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血统论在历次运动中，就是干部也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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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论在历次运动中，就是干部也不能幸免。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决定借传达土地会议精神，首先向渤海区开刀。当时，山东解放区分三大片，即胶东区、渤海区和鲁中南（即鲁中、鲁南、滨海，以后合并为鲁中南区）。饶漱石从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宗派思想出发，为了打倒黎玉，反给黎玉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并把长期与黎玉一起工作，分别主持渤海区、胶东区工作的景晓村、林浩看成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首先拿渤海开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6年下半年，因为渤海区可能成为华东战略区的后方，华东局先派刘格平、王力（就是后来“文革”初期闻名全国的两位左派）去渤海了解情况。他们先到了禹城，这里距敌占区济南很近，是解放不久的新区。

到渤海区党委后，王力根据禹城、商河这些新区的情况以偏概全，写了一份指责渤海区锄奸反特不力的报告，叫景晓村发给饶漱石。

景晓村看了感到其中反映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劝他查实了再发。王力竟违反纪律，找了一个熟人，通过新华社渤海分社的电台发了出去。饶漱石把刘格平、王力和景晓村召到桓台县，专门听取王力的汇报，景晓村说明了一些情况，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不久，华东局派人到渤海区党委，宣布给区党委集体警告处分，给公安局长李震个人警告处分。同时决定把杀人权下放到县。从此，乱杀错杀之风逐渐在渤海区蔓延开来。王力因而得到饶漱石的赏识，后来被任命为华东局驻渤海土改工作团的总团长兼党委书记（这是王力自己说的，有人回忆，他并无总团长头衔，此前他不过是个科长）。

　　1947年10月8日到1948年2月25日，在阳信县李家桥（后移至何家坊），召开了为期138天的渤海区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区、地、县各级干部550余人。

会议开幕时景晓村还以区党委书记身份致开幕词，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出席会议。

没有几天，景晓村等就靠边站了，会议由华东局民运部长张晔、副部长刘格平等主持，实际上变成了批判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及各地、县一大批主要负责人的斗争会。特别是康生于11月6日参加渤海土地会议后，会场内外笼罩着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因为康生是带着成见专门来整人的。

　　康生在11月16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于10月24日由中工委阜平参加中央局土地会议，……因渤海正在开会，……我接电后当即于10月30日由阜平动身，11月微（5日）到达渤海。……一星期中我除参加会议外，……大量了解此区党内不纯情况，较晋察冀严重万分，或者说有基本区别。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党的组织被地主富农所掌握。渤海从行署正副主任到各处长都是地主富农成分，他们对土改不仅思想上站在地主立场，而且大多数曾做过镇压农民、包庇地主、保护自己家庭为农民所恨的罪恶。至于各县县长，包庇地主、镇压农运者也很多。庆云、利津、广饶、滨县等县长，渤海公安处及有些县公安局机关成为保卫国民党武装匪特与掩护地主凶手机关。”康生甚至耸人听闻地说：“此间情况复杂，稍一不慎，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暴动和叛乱的危险。”

　　康生在电报中关于景晓村、李人凤、李震是这样写的：

“景（地主）、李人凤（抗战初期为国民党军官）、公安局长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

1947年11月25日，康生在渤海土地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我们党内混入一批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地主富农分子到党内来，而且掌握着党的领导、党的组织。……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就犯右倾机会主义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他面对500多位代表，声色俱厉地说：“就代表出身的情况就可看出，渤海党内不纯到什么程度。依靠这样的党是不能彻底进行土改的”。上述电报和报告均保存在山东省委档案馆中。不必更多地引用他在各种场合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说，仅从这份电报和报告就足见其颠倒黑白、恶意诬陷，企图彻底否定和推翻渤海区党组织的狰狞嘴脸。


景晓村在山东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干部。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比康生出身的大地主家庭小得多了），如按划分阶级的标准，景晓村家应是富农。景晓村的父亲是个革命知识分子，当小学教员时就向学生传授进步思想，大革命时期曾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抗战时期参加民主政权工作，并且在1942年春加入了中国***。景晓村出生于1917年，1933年考入山东济南第一乡村师范，这个学校出了大批***员，被称为山东党的战斗堡垒。

1935年景晓村18岁加入中国***，1937年春担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担任山东省委秘书长，这年他才20岁。1938年1月1日参与发动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团政委，第二支队政委，鲁东南特委书记，清河区党委书记，清河军区政委。

1944年1月，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后，那年还不满27周岁的景晓村，被任命为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1945年，景晓村与司令员杨国夫率领渤海军区部队，向津浦路济南至沧州段和胶济路西段沿线之敌展开进攻，连克25座县城，歼敌26000余人，解放了渤海区全部县城。

杨国夫中将是长征前就任团长的红军干部，抗战时期和比他小12岁的景晓村共事五六年，两人关系很好。

他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曾 说过，他在东北听说景晓村在渤海被撤职，感到很不理解，对景晓村的遭遇非常同情。上世纪80年代初， 写《罗荣桓传》时，看过景晓村抗战时期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因为他详细地记录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领导同志的多次讲话，还有他学习中央指示的体会及工作日记，足有数十万字。就是这样一位好学上进、勤奋正直、年轻有为的好干部，被康生用“景（地主）”三个字就把他的前程断送了。

在渤海土地会议期间，康生曾声色俱厉地指着景晓村说：“景晓村你一村不晓，还有什么资格坐在台上。”景晓村被撤职后，历经30多年磨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他当上国务院农机部副部长时已是年逾花甲。

　　康生说李人凤是“国民党军官”，这是毫无根据的诬陷。李人凤抗战前就担任过山东第四师范的“左联”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带领一些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武装，首创在胶济铁路迎击日军的战绩。

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十团团长，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曾在前线作战时负伤。

他担任清河区行署主任、渤海区行署副主任、主任期间，为 根据地政权建设作出很多贡献。

1947年，华东局、华东军区迁至渤海区后，40万部队和机关人员等，云集在这一并不富裕的地区。李人凤作为行署主任，筹集粮草，支援前线，任务极其繁重。1947年6月18日，华东局在致“晓村并区党委诸同志”的信中，还说过：“对你们各方面工作之进展与成绩，表示欣慰。目前渤海担任着极端繁重的任务，对于整个华东战局的支持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康生参加渤海土地会议的第一天，《渤海日报》还在头版刊载了李人凤以行署主任名义发布的有关支前工作的一个训令。可是康生一到渤海，就给李人凤加上“一再加重人民负担”的罪名。

在渤海土地会议上，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曾任渤海行署秘书长的马千里，愤愤不平地质问康生：“你说加重了群众负担，40万人在这里，不加重群众负担，吃什么，穿什么！”康生哪里听得进去。李人凤不仅在会上挨斗，而且在报纸上被公开批判。

由康生拍板定案，1947年12月28日《渤海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布告是这样写的：“查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自任职以来，不但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一再加重人民负担，庇护地主，维持封建势力，纵容匪特，镇压群众运动，……着即将该主任明令撤职。”《渤海日报》还专为李人凤撤职发了社论。李人凤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在1959年反右倾时再次挨整，在1966年“文革”中又遭迫害。他从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时，我曾去看望他，不久他便含冤去世。

渤海区公安局局长李震是最早挨整的，已受了警告处分，然而康生并未善罢甘休。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言外之意是被俘就会变节，因而不可信任。李震是1943年在一次“反扫荡”中被俘的，之后恰有一架日军飞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我根据地内，飞行员被我军俘获。这个飞行员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山田大将的侄子，敌人急不可待地找关系与我们联系，要用李震和被捕的临淄县长李铁峰换回那个飞行员。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飞行员的身世，觉得一个换两个对我们有利，经渤海区党委讨论同意，把李震二人换了回来。他们回来后，经过山东分局严格审查，认为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没有任何变节行为，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曾专门发文件予以表扬。

李震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在著名的博兴暴动中担任博兴县后备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曾任东北军51军我党工委副书记（解方任书记）。1941年从山东分局调到清河区党委任党委常委兼社会部长，离休前任铁道部副部长。

胶东和渤海土地会议一个调子，也是批判所谓党内组织不纯和土改中的“富农路线”、“宗派主义”。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及行署主任曹漫之都被撤销了职务。

跟着康生去参加胶东土地会议的毛岸英，回到工作团后，曾对住同屋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说，康生整林浩太狠、太过分，缺乏政治家风度（见曾彦修回忆）。

　　鲁南、鲁中区党委和滨海直属地委的土地会议是1947年10月间由饶漱石主持召开的。

因为这三个区的一把手都算不上黎玉的人，不像渤海胶东那样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但是仍拿黎玉当靶子，狠批了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一些干部如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鲁中行署主任马馥唐等也受到牵连。

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毅任市长，他任命黎玉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景晓村任副秘书长。

有一次，陈毅对景晓村说：“你那个老乡（指康生）是专门整人的。”


1985年12月， 山东省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中共中央于1986年3月批复，同意撤销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结论部分，恢复其政治名誉。
　　经中央同意发出的山东省委文件，推翻了康生、饶漱石强加在黎玉、林浩、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头上的种种罪名，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然而沉冤30多年，这一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切切不可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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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就如文革  先把掌握政策的 各级干部 基本打倒，

然后就发动群众(首先是痞子）土改，乱打乱杀一气，凡是过得好点的，得罪人的都成了地主，

不愿意 参军支前 的也是地主，就像组织红卫兵。

由于土改不能翻案，所以很多不是黑五类的成了黑五类。

http://www.infobase.gov.cn/history/liberationwar/200708/article_24.html

土改复查  
2007-08-01 17:12:20  作者：省情网  来源：山东省政府 地方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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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左”的思想和政策的影响，在复查中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主要表现在：

　　一是侵犯了部分中农的利益。首先是错定了一些中农的成分，将一部分中农错定为地主、富农。

例如，牟平县的小秦村被错定为地主、富农的中农有25户，占总户数的30％；

莒南县坊前乡8个村中有132户中农被错定为地主、富农。

此外，还发生了大量平分中农土地，给中农摊派过重的公粮负担，办事不让中农参加等现象。

如有的地方在复查中贫中找富，“矮子里面选将军”，谁家的地多就斗争谁，甚至错误地提出“中农骨头富农肉，吃了肉啃骨头”的口号。据统计，北掖县在平分的土地中，约有1／2是从中农手中取得的；昌南县1400个斗争对象中有500多个是中农，约占总数的1／3强。
　　
二是违反了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比如，没收和分配地主和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向民族工商业户征收过重的税捐等。有的地方农民直接到城里找资本家算账。如烟台市有70名资本家被揪回村批斗。在这种错误做法的影响下，工厂里的工人不为资本家干活，造成停工停产；有的资本家怕被清算，将其财产、资金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直接影响了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
　　

三是对地主和富农、大中小地主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斗争，不给生活出路，扫地出门，有的地区甚至一度发生乱打乱杀现象。


　　特别是在土改复查中，大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严重打击伤害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使一些人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不仅造成了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混乱，而且严重削弱了革命的领导力量。
　　

这些“左”倾错误的发生，其主要原因：

一是放弃了党的正确领导，孤立地提出贫雇农路线。“七七指示”中规定一切事情由群众自己去办，实施时应根据90％农民的意见行事，如果党的规定与90％农民的要求不符合时，应修改党的决定。

因此，在运动中提出了一些错误口号。如“一切权力归农会”，“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90％以上的群众意见就是政策”等，以致产生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而各级党政干部则处于挨批被整的地位，有的被当作“石头”搬掉；有的不敢大胆领导，做了群众的尾巴，使运动处于无领导、无政府状态。


二是党的政策有不完善的地方。

特别是对划分阶级的标准不够明确，有的地方错误地将政治态度、思想作风、生活水平作为划阶级的标准，因而将一些劳动者（主要是中农）错定为地主、富农。

三是平均主义的思想影响。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影响。当农民向封建地主夺取土地财产时，往往不愿限制在这个范围内，而要求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一切阶层的土地财产。一旦土改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很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浪潮，冲击党的土地政策。

加上当时放弃了党的正确领导，许多干部怕犯右的错误，不敢坚持党的正确政策，不敢进行正确的引导，放任或者附和农民自发的平均主义要求，“左”的错误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