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锁打不开怎么办: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

                                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

     作者：李东朗


　   抢救运动是发生在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悲剧性的事件，影响很大，并有深痛的后 遗症。人们都知道康生与抢救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他在抢救运动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 坏作用，却是众说纷纭，不甚清楚的。
　　
康生出任中央社会部部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受到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严重威胁。一方面 ，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不敷，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蓬勃发展，日本政 府被迫调整战略，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向敌后大量增添兵力，加紧对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扫荡"和破坏，并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派遣特务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国 民党在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虽然仍表示要"抗日到底"，但表现得非常不坚定，蒋介石 解释说：所谓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局面。尤其是其内政政策发生了严重逆转，19 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的方针，此后国民党又连 续发出一系列反共文件和指示，在各地不断制造反共事端。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反共的 同时，其针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日寇汉奸 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反特务斗争，成为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同时，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自己鲜明的抗日主张和英勇抗日的行动及其辉煌的战 绩，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吸引了全国无数热血青年和抗日志士，许多人奔赴延 安，奔向抗日根据地，并积极向中共党组织靠拢。中共中央在这个中国革命大转折的时期， 适时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共党员人数从抗战爆发时的四五万人迅速增长 到1938年底的50万人。对此，中共中央一方面给以积极的肯定，另一方面则判断："在征收 新党员的工作中是有严重错误缺点的。党内混入了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基 于这样的判断，党中央提出了巩固党的问题，向全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 固党，成为今天严重的任务"。
　　作为防止敌特破坏和巩固党的一个重要对策，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1939年2月28 日，中央作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 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内部，进行阴谋破坏。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 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各中央局、省委、区党委应下最大的决心，选择政治上最坚定、能 力上最适宜的干部建立社会部。"据此，中央和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社会部，在国统区的中 共中央南方局也在1940年10月22日设立了社会部。
　　社会部的职责是进行情报和反特务的工作，基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安全部。中央决 定由康生出任中央社会部部长。
　　康生之所以出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主要是因为：第一，他当时在党内有比较老的资历和 很高的职位。他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 、沪中区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央职工部部长，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12月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他曾有过对付内奸特务的工作经历。1931年 顾顺章叛变后，为防止顾顺章的加害，原在中央特科的主要人员进行了调整，陈云、康生、 潘汉年等被调来参与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1932年，陈云奉调中央苏区后，就由康生担负中 央特科的主要领导责任。用现在的话说，康生曾是情报、反特战线的一个老兵。第三，正如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的："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这很符合中央关于社会部人员"政治上最坚定、能力上最适宜"的要求与规定。即当时党 中央对康生寄予很大的信任，殊料不及的是，康生后来的表现辜负了党的信任。
　　在众多涉及抢救运动的记述中，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抢救运动是康生搞的，或是康生领 导的。这表达了人们对康生的怨愤心情，但说这个运动是康生个人搞的，却是难以说通的， 起码可以说是不准确的。
　　疑问是很明显的，第一，虽然在当时革命斗争十分激烈的历史背景下，社会部由于其特 殊的工作性质，有很大的权力，但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的原则是没有动摇的；康生虽然是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社会部部长，并且是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但他并没有 号令党、政、军各方面的权力。抢救运动兴起在延安，形成剧烈局面的情况也发生在延安， 而延安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毛泽东和党中央许多重要领导人都在延安，这样一个掀动 延安、甚至掀动全党的运动，而且是在中央的眼皮底下进行，康生不经过中央，可能吗？退 一步说，假使康生背着中央发动抢救运动，中央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立即制止？倘若如 此，那康生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置于什么地位？如果如此，应该说事情的性质就 大不一样了，但后来中央并没有对康生的做法提出质疑，更没有对他作出任何惩处。因此， 这样的结论从情理、从逻辑都是说不通的。第二，后述的事实将说明，抢救运动及其之前的 审干运动，是经过中央决定和部署的。
　　指出抢救运动是中央部署的，只是想准确地说明问题,绝没有开脱康生的意思。至于康 生，作为党在反特务、反内奸工作方面的第一线领导人和主要领导人，对审干运动和抢救运 动的严重失误负有极大的责任，正如伍修权所指出的："在整风运动中，康生搞了许多鬼。 ""康生在审干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康生在运动中干的具体坏事是多方面的，从全局而言 ，其恶劣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制造了许多错案，向中央提供了许多的假信息 ，欺骗了中央其他领导人，使中央对敌情作出非常严重的估计，从而影响了中央的决策。二 是，在抢救运动中，他的错误领导和指导，他的不负责任的言行，加剧各方面的混乱，使抢 救运动的错误走向极致。
　　
一连串的错案影响了中央的决策
　　
　　中共中央在发觉党的队伍存在组织不纯的情况后，决定审查干部，并为此发出许多的指 示，如《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定》、《关于大后方党肃清内奸的决定》、《关于审查干部问 题的指示》等。中央组织部也根据中央指示，相继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 总结》、《关于对内奸及不良分子的处理办法》、《关于审查党员的指示》和《补充指示》 等具体指示。中央在开始提出审干问题时，曾规定：责成党的书记、军队首长对此工作负责 ；要有系统的考察干部和党员；严格地和周密地审查；一层一层地逐层进行。审干工作基本 上是谨慎、有序地进行。但康生制造的一系列错案，却将运动引上了歧途。
　　第一个是"王实味案"。王实味，原名王叔翰，河南潢川人，北京大学肄业。1926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去关系。1930年开始创作和翻译小说，做过中学教员。1937年重新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在马列学院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曾翻译马恩的 《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和《列宁选集》18卷中的两卷半著作。马 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后，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兴起之初，王实味连续 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硬骨头和软骨病》等杂文，从极端民主主义、 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对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主政权颇多苛求和责难，热嘲冷讽，言词 偏激。《野百合花》在香港的报纸上刊登后，国民党特务利用它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 陕甘宁边区的材料。由此，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进行调查，发现他在自传中交待：1930年在 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清晨有过来往。康生据此认定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又是国民 党蓝衣社特务"。在康生的指导下，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座谈会，并很快把它变成对王实味 的斗争会，把他的问题上纲上线。于是，王实味被确认是"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1943 年4月，康生下令将他逮捕（有的材料说是1942年冬被捕，解放战争时期被错误处决，1991 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为王实味冤案平反）。
　　接着，康生制造了"五人反党集团"案。1942年2月8日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报告后 的第三天，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原名陈传纲）上书毛泽东，提出在整顿三风之外，还要 "整顿人风"。他也搞了一个"八股"，说什么"大干部招摇过市"，"小党员传达立门" ；"卖力者只值半块"，"劳心者坐在上面"。把大干部、小干部，劳力、劳心者对立起来 ，对个别领导人提出不少意见。并且在戏作的"新年献词"中也写有延安"衣分三色，食分 几等"之类的话，有些内容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很相似。康生在批斗王实味后也对之进 行调查，发现他爱人王里（原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工作）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政 府立法委员王昆仑（实为中共党员）的堂妹。他们夫妇和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原名潘蕙田） 、宗铮（原名郭箴一）夫妇及其邻居王实味有来往（王里与宗铮是复旦大学同学），并在一 起吃过饭。康生就此臆断，王里是王昆仑派到延安来的国民党特务，他们5人的关系是"托 派关系"。这样，在批判王实味的基础上，又开了72天大会，把这两对夫妇和王实味打成" 五人反党集团"。这两对夫妇也在1943年4月被捕（1982年中央组织部为他们4人完全平反） 。
　　第三个是"张克勤案"。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6 月，因被国民党当局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在社会部直属 的西北公学学习。由于他的父亲和妻子（皆中共党员）在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他平时说话 比较偏激；并且一个与他一起来延安的人检举他是特务，康生等决定对他进行审查。其时， 张克勤年仅19岁，审讯人员对他进行6天6夜的车轮审讯，诱导他：只要坦白是特务，就保留 你的党籍。康生还"用假枪毙的办法威逼诱供"。在严重的逼供下，张克勤承认他是他父亲 发展、与他父亲单线联系、长期埋伏的"特务"。
　　第四个是"红旗党案"。张克勤案本是典型的逼供案件，但康生称之为审干工作的一大 突破，一面将之报送中央领导同志，一面到处宣扬张克勤在逼供下所说的话："甘肃地下党 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对此，19 79年张克勤在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红旗党"、"国民党 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全部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并据此混淆视听，说"红旗 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这个案件使我们对国民 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 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因此，在康生的主持下，产生了对 来自甘肃、河南、湖北、四川等国统区党员的普遍怀疑和追查，把许多国统区的党组织打成 "红旗党"。
　　这些错案，使中央在对敌情的估计和政策决策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