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男装搭配冬季:你赶上了

几天之后，春运开始，有些人可能赶上回家的最后一班车，有些人必然赶不上。但即便赶上了，短短几天后，你也必须回来。否则，你将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们的年终策划以“你赶上了”为题，目的是探讨在城市大跃进的情势下，人与时代的关系。

为什么中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远离父母亲人，到大城市里面去奋斗？为什么“逃离北上广”只能是少部分人的行为艺术，而不能成为常态？为什么火车越来越快，回家的票却越来越难买？为什么当你踏上故土，故乡却已不是你想象的模样？

我们找到的答案是：你赶上了。你赶上了时代最大的潮流：城市大跃进。

农村被城市吞没、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大城市奔向超大城市、资源向城市尤其向大城市集中——城市大跃进的号角早已吹响，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对此，你我应有清醒认识。而你是否感到幸福，将直接取决于你能否赶上城市化的脚步。

城市化就像一辆火车，正以8%的时速大跃进，你能赶上吗？

我们采访的五位普通人，他们显然没能赶上城市化的脚步。无论是上海白领吴弘毅，还是在北京做地铁建筑工的张彦民，他们都在追赶的过程中，感到焦虑。尽管有许多不解，吴弘毅终将以买房子的方式作为融入上海的途径。而张彦民，失去基本耕地的他，只能拥抱城市。在大势面前，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不去赶”，或者“赶不上”的选择权，他们一直在努力地赶上。

我们采访的专家基本认为城市化是必然，他们更关注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李银河教授解析了城市化对于人伦关系的改变，其中包括“城市剩女现象短期内难以改变”。夏学銮教授认为，亲情守候和事业发展自古难两全，年轻人不必把离家太远这事看得过于悲情。我们继续向历史深处寻因，最终发现，中国式离家总与各式各样的理想交织在一起，理想不灭，离家的故事就将永远继续下去。再看看发达国家，年轻人涌向城市也是潮流，但相对于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选择要更为主动。

但我们做这个专题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要问：既然城市化是必然，是什么让有人赶不上？对于赶不上的人怎么办？于建嵘教授认为，让农民“市民化”是根本出路，让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均等化，让每个人都有赶上去的机会。日本拓殖大学教授谈到日本的经验，依照公平的市场规则进行城市化，这是否正是中国所稀缺的？熊培云先生提醒，城市化之下，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温铁军教授提出了另一个思路，他认为城市化没有成功先例，城镇化才是中国路子。但我们担心，这样的构想，在目前之中国，难有试验机会。

赶上了——我们借用贺岁帝葛优的口头禅，引出上面这个沉重的话题。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难免会有狄更斯那样对于时代的唏嘘。时代不由人选择，赶上时代步伐的人，我们祝福你。赶不上的人，我们希望你坚持、争取。

人物档案：罗家山，38岁，四川盐源彝族农民。当年进城的唯一目标就是讨个媳妇，如今已有了幸福的家庭，但罗家山面临着身份的焦虑，他认为自己是非城非农人，是“暂住在别人的城里”，是被牺牲的一代人。

核心提示：罗家山的老家在四川盐源县彝寨十八坡，他当年进城的唯一目标就是讨个媳妇。罗家山喜欢《新结婚时代》，他认为这是属于他的故事。“嫁给农民，就等于嫁给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罗家山在看完这部电视剧之后喝了一瓶白酒，倒在桌子底下哭了。

撰文：齐锐（发自成都）

“想娶我家女子，必须有车，还要有房子！”

“成都的社会治安变得这么差，都是你们农民工给弄坏了，你们还有脸赖在城里！”

12月26日，成都家居市场集散地玉带桥。罗家山急匆匆地和工人一起把家俱从车上搬了下来，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向凤凰网讲述起他对城市化的理解。情急之处，这位已近不惑之年的四川汉子垂首顿足。

罗家山的家乡在凉山最深处的盐源县彝寨十八坡，1997年春天，25岁的罗家山在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之后，再乘上火车来到了省城成都，而他走出大山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讨媳妇。

25岁光棍出彝寨

“父欠子债是娶妻安家，子欠父债是养老送终，我们彝族人都信这句话。”罗家山说，彝族人一辈子都要在节俭中度日，一块腊肉要一点点地吃，但对于婚姻的花费丝毫不吝啬。一个家庭中一旦生育了儿子，就会从孩子出生起就要节衣缩食，过着简朴地生活，为他积攒钱财，为娶妻安家做准备。其中，建造房屋、婚礼花费和娶媳聘金的费用最高。罗家山的父母生了三个儿子，在给两个哥哥娶媳之后，已是年老体弱，再也没有能力为小儿子罗家山娶媳了。

在彝寨里，25岁的罗家山已是大龄青年，位居山寨光棍排行榜的第四位，而前三甲要么是智障者，要么是六七十岁的老光棍。罗家山不得不离开熟悉的山寨，远赴成都赚钱娶妻。2001年，罗家山与眉山姑娘陈丝丝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罗家山和这位眉山姑同在一家家居销售店打工，陈丝丝是销售员，而罗家山负责家居的搬运。

“我当时就觉得家山老实可靠、会疼人。”12月26日，陈丝丝向凤凰网诉说当年的恋爱经历时，羞涩地转过头，看着背篓中10个月大的女儿。平凡人的爱情，没有离奇的故事和情节，却依旧甜蜜和心酸。罗家山说，2001年春节前夕，他高高兴兴地带上一箱白酒和两块腊肉到陈丝丝的家提亲，没想到不仅吃了闭门羹，还遭遇了一盆冷水泼在地上。按照当地的风俗，当着客人的面，朝地上泼上一盆凉水，是拒绝进入家门的意思。

这让罗家山颇感意外：你们家也不过是贫寒的农家！

婚姻遭遇房和车

“想娶我家女子，必须有车，还要有房子！”最后，陈丝丝的父母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在大城市有房有车并非易事，很多大学生毕业生参加工作十年，都不见得有房有车！罗家山后来才渐渐明白，陈丝丝的父母其实是不希望女儿嫁给农民身份的自己。

“不知道你看过《新结婚时代》没有？我觉得这片子拍的就是我们的故事。”罗家山看完这部电视剧之后喝了一瓶白酒，倒在桌子底下哭了。“嫁给农民，就等于嫁给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依稀记得这句台词，《新结婚时代》是作家王海鸰“婚姻三部曲”的完结篇，主要讲述了城市女孩顾小西与农村走出来的小伙子何建国一波三折的婚姻故事。

与《新结婚时代》不同的是，陈丝丝对待婚姻的态度是异常坚决，非罗家山不嫁，最终她父母的立场也软化了下来。就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当天，罗家山和陈丝丝领取了红红的结婚证，他们在成都的出租房内点上了两根红蜡烛，买了一包喜糖和两条香烟送给前来道喜的朋友，年迈的父母没有力量走出大山，而岳父母则因“心里不痛快”也没有出席婚礼。

“我心里其实很愧疚，对不起老婆。”罗家山说，他每次遇见城里人结婚时浩浩荡荡

的车队，心里就会很不舒服。

被牺牲的非城非农人

城里的生活一切都好，但罗家山却始终觉得是“暂住在别人的城里”。

“我要随身带着身份证、健康证，还有暂住证，警察在大街上抓坏人时，会重点盘问我们这些民工。”罗家山说，成都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只要肯卖力，就会有口饭吃，但要跨越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非城非农，成了被牺牲的一代人，罗家山这样定义自己的存在。

“你没有大学毕业证，能算是人才吗？”此前，罗家山一直想换一份工作，他就到邻近的省人才市场碰碰运气，结果被工作人员叫来两个保安毫不客气连骂带推搡给轰了出去。罗家山没有大学文凭不能进人才市场，只能缴上20元钱去政府组织的劳务市场，或者去成都骡马市自发的劳务市场寻找机会。

此间消息传来，300多万生活在成都的流动人群将彻底告别“暂住”状态。持有成都市居住证或临时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将享受与成都居民相同的12种待遇，包括评选先进、计划生育、医疗卫生、法律援助、劳动就业等权益。

这是一个让罗家山兴奋不已的消息。

“农二代”扎根成都

2008年冬天，罗家山的妻子怀孕了。同样作为民工，她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只能在家休息和做饭，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到了丈夫身上。付房租、买菜、买营养品......罗家山几乎花光了仅有的积蓄，而他原本要用这几千块钱在老家建几间房子，“老到不能动弹时，可以回老家过日子。”

罗家山回老家的计划落空了，不仅盖房的积蓄没有了，妻子不愿意回到贫穷的大山之中，更不愿把出生在城里的儿子带回大山，让他再走父亲的老路。罗家山说，他只能咬着牙往前走。

由于为人踏实，工作卖力，罗家山所在的商场老板为了留住罗家山，安排他负责整个商场的货物搬运，工资翻了一番，一个月可以拿到3000多元。这次“升官”不仅意味着生活压力的减轻，还给了罗家山更大的希望：争取在成都扎根，让儿子变成地地道道的成都人，而眼下最重要的是给孩子争取成都户口。

“我怎么知道，你们没有违反计划生育？你们就知道赖在城里吃低保。”11月初的一天，罗家山来到所在的街道，要求开一张计划生育证明，以证明夫妻俩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面对工作人员的责难，罗家山只好陪着笑脸，不敢为自己辩解半句，因为他深知辩解的后果将使事情愈发难办。

最后，在软磨硬泡之下，街道工作人员终于不太情愿地盖上了红色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专用章”。尽管被责难的滋味不好受，罗家山依旧兴高采烈的把证明文件捧到了派出所，他马上就可以为儿子报上成都户口了。（出于保护受访隐私考虑，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于建嵘

嘉宾简介：于建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已发表和出版过《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大量著述。

核心提示：高达4亿的农村人口正向城市大迁徙，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于建嵘对话凤凰网时表示，“在制度上确立农民市民化。”“这不仅是农民市民化，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需要均等化。”于建嵘认为，在中国，农民工实现社会身份的转换有两种途径：一是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二是无论其为何种户口而给予其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

撰稿：李杨 齐锐

“我们在痛苦中回忆，我们欢笑中期待。”虎年岁末，京郊宋庄。著名学者于建嵘满怀激情地总结“我们这一年：2010”，他的最新文集《底层立场》出版。

对此，凤凰网不少网友评论说，在当前中国，于建嵘最有资格代表“底层立场”：打过游击战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土匪”，于建嵘全家也被撤销了户口；没有粮票，母亲只好去粮站捡扫垃圾米；没有布票，母亲就把麻布袋子染黑了做布料，给于建嵘做成外套；千方百计获得了旁听的机会，兴高采烈的来到小学教室里，结果却被街坊家的孩子认了出来，她高喊着命令把这名“黑人”拖了出去，麻布衣服也被撕烂了。

三十多年来，于建嵘一直在思索：如何让子孙后代免于“黑人”的遭遇，他立誓关注底层人群，代表底层立场，表达对城市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终极关怀。

城市化“拆”到农村

“现在中国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你们作为执政者，要拿出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品格，真正爱民亲民。只有如此，这个国家当前面临的困难才能被克服，中国才能算得上真正崛起。”于建嵘的正式头衔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作为一流的学者，他一直用理性的思维、实证的方法来观察疾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对此，于建嵘进一步解释说，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两个大背景下发生的，权力和利益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分配失衡，这是农民工的权益问题的权力根源；二是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这直接带来了农民的权益问题。

于建嵘认为，农民权益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一个“拆”字上。根据他对农民上访问题的统计，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已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围绕土地（产生）的利益太大了，农民又太弱了。”于建嵘说，有一些地方政府强势推进土地占补平衡政策，甚至通过让农民“上楼”而获得用地的指标，再通过招标拍卖获得土地出让的收入，这被戏称为“土地财政”。围绕土地的利益博弈中，农民是个体，而地方政府掌握公权力。

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5000万-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部分已成为城市居民，但还有近一半的人没有工作和社会福利的保障。

“农二代”易入歧途

农民进城后依旧面临着生活的困境和身份的焦虑。于建嵘曾在珠三角广泛调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有人形容这是“农二代问题”。

于建嵘如是描述这一现象：“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少年；又包括农民工二代，这些人的父母很早就在城市打工，他们自幼在城市长大,大多是直接从学校出来到社会，几乎失去了经历农民的阶段。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愿或不能回到农村了，一旦不能在城市立足，就会铤而走险，走上歧路。”

“新底层”是于建嵘在《底层立场》中提出的新概念。他表示，传统底层民众经济贫困，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个人能力低。而“新底层”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正规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但收入不高或经济压力较大。他们身居城市却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福利。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较低，甚至正在被边缘化。

城市化不可避免

物质相对困窘的背后，还有身份的焦虑。毕竟在传统的中国人的人伦结构中，“安土重迁”是惯常的生活模式。在中国城市化的大浪潮里，农民工成为城乡之间迁徙的候鸟。在这一群体种，是否存在一种“故乡沦陷”的情结？

于建嵘抛出的观点表现出少有的乐观，并不认同“安土重迁”的说法。他认为，“农民工的身份确实是漂移的，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他们之间很多人是愿意拼搏、拥有大的人生理想的，所以他们纷纷来到城市。城市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对很多人来说很痛苦。但是城市化的社会学意义上，我们要看到它是积极的。”

于建嵘多次提出“三点论”，希望以此来打破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局：首先是给新生代农民工以最低社会保障，“如果没有能力买保险，社会救济也行。”其次，就是降低进入城市的门槛，包括入籍、住房、就业等门槛。再者应培养新生代农民的社区感，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获得相应的群体身份认同。

这些对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是出路

“未来2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公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这样预测说，中国正在进入城市化的快车道。

高达4亿的农村人口正向城市大迁徙，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于建嵘对话凤凰网时表示，“在制度上确立农民市民化。”

于建嵘的这一建议在2010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可见端倪，但依旧缺乏实施的细节。该文件透露，“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于综合考虑资源分配的可能性、农民工进程定居的需要，使其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制度成本，从而提升其在城镇定居的能力和意愿。

在于建嵘看来，农民市民化绝不是一句宣传口号，而应该有具体的政策措施。

“这不仅是农民市民化，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需要均等化。”于建嵘认为，在中国，农民工实现社会身份的转换有两种途径：一是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二是无论其为何种户口而给予其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建嵘敏锐地发现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第一，在户籍转换的过程中，虽然户口转成非农，但失去了土地，农民失去了最后的依靠，最后却没有得到市民的同等待遇。第二，城市仍没有建起完备的、均等化的公共体系，农民工进入城市，除了得到一份工作，却并没有真正的融入城市的社区、城市的语境、城市的生态。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给予他们选择权。”在接受凤凰网的专访中，于建嵘这样解释“选择权”：关于选择的突破，也要求制度性的突破；农民可以自己选择户口、房子，可以选择自己回流农村，同时社保制度相应配套。而从前的限制性的政策、强制农民户口变成非农等等，应该尽早转变思路。

温铁军

嘉宾简介：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曾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研究领域：国情与增长、农村产权问题、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

核心提示：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中指出，未来2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而这四亿人口身份变迁的背后，或将是中国城市化大进程中的又一折点。中国的城市化最终会走向何方？用十数年时间走访发展中国家调研的温铁军，在接受凤凰网独家访谈时，称10年前就开始反思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先例。”温铁军认为城镇化而非城市化，才是中国路子。并提出中国城市化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政治上平权；第二，要求真正的农民代表出现。

对话主持：李杨

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成功城市化先例

凤凰网：中国城市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后步子进一步加快。您怎么看中国这30年的城市化进程？

温铁军：我的观点并不是那么主流。像教科书中现在讨论的城市化问题比如农民工医疗、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等，其实是讨论了很多年的东西了。10年前我就开始反思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历程大多是“空间平移贫困”，将国家分散的贫困农民集中到城市贫民窟。比如巴西、印度等国家，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讲的这里面的故事。贫民窟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冲突，就是“将分散的农民的现代化代价集中起来”。

户籍改革涉及200多项利益集团利益

凤凰网：您怎样看待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改革？

温铁军：早在1994年的时候我就不拿户籍问题说事了。中国户籍改革推进的背后涉及到了200多项利益集团的财政利益。比如说教育集团，庞大的城市教育投资可以达到农村的10倍。再比如说交通集团，修一条10公里县级大道的投资可以修完一个自然村的路。现在教科书上还在拿户籍制度说事，这是所谓主流的观点。

城镇化而非城市化，才是中国路子

凤凰网：所以您早年就提出了走城镇化的路线？城镇化和城市化有什么区别？

温铁军：城市化和城镇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城镇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县级以下的城镇集中，在最短半径中让最多的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

加大农村的基础建设、保持农舍、维护原有的农村社区建设，这是保障农村成为经济发展“蓄水池”的作用。蓄水池的“水涨水落”与经济危机的可调节程度和社会稳定程度有必然的关系。所以在我10年前就提出城镇化的概念，现在我们的决策层渐渐开始接受了。

以印尼的城市化发展为例，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来袭，导致印尼城市众多人口失业，处在城市边缘的无地农民打工者更甚；同时他们在乡村也没有就业机会，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批的城市打工者暴乱。

凤凰网：那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快了还是慢了？

温铁军：我不主张激进的城市化，激进的城市化可能走印度的老路。印度有34%的无地农民，用大建贫民窟的方式来推进城市化的数据增长--这就说明“农地私有化”和“城市农民窟规模”是呈反比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农地私有化”程度越低，“城市农民窟规模”越大。

城市化即是资本积聚的过程，是排斥性而不是包容性的。中国城市化亟待解决的主要几个问题：第一，政治上平权，要求市民和农民的地位平等，而今天一个市民享有的资源或者说地位是一个农民的两倍。第二，要求真正的农民代表出现；现在任何一级的人大代表都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人大代表渐渐成为富人俱乐部。真正的村级选举远没有开始，农村基层整改也没有开始。

中国城镇化建设需要“包容性”的增长

凤凰网：根据您多年的研究，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如何？

温铁军：2009年1月，官方宣布经济危机以来有2500万农民失业。这个数字公布后让很多国家震惊，因为这个数目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发生都会发生大乱，为什么中国没有？因为从2006年到2009年，中央新农村建设投资3万亿，使农民获得了1500万个非农就业机会。这几年的政策方向是“加强农村建设，加大城乡统筹力度”，3年来，投资在三农方面的财政比例在不断扩大。

还有一个积极的例子，自2003年来，中央将25亿亩山地、林地制定了重新分包到户的政策。2007年到2009年，国家按人按户的占有原则，将资金、劳动力输送到了山区、林地。这也是自1978年国家把农地分给农民以来，将比耕地面积更大的山地、林地分给农民，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抵御了经济危机。

历来，城市化是集聚资本的过程，并不包容农民，是排斥性的增长，即“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就是典型的排斥性发展，有“中国农村已死”的论点。今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中国经济应该实现“包容性的增长”的概念，它指的是可持续的，能够使弱势群体也受益的增长。

以往与包容性增长类似的思路，都受到了主流话语和主要利益团体的反对。要推动这种调整、转型，都要力排众议。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总结过去十年的调整经验，为今后二十年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奠定必要的思想和政策储备。

李银河

嘉宾介绍：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著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等书。

核心提示：

“剩女现象”绝对是大城市才有的现象，往往是白领，她们学历挺高、收入不错、社会地位挺高、独立。“剩女现象”在农村就没有，在农村即使是智障女子也都能嫁出去。所以城市女人要么做好单身的准备，要么降低标准，也就是这两种选择。

正在加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不仅拉远了子女与父母的距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冲击着中国上千年的婚姻家庭观念和中国人的人伦观念。而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并将持续。2011年1月5日，凤凰网对话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谈城市化进程对婚姻家庭观念的影响。

30年来，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结婚年龄推迟，“剩女现象”凸显，婚姻半径持续扩大，农村夫妇分居现象增多、离婚率上升等等。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化进程拉远的距离所致，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上升是导致以上变化的最大原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结构。

单身的人会增加、不生孩子的家庭会增加、同性婚姻或者同性同居都会增加……这些都是将来可能变化的走向，整个社会将越来越多元。中国传宗接代的理念和养老方式也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于这种变化，李银河认为其实大多是越变越好，而且使得社会结构越来越合理。大家应该以乐观的心态迎接新的时代。

对话主持：陈芳

稿件整理：李杨 陈芳

凤凰网：说起城市化进程对中国婚姻观的改变，首先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城市中的人结婚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晚，而在农村结婚年龄普遍偏早，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银河：一方面源于城市生活方式；另一个原因是受教育的时间变长，一般22岁才大学毕业，已经过了法定结婚年龄。但总体来说，农村结婚还是早一些。

晚婚晚育，主要还是习俗的变迁。过去大家都习惯18岁、20岁结婚，在农村一个女孩25岁还没有结婚，成了“老闺女”，家里人都急死了。在城市司空见惯了，这是城市对生活对婚俗的影响，会改变婚姻习俗。习俗这种东西也是大家互相比的，如果25岁女孩子没剩下几个，大家都急；要是好多到了25岁还没结婚就不着急了。

“剩女”恐慌有现实基础（是大城市才有的现象）

凤凰网：您怎么看待城市中的“剩女现象”？据报道，仅北京就有超过50万名年轻女性尚未找到归宿，而她们都已过了25岁这个中国传统的结婚年龄。“剩女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能否消解？

李银河：一方面，还是过去那种早婚的遗俗。过去父母辈结婚都比较早，23、24岁结婚的，女儿25了还不结婚，家长就会着急了，这是因为突破了大家过去的心理底线。

另一方面是“甲女丁男”现象。所谓“甲女丁男”，是指将男性和女性按照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学历等分为甲、乙、丙、丁四个档次。一般是女就高男就低，乙女嫁甲男、丙女嫁乙男、丁女嫁丙男，剩下的就是甲女和丁男，但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结婚，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甲女丁男”现象。在城市里确实有一批“剩女”，“剩女”恐慌是有现实基础的。

中国男女性别比是120:100，按说应该是男的找不着老婆，女的不应该剩下来。但由于“男就低女就高”这种择偶模式，最后剩下的就是甲女丁男。

“剩女现象”绝对是大城市才有的现象，往往是白领，她们学历挺高、收入不错、社会地位挺高、独立。“剩女现象”在农村就没有，在农村即使是智障女子也都能嫁出去。所以城市女人要么做好单身的准备，要么降低标准，也就是这两种选择。

凤凰网：一方面是城市剩女，另一方面是农村大量光棍男子，但他们又不大可能走到一起。这种现象，在您看来有没有可能改变？

李银河：没有办法了，恐怕要在很长很长时间内存在。只要中国存在贫困就会出现这一现象，在城市有一批女的剩下来，在农村有一批男的剩下来。应该指望更进一步的城市化，中国202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4亿。这就是一个办法，长期解决的办法就要进一步加快城市化，加快人口流动。

夫妻分居是阵痛还将持续

凤凰网：城市化进程中，某种程度拉远了我们与父母之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因为距离改善婆媳关系？

李银河：对，婆媳矛盾少多了。我们调查50%的城市家庭夫妻都是新居制，就是结婚的时候就搬出去单住；另有一部分是结婚之后渐渐搬出去单独注，这样加起来差不多有80%的主干家庭，与父母是分开住的。这种情况在近20年变化特别快，跟过去就不一样了，釜底抽薪了。

凤凰网：城市化进程同时也在影响这农村婚姻观，很多外出打工的人多是青壮男子，留守的多是妇女。各自都会产生性压抑，而农村留守妇女的自杀率也在上升。怎么看这一现象？怎么才能解决？

李银河：这个应该说是都市化过程中的一种代价。好多单身的跑到城市来打工，租不起房子，夫妻无法住在一起；另外农村还有地，有老人要养，就导致夫妻分居。我觉得它是一种阵痛，像一个孩子生出来之前的那种阵痛。这种阵痛过程可能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现在成都正在进行一种改革，可以用居住证制度取代暂住证，如果在城市买了房子，在工作五年以上，就可以在城市登记成为市民。这样慢慢就能解决留守的问题，这样通过一个长时间的阵痛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在都市化进程将成未成的过程中，肯定有这么一批分居夫妻，没办法。

中国人的婚姻半径持续扩大

凤凰网：随着城市化进程，我们也发现另一种现象，就是跨地域婚姻的增多，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是否会对婚姻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李银河：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现象，在婚姻社会学里有一个词叫婚姻半径。婚姻半径原来是非常小的，就是周围几个村子互相通婚，基本不出一个县。后来半径越来越大，跨县，跨省，甚至跨国了。

婚姻半径扩大绝对是现代化、都市化伴生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反而促进了移民，比如从河南省移到广东省。倒不一定会增加婚姻的不稳定性，背井离乡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反而可能会促进婚姻的稳固。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离婚率越来越高了，这也是现代化伴生的一种现象。

凤凰网：根据您的研究，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哪些？

李银河：离婚率上升应当说是现代化的必然现象。再具体解释这之间的变量，就是个人主义升高，家庭（族）主义下降。现代人更看重个人快乐幸福，胜于家庭的利益、家族的利益。

过去在乡土社会，家族的利益是至上的，个人感情有什么重要性可言？现在的婚姻，很看重个人，快不快乐、幸福不幸福，不幸福就离婚，不过多考虑家族利益或者家庭利益。这就导致离婚率上升。

影响幸福感的最大因素是情感

凤凰网：除了个人主义，也有人认为现在人选择婚姻更实际，比如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对金钱和现实的考虑会增多，很多人感慨现在的恋爱婚姻不似以前那么单纯。这是不是也会导致离婚率的上升？

李银河：婚姻的稳固与更多考虑感情因素还是现实利益因素，其实跟你说的完全相反。更多考虑感情因素的，离婚率会高；更多考虑利益、金钱的，离婚率会低，越考虑感情因素之外的因素，物质的、金钱的，婚姻越稳定。好多国家的例子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是为钱结婚的，所以不会轻易离婚；可是如果为了感情，感情没有了就会离。因为感情而不是利益在一起的两个人，离婚率更高，因为感情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发生新的恋情，就离了，不考虑别的。

凤凰网：有时候会很困惑和感慨。中国传统的爱情观，诸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是认同，甚至是渴望的。但是为什么父辈可以做到，在平淡中白头偕老。而我们现在对感情的坚持却大不如前，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自己还是外在的因素？

李银河：其实现代人追求的浪漫爱，和中国式的恩爱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上持久的婚姻其实是一种恩爱，如果追求罗曼蒂克式浪漫爱是不稳定的。

恩爱是长久的、适合婚姻的；浪漫爱是稀少的、偶然的、有时是可遇不可求的。关键就看你追求什么，是长久的恩爱关系，可能就会相对平淡；是浪漫的激情，可能就短暂。

凤凰网：与这种心理类似的，是都市人幸福感的缺失。可能很富足但不一定幸福。我有一次一对卖菜的夫妇，一天到晚很辛苦，但看到他们在忙碌一天后，男的骑着三轮车，女的坐在后面，抓着丈夫的衣服，一起回家。那时候会觉得他们很幸福。城市人幸福感的缺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幸福的来源有哪些？

李银河：幸福感，在温饱之前和金钱有关系，有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不温饱的时候，幸福谈不上。

一旦过了温饱线，幸福感跟金钱、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了，不会说钱越多就越幸福，钱越少就越不幸福。有调查称农村妇女比城市女人幸福感更高，一些人不相信，其实没什么不相信。

比如你说的那对小夫妻，特别有钱的人就感受不到那种幸福。比如中等经济水平的家庭，买到一个打折的东西，三万元的东西花了两万元，这给他带来的幸福感、满足感、快乐感比亿万富翁高多了。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有太多，最主要的是感情因素。

婚姻家庭观念变迁将改变养老方式

凤凰网：根据您的研究和观察，您觉得近三十年，概括起来说，中国的婚姻观念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银河：这种变化不是以哪一年开始的，是一点点变的，通常以十年、数十年为周期。

这三十年的变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到婚姻家庭，比如计划生育因素。因为计划生育，很多家庭的生命周期不一样了，过去妇女生育可能是20岁、25岁，一般会要三四个孩子，结束生育的时间在45岁。计划生育以后，就生一个孩子，开始的时间就是结束的时间，平均30岁就生一个孩子，对家庭结构将来的影响都挺大的。生孩子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孩子数量绝对减少，有一些人甚至不要孩子，这些现象都上升，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另一个变化就是前面所说的个人主义上升、家庭主义下降，对婚姻的影响。比如晚婚、离婚率提高、养老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向个人主义社会演变。再比如结婚更看重感情，也是个人主义上升、家族主义下降的表现。

凤凰网：这个过程还在继续，根据您的研究，今后一段时间，中国人的婚姻家庭观可能还会有怎样的变化？

李银河：距离原来的家族主义价值观越来越远，社会将会由于个人主义的上升变得越来越多元，婚姻家庭也会变得越来越多元。比如单身的人会增加、不生孩子的家庭增加、同性婚姻或者同性同居增加。

这些都是将来可能变化的走向，整个社会将越来越多元，不会像过去那样整齐划一。不会像过去那样所有的人都结婚，生孩子，并且非要生男孩。生男孩的观念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过去中国传宗接代一定得有男丁，这个观念是被动改变了，不是主动想改，但是没办法。这个对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冲击太大了。

还有养老方式也会随着改变。过去养儿防老，因为在农村没有生活来源，由于社会的保险制度、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的完善，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会有所保障，不一定非得靠孩子来养老。我们在城市调查家庭养老问题，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父母丧失劳动力后，70%多的调查对象选择自己供养父母；当问到他们自己以后老了怎么办，60%多的人选择进养老院。养老的观念有了好大的改变，不再是养儿防老。

凤凰网：对于这种变化，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

李银河：其实这种变化大多是越变越好，而且变得更合理了。对新一代的人来说，是一种解放，是自由的、更合理的人生安排，你的人生不再是为了别人而活着，而是享受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晚年准备养老钱，这样更合理一些。

夏学銮

嘉宾简介：夏学銮，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转型期的中国》、《整合社会心理学》等。

核心提示：你与父母的距离有多远？正在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无形中拉远了亲人之间的距离，悄然改变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传统人伦关系。1月4日，社会学家夏学銮就此接受了凤凰网的独家对话。他表示，亲情守候与事业发展自古难以两全，是现代化、城市化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此，不能赋予亲情守候太多悲情色彩，“没有分离，就没有聚合的欢乐”。未来的趋向就是将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融合起来，来重新构建我们新的价值体系。

撰文：陈芳

夏学銮出生在安徽一个贫瘠的村庄，记忆中，家的后面有一条河，有芦苇，还有不长庄稼的盐碱地。

1965年，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夏学銮考入北京大学。全村人沉浸在喜悦中，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夏学銮一个人辞别父母，拎着一双鞋一个箱子，独自上路了。那时家里穷，为了节省路费，四年没有回过一次家。对于这种离别，那一辈的父母也都能理解，支持孩子去外面闯天下，留在父母身边那是没出息。

自古有忠孝不能两全。在现代社会，亲情守候与事业发展亦无法兼得。这是一代又一代人从乡土迈向城市所必经的痛苦与煎熬。在都市里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与冷漠，这是从熟人社会迈向生人社会普遍的感受，也是现代化、城市化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金钱拜物教的兴起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导致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冷漠感与焦虑感。

这个过程在1978年后，以加速度进行，正是中国的转型期。夏学銮认为转型期的中国，政治还处于原结构状态，经济与文化却都发生了重大的解构以及重构。旧的价值体系被摧毁，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构。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中国人的人格也在发生变化。未来的趋势则是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相互发挥作用，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正在被重构。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周围很多人都在感慨“快”，又一年在匆匆忙忙中过去了。这和小时候在农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时会抱怨时间过得很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快”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理？

夏学銮：现在生活节奏快了，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直观的感受。高速急剧的社会变迁会使人产生一种矛盾的心理，也就是“欲迎还拒”。新生活的变迁给你带来惊喜，带来各方面的成长，想迎接它，又因害怕而拒绝他，你可能感到跟不上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害怕和恐惧。

金钱拜物教加剧人际危机

凤凰网：我们的年终策划主题是“城市化进程拉远的亲情”，当下中国正处于高速急剧的社会变迁，城市化进程在加剧这种变迁。曾经固守在土地上的人向往城市的新生活，背井离乡；另一方面又眷恋父母、故乡，在这样矛盾的心理状态下生活。您认为，这是一个必经阶段吗？

夏学銮：亲情守候和事业发展，自古难两全，古代就有忠孝不能两全。亲情守候是传统社会、农业社会、熟人社会的概念，而事业发展更多属于现代社会、陌生社会的概念。

要亲情守候，就不能要事业发展；要事业发展，就必须牺牲亲情守候，二者不可能同时得兼。所以现在一些在外地离乡背井的子女，都经历着这样一种痛苦和煎熬。

我们那一辈人父母对这些问题看得很开，更多是支持孩子到外面闯天下，不能让他一辈子守着自己，否则就是没有出息。所以我们年轻时想的就是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安下心来在外面闯天下，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回报父母，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

但大规模的流动出现在现代社会，在这种环境下出现“陌生的人群”，即虽然生活在人群当中，仍感到很陌生，在人山人海中感觉不到温暖，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也是现代化、城市化必须付出的代价。

凤凰网：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

夏学銮：有这个过程。从田园社会、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的社会，心理、情感各方面都需要一个转型过程。很多人面对这个过程，可能不习惯这种孤独和漂泊，会出现焦虑感，甚至会影响工作状态。

凤凰网：但是当下中国变迁的过程可能在加快，人们的焦虑感、漂泊感、孤独感也在加剧，您觉得出现的这些情况正常吗？

夏学銮：从一般的社会变迁来说是正常的，但是从中国转型期来说不正常。因为现在人际关系出现了信任危机，人们之间更加冷漠，这使大家内心更加孤独和焦虑。

环境上还有很多不确定、危险的因素，更增加了当代人的焦虑感。一般来讲，既欢迎又害怕的矛盾心理是社会变迁中的惯常现象，但中国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人文生态加剧了这种心理，出现了不太正常的现象。比如一个老太太摔在地上，没人敢扶，社会起码的尊老爱幼传统没有了。走在王府井大街，人山人海，但你会感到很孤独，感受不到生活在人群中的温暖。

凤凰网：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不正常状况？

夏学銮：市场经济以后，大家都忙着赚钱，出现了金钱拜物教。我们传统价值观念中，讲究“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现在中国人把义利观、人财观颠倒过来了，“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人没有物重要，都以追求利益和金钱为目的，金钱拜物教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大拉远了，人们之间就是一种利害关系、竞争关系，无疑加重了人们心态的恶化，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更冷漠。

情义是社会的黏合剂

凤凰网：中国千年来，一直注重亲情、故土情结，诸如孝悌观念、宗法制度，但后来这些传统价值是被渐渐冲淡的。历经几千年的沉淀，缘何却敌不过这几十年的变迁？传统价值的缺失会带来什么影响？

夏学銮：亲情、情义价值非常重要。英国实验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没有情感的社会是冷酷的沙漠。整个社会松散、缺乏内聚力。为什么现在要讲培养人民情感、执法要有人性关怀、要充满人文关怀精神，就是调动人们的情感和情义价值，就是在重构，构建和谐社会。

传统的情义价值，在整合人的行为上有很大的力量，比下命令力量还要大。还包括现在的一些民俗等，我们现在渐渐丢弃这些，比如春节禁放爆竹，就破坏了纯洁的神圣感。什么都没有神圣感了，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我们小时候守夜放炮，有一种敬畏心理、很庄严的神圣感；现在的小孩，觉得什么都无所畏惧，没有一丝敬畏心理。

凤凰网：不少人写过关于故乡沦陷的文章，发现城市中一些不好的现象早已蔓延到农村，传统的丢失不仅在城市，在农村也一样存在。

夏学銮：农村的信息度不高，蔓延可能是更粗俗、更低俗的模仿。

凤凰网：现在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都市白领撤离大城市到二线城市，有人称之为逆城市化。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会不会成为未来几年的趋势？

夏学銮：这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国外叫郊区化，追求舒适、安静、田园化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们也有不少人选择在郊区安静的地方买房子。不愿意在喧嚣的大城市生活，宁愿呆在田园式的村子，亲自拿着锄头劳动、种菜、浇水，就是回归田园式的生活，这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变化。

一些人从大都市转移，不叫撤退，打仗打败才叫撤退，这是一种转移，是对喧嚣的城市生活不习惯做出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城市环境压力太大、房价太高、物价最高、生活压力很大，所以选择转移。

今后两种趋势都有，有向上向大都市流动的，也有向二三线城市回归的趋势。

价值体系亟需重构

凤凰网：您之前写过一本书，叫《转型期的中国人》，您这里的转型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转型期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转型期的中国人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夏学銮：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转型期是从1978年开始的。一般国家在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三种结构状态：原结构状态、解构状态与重构状态。社会转型的中国，政治还处于原结构状态，经济与文化却都发生了重大的解构；同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在发生着力度和向度不同的重构；即使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结构松动现象，如基层民主选举，政府机构改革等。

中国人的人格也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旧的价值体系被摧毁，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构起来，处于一个矛盾的状态。我们要恢复传统，但传统又不能适应现代的社会节奏，这就是取舍的问题。

转型期，中国人的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相互发挥作用。14个主流价值观中，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交替出现，比如第一是竞争，第二是孝顺。未来趋向就是将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融合起来，来重新构建我们新的价值体系。

凤凰网：趋势可能是要将二者融合起来，这个过程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必须要去调整、去适应。亲人、故乡、故乡的一草一木，可能就只能成为记忆了？

熊培云

嘉宾简介：

熊培云，资深评论员。著有《重新发现社会》、《中国之觉醒》、《思想国》等书，并在报纸撰写《谁人故乡不沦陷？》、《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等十几万字的《乡村记事》专栏文章。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与世界。

核心提示：“当我看到故乡沦陷的种种，并且为此伤感时，我总是同样忍不住去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不是遥远非洲的某场屠杀，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冤冤相报，甚至也不是外国势力对本土势力的觊觎，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不受约束的掌权者与谋利者，无论其权力与胃口大小，只要不被约束，他们就会不断地践踏与蚕食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沦陷每个人的故乡。”--熊培云《谁人故乡不沦陷？》

撰文：陈芳

一、回不去的是故乡

“我们之所以怀念故乡，有时候不是简单的怀念那片土地、那些人，而是怀念自己走过的那段时光”--熊培云

江西永修县的一个村子，土地、古树、人，常常在熊培云的笔下出现，那是一个叫做故乡的地方。

熊培云在那里生活成长了十七年，有些记忆是抹不去的：烈日炎炎下，跟着父母在田间忙“双抢”；过节时，与伙伴们去看地方戏、舞龙灯、狮子灯；在“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万般诗意里，手捧一本《雪莱抒情诗选》；跟着母亲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课外书，识字不多的母亲请教店里的读书人；十六岁第一次独自远行，夏日的清晨，带着几个馒头和自己装订的诗集，去百公里外的《九江日报》投稿，正午时分，车停在甘棠湖边，突然传来齐秦的《外面的世界》，“生命的激情，梦想的催促，标刻时代的情歌，久违的怦然心动，都在那一刻交错、缠绕”……（引自熊培云《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

1991年，收到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带着对外面的世界的憧憬，十七岁的熊培云辞别双亲、故土，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远行。目的地是北方的天津，却要先向南走到九江、南昌；再往西走萍乡、株洲；一路北上，一条“鱼钩状”的路线，在列车与铁轨撞击的声音中颠簸三十多个小时，才最终到达天津。

毕业，工作，留学……路越走越长，故乡渐行渐远，还有过去的旧时光。在天津、在北京、在巴黎，乡愁满怀。

现在，父母依旧住在永修的村庄，守着那片土地，“他们到城里就像连根拔起来一样，更愿意在老家呆着，身体好一些，心情也好一些。”熊培云每年也会抽出时间重回那片故土，多则一个月，少则几个星期。再回去，已不再是十七年前的时光与感觉。此时的熊培云，再谈起故乡已是豁达的心，“故乡逝去是必然的。我们之所以怀念故乡，有时候不是简单的怀念那片土地、那些人，而是怀念自己走过的那段时光。我们想要通过故乡找回原来的时光，渴望在不变的故乡与自己的旧时光重逢，但故乡也和我们的生命一样，在一点点流逝。”

时光回不去的伤感虽已释怀，然而有一种痛却挥之不去，这种痛来自那片土地和那些人的变化与被变化，熊培云用过一个词叫“沦陷”。

二、故乡“沦陷”之痛

“我才刚刚离开摇篮，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

在夏多布里昂的故乡，熊培云没有体会到这种哀伤，想到自己梦中的家园，或许还有一种甜丝丝的滋味。但当满怀乡愁的熊培云游学归来，回到十七岁离开时的村庄，梦中的家园早已荡然无存，那一瞬间，心头袭来的是哀伤、痛、甚至还有一种耻辱：

山地被莫名其妙地卖掉70年，山川变色，河流与道路一样被野草淹没；

长了一两百年的古树被村干部与树贩子连根拔走，廉价卖到城市；

一栋栋的老房子，被拆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房子，竟像是一间间的大厂房；

曾经的学校因生源减少变得无比萧条，度过美好学生时代的图书室如今空无一书，像是被洗劫过……

变得不只是物，还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那里的人：

曾经在房前屋后种菜的村民，不再种菜吃，也像城里人一样学着花钱买菜；

简陋的房屋里，却也和城市人家一样，摆上了饮水机，甘泉不再，改喝纯净水；

农历新年，以往热热闹闹的舞龙灯、狮子灯、地方戏已成为记忆，有的只是春晚和麻将；

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田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越来越少；

当古树卖掉，无人敢站出来反对，“如果我反对村长卖树，那我就和村长结了私仇，因为我的反对是针对村长个人；而村长卖树不会和我结私仇，因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针对我个人”……（引自熊培云《谁人故乡不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