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纪德校服地址:袁家骝与吴健雄：华人科学家中的"神仙眷侣"

　　椿庭恩泽

　　吴健雄出生在江南小镇——江苏太仓浏河镇。其父吴仲裔是位思想开明有远见卓识的达观人士，早年就读于著名的上海南洋公学(交大前身)，参加以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爱国学社(蔡元培主办)，嗣后又入同盟会，并参加上海商团。吴仲裔先生敏而好学，多才多艺，唱歌、吟诗、拉风琴、狩猎，还迷上无线电。他自己动手装了部矿石收音机，让吴健雄听到那来自天上的声音，给她买“百科小丛书”，向她讲述科学趣闻，在吴健雄幼小的心田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吴健雄系健字辈，行二，族人依“英、雄、豪、杰”命名，故得名健雄。虽为女儿身，吴仲裔倒希望她不让须眉，胸怀男儿志，积健为雄。

　　吴健雄七岁时便进校受启蒙教育。吴仲裔在课余常带女儿到镇上的天妃庙去玩，寻觅郑和航海事迹碑，向女儿讲述三宝太监郑和率船队下西洋的故事。春雨“润物细无声”，在不经意中，滋润、激发着吴健雄对科学的兴趣、探索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吴健雄在回忆她的人生历程时，言及其父对她的一生的影响时十分激动。她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鼓励，现在我可能在中国某地的小学教书。父亲教我做人要做‘大我’，而非‘小我’。”

　　师恩三叠

　　吴健雄由一个普通的乡镇女孩子，成长为“一颗从‘微观系统’出现的大星”，是众多中外师长培育之果。

　　吴健雄在中央大学作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施士元先生正是居里夫人的学生。吴健雄到美后，能以一个外籍女科学家的身份参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一缘其时她本身已崭露头角，更得力于她的老师、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原子弹之父”、这项计划的主持人奥本海默对她的赏识和厚爱。

　　吴健雄在柏克莱的导师、195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塞格瑞对她更是关照有加。他们共同发现了对铀原子核分裂连锁反应有关键影响的惰性气体“氙”。当时吴健雄就有关研究成果写了篇论文，准备署上塞格瑞和自己的名字发表，塞格瑞发现后删去了自己的名字。后来这篇论文以吴健雄独自署名在美国最权威的《物理评论》上刊出，奠定了她在物理界的地位，使她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

　　塞格瑞早年游学欧洲，与居里夫人有所过从。他在评论吴健雄时写道：“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身，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

　　而吴健雄自己认为：一生中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则是她亲炙其教诲的胡适先生。

　　吴健雄第一次认识胡适是她在苏州女师读书时。胡适与杜威一道应邀到苏州女师讲学。胡适的讲题是《摩登妇女》，令吴健雄眼界大开。她像着了迷似的，次日又追随到东吴大学再次聆听。胡适演讲的风度，对社会改造、对新时代妇女的见解，使少年吴健雄“思绪潮湃，激动不已”。

　　1929年吴健雄以优异成绩从女师毕业，获保送南京中央大学，按规定要教书一年才能入学，她就跑到上海中国公学读书。那时胡适并不认识她，只知道有一个成绩优秀的女生叫吴健雄。那是一次历史考试，胡适监考，发现坐在前排的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生，两个小时就把三个小时容量的卷子做好了，第一个交卷。他浏览了一遍十分满意。胡适把卷子送到教务处，巧遇杨鸿烈、马君武两位老师，他压抑不住兴奋地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学生对满清三百年的思想史理解得那么透彻。”给了她一百分。杨、马两位老师也说这个班上有个女生十分聪颖，常得满分。于是三个人各自把那位女生的名字写下来，一对照，写的都是吴健雄!胡适对吴健雄呵护备至，后来他们多次交谈，期许甚高。

　　1936年，胡适趁到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演讲之际，专程到柏克莱去和吴健雄作了长谈。次日胡适趁等船回国的间隙给吴健雄写了封长信，云：“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又说，“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谆谆之诲，殷心可鉴。

　　吴健雄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总不忘恩师的嘉惠。她常说她的研究成果“不过是根据胡先生平日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科学方法”。

　　鸾凤和鸣

　　大概是“物理女皇”吴健雄王冠上的宝石太璀璨夺目，以致她的先生袁家骝显得些微黯淡了。

　　袁家骝是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的公子。袁家骝幼时在老家河南安阳读书，十三岁时到天津上南开中学，后入燕京大学攻读物理。在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帮助下，得奖学金赴美深造。袁家骝虽出身显赫，但为人有品，谦和、诚恳，待人有礼，广结善缘。他自小聪明伶俐，才华横溢。

　　袁家骝与吴健雄的结合颇有戏剧性，一个是反军阀义士之女，一个是军阀之孙，原本是冰炭不相容，但他们倒谱出鸾凤和鸣的协奏，能解释的惟有缘分了。

　　他们的相识，缘于一位在美长大的华裔Victor杨。1936年8月，吴健雄到柏克莱，经友人介绍认识了杨。杨告诉她，两个礼拜前中国刚来一个留学生也是学物理的，叫袁家骝，并介绍他们相识。吴健雄想参观学校的物理系，袁家骝即充当向导。学校原子实验设备的完善和精良吸引了吴健雄，她毅然改变东去的计划，决定留在柏克莱，遂与袁家骝成了同窗。

　　吴健雄才貌出众，爱穿中国的高领旗袍，更显女性的柔媚，加之她气质典雅，行止不凡，因此成了男生们歆羡的焦点。但吴健雄毕竟是有中国传统的女性，她迷人的外表和谨慎的言行里有一种理性和诚实的个性。物理学家泰勒格帝曾有趣地评说：“居里夫人有极其丰沛可观的爱情，但吴小姐却没有。”

　　1942年5月30日，吴健雄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与袁家骝结婚了。婚礼是在袁家骝的指导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密立肯家中进行的，隆重而又简朴。密立肯教授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句话：“实验第一，生活第二。”

　　婚后他们相亲相爱。袁家骝恪尽丈夫的职守，还延揽太太的活儿，勇当家庭“妇男”，练就十八般武艺：洗衣、带孩子，以至下厨。袁家骝烹饪的代表作是红烧狮子头。他尽可能地让吴健雄全身心地从事研究。朋友评论袁家骝一贯以太太为荣，说：“不管吴健雄去什么场合，拎照相机的人总是袁先生!”

　　结婚不久，因工作关系，他们成了牛郎织女，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在麻州史密斯学院，各自从事自己的教学或研究。只有周末，两人才在纽约相会。

　　1956年，杨振宁、李政道怀疑“宇称守恒定律”，因实验太困难，希望渺茫，无人肯接受。他们找到吴健雄。这时，吴健雄已与袁家骝买好返回大陆的船票，她想看看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但是这项极富挑战意义的实验吸引了她。袁家骝也积极支持，他退掉一张船票孤身一人回国。吴健雄的实验终于成功了，她作为人梯把两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推上了诺贝尔奖领奖台。

　　家中许多事多为吴健雄做主，但她对丈夫有种天性的依赖。每遇到棘手的事，她总对人说：“等家骝再说。”她常向人夸耀：“我有一个很体谅我的丈夫，他也是物理学家。我想如果可以让他回到他的工作不受打扰，他一定会比什么都高兴。”

　　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叫纬承，小时候住寄宿学校，每周一和周末都是袁家骝坐两个小时火车接送。纬承长大后成了哥大的博士，也是一位物理学家。

　　1990年5月7日，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庄重宣布：将新近在太阳系里发现的编号为第2752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旨在表彰吴健雄在高科技领域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

　　炎黄情结

　　“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这是建筑大师贝聿铭在评论吴健雄中国情结时说的话。

　　1931年吴健雄进入中央大学，她的用功是有名的，功课做不完，题目想不出，是不上床睡觉的，这使她在全校两百位女生中脱颖而出。每逢周末，她叔叔常开车来接她出去玩，而她常为了温习功课而不去。她几乎成了离群索居的独行侠，晚上有时在烛光下攻读。中大毕业，她获得了总分86.3分，冠全校之首的优异成绩。

　　大学时代的吴健雄不止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并听窗外事。大一时，适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大的莘莘学子愤怒了，纷纷涌向街头游行示威，物理系同学公推吴健雄作游行请愿的领头人。她当仁不让。

　　吴健雄毕业后，应有“东方剑桥”之誉的浙江大学之邀，教一年书，又受聘中研院物理所。1936年，在叔叔的资助下与林语堂等同乘“胡佛总统号”轮赴美求学。

　　在美国哥大，她巧遇中央大学同学孙多慈。当时孙多慈正在筹办画展，吴健雄见孙多慈困居在斗室，阴暗潮湿，条件极差，硬将她的行李搬到自己家中，腾出一间敞亮的大房间让孙多慈住。孙多慈为了谋生替餐馆作大画，时正夏日，满头大汗。吴健雄强要袁家骝开车去送中餐。他们见她画的一幅大画画价很贱，才一百元，吴健雄坚持以双倍的价格买下她的画作，令孙多慈感激得潸然泪下。称吴健雄为“大妹”的田蕴兰教授，在回忆她的人品时说：“吴健雄在各方面的表现，更甚于西方的居里夫人。她不只教学，她在管理、领导上展现的才能，提倡两性平权的见识，令人如沐春风的处世风格，实在叫人折服。”

　　众人为她不能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大抱不平，为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对东方女性的偏见而呐喊，但她本人并不介意。十多年后，以色列人设立了沃尔芙奖，专为那些应得而未得到诺贝尔奖者而设。吴健雄是该奖第一位得主，奖金甚而超过诺尔贝奖。她此生获得的奖项与荣誉一一列出，不下两页纸，然而她总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东方女性。

　　1984年10月，吴健雄第一次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参加母校明德学校恢复校名暨明德楼落成典礼，独资捐建明德学校紫薇楼。她平时以俭朴著称，为设“吴仲裔奖学金”她慷慨解囊，捐出近一百万美元巨款，表达她的寸草之心，造福桑梓。四年后，又专程回故乡，参加纪念父亲吴仲裔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并向太仓县五十九名优秀师生颁发首届“吴仲裔奖学金”。

　　1992年，四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在台北发起成立“吴健雄学术基金会”，要给八十华诞的吴健雄一个惊喜。她一再婉拒，竟躲了起来。吴健雄说：“我不喜欢出风头，做研究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运气好，成果还不错而已，不要以我的名字成立基金会。”

　　中科院冯端院士撰文说：“吴健雄教授和袁家骝教授将他们半个世纪的生涯都奉献给了崇高的科技事业，道德文章，堪为当代青年人效法的楷模。”（摘自《曾经风雅》张昌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