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华益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文革结束后的算帐 以《人民日报》社论定陈伯达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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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
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开始平反了之前被打倒的一派，并以国家审判的形式对江青四人帮等人进行清算。这样的审判牵涉面广，历史矛盾交织，情况很复杂。中国前公安部部长、曾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王芳在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展示了当时审判取证过程的曲折。在立案之初，专案组成员曾有很大担心，甚至视为畏途。但是当时江青等人已是阶下囚，中共中央要求专案组“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开展工作。预审组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调查取证。
由于中共党内绝密的档案和资料仅允许少数有一地位和影响的人查阅，预审组不能直接查找取证，特别是与中共中央高层有牵连的问题，不少“禁区”也未打开。后来预审组写了报告，经中央批准，问题逐步地解决了。掌握了机密档案之后，就弄清了许多复杂问题的全貌。
其中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写过23篇以党报社论为主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曾经有过很大的“威力”，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预审组通过查背景、查责任、查危害，逐篇验证，逐步压缩，最后认定，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危害严重”，陈伯达应负直接罪责，依此认定他的罪行。
曾为毛泽东重要助手的戚本禹在接受审查时称，江青曾单独向他诬陷朱德“朱毛、朱毛，真正是朱反毛”，并指使、煽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打倒朱德”。但是预审组经反复查证，无旁证材料，就未作江青罪行认定。
对四人帮集团之一的张春桥取证比较棘手，因为他虽然做了很多事，但行事隐蔽，常单独召见一些人，面授机宜，所以很少有直接证据留下，只能尽力挖掘更多的旁证。文化大革命中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声称，张春桥1966年12月18日单独约见他，最早授意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推向社会。预审组曾一度认为此说缺乏旁证，准备放弃使用。但后来查到了蒯大富的原始记录和张春桥在位时蒯大富的几次交代和记事，又取得其他人的证明，实地考查蒯交代张春桥接见地点的现场，又查对了毛泽东当时还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的多次讲话批件，才认定张春桥罪证确凿。
在预审侦查过程中，共派出调查组53次，发出商调函22件；查阅案卷1716卷又789件；查询（审）证人421人；取得书证1992件，用于5名主犯650件；取得证言2961件，用于5名主犯694件；审听录音带649盘，定罪使用64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