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和冬天吃什么菜好:“流氓大亨”黄金荣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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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大亨”黄金荣的末日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解放上海前夕,蒋介石在复兴岛特别召见杜月笙,让其带信给黄金荣,嘱他“抓紧时机”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种种不测”。

  但是,这个“流氓大亨”,送走了妻子叶桂生和儿媳,自己决定住在龙门路家宅。黄金荣有难以言表的心思:1948年春夏之交,他以巨资与沙逊洋行签订了大世界游乐场的租地10年合同。合同规定,不得转让“大世界”,如遇突发事件,产权归属另议。自己离开上海,一生心血经营的“大世界”将会成为无主财产。即使由养子继承,也极可能被共产党没收。

  1949年5月25日,黄金荣见到解放军军事代表以礼相待并无特别要求后,便定下心来,谢绝一切社会活动,整天按照老习惯,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不久,听说各行各业纷纷成立了工会。黄金荣老谋深算,立即授意心腹经理丁永昌,故意召开声势颇大的“大世界职工联谊会”成立大会。对两千多职工当场宣布:医疗费、子女入学费、老职工退休养老金等,今后全都由单位承包。会上,还邀请了“大新”、“永安”、“新新”、“先施”四大公司同行代表致了贺词,并以全体员工名义致电毛主席。翌日,开了新闻记者招待会,由丁永昌宣读了黄金荣的书面发言《向上海革命群众致敬书》。

  可是到了年底,丁永昌违背了承诺,不再发给年终奖金。职工们受了愚弄,气怒填膺,集中到黄金荣家里,要当面交涉。黄金荣首次见到“苦力如此对待主子造反”,感到众怒难犯,因此避了风头,在黄家花园与丁永昌密谈。黄金荣写下借条,丁永昌去香港找杜月笙,以解燃眉之急。可是,黄金荣本人不出面,杜月笙拒绝借款。当时香港谣传黄金荣已被共产党处决,黄妻叶桂生见到丁永昌,为怕出事端,连忙拿出一笔积蓄去救急。

  奖金发了,“大世界”职工没有被收买,不断揭发黄金荣组织黄色工会的阴谋。1950年3月,经上海市军管会调查,终于勒令解散了这个由资本家一手操纵的“联谊会”。接着,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开始。军管会按照上级的指示,先找黄金荣训话,要他主动老实地坦白交待所有问题,争取从宽处理。黄金荣一直嘴服心不服,在“大世界”建立工会筹委会过程中,又指使任副经理的外甥邹政之和丁永昌,打进了领导班子中。后来,单位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马上让邹政之千方百计当上了“劳方代表”。职工们发现劳资双方都被黄金荣幕后操纵,对许多合理要求,都不予解决,实在忍无可忍,又二次集中到黄金荣家中,要求按级提高工资。这次,黄金荣以自己是“管制人员”身份,无权过问“劳资协商委员会”权宜为借口,将矛盾推给了政府。职工们只好分头到市仲裁委员会反映,到法院起诉。此起由黄金荣挑动的“罢工”活动,一时成了轰动上海滩的重要新闻。后经市仲裁委员会直接干预,多次召开劳资双方会议,并调拨一笔资金,才渐渐平息了众愤。

  黄金荣看到大势已去,算计失败,一方面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暂时解除“监督劳动”,在家治疗。一方面暗中活动,又指派另一批心腹,如杭石君、龚天健为“大世界”正副经理,怂恿一些人推举其养子黄源涛为总经理。这帮人上台后,即串通一起,密谋策划,以“加强政治领导”为名,要求市文化局派得力干部“常驻大世界,全面领导工作”。

  黄源涛等三个人,按照黄金荣的这一“螫蜂”计划,多次去文化局要挟、取闹。局领导将计就计,抽调了5名干部,去详细摸清情况。黄源涛阳奉阴违,向职工散布流言:共产党派来头头,咱们可以吃皇粮了。杭石君则挑拨离间,声称游乐场收支难平,再多摊5个干部的费用,要影响大家的月工资了。龚天健竟至当面责怪这些干部,不尊重经理的职责,不采纳群众的建议,高高在上,胡乱指挥,造成严重损失。

  受蒙蔽的职工,开始与文化局派来的干部对立。黄金荣马上“遥控”他的一些爪牙,煽动大家去市政府、甚至去北京上访。如此这般,“大世界”又掀起第三次“罢工”浪潮。5名干部走了,黄源涛等趁机兴风作浪,又多次放风说,共产党是外行,领导不了内行,要让“大世界”重振旗鼓,还得请黄金荣出山当老总。

  1953年10月,上海市政府按照“大世界”的复杂形势,决定对黄金荣的残余势力再行打击,将“五虎将”、“四大金刚”的残渣余孽一网打尽,使“大世界”的旧貌,彻底换了新颜。黄金荣失望了,真的病倒了。一天,他将黄源涛喊到家中,口传了“遗嘱”,最后感叹道:“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唯有留下这个‘大世界’。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黄金荣的“遗嘱”,签字、盖章后没几天,便突然高烧不止,医治无效,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