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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对时代主题的再认识 【字体：大 中 小】作者:不详 摘自:网上收集 【 正 文 】 
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特别是时代学说上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它既是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战略方针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根据，也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一、20世纪划分为两个时代 
时代性质是由时代主题或时代的基本特征决定的。据此，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20世纪大体可分为两个时代。上半期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这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通常又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列宁就常把帝国主义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又称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确实，20世纪上半期是个大动乱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又引起了两次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把这个时期定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是准确的，合乎当年的实际，一直也没有什么争论。 
20世纪下半期的时代主题和基本特征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也就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进入战争与革命时代，由于经历着世界大战和各地的革命浪潮，时代主题表现得比较明显，人们容易察觉，所以列宁很快就指出了新时代的到来。而和平与发展时代却不尽相同，国际上不但存在冷战和不间断的局部战争，而且世界还长期笼罩在核大战的阴影下，时代主题表现得不太明显，所以在长达30年的时间没有被正式提出来。 
二、没有认识到时代主题的转换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主题开始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到5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资本主义通过大调整发生部分质变，从传统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基本上走出了发展危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使帝国主义战争从不可避免变成不大可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新获得较强的生命力，可以较长期地生存和发展。二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成为大国之间冲突的一个制约因素。技术的发展加上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国际化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国际化又成为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力量。三是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的胜利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力量的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总趋势。 
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就是指不打世界大战，这是不应有疑义的。因为和平是相对战争而言，世界和平自然也是相对世界大战而言。所以邓小平说，“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对于总的国际形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这都说的是世界战争。对全世界来说，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就是和平时期。这也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难得的机遇”。 
至于发展，则是指全世界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也就是邓小平视为“硬道理”的发展，而不是指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基础，二者密不可分。 
二战后，虽然局部战争从未间断（只是呈数量减少和规模缩小之势），且不可避免，但终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同时谁也不能否认，世界经济与科技是以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速度在发展。可见，就是在冷战时期，和平与发展也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就更突出了。因此，那种认为和平与发展只是奋斗目标而非现实，还硬说邓小平“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目标还只是一种斗争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变成了现实”；有的竟直接批评提出世界两大问题，说“所谓和平与发展只不过是好心人的主观愿望罢了，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这些就都是不顾事实的推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等于说全世界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和科技的大发展也不曾有过，“难得的机遇”只是“主观愿望罢了”。其实邓小平从未说过和平与发展不是现实，更不用说“反复强调”了，恰恰相反，他一再提到“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维护和平是有希望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加速我们的发展”，等等，都在于表明现在是和平发展时期，不可使机会错过。而且那种关于和平与发展只是斗争目标的说法，实际上还是在忽视甚至贬低提出这两大问题的重要意义。因为既然从人类社会诞生起，和平与发展就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现在提出来还有什么新鲜呢？ 
为了表明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危机或者不是客观存在，近来引证邓小平“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的话突然多了起来。其实，这也是误解。如上所述，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包含有三层意思：客观现实的根据，发展趋势的表述，斗争任务的规定。和平与发展作为争取完成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即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当然一个也没有解决。正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民族民主革命处于高潮期间，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与革命都是活生生的客观现实，但没说哪个问题解决了？又如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和发展趋势，但谁也不敢说问题已经解决了。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见解。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由于否认或忽视和平与发展的客观现实，当时代主题已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还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点和政策，才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严重挫折。时代主题的转换，意味着各国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重点在从军事转向经济。因此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适应新时代，坚持和平与发展，如日本和西欧以及后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就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和长足进步。但苏联却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发展模式和国际战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又一律向苏联“一边倒”，不仅外交上向苏联看齐并结盟，而且社会主义建设也照搬苏联模式。其结果是人们已经看到了的。 
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性，所以值得稍为一谈。苏联模式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俄国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惜一切代价加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的发展模式。单就这一点说，它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没有走现代化的通常道路，实行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是采取了高度集权的专制下的严格管理和粗放经营。这个模式与生俱来就有很大弊端，但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发挥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如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经济上一个时期取得了超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都有惊人成就，计划经济和福利制度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都使社会主义的威望一时大增，对新一轮民族民主革命起了推动和号召作用，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调整起了促进和借鉴作用。但是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逐渐转换，这种同战争和备战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集中管理体制就越来越显得不适应了，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陷于劣势地位，最后打了败仗。经过战后恢复，苏联的发展速度已逐渐慢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从缩小变为扩大。只是苏联领导出于内外需要而成倍夸大统计数字，如在1976年最后一次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中，说当年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可是实行公开性后经国际权威机构一算，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5120亿美元，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这一神话的破产，苏联模式就退出历史舞台。 
在时代问题上，我们过去可能比苏联还要“左”一些。建国后，我们不去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而是实行“一边倒”践线，“走俄国人的路”。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实际上我们后来比苏联更彻底。苏联还强调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我们却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穷过渡，长期没有按时代要求，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经济体制和提高人民生活放在首位。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近30年内，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加之二战后国际化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执行的却是从“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到“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又怎能不落后。邓小平就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都使我国经济所占世界份额大幅下降，从1955年的4.7%降到1980年2.5%，而日本同期则从2.5%上升到10%。由此可见，现在说的从1952年到1998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7.7%，明显高于年均增长3%左右的水平，可能是有极大水分的。在这个问题上也应接受苏联的教训。 
在时代主题的提法上，我们那时也比苏联更激进。大家都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传统提法，只是苏联后来稍有变通，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1957年《莫斯科宣言》接受了这一提法）；我们在60年代却进一步提高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在中苏分歧加剧后，我们更批评苏联变修，自己主动担负起“世界革命中心”的重任，大力推行反帝反修、积极备战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使中国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国际环境之中”，“不得不在孤立的状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基本是失败了的，对一些国家的援助也显得太过分。例如曾公开宣布也确实准备为抗美援越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而把台湾放在次要地位。“仅1972年，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私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5000元人民币之多。”这时我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大约还不到100元（据《存亡之秋》第17页所引邓小平估算），行政部最低的干部月工资是37.5元。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过去长期受屈辱的历史。建国后头二三十年，也在工业建设和科技发展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正如邓小平一再说的，由于犯“左”的错误，使我们在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失去了一次机会，还不如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得快，“这是非常可惜的”。 
三、和平与发展既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又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所以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正确估量和把握世界主题，是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或如列宁所说，“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当然不是简单重复一下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愿望，而是反映了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揭示了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这就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向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作法的重大转变，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和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也使中国不但避免了苏联东欧巨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邓小平就说过，中国不搞改革也是要垮台的），而且开始了经济上的起飞。 
改革开放的成效举世瞩目，无须多讲。制定这一政策的主要依据，就是客观存在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主题和主观上作出的正确判断。试想，如果正在进行世界大战或面对强敌压境，能够以经济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吗？ 
时代问题也是国际战略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正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在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同时，中国的对外战略也作出重要的调整，就是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这两个改变是相互联系的。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过去的“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实际上就是联美反苏，是针对当时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出于一定客观形势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不准确判断。这一战略起了某些积极作用，有助于外交的开展，特别是改进了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和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但它本身有明显的缺点，和以前的“一边倒”一样，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不利于团结第三世界，而且着重反苏修和以苏划线，也不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利用美苏矛盾，还损伤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关系。放弃“一条线”战略，就使中国的对外政策真正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把中国外交推进到了一个更加成就的历史时期，迎来了对外关系的大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大提高。 
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目标。这体制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也体现了列宁时代学说中强调的阶级内容。因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就世界范围总体而言，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已经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发展。这在国际共运中也早已达成了共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就指出，“各国共产党认为争取和平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只是许多党由于没有认识到并根据时代主题的转移及时转变政策，才导致力量削弱和遭受挫折。同样，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的首要任务也不再是支援世界革命了。列宁规定的国际主义义务即：1，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2，正在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当然也就不适用了。所以中国共产党从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形成的十三大起，就不再提国际主义口号了。 
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并不像一些人说的只是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明确作为对国际环境的正确认识，根据世界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时代主题提的。基于科学分析世界形势演变和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有强烈的时代感。时代发展的最重大的表现，是时代主题的转换。邓小平首先抓的就是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就是他说的，“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国别意义，合乎中国国情，而且具有时代意义，符合时代要求。他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中国“还要更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和平与发展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准确抓住中国在当代世界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可称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正确估计时代主题，不但是进行重大决策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没有作出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判断，怎么能下决心采取“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呢？又怎么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来呢？邓小平把党的十二大说成是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两个互相关联的新问题：改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为世界和平有可能维护的认识；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了两年即作出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正式判断，而不久后的十三大又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原先提法）开始形成的标志。被邓小平宣布一个字也不能改的十三大报告，已经对这一理论作了初步的系统叙述，指出它包含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中就有“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南巡讲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后完成。随后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又都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既是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又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 
正是通过对时代主题的重新评估和正确判断，邓小平走出了晚年毛泽东思想的误区，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显得有些不适应了。这里只列举两个重要的失误和邓小平对它的修正与发展。