改，搞得面目全非了。这种质疑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根据上面众多的权威记述，所谓“修改件”，当是指“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改过的信”，毛泽东仅仅是改了一些抄错的字而已，并非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所作的内容上的大变动。应当肯定地说，这封信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存在伪造的问题。

　　三．关于信的动机和主旨

　　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动机和主旨，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也是人们争论最多的热点话题。江青及其党羽在批林整风时宣称毛泽东写这封信旨在揭露林彪的反动本质，认为毛泽东在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刚出笼时就已看出其“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4〕。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金春明教授指出，毛泽东虽然对林彪的过分赞誉之词有些“不安”，对林彪讲话的某些内容也不完全赞成，但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他把林彪视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刘林元教授指出，毛泽东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一切。他当时只是提出了对林彪讲话中“一些提法”　的不安，如此而已。只是在林彪垮台以后，林彪的阴谋公开败露，毛泽东才认识到“林彪是反对我的”。同任何人一样，毛泽东也只能是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的。

　　在否定了“揭露林彪说”之后，学者们对信的主旨展开了争鸣。在讨论中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称为“自我解剖说”，提出者是金春明教授。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信的侧重点似在于毛泽东的自我解剖。毛泽东通过“虎气”为主“猴气”为次的自喻，中心似为了说明，自己虽然不是天生的英雄，有时也不那么自信，常感到“盛名难副”，但既然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已经使自己坐在“大王”的位置上，自己反复解剖自己，认为还是有虎气的，而且“是为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条件是具备的。因此，对于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自认还是能够胜任的〔4〕。

　　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备忘录说”。提出者是许全兴教授。他认为，这封信的中心点是林彪，整个信是围绕着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感到不安而铺陈下去的，毛泽东的自我解剖也是为了说明林彪的那些提法不妥。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表明他对林彪不完全放心；事实上，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也确实起了“备忘录”的作用〔3〕。

　　第三种观点可称为“阶级斗争说”。辛鸣在《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封信的着眼点是而且只能是四个字：“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许正是这封信最好的注解。毛泽东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的气氛中嗅出了火药味，这便是“牛鬼蛇神”和“右派”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反对与破坏。在毛泽东看来，这些　“牛鬼蛇神”和“右派”正是新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宏图大略。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可以说是一颗蕴涵着超高能量的思想原子弹。它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主旨，并成为进行“一次全国性演习”的导火索〔10〕。

　　第四种观点可称为“不安心态说”。刘林元教授在《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一文中认为，自我解剖和评论林彪讲话都不是信的主旨。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对“文革”中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不安，担心“文革”失败，并由对“文革”前途的忧虑，继而引申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忧虑。总之，这封信表露了毛泽东在“决战”前的不安心绪。这方面虽然着墨不是很多，但却很浓很重，是最有感染力的部分。信的后半部分，作者强调前途的光明和本人的信心。但正是这种强调，衬托了作者对前进道路曲折反复的忧虑和不安。阅完全信，人们会感受到作者当时被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情笼罩着〔6〕。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给江青写信这种特殊方式来阐述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研究者也各有推测。胡为雄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向江青论述自己发明的社会一乱一治的政治哲学，遥控着江青这个被自己扶起来的‘文革’旗手如何进行下一步动作，去全面点燃‘文革’烈火，完成‘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的任务”〔11〕。许全兴则反驳说，倘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此信应当秘而不宣，不能示人，不但不能公之于世，也不能给周恩来、王任重看，显然，这与事实相悖。许全兴认为，毛泽东此举有着复杂的隐衷：他一方面决心让林彪取代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又对林彪存有疑虑，有点不放心，心情有些矛盾。这种微妙心理，毛泽东在当时无法向人明言，但又感到需要让后人知道，所以他在正式公开选定林彪做接班人之前，通过给江青写信的方式，曲折、隐晦、含蓄地表达他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这样做的动机也是复杂的：一是为了万一以后林彪真的成了修正主义者，出了事，可以取得后人的某种谅解（毛泽东1972年公开此信就含有此目的，表明他还是有一点先见之明的）；二是为了让江青了解他在林彪问题上的全面看法，希望江青对林彪要留心一点〔3〕。

　　刘林元也认为，毛泽东给江青写此信确有告诫江青之意，但他与许全兴的理解又有不同。刘认为，毛泽东在信中做自我解剖，用意在于告诫江青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江青当时已开始显露峥嵘了，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代表毛泽东控制这个组织，即将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重任在肩，毛泽东自然要嘱托。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向来要求严格，不准骄躁，他深知江青的弱点，因此在信中讲了戒骄戒躁的话，既合情理，也属必要〔6〕。

　　张耀祠的看法综合了以上意见。他认为，毛泽东信中涉及的问题当时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5〕。

　　王年一指出，毛泽东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1〕。金春明也认为，毛泽东本来应当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那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们商谈这些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和设想，他却选择了向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倾吐心声，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在当时毛泽东已经同他的老战友们有了隔阂。当然同时也包含着要江青去担负某些特殊使命之意〔4〕。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谈论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把自己的内心隐秘讲给江青听，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是非常信任的，对于林彪则存有疑虑。而陈东林则认为，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并不是因为他把江青视为真正的知音，也不是如后人解释的那样，看出了林彪的反骨。他实在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12〕。

　　综上所述，搞清楚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是正确理解此信的动机和主旨的关键。学者们围绕信的动机和主旨发生争论，主要是因为对于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如何，在认识上存在分歧。

　　四．对信中若干论断的不同理解

　　（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对于毛泽东信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论断，最为重视的当属王年一。他认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核心和要害〔1〕。“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1957年以后，在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的　“左”倾主张（还没有定型，实际上是空想），因而愈来愈对总的说来实际上不同意他的“左”倾主张的中央第一线不满，甚至认为中央第一线搞了“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搞掉中央第一线，也是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要达此目的，毛泽东觉得惟有诉诸群众，惟有大乱一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方针。因此，王年一强调，如果对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缺乏应有的注意，就说不清楚“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13〕。

　　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也被视为毛泽东这封信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结论”。该书指出，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决心，花极大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毛泽东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总之，在毛泽东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9〕。

　　金春明、席宣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打倒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党和国家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已经不能采取通常的做法，也不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而只能直接依靠广大群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形势，使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无所逃遁，方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所以他赞美乱，鼓吹乱，支持乱。如何评价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不少研究者对这一思想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导致“文革”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的渊薮；但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这一思想本身没有问题，毛泽东向来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青年时代就注重研究历史，认为　“治乱迭乘”乃“自然之例也”，乱“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同时，不怕乱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性格和气质。许全兴从哲学的角度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在历史上所谓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14〕。张宇燕博士也肯定了“由大乱达到大治”的历史合理性，但其观点比较独特。他是受到美国著名学者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的启发，从打碎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的。他举法国为例：法国今天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并且长期处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也恰恰是这个国家，几乎是连续不断地经历种种“动荡”：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接着便是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再就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随后是普法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哪一次也没少了法国，1968年全球性的学生运动法国也属于闹得最欢的国家之一。社会动荡频繁居然同经济成长健康并驾齐驱，何故？在动荡环境之中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发挥”其不良功能便是答案〔15〕。

　　有学者还分析了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落空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敌我关系，本来是乱敌人，结果却乱了自己；二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利用，当他们的夺权阴谋没有实现的时候，是决不会结束这个大乱的〔16〕。

　　在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相关的还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运动的思想。对此，学术界总体上持否定意见。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这纯粹是一种武断、臆断，是阶级斗争的循环论和宿命论，是一种历史的唯心论〔17〕。

　　胡为雄则认为，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不是空穴来风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与“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是毛泽东总结建国后的政治经验而提炼出来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20世纪50年代的高岗和彭德怀“自己跳出来”，时间间隔约为七八年；而1959年至1966年，恰又间隔了七年，这次“为自己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牛鬼蛇神”刘少奇等人又要“跳出来”了。毛泽东正是由此为发动“文革”找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11〕。张宇燕博士提出了一种另类的观点，他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视为“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为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15〕

　　（二）“虎气”与“猴气”

　　对于毛泽东信中“虎气”与“猴气”的自喻，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这一比喻充满了辩证法，反映了毛泽东多元化的个性：“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单纯，又复杂；既猛烈，又温和；既进取，又腼腆；极为敏感而又迟钝，谦恭而又高傲；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又决不坐失分秒……”〔18〕许纪霖则从毛泽东文化性格的角度指出：“这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浑重、豪放，一股凛然的帝王之气。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19〕陈晋赞同许纪霖的理解，同时又作了重要的补充，认为猴气主要是立足于在野者身份说的，包括灵活性，策略性，进退自如，不搬教条，不信权威，好怀疑，好挑战，好反抗等等；而虎气似乎是立足于自上而下的角度，立足于建设一种新秩序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刚健有为、努力进取的人格精神〔20〕。陈晋还联系毛泽东爱读《西游记》、钟爱美猴王孙悟空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作出大胆推断：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很有可能从孙悟空的性格中受到了某种启发。因此，不妨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　〔20〕。

　　金春明认为，要准确把握毛泽东自我解剖的真正涵义，必须结合“文革”发动之初的具体形势。他指出，虎气可以解释为“大无畏的造反者的勇气，敢于独树一帜的反潮流精神，藐视一切敌人的革命家胆略，机断专行的领导者魄力”；猴气则与上述精神相反〔4〕。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金春明所理解的“虎气”内涵中的大部分内容，在陈晋那里都属于“猴气”的范畴。两人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分歧，原因在于陈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借题发挥的性质，是借用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来描述毛泽东的复杂个性；而金春明则充分注意到“虎气”与“猴气”在信中的语境，即毛泽东强调自己不是折中主义，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种语境决定了毛泽东的侧重点在于虎气。在“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强调虎气，可见虎气是指造反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尽管孙悟空是猴，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却是虎气而非猴气。

　　胡为雄对虎气与猴气的解释可谓别具一格。他认为应当把虎气理解为马列主义思想，把猴气理解为非马列主义思想，即遗存的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因素。对毛泽东所说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胡为雄作了独特的文化阐释，认为其深层涵义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文化环境中无法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虎，而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东方“猴子”通过学习马列，逐步锻炼成长为领导中共革命的“大王”。毛泽东说自己身上“虎气”为主，是指马列主义在自己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猴气”为次，是指自己还有未曾尽脱的非马列主义思想，所以还要继续不断的学习和改造。毛泽东此说意图在于表明他并非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谈不上超过马克思，林彪的一些提法显然是过头了，使他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11〕。

　　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是承接上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而来，虎气是指自信的一面，猴气是指不自信的一面。许全兴教授在遵从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细化为三层涵义：从直接的字面上看是为了表明自谦，说明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同时也告诫江青多想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深层涵义是为了剖析自己的气质与个性，坦露自己性格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更深一层的涵义则在于简洁含蓄地表达他对政治形势和接班人的看法：既对搞“文革”、打倒右派有信心，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不很自信，担心死后右派当权；既决心选定林彪做接班人，又对自己的抉择不很自信，对林彪存有疑虑，以致准备将来被人打得粉碎〔3〕。

　　（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泽东信中颇费思量、值得反复玩味的一句话。这个鬼究竟指的是谁？金春明认为，这个鬼也就是信中讲的牛鬼蛇神、右派，是要打倒和横扫的对象。虽然当时还没有具体点明，但不久大家就都明白了，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及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与鬼相对的是朋友，在这界限分明的营垒中，林彪是自己方面的头号朋友。因此，毛泽东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觉自愿地当钟馗，为朋友们打鬼充当神灵和护身符〔4〕。金春明的理解也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因此长时间内少有异议。

　　不过，也有人虽然同意金春明对打鬼的解释，但认为毛泽东对林彪这样的朋友并不是绝对放心的，他充当钟馗的心理要复杂得多。许全兴具体分析了毛泽东那种难以言状的心理：为了打鬼，他甘当钟馗，而一旦鬼打倒，林彪又会怎样对他呢？毛泽东认为，他在林彪眼里不过是个打鬼的工具。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反映了他对林彪唱赞美之词的动机有看法。中国有句古话，“拍马是为了骑马”，颂扬过分就成了阿谀。像毛泽东这样熟谙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不从林彪过分的颂扬中感觉到某些异样的东西吗？能不对林彪把他当作打鬼的工具而有所警惕吗〔3〕？

　　还有人对“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中的“鬼”作了不同的解释。张聿温认为，这里的鬼是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毛泽东怀疑林彪是为了打倒“彭罗陆杨”，才借助他这个“钟馗”，林彪是在利用他〔21〕。

　　刘志男则推测这里的“鬼”是特指邓小平的。刘志男根据有关材料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初，曾经考虑让邓小平配合林彪共同接班，并没有打算将邓小平和刘少奇一齐搞掉。但林彪和毛泽东的想法不一致，他认为邓小平是他接班的一个重要障碍，一心要整倒邓小平。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林彪、罗荣桓发生意见分歧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并且批转了“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提出批评。所以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除指责“彭、罗、陆、杨”之外，还点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子邓小平。毛泽东感觉到林彪别有所指，因此在此处用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猜”字。虽然林彪并未点名攻击邓小平，毛泽东也只是在“猜”，但毛泽东却明显地怀疑　“他们”与自己存在着“本意”上的不同：毛想倒刘保邓，他们却既要倒刘，也要倒邓。毛泽东怀疑他们是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幌子而另有所图，企图给邓小平加上“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名从而彻底打倒邓，也就是说，是想把毛泽东当钟馗借以打倒他们想要打倒的“鬼”——邓小平。总之，毛泽东的一个“猜”字，道出了对林彪等人为了打“他们”的“鬼”的做法的疑惑〔22〕。

　　许全兴、张聿温和刘志男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毛泽东怀疑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不纯，有可能只是把自己当作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对“打鬼”作了正面的解释，指出：“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9〕。据此推断，书作者显然是认为，毛泽东肯定林彪搞个人崇拜的本意、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打鬼”，只是觉得林彪搞个人崇拜搞得有些过头了，有些提法提得太高了，“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令他“总感觉不安”。虽然毛泽东从心底里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但为了“打鬼”，他不能公开给左派朋友们泼冷水，因此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尽管他也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是“吹得越高，跌得越重”，但毛泽东下了决心：为了“打鬼”，即使“跌得粉碎”也在所不惜。可见，在《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看来，毛泽东并不怀疑林彪摘个人崇拜的动机，他只是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一些过头提法有些不满意罢了。

　　（四）“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他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那么，他究竟是对林彪的哪些提法感觉不安？为什么感觉不安？学者们对此也是见仁见智。王年一认为，毛泽东的不安既是针对林彪的“吹”，也是针对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1〕。李君如认为，毛泽东既对林彪专讲“政变”经不甚满意，也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提法甚感不安〔23〕。

　　刘林元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毛泽东对于林彪讲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泽东有批评林彪关于政变的讲法的意思。9月22日的中央“指示”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主要观点、讲法全都作了肯定，并作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毛泽东是赞同林彪的讲法的，没有根据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林彪有批评之意，没有根据说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令毛泽东不安。有的同志认为林彪讲政变讲得毛骨悚然，令毛泽东“不安”，因而就发挥开了：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政变经，会不会怀疑这个专讲政变经的人以后也会对他搞政变呢？刘林元指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地讲，毛泽东当时决不会怀疑林彪会对他搞政变，否则，后面毛泽东、林彪亲密合作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了〔6〕。

　　刘林元指出，真正令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讲话中关于他个人和他的著作的一些过分的提法。毛泽东在信中说到：“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当时是需要搞个人崇拜的，但他对林彪的过分渲染又感到不安，特别是要把这个讲话发到全党，毛当然要深深地思虑一番。思考的结果，尽管他“不安”，为了“打鬼”的需要，“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只好违心地接受。参照9月22日的“指示”，根据后来毛泽东的态度，我们有理由肯定，为毛泽东所“不安”的是：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夸张说法；还有“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些违背科学的过分夸张的提法，在1966年9月22日中央指示中并没有提出来加以肯定（这跟评价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提法不一样），毛泽东后来几次明确表示了他对这些“提法”的反对意见〔6〕。

　　刘志男则认为，毛泽东的“不安”还包含着他本人没有明言的内容，即怀疑林彪的讲话话中有话，别有所指，不仅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而且进一步指向他仍打算重用的邓小平。毛泽东担心批发“我的朋友的讲话”可能会使邓小平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为了除去“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需要林彪的支持，所以虽然他对林彪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但又说“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里的“重大问题”，在刘志男看来，不仅包括鼓吹个人崇拜，似乎还应当包括批判邓小平〔22〕。

　　当然，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不安”还是对林彪讲话中一些过誉之词的不安。刘林元的分析或许代表了多数研究者的看法。

　　对于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研究和解读，是学者们公认的高难度课题。研究时既要注意认真研读文本，又要注意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抛开文本语境作断章取义的解释，脱离历史背景作牵强附会的理解，都是不足取的。到目前为止，围绕此信的研究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但真正有深度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还是寥寥无几，人们期待着这样的成果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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