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an红色座椅:还“四五”历史的原貌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对“四五”所作的结论是：“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份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
显然，这不是历史的真实。
首先必须辩明的是，“四五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运动。
史实告诉我们，从1966年5月6日，毛泽东强行推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始，特别是1966年8月8日，毛泽东依靠林彪的枪杆子强行推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之后，邓小平所说的那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已经不在了。
在浩劫的十年之中，在被《公安六条》强化了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了的中国土地上，所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剩下毛泽东的意志，毛泽东的号召，毛泽东的语录……
在那个非常的年月中，谁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那个“文化大革命”，谁个怀疑甚至反对毛泽东的那个“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谁个怀疑甚至反对毛泽东的那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谁个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党份子，谁个就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在那个非常的年月中，谁个怀疑“文化大革命”，谁个反对“文化大革命”，应该说谁个就是在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背离共产党领导的非组织行动。
史实告诉我们，1967年2月爆发的“二月抗争”，是老帅们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立场上的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非组织行动……
史实告诉我们，陈伯达对抗共产党领导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被共产党领导的“批陈整风”运动批判。
史实告诉我们，周恩来为了国家、民族而背离了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因而被共产党领导的“批林批孔”批判。
历史告诉我们，在那个非常的年月中，谁个要批判“文革”，谁个要否定“文革”，就只有反对和背离共产党的领导。
在被公安部定为《心赤客反革命匿名信案件》，我所投递的匿名信中，我希望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能站在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立场上，反对共产党最高领导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救救中国，救救国家，救救民族，救救人民，也救救他们自己。
当年的我们，的确热望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能挺身而出，领导人民起来反对要将“文革”尽心到底的共产党领导。但是，我们所投递的，希望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文革”的匿名信却被移交给了公安部门，难道这就是邓小平口中的“共产党领导”。
1978年年底，白被四川省委议决公开平反后，新华社成都记者站王站长要我公开表态，一是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二是不否定“文革”，三是不谈毛主席也有错误。以此作为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宣传白的条件，白对此断然拒绝。
我对他说：“我白智清热爱自己的祖国错在哪里？我被全国通缉，被数十万人批斗，险些被推上断头台，关了两年半才把我放出来，我凭什么要感谢华主席，是不是搞反了？华主席应该感谢人民才对……”
有人曾问我：“你是哪个领导你写的匿名信，是哪个支持你贴的大字报？”当时我仅一笑了之，现在我必须公开回答。
支持我写匿名信的，领导我贴大字报的有一大帮人，他们是：
著《孝经》的孔夫子，主张“舍生取义”的孟子，主张“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屈原，“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司马迁，“精忠报国”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主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主张“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
独独没有热望得到的“共产党领导”……
历史为证，共产党领导与“四五运动”是沾不上边的。
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所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能找到共产党领导与“四五运动”沾不上边的证明。书中有这样的文字：“父亲命令我们全家人，这个时刻，不许去天安门广场……”
如果“四五运动”“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反对‘四人帮’的运动”，那么根本不可能有“四五”。因为，当时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四人帮”中的四个人各个都是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
与此相反，“四五运动”能够爆发，恰恰在于敢于反对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敢于对抗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另一个需要辩明的是“四五运动”的主要积极份子是不是党团员。
要成为“四五运动”的主要积极份子，至少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能认清“文革”是一场比法西斯还有法西斯的灾难，能够认清活活饿死数千万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场反人类的大灾难；二是有强烈的爱国心；三是有反对“四人帮”，有反对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的晚年毛泽东的意识与勇气。
虽然“七千人大会”上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包括我所崇敬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能认清“文革”，认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场灾难。但是，将毛泽东视为“先主”的他们（叶帅还将华国锋视为“后主”），缺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华传统民本意识的他们，根本不可能有反对秦始皇的意识，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四五”的主要积极份子。
更不用说在“反右”中，在“大跃进”中，在“反右倾”中，在“文革”之中入党入团的那一些党团员了。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在共产党专制教育之下，他们中的不少人已变成心目中没有国家、没有人民、不辩是非……不愿认清“文革”是一场灾难，不愿认清“三面红旗”是一场灾难，不愿清醒，不想清醒的糊涂虫
他们的醒悟程度根本不可能与少一点专制教育的群众相比。
现以我亲身经历的两个例子为证：
1968年夏天，我在重钢单身职工七宿舍男卫生间洗衣服，我听见一个姓王的工人师傅在低声吟咏：“谷洒地，苕叶枯，青壮炼钢去，留下童与姑……”之时，我问：“王师傅，有何感想？”他回答我：“上当受骗啊！”
当时有《公安六条》压在上面，一不小心就要当“反革命”。一个工人也敢这样为彭总不平。可以想象，当时整个群众的觉醒程度。
与群众的清醒相对立的是十年之后共青团干部的糊涂。
1978年12月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前夕，已被四川省委议决，在报纸上公开平反的我应邀到四川省团校作报告，应我在报告中否定“文革”，为刘少奇，为彭德怀鸣冤遭部分人围攻，还被刷了大字报……
这就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共产党的教育之下，糊涂得十分可以的共青团干部。
显然，“四五运动”的主要积极份子，不可能是党团员，只可能是少一点专制教育毒害的群众。
在“四五运动”爆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一个三十年前，没有任何人领导，没有与任何人商量，独身一人，在成都引发数万人参加的“三五事件”，为伟大的“四五运动”打响前期战役的白智清，大声呐喊——还“四五”历史的原貌，还“四五”历史的清白。
历史已经告诉世人：
“四五运动”，是千千万万不甘心中华沦亡的热血青年，自发掀起的一场呼唤“四个现代化”的救亡图存的伟大的“五四”那样的爱国运动。
“四五运动”，是千千万万不能容忍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热血青年，自发掀起的一场反对现代秦始皇，反对封建法西斯专制，呼唤民主的伟大的民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